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至1942年初，侏儒山　　第5师在湖北省汉阳西南侏儒山地区对日连续进攻的作战。部队：第5师(兼委员李先念)　　战果：共歼灭毙伤200余人，伪定第1师5000余人，
1941年底至1942年初，侏儒山　　&第5师在湖北省汉阳西南侏儒山地区对日连续进攻的作战。部队：第5师(兼委员李先念)　　战果：共歼灭毙伤200余人，伪定第1师5000余人，　　1942年1月至3月，晋1942年春季反　　&晋部队粉碎日晋的。　　部队：晋部队第5、暂1师、团、警卫营、第第716团和第8团　　日寇部队：独立混成第3，第16旅团共1万余人&&& 战果；共大小183次，歼灭日750余人，　　日－25日，太岳区春季反作战太岳部队在省沁源、安泽、沁水地区反击的作战。部队：太岳、第　　日寇部队：第41、第36师团一部及共7000余人，战果：共毙伤日1000余人。日至3月3日，太行区春季反作战　　&太行部队，在省辽县(今县)、武乡、平顺，长治、潞城等地区反击的作战。　　部队：太行第2、第3、第4　　日寇部队：第36师团、独立第4混成旅团主力及第110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各一部，共1.2万余人，　　战果：共毙伤日2000余人。　　1942年&5月1日至6月底，冀中区“”反&所属冀中部队反击日对冀中平原大规模的。　　部队：所属冀中　　日寇部队：冈村宁次指挥第41师团主力及第26、第27第、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各一部和骑兵第13联队及共5万余人，　　战果；大小272次，毙伤日1.1万余人。冀中遭到严重摧残，冀中部队减员16800余人，被杀、被捕达5万余人，绝大部分变为日占区和游击区。　　日至6月20日，太行太岳夏季反作战　　&太行、太岳军民在省东南部反击的。部队：北方局机关和总部、第第385旅、太岳、新编第1旅、太行　　日寇部队：第1军第36师团主力和第69师团一部、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及第1、第8旅团各一部　　战果：共毙伤日3000余人。副在指挥部队突围作战中，于十字岭阵亡。　　1942年7月至8月，冀鲁豫区夏季攻势作战　　&第冀鲁豫部队在山东省西部、省北部地区，向和顽军发起的夏季攻势作战。　　部队：冀鲁豫教导第3旅、教导第4旅、教导第7旅、战果；共毙伤1000余人、顽军6000余人　　1942年7月至8月，平北区1942年夏季反　　&部队在北平(今)以北地区反击日大规模的作战。　　部队：第12(平北)　　日寇；独立混成第2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15旅团一部、伪满军第5旅、第8旅各一部，及平北、察南等地共1万余人　　战果；作战38次，毙伤俘日592人，1942年8月，冀东区1942年夏季反　　&部队在河北省东部地区反击日的作战。　　部队：第13(冀东)　　日寇部队：日独立混成第8旅团，13000余人　　战果：作战20多次，毙伤日900余人，开辟滦河以东、北宁以南400余个村庄，使冀东人口增至270万。　　1942年8月至10月，冀中区1942年青纱帐&所属冀中部队在河北省中部地区对的进攻。　　部队：所属冀中第8、第10、第6、第7　　战果：共歼灭日1500余人，平毁公路、封锁沟50余公里。　　1942年9月至10月，冀鲁豫区秋季反作战　　&第冀鲁豫部队在省濮城及山东省范县、观城地区反击的作战。　　部队；冀鲁豫教导第3旅、第8、冀中南下支队及支队日寇部队：第32、第59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等各一部及1万余人，配属坦克10余辆，汽车250辆，　　战果；共毙俘日500余人，损失较大，计牺牲、被俘、失散指战员1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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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思考
　　作者:温宗仁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6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和确立的建军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发展，并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
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粉碎张国焘以枪指挥党图谋的锐利武器。众所周知，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拥兵自重，把军权看得高于党权。正是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毛泽东于1938年11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总结了与张国焘错误斗争的经验，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他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对于后来人民军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其次，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克服王明右倾投降错误的根本原则。全国抗战初期，共产党内产生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错误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否认国共两党的阶级区别和原则分歧。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主张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并提出所谓“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这种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联合的一面，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而把全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上，会极大地削弱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正是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反复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中国共产党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全党全军应该不受国民党的种种限制，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在日军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王明右倾错误的及时纠正，有力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再次，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焦点问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要纠正共产党内的错误思想倾向，而且要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御侮，但两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并没有根本消除，蒋介石一直企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红军改编特别是其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问题。国民党借口实行军令、政令统一，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陕甘宁边区和南方红军及游击队。甚至一些国民党地方当局也妄图通过政治谈判来达到其军事“清剿”未能达到的目的。它们或以谈判为名，预设圈套，诱骗红军游击队下山，聚而歼之；或以功名利禄为诱饵，分化、瓦解、“收编”红军、游击队。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反复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根据这一原则，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对于国民党派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以及请朱德、毛泽东“出洋”等要求，我党我军拒不接受，并坚持设立总指挥部和政治部；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实行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正确方针，连续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的挑衅。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经验教训时说，蒋介石和一切军阀都十分重视“有军则有权”，“都爱兵如命”，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他提出了处理国共关系的四种方式，即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从而既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又坚持了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权。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军队建设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一，坚持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人民军队，使全体官兵成为熟练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期。党的总任务是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及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同时指出，军队应以创造根据地、箝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等为基本任务。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这一重大转变时刻，中央军委及时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在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义无反顾地开赴抗日战场，一方面同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战，并始终注意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的、战役的乃至战斗的协同与配合；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及时而大胆地向敌后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坚力量。
　　第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军队，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以更好地适应在思想战线上面临的新挑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条件和敌后分散游击的复杂环境中，人民军队的迅猛发展，新成分的大量增加，不可避免地给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带来许多不适应党的事业需要甚至是消极腐朽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始终把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作为中心环节，努力使军队在思想上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的殊死的残酷斗争，是血与火的生死较量，需要广大官兵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共产党在人民军队的思想教育中，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极大地激励、调动了抗日将士的参战热情和战斗精神。同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1942年至1945年，人民军队参加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各部队结合自己实际，加强思想教育，纠正和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错误思想作风，大大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维护了全军的团结和统一，有力地促进了军队建设，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内部领导开展了反对新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开展反对新军阀主义斗争的问题。1942年末至1943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在军党、军政、军民关系方面存在的同党闹独立性及军阀主义倾向等严重问题作了尖锐批评。1944年4月，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再次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并把它作为建军和处理军党关系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以明确。
　　第三，坚持用严格的组织制度领导、管理军队，建立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保证人民军队始终处于党的直接指挥之下。党中央根据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红军改编时，根据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在此种情况下，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中央于红军改编前即作出规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建立军政委员会，以集体领导方式，实际履行党委的职责。同时决定，师团两级及总部和师的直属队建立健全党务委员会；团建立总支部，营建立分总支，连建立党支部。这有利于发挥部队中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军事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决定组成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随即决定在前方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新四军成立后，又设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后改组为华中军分会）。不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排除阻力，毅然恢复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处）制度，并撤销各级政训处，政治工作的基本制度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军分区等各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各级集体领导机关，从而建立了由上而下、体系完整、具有党委性质的各级组织机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于日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使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以“一切服从战争为最高原则”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是在残酷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加强党对人民军队领导的又一重大举措，进一步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无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还是对今天的我军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抗日战争的历史实践雄辩地证明，抗战的胜利和我党在战争条件下的迅速发展，是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分不开的。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我军就不可能具有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就不可战胜凶恶的日本侵略者。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我军也不可能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由最初改编时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余万人。朱德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把党的领导高度概括为解放区抗战的一条“总的经验”。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人民军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各项制度，是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所在，也是保持和提高我党的政治地位的根本所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的根本制度和建军的根本原则，它深刻地体现了军队与阶级、政党、国家之间的本质联系，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从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军所处的客观环境、所担负的使命、任务的变化，军队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更要求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要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的领导、指挥。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军事领域一场深刻而广泛的革命，必然涉及到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必然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保证打得赢、不变质，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实现民族振兴的客观要求。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正确方向和顺利进行，实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目的，军队才能既出凝聚力，又出战斗力；既保证军队建设顺利发展，又能保证在未来作战中取得胜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刻也离不开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一刻也离不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根据我党我军在抗战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加强军队党的建设，选准用好各级领导干部，依法从严治军，从严治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要如此，我们的军队就能抵御任何风险，克服任何困难，战胜任何敌人，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人手里，保证履行好保卫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神圣使命。（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政委、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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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29军是谁领导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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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副军长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38师师长张自忠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第143师师长刘汝明参加了77卢沟桥战役，拉开了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战大幕
标志性事件：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上将
副军长 秦德纯& 副军长 佟麟阁& 参谋长&&张樾亭河北省政府主席、第37师师长 冯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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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题领域专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部分军队为什么叫新四军？
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它是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组建的，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是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武装。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转为贯彻“联蒋抗日”方针。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后，在华北实现了国内和平，但又玩弄“北和南剿”阴谋，企图利用中共中央尚未恢复与南方游击区联系之机，调集大军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正如项英在《新四军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说的，和平的结果使陕北红军主力也与中央军取消了敌对行动而处于休战状态。但从这时候一直到卢沟桥事变为止的半年时期，成为南方游击队更困难的时期，即虽然国民党军事当局和陕北红军进入和平谈判的状态，而对于和陕北红军在政治上一致的南方红军却采取更加猛烈“围剿”，企图在短期内完全加以消灭。国民党军对南方游击区的大规模“清剿”，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才被迫逐渐停止下来。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全国激愤。7月9日，红军全体指战员通电全国，“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正规军纷纷调往战区，对南方游击区的“清剿”已力不从心。“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目标未能实现，又没有力量继续“清剿”下去，蒋介石实施改“剿”为“抚”的方针。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各游击队与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以取得合法地位。此时，叶挺由澳门来到上海，接受周恩来的委托，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当初北伐时第四军的“铁军”传统。由他率领开赴抗日前线。陈诚遂向蒋介石推荐叶挺当此重任。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报：经“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蒋介石企图通过叶挺，把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调离南方游击区，编为一个军开赴前线，既可为他所用，又可使“后方安定”。只是由于共产党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不让国民党插进一个人来，而叶挺又坚决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使新四军于1937年底得以组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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