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职工精神文化体系&&&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面对市场激烈竞争、各种社会思想泛起、价值观呈现多样性、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多元化的实际，长春市总工会始终站在时代高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本着寓教育于活动之中，传知识于课堂之外的原则，用先进文化武装和引领全市广大职工，努力维护职工精神文化权益，为建设繁荣、和谐、开放、美丽、幸福长春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保持长春市职工队伍总体积极向上、全面发展、身心健康、思想稳定局面。
一、顺应形势、真抓实干，牢牢把握引领职工精神文化主流和方向
随着长春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长春各经济开发区崛起壮大，长春服务业繁荣做强，长春市职工和农民工队伍人数不断增加，知识水平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据统计，目前长春市职工人数达170多万人，新增职工的文化知识水平明显提高，思想更加活跃，需求愈来广泛。针对新形势、新任务、新对象和职工思想状况呈现出多样多变趋势，近年来，长春市总工会认真履行职能、发挥优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职工精神文化权益实现有效途径和方法，让“工会搭台，职工展示，普惠职工”的新思维变成现实。
(一)努力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职工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面旗帜，是团结和睦、奋发向上的精神纽带，只有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长春市总工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近年来，坚持在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职工文化的根本和长期任务来抓。据调查，围绕这一根本和任务，长春市总工会重点抓了几项工作：一是坚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活动。长春市总工会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方法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融入贯通工作始终，并选树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做到了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在多样中凝聚共识。二是发挥职工文体资源优势。为整合长春市职工文化体育资源，扩大职工文体活动覆盖面和参与面，提升职工文体活动水平，长春市总工会于2012年上半年，成立了长春市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全市共有219家企事业单位为常务理事单位和理事单位，2013年市职工文体协会又成立了10个专业委员会，吸引更多有需求、有特长的职工参加到职工文体活动之中。三是加强职工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长春市总工会投入专项资金27万元，在长春东北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长春市供热经营总公司、长春市第29中学和长春卷烟厂等27家企事业单位中建立了市级示范“职工书屋”，长春市还有已建成的全国级示范“职工书屋”31家。可以说，长春市“职工书屋”是遍地开花，据调查统计，目前，长春市各企事业单位共建“职工书屋”和“流动职工书屋”980多个，有各类书籍报刊180多万册（种）。“职工书屋”已成为长春市职工文化建设的文化标志,在广大职工中传播先进文化。四是发挥长春市工人文化宫优质文化阵地作用。长春市总工会注重职工文化阵地建设，突出职工文化阵地依托,为职工文化活动搭建展示和释放的平台，长春市工人文化宫开展丰富多彩职工文体活动，举办各种职工文化艺术、书法、摄影及集邮等展览和免费公益电影展放，每星期都举办文化宫门前广场文艺演出。市工人文化宫还投资60万元建立了“职工舞蹈健身俱乐部”，营造职工精神文化家园，市工人文化宫成为了长春市职工文化建设的“窗口”。五是加强职工和农民工科技文化知识及技术技能培训。长春市总工会在长春职工大学建立了“农民工培训学校”，对农民工进行思想道德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进行免费培训。开展了“长春市职工读书月”活动，向劳动模范、困难职工和农民工发放价值60万元购书卡及各类书籍，为他们送去了“精神文化大礼包”。六是组织开展丰富多彩高品质职工文体活动。为满足广大职工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长春市总工会围绕精神文化、理念文化、创新文化和职场文化，每年制定职工文体活动主题，选好活动载体，构建富有特色的长春市职工文化体系，不断满足职工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需求。市总工会先后举办了长春市职工歌咏大赛、职工民族音乐会、职工歌手大赛、长春市职工广场文艺演出、长春市职工读书演讲大赛、诗歌朗诵会、卡拉OK大赛，长春市职工广播体操赛、森林越野赛、职工桥牌赛、羽毛球赛和乒乓球赛，以及书法、绘画、摄影大赛和桥牌赛，还开展了“长春市职工读书月”活动。七是深入开展“创学习型组织，做知识型、技能型”活动和加强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多年来，长春市总工会坚持开展“创做”活动和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双十佳”评比活动，编辑了职工职业道德“双十佳”事迹材料汇编，引导广大职工读书学习、钻研技术、爱岗敬业、讲究道德，集中选树和宣传一批先进典型，成为职工学习和精神的追求。八是发挥和指导全市各种职工文体兴趣协会开展有益活动。长春市总工会注重发挥、指导和规范长春市职工艺术团和全市各企事业单位的近万个各种职工文体兴趣协会开展各种有益活动，这些职工兴趣协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为职工文化和职工文体活动注入了活力，成为长春市开展职工文化的“轻骑兵”，使广大职工在活动之中陶冶情操、提升素质、增加本领、促进和谐。九是2013年，长春市总工会命名了长春市优秀职工歌手，举办了第二届“建设幸福长春，歌唱美好生活”长春市职工歌手大赛等活动。
(二)上下联动不断延伸职工精神文化的触角
长春市总工会在抓好全市职工文化体育建设长远规划、开展示范活动和抓好职工文化阵地建设的同时，还加强对全市基层企事业单位文化建设的指导和投入。如市总工会举办了职工文体活动培训班，召开了职工文体活动现场会，举办长春市职工“学习、创新、发展”论坛。为基层单位建书屋、送书卡、送书籍、送演出、送欢乐、送文化，还送学习培训用具，送师资力量。全市各基层单位工会组织，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加强职工精神文化建设，基层文化活力竞相涌动，职工精神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多彩，广大职工广泛热情参与。中国一汽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长春欧亚集团和长春市中心医院等单位工会,先后开展了职工文化艺术节、职工运动会、职工才艺大赛、职工工装展示、店堂趣味运动会和职工读书征文等活动，长春公交集团、长春市鼎庆集团、天津矢崎汽车配件长春公司等一些单位工会还投资，建立了“职工书屋”、职工文化长廊、“班组读书角”、“公交车厢主题文化。长春烟厂等单位建立了职工文体活动中心等。长春建工集团工会不仅建立多个“职工书屋”,还建立了65个“流动职工书箱”,给各个施工工地职工、农民工轮流阅读。一些单位工会还运用多种学习模式，提供多元化读书方式，开展职工读书报告会、开设了“读书讲堂”、“职工故事会”、“职工读书网站”、”读书沙龙”、“微型读书课”、“网络读书课堂”和“道德讲堂”，举办了“职工读书节”和“职工读书沙龙”,极大地丰富了广大职工业余文化体育生活，为提升广大职工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提供广阔舞台,为企事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职工文化和职工读书活动，叫响了文化长春，书香长春。
长春市职工精神文化建设基本形成了阵地、队伍、载体、资金和机制“五位一体”新格局，使全市职工文体活动红红火火、有声有色持久不衰，精神文化权益职工共享，对提升职工队伍综合素质，推动长春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二、当前职工对精神文化需求和职工精神文化权益维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对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和维护职工精神文化权益方面，做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但是，工作和活动进展不平衡,与时代发展、形势要求和职工期望还有一定的问题及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不高。一些单位对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认识不高、不到位，重视不够，没有把职工精神文化需求纳入本单位工作之中，没有变成为自觉行动，使之顺其自然、放任自流。
2、资金不足。一些单位对职工精神文化需求资金投入不足，舍不得在职工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花力气、多投资，经费短缺,出现了严重的滞后性,在这方面欠帐较多,导致职工精神文化匮乏。
3、活动不多。有些单位常年忙于生产和工作，不注重关注职工精神文化需求，不愿意组织职工开展精神文化体育活动，怕组织开展活动耽误影响生产和工作，即使开展活动形式也较为单一，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孤岛化。
4、措施不力。一些单位忽视职工精神文化建设,没有制定职工精神文化建设规划和制度，不懂不会维护职工精神文化权益，职工工作和精神压力较大，时有职工跳槽现象发生。
5、品牌不亮。尽管各级工会组织在职工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创出一些工作和活动品牌，但是还不够亮、不够响，作用发挥有限,有待进一步升华提高。
三、加强职工精神文化工作的设想
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职工文化，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和需要，又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和必然选择，需要党政部门、广大职工和工会组织共同努力，满足广大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扩大知识分享范围，塑造具有高思想境界、高文化素养、高技术技能的职工队伍。
第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职工文化自觉自信。职工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职工素质和推动科学发展的保障。各级工会干部要进一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内涵，提高思想认识，聚焦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的作用,不断增强职工文化自觉自信，下功夫，求突破，以“繁荣职工文化，建设幸福长春”为主题，积极有为地做好做实这项工作，提升工会“软实力”。
第二，加强多方协调，不断加大职工精神文化建设资金投入的力度。适当的资金投入是保障职工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因素，各级工会组织除了要自筹资金，还要积极主动地协调行政有关部门，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利用好社会资源和优势。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要把职工文化阵地建设好、管理好、转动好、使用好,丰富广大职工的内心世界，力求职工精神文化阵地绩效的最大化，以文化力激活生产力。
第三，创新活动载体，满足职工精神文化的需求。各级工会组织要适应形势新变化，针对不同职业、不同层次和不同年龄的职工对精神文化需求，开动脑筋，创新活动载体，搭建创新平台，寓教于乐。要与“创做”活动相结合、与企事业文化建设相结合，使职工文化建设的触角伸入到职工的方方面面，吸引更多职工关注精神文化、参与精神文化、享受精神文化,激发广大职工的向上精神和创造潜力，提高文化欣赏品味，凝聚释放建设幸福长春正能量。
第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自觉维护职工精神文化权益。各级工会组织要建立健全职工精神文化建设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活跃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维护职工精神文化权益,努力构建职工精神文化建设普惠的新格局。
第五，挖掘培养人才，抓好职工精神文化骨干队伍建设。要大力推进职工精神文化建设，离不开骨干队伍建设，各级工会组织要注意挖掘培养人才，努力打造一支会策划、会组织、会创编、会宣传的职工文化骨干队伍，努力形成职工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为职工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措施支撑，带动和提高职工文化建设水平，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挥工会组织应有的作用，为经济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为建设幸福长春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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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强国富民须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冯颜利 吕薇洲 尚伟 翟胜明)
强国富民须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
――国家兴衰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综述
冯颜利 吕薇洲 尚伟 翟胜明
2007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举办了第3届思想家论坛――国家兴衰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首都20多家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和记者出席会议，李慎明、张全景、武寅、张国祚、程恩富、李崇富、吴恩远、侯惠勤、张云声、梁柱、周新城、于永定、周弘、黄平、张顺洪等知名专家深入探讨了古今中外国家兴衰的多种因素和内在机制。与会者普遍强调要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
这次大会由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主持。他在开幕词上说，去年在六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今年2月5日，李长春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唱响马克思主义主旋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推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
程恩富说，本次会议就是为了在国家兴衰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唱响马克思主义主旋律，并深入研究国家兴衰的诸因、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苏联剧变主因等难题和热点问题，以便真正在辩证反思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自主创新中加快富民强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科学发展中促进初级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在有所作为中推动不公正全球化的替代运动和世界和谐发展。
一、强国富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与会专家学者从《大国崛起》、从国家兴衰的主因与标志、从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我们为何只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之路等一系列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1．国家兴衰的标志与主因
围绕《大国崛起》电视片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大国崛起》这一主题是值得研究和大众了解的，但该片缺失不少真实的内容，不能只粗浅地谈大国的崛起，而应科学考察包括大小国家在内的国家兴衰的整个历程和规律，全面分析国家兴衰的内外多种变量和标志。
关于国家兴衰的主要原因，程恩富认为有五个关键词或变量，一是科技。究竟把科技还是军事列为首位？军事在古代和近代客观上成为第一位，即使二战以后这个因素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尤其因为要概括的一般变量，不仅要解释历史，而且还要揭示今后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年的发展规律等等，所以军事就不放在第一位了。同时，因为我们中国也主张和平强盛起来，如果把军事放在第一位，那等于中国发展的第一位要放在军事上了。军事因素尽管在历史上很重要，但是这个历史现象我们并不满意，它是人类进化不够的结果，是不够文明的结果。人类越是进步和文明，军事因素越是应退到后面，直至不成为国家和人类发展的一个因素。因此，作为社会进步和现代国家兴衰的首因还是科技，它不仅推动生产力，使经济崛起，而且会影响军事变革及战争方式等等。二是制度。我们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印度相当于国民党的国大党执政几十年，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印两国的发展绩效和强盛程度非常明显。另外，我们从战后韩国和日本的崛起也可以看到“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这方面我写过《西方产权理论评析》、《新制度经济学》等论著。我们可以分析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科技管理制度等正负效应。三是文教。文教，既可以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观，也可以包括文化产业、教育发展等。观念、思想，肯定属于软实力，或者软功。文教发展状况，至少部分属于软实力、软国力的范畴。四是军事。五是外交。就是外交的协调能力怎么样。比如说，从当前来看，日本不承认侵略，实际上就失去了有效的外交能力，他要想变成大国来发挥作用就受阻，说明它外交协调上有问题，外交上就失去了优势，中国和韩国等就不会支持它“入常”（即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另外，比如说当时苏联跟希特勒搞缓和，推迟了德国入侵苏联，这有利于维护当时苏联的强国地位。目前中国或多或少也面临当时苏联的处境，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几个，所以，外交上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自然也包含着必要的妥协。有些舆论觉得妥协过分了，实际上可能某些外交妥协目前还是必要的。但指导思想应当是明确的，崇美、崇日、崇外国社会党这些思想是千万要不得的。因此，当前中国对内倡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和谐世界，开展多边和全方位的和平外交、和谐外交，其中必然也包括必要的交锋和斗争，我认为这些战略方针也都是正确的。
关于国家兴衰的主要标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主任张国祚博士指出，国家兴衰的主要标志大概有八个方面：一是经济是否健康发展，二是政治是否民主，三是科技教育是否先进发达，四是文学艺术是否繁荣昌盛，五是社会是否团结和谐，六是人民是否安居乐业，七是国家是否安全稳定，八是国家地位是否稳步提高。
关于《大国崛起》的不足，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留美博士）认为这部片子传达的信息和逻辑似乎告诉我们：大国的崛起，靠得是西方的制度和民主。我们要成为大国，就要借鉴或者照着西方的路子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所长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许建康等指出，大国崛起并没有告诉我们崛起的真相。比如，那些国家在武力崛起的过程中，凭借军事力量掠夺了其他国家多少财富，伤亡了多少人，破坏了多少环境？！
程恩富认为“大国崛起”这个题目可以做，但要完整准确。其一，这些国家里面有些不是大国，是强国，所以应该是“强国崛起”，而不是“大国崛起”。其二，如果光谈崛起，还不能给人家一个完整的概念，这里面如何科学地归类以及它们整个崛起的客观历程、动因反映还不够全面，因而理应完整地描述强国兴衰或者国家兴衰，揭示其兴衰的多变原因。同样是这个制度，为什么靠这个制度兴，又靠这个制度衰呢？为什么有些国家不能靠这个制度兴起来而成为强国或大国呢？如果仅仅讲它崛起，到崛起为止，而不谈衰的话，关于制度的真实分析就不够深度，不够辩证，所以《大国崛起》还是很有大地修改和完善的余地的。
许建康认为，有两种对立的世界历史观。一种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代表，成为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主流，但正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另一种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起点，包括后来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70年代起形成的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也属于后一种世界历史观，它丰富了马克思的有关思想。20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主张，世界近现代史仅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历史，后发展国家只要沿着西方先发展国家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走，就能实现现代化。这其中掩盖了许多对抗和矛盾关系。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国情，绝不是简单地沿着某种路（即采取某种制度）走就能实现现代化。
2．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强国富民
针对有的舆论以改革和创新的名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现象，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强国富民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研究员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叛，必定会给中国带来灾难。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强国富民。
张国祚提出：在我们国家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强国富民？江泽民的一段话很有启发性。他说尽管一百多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是不可预测的，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发展规律，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逾越。这就是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那么，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坚持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也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下，吸取人类社会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张顺洪研究员（留英博士）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主义，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主义。在中国，不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国家也不可能长治久安。第二，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坚持其他的原则。那种以为放弃马克思主义，仍能保持共产党执政地位、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王振华研究员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或通常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所能代替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关键在于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执政的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换句话说，就是把党的先进性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3．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之路
针对一些人把以瑞典模式为代表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王立强研究员（留法博士）强调，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中国才有崛起的可能。博采众长，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和重组是后发国家一个难得的创新机会，一个以新模式挑战现有秩序的历史机遇。而强势国家则力图要把后发国家纳入现有的秩序轨道，利用这些国家的资源为自己的持续发展服务。处在这样的引力场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片面性是最重要的。让市场发挥作用时，不应该忽视近二百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只有七个被公认为强国的事实。看到私有制有刺激作用，就给公有制泼脏水都是思想片面性的反映。中国要发展需要解决来自方方面面的多重挑战。今天，在诸多挑战中，只有企业之间竞争的胜负对国家的兴衰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能支持企业发展的社会管理体系对国家的富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视私有制和西方民主为强国的利器，无视现代管理体系的基础性作用是对发达国家的误解。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改制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已经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自我完善的正确道路。掌握现代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加上现代化的管理体系才能确保中国在全方位的国际竞争中走向繁荣富强。
张顺洪认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道路，实行什么制度，从根本上讲是由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国际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难以强国。关于中国现实的国情，这里只简要地强调四点：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相比，处于劣势。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保证十多亿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第三，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大，协调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难度大。第四，维护民族大团结的任务十分艰巨。从国际角度看，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无法走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条件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不一样的，这里只着重讲三点：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大肆进行对外掠夺，而中国不能也不会这么做。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现代化的先机，处于主导地位，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长期面对压力。第三，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肆意践踏他国安全和主权，而今天的中国则相反，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祖国统一和保持领土完整的艰巨任务。中国要推进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必须首先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凝聚全国人心的工作。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必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之路。
张国祚认为，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的。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人口大国，过去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当时经济发展规模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印度国内的生产总值不到我们的1/3，虽然西方有些人说什么未来的10年、20年，印度的发展要比中国看好等等。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我去过印度，对那里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对于印度目前的落后状况，印度有一个人对我们讲，印度尽管有很多政党、很多组织，但是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严密的组织，没有那样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关键是印度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王振华认为，近些年来有一股思潮，认为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社会风气下降甚至某些道德沦丧现象的复活，似乎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文革）对传统文化的过多否定造成的，故其开出的药方是提倡国学、尊孔读经。我们不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对于弘扬优良道德有一定作用，但绝不是靠什么儒家思想就能够使全社会共同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新城教授强调，世界的未来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为社会的生产过程，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各种生产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调节国民经济。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经营是由资本家自行决定的，以他的意愿为转移，社会产品也归资本家个人所有。于是，生产形式就与占有形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形式起来反抗占有形式，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使占有形式适应生产形式，按照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李慎明认为，有的舆论企图把新儒家思想变成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儒家思想。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之路。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留英博士）分析了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和异同点，强调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富民之路。
二、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的改革方向
与会专家对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和根本特征、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导致国家发展缓慢和衰退、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改革的方向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
1．新自由主义道路只会导致国家发展缓慢甚至衰败
李慎明认为，新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国际金融资本统治下的殖民主义化道路，新自由主义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程恩富认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世界的20多年中，世界上20%的富人与另外20%的穷人的贫富差距增加了280%，而且世界上3个最富有的人的私人财产要超过48个穷国的总和。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亚洲、非洲特别是拉美一些国家，新自由主义不仅难医其经济痼疾，反而导致此起彼伏的经济衰退、金融动荡，社会危机频仍。
张国祚提到两年前中国社科院邀请苏联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副校长兼设计部主任杜布林涅夫中国社科院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谁之过失？谁之罪？”他说俄罗斯10年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改革，几乎把俄国引进了死胡同，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的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他讲了两句振聋发聩的话，令人刻骨铭心。他说伟大的中国决不能走苏联的道路，伟大的中国朋友不能重犯俄罗斯人的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周弘研究员（留美博士）指出：欧盟的道路是新自由主义道路。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要说明欧盟的价值观有别于美国，是“一个西方自由世界两种模式”。但是从2000年欧盟里斯本战略的起草人之一罗德里格斯来说，欧盟新自由主义道路的“里斯本战略”要解决的问题有四个：全球化，技术改革（无边界、国界的信息）福利国家内的老龄化――以及如何维护欧洲价值。这就要求：改变机制――在欧盟层面建构竞争机制。如果说欧盟搞的也是新自由主义，那么这种新自由主义有别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主要不同点在于：欧盟内部强调社会模式和社会价值。为什么要强调社会价值？这是由欧盟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和边界决定的――经济边界被扩大了，但社会结构没有扩大。社会分配和福利服务是民族国家的，而民族国家内的力量可以制约欧盟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欧盟宪法在各成员国遇到的困难就是来自于这些力量。欧盟层面的新自由主义与民族国家层面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产生了脱节，而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有着深厚的长远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具有巨大的力量，即使是保守党、自由党也难以引进外科手术式改革。但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家无论左右都认识到这种断层的问题，他们被夹在了企业集团、欧盟势力和大多数民众之间。发展的前景：欧盟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压力会继续扩大。民族福利国家会一点点地压缩、解体，但是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会转移场所――向欧盟和全球范围发展，因为只有作用于经济空间，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将来全欧的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成功。
张国祚指出：国家兴衰的八个主要标志，从总体来看，应该由国家发展的方向、发展的道路来决定，这个方向和道路又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执政集团的方针政策和路线，而这个方针政策与路线取决于其所信仰的理论，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基础、作为支撑。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就兴，如中国；坚持新自由主义，国家就衰，如拉美。
3．中国不能走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道路
针对近年极少数人公开反对批评新自由主义，与会专家学者从对待各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观出发深入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要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的负面影响。
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新机遇期，我们如何强国富民？王振华认为，有一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文明、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企图全盘照搬西方的东西到中国来。这里必须指出，无论是毛泽东同志还是后来几代领导人，对待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的总方针和具体政策都是明确的。这就是：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一切有用的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的方针。
许建康认为，当前我们正处于一国霸权的衰落期，这是引致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全球化浪潮的主要背景。由于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多极化趋势，确实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机遇。和平机遇来自多极化的权力制衡。发展机遇来自霸权武力颠覆威胁的相对减弱，使得工作中心向经济发展转移的真实可能性大为增长；同时也来自世界中心地区的产业转移及其成熟技术的扩散，以及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浪潮。但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的资本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
俄罗斯的复兴改革，证明中国不能走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张国祚强调，现在俄罗斯经济开始振兴、社会开始稳定。这是因为，第一，在政治上，普京搞的民主，不是西方的民主，而是可控的民主，可控的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差不多；第二，普京加强了中央的集权，他严厉打击金融寡头，避免了俄罗斯资金大量外流；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实行国家控股或国家参股，这就稳定了俄罗斯的整个经济构架。我们不能把他的这套改革就叫做社会主义改革，但至少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三、民主社会主义不能强中国
与会专家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和根本特征、对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以及如何对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针对一些人笼统地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加“社会主义”，或民主的社会主义，错误地把民主社会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等观点，与会专家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作了探讨。大家普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曹长盛教授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以唯心主义的多元论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是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功能泾渭分明，根本不同。而且两者的渊源也不同，民主社会主义渊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科学社会主义渊源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核心部分。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刘书林教授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所坚持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具有自身特定内涵的专用名词。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来看，民主社会主义之中的“民主”实质上是针对共产党人坚持的社会主义而言，意为指责共产党人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民主”，而只有它才是“民主”的；其中的“社会主义”是排斥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千百个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之一。民主社会主义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也不属于一般的修正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行发展的，在一部分工人运动之中传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周新城认为，西欧国家执政几年十几年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来说，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来说，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
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赵存生教授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实际上是要抹煞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吴雄丞教授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它是西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内因力量，是现实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桥梁。
2．民主社会主义具有一系列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针对一些人打着探讨社会主义的旗号，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混淆其界限。
曹长盛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不容混淆。民主社会主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本质特点：一是主张多元主义，即主张指导思想、政治、经济都要多元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反对一元论的唯物史观；二是奉行改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通过民主（即实行所谓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通过改良、和平的办法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三是崇尚伦理主义，认为自由、民主、公正、互助这些伦理道德原则可以引导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刘书林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特征是：第一，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他们从来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贯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第二，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谓“混合所有制”，这是社会党人不敢触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改良主义基本立场的体现；第三，主张在资产阶级国体条件下的多党轮流执政，这是社会党人不敢触动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秩序的改良主义基本立场的体现。
3．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
围绕把以瑞典模式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误区，与会专家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没有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目标，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徐崇温研究员指出，在一段时期和一些人的心目中，瑞典模式是顶礼膜拜的偶像，认为它所实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开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的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从而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然而，这只是他们主观想象。实际情况是：瑞典模式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三个不同阶段。虽然三个阶段都称作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哪个阶段都没有能够实现社会主义。
曹长盛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有关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主张，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在上台执政后推行了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但决不能由此认为社会民主党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扩大了一定的民主权利，但它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差别，没有消灭各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弊病，它的作用充其量只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仅仅是极力为改良资本主义而努力。所以，决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同科学社会主义模式相提并论。
周新城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有着原则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即自己的本质特征。这些本质特征就是：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简单说来，就是邓小平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体现这些本质特征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反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就是说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怎么会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社会党在一些西欧国家执政时，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制度，它们总的来说是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只是在此基础上对某些具体政策作一点调整而已。
4．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流行和特点
与会者普遍认为，近年来尤其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非常猖獗，主要表现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多了起来，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泛滥具有许多特点。
刘书林认为，当代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采取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斗争策略。第一个斗争策略是模仿苏联东欧国家曾经发生的实践，主要策略仍然是从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入手。第二个斗争策略是企图从经济基础领域发生的变化入手，继续煽动彻底私有化的思潮，进而把经济领域的变化推进到政治和法律领域，改换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第三个斗争策略是运用哲学上的折衷主义，“普世主义”，抹煞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
周新城认为，当前民主社会主义泛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肆无忌惮，公开挑衅我党党章和宪法；第一个特点是全面，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都受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攻击和反对，包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反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矛盾论学说等；第三个特点是迷惑性很强，往往打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旗号。
吴雄丞认为，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猖獗的特点包括三个：一是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与深化改革的目标措施相结合，力图争夺改革的主导权、话语权、直至党的决策权；二是其主要矛头是针对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合流了；三是主要表现在党内，同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不同。其内容包括：一是打着抽象的、一般的民主自由的旗号篡改马克思主义；二是否定所有制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抛弃《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消灭私有制”；三是抹煞阶级斗争，鼓吹告别革命，反对一切暴力；四是打着反对政治、经济、文化垄断的旗号，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五是否定“两个必然”，鼓吹两种社会制度趋同；六是鼓吹多元和谐，反对一元指导。
5．民主社会主义泛滥的时代根源和历史背景
与会专家对民主社会主义泛滥的原因了作了深入分析，大家一致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泛滥，有着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士坤教授认为，社会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民主社会主义是我们社会的某些存在反映到这些人中的社会意识。在这个问题之前，我国有许多人写文章建议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认为中产阶级发展了社会才能稳定。其实，中产阶级社会说到底代表的是有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很复杂，马克思恩格斯对中产阶级有一个提法，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甚至是手工业者等都属于中产阶级。从世界历史看，中产阶级的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只能建立资产阶级社会，但舆论导向却认为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才会有市场，才能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产生非常严重的威胁。现在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真正能打倒共产党的，不是共产党外部的力量，而是从共产党内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教授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空穴来风。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党性、讲阶级性话语那么难，讲抽象的人道主义、讲抽象的人权、公平、正义的话语那么容易？为什么讲长远利益、讲理想那么难，讲当下的利益、讲现在的享受那么盛行？为什么从总体世界观看问题那么难，都从孤立、片面、个别的观点看问题？这三个问题背后要深入研究两大根源：一是时代根源，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辩证法问题。
周新城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在当前泛滥的原因，从国际范围看是由于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从国内看，主要是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各种社会思潮想影响高层决策。
6．要认清民主社会主义具有合理和危害的两面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崇富研究员认为，我们讨论、批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从范围和理论实践上讲，有两种民主社会主义：第一种是作为对传统资本主义改良的民主社会主义，它批判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第二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它是针对共产党的，其实质有两点：一是反对共产主义，二是拥护资本主义。
曹长盛认为，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界限的基础上，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主张，要事实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笼统地简单化地一概抹杀，全盘否定。要适当地否定其中必须否定的东西，同时，也要有分寸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例如，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不同程度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政治地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他们提出和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做法，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可以适当地参考和借鉴。
刘书林认为，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人趋向“社会党化”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一旦在思想上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就会迅速向社会党转化，就会出现亡党的悲惨结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和垮台的共同教训，就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向社会党演化，最终葬送了自己。面对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我们应当从根本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找到正确的出路，作出正确的抉择。
吴雄丞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扩大蔓延不可低估，其危害性也不可低估。这决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要正面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要更有理有据地批驳民主社会主义鼓吹者的谬论，把大多数人的思想政治观点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周新城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与新自由主义性质是相同的，都可以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比新自由主义更危险。在中国，公开宣传资本主义化多数人不会赞同，但讲民主社会主义，有的人就分不清是非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社会发展方向、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生活。在这样的重大原则是非问题面前，我们必须分辨清楚，决不能听之任之，任其泛滥。要从理论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一项既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另外，与会专家还从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一些具体表现入手，对当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钟哲明教授以及李崇富、周新城教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和基本观点入手，依据原著和史实，通过大量的引经据典，专门驳斥了那种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妄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错误观点。
四、苏东剧变的主因和教训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苏东剧变固然有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没有及时改革的原因，但主要是执政党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的恶果。认真总结苏东剧变的深刻原因，密切关注这一历史剧变，对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侵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居安思危DD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记录片的特点与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恩远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居安思危DD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纪录片课题组的编辑是有理论基础的。该纪录片的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最近在《改革内参》杂志上刊登了三篇商榷文章，当然我们欢迎大家商榷。对此他总结了该片的三个特点和创新之处：第一，总结了苏共的教训。陈云说，“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该片的指导思想是在总结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的时候，着重从苏共党来谈这个问题，商榷的文章说我们的纪录片很多东西违背了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是不准确的。江泽民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相当激烈的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导致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显然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是苏共党内出现了问题，该纪录片的思想是与我们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指示相吻合的。前苏联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人放弃了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第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原则。如戈尔巴乔夫基本上全盘否认了苏共和苏联历史，这一点他自己以后也有过反思。我们在对待苏共党和苏联历史的时候要充分肯定它的成绩，肯定苏联人民70年在苏共的领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当然我们也不回避对于它的弊端的批判，比如它的体制上的僵化等问题，纪录片都已充分地表现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在导致苏联解体中有多种因素的作用，这多种因素彼此相互联系，如政治和经济因素、内政和外交的因素、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等等。但这些因素中有主要因素。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既要看到事物间的联系，又要抓住影响事物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认为这个主要矛盾就在苏共党内。第三，这个纪录片充分注意了它的资料性，列入了最新的资料，资料可靠准确，具有权威性。课题组多次去俄罗斯考察，查证、获取资料。库库斯基、波立科夫、谢瓦斯基雅诺夫、梅德维杰夫、季塔连科院士、阿列克谢夫院士等等，这些都是在俄罗斯最享盛名的历史学家，该片充分吸收了他们关于苏联解体的大量论述，所以资料具有权威性。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原所长杨圣明研究员认为，对苏联的研究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我赞同该纪录片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是苏共党内出了问题。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研究员认为，《居安思危》纪录片引起了一些关注、讨论和争论是正常的，但对《苏联体制是怎样导致丧权亡党的？》一文中认为委任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政治原因的观点则不赞成。从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中也可以得出结论，苏联解体不是委任制的原因。选举政治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民主的本身，民主有多种形式。民主政治首先在西方是金钱政治，权力和资本结合，完全可以改变地方官员的政治立场。选举政治需要资源，竞选使资本向权力渗透，使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没有明显界限。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不然就要掉到西方民主战略的泥潭之中，当年戈尔巴乔夫就受了此影响。
2．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针对商榷的文章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体制决定”的观点，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但主要原因是苏共党内出了问题：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吴恩远认为，第一，体制在建立一定时期内具有决定作用，而同时掌握了体制的人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但也从来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列宁曾经说过，“历史必然性丝毫不影响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个人的行动构成。”第二，商榷文章对邓小平关于苏联体制的论述的理解是片面的，仅仅抓住邓小平对于苏联体制的批评，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实际上邓小平对苏联体制是一个辩证的态度。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要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学会学习苏联好的东西，这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对我们也很有益处。第三，体制有弊端是要改变，而作为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要完善，而不能根本摧毁社会主义。第四，实际上苏联体制有两种，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体制，而其上台后无论是国体还是政体都发生了变化，从国体上以“九加一联盟协定” 取代“苏联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取消了“社会主义”。从政体上他实行多党制，多元化，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它的体制已经演变。苏联演变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变。说苏联体制导致了苏联解体，那么，是哪种体制没有说清楚。商榷文说苏联体制的弊端是一党集权，广泛的委任制。而戈尔巴乔夫恰恰是改变了这个，实行多党制，实行普遍选举，导致了亡党亡国，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因此，商榷文章的立论抓得不准，也没有看清是什么样的体制导致苏联解体。
中联部俞邃研究员指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不赞成把其单一化和简单化。戈尔巴乔夫是历史的罪人是没有争议的，但反对“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要搞垮苏联”的说法。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革的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他是求助于“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一开始就打着“民主社会主义”旗号。同时反对“戈尔巴乔夫在国际共运史上有功劳”的说法。苏东垮台、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在戈尔巴乔夫。领导者的错误和改革的难度相比，领导者的错误是主要原因。领导者的错误与苏联的弊端结合起来，导致了苏联解体。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功绩，要充分肯定，认真总结；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要充分认识，认真批判。无视其功绩，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遮掩其弊端，无异于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树华研究员（留俄博士）认为，对于苏共的蜕变，我们党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国内理论界对于苏共蜕变和苏联演变的原因的分析已经积累了不少深刻而有价值的成果。一些成果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之流在思想信仰上的背弃、路线道路上的背离和政治上的背叛是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历史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引领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和之后叶利钦宣称的“人民资本主义”道路不仅没能行得通，反而先后将苏联、俄罗斯引向一条迷途和绝路。从政治层面上看，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假民主、真背叛，民主是假、祸国殃民是真”。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葛新生副研究员认为，意识形态的演变是导致苏联共产党垮台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否认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加速了这一进程和制约了它的形式。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使得在苏联自由讨论民族问题和建立民族主义组织成为可能。经济危机和改革失败，在1990年底已经完全显现出来，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大部分居民的情绪也随之发生变化。甚至包括俄罗斯一些地区的分立主义也急剧演化成民族主义。但1991年的反俄罗斯民族主义与1917－1918年时相比，政治势力要小得多。这样的民族主义本身是不能够摧毁像苏联这样的国家的。在联盟中央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中政治意志的衰退以及权力的瘫痪，都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使他们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种力量。回到问题的实质则是，当戈尔巴乔夫以改革方针和新思维指挥航行时，苏联遭到了失败。1990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的学者，以“戈尔巴乔夫政治失败之原因”为题的研究结论是，“戈尔巴乔夫解除了党的机构，引起下层的愤怒。但是没有党有效地参与解决经济的无序状态和没有能够替代党的机构的市场机构，苏联经济将陷入泥潭。”
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2000年发表的《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一文中强调，“苏联的失败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一种模式的失败”，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对的。那么，“模式的失败”呢?你说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那么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为何实现了工业化、农业机械化，打败了法西斯，使苏联国力强大，位居世界第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从一开始不可能完善。苏联解体具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现实原因为主要原因；有外因和内因，内因为主要因素。
针对有的文章认为苏共脱离群众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吴恩远批驳说，“苏共脱离群众”没有定语，指的是什么时期的苏共脱离群众？列宁正是用和平、土地和面包战胜了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1917年2月份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只有10%左右，而到这年的9月份就超过了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斯大林时期如果脱离群众，怎么实行工业化，打败法西斯?实际上苏共真正全面脱离群众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他自己也承认说，“我尊告大家，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会失去一切，这是我犯的主要错误。”
针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有的文章一方面否认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一方面又在大谈斯大林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大谈大清洗的问题。吴恩远认为，在普京总统最近赠送给中国社科院的最新俄罗斯大百科全书中，关于大清洗的数字说得十分清楚。所以有的文章认为大清洗用几百万人的尸体铺路，这是不恰当的。另外，关于说斯大林时期的霸权，这话是不准确的。邓小平就曾经说过，苏联搞霸权是始自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顶点。另外，说斯大林时期人民处于贫困化是毫无根据的。他们举例的是1953年苏联的粮食人均产量是447公斤，不如沙俄时期。实际上，苏联时期只是谷物产量差一些，并不是所有的农产品都落后于沙俄时期。比如奶类和奶制品：奶类的消费人均从1913年154公斤增加到1950年的172公斤，鱼类从 6.7 公斤增加到7公斤，食糖从8.1公斤增加到11.6 公斤，土豆从 114 公斤增加到241公斤。更不用说当时文化水平的发展，50年代苏联已经消灭了文盲。关于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所以俄罗斯学者提出重新评价斯大林，而中共一直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一直认为他的功大于过，因此，我的文章赞同中央的决定，我们没有提出重新评价的问题。
3．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
围绕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社会主义在欧洲遭到挫败，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这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影响是深远的，教训是深刻的。
张树华认为，10多年过去了，普京刚上台时有一个反思，他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先生发动了一场反革命，他们生活在革命时期，现在这场革命对于我们已经够了”。但俄罗斯有识之士则说，更准确的说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两场反革命。俄罗斯经过这些动荡以后，仍然在各种道路、主义之间徘徊和犹豫。俄罗斯思想界也陷入了这样的疑惑，在普京执政时期人们一直有这样的困惑。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的15年，俄罗斯政界和思想界则有这样一个共识：这15年是混乱的、危机的15年。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索尔科夫（实际上是总统最高级的政治顾问）说，“我们的政界，特别是州以上的干部一定要对这15年的社会混乱、经济危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俞邃认为。第一，当初的叶利钦，实现了打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试图向欧美模式转变的不成功探索；而普京则扭转了叶利钦塑造未成的西方模式，实现了向探索具有俄罗斯本国特点模式的初步的、影响深远的转变。也应该指出，叶利钦执政后期的政策调整，对于普京来说实际上奠定了进一步变革的基础。那就是叶利钦在内外政策不断受挫之后，政策逐渐转向了“中间状态”，标志是经济上收敛了以彻底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减弱了对以俄共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思想敌视和组织打击；外交上调整了向西方“一边倒”的方针而转为全方位。这是叶利钦留给普京的最重要的遗产。普京上台伊始，便明确宣称不走欧美道路。第二，普京获得比较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包含着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或者说，与中国的理念（不是说“主义”！）比较接近。普京选择的发展道路：以维护政局稳定、保持社会和谐为基本目标的“可控民主”；以注重效率、兼顾公平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平衡性”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全方位外交。普京的务实路线：将俄罗斯社会存在的三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融合，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运用于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第三，不能笼统地称独立后的原苏联各成员国都是在搞资本主义。土库曼斯坦老百姓的水、电、煤气、食盐免费供应，部分粮食免费供应，这不能叫资本主义。摩尔多瓦共产党掌权的做法，也要具体分析。乌克兰国内两大派之争，固然有与俄罗斯关系的因素，但也还包含道路选择的因素。
房宁认为，苏联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问题，这关系到中国如何继续发展，中国应该怎么办？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但对于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有不同观点，争论激烈。一种观点认为，要改变党管干部的原则，取消党的领导中的组织领导；另一种，也就是我们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都不能走第一种观点的道路，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由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国政治的基本规律决定的。就是从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来看，中国也不能走这样的路。民主建设是政治发展规律，民主政治的规律要符合基本的政治规律。中国的基本的政治规律就是“秦政治”，即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强大的时期，就是国家的统一时期，否则，则是动荡、分裂的时期。因此，我们的原理是，民主要遵循权力是人民给的。江泽民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参与协商和监督对一党执政非常重要。党内应该有民主的机制，重大问题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采取辩论。
杨圣明认为，第一，指导思想的双重指导论要不得，这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背离了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精神。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倡导的这个指导思想早已为全党全国人民普遍接受，并写进了我国宪法。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第二，将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错误的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而在此之前的为传统马克思主义。错误观点认为“一味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势必不能客观地看待这些年在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中已经或正在确立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甚至还会产生怀疑和抵触”。这样，他们就把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了。第三，用“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也是错误的观点。“生产要素价值论”这是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家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即劳动生出工资，资本生出利润，土地生出地租。
李慎明总结说：第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给中国带来灾难，历史上就有王明路线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叛也会给中国带来灾难。第三，新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国际金融资本统治下的殖民主义化道路。第四，企图把新儒家思想变成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做不到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儒家思想。第五，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道路行不通。第六，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行不通，不能强中国。当然，我们讲的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的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实践已经证明，新中国的成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强国富民，也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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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经济学家们最该做的是每个人都开一家自己的公司。那样他们才能在最前沿亲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