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张学良违抗岳母之命：不在妻子重病时娶其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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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虽不同意，但又拗不过岳母和母亲，张学良只好退了一步：“这样吧，我答应你们，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娶她的侄女，你可以当面告诉她，她自己要愿意，愿意她侄女将来给她带孩子、管孩子。但是结婚，暂时先
男人都巴不得有这样宽容大度的妻子。娶得这样的妻子，想必也心满意足。
从张学良和于凤至留下来的老照片合影可以看出，二人的确有过十分甜蜜的岁月：她穿着貂皮大衣和他十指紧扣，行走在街头；每有重要宴会，他的身边都有她相伴；他们一起打球，男的英姿勃发，女的清秀可人。
张学良承认，&我太太她对我很好，怎么好？为什么好？我给你说说个中道理&。于凤至为张学良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患了重病，&差不多就是不治之症了&，看了中医也看了西医，医生们都束手无策。假若于凤至真的去世，也就意味着，她要为张学良撇下四个年幼的孩子。张学良的岳母和张母商量着说，于凤至有个侄女，不如让张学良娶了这侄女，以便日后抚养四个孩子。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岳母？自己的女儿重病垂死，她为女婿出主意，要女婿另娶，并且是在女儿未亡之时就迎娶。是应该说她愚昧呢，还是夸赞她心怀宽广？若要寻思，真是叫人啼笑皆非了。
张学良反对此种安排，他说：&我太太她现在病得这么重，你们真的要我现在就娶她的侄女？那不是我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呀！&虽不同意，但又拗不过岳母和母亲，张学良只好退了一步：&这样吧，我答应你们，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娶她的侄女，你可以当面告诉她，她自己要愿意，愿意她侄女将来给她带孩子、管孩子。但是结婚，暂时先不要结。&
说也奇怪，这事儿没过多久，于凤至的病，好了。张学良执意抗婚，她为此感动不已。张学良说：&从那以后，她对我也就很放纵了，不再管我了，对于我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一概不管。&
或许在于凤至看来，男人本就是花心多情的动物，何况张学良又如此俊美，有权，有钱，他不招惹女人，也还是有女人情愿投怀送抱的，不如随他去吧；他心中有她，她已是清楚知道，这就够了。
于凤至说：&夫妻之间的关系犹如弓与箭，夫如箭，妻如弓，如果弓坏了，箭就无法射出去。&她良好的家教和个人涵养，促使她做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女人，哪怕是委屈了自己，她还是要一往情深地培植灌溉他们的婚姻树。
若说于凤至为张学良所做的一切，只是体现了一个妻子的温柔贤淑，那么，在张氏帅府，于凤至赢得府内上下尊重，则完全是个人人格魅力使然了。
她对长辈恭顺孝敬，对下人从不摆少奶奶架子，乐善好施，聪明睿智。她又是博学多才的，凡事皆有高明见地，人们有事多愿意同她商量，征询她的建议。她以自己独有的庄重、内敛、仁义，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
对这个儿媳妇也是刮目相看。当初他要张学良娶于凤至，更多是为着于凤至能给张学良带来好运，不曾料到，儿媳竟是如此温婉贤惠，原来她不仅好命，还有着极好的性情。
其实，好性情的人一般都好命，就像会撒娇的孩子有糖吃。一个女人，如果她是贤惠的聪明的，男人娶了她，会更强大，譬如注射了只有正能量而无副作用的兴奋剂，可以充分发挥男人的最大力量；反之，女人愚昧、刁顽，则会大大减弱男人的力量。是所谓&踬马破车，恶妇破家&，亦是所谓&好女人是男人的学校&。
于凤至越好，张作霖越觉得对不住她。当初是他准许张学良婚后可以在外处处留情的啊！现今他有些后悔了，于是对于凤至格外关照，高看一眼。据传，张作霖很给儿媳于凤至面子，他发怒时，别人是不敢近前的，于凤至却敢，她上前一劝，张作霖就消气了。
一开始不受丈夫喜爱，入了帅府后却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真的是她生就好命吗？不，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
或许有人疑问，温柔女人多了去，为何有的女人越温柔越遭虐待呢？其实，温柔可分为两种：一是愚昧的温柔。这种人只会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以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就能换来皆大欢喜，结果如抹到墙上糊不住的稀泥，越稀软越糊不住越遭人嫌弃。二是智慧的温柔。这种女人柔软细腻，但有思想，人们看见了她的温柔，更清晰地看见她的智慧。如水，看似世间至柔，却能穿透世间至刚；看似清澈平静，实则奥妙无穷；可流淌去任何地方，滋养万物，洗涤污垢。
于凤至就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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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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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揭秘民国戒毒往事：张学良为了戒鸦片而打吗啡|张学良|项美丽|邵洵美_新浪军事
揭秘民国戒毒往事：张学良为了戒鸦片而打吗啡
资料图：张学良旧照
　　项美丽决心戒毒。或者说，《纽约客》驻华记者Emily Hahn决心戒除自己的鸦片瘾。
　　上世纪30年代，项美丽做了不少出格的事情。这个美国人离家出走跑到大洋彼岸的上海，养了一对猴子当宠物，住在市中心的红灯区旁边，与一位中国的有妇之夫恋爱。
　　如果翻一翻民国旧事，我们能在当时的上海找到一大摞沾染上“阿芙蓉癖”的名人档案。譬如张爱玲的父亲与继母――这两位可是李鸿章的外孙和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或是沪上名媛陆小曼……以及项美丽的情人、翻译家、“新月派”诗人邵洵美。
　　可能是在他俩第一次见面时，这个英俊的中国人就引导爱冒险的美国女人试抽了一管鸦片烟。他还根据“Emily Hahn”的谐音帮她取了“项美丽”这个中文名。邵洵美的原配妻子后来回忆说，在大家庭中，鸦片与纳妾同被视为“风流而不下流”的雅好。
　　可是，当项美丽落笔描写“愉悦”又“美妙”的童年梦想“吸鸦片”时，她已经决定了要戒除大烟瘾。
　　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在80年前。
　　就在项美丽戒毒的数年前，身在东北的“少帅”张学良也尝试过戒除烟瘾。不幸的是，医官给他推荐的戒毒剂是吗啡。
　　如今，人们都知道吗啡、海洛因是比鸦片毒性更大、更易成瘾的药物。很难想象，当它们初面世时，肩负的任务却是“戒大烟”。1805年，一位德国药剂师从鸦片中分离纯化出吗啡，而之后很多年里，医学界对其毒性都莫衷一是。1874年《申报》的广告栏里，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由伦敦新到戒烟药莫啡散多箱，其药纯正而有力，故杜瘾之效较为速捷。”
　　到了清末，海洛因也开始出现在国内各地西药房，供人直接口服，几乎包治百病，当时它的最大生产国是德国，而直到上世纪20年代初，德国药品当局还没听说过“海洛因上瘾”这回事。 可想而知张少帅这次戒大烟的结果：他对吗啡形成了药物依赖。
　　这种药物依赖应该不轻，齐邦媛曾回忆，父亲齐世英见到的张学良“身上打吗啡都没有洞了，没有地方下针了”。
　　而在项美丽的世界里，“烟瘾”并不是多大的事情。邵洵美觉得“抽鸦片可以治哮喘”，还劝项美丽“像我们这样有许多事要做的人，不是那种会上瘾的人”。
　　她沉浸在与爱人吸云吐雾的世界里。他们共同把沈从文的《边城》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翻译为英文。因为邵洵美，她与中国的知识界广泛交往，也深入到了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中。她写出了一篇篇颇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故事。西方的书评家评论项美丽“不像其他一些作者，只是坐在黄包车里往上海花园桥走了一遭，就说他们了解了中国”。
　　然而，项美丽并不能永远躲在上海租界的繁华温柔乡中。作为记者，当一个去重庆采访的机会放在面前时，她必须认真地考虑自己的烟瘾问题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新颁布了法案，吸鸦片有可能被枪毙。
　　项美丽很清楚，自己已经对鸦片上瘾。
　　1933年，没守住热河的张学良辞职下野。他的第一站行程，就是住进上海一家德国医院，开始尝试再一次戒毒。很多年后回忆这件事，他还笑着回忆自己副官对大夫说的话――颇像如今清宫剧里皇帝对太医的万能嘱咐：“他要是死掉了，你可活不了了”。
　　少帅这次戒毒所遭受的痛苦可能不亚于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外国医生没再为他提供特效药。一种说法是，张学良被绑在床上，无论如何呼喊挣扎都不能再接触吗啡。而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没法细细说那个过程，总之，“昏迷了一个礼拜差不多”。
　　项美丽也选择了一家德国医院，她的医生选择了“催眠疗法”。
　　这在当时也是够新奇的。项美丽在医生的指挥下吃了一种药片，一觉睡到下午5点，据说在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直都在说话，当然，当事人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但醒来后，她就不想吸鸦片了。
　　接下来她在医院里待了一段日子，历经各种痛哭流涕和不舒服，与世隔绝。没有鸦片，也不能见朋友，尤其是邵洵美。
　　当医生终于允许他们见面时，项美丽第一次注意到，与她相恋近5年的中国情人“眼神黯淡，牙齿也脏兮兮的”。
　　是否真的是“催眠疗法”起了戒毒神效呢？又或者，天性顽强的项美丽在忍受戒断鸦片的痛苦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迈向人生新的台阶了。当离开上海时，她已多年没有回美国，除了一系列发表在《纽约客》上关于“潘先生”(邵洵美为原型)的稿子，她手里还攒着一部找不到出版商的书稿，描述了一个白人女孩与中国有妇之夫无果的爱情。
　　远赴重庆3年后，她交出了一部真正奠定自己在文坛地位的作品：《宋氏三姐妹》。
　　她再也没有回过邵洵美所在的城市。
　　鸦片瘾已经远去，项美丽的上海故事也完结了。
（新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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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奇异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东北的“少帅”。他生于1901年，曾一度沉迷于鸦片，但戒了；曾一度赞同法西斯主义，但当它将矛头对准中国这还多亏了日本人——他又奋力粉碎它；他仰慕过也觊觎过很多女人，然而，却独独顺服一位：他的统帅兼对手的妻子，那位美丽又魅力非凡的女人。该故事讲述了一个既强大又软弱的男人。因为性格使然，数十年来他是自己国土上的阶下囚；在九十多岁时流亡到新大陆；在一百多岁时，也是在皈依基督教很久之后，他客死夏威夷，并葬在那里。在中国现代史上，此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他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开启此人的生命之谜可以明了20世纪的中国，并有助于理解今日的中国。
东方战争的起源：英国、中国、日本<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4.0 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mso-bidi-font-family:Acolor:#37-1939年19761984199019982005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有关中国-以色列关系的书。此外，谢教授还出版了两本历史小说，《外人之子本·哈扎尔》（Benhazar）(1990)和《昵称玛诺》（She Used to Call him
Mano (1998).
封底书摘：
宋美龄对张学良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把两人的关系说成爱情是错误的；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种深沉而微妙的感情。张学良被宋美龄的魅力吸引，对她有一种无可言喻的爱慕。关于两人间的关系，张学良一直讳莫如深，直至70年后将它带到自己的坟墓。
发生在70多年前的遥远的西安事变，并没有在偏远的陕西地区湮没下去。很多人介入其中，主要是介入到它的结果之中。它撼动了东亚地区体系的基础，甚至产生了为二战前武装力量做准备的结果。
张学良的故事奇妙、独特而又奇异，但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位即便垂垂老矣也被称之为少帅的人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有经过严格挑选的少数几人，有幸和他谈论过那件扭转他人生的事件。
他是一位悲剧英雄。为达目的，他采取了有损男子汉气概的行动，甘愿贬低自我，甚至成为牺牲品。于是，他由一个强权人物和拥兵自重的军阀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张学良证明，除了改变塑造历史的正统道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
050 &第三章
&“兵谏”：逼蒋抗日
&第四章 &大和解
&第五章 &命运之轮流转
&第六章 &风雨飘摇
&第七章 &台湾：阶下囚和哲学家
&客居夏威夷：风烛残年与撒手人寰
&参考书目精选
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张学良将军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曾两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进程，第一次是1928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使中国形式上获得了“统一”；第二次是1936年12月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日的局面。然而，张学良人生的奇特之处还不仅于此，西安事变后他遭蒋介石软禁，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事情就是到36岁”。本书作者谢爱伦先生则说：“他好像是站在历史舞台上，戏剧一开始时说了一句台词，一时吸引了观众注意，而后磕磕绊绊地又说了一句。然后他就被命令退到舞台的一个小角落，看着其他演员，分析他们的一举一动，然后就消失了。”
2001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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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日本和中国间爆发了全面战争。北京当月即被日军占领，上海被围困，随后沦陷。12月初，日本侵入首都南京。一侵入南京城，他们就屠杀了当地居民男女老少30&多万，野兽般地强暴了大约两万女人。1937&年底，&日本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一年后，日本军队南下，攻占中国沿海重要城市和南方大都市广州。
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经过殊死搏斗和拼命努力后被迫逐渐向西撤退，最终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安顿下来。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被外敌侵占。中国有独立主权的地区被围困，给养要费尽周折才能到市民手上——
或者转道越南、缅甸，直到它们投降了日本；或者辗转印度陆路与航空。
政治上，国民政府处境艰难。另外两个政府竞相成立，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建都，展示着不同于蒋介石的两种统治模式。在南京，日本制造了个傀儡政府，扶植国民党前领导人汪精卫为首脑，鼓吹“亚洲人的亚洲”&理念。如果该理念能实现的话，就是要在东京领导下创造该地区的繁荣。另一方面，共产党正在建设一个激进的模式，对以首都延安为中心的北方苏维埃政权满怀信心。他们要让这一模式席卷全中国，将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奴役与贫困中解救出来。
广大亚洲、欧洲和整个国际舞台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日战争和1939&年欧洲爆发的战争融为一体，并向外延伸，1941&年把苏联和美国也拉入冲突之中。毫无疑问，世界大战已成事实。
八年后，1945年8月，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后，&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回顾过去，不可能把中国军队与日本远征军之间的武装冲突称为单纯的“事变”，
也不可能把长城北的侵略者向南推进看作试图光复东北的昔日荣耀，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腹地。
自1946&年起，战败国与胜利国都开始努力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然而，地方纷争、解放战争和内战此起彼伏，各自付出了相应的代价。革命力量不断尝试夺取一块块土地，这又是需要以鲜血为代价的成就。当太平洋、东亚和南亚战争结束时，国共内战爆发了。
在整整这一段时间内，少帅都身陷囹圄。
早在日审判张学良时，杨虎城就抨击政府严格监管自己的朋友。审判之后，当大家知道判刑被奇怪的“特赦”取而代之时，显然张学良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至于期限多长却不清楚。在杨虎城看来，这明明白白就是挑衅。说是民族和解，如果不恢复张的公民自由、不允许张回西安重新统帅自己的军队，这一切如何发生？而且不单单是这些，蒋在西安许下的承诺没有兑现，政府军正向西挺进，威胁着东北军、西北军及其拥护者。
1月初，蒋介石着手消灭东北军，即张学良的奉军。这支军队被调往中国中部，脱离中央军其他部分，有意肢解削弱它自身的力量。政府这一招影响了内政与军队。东北，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自治区，不仅被日本人、也被中国中央政府整垮了。张学良被软禁，受制于一个受伤的国家领袖，释放无望，不能在为时未晚的时候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1月7日，蒋介石又指示张学良命令杨虎城只听命于政府指令，也就是他委员长的指示。杨虎城遵从了这些命令。
张学良是按中国的既有习俗囚禁起来的：他的自由并非是关在普通监狱里丧失的。最初几年，他处于“流动”羁押中。囚犯，以及看守和卫兵，在蒋介石的谨慎指示下四处迁移，一般离蒋住的地方不远。几十年前，慈禧太后以领导1898年的维新为罪名逮捕了年轻的光绪帝，之后她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她要确保光绪不离朝廷左右，始终在她的监管之下。
最初两周，张学良住在宋子文南京的家中，由宪兵和国民党军统局的人看守。戴笠手下15名特务负责监视张的一举一动。当时，少帅几乎整日整夜望着窗外，看着特务们密切监视着他，内心紧张，一直焦虑不安。他的情绪异常糟糕，不断地抽烟。只有戴笠和一些高级特务才能得到允许进入他的房间。有一次，为确保他没带任何不该带的东西，张学良房间的角角落落和身上都被仔细搜了个遍，甚至连背心在内。
1月，蒋介石离开首都，暂时回到老家浙江溪口。他的这名囚犯也随即被带来，而且由刘乙光带领一支特殊的特务队与他同行。他被安置在溪口学校附近一家客店里。张学良以为自己的长途跋涉艰难困苦终于熬到头了，终于要安静下来了。但他错了，他此行被称为“押送”，是作为罪犯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刘和家人注定要和少帅在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这次新安置后没几天，张学良的第一任妻子于凤至就来陪他，陪他监禁到1940年的冬天。前面也提到过，张学良有巨额财源，大笔经费用来支付他的生活起居，也用来维持中国这个习俗。而当局者居然也没有阻止他继续享受自己的财产。他有美国银行的账户，需要现金的时候他就签一张美国银行的支票。如果取钱晚了，他就跟戴笠借。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这种囚犯与看守之间的关系并不被认为出格。
日，替杨虎城传达信息的人来到张学良软禁的地方。两人讨论了杨的状况和当前的形势变化。至于少帅获释的可能性，传信人明确指出，尽管为释放张学良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蒋介石拒绝遵守在西安作出的承诺。传信人说，每次一提到张学良的释放问题，委员长就一再说，他在西安翻越围墙时伤了背，暗示他背痛是一件国家大事！如果这样的话，不仅蒋介石在西安遭到冒犯是张学良获得自由的绊脚石，而且，他不断发作的身体上的疼痛也妨碍张学良获得自由。蒋介石反反复复地提到，张学良是自愿陪他飞回南京的，他没逼他这么做。他还说，或许张学良本人意识到自己读书少修养差，所以自愿和统帅住得近一些，向他学习，当面改进自己的道路。
张学良已经彻底看清楚了，他遭受监禁是蒋为了向人们活生生地证明：谁要胆敢伤害或冒犯领袖就是他这样的下场。谈话又提出了另一个考虑因素，也是个实际因素：放他出来会使杨虎城领导下的军事力量更持久。而且，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及其政府内不想处理张学良、杨虎城的派系力量已经发展壮大（尽管政府与共产党结成了联盟），释放张学良会被看成是某种形式的投降。
传信人非但没有振作张学良的心情，反而是张学良竭力安慰来客。“请告诉虎城多容忍，我或许有可能出去。”他说。张学良相信，一旦与日本的冲突超出了预期时间，而国民党军队可支配的武装又不足以击退侵略者时，他就会成为最后可依靠的力量。在此期间，他的副官们静静地等待着。他们严格遵守他的命令，听命于政府，忠于政府。尽管身陷囹圄，少帅依然精于中国的军事政治之道。
在那段时间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从长年客居的苏联回国，第一次见到了张学良。此后他们俩经常见面，关系很密切，不久就成了朋友。这份友情尽管有些奇特，却是当局和少帅之间关系的支柱。这份友情除了本身涵盖的显而易见的障碍，还不得不经受另一层考验，即领袖之子和继母之间，也就是与张学良仰慕的那位女人之间关系处得不太好。
日，中秋节即将到来，张学良的主要看守人刘乙光与另一个负责生活必需品和安全的看守立起三张桌子准备过节。这个节日可以说是一件家庭大事。刘乙光一家与同吃同住的张学良一家共进晚宴。张学良有些多愁善感，喝着烈酒，一反常态，不停地说话。他大致说了导致自己被囚事件的来龙去脉，提到了自己的巨额财源，前后矛盾地预言了自己的将来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将来。
“我或许是名囚犯，”他思索着，慷慨激昂地说。“尽管我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名。现在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祖国了，我要带你们打日本鬼子去！”他的大话稀释在酒水的泡沫里。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原封不动地呈送给蒋介石看。三天后，囚犯住的招待所突然起了一场无名大火。既无水灭火，也没有灭火的设备，建筑物全部烧毁了，只剩下一片灰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背后有阴谋。
张学良和妻子没有在大火中受伤。刘乙光将他们押送到附近山上的一座庙里。很快，刘接到首都南京的指示，命令他把囚犯转移到安徽省的黄山。11月的一个晚上，几辆卡车来到庙中将张学良夫妻、全部卫兵及其装备运往黄山，行程500公里，耗时一周。他们抵达目的地时，县长上前迎接，把他们带到当地一家旅馆。为安顿这位有名的囚犯，旅馆事先清走了所有房客。旅馆所在地被划为禁区，地面有条小溪流过，但市民未经特许不得进入。
12月，首都南京落入日本人之手。尽管中国政府早已把办公基地往更深的内陆搬迁，迁到了武汉，但是，这对敌人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战果。日军占领南京后，紧接着是两周多的屠杀、强奸和罕见的残酷暴行，这就是著名的南京大屠杀。中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漩涡，地区一个接一个沦陷，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着广大人民和急剧崩溃的国民军。即便这样，蒋介石还是不肯让他的囚犯自由。刘接到了新指示——把囚犯解押到江西萍乡，到后会有进一步的指令。
开车到新地点需两天。一行人到达目的地后，发现这儿一片狼藉，成千上万的难民从日本占领地汹涌而至。刘用了几天时间才在离萍乡四里地（两公里）的地方找到一栋两层楼房临时住下。房屋的主人是清华大学教授，没听说有什么危害党的政治倾向。张学良和随从们等了三个月，等政府给他们下达下一站的指示。这三个月阴雨连绵，苦不堪言。刘弄来的吃的也很差。张学良和妻子的情绪很低落，张的健康开始恶化，脚也肿得厉害。自从一年前被捕后，这是他人生的最低点之一。
1938年1月底，中国新年前后，张学良要求刘乙光准许他去市里了解当地风俗。刘希望出游会提高囚犯夫妻的心情，于是同意了。张学良是全国的知名人物，必须确保他不会被人认出来，当时还没人知道他就在这个城市的附近。
办法很简单。张学良穿上司机的衣服，随行人员是当地生意人打扮。乍一看这个化装舞会似乎开得不错，但是当这奇怪的一群人在市里游逛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声惊呼。有人操着东北口音大喊：“这不是少帅嘛！”张学良不假思索地回过头，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当两人彼此盯着看的时候，刘乙光回过神来，冲那个东北汉子喊：“你认错人了，他是我们的汽车司机，不是什么少帅！”然后赶紧催着一群人回到住所。他们离开时，刘示意其中一人尾随那个似乎承认错误退下去了的陌生人，原来他是张学良的父亲东北王张作霖的私人理发师。即便在当时，离开东北岗位多年之后，他依然记得那位统治者的儿子。
这事发生后，刘乙光变得紧张不安。蒋介石在新都重庆，通过戴笠联系到他很难，而且联系也时常被中断。刘等待着下一步行动的指令。最后，他收到了把张学良迁徙到湖南郴州的命令。在郴州，刘选中了旅游胜地苏仙岭的苏仙观。
张学良和随行人员没和当地人住一起。在这种条件下组织生活很困难，甚至干一些小差事对刘来说也不容易。比如，为随行人员和张学良找到一位理发师很难，而张学良对理发特别挑剔。当年还在沈阳当司令时，大家都知道，他一旦发现部下头发整得不好就训斥。如今刘对从附近市里带个理发师过来小心谨慎，担心张学良的身份被识破。最后，一位队员自告奋勇为少帅理发。甚至洗澡也成问题。张学良习惯了洗热水澡，甚至当警卫员带他去一个在当地发现的温泉时，他也不满意，要求带他去一个正儿八经的公共浴池。他坚持要去，刘没办法，只好要求当地浴池老板在规定时间清空浴池，以便张学良洗澡时不受打扰，没有安全威胁。
日，张学良和往常一样去洗澡，12名特务随行。一名炮兵军官经过，认出了他，止步，敬礼，好像在部队里碰到他一样，然后走了。张没理睬，继续走自己的路。但这事和上次一样让刘非常警觉，于是要求一行人立即返回住处，同时命令一名特务跟踪那位军官，刺探他的身份。经调查，那人是少帅的旧部，在附近一个由东北军炮兵改编的炮兵团担任副团长。少帅让他们不要伤害那名军官。
一个月后，发生了另一件让看守张学良的人很不爽的事。一群士兵和他们的中校怀疑张学良和随行人员待的禁区有问题。士兵们来查郊外这幢神秘的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刘的特务队阻止他们，于是代表不同的权力机构的两班人发生了冲突。冲突过程中，刘不得不出具一份秘密文件，向那些士兵证实那里的确是合法的军事驻地，他们无权进入。不久后又来了一队士兵，这次他们扮作旅客。刘乙光的特务队对天鸣枪示警后他们才离开。这几件事表明少帅作为流动囚犯的地位是多么奇怪。
由于出了这些事，刘决定迁移，把人员安置在永兴县离自己出生地不远的地方：亭司镇一所地方学校。永兴县距郴州大约30公里。刚过了几天，刘就接到命令将囚犯带到另一个新地方，这次是到湖南西部的沅陵。刘先派了几个特务在大部队前侦察，然后他们选了凤凰山顶一个寺庙。
在张学良整个软禁期间，政府担心张学良的人——东北军——会发动大胆突袭或轰炸来营救他。蒋介石为此命令刘乙光通过戴笠装备了防空武器，甚至准备了防空洞和壕沟以应对紧急袭击。一次，张学良在山洞里时，在墙上刻下了“雪仇”二字。尽管他承受了非同寻常的折磨，但他从没有想对抓他的人复仇，他和他们处得很好。他是要向日本人报仇雪恨。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二者皆有吧。不管怎样，抗日战争这件事让他坐卧不安。
1938年冬的一天，县长派代表拜访少帅。他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少帅要求为他在附近山顶修个建筑物，类似于小亭子之类的。这样的建筑物还真修建起来了。在那里，少帅能眺望河流及其四周环境。或许，少帅希望这儿能给他一点宁静，可以一个人待着，远离所有的随从人员，享受片刻独处的安宁。
那些日子，张学良全神贯注地研究明史。这个项目让他如醉如痴，但内心深处却一直翻腾着直接参加抗日战争的希望。他的研究题目本来脱离时事和如梭岁月，但又与它们密切相关。明朝的故事是中国政府因为内忧外患而垮台的一个典型例子。在中国，一直有研究历史的偏好，特别是治理国家和历代王朝的历史，认为关系到当前的兴衰成败。或许，埋头古史，心智与世隔绝让他当时得到了些许解脱，甚至无论对于自己作为个人还是领导人的命运，他都有了些希望。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拜访张学良。张治中看到他的藏书深受感动，向他保证，他已经到了一个宁静的地方，一定能潜心治学。他答应给他一切需要的帮助。
张学良谢过客人，强调尽管全面抗日第二年已经开始，他却很灰心，因为1937年夏天北京防线被突破，而他只能坐视旁观，没有接到战斗的号令&#9312;。真的，他说：“这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得了皇姑屯事件！我怎能忘记‘九一八’事变！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我张学良到哪里去了？”
在这件事上，客人无能为力，话题自然转到了该省的未来和万一武汉失守将如何上来。张学良诚恳地说，他要是能帮上忙会很高兴，如果他的客人将他的意思转达给委员长他会感激不尽。张治中将军建议少帅直接给领袖写信，而张学良也确实采纳了他的建议。然而，蒋介石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这使“副总司令”张学良很郁闷。“副总司令”是看守们对他习惯性的称呼。“我是什么司令，”他常跟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早就被撤职罢官了吗？”
1939秋天，湖南局势恶化。日本人向长沙进军。于是，刘再次接到命令，重新紧急安置张学良。这次迁往贵阳，要求路上务必小心，当局甚至连转移张学良的路线也指定了。政府越来越担心张学良被拥护者或日本人绑架。毕竟，他是可以用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一颗政治军事筹码。
转移张学良和随行人员共动用了十几辆卡车。几辆车打前锋，另外几辆殿后。卡车上架着机关枪，以防万一遭到袭击。路途艰难，一路上是羊肠小道和绵延山脊。一行人来到贵阳，先在旅馆暂住，然后搬到阳明洞。据当地传说，这儿早在16世纪初就成了住人的地方。
在这里，张学良后来遇到了生命危险。他染上了阑尾炎，最后关头死里逃生。那儿没有正儿八经的医疗设施&#9312;。1939年冬，于凤至检查出得了乳腺癌。张学良想送她到美国治疗，请求戴笠在妻子离开后允许他的红颜知己，也是他10岁儿子的母亲赵一荻来陪伴他。蒋介石没有立刻同意。在委员长夫人坚持不懈的干预下领袖才同意了。这再次证明宋张之间的奇特友谊是强有力的。
下决心去陪伴张学良不是件容易的事。赵一荻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尽管如此，她决定去陪伴迫切需要自己的这个男人。她去美国把孩子托付给一位朋友，然后于1940年2月回到中国陪伴张学良。无论在烽火连年的时代还是数十年软禁和晚年漂泊异乡的岁月里，她都是他的安慰。
1940年初，于凤至去了美国。她和丈夫一别之后再没见面。有人说，离开之前她要张学良给她1931年委员长发给他的那封不抵抗日本人的密电。领袖写的这个命令在她看来似乎是丈夫的终极保障，能保证张学良不被作为叛徒处死的最后依靠。他们分别整整50年后，1990年，于凤至在美国去世。她的墓志铭取自丈夫送她的诗，赞扬她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如果真像前面提到的那样，那封电报真是蒋介石发的，张学良就没有因为不积极抵抗日本侵略者而背叛自己的国家，他实际上只是遵守命令而已。
1941年5月末，张学良觉得腹部疼痛，需要住院。不征得战时陪都重庆方面的同意，刘乙光没做好把他从严密监禁中送出去的准备。因为没有收到答复，刘决定自作主张，让少帅住院，以免发生不测。他与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商议，吴给囚犯换了个假名送到省内一家医院的外科部。在医院里张学良完全与世隔绝，监护无微不至。除了照料他的人，未经当局允许任何人不得探望。治疗期间，张学良动过一次手术，后来又动了一次，整个过程花了几个月。出院前，他对刘乙光说，他想待在贵阳，不想回条件艰苦的阳明洞了。他们最终达成妥协，搬到靠近省城的另一个山洞——麒麟洞。
11月，戴笠拜访蒋介石让他负责的囚犯。他和张学良、赵一荻共进午餐。张学良问杨虎城的情况，戴笠告诉他杨虎城在国外考察。这个信息并不对。杨虎城和张学良一样被蒋介石关起来了，他怀孕并生病的妻子也被监禁起来，在狱中生了个女儿。
1942年2月，刘乙光接到命令将张学良再次转移，这次转移到贵州省省会贵阳东北方向80公里外的开阳县刘育乡。囚犯被安置在当地一所小学中。该乡是国民党总部所在地，被视为忠于领袖的焦点。这儿本来是想成为该囚犯的终身监禁地的。这次不同于以往的监狱，张学良的来往信件要经过仔细检查，还给他划了个半径十公里的自由活动范围。大批特务——有时候多达50个——保卫他，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张与外界的联系渐渐断了，也没有报纸可供他看了。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的心情很不好，经常闷闷不乐。刘乙光为自己的囚犯担心。他负责张的安全，难道不也为他的身心健康负责吗？刘让特务们和张聊天、下棋、打麻将，张的状态似乎好了点。
1944年4月，日本实施100多万士兵参加的一号作战计划。该计划发生在华北和华中，旨在加强包围中国的独立地区。第一阶段，侵略者驱散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中国军队，确保北京到汉口然后进一步南下的铁路的安全。湖南、广西和江西的中国空军基地被占领。计划实施期间，重要城市——长沙、衡阳、桂林和柳州等——先后沦陷。这是国民政府和执政党的艰难时刻。日本一次次打败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机构。
12月7日，贵州省会贵阳告急。刘接到紧急命令，将张学良转移到离重庆不远的桐梓县。这次一行人又住在一个山洞中，山洞名叫天门洞，是一个军火厂所在地。这地方在战略上很重要，有一个团的兵力把守。张学良在这里的生活相对平静，似乎也变得稳定下来。他花大量时间研究明史，也开始练习自己的新爱好——钓鱼。
1945年2月，东北人莫德惠获准去探视张学良。莫德惠是少帅的父亲张作霖的亲信。张学良的父亲被日本人在沈阳附近桥下埋的地雷炸死时，莫与他同乘一辆火车，但幸免于难。后来，莫被委员长委以重任。莫和张学良在一起住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两人闭口不谈国内政治事件。然而，有一天两人闲逛时，莫问张几时可重获自由。
张列出可能会让他重获自由的两件事。一是对日抗战获得胜利之际；二是国民大会开会，全国各党派合作，一致公推蒋委员长为大总统之日。莫离开时，张学良递给他一块瑞士名表，请他作为礼物代交蒋介石。这是赵一荻的主意，意在提醒领袖，他已经被关了八年了，现在还被软禁着，没有任何要释放的迹象。这块表无疑用来提醒统帅，是遵守西安协议的时候了。
在另一次拜见张学良时，莫德惠想确认少帅是否愿意在三个条件下获得自由。这次试探发生的背景是国民政府和执政党正处于困难时期，他们的基础设施正被日本接二连三地摧毁。三个条件如下：张学良要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要交出“九一八事变”时蒋给他的不抵抗电报（这个要求表明电报很可能真的存在，或许在美国张学良的妻子手上）；释放后必须出国居住。
“我不会为求自由接受这些条件的！”张学良斩钉截铁地回答。
“要是这样，”莫答道，“你就真的不能自由了。”
“我怎么可能接受这些条件呢？西安事变前，我没有和共产党商量过兵谏的事，只是事后我才请周恩来一起协商。至于最后一个条件，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怎么能离开中国呢？如果我接受了这些条件，我就不是我了，就不是张学良了！”
少帅没提那封电报。这证明他不想涉及东北沦亡于日本人之手这件事。
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后，日本投降。全中国的日本军队都接到了美国为首的盟军的命令，关内的日军向蒋介石部队投降，东三省（关外）的日军向苏联红军投降。日本战败归根结底并非是在中国大陆常规战争的结果，而是以远离那里的另一种方式赢得。对蒋介石而言，这达到了他的政治目标。现在他可以放手转向对自己的敌人共产党的斗争了。实际上，那几个月里，内战已经剑拔弩张。为联合起来对付日本而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民族统一战线，彻底崩溃了。
日夜，张学良被带到桐梓的一个新地方。两个月后，刘乙光接到指令，要他们取道首都重庆，用飞机把张学良送到台湾。因为根据中国传统，该囚犯应始终追随他冒犯的领袖、“帝王”，所以这么早就把张学良送到那个岛子上去或许可以看做是一种迹象，暗示着蒋介石内心深知自己必然会败在共产党手上。
10月底，一行人出发了，这次是从桐梓到重庆。卡车队在拂晓进城。他们特意悄悄地走，避免引人注意。当张学良问他们到哪里去时，他被告知将辗转重庆到南京。由于信息错误，他推测，在十年幽禁和抗日彻底胜利之后，他就要获得自由了。
张学良夫妇被安排住在重庆西区，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一天，保密局的重要官员毛人凤通知他们马上飞往南京。在张眼里，自由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近了。最后，他自言自语：蒋介石愿守信用。赵一荻却没有掩饰自己的怀疑，认为委员长正在炮制一个卑鄙的惊人行动。张学良拒绝接受这个猜测。“好多人在为我奔走呼喊，”他解释说，“他老蒋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建议。再说，抗战胜利了，老蒋的威望已经到了顶峰。所以，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起飞前，刘为张设宴送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包括毛人凤和保密局与张有关的其他关键人物在内，都把这次宴会看做欢庆少帅重获自由的宴会。他们纷纷表示，少帅就要飞往南京，在那里获得自由。张学良兴致勃勃，痛快地喝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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