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要与官二代划清界限 不让他们糟蹋党
杜强 林珊珊
陈小鲁（图/ 梁辰） 1966年北京八中，“文革”初期校领导被当作黑帮批斗和劳改。 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图/ 翁乃强） 左起：赵胜利（西纠作战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 只要没有雾霾，散文里的北京秋天就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现实。人们涌进东城区一处巷子里，去看新修缮的胡同，对着房檐边上的天空拍照。外国游客在一切中国特色的物件跟前驻足，T恤衫、搪瓷缸上印着的符号意味强烈的毛泽东和雷锋像。30年前统治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已成为轻松宜人的流行文化。在西面更偏僻的小巷里，墙上还有“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下半部分被后来涂的水泥遮了起来，水泥也开始脱落。旅游资料介绍说，巷子遭受过两次大灾难，一次是“破四旧”，门墩儿、牌楼、女儿墙，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另一次是唐山大地震，为避灾而修的窝棚一直钉到现在。在胡同尽头靠近河边的地方，一个青砖铁门的院子，陈小鲁先生打开小门，招呼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头发多半白了，穿一件土黄色外套，里面是一件灰色薄毛衣。院子很大，曾经是粟裕大将的居所。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结婚后，就搬到这里居住。院子里还有粟裕种下的白皮松。“我都没那么关心国家大事了，这次是被推了出来，你们媒体愿意关注。”坐在摆满雕塑和绘画的客厅里，67岁的陈小鲁说起10月7号那天，北京市八中对面的一间茶社里，他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向“文革”中批斗过的老师郑重道歉。老师们都已经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学生也60岁了，“有些话不说，就晚了。”1966年开始激荡整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之子陈小鲁是绝对的风云人物，以至于在当时的讹传与流言里，“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各种传单和急电中，一天之内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同时现身，还有“携款逃到香港去啊，杀了人的事儿啦”。“8月25日成立‘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我的第一次反思，也是从革命到保守的转变，其实那之后就成逍遥派了。”陈小鲁告诉我。一1965年，毛泽东对在哈军工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来自最高权威的指示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那年初，陈小鲁就在北京八中贴出大字报，“让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文革”开始时，他给学校老师讲话时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凭借政治敏感，陈小鲁在运动中成为八中的精神领袖。到了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混乱已经无可避免。7月末，北京各中学组建校文革委员会，试图复制马克思经典著作论述过的巴黎公社。“我不想进校文革，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很虚，不知道怎么干”。但选举结果出来，陈小鲁得到一千一百多张票，差二十多票满票。“那时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陈小鲁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像无数红卫兵一样，既有意识形态狂热，也遭到形势裹挟。红卫兵兴起后，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陈小鲁内心很抵触，去四中串联时，又眼见朋友们对峙、争吵，“文革就是窝里斗？”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陈小鲁在广场上，没被邀请上天安门，因为他“不是那种积极分子”。“8·18”之后，北京市抵制外地学生进京串联，学生食宿无法解决，秩序混乱。周恩来召集、北京市委领导开会，陈小鲁作为学生领袖参加。那时，红卫兵的涌入拥塞了北京站，旅客无法出行。周恩来中途离开，陈小鲁对铁道部领导说，“这事好办，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对方说，“你们不懂，很复杂的”，接着讲了一大通技术上的理由。周恩来回来后责备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铁道部领导立刻回答，“是，是，可以。”陈小鲁愤怒，“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8月19日晚，他组织了一场批判会。台上，北京教育系统干部“坐着喷气式飞机”，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军用皮带抽打。陈小鲁想拦挡不住，大喊“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陈小鲁说，那是他组织的活动第一次失控。那场批斗后来被学者称作“开了武斗的恶劣先例。“8·18”以前，对学校的武斗倒还可控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一句“要武嘛”，使形势急转直下。陈小鲁争辩说，这句话不是要打人，是说青年人不能太文质彬彬。但天安门城楼下的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最高指示，模糊的表述成了行动的依据。“党的政策还讲不准虐待俘虏，当时就觉得很迷茫。”陈小鲁皱了皱眉头说，言谈中还带着言必称主席的习惯——说起公民社会，他的论据之一是，“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陈小鲁的同学计三猛见证了北京的失控。一所中学的学生高呼最高指示，把图书馆的书籍堆在院里焚烧，强迫全体老师围在火堆边，数着“一、二、三”，将老师往火中推。计三猛记得，八中教师赵荣尊当年只有二十四五岁，教生物，“用现在的话说，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她被集体批斗时，陈小鲁就站在旁边，“批斗什么不管，但是绝不能人身侮辱。”“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真管不住。”陈小鲁甚至告诉红卫兵，“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兴奋、躁动，红卫兵笼罩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情绪里，四处发布通令，享受着权力的刺激。陈小鲁也曾通令要求民主党派72小时内解散，3天后就收回来8个大印。“当时破四旧，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要赶赶潮流。”他回忆说。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上，学生们反省当年的行为，“暴戾、恐怖，流弊政府、祸害社会”，给老师们深深地鞠躬。后者表现得很宽容，说大可不必隆重道歉，不要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你组织过批斗会，但反对打人，还保护过不少人，到底应该负什么责任？”我问陈小鲁。“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圣的，你有义务去保护其他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放弃了义务你旁观，你就有愧于公民的称号。”他回答说。雅斯贝尔斯在讨论“德国的罪过问题”时，将罪过区分为四种：触犯法律的刑法罪过，参与罪恶制度的政治罪过，个人错误行为的道德罪过，以及第四种，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形而上罪过。当然，这是人们事后讲述的故事了，身处意识形态狂热的人们并不具备反思的能力。二陈小鲁的房子显然已经住了很多年，保持着五六十年代的格局，客厅左拐是长长的走廊，有些昏暗，衣架上挂着外套，顺手处是他的老年证，北京的公交、公园凭证免费。角落里有这个红色家族的全家福，采访时，家里少有人走动。小时候，陈小鲁曾随父亲住在中南海，在怀仁堂西侧的夹道内，周边住着谭震林、邓小平、董必武等领导人。那时中南海很热闹，夏天可以划船、游泳，毛泽东总在1点半走进专用的棚子，换了衣服下水。小一点的孩子为见到主席，离开时故意磨蹭，要是主席招呼“你们都来游啊”，就喊一声“毛爷爷好”，纷纷跳下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海里”的生活是轻松美好的。陈毅家教严，不跟小孩讲党内的事情，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当中共党内批判赫鲁晓夫排斥异己时，陈毅转述毛泽东的话说：苏联党内矛盾大，我们党比较团结。陈小鲁记得，中南海的领导人原本也还互相串门，后来内部情况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住进中南海那年，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初一，“有点开窍，关心政治了”。同学跟他讲，张国焘有个手枪队，谁不听话就枪毙谁。学校开设了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课堂辩论的话题是“解放台湾”，还常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完成了政治启蒙。1966年8月，“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使馆前开大会，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周恩来告诉几名在场的八中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管不起来，精神传不下去。他的意思是，主持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可以变成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回答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陈小鲁说，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了“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指挥部设在解散了的九三学社，四中革委会主任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任司令，秦晓（原西康省委副书记秦力生之子）担任宣传部长。因为发起西纠，陈小鲁成了各中学都认可的学生领袖。“西纠”成立后发布过十多道通令，每个学校抽出十几人做纠察队员，想要制止抄家武斗，国务院给它配了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孔丹可以与周恩来单线联系。西纠成立后，海纠、东纠也成立了。“我们没有教育打人，但阶级斗争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吗？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心中，语言可以变成行动，暴力就被激发出来了。”陈小鲁说。11月以后，风向变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陈小鲁想到了散摊儿，但西纠已经换了主政者，他们觉得“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这时，国家已经面目全非，陈毅元帅也受到了冲击，陈小鲁更加迷惘。“西纠”被打为反动组织后，余烬未灭，“西纠造反派”、“联动”、“四三派”、“四四派”等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又冒了出来。1967年后，孔丹、秦晓与李三友、马凯等人创办《解放全人类》报，被当作“反林彪反江青分子”隔离审查四十余天。采访中，我问陈小鲁，在整体性的政治狂热中，人们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智与判断力？“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也有自觉的成分。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坚决反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和冲击党委、破坏生产及社会秩序的行为，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嫉恨，因而成为他们要打倒的重要对象。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坦荡地说：“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日，陈毅在病床上对将要回部队工作的三儿子陈小鲁说：“回到部队要好好工作，不要挂念我，我还会站起来的，我还要下地走路，我还能做些工作。”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三1968年4月，各种谣言指向陈小鲁，“有人说我杀了人，有人说我携款潜逃。”一则“炸中南海”的惊悚传闻也牵扯到他。之后，陈小鲁被周恩来送往39军，不准对外联系，不准回家，不准拍照片。临走前，他给八中同学留下字条：“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年末，知青上山下乡，红卫兵时代的风云人物孔丹去了陕北延长，秦晓“发配”内蒙古。自那以后，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了。坐火车到沟帮子，再倒汽车，极目望去，是一片泛白的大碱滩。团部住平房，有些连队甚至钻在地窨子里。方圆15里没有人烟，主要任务是种水稻，陈小鲁开始了劳动锻炼的日子，跟外界完全隔离。之后3年里，陈小鲁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抗洪抢险荣立了三等功，1970年3月入党。听军长讲军史，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数完了，军长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就剩吴法宪了。“听着挺寒心的。”在部队，他挂念父亲，只能在报上看领导人报道。1971年五一节，陈毅元帅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3年后的一天，连长突然通知，军区首长让陈小鲁赶快回家，那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家还在不在中南海。“我是陈小鲁，我们家还在这儿吗？”卫兵说，你父亲在老地方住，还走西门。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在追悼会前一个小时临时决定参加。对着陈毅的骨灰盒，毛泽东鞠了3个躬，会场的呜咽声一下子大了起来。陈小鲁很感动，但内心仍有想法。陈小鲁后来总结说，“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秦晓也离开了北京，在草原，他开始了理想主义幻灭后的思考，他用罗曼罗兰的“呕吐论”来比喻思想的再造：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前，被灌满了各种谎言，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1971年9月，林彪外逃。秦晓跟同在草原插队的李三友、马晓力等人小心地议论时局。秦晓在与友人的信中提出，除了《实践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孔丹在陕北6年，给习近平留下极深的印象，称他是“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的知青”。据说他读遍了从高校基础课程到黑格尔的所有能找到的文字。在陕北插队时，他完成了一篇调研报告，向中央谏言，要改变经营体制，调动农民积极性。历史学者米鹤都曾记录和探索红卫兵的心路历程，他认为，这代人虽然曾经在“文革”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个人迷信，但实际也是最早从迷狂中觉醒的群体。当他们摆脱了现代迷信的桎梏，也就否定了自己当年的迷狂。陈小鲁在沈阳军区很快晋升为团政治处主任，1975年“批邓”时，他下定决心不说违心的话，开始强调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但当时的沈阳军区政委，仍执行“四人帮”左的政策。陈小鲁选择了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调令下来后，军长找陈小鲁谈话，“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陈小鲁借口说，家庭问题没法解决。四10月19日，毛主席诗词书画展在银川开幕，陈小鲁和几十名红二代去捧场，到当年红军三军会师的地方，瞻仰伟人足迹。有两三个红二代对陈小鲁说起道歉的事，“你写得好，写得对。”陈小鲁知道肯定有不赞同的，但谁也不讲，“人情大于政治，碍着交情，不同意你不会跟你讲的。”在红色后代的交往中，似乎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当然，并非淡漠或没有主张。“如果观点一致，愿意谈就多谈点，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就少谈一点，总是不能伤了和气。”也有例外。胡德华曾经在炎黄春秋研讨会上披露，两位红二代在校友聚会上吵起来，质疑彼此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甚至大爆粗口。胡德华说，事情都知道，道理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两位红二代，一个是孔丹，一个是秦晓。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政治生活逐渐恢复。孔丹在1978年成为吴敬琏的研究生，秦晓是山西矿业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先后调入煤炭、石油部工作。后来，两人分别成了张劲夫和宋任穷的秘书。1984年，孔丹进入成立不满一年的光大银行，两年后，秦晓去了中信——都没有选择从政。有人劝秦晓，他的回应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想进政治圈，是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父辈们打天下，我们建设祖国，是文化革命把我们推上了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就认识到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为什么不适合，他没有解释。在金融国企岗位上，两人都快速晋升，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渐行渐远。1997年，秦晓在中央党校学习，《资本论》课上，他问老师，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但历史发展、文明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连串问题，老师未能正面回答。当时，孔丹也在班里，他就在后面拽秦晓，因为党校里有中组部的代表，他怕秦晓被抓了辫子。陈小鲁告诉我，他不在场，听说争执当天两人喝多了。1990年代末，秦晓重新认识了现代性的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分歧是如此显明。“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陈小鲁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合起来才是白光，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比之历史，现今的革命后代就是红光的色散，而一番番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正像棱镜一般。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结束了四年多的驻外武官生涯，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后者关照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到了92年，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欢迎他去工作。陈小鲁都谢绝了。他选择了“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因为兴趣，那是1986年10月。政改办的人看中陈小鲁的海外经历和红二代背景，“可能认为代表一方面的力量吧，其实也代表不了，在”红“字上大家情结差不多，但现实观点有很大差别。”在我采访陈小鲁的当天，薄熙来案在山东省高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的原判。五在北京西三环外的寓所里，我见到了马晓力。她穿着玫红色运动绒衣，显得格外精神。她准备了两份资料，一是关于红二代的书，里头有她和陈小鲁对反思与忏悔、历史与国家的理解，另一个是德国总理下跪道歉的文章。“这一跪，整个民族都站起来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她拿陈小鲁的行为与之相比，“反思和忏悔，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需要的。”几十年来，马晓力都在思考：“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父亲马文瑞是西北局老干部，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她逼问父亲，你们这些人老是挨整，究竟有没有道理？她也审视自己那极度亢奋又极度恐惧的状态。那时随着父亲一夜之间被打倒，她才从狂热中退出。1980年是触动心灵的年份。这一年马晓力旁听了“四千人大会”，老同志热烈讨论——发生“文革”的土壤是什么？今后还会发生吗？我们国家是搞人治还是法治？她听到老同志痛心疾首，反思自己的盲从。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红色江山万万代——马晓力观察，这是“红二代”中普遍的想法，在活动或是邮件往来里，他们都流露出“红色江山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头”的意思。“我们不要有封建思想，”马晓力说，“重要的是保证法治、公平，正义，把国家推向长治久安的轨道上。”1990年后，她和陈小鲁都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组织成立北京草原恋合唱团，还策划了大型综艺晚会《共和国儿女——老三届》。李三友是晚会总顾问，当他们在大草原里悄悄聚到一块议论时局时，也许不会想到许多年后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他们的青春。李三友是有凝聚力的人物，在他50岁生日宴会后，朋友们每年都会相聚，陈小鲁、秦晓、孔丹也常去，那时他们还是亲密的朋友。“他们只是意见之争。兄弟还是兄弟。君子和而不同。”马晓力特别不愿意看到他们撕裂。聚会上马晓力对孔丹说，“我们不要做好斗的小公鸡。斗来斗去，总要表明自己是正确的，是文革给我们落下的毛病。”“吵架时喝多了，也没有剑拔弩张。”陈小鲁说，“大家都是朋友。红二代里面，秦晓的立场是少数，大多数倾向威权主义的观点，我算中间吧，我是主张现有的体制下比较大的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在马晓力的印象中，陈小鲁重新参与言说是在201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30周年前后。“那几次纪念会上，有人提出社会上思想很活跃，我们也要积极参与。陈小鲁一开始有点”低调“，两三次会议后，比谁都积极。”十八大前夕，她和陈小鲁等几人致信中央，建议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在另一封公开信中，她和朋友呼吁十八大代表向选举单位党员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状况。习仲勋、马文瑞两家同为西北局干部，在艰苦岁月患难与共。十八大后，马晓力写信给中央领导，“制度建设比作风建设更重要。”我在网络上搜索到了多封类似公开信，其中一封来自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是中共已故领导人胡乔木的女儿，她的宣读言辞恳切，希望为“人民少受或不受二遍苦二茬罪做出一些贡献”。陈小鲁说，不管有多大分歧，反腐败是共识。说起腐败，马晓力果然变得激昂。“红二代腐败的有几个？我们平时不和那些人玩。他们父辈诞辰的纪念日也冷冷清清。”去年马文瑞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红二代的精神认同是话题之一，“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大部分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我也问陈小鲁先生，作为红二代，您觉得有责任传承父辈的政治理想吗？他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告诉我，“当然有啊，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也是共产党员，这是一脉相承的。”（实习记者陈晓波对此文亦有贡献，感谢杨潇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米鹤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国企业家《中信董事长孔丹：红色贵族的市场路》等。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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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何要发动侵华战争
一个人的愚蠢疯狂和一群人的愚蠢和疯狂,所造成社会破坏终究是有限的。假如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一起愚蠢疯狂起来,那就太可怕了。不仅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还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极端的政治宗教势力，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大狂，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会转化成一种自觉的全民性的暴力活动，这就是战争，这种事例从古自今太多了。我们的史学家往往简单的归罪于统治者的残暴欺骗与贪婪，但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很多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在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里,他们的民众和统治者一样是战争狂热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着某种强烈和神圣的使命感，并疯狂而又勇敢的投入之中，很少有人认识到那是错误和犯罪，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统治者才能轻易的发动和扩大那种战争,有时候统治者甚至是被民众狂热推向了战争。
很多社会性暴行的运动和战争都是在看似正义的口号和旗帜下进行的。发动运动或战争的人，和那些在运动中或战争中积极参与和英勇作战的人。一开始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只是在时过境迁后，在给世界和社会带来严重灾难，而他们自己也受到了严厉的报应时，他们中的有些人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非人性和丑恶。就拿侵华战争而言,许多日本士兵原本在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从未想过要去杀人，但在“国家主义”、“种族优越”、“解放亚洲”等“崇高”的名义之下，他们却没有因为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食不安。相反认为这是在为国家、为伟大的职责而工作。他们把对邻国的仇恨与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把民族的前景与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以及对欧美国家的打击联系起来。象这样的例子我们也曾经历过，如文化大革命时的群众专政，几乎全民族都卷进了，又有多少人先知先觉认为它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就是象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等人，十年浩劫后被平反时人们认为他们是“先知先觉”，其实他们哪里是“先知先觉”呢？不过是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太多了，试图用他们的理论来衡量当时的社会，当发现当时的政治离开马克思主义实在太远了的时候，在不合时宜的时间里说出了他们自以为是正确的马列主义观点，因此受到残酷迫害而已。当时人们都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捍卫者。他们在打派仗的时候，绝对把和他们一样忠心同胞当最敌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是在过了十年以后，才意识到这场运动是错误的毁灭性的运动。那些日本侵华日军，有几百万之多，其中还有被长期殖民化后忘掉国籍的朝鲜人和台湾人，他们不也是在所谓正义的口号和旗帜下，来到中国烧杀强虏的吗？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广大日本人民和士兵是被欺骗的，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我不想为日本侵华辩解，但是我很想知道，在日本军方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力量让那些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来到中国，由人变成了野兽？我不相信那些士兵天生的是强奸犯和杀人犯，他们也许在国内都是些优秀的合乎道德标准的好青年。还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非日本籍的如朝鲜人台湾人被卷入进来。当你看到有那么多朝鲜人和台湾人在听到日军取得什么胜利后，自发的跑到街上欢呼时，你做什么感想？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汪伪政权，还有一个满洲国？ 仅仅是某些人的欺骗和强迫造成的吗？其中原因一定很复杂，只不过我们硬给简单化了，归之为其本身卖国贼的本性。我们应该听听这些人当时是怎么想怎么讲的，这样才能了解到当时他们的一些真实情况，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却很难再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时间湮灭了许多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再了解事情的真相了，有些甚至是在人们的鄙视下被某种情绪掩盖了，没有人愿意认真的研究一下被他们唾骂的对象。
据历史资料记载，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并没有做什么战争动员工作，“九一八事变”甚至是军方一些人一手导演的，而他们的首相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可以说侵华战争是在日本整个国民狂热推动下才越演越烈的。当时在日本政府中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但日本军队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扶植了满洲国。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连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承认满洲国。1931年12月，若榇政府倒台後，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不仅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还激怒了广大的日本的民众。日，在全国民众舆论的纵容下，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後，再也没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和狂热的日本国民控制下的政府。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国联进行表决，以四十一票对一票（一票为日本）通过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日本的代表松冈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大会一片谔然。松冈回国后却受到了国民热烈的夹道欢迎，日本国内的舆论一致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这种狂热的气氛，尤其是军人的狂热，虽然让政府中的文官集团倍感担心，并采取抑制军队的措施，但在与军人的权利争夺中，文官集团的所有努力最后都化为了泡影。
为什么在日本会出现这样一种国民狂妄的思想情绪呢？谁在操纵这这一切呢？这也许和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有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工业化，军事变得强大起来，日本是唯一没有被白人征服的亚洲国家，在有色人种中，大和民族是唯一能与白人平起平坐的民族，这一事实让它的国民倍感骄傲，这在年轻的军人中更是如此。于是原有的民族自大狂在这种情况下无形中被强化了，那种势力扩张思想也迅速的膨胀。在“爱国”思想的教育下，它的国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所谓的责任感，就象我们在文革中想要解放全人类那样，日本人觉得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拯救亚洲，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亚洲新秩序。大部分日本人觉得这个亚洲应当是日本的亚洲，只有日本人才能让亚洲人民幸福和发展。那时的日本人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当他们看到那些白种人在亚洲四处插手时，就难以忍受了。当他们看到亚洲各国的混乱以及它们的政府的落后腐败，更是觉得自己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拯救亚洲了，“解放”亚州的“落后民众”了。不惜以战争或者其他暴力形式推进他们的“理想”，逐渐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结，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成为笼罩在广大民众头上的“集体光环”。在“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之下，普通的日本国民都坚信，日本人将协助中国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对中国，日本人早就觉得自己有权利和义务了，他们曾在东北和俄国人打，也和德国人打，既是利益之争，也是出于这种民族自豪感和所谓的“责任和义务”。从二十世纪初起，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中国的教育、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的。使日本人觉得自己是在帮助中国人，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大部分是在日本接受过先进教育，中国革命就是接受了日本的影响，他们曾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支持。所以日本人理所应当的认为中国的事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这使他们不能容忍中国人反对他们。当他们企图以本土朝鲜满蒙和台湾为基地，建立起强大的帝国，以此为资本来和欧美抗衡时。由于在东北问题上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而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和抵抗，在中国全国上下出现了反日排日运动，这让日本人终于无法忍受了，于是进一步扩大了侵华战争，企图消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扶植一个亲日的傀儡政府，完成他们“大东亚共荣圈”目标。找出当时日本的报纸，会看到很多日本老百姓对中国反日和排日运动不满的言论，甚至有人觉得中国是“忘恩负义”，他们既不能容忍中国军阀混乱和蒋介石政府的无能，更不能容忍中国人反对他们，他们觉得日本有责任结束中国这一切“把中国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日本国民中还有一种盲目乐观的狂热情绪，他们觉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只要用一个师团就能解决它，并扬言三个月到半年就能“班师回朝”，却没想到中国人没那么容易被打败，打了八年，中国人越打越厉害了，于是他们觉得这是美国人的支持结果，又愚蠢的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当时日本老百姓的想法很可笑很荒唐，觉得你中国不行要由我们日本来干，你中国应当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结为“日本领导下的以朝鲜满蒙和中国组成的大东亚共荣圈”，把亚洲从欧美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现在看日本人多愚蠢啊！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换过来，不是日本当时强大，而是中国迅速工业化了，强大了，会出现什么情况？也许在那样的历史环境和国际条件下，中国人可能也会像日本人一样那样想要去&征服&亚洲的。在当时的日本人和现在的右翼分子都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哥哥和弟弟”的关系，他们愚蠢到错误估计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抵抗能力。
日本为什么发动太平洋战争？按一般学者专家的解释是：履行轴心国军事同盟的义务，日本缺乏石油和橡胶美国又禁运，和美国英国争夺东南亚殖民地等等。 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还与当时日本强烈的国民思想情绪，以及中国战场上的形势有很大关系。日本从一开始发动战争就是以解放亚洲为口号的，占领和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强大的亚洲和欧美抗衡，是它一贯的政策。狂热的国民情绪推动着军方一步步的往前走，逼使他们走进了死胡同。中国战场形势让他们欲罢不能，中国在美国的援助下越战越强，使日本陷入到了长期战争的泥潭之中了。当时连最普通的的日本人，也认为只有封锁了太平洋，日本才有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亚洲和中国问题。当时日本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干掉美国人的军舰，让他们无法再过来插手亚洲事物，争取到控制中国必须的时间，于是发动了珍珠港事件。但没有想到美国的工业化生产能力如此之强，会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他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将日本灭亡了。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美国相比差得远多了，以致后来根本无法保证战争最基本的需要。难道日本政界包括军方一些人就没有意识到什么吗？很多政界包括军界的人都认为日本走得太远了，有些人提出收缩兵力保住台湾朝鲜和满洲国，从中国大陆和南洋撤军。但在那种狂热的国民舆论下，谁敢这样说，更不用说要去做了，既便是政府不处理掉他们，他们也会被日本老百姓干掉。日本人就是在这种全民性的狂热推动下，愚蠢的一步步的走向失败。
日本人在亚洲发动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引起亚洲各国的那么大的反响？有许多国家都卷入了进去，自愿成了日本人的帮凶。比如朝鲜和台湾包括中国，二战中日本海外军队总数184万.大量的朝鲜人自愿参加日军，在日军中服役的有42万。在日军中台湾籍士兵也有20多万。在中国伪军更多，连同伪满政权和汪伪政权人员共有200多万人，这些人中许多是自愿投敌的。伪满“铁石部队”，这是伪满的精锐，自愿要求入关和华北八路军作战。此外还有伪蒙军、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义勇军、缅甸昂山军、菲律宾的劳雷尔的旗卫队、泰国军等等。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是日本人强争入伍的吗？日本人进入南洋时，居然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日本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啊。不仅仅是这样，在日俄战争那一段时间，日本人在中国也受到普遍的欢迎，有很多人欢呼“黄种人的胜利！”，日本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影响了亚洲，他的那一套“振兴亚洲”“解放亚洲”的理论也影响了亚洲，使很多人自愿成了日本人的走狗，很多日本人的走狗甚至和日本人一样高呼“天皇万岁”，他们把日本人当作了“救星”。日本当时的确引领了亚洲的政治革命，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者都是在日本就受了教育后，回国后举起革命的大旗的。当他们无力革命掉自己国家的腐朽政权和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时，便寄希望日本的到来能借此来改变自己的国家，日本在这些国家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的到来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的事更深重的苦难。在当时韩国和台湾实际已并入了日本的国土，长期的殖民统治已经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国家。韩国排了不少有关抗战时的电影，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些朝鲜籍的士兵在被遣返回来的路途中反问自己：“我的家在哪里？我们该回到那里去？”，他们忘掉了自己的国家是朝鲜了。38年－39年日本在华慰按妇达到15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朝鲜人，有7万人左右。韩国又一个片子专门演抗战时期被争招倒南洋朝鲜慰安妇的故事，她们很多人居然是在所谓的“爱国”感召下去的，她们中的一些人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祖国，用她们的身体来抚慰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当日本战败，她们被抛弃时，她们才清楚她们不是日本人了，当她们听说辛苦赚来的大量“军用券”变成了一堆废纸时，她们很多人发疯了，把那些“军用券”抛向大海，然后跳海自尽。日本宣布投降后,有不下10万计的朝鲜人以各种形式自杀,按常理国家自由,民族解放.人们应该欢欣鼓舞才对.但是在一个美军记者看来.1945年的朝鲜半岛到处是哭泣,哀号,自杀.有如世界末日一般.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来到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在这里我看不见一丝被解放的高兴气息.却犹如置身在日本一般,处处是哀号,哭泣,自杀。
在中国有两个汉奸政权一个是伪满洲国，一个是汪伪政权，哪个不是自愿组成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真的一点“良心”也没有了吗？仅仅是为了权力和金钱才投靠日本人的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太少了。汪精卫是对日本存有幻想的，他企图用“曲线救国”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汪精卫曾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汪精卫不抗日吗?客观的说,一开始他是主张抗日的。尽管他是“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倡导者，但他正是借口“共赴国难”，在胡汉民等支持下逼蒋下野，重返政坛。在洛阳由汪精卫主持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发表宣言，空喊要以实力收复东北。28年在武汉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参政会议长，会议上发表了共同救国宣言，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胜利”。显得比蒋介石还积极。这个人极具欺骗性，在国民党内部很有“人缘”，但他第一次以左派面目和共产党合作反蒋不久就把共产党给出卖了，这次有把中国给出卖了。“七七”抗战一开始他就开始主张投降，在《最后关头》《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讲话中说：我们是弱国，所谓抵抗就是牺牲，战必大败，抗战是对中国的不负责任等等。38年11月日本五相会议，提出只要中国承认伪满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中日人杂居等条件，日本就承认废弃治外法权，交还租界。38年12月逃到河内投降日寇，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在汪精卫“曲线救国”的召唤下，到1943年8月投降的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80余人，军队60万左右，战伪军总数60％。在抗战最关键的时候，汪精卫就这样把中国给出卖了。但汪精卫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汉奸,他自认为他在救中国。就是蒋介石也对日本存有幻想，在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时，他采取隐忍政策，试图通过外交和施加国际压力来解决东北问题。当中国民众反日运动如水如潮时，他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劝导和压制民众的抗日活动，不希望扩大事端。就在日本占领他的大本营南京之后，他虽然竭尽全力抗击日寇，但一直没有宣布对日宣战，并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的想法，一直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张。这不能说明蒋介石不抗战，而是一种外交策略。有人说是老百姓的反日排日运动,导致了日本侵华战争,而日本侵华战争又逼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最终是共产党在中国坐大。这话尽管荒谬，但也有一点道理在里边。不是日本人，蒋介石几乎可以统一中国了。只要日本人给蒋介石两年时间，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但日本人却愚蠢的发动了战争，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成为美国人的走狗了，他们不可能期望能利用蒋介石达到他们“华蒙满日相互提携”的目的，由于他们占领东北后，全中国的抵抗排斥运动，使日本在华经济已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他们担心蒋介石站稳了脚后，会反过手来 处理东北问题，那时候日本在想对付蒋介石就来不及了。当他们发现蒋介石竭力争取欧美的援助和支持时，就急不可待的发动了战争。但战争的结果完全出乎于日本人的想象，并非速战速胜，而使陷入到了持久战的泥潭之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在敌后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让日本人首尾难顾。对日本人也好，蒋介石也好，都不希望出现的情况终于出现了，应验了汪精卫的“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的断言。难怪毛泽东对田中角荣说：“日本帮了我们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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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很简单,就是每天叫醒午睡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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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吧！
历史资料一：世纪转换之后，日本人为中国及其他亚洲学生提供了比书本知识更多的东西。日本也是一所生活方式的大学校，在日本，中国人能学到现代世界文明公民应有的社会习惯。正如梁启超所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中国留学生在横滨、神户或长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标志着政治和文化粗俗野蛮的辫子。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对自己模棱两可的处境很敏感。一方面，日本从与西方列强相比的不平等地位摆脱出来的惊人成功，是中国人要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到达东京时，日本已经是帝国主义俱乐部中完全合格的成员，日本宣传机构正在冷酷无情地嘲弄留着辫子、傻头傻脑的中国佬。
初到日本的中国青年，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过程。如何适应一种更加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历史资料二：
一九零五年，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小小的日本成功地战胜了庞大的沙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标志着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白人并非天生就比黄种人优秀，其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曾经考察过日本的工业、教育和政府的张謇由帝国状元变成了立宪派领袖。一九零五年六月四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要求立宪。
可以说，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更广阔世界的某些社会习俗，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容，某些历史和政治，以及哪怕是作为旁观者的某些感情上的进步、决心和自信。
源于日语的现代汉语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纯粹日语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第二类是日本人用古代汉语翻译欧美语言并赋予其崭新意义的词汇，如封建、法律、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和政治等；第三类是日本人用汉字组合意译欧美语言、再由中国人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美术、抽象、现实、原则、科学、观念、政府、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
在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里，中国是一名热忱的学生，而日本是中国人的老师。在日本国内固然有不少热爱中国、支持中国进步事业的人士。日本刚刚萌芽的军国主义者们发现了中国的虚弱，而这种虚弱激发了他们的野心。许多人到了日本之后才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当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都远赴日本留学和考察，他们把日本当作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到日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启蒙先驱；无论是秋瑾、陈独秀这样的革命弄潮儿，还是蔡锷、阎锡山这样的军事将领，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真诚地把蓬勃发展的日本当作中国的榜样，梦想明天的中国就像今天的日本这样繁荣和富强，梦想明天的中国人就像今天的日本人这样勤劳、敬业、勇敢而团结。他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老大帝国”才能迅速脱胎换骨成为“少年中国”。
历史资料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依然“昏睡百年”的时候，日本已经跃身世界军事大国的行列。当不少保守的中国文人嘲笑日本人采用阳历、生活欧化、学习吃牛肉的时候，却不知道日本已经萌生了向中国叩门的想法。“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意想不到的胜利，使日本国内对外侵略的强势意识迅速扩张放大，并逐渐孕育出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怪胎。
历史资料四：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副总裁松冈洋右，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冈洋右在《动乱之满蒙》一书中明确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不断鼓吹日本的使命是“振兴亚洲”、“挽救人类”，由日本来充当“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和“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
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纮一宇，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之结合，以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根干。”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声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以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说法。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过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
近卫文麿又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该声明指出：“帝国所祈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以此为基石，期望在 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
历史资料五：
日本众议院议员、海军参赞栗山博在《支那大陆充满了无限希望》一文中，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日本现在抱着一个块头比自己大得多的叫支那的孩子，这就是支那事变。为了把远比自己块头大好多倍的孩子牢牢地抱在怀里，日本要为这个孩子的体重出很多汗，一定很辛苦的吧。可是，无论这孩子捶背还是从侧面用头撞，日本都不能撒手。一撒手日本就自取灭亡了。连稍微松松手都不行。所以不论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日本都必须以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为基础进行运营、促进和完成。”这正是当时一般日本政客和国民对侵华战争的想法。
中田清康是一名九十多岁的老人，他当年是关东军的随军人员，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多年。对于那场战争，他依然坚持是正义之战：“我不接受某些人认为战争恶劣的观点。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亚洲瓜分土地，三国干涉还辽是日本的耻辱。俄国势力南下，日本被迫出兵满洲。如果没有日本的出兵，又怎么会有二战后亚洲各国的独立？”他还创办了一所“大东亚塾”，以“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来教育年轻一代日本人。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之一松井石根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诉他的支持者说：“我到前线，并不是去和敌人打仗，而是抱着哥哥安抚弟弟的心情。” 松井石根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说谎，而是理直气壮把日本当作中国的一个既严厉又慈爱的哥哥来看待。
在松井石根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日中之间的战争，一直是‘亚洲家庭’之间的兄弟阋墙。这些天来，我始终相信，这种斗争是让中国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就好像在家里，一般来说，做哥哥的必须忍受弟弟所有的.
南京大屠杀之后，松井石根还还恬不知耻地去参观中山陵，并写下汉文诗句：“中山门下，低首策马，两军交战事堪悲，心伤欲碎难回首。”
（恕不公布资料来源）
在中国历来有着以感情和情绪代替事实的倾向，至今所看到的仅仅是声讨和控诉，而不去深究战争的起源。但如果不搞清楚战争的起源，就很难预防他的再次出现。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掩盖下，是三光政策，是南京大屠杀，是烧杀强虏，是慰安妇，是被世界所耻笑。如果这种结局被每个日本老百姓每个日本士兵事先知道，这场丑恶的战争还能发动起来吗？那些日本士兵在中国杀掉几千万平民时，他们并没有感到羞耻，他们有人变成了禽兽和杀人工具，他们为什么那么蔑视和仇恨中国人，为什么会变的那么狂妄自大？德国法西斯也是在和平正义的口号下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国家从元首到平民都发了疯。这场战争以死伤近亿人的代价，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而结束。仅仅是统治者一小撮人的欺骗吗？很难解释的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那种民族的自大狂不正当的被强化了，被利用了，出现全民性的愚蠢和疯狂行动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全民性的愚蠢和疯狂行动，往往又是在所谓神圣崇高的“使命”下，所谓正义的口号和旗帜下支配下来进行的。我觉得越是神圣和伟大的东西，就越得小心，因为许多社会罪恶都是在它掩盖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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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家干什么 你弱当然要欺负你了 重要的是记住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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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唯一的心愿——农妇，山泉，有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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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懂历史,以史为鉴,还是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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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住的文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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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好，从这个角度很能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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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下，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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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一个生日陪你母亲过，那也是她的受难日。不要年年都和同样一群人过。到头来，全心为你的，只有她。90：有了手机，尽量少上网，就算你仅仅是看新闻，读文章，大把时间也会不经意从你身边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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