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乾嘉史学的含义 和他对中国史学的影响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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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乾嘉史学的含义 和他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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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是指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善于以考据方法研究历史.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所以得名乾嘉学派.其史学成果被称为乾嘉史学.正面影响：学风扎实,不尚空谈.负面影响：脱离社会,钻进故纸堆.中国史学研究最大分歧乾嘉史学观：著好书不如多读书_南北朝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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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研究最大分歧乾嘉史学观：著好书不如多读书
—— 来源： 作者：金久红 罗炳良 杨志芳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莫过于对清代乾嘉史学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没有撰写出像和司马光这样大部头的史书，因而得出清代史学成就较前代大为逊色的结论。这一认识表面上看来似乎合理，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偏颇。我们认为，必须考察清代乾嘉史家撰述史书的时代背景与价值观念，才能够对清代史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由于时代不同，不仅各个时期史学研究承载的历史使命不同，而且史家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知也不相同。汉宋以来的史家之所以撰写出各种体裁的大部头史书，是因为他们遵循“直书”、“实录”的治史观念，认为记载和保存的历史事实越详细越完备，就越能够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这一时期史家不仅注重采用不同的体裁记载历史，而且唐宋时期还出现了通史撰述的高潮。这种大部头通史的编纂，适应了时代赋予史家的使命，在当时较好地发挥了史学的功能，应当充分肯定其价值。但到清代乾嘉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无论在历史文献还是在史学思想方面，成就固然巨大，弊端也积习颇深，亟须做一番认真清理和总结。乾嘉史家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考订和审查历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史料，如果依据错误的史料撰写史书，那么编撰得越多出现的错误也就越大。这一治史观念反映在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好著书不如多读书。在清代乾嘉史家中，和章学城在这方面的认识最具代表性，集中反映出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王鸣盛在其代表性著作《十七史商榷》的序言中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面对数量颇丰却错漏屡出的前代著述，王鸣盛深刻地意识到澄清历代史书的谬误，才能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校勘订讹才是当代学人读书治学的基础工作和根本任务。在他的史学意识中，只有根据确切、内容征实的考证之作才真正有价值，所以王鸣盛极力倡导一种力图使考据与撰述相互统一的治史学风，阐述了关于历史编纂学的辩证思想。他说：“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与乾嘉考据学派的观点多有不合，但在慎言著述这一点上，却是所见略同。他在《知非日札》中说：“杨文庄公言学者取三多：看读多，讲论多，著述多也。夫看读与讲论，则洵贵乎多矣；著述安在其必多哉！著述多则必不精，精则必不能多。”由此可见，好著书不如多读书的观念被当时学界所认同。乾嘉时期记载历史和编撰史书已经不是史家的主要任务，当务之急是考证历史，避免史书以讹传讹。于是勘误、纠谬类型的考史之作成为史学著作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记载历史类型的著作则降至次要地位。
其二，考误订疑，护惜古人。历代遗留下来的史籍浩如烟海，但经过千百年传抄镂刻，尤其是人为裁夺取舍，脱误已多，积重难返。感慨书籍“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黎斐》)，可谓真实写照。乾嘉史家自觉地承担起考误订疑、正本清源的时代责任。王鸣盛指出：“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十七史商榷·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替前人著作考误订疑，并非志在穷责究过，而是一种护惜古人的态度；那种不顾时代的责任，一味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为己著的做法，最终只会毁灭学术。也指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前人，实以开导后学。”他表明自己“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阐明如此治史不但可以揭示前人著述的真正价值，而且还可以繁荣学术事业，嘉惠后学，最终促进史学的延续与发展。作为清代辨伪成就最高的学者，曾经遍考群书，整理古代史料，刊落百家谬妄。他在《考信录提要》中也明确提出：“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 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崔述穷其一生所致力的目标是不使古人受诬于后世，其间所体现出的护惜古人之情，与钱大昕等学者如出一辙。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而是所使然。其三，力戒妄言和驰骋议论。乾嘉史家在著述观念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力反对妄为大言，驰骋议论。这主要是针对宋明以来所形成的那种褒贬予夺的空疏学风。这种治史方法往往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严重背离了历史评论要以史实为依据的治史宗旨，受到了乾嘉史家的严厉抨击。声明：“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批评那些动辄妄为大言的人，“，蔑弃前人，而胸驰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十七史商榷·马融从昭受汉书》)也指出：“世之考古者，……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在乾嘉史家看来，读史之人对历代典章制度不必横生意见，对善恶事迹亦不必强立文法，只要考证清楚就可以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而前人那些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驰骋议论著作，不但无法与历史事实完全符合，而且搞乱了历史事实，无益而有害。这表明当时力避空疏、实事求是的治史观念已经在无形地规范着他们的治史活动，促使他们注重征实考证而不轻易撰写通史著述。
在上述著述价值观的指导下，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先秦以来的史学遗产做了一次全面清理，诠解蒙滞，审核舛驳，考证异同，补苴罅漏，为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前代史家相比较而言，通史撰述更容易名扬后世，但订疑规过却往往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身为史家，何人不想代圣立言，垂范后世，而乾嘉史家能顺应时代需要，选择自任其劳而让后学受益，自甘寂寞而成他人之美，无疑需要一种更深刻的历史理性和更宽广的学术胸襟。诚然，乾嘉时期的学术特征不排除有在政治高压之下，学者不得畅言的成分，但是除了外在的政治原因，史家对于时代责任的认知及其在著述价值观上的变化，更不容忽视。因为不同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各个时代社会给史学提出的任务。由于治史的任务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所以不能把它固定为某种形式，或以某个时代特定的形式作为典型，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其他时代，评价其史学成就大小，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
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感觉说的是现在的一些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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