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能超越他们同时代的思想家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从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能超越他们同时代的思想家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从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09-10-07 &匿名提问 发布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一个正确把握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容的问题。正确理解 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容，对于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意义。在进行马克思 文本研究时，需要认真清理几个前提性问题。【关 键 词】马克思/文本研究/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 文】正确把握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之一。马克思文本研究在中国尚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它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极力推崇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它使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笔者拟就在从事 此项研究中所想到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同仁。问题一：为什么现在需要大力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根据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的理解，所谓文本就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马克思的思想是通过马克思的文本来理解的。但什么是马克思的文本，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无需反思的简单问题。一定的文本的存在，对于读者当然是确定的，但文本所表达的内容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性质，却并不是对于所有读者都是一样确定无疑的，因此，马克思的文本肯定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由此可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界出现的“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热，从理论上说，具有其存在 的合理性。作为解释学所积极提倡的一种研究方法，文本 (text)研究所极力强调的是解读文本， 努力做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读。马克思文本研究是西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展的一项研究工作，但对于中国来说，这项研究才刚刚起 步不久，而且从事这项研究的原因也是较为复杂与特殊的。第一，公允地说，在中国，倡导读马克思原著并不是现在的首创，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大力号召大家读马克思原著。但是，由于当时的重点只是强调带着问题去读，力求在读中做到活学活用，因此，尽管这种“读”也是解读文本的一种形式，但它却带有较大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谈不上对马克思文本的正确理解，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而正是以往的这种“读”的局限性，使得我们看到目前大力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必要性。在今天，这项研究的必要性之一就在于，力求在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过程中，纠正以往在解读马克思文本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纠缠过去的问题不放，让过去的问题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对于过去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深入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中加以纠正。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张扬”正确理解的过程，也 是一个“纠正”以往错误理解的过程。第二，我国学界最初一些人提出应当“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主要因为他 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他们开展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工作就是为了得到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根据马克思文本中的不同内容，一些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道主义，或“超越”的实践哲学；而另一些人则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有些人甚至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人类学，等等。很显然，目前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是杂乱的，甚至有些结论是迥然相异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却促使我们看到了在今天深入开展马克 思文本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第三，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这是由马克思思想的发展 与传播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点，马克思思想有一个逐渐形成、发展与完善(甚至改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值得我们从文本上不断地反复推敲；第二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是与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帮助分不开的，对此，我们需要在不断的区分中弄清事情的真相；第三点，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思想是经过 “中转站”(先是日本、欧洲，后是苏联)传播过来的，由此我们实际上所获得的是“打了折扣”的真相。因此，正是基于马克思思想的这些特点，在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有 着其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才能真正做到正本清源。第四，从当前的国际环境来看，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在于这是回应一些挑战的重要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一百五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挑战。过去这种声音主要来自西方世界，而自苏东欧解体之后，这种声音主要出现在俄罗斯等国。应当说，目前在俄罗斯等国出现的对马克思挑战的声音具有更大危险性，因为这是从熟知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人们的内部发出的反面声音，这些人深知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问题所在。在俄罗斯，1992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与赞成》，1999年又出版了《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这些著作都是直接针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我们只有深入 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才能积极回应其中的挑战。第五，从目的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就在于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这一提法使我们看到了与时代保持同步发展这一硬道理。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发展，与时俱进解决的是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即适者生存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与时俱进呢?其实，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主要依据除了在时代中寻找之外，还应该在马克思文本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一脉相承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并不会在与时俱进中变得面目全非，这同时也表明我们必须注重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其与时俱进的重要依据，而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应该与时俱进的旗号而把一些非马克思的东西(甚至是反马克思的东西)硬塞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其本质，失去其本来面 貌，丢掉其科学性。问题二：中国学者以中国的话语形式与语境能够正确解读马克思文本吗?应当说，倡导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实际意义，都是无可厚非的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以中国的话语形式与语境能够正确地解读马克思文本吗?马克思 文本研究难道只是我们的一种良好愿望吗?作为解释学的先驱，施莱尔马赫曾经对正确地理解文本提出了较为苛刻的条件。他认为，在语言方面必须做到：(1)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条件来理解文本的意义(历史性原则 )；(2)在与周围其他语词构成的意义整体中，也就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去理解每个语词的意义(整体性原则)。而在精神方面，他所提出的条件是：理解者必须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进入作者(创作时)的精神境地，即回到作者的思想源头，才能重新体验或再现作者的原意。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被称为客观主义解释学，他所强调的是解释的客观性。而以他所提出的条件，我们要想正确地解读马克思文本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并且这种难度是我们无法克服的，因为无论从话语形式还是从语境角度来看，中国学者都不具有正确 理解马克思文本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效果历史意识作具体说明时，作为现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的伽达 默尔曾经明确说道：“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是对诠释学处境的意识。”“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我们并不处于这处境的对面，因而也就无从对处境有任何客观性的认识。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乃是一项绝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这一点也适合于诠释学处境，也就是说，适合于我们发现自己总是与我们所要理解的流传物处于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处境。对这种处境的阐释，也就是说，进行效果历史的反思，并不是可以完成的，但这种不可完成性不是由于缺乏反思，而是在于我们自身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1](P387)正是从伽达默尔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现代解释学对施莱尔马赫的传统解释学的巨大修正，而且也看到了中国学者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与优势所在。伽达默尔所提出的效果历史意识展示了一种开放性的逻辑结构，他极力强调的是，我们总是处于某种处境中去实现对文本的理解的，而这种理解实际上就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尽管中国学者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不具有话语形式与语境方面的优势；但是，中国学者却拥有另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就是中国现在所在进行的这场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的科学预见是马克思文本的主要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是与我们所要理解的流传物(对于我们来说，即是马克思文本，引者注)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处境”[1](P387)。这个“处境”是一种价值连城的“馈赠”，是以十几亿的中国人所开展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基础的，它使中国学者有了在理论与实践的对比中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西方学者之所以十分关注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就在于他们缺乏中国学者的这种处境优势，这种优势甚至可以帮助中国学者弥补话语形式与语境方面的不足。当然，可能性是一回事，现实性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已经拥有了正确解读马克思文本的优势，但是，要把这种优势变成现 实的存在，尚需要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问题三：怎样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现代解释学意义上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在中国尚属刚刚起步的事业，而在西方，这项研究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和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如德里达等)在这项研究中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但是， 在中国我们更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展开研究。第一，绝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文本。长期以来，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文本的现象在我国较为严重，与此相关的事例俯拾即是。例如，在哲学领域，我们有照搬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的传统；在经济领域，我们曾经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作为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之一，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和依据症候阅读法给近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一方面斯大林体系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以来的非斯大林化，两次冲击把我们推到了理论的死胡同，而为了从中脱离出来，我们就必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力图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阿尔都塞还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随教条主义的结束而过时，相反它们仍然作为我们的问题而存在。在阿尔都塞看来，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面对以下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创立他的历史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但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因此，首先的任务是要我们直接阅读经典著作作好阅读方法前提的批判。阿尔都塞明确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历史研究等等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当年强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阿尔都塞还主张，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2](P1-63)。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只要我们尽力杜绝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文本，那么我们就既不会因为教条主义而被推入到理论的死胡同，也不会因为教条主义没有结束而无法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2](P1-63) 。第二，胡乱地、毫无根据地把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身上的文本研究，是绝对不可 取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程来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附加现象”。也就是说，许多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身上，从而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曲解。其实，人们现在之所以总在质疑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因为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附加现象”。我们知道，伽达默尔曾经把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称为先人之见或偏见，认为它们是任何理解的出发点或前提。他明确说道：“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 [1](P378)正因为理解和解释的前结构或前理解对理解和解释的影响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出现“附加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不过，“附加现象”的难以避免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胡乱地、毫无根据地将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文本研究，致使这种研究结果不仅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程产生帮助，反而会起到极坏的影响。第三，历史地研究马克思文本，而不能断章取义。尽管施莱尔马赫的客观主义解释学 在整体上受到了伽达默尔的质疑，但是，他的“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被否定。正因为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条件来理解文本的意义(历史性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历史地研究马克思文本。客观地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那段历史毕竟是西方世界的历史，为此，想要超越地域、文化与历史所带来的距离而把握马克思文本的本来意义，肯定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按照历史来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原则。如果我们放弃这个原则，那么，只意味着那种断章取义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做法可以大行其道。在历史性原则上的任何退让 ，都有可能给那种断章取义的做法大开方便之门。既然问题视域如此重要，那么，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就不应该忽视它的存在 ，而应该在争取赢得问题视域的基础上理解文本的意义。客观地说，解释者只有带着自己的问题视域进入到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中，才能在与马克思文本的问题对话中达到“视域融合”，在两个视域的遭遇、交融与沟通中发现并揭示马克思文本的新的意义。过去我们读马克思原著所提倡的方法就是带着问题去读，但其读出来的结果却有将马克思思想歪曲化、庸俗化的倾向，而现在我们则强调“问题视域”的重要性，这之间有区别吗?其实“问题”与“问题视域”是有区别的：“问题”是实在性的，而“问题视域”则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问题，是由文本的 “问题视域”与解释者的“问题视域”两方面组成的。在具体性问题的引导下解读马克思文本，势必会使解读的结果过于针对性，而使理论丧失其一般性的意义；但是围绕“ 问题视域”所谈论的解读马克思文本，这种解读是以与文本的问题对话作为其存在形式的，其结果是达到“视域融合”，实现对文本意义的新的解答。由于中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有着太多的新问题等待着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解决与回答，例如劳动价值问题、全球化问题等等，因此，就当前而言，与“问题视域”联系起来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创立其文本时所拥有的问题视域与我们目前所拥有的问题视域，显然是有所区别的；但是，通过在问题对话中实现“视域融合”，我们便有可能在揭示马克思文本意义的同时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每个问题视阈所能看到的问题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包括在每个问题视阈中的问 题都是有所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第一，处于某个特定的问题视阈的人们不要过于热切地企盼处于其他问题视阈的人们也能看到自己所看到的问题，甚至得出与自己相同的结论。第二，处于一定问题视阈的人们尊重持有其他问题视阈的人们的问题。当前，哲学界存在的体系之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因为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些症结的存在。由于主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人与主张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人所处的问题视阈是不同的，因此，他们所看到的问题是不同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倘若他们互相不承认对方的特殊的问题视阈的存在意义，甚至对于对方没有看到自己所能看到的问题感到不可思议，那么，最终只会出现互不相让，甚至两败俱伤的局面。这种状态显然是不利于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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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秋天，英国广播公司（BBC）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经过反复评选最后选定,马克思被评选为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又说明了当今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就像自然科学需要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只要不带任何偏见，人们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
1999年秋天，英国广播公司（BBC）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经过反复评选最后选定,马克思被评选为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又说明了当今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就像自然科学需要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只要不带任何偏见，人们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　　马克思逝世已经116年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也已一个半世纪了，为什么马克思仍然受到世人如此的关注和崇敬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为人类精神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　　关于马克思对人类思想的伟大贡献，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概括为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指出，&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这样一个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恩格斯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向世界宣告，&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这&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一百多年后，马克思被世界公认为&最伟大的思想家&，证明了恩格斯的预言。如果说恩格斯主要是就思想的真理性而言，那么在今天，它已是被社会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贡献，是他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列宁称之为&人类思想中的伟大成果&，赖有它，社会科学才真正变成科学。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当时，继黑格尔之后，费尔巴哈的哲学深深地影响着德国思想界。因此，在马克思思想形成的一定阶段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观点相交错。但是，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理论探索，终于找到了摆脱这种理论困境的出路。这就是，他把研究的基点放在探讨&人的世界&，揭露&市民社会&的秘密上，通过对人的活动、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探讨，逐步过渡到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其中的关键是生产关系思想的形成，以及由此而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同以往一切哲学家对人和社会认识的根本分水岭。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不仅对生产力诸因素结合的方式和性质有了科学的认识，而且有可能揭示生产过程本身内在的结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我们知道，生产力概念，在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已经提出和研究了。他们之所以重视生产力的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但生产关系问题始终是他们无力逾越的界限。因此，古典经济学家不能真正理解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构成的生产过程，不懂得物质生产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这里，不仅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阶级的局限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触及到生产关系的领域，他们研究的丧钟便敲响了。所以，即便是当今有成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对社会关系作出一定的分析，但也回避或掩饰最实质的问题，即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正是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把整个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不再把各种经济关系看成&人的本质&的体现，不再根据&人的本质&实现的程度来判断经济形式，而着眼于经济过程本身的分析，在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互联系中来考察各种生产关系。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种要素的科学分析，特别是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研究，发现了物与物关系背后掩盖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及其特殊的运动规律。在当代，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需要也必须丰富和发展，但其基本思想是没有过时的。就连许多西方学者也认为，要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运动，仍要求助于马克思的方法。　　正是基于马克思的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为科学。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其重要地位，但它有两个致命的缺点：一是脱离唯物主义基础，二是脱离现实的工人运动。所以它只能流于道德的说教和关于&人&的呓语。社会主义学说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实现&人的本质&，那重点当然是研究&人自身&，并从中引出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性，那就应该研究社会生活、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规律。正如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52页）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使人们&豁然开朗&，社会主义从此有了正确前进的方向。没有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56页）遗憾的是，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当代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或者完全撇开社会阶级关系来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或者返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摈弃了的人本主义社会主义观，鼓吹&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股思潮的要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上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已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处于低潮，相反，世界范围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却在悄然兴起。综上所述，这大概就是马克思被选为千年伟人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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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诞生的时代背景是?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诞生的时代背景是?
第一,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经济前提.工业革命是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飞跃,它不仅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也引起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工业革命推动生产的迅速发展,并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使社会分裂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机器生产本来可以用来减轻工人的繁重劳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它却成了更多榨取工人劳动血汗的工具.机器的使用,使劳动分工更为细致和专门化,工人掌握的技术日益简单.资本家常常用大批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童工代替成年男工,以减少工资.工人随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工人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工人运动随之兴起. 第二,独立工人运动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阶级基础.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运动已从经济斗争发展到独立的政治斗争.法国里昂工人的武装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意志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具有鲜明的政治斗争性质.在此以前,工人阶级有时也参加政治斗争,但在那些斗争中无产阶级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反封建斗争.而现在,工人阶级是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去进行斗争,并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工人们从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必须改变政治上的无权地位,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独立的工人运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同时也为科学理论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三,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德意志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直接来源.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理论表现.早在十六七世纪资本主义兴起时,就出现了以英国人莫尔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初,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法国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又出现了以法国人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人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发展到独立的政治斗争,更多的欧洲有识之士怀着急迫的心情,深入地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教材正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理论的革命活动放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进行阐述的. 二、《共产党宣言》的问世 1.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理论的革命活动.教材从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工人群众和进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特别是对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进行科学的论证.教材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直接来源,并在小字中较为细致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共同合作改造自己,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 2.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而且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847年由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较为完整系统的阐述,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