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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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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梁启超&情圣杜甫
&情圣杜甫 一
今日承诗学研究会嘱托讲演，可惜我文学素养很浅薄，不能有甚么新贡献，只好把咱们家里老古董搬出来和诸君摩拳一番，题目是“情圣杜甫”。在讲演本题以前，有两段话应该简单说明：
&&&&第一，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
第二，用文字表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因为现在人类语言未能统一，无论何国的作家，总须用本国语言文字做工具；这副工具操练得不纯熟，纵然有很丰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
我根据这两种理由，希望现代研究文学的青年，对于本国二千年来的名家作品，着实费一番工夫去赏会他，那么，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叫做“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也不必轻轻附和。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象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我们研究杜工部，先要把他所生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略叙梗概，看出他整个的人格：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
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真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在古乐府里头，最可以看出这分野。唐朝民族化合作用，经过完成了，政治上统一，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初唐是黎明时代，盛唐正是成熟时代。内中玄宗开元间四十年太平，正孕育出中国艺术史上黄金时代。到天宝之乱，黄金忽变为黑灰。时事变迁之剧，未有其比。当时蕴蓄深厚的文学界，受了这种激刺，益发波谰壮阔。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他是河南人，生当玄宗开元之初。早年漫游四方，大河以北都有他足迹，同时大文学家李太白、高达夫，都是他的挚友。中年值安禄山之乱，从贼中逃出，跑到甘肃的灵武谒
见肃宗，补了个“拾遗”的官，不久告假回家。又碰着饥荒，在陕西的同谷县，几乎饿死。后来流落到四川，依一位故人严武。严武死后，四川又乱，他避难到湖南，在路上死了。他有两位兄弟，一位妹子，都因乱离难得见面。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常隔离，他一个小儿子，因饥荒饿死，两个大儿子，晚年跟着他在四川。他一生简单的经历，大略如此。
他是一位极热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从小便心高气傲，不肯趋承人。他的诗道：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奉先咏怀》）
又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赠韦左丞》）
可以见他的气概。严武做四川节度，他当无家可归的时候去投奔他，然而一点不肯趋承将就，相传有好几回冲撞严武，几乎严武容他不下哩。他集中有一首诗，可以当他人格的象征：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茆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
这位佳人，身分是非常名贵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的，这便是他本人自己的写照。
他是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他有两句诗：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奉先咏怀》）
这不是瞎吹的话，在他的作品中，到处可以证明。这首诗底下便有两段说：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同上）
又说：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上）
这种诗几乎纯是现代社会党的口吹。他做这诗的时候，正是唐朝黄金时代，全国人正在被镜里雾里的太平景象醉倒了。这种景象映到他的眼中，却有无限悲哀。
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的可怜人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们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都传出。他著名的作品“三吏”、“三别”，便是那时代社会状况最真实的影戏片，《垂老别》的：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熟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新安吏》的：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石壕吏》的：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这些诗是要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写之人的精神并合为一，才能做出。他所写的是否他亲闻亲见的事实，抑或他脑中创造的影像，且不管他；总之他做这首《垂老别》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六七十岁拖去当兵的老头子，做这首《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一样。
他还有《戏呈吴郎》一首七律，那上半首是：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家贫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这首诗，以诗论，并没什么好处，但叙当时一件琐碎实事，——一位很可怜的邻舍妇人偷他的枣子吃，因那人的惶恐，把作者的同情心引起了。这也是他注意下层社会的证据。
有一首《缚鸡行》，表出他对于生物的泛爱，而且很含些哲理：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人厌鸡食虫蚁，未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时了，注目寒江倚山阁。
有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几句说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被冻死亦足。
有人批评他是名士说大话，但据我看来，此老确有这种胸襟，因为他对于下层社会的痛苦，看得真切，所以常把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
他对于一般人如此多情，对于自己有关系的人，更不待说了。我们试看他对朋友：那位因陷贼贬做台州司户的郑虔，他有诗送他道：
……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又有诗怀他道：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那位因附永王璘造反长流夜郎的李白，他有诗梦他道：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容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梦李白》二首之一）
这些诗不是寻常应酬话，他实在拿郑、李等人当一个朋友，对于他们的境遇，所感痛苦，和自己亲受一样，所以做出来的诗，句句都带血带泪。
他集中想念他兄弟和妹子的诗，前后有二十来首，处处至性流露。最沈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前飞驾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没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他自己直系的小家庭，光景是很困苦的，爱情却是很秾挚的。他早年有一首思家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务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
这种缘情旖旎之作，在集中很少见。但这一首已可证明工部是一位温柔细腻的人。他到中年以后，遭值多难，家属离合，经过不少的酸苦。乱前他回家一次，小的儿子饿死了。他的诗道：……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
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奉先咏怀》）
乱后和家族隔绝，有一首诗：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
有。……（《述怀》）其后从贼中逃归，得和家族团聚，他有好几首诗写那时候的光景：《羌村》三首中的第一首：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歔。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北征》里头的一段：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
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其后挈眷避乱，路上很苦。他有诗追叙那时情况道：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
颜。……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彭衙行》）
他合家避乱到同谷县山中，又遇着饥荒，靠草根木皮活命，在他困苦的全生涯中，当以这时候为最甚。他的诗说：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同谷七歌》之二）
以上所举各诗写他自己家庭状况，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半写实派”。他处处把自己主观的情感暴露，原不算写实派的作法。但如《羌村》、《北征》等篇，多用第三者客观的资格，描写所观察得来的环境和别人情感，从极琐碎的断片详密刻画，确是近世写实派用的方法，所以可叫做半写实。这种作法，在中国文学界上，虽不敢说是杜工部首创，却可以说是杜工部用得最多而最妙。从前古乐府里头，虽然有些，但不如工部之描写入微。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真情愈发得透。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杜工部的“忠君爱国”，前人恭维他的很多，不用我再添话。他集中对于时事痛哭
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四分之一，若把他分类研究起来，不惟在文学上有价值，而且在
史料上有绝大价值。为时间所限，恕我不征引了。内中价值最大者，在能确实描写出社会状况，及能确实讴吟出时代心理。刚才举出半写实派的几首诗，是集中最通用的作法，
此外还有许多是纯写实的。试举他几首：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后出塞》五首之四）
读这些诗，令人立刻联想到现在军阀的豪奢专横。——尤其逼肖奉、直战争前张作霖的状况。最妙处是不著一个字批评，但把客观事实直写，自然会令读者叹气或瞪眼。又如《丽人行》那首七古，全首将近二百字的长篇，完全立在第三者地位观察事实。从
“三月三日天气新”，到“青鸟飞去衔红巾”，占全首二十六句中之二十四句，只是极力铺叙那种豪奢热闹情状，不惟字面上没有讥刺痕迹，连骨子里头也没有。直至结尾两句：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算是把主意一逗。但依然不著议论，完全让读者自去批评。这种可以说讽刺文学中之最高技术。因为人类对于某种社会现象之批评，自有共同心理，作家只要把那现象写得真切，自然会使读者心理起反应，若把读者心中要说的话，作者先替他倾吐无余，那便索然寡味了。杜工部这类诗，比白香山《新乐府》高一筹，所争就在此。《石壕吏》、《垂老别》诸篇，所用技术，都是此类。
工部的写实诗，什有九属于讽刺类。不独工部为然，近代欧洲写实文学，那一家不是专写社会黑暗方面呢？但杜集中用写实法写社会优美方面的亦不是没有。如《遭田父泥饮》那篇：步墟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
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
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这首诗把乡下老百姓极粹美的真性情，一齐活现。你看他父子夫妇间何等亲热；对于国家的义务心何等郑重；对于社交何等爽快，何等恳切。我们若把这首诗当个画题，
可以把篇中各人的心理从面孔上传出，便成了一幅绝好的风俗画。
我们须知道：杜集中关于时事的诗，以这类为最上乘。
工部写情，能将许多性质不同的情绪，归拢在一篇中，而得调和之美。例如《北征》篇，大体算是忧时之作。然而“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以下一段，纯是玩赏天然之美。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以下一段，凭吊往事。“况我堕胡尘”以下一大段，纯写家庭实况，忽然而悲，忽然而喜。
“至尊尚蒙尘”以下一段，正面感慨时事，一面盼望内乱速平，一面又忧虑到凭藉
回鹘外力的危险。“忆昨狼狈初”以下到篇末，把过去的事实，一齐涌到心上。象这许多杂乱情绪迸在一篇，调和得恰可，非有绝大力量不能。
工部写情，往往愈拶愈紧，愈转愈深，象《哀王孙》那篇，几乎一句一意，试将现行新符号去点读他，差不多每句都须用“。”符或“；”符。他的情感，象一堆乱石，突兀在胸中，断断续续的吐出，从无条理中见条理，真极文章之能事。
工部写情，有时又淋漓尽致一口气说出，如八股家评语所谓“大开大合”。这种类不以曲折见长，然亦能极其美。集中模范的作品，如《忆昔行》第二首，从“忆昔开元全盛日”起到“叔孙礼乐萧何律”止，极力追述从前太平景象，从社会道德上赞美，令意义格外深厚。自“岂闻一缣直万钱”到“复恐初从乱离说”，翻过来说现在乱离景象，两两比对，令读者胆战肉跃。
工部还有一种特别技能，几乎可以说别人学不到，他最能用极简的语句，包括无限情绪，写得极深刻。如《喜达行在所》三首中第三首的头两句：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仅仅十个字，把十个月内虎口余生的甜酸苦辣都写出来，这是何等魄力。
又如前文所引《述怀》篇的：反畏消息来。五个字，写乱离中担心家中情状，真是惊心动魄。
&&&&又如《垂老别》里头：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死是早已安排定了，只好拿期限长些作安慰，（原文是写老妻送行时语。）这是何等沈痛。又如前文所引的：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
明明知道他绝对不得归了，让一步虽得归，已经万事不堪回首。此外如：
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万方同一概，吾道竟何之。（《秦州杂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
古往今来皆涕泪，断肠分手各风烟。（《公安送韦二少府》）
&&&&之类，都是用极少的字表极复杂极深刻的情绪，他是用洗练工夫用得极到家，所以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此其所以为文学家的文学。
悲哀愁闷的情感易写，欢喜的情感难写。古今作家中，能将喜情写得逼真的，除却杜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外，怕没有第二首。那诗道：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到洛阳。
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的《公无渡河》是同一样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都是用快光镜照相照得的。
工部流连风景的诗比较少，但每有所作，一定于所咏的景物观察入微。便把那景物做象征，从里头印出情绪。如：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倦夜》）
题目是“倦夜”，景物从初夜写到中夜后夜，是独自一个人有心事，睡不着，疲倦无聊中所看出的光景，所写环境，句句和心理反应。又如：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虽然只是写景，却有一位老病独客秋天登高的人在里头。便不读下文“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已经如见其人了。又如：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
从寂寞的环境上领略出很空阔很自由的趣味。末两句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情绪一点便醒。
所以工部的写景诗，多半是把景做表情的工具。象王、孟、韦、柳的写景，固然也离不了情，但不如杜之情的分量多。
诗是歌的笑的好呀？还是哭的叫的好？换一句话说：诗的任务在赞美自然之美呀？抑在呼诉人生之苦？再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为做诗而做诗呀？抑或应该为人生问题中某项目的而做诗？这两种主张，各有极强的理由；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极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例如肤痒的人，用手抓到出血，越抓越畅快。象情感恁么热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我很惭愧：我的艺术素养浅薄，这篇讲演，不能充分发挥“情圣”作品的价值；但我希望这位情圣的精神，和我们的语言文字同其寿命；尤盼望这种精神有一部分注入现代青年文学家的脑里头。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西学书目表》后序
国权与民权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人权与女权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梁启超研究重要论著书目
《梁启超》(吴其昌)
《梁任公先生》(郑振铎)
《梁启超传》(夏曾佑)
《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陈鹏鸣)
目录及论文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政治黑暗混乱，中华民国仅存招牌而已。
向梁启超建议，“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着手”。梁认为社会进步有等级，极端之社会主义，在今日之中国不可行。
哲学家以军乐队迎接梁，又邀梁到教堂演讲，经过会晤，梁深感杜威“野心勃勃，大有并吞宇内之概”。梁在拜访科学家时，摩尔根向梁送赠一句名言：“凡事业之成就，全在未着手为开办之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使梁颇为敬佩。
为学之功，贵乎循序渐进，经久不辍，故一日不必要多学。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少年中国说》）
麻将不能不打，要救国一定要打麻将。打麻将可以观察人的品格，还可以锻链坚忍精神，一坐下去不论胜负，一定要打完四圈。同时既使前三圈都失败了，还有翻本的希望，我们国家和别国竞赛，败了也不能气馁呀！这种精神可以在麻将桌上锻链出来。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
阅读大量日本书籍，认为中国青年树立独立、自由、自强的精神，必须从教育入手。因此疾呼“我国之人有志新学者，应努力学习日文。”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墨子学案》、《》、《》、《情圣杜甫》、《》、《先秦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日出版的《》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诗歌、、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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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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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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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类
　　戊戍六君子传
梁启超是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与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
　　（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故居饮冰室
　　位于天津民族路44号，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
梁启超故居——北沟沿胡同23号
　　------王之鸿
　北沟沿胡同属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 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采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 《梁启超传》(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　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著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梁启超纪念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　
　　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天津梁启超旧居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梁启超的婚恋传奇
闺中良友李惠仙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4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南归故里。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梁启超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适应。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维新"失败后，命令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後两人在日本得以重聚。李惠仙既温良，又贤慧，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照顾着梁启超和他的家人，在事业上对梁启超也有不少的帮助。
　　梁启超生于广东，官话说不好，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噪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但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结果只赏了他个小小的六品衔。这也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惠仙自幼长在京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自她来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夫妻二人，妇唱夫随，不消多时，梁启超的口语水准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梁启超与李惠仙一向敬爱有加，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梁启超却为此悔恨终生。在李惠仙弥留之际，他对大女儿梁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瞭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
　　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著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之）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
　　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小妾"培育9名子女成材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
　　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完全转变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9个孩子。
　　在这之后的岁月裏，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梁氏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航太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梁启超 - 人物评价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吴其昌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
　　吴泽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泽于1948年出版《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吴泽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论证改良主义在中国必然失败的命运，为康、梁祭，为今人惕。作者在书中说：“时异境迁，远非昔比，人民已经起来，民主自由，已成时代主流，历史洪涛，革命形势，无可抗拒，人民时代，民主世纪，哪里还容们侈谈‘维新’、‘变法’，玩弄‘拥光绪’、‘保大清‘的一套？”（《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年版，第5页）因此，作者在本书重点论述了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则很少提及，故导致对他的评价较低：“梁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学者、政治家，实实在在说，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义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动，而这种政治活动，三十年来，一贯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动立场，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后，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拥袁’、‘护阀’，图谋维持封建统治。”（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第180页）
　　（（同上书），第292~293页）
王介平对梁启超的评价：
　　王介平在《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长文里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从学康有为到戊戌政变（），梁启超并没有异于康有为的理论和主张，但因其善于为文，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第二阶段从逃亡日本到与革命派论战（），梁启超由斥后保皇转而反对革命。第三阶段从论战失败到辛亥革命（），政治上他更加堕落，并公开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第四阶段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第一次大革命后梁启超之死（），他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分子，政治思想更趋反动。作者还分析了梁启超思想上的矛盾、错误和多变的原因，认为这“正是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的中国改良主义遭到破产时走投无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阶级部分力量向资产阶级转化而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革命力量错综复杂的打击之后，无所凭依的彷徨情绪的反映。”
　　（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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