哪个时期的君主以武治为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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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武治,管理之治
中国的企业家不断在充电,不断的在追求一种真理,一种管理企业的真谛。在西方盛典已不再使之盲目崇尚与追赶时,冷静下来的企业家也就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探讨。近而转到了将中国古代文化和治理国家的理论观点植入或是嫁接到企业的管理之中。
通过长期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不争事实,凡是以德治国者则成就的是“帝道”,兴起的是五帝之业,代表时期主要有历史上几个繁荣阶段:“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等;凡是以仁治国的成就的是“王道”,兴起的是三五之业,代表时期主要有:“光武中兴、贞观之治”等;而如果以武治国的则成就的是“霸道”,兴起周期不过十五年,主要代表时期“秦朝暴动、隋炀帝暴政等”。
这就从侧面说明了,国家的治理与企业和管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内容都是相通的。当研究我们历史上这些先祖们的成败得失时,给予现代企业家有着强烈的震憾与启发。于是重新拾起这些管理的“真经”再次反复研读,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心得颇多,收获不小。
无论是“德治还是仁治”其实质也具有相通性,这是孔子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深入人心,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间里,能否施行仁政是衡量君主甚至是君主制政权存在合理性的标准。
从以上内容就可说明德与仁是息息相通的一种治理国家和管理企业和方式,而如果以武来衡量治理国家与管理企业则就很难使之长久了,“武治”所倡导的“霸道”很难使国家也好,企业也罢长久的生存和发展下去的。我们常说:企业家思维的高度,决定了事业的高度;企业家心胸的宽度,决定了事业的宽度;企业家领导者的风格,决定了事业的风格。如果企业以高姿态的“德与仁”来决定自己思维的高度、事业和高度和领导风格,那么企业没有理由不象以德仁治理国家的几个代表时期所提出的时间长久。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德治”是否可以理解为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性化管理”呢?同样,这通过对现代企业的管理是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的。而这样以来,就使人性化管理转换成为了一种企业各阶层的管理都实施这种无“法治”的管理,而过度的使这种人性化管理泛滥,就会使管理蒙上一层软弱的阴影。一味的附和与应允,管理就失去了威严感与权力感,同样也会使管理者不再强势,形成不了集中的管理作风与有效的决策态度。
然而,这就又使我们想到了另一个名词“柔性管理”,而德治与德管又不等同于这种柔性管理,它是规范后的德治与仁治,而不是无章法、无目的、无管制和管理方式,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平等与合理以及公平的原则,使这种德治发挥出来既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又有严格意义上的集中。而非“武治”中的霸道。
管理企业就如同对待人行中的际遇和生命的诠释一样,你对生命的态度决定了生命对你的态度!而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不论身处于哪类领导者行列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是非常关键的。对于管理企业与管理国家的相通性中,管理者本身所具备的基础条件,不论德治还是仁治,亦或是武治,取决于管理者自身的修炼,方可达到管理之治管理企业的目的:
  1、重承诺、勇于负责任,诚实、到位的自我表达。
  2、实事求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有针对性、独具慧眼、具体化、幽默化。
  3、在讲话、研讨、培训、会议或日常管理时注意时间、地点、人物,注意言简意赅。
  4、对事业百分之百投入,做决策时有时富于冒险精神、善作决断。
  5、管理有风格、做事有目的、有目标,有直接、间接的个人魅力追求。
  6、对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对家人、员工、社会及他人的责任、关心、关怀,有浓厚的情感意识。
  7、对事业、目标的科学定位、追求,达到目标的科学方法与信心。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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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比较后半学期笔记(1)84-4
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牙齿锋利,丛;尼采与民主思想;?颂扬精英;?对民主公开表示敌意;?大众统治是将文化降低到大众水准的一种精神堕落形;?少数人永远是对的;丘吉尔与民主思想;民主是政府的最坏形式;韦伯与民主思想;?合理化原则,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朝向组织化和有序;?事物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定的例行过程;?效率获胜,庸人逐渐占上风;?危急时刻,才能够产
 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牙齿锋利,丛林法则。 尼采与民主思想?颂扬精英?对民主公开表示敌意?大众统治是将文化降低到大众水准的一种精神堕落形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只有通过由超人掌舵的国家才可以治好。超人通过强大而无情的手段,驱使群众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少数人永远是对的。民主是将杰出人物搁置一般群众的水平,是一种社会的倒退。丘吉尔与民主思想民主是政府的最坏形式。 韦伯与民主思想?合理化原则,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朝向组织化和有序化,有规则化的发展过程,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原则。?事物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定的例行过程。例如艺术―科学,政府―官僚结构?效率获胜,庸人逐渐占上风。伟人没落?危急时刻,才能够产生卡里斯马――伟大的人物。帕累托与民主思想?选举出来的精英与传统的统治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政府只能是适合小部分人工作的机构,而且永远有一种向独裁和寡头发展的趋向。?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纷争,才是人民自由的唯一可靠来源。 ?社会总是分为两类人,狐狸型+狮子型?凡是想阻止杰出份子循环的社会都会停滞和凝固,最后不可避免地毁灭。?在某种情况下不可使用暴力。 米歇尔斯与民主思想?社会就是应该不平等,上等人就是应该统治下等人。?政治寡头铁律:组织=政治寡头,没有任何运动不是通过组织而成功的?组织相应膨胀,必然要委托一个内层官员和领袖担当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而普通成员则逐渐丧失了他们直接选举和控制官员的机遇。?群众的素质总是低的?社会主义者可能胜利,但社会主义者绝不可能获得胜利。民主制度可能是所有恶魔政治制度中较少的一个。齐泽克与民主思想?我们与民主主义享有相同的逻辑:用过时的、被归之于丘吉尔名下的话说,民主政治在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是最坏的;唯一存在的问题是,根本没有比他更好的政治制度。这就是说,民主政治总是要面对各种可能的腐化堕落、迟滞低效;唯一存在的问题是,总是有人企图躲避这个内在的危险,恢复真正的民主制度,这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最终导致民主政治的终结。?辜按:真的没有比它更好的政治制度吗?西方的民主代表?党派的魁首 中西政治区别:民主与德主德主:以仁德治理天下,以德为主,以智、礼为辅。以最优德行、知识的人为主,而不是以人多势众即可颠倒是非的乌合之众为主。真理在谁手中?多数人?少数人?非也。真理在最有德行和知识的圣人手中。中国的民主代表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状元、进士集团)(以知识仁德治理天下)中国传统的民(德)主思想?儒家的民主思想1、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仁民爱民,民为邦本。《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孟子曰:“以德服人者,其心悦而诚服也。”古代的批评监督机制司马光,《谏院提名记》,古者无谏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无不得谏者――大民主形式。儒家政治理想社会?《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社会的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总论,大同社会(儒家共产主义社会)的总要求。?选贤与能。大同社会的社会的政治要求,贤人,品德高尚的人。能人:有才华的?讲信修睦。大同社会的内政外交政策:(对内,相互诚信,对外,和睦相处,和平共处)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具体的人际关系原则外举不必愁,内举不必亲)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从年龄层次看,三个层次。)?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从社会弱势群体角度看,抑强扶弱。?男有分(职业),女有归(婚姻不失时),(从性别角度看,男女享受各得其所的权益)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社会成员对财产金钱的公正态度。?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社会成员对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态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社会是否大治的基本指标。1)谋闭:人心淳朴,不使机诈奸巧;2)盗窃:没有刑事犯;3)乱贼:没有政治犯。注意:不强调法治。法律已经大大减少其效用。?故外户而不闭,(社会是否大治的表面征候,人人之间不设防。回应前面的“信”,人人讲诚信,大门都不关了。)?是谓大同。结论,回应讲信修睦句。中西民主内涵比较?西方:迫不得已的民主恶欲协调的民主以毒制毒式的民主力的多向冲突抗衡而致的民主党派抗衡式民主因时制宜的民主?中国:基于血亲关系及天性的宗法式民主性善论为主流思想德+才+权力?西方主流文化逻辑:得武力者得天下;中国主流文化逻辑:得人心者得天下西方民主政治的实施路径?党争:强者与强者的协定?手段:竞选、普选、推举民主还是帮主??古汉语的“人民”,人+民。人,贵族阶级,上等人,有权有势的阶级;民,被统治阶级,下等人,无钱无势的阶级。?有钱人为一帮(人数少),无钱人为一帮(人数多),人多势众者主政,拉帮结派――帮主 ?现代意义上的“民”,在汉语中指的却不仅仅是无钱的这一帮人,而是指全体人民。因此由古希腊语翻译而来的“民主”就被理解成了“人民当家作主”=顾名思义,即所有的人当家作主。但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当家作主,就会没有了民,没有了民,又如何能够有主的存在?所以,从语义上来说,民主是一个悖论。只能理解成“多数派头子掌权”才有意义。多数派虽是多数,并非全体,只是一个帮,一个大帮,因此是“帮主”而非“全民做主”的意思。勉强可译成“多数帮或多数派头子当家作主”。西方现在有没有全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没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都没有。那么这些国家实行的是什么政治? ?帮主政治。帮主政治体制――人数多的帮派首领居统治地位。世界上上哪儿还有民主政治??在名义上其实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勉强有一点。尤其是1949年后的中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即由多数派说了算的国家。所谓多数――中国的农民和工人确实占了绝大多数。工农联盟民主专政即民主政治。而这恰恰符合古希腊所谓由穷困的多数派掌权的democracy。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中国有表面的民主,而西方则连这表面的民主都没有。――事实上最后沦为帮派政治。中西帮派政治的区别?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其实质上是有钱人操纵的政治――小帮派政治?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主张的“民主政治”其实质是由从前没钱的人来操纵的政治――大帮派政治?结论:按民主的现代真义来衡量,目前世界上还不存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帮主政治体制的弊端?小帮助政治的弊端:小帮主政治多为有钱人利用。有钱能使鬼推磨。钱权联姻是小帮主政治的要害。此种政体容易堕落成唯利是图的腐败政治。?大帮主政治的弊端:此政体多为无钱的或不富有的人所利用。无钱可资利用,便利用人多势众、法不治众的原理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此种政治容易堕落成暴力政治。 传统中西政体组阁方式中国:宰相组阁。阁员来源:进士以上资历。其他各级官员则由吏部负责遴选已经通过科举考试的候补官员等。西方:总统或总理组阁。阁员来源:基本上由各党的领袖或骨干担任。家族社会结构是解释文化先进与落后的最关键的谜底?家族社会结构产生最理想的社会价值体系?家族社会中酿造出来的价值体系是全人类最理想的价值体系,是全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和归宿。?只有在家族社会结构中,产生公正的可能性才会达到最大值。?而在以若干利益集团构成抗衡格局的所谓拉帮结派式的多数派掌权民主社会中,公正只局限在各利益集团的实力:谁的势力(权、财)大,谁就能够限定公正的基本形态。?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家族社会结构,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产生的道德价值体系是目前全人类最理想的价值追求和归宿。?其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称原始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正在于其社会形态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家族社会结构。其基本缺陷是生产能力较弱。集体生产、集体管理、集体消费、没有私有财产。人类文化的最高追求(最先进文化)及实现方式?宣传家族社会结构价值观,家―国―天下?人类是一家人。炎黄子孙论+亚当夏娃论+基因论?以家族血亲论代替利益集团论 中国政治建设出路?退而求其次――传统中国的科举取仕办法是相对最理想的政治体制,优于一切帮派政治体制。?政者,正也。上述小帮派政治偏向有钱人、偏向少数派,不正。大帮派政治偏向无钱人,偏向多数派。也不正。不正,就是斜的,即左道旁门也。 ?那么,何为正?科举考试取仕遴选官员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势既不偏向有钱人,也不偏向无钱人,偏向什么人?有德行、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中国传统民本政治的实施路径?圣人政治?强调用贤(用人)是中国政治理念的核心(民主的充分体现)?手段:科举+荐举如何确保皇帝是一个明或贤君?否则其弊端亦可能严重?天子理所当然地受到最高度的拥戴。他因为身处高位,也就不得不亲自处理政事。虽然有朝臣谋士的鼎力辅佐,对于事关全国的立法事务,他也必须事事亲躬。他虽然职位显赫,却根本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因为他的随时督查虽然必要,但全部行政却必须以这个国家的许多传统古训为准则。所以有关皇位接班人太子的教育,总是按照最严格的方案进行。太子必须经受严格的磨练来强身健体,要从幼年起就按部就班地专攻学问。?其言行举止都必须达到最高标准,足以成为天下百姓的榜样。?所以,中国能够成功地拥有最伟大、最优秀的执政者,用“智慧如所罗门”来称戴他们是恰如其分的。现在的清朝,就特别能在精神矍铄和身体矫健方面于当今世界卓尔不群。自芬乃龙所著的《太里马格》行世以来,关于君王和君王教育的理想不知提出了多少,而这一切理想都在中国实现了,可欧洲却根本产生不了什么所罗门的帝国。中国政治传统的特殊性?皇权承包论:权力监督机制,谏官、拾遗、史官等。?王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现代性知识官僚社会――领先西方至少1000多年。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三大制约机制1、 暴力制约机制:起义――镇压2、 法律制约机制:王法3、 道德制约机制:礼制与内圣外王“夫礼,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后己。”《礼记?曲礼》礼可随时而有所变通:“礼,时为大。”《礼记?礼器》“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中国太民主,才产生专制皇权 ?复习:辜按,万物自协调理论。?传统中国有太强的平等?(民主)心态,才产生了专制皇权以便制约太强的平等(民主)心态(一盘散沙)。国民善根性――性善论――结胎出专制?关键原因?家族结构。家族成员间的人际关系处理办法,一家人,长幼尊卑外,同辈人难以区分尊卑。西方太专制,才产生了民主?西方太专制,太争强好胜,才产生了帮主制以便约束太强的专制心态。国民劣根性――性恶论―酝酿结胎出民主。?原因?氏族部落间斗争。家族结构的失落,多种军事集团或利益集团的抗争,军事集团或利益集团是天生的专制集团,互相争斗,相持不下时,只好走相互制衡的道路,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基础。中国封建专制问题讨论辜按:中国先秦依赖,尤其是隋唐以来的社会,其主体已经不是封建社会,而是皇族权贵和知识分子官僚集团联合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式社会(知识分子精英官僚社会)。因此,我认为:从那以来的历代所谓封建皇帝,其实大都不得不成为反封建的先锋。 反封建措施前127年,汉武帝用主父偃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子弟亦可在王国中封侯,缩小其封国直属领地与特权。左官律:诸侯王国官吏不可在朝内任职。后又以其他法律手段废除大批王国和侯国,中央实际权力大增。 中国需要什么民主?需要中国具有西方式的民主,等于是要求中国具有本来不具有的基础。要求中国具有西式民主等于是要求中国重新回到野蛮的以军事专制集团相互抗衡的社会体制上去。重新从人变成野兽。人的兽性与民主意识的关系?因此,在兽性程度不够的地区实行民主,其民主的实现程度就是有限的。?因为民主要求其参与者具有足够的自我权力意识?民主鼓励社会成员由克己利人心态转换为损人利己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是传统家族共产社团成员所抵制的。教训?远古社会的君主以德治(礼治)为主(内圣外王),法治为辅?中古和近古社会的君主以法治为主,礼治为辅?现代社会的君主(或统治者)以武治为主,法治为辅中国与西方:公道还是私道??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中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可以假公济私)?西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私(但可以以私致公)?比较的结果:归根结底,还是比私好?易?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辜按:虽同归,而殊途曲折往返径达之功可抹杀。毒药、良药,虽均可致治病之效,毒药毕竟有毒,良药毕竟无毒,不可混淆为一。私道虽可致功,副作用太大,不是人类的最高追求。公道亦可致功,然副作用小,因而目前是人类最高追求,共产主义万岁!?政治误区:干部、教授、年轻化提法。根源:军事传统转换成了政治传统。军人打仗需要年轻和勇敢。政治需要的是宽容和阅历。对象不同:军事――敌人;政治――人民包含各类专业文献、行业资料、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专业论文、高等教育、文学作品欣赏、各类资格考试、中西文化比较后半学期笔记(1)84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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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原创]法家思想探索:商君书解读(七)
开塞第七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 中似乎法家更重视对先古社会状况和民风民俗的回顾,以此来论证治国要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来采取措施。见上述描述可以看出当时应当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景象。母系之道贵亲亲,父系贵尊尊,至此理解了周易好像有句话叫‘殷道亲亲、尊尊’。由此证明母系氏族的影响在商朝还影响颇重,到周朝才衰微到低谷。亲亲之道自然表现为崇尚本部落、或者本家庭的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因为那点可怜的利益有限嘛。为守住族亲的私利,自然不顾他人,就容易心存险恶。今天我们理解当时的情况,可以想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赖以生存的亲亲之道影响了更大范围人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各部族之间互相心存险恶,互相争伐,当这种争伐严重到危害内部利益的时候,社会就需要变革了,看下面的话完全证实了这样的感观。 [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民众,就是说人口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构成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亲亲之道便开始起制约作用了。于是上贤立矣。如此看来,亲亲和尊尊之间有个上贤阶段,大概是尧舜禹时期,舜的父母兄弟之所以那样陷害他,估计也是家庭利益问题,想来舜这样的人就像当年销毁了别人欠他家的借条遭到父亲打骂差不多。这样胸怀大家且不记父母兄弟之仇的人,尧把天下治权传给了他。当此时也,估计大多数人不愿意抛弃小家利益而为天下操劳,非有圣贤之心的人不可。而上述所论说明了圣贤出掌天下的原因。[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 贤人治理国家时间长了也不行了,原因是民众太多,只靠贤人的公正仁爱是管不过来的,没有制度不行,于是‘无规矩不成方圆’也就被纳入重要日程。我把商鞅这里‘民众而无制’理解成制度还不重要,不系统。 [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 圣人确立了社会的规矩,商鞅这里具体为土地、财货、男女之分,这只是制度建立的一半,还要明确是否违背之的标准,即‘立禁’。制度齐了谁来执行?要安排具体的人负责,这就是官从此产生了,那官各管各也造成混乱,就需要一个能管官的官,故立君。君主以出现,上贤阶段的管理就结束了,贵贵时代的社会就逐渐形成了。这段话阐述了上古社会由任贤阶段是如何过渡到尊尊社会的,商鞅这里说‘贵贵立矣’。感觉中国这段人类组织的产生过程像是个自由民主的过程,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个由基层逐步完善拔高的过程,不像《圣经》里说的由上而下设置各级官员和管理者。[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亲亲时代、上贤时代、尊尊时代管理之道不同,这不是三个时代的政治活动及人事不同,而是民众中形成的社会弊端有所变迁,这种变化决定了不同时期所行之道的不同。所以说,治理国家的规律是有准则的。[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当君王的统治规则和当臣子的管理规则,角度不同而已,其所使用的方法和规律是一个。那么这个相同的‘绳’是什么呢?基本原则是:民众愚笨就用知识可以统治,民众有知识智慧,就用力量来统治,可以看出在贵贵时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已经形成,亲亲时代和上贤时代似乎没有这个明显的对立统一关系。商鞅举例说教导天下民众农耕技术而统治天下,是用知识统治的典型。和则是用力量征服天下并实现统治的。民众愚笨,没有知识就会向懂得知识的统治者求教。世人有知识智慧了,没有余力对抗统治就会服从了。‘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个人感觉这个结论有问题,不仅是用现代眼光,就是放到商鞅时代也是有问题,好像也动用过武力,周武用力量征服天下,但好像也是用德治仁治稳定天下,商鞅这里的思想有所偏,这个偏做为的治国理论基础直接害了秦王朝统一后的命运。如果说民众愚钝用知识统治为主,其他为辅。民众有智慧则以力量统治为主,其他为辅,这还差不多更接近于真理一点。[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这话乍听都似乎是真理,但实际上是不完全对的片面的东西,当然不是强求苛责2000多年前人类认知世界的程度。圣人不完全法古,或者说古不足法,这样的说法就基本正确了。‘不脩今’有的翻译成不局限于现状,我觉得不太像,还是把脩当做修理比较好,词句意为不人为修正现实的客观情况。圣人不按过去过时的方法行事,也不违背现实客观条件行事。完全效法就落后于现实,违背现实则阻碍人客观的认清形势。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不用解释,商君在举例说事。 [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这里商鞅实事求是的列出武王的实例,但他却不能正确认识法治和仁治。想来也真是奇妙弗解,大概商鞅怕如果承认武王‘持之以义’而动摇了坚决变法的决心吧。 [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当今强国纷纷抢地盘,弱国纷纷防守,国家赶不上虞、夏之时,又不能象汤、武以力服天下,造成万乘的大国没人控制到处征伐,千乘的小国无不谋求守卫国土。这是天下文治和武治的大政方略被遗弃很久了。这里一般都把“道”理解为汤武武力之道,我理解成上贤的文治和汤武的武治两种,总之都是两天下一统、稳定太平之道。接下来的话是商鞅劝谏应当审时度势,开创夏商周三代以后的第四代一统天下之伟业。[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这里的意思是说古时候朴厚的民众适合用德治,现在的民众巧伪,适合用法治,这是通常之理想不明白的。 [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这里的‘义’应当是泛指国家治理民众提出的大义主行事准则。商鞅说当今之世都把扶持民众的喜好,废止民众的厌恶做为国家之‘义’,而把违背民众所好,约束民众的法律(民之所恶),禁止民众的喜好的国策视为‘不义’,二者概念上相左,实质上也相悖,不可不察。接下来商鞅说出了当世之立义的弊端: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确立采用扶持民众的喜好政策,民众反而会被他们厌恶的事物伤害;而确立民众所厌恶的政策治理民众,才能使他们安享所喜好的事物。听着不明就里,且看商鞅下面的解释: [何以知其然也?] 如何知道这么说的道理呢?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民为什么会忧呢?这里的民忧应当是忧愁自己的生活喜好欲望需求,生活需求难以满足则忧思谋取,忧思谋取往往利令智昏采取了超过法律道德限度的行为,不择手段了是也。等到实现了自己的生活需要,即获得了快乐又往往过分追求这些以致过分放荡,进而产生骄奢淫逸的品行。所以说需要用刑法治理社会,则民众感受到国家法律的威严,民众感受国家法律威严就不敢再触法放纵,不再放纵则犯法的邪恶奸行得到控制,民众的行为符合获取生活快乐的尺度,这样民众就可以安享生活的快乐了。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感觉商鞅这个说法基本是偏执的,现在我们思考问题,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问题,以义教民还是正确的,以法治民也是正确的,所谓‘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商鞅为何一味强调‘齐之以武’,而否定‘合之以文’的作用呢?我感悟理论逻辑上掰扯真伪无意义,这是我看的一个感悟,一切在于实际应用,实际做事,得做出效果做出成绩,这才是真格的,说的的再对,虚说无用。所以看现实当年的当世都是以义教民,要想推行依法治民,就必须在理论上思想上排除干扰。我想商鞅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吧,他还是为了劝谏开塞。就像公的改革开放,就是做,做出成绩来、做出效果来一切都有说服力了。事实上教民以义不见得使民放纵,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满足人类的物质精神需求一直是个最基础的真理。 [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这句话是接上面的话而来的,商鞅也是善于上纲上线,把义之道彻底否定,因为它是暴之道。 [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正民,治理民众使天下行为端正规范,应当充分利用民众所讨厌的刑罚,必须终止民众的喜好欲望需求,如果顺应了民众的喜好,必然助长其恶行的泛滥,国家必然败亡在这种泛滥之中。我还是我一贯的评价,欲望喜好的确不应助长其放纵,但也不应该压制。靠法治武断的彻底禁止不是健全的治理方法。[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分析认为这样的道理还是应用层次的道理,不是提炼到放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队正确的原理。乱世用重典,刑多可行,治世还是严刑酷发的结果是激起大泽乡之变。赏少也是看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赏少好。 [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前面的话不做累赘的翻译,重点事后面的这句观点,‘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法家之谬也,加于罪之前你如何加?没有犯罪事实,或者还没有证据呀!另外,犯罪以后再处罚怎么就不能禁止奸邪了呢?偏理。商鞅的这个执法观念只对一种人起作用,就是没有是非观念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并且欺软怕硬的性格者。‘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这句就不用评了,只能说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针对某种特定的人这样做助长了他走向过错。不能作为具有普遍性意义上的道理来理解。 [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不用注解。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如果从实际效果来看,有效,在其它条件的支撑下,也可以有长时间的可行性。但不可能成为最终被社会民众认可规则。用秦王朝自己的就证明了。 [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法治也是归宗于德,这个观点赞同。商鞅这里说他的杀刑反归于德,而行义反导致暴乱,似乎与自己前面说的矛盾。他老人家前面说用刑法禁止民众从事其它行业而归心于农耕和,然后用奖赏激励农耕与战争,这不是一手用法,一手用义吗?正确理解这里的意思感到还是偏执,只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古者,民釱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的民众向车軑一样聚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需要有首领(来组织领导),而天下民众希望有首领是因为这样就可以有秩序,生活安稳。那么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有首领没有法律,它的危害就像当年没有首领一样。有法律但不能制止混乱,它的危害就像没有法律一样。当今天下民众都不希望没有首领,但却不喜欢首领的法律,这是普遍感到疑惑的问题。法家对这个问题不迷惑,而是有清醒的认识:对天下民众最有利的事情就是国家安定,而安定最需要确立首领,首领确保安定之道没有比建立有效法律更好的办法,建立有效法律的当务之急是铲除社会的作奸犯科,而其根本在于严刑。所以成王的君主用奖赏禁止受奖之外的行为,用刑法规劝民众从事法律允许的活动。务求民众的过错不务求民众的正当行为,用刑罚去除刑罚。本文内容于 3/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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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令狐醉虾
在第16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公已不安
在第15楼的发言:感谢LZ分享
500年出一商君 1000年出一孝公
中国要强大 须以"公心"治国 现世私欲横流 妄言盛世了
“公心”治国,有见识。商君变法,看似过于重公,忽略了人情没有了人情味,但那是战时变法和改革旧制所必须的,我们和平时代治国在为公和法治的基础上,惩戒机制上可以多一点人性。
两位说的都有道理,下午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想太明白,没敢发言。法不容情是对的,但商鞅的过分严酷也确实有反作用,讲人情也是符合治国的道理。那到底是讲人情,还是要公心?我这样看不知如何?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想还是为民众保持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秩序。如此说法是有情的,但犯法必究又需要法不容情,要有公心。看来两者殊途同归、体现在不同的法治阶段,立法容情,执法不容情。但不论立法还是执法,都需要公心。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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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不法古,不脩今。但不能绝对,古人的制度可以拿来学习借鉴,但绝不能照搬。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这句话用在欧债危机,再恰当不过了。西方民主就是简单的投民所好,结果搞了一大堆不负责的承诺,而在这种承诺下,人民不求上进,骄奢懒惰,最终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想起了纳粹的盖世太保和前苏的克格勃。商君自己就死在告奸上的。所谓告奸,很容易被滥用。唐有酷吏周兴来俊臣,明有锦衣卫东厂,就是靠这一套上台的。法家的恐怖主义,是被后人诟病的暴政。商君强调如果要强国就务必“去奸”,而“义”是奸人繁衍的土壤。其实就是义士一般不服国家法令,率性而为。如此一来,国家不服法制的人必然增多,不务正业的人也会增加,社会动荡,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国家必然被消弱。这么说是对的,但是问题是“法”出自谁之手,是谁立法很重要,皇帝的法,必然是压榨百姓,奉养自己。善于敷衍趋势的小人,走皇帝的门路,成为大奸,这时候,即便有人告奸,又有何用?正如明朝初年国家大治,是因为朱元璋能明辨是非,灭奸除恶。而明朝中后期,嘉靖用严嵩,天启用魏忠贤,政治昏暗,民不聊生,但皇帝还以为他们是好人,反而诛杀反对他们的人,天理何在?清末革命者多为“义士”,他们做的事情确实触犯了法律,但不能以奸恶视之。
法家吗,路有遗灰者斩,新加坡就是个法家最好的体现------罚。了解下新加坡就能很好理会法家思想。
晕倒,春秋时是百家争鸣吧,没有谁好谁坏的,得看情况而定。毛泽东靠农民为基础打下江山,那时候老百姓善良所以用法治国,但是邓小平上台后放开经济,实行道家的无为而治,表面上在很大程度上解开了百姓思想搞活了经济,可是在执行中却忽略了法制。现在的社会风气变坏,如果光靠法制来加强实用性并不高,建议靠率儒家兼墨家来加强教育,当然墨家管理层是不会喜欢的,可以留一点吗,因为儒家也太弱了一点,光靠儒家思想,华夏得玩完的。
晕倒,春秋时是百家争鸣吧,没有谁好谁坏的,得看情况而定。毛泽东靠农民为基础打下江山,那时候老百姓善良所以用法治国,但是邓小平上台后放开经济,实行道家的无为而治,表面上在很大程度上解开了百姓思想搞活了经济,可是在执行中却忽略了法制。现在的社会风气变坏,如果光靠法制来加强实用性并不高,建议靠率儒家兼墨家来加强教育,当然墨家管理层是不会喜欢的,可以留一点吗,因为儒家也太弱了一点,光靠儒家思想,华夏得玩完的。
法家吗,路有遗灰者斩,新加坡就是个法家最好的体现------罚。了解下新加坡就能很好理会法家思想。
两位说的都有道理,下午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想太明白,没敢发言。法不容情是对的,但商鞅的过分严酷也确实有反作用,讲人情也是符合治国的道理。那到底是讲人情,还是要公心?我这样看不知如何?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想还是为民众保持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秩序。如此说法是有情的,但犯法必究又需要法不容情,要有公心。看来两者殊途同归、体现在不同的法治阶段,立法容情,执法不容情。但不论立法还是执法,都需要公心。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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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7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令狐醉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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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出一商君 1000年出一孝公
中国要强大 须以"公心"治国 现世私欲横流 妄言盛世了
“公心”治国,有见识。
商君变法,看似过于重公,忽略了人情没有了人情味,但那是战时变法和改革旧制所必须的,我们和平时代治国在为公和法治的基础上,惩戒机制上可以多一点人性。现在是和平时代?现在与2000多年前的时代差不多,可以多一点人情味,但是还是以“公心”治国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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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出一商君 1000年出一孝公
中国要强大 须以"公心"治国 现世私欲横流 妄言盛世了
“公心”治国,有见识。商君变法,看似过于重公,忽略了人情没有了人情味,但那是战时变法和改革旧制所必须的,我们和平时代治国在为公和法治的基础上,惩戒机制上可以多一点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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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出一商君 1000年出一孝公
中国要强大 须以"公心"治国 现世私欲横流 妄言盛世了“公心”治国,有见识。
感谢LZ分享500年出一商君 1000年出一孝公中国要强大 须以"公心"治国 现世私欲横流 妄言盛世了
如果有那位大仙在这译墨辩的话,我就只有拜读的份了。实在是太难读了。
问题不在这里,而是现代人对先秦思想不了解。要想译好的话得补充不少的先秦制度和思想的常识性问题。我个人也只是对先秦诸子比较感兴趣,先儒墨道的东西都有涉猎。因此读你的文章时会不自觉的与其他诸子的学说做比对。
履霜 的回复赶上本文正贴了。本文特点确实不注重文字的解释精准,只重在理解,由于不是搞文史和哲学的,的确没有翻译的概念。不过商君书比我的孙子兵法感悟强多了,比较重视字句了。谢谢古语太过简练,又是感到一翻译成现代语言,含义就自动变窄了,履霜网友可是专业教授古文学的?感觉您这方面知识很渊博。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感觉商鞅这个说法基本是偏执的,现在我们思考问题,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问题,以义教民还是正确的,以法治民也是正确的,所谓‘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商鞅为何一味强调‘齐之以武’,而否定‘合之以文’的作用呢?我感悟理论逻辑上掰扯真伪无意义,这是我看商君书的一个感悟,一切在于实际应用,实际做事,得做出效果做出成绩,这才是真格的,说的的再对,虚说无用。所以看现实当年的当世都是以义教民,要想推行依法治民,就必须在理论上思想上排除干扰。我想商鞅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吧,他还是为了劝谏秦孝公开塞。就像邓小平公的改革开放,就是做,做出成绩来、做出效果来一切都有说服力了。事实上教民以义不见得使民放纵,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满足人类的物质精神需求一直是个最基础的真理。对这块译时应注意,战国诸子百家对“仁”,“义”等的定义是不同的。儒家的“仁”“义”和墨家的“仁”“义”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商君书里的“义”的定义实际上是对墨家的“义”进行了曲解。所以在这句话里说的“义”与我们常说的“义”大相径庭。这一点在译的时候要注意。
商鞅的时代所盛行的学说有儒墨杨朱这些学派。思想观点不可能凭空而来,因此商鞅的思想必然会借鉴这些学派,同时对其进行一些破立。
[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这里的‘义’应当是泛指国家治理民众提出的大义主张和行事准则。商鞅说当今之世都把扶持民众的喜好,废止民众的厌恶做为国家之‘义’,而把违背民众所好,约束民众的法律(民之所恶),禁止民众的喜好的国策视为‘不义’,二者概念上相左,实质上也相悖,不可不察。接下来商鞅说出了当世之立义的弊端:可能译的不太正确,这一段的主要目的是否定墨家的政治和道德观点“贵义”的。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这话乍听都似乎是真理,但实际上是不完全对的片面的东西,当然不是强求苛责2000多年前人类认知世界的程度。圣人不完全法古,或者说古不足法,这样的说法就基本正确了。‘不脩今’有的翻译成不局限于现状,我觉得不太像,还是把脩当做修理比较好,词句意为不人为修正现实的客观情况。圣人不按过去过时的方法行事,也不违背现实客观条件行事。完全效法古代就落后于现实,违背现实则阻碍人客观的认清形势。”应该注意一下,春秋战国之时的“圣人”与后世的“圣人”不同,当时的圣人相当于神佛,是一个完美万能的存在。
[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民众,就是说人口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构成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亲亲之道便开始起制约作用了。于是上贤立矣。如此看来,亲亲和尊尊之间有个上贤阶段,大概是尧舜禹时期,舜的父母兄弟之所以那样陷害他,估计也是家庭利益问题,想来舜这样的人就像毛泽东当年销毁了别人欠他家的借条遭到父亲打骂差不多。这样胸怀大家且不记父母兄弟之仇的人,尧把天下治权传给了他。当此时也,估计大多数人不愿意抛弃小家利益而为天下操劳,非有圣贤之心的人不可。而商鞅上述所论说明了圣贤出掌天下的历史原因。这一段实际上是受了当时墨家思想的影响。杂糅了儒墨两家的说法。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战国时儒墨两大显学的影响。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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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之道贵亲亲,父系贵尊尊,至此理解了周易好像有句话叫‘殷道亲亲、周道尊尊’。由此证明母系氏族的影响在商朝还影响颇重,到周朝才衰微到低谷。”不太正确,‘殷道亲亲、周道尊尊’的原因是在于建国形势的不同。商代为同姓国,所有诸候都为同姓(诸“子”),因此在商代道德观念以“孝”为核心,所以商代亲亲,对鬼神(实际是自己的祖先)的祭祀很重视。因为这是商代的立国之本。至周朝后,随着大量异姓诸侯的分封。原来商代的道德观念核心“孝”就不合用了,因此周代就提出了新的道德观念核心“忠”。以维持其统制。这和母系父系的关系没太大的关系。
令狐理解很是到位,一直在想《开塞》篇的主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扛什么旗?走什么路?怎么走?的问题。商鞅的结论是开商汤、武王之道,用法家之术。用商鞅的思维看今朝,喜欢这样议古论今,对不对学术研讨,没有其他的意思,呵呵。当今的民众,民智已开,有智慧有知识,既有抗战以来及建国初期的勤奋勇敢,也有等级观念和拜金享乐在改革开放逐步富起来后得到放纵,民智的开启很不平衡,教育事实上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民众既有纯朴愚笨的,也有狡诈敢冒险的,只是冒险行为基本都是在经济领域,大贪、大倒层出不穷。这样的民众适合用什么治理?当今之世好像什么都用,又好像都没用。毛泽东时代颇有法家的迹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些特点很像法家,禁锢了民众其他方面的获得财富的门路,全国上下统统纳入计划,自己养个猪不行,自己干第二职业不行。现在全部释放了全社会的能量,似乎更正了法家之弊,同时法家说的淫逸作乱现象的确抬头,现在的社会不如毛时代的风气。如此看来,制度制度,治国之法的确应当有个度,超过限度就都不是真理了。索性中国没有完全否定过去,在国家政体上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结构,这是成功抵御经济危机的有效武器。很多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不愿意承认这点,中国官方也没有明确发言说这个事,似乎在理论观念上还需要韬光,只在行动上有所不再养晦。分寸拿捏似乎不错。我们现在似乎正在用亲亲之道,强调华夏子孙的亲亲,全国上下的亲亲,名号为‘和谐’。上贤之道,你看国家领导人选的,个人人品都不错,都是温和良善关心人的人。商汤、周武之道似乎表现不足,没有四代飞机,没有大飞机,没有航母,军事信息化也正在路上,等等。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恐怕不是商鞅的偏执,而是从法家来讲就是“人恶论”,必须用法律来制止,来规范。而儒家则是宣扬人之初性本善。秦孝公之所以能听进商鞅的话,与法家的务实有很大关系。
这东西搞的很累,轻松一下打打油,希望有朋自网络来,不亦乐乎!写贴竟然选古文,不为标榜不为名。只觉百家无人问,要凭笨手做引擎。辛辛苦苦余心尽,冥思苦想累眼睛。抛砖希望引块玉,共聚一丘比兰亭。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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