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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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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这句名言从民初以来就常为中国史学学人所引用,近年在史学论著中出现尤其频繁;如果要统计中国学者引用外国史学“语录”之频率的话,克罗齐这句话很可能要列为榜首,至少也名列前茅。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有多么广大,自可想见。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下简称《天朝》)一书,就很能体现克罗齐这句话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该书作者茅海建君本来的愿望是想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即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主观愿望和识力在我们目前的史学界并不多见,实属难得;但依我一孔之见,作者在这方面的实际努力似乎不能说完全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或者在于有些茅君自认为是鸦片战争“当时的观念”,倒很像是我们当代的观念;而茅君解释时所合的“情理”,不少也仍是我们“当代”的情理。其结果,该书的“解释”部分,很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茅君从主观上已注意到文本(人与事也是文本)的时代性及置文本于其时代语境之中的必要,他也对文本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订和重建工作(在此方面应该说超过了前此所有的相关论著),但他对语境部分却过于依赖既存的成说,从而造成将经过重建的文本置于几乎未经考订的“语境”之中这样一种部分脱节的畸形结果。有心栽花而花不开,亦良有以也。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时的观念”或语境本身,是否也需要重建呢?今日言语境者多存一似乎不言自明的预设,即语境是现成地摆在那里,只需参照即可。实际上,在很多情形下,语境本身首先就需要重建。陈寅恪先生在论《哀江南赋》的诠释时指出:历代解释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庾信字)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则很少涉及,实不具陈先生一向提倡的“了解之同情”。这正是因为他们“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出;而于当时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而“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对诠释者来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断限。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必须要考定某事发生在作者的时代,且须具体到发生于作者特定的立说之前,又要推得作者对此事有闻见之可能,可用入其文章,然后可以用以诠释该作者之文。1　　可以说,古典与今典都是我们今日所说的语境的组成部分,而且也都需要不同程度的重建工夫。只有在重建语境的基础上,才能据之以诠释文本,也才可能接近昔日立说者或当事人的直接动机及其特所致意之处 。　　“今典”说无疑是20世纪以考据为基础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本世纪中国史学的创造性发展,老实说我们继承得很不够。据我所知,茅君本人就曾受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先生晚年在那里执教甚久。茅君那注重“当时观念”的初衷,或者就是间接得自陈先生的风教,亦未可知。但他在实际研究和写作中,倒放电影的倾向比较明显,造成全书浓厚的“当代史”味道,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诠释”。　　“倒放电影”的手法自有其好处,由于结局已经知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件的重要性。鸦片战争正是这样的事件。如果据后见之明,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即何以不能认识到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应能有较大的启发。茅君在这方面颇能言人所未言,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详后)。　　但“倒放电影”的手法也有不好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天朝》一书的结构安排体现出非常清晰的思路,但几乎所有史实都指向(恐怕作者早已得出的)同一结论,多少使人疑惑历史是否会这样逻辑的发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合逻辑,就越接近原初的动态真相。史家在重建往昔之时固然都要排比史料,以避免枝蔓,西人的史著也特别讲究主题鲜明,但重建出的历史竟然都朝着一个方向走,似乎也太干净利落;虽然清晰,总觉得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实被剔除后,是不是有点失真?　　“倒放电影”是今日史学界的共同现象,但茅君的本意正在突破“成规”,却仍未能完全跳出窠臼,这是特别值得惋惜的。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个人的先入之见太强。茅君最大的先入之见,即他笔下的“天朝”二字,实暗带揶揄之意,每次出现,都存贬义。他的诠释,常常先存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有时问题还未提出已先有结论,实无需回答。如说邓廷桢本“天朝”中人,故对敌情不能有与其他人不同的(即正确的)判断(第162页),便是一例。但如果已决定了“天朝”的判断不可能正确,则该书以四十多万字的厚重篇幅来论证这一事件,实不知其意义何在。　　又如述该书宗旨即分析中国决策者“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根据即该书的一个基本预设:对天朝而言,鸦片战争本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第25页)。全书的许多判断,特别是对清朝各级官员对策的得失,正多从这一预设出发进行评判。盖只要“主战”,即已选择了错误的大方向,以后当然只能是“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了”。可知这一问题是在先有答案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更常规的取径,或者应先讨论他们究竟“是否”犯了错误。　　实际上,中国必败这一预设也是可以讨论的。或者是因为作者长期从事军事史的研究,故对武器装备战术等具体军事能力特别注目。但是,在19世纪中叶的军事冲突与对抗中,战术与武器等因素的作用是否像在近年美伊战争中那样具有决定性呢?鸦片战争之后又80年的北伐战争,就是武器装备落后而更不怕死的一方最后取胜,即已提示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　这实际牵涉到近代史上一个至今未被清楚解答的基本问题:近代历次中外冲突与对抗中,中国对外真是不能一战吗?茅君已指出,鸦片战争中设防最弱的镇江,由于抵抗最为激烈,使英军损失最大,为“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伤亡的总和”(第443页)。同样,甲午中日战争时,因台湾抵抗最激烈,日本在此一地的伤亡就超过其整个陆战,而两方面的战术和装备实不能比。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这里的关键其实还不在甲午或鸦片具体一战的胜负,而在于可使日本人或英国人认识到战争的代价,从而影响其今后的决策。其实,茅君在全书结尾处也曾指出,当时中外力量的差距比后来要小。以鸦片战争时中英实力与抗日战争时中日实力对比,既然后者能取胜,前者取胜的可能性难道不是更大吗?　　“倒放电影”手法的一个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要评判对与错时,最容易有意无意中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一判就“错”(其实我认为“对错判断”本不是史学的任务)。盖昔人本无后来的知识,也无此类观念和动机,又何来在此基础上的对与错呢?如果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子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主动去“捉”昔人之意图。　　茅君有时正是这样,以类似古人“增字解经”的办法,先提出鸦片战争是一场应该举国参与的战争(第164页),然后指出清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并指责道光帝(及群臣)没有“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但是,茅君已指出清政府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一个并非未卜先知的中央政府,当一个来自其极不了解的地方也并不知名的“夷狄”对遥远的南方边陲进行侵犯时,如果做出举国参与的决定,不是更不像清代中国人的作为吗?显然,茅君要求的所谓“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正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眼光。实际上,如作者所考察,清廷为应付此事,已动用远至西南西北的兵力,速度(以当时中国标准言)也不可谓不快。但基本上,清廷并未将此看作命运攸关的大事(观其对此与后来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就可知)。　　同样,茅君常常先给道光时人布下“近代”的任务,然后据此指责许多清人。比如琦善,就有“近代外交”任务,但却“没有近代外交知识”,不像“办理近代外交的模样”(第181页)。问题在于,对于琦善来说,他所办正“当代”之事,又哪里来什么“近代”?由150年后的人据后见之明来提出当时举国之人思虑不及的任务,这仍是先有答案后提问题的手法。时人所思尚不及此,全不知后之学者笔下会有此“历史任务”的出现,试问如何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不知150年后的人对史学研究有何见解,但如果他们据那时的史学观念提出任务,然后据此以我辈(含茅君)之论著检核之,实难知我辈完成这未来任务的成绩可有多大。若立身处世不是据所处之时世的标准,而要力图符合150年后之人可能设立的未来标准,试问我们今日怎样生活?又怎样研究历史? 这一倾向最明显之处是在书的结尾部分,茅君为林则徐提出了两个“应当”,而其要义,不外超越时代。因为,“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第578页)。更有意思的是,茅君指出魏源等人的思想对其同时代人来说已明显超前,故此“孤独”而难有共鸣;但他们的思想又“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实为中国之不幸(第581页)。这就是说,魏源等人的思想已超前于所处之时代,却“落后”于“历史所要求的”时代!至此,当代史的倾向已发展到极致。　　我不知道茅君的“近代化”如何指谓,以我个人不广的见闻,把现代化提到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这一高度,在20世纪也是到70年代才确立下来。换言之,这一“历史使命”不过是近年才为国人所明确认知,百多年前的林则徐及其同辈、儿辈、甚而孙辈,又何能梦见。茅君自供说,“本书的主旨”即“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150多年前那次战争的意义”(第24页),故全书基本是以“今天的角度”来评判19世纪中叶的人物,结果常出现诸如“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新气象”这类指责。这里的“我们”和“希望”都很值得注意。显然,“历史提出的标准”其实就是茅君自己的标准,他不过在代“历史”立言而已。　　历史未能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正是茅君最觉不满之处,也就是他眼中的琦善及其他人“错误”之所在。近代中国的种种不如意事显然深深触动了茅君,他说了一段半是题外的话:“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第313页)茅君写作此书时的基本心态,跃然可见。鸦片战争以来,国耻的感觉深深压在好几代中国人心头,茅君也不例外。爱之深则责之切,故在他看来,“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许多缺陷”。而消除缺陷的前提是正视缺陷,后者即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或者因为他努力“正视缺陷”的作圣之心太重,这种“羞愧、厌恶和耻辱”的情绪无意中会压倒史学的戒律,致使茅君对昔人虽有返其旧心的初衷,有时仍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对史事的处理偶尔便出现“口吐真言”式的判断。　　茅君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及保家与卫国之区别的立论(第309―313页),就是一例。他提出的三元里人抗英时心里只想家而不想国这一论断实不啻无米之炊,盖其并无坚实的材料证明之(茅君确曾举出其他地区百姓甚至向英军出售粮草的实例,但这并不能转证三元里人,因为别处百姓并未起事,恰是三元里人起而抗英)。从一般的史识推断,茅君的观察应大致不差。但史学研究要立论便需要实证,无证立论,便犯了傅斯年所说的“以不知为不有”这一“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实际上,凡史料不足以肯定一事时,应该说也就不足以否定之。　　关键在于,如果将保家与卫国的区别落实在当事人当下的心态上,中外历史上大量“爱国”的范例恐怕都可以打个问号。鸦片战争导致了“天朝的崩溃”是150年后的茅君经过十余年的研究才得出的结论,彼时全国之人并不作此想,三元里人也不至太超前于时代。当一场家乡附近的(局部)战争并未危及国之存亡时,要起而反抗者心里预想着国之存亡,似乎太强人所难。以茅君的标准论,三元里人实际上已注定了不可能因“爱国”而起事,也就不可能是他所谓的爱国主义者。作者竟然费了许多笔墨去论证这样一个答案已前定的问题,岂非多余!但是,如果不 像章太炎说蔡元培那样以欧美眼光看中国问题,而是从中国文化体系这一框架来考察,许多问题便不那么曲折。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人其实本来就不太讲抽象的“国家”。儒家主张超越的道,法家强调居位势的君。“国家”不一定置于第一,是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在政治理念上的一大区别。汉代独尊儒家(实则儒法合流),士人以天下为己任,这个“天下”是文化意义为主的,包容了道、人民、国家等诸范畴,显然超越于单独的国家之上。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为保卫祖国而死,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死君事,是大得赞许的。而其高明处,则不仅仅是像今人理解的那样捍卫了国家利益,还有一个在此之上的“取义成仁”的个人道德完形。　　茅君注意到三元里人的“民族主义”不外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夷夏观念,颇有所见。但他顺口就说时人以为“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实不知从何说起(书中提到类似观念有数处,均无出处,可知是当做人人认可的“通则”来应用的。但我翻检从先秦至清代中叶的有关论说,却找不到此说的出处,还盼茅君能开我茅塞)。今人(特别是治中国近代史之人)讲夷夏之辨时每好效法西人转拾梁启超牙慧,说什么古人以为“中国即世界”。然而,夷夏格局要有夷有夏,然后可“辨”;若中国即世界,是“夷夏”共为中国呢?还是“夏”为中国?若取前者,对新老之“夷狄”的不平等态度便与此“世界观”无关。若取后者,则在“世界”之外的“夷狄”又是什么界?故“华夏中心说”或者有之,“中国即世界说”实未必存在。而且,夷夏之辨本是以开放为主流的,许多时候夷也可变为夏(反之亦然),故中心与边缘是可以转换的。　　清季以至民初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总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欧洲和亚非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的一大区别。可是,茅君却认为,产生于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特征,便是国际观念”(第309页)。“国际”当然比“世界”更注重“国”,但茅君这里的“国际”,正是接近于“世界”(即与“国”对立)那一面的意义。可惜茅君并未列举西方民族主义这一特征的出处,我倒有点怀疑他是否是从其所列举的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思想中的“中国特征”那里反观出了这一“西方特征”。　　茅君敏锐地观察到19世纪中叶的“天朝”中人有着一套与今人源自近代西方的观念“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第482页)。这一洞见是过去许多研究者所见不及的。但是他马上又从史学家的立场上移位,立即做出近代中国人恰因此不同的观念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这一价值判断,此判断的基础实即并不承认19世纪中国的价值标准与西方的“平等”。 如果能返其旧心,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角度考虑,那时的中国人接受许多今日看来是不平等的条款(如治外法权,这样可不以夷事烦扰天朝官吏)并无困难,有时还颇为主动。如果说中英条约谈判时中方提出此项内容是“上当”,在随后的中美条约谈判时,美方主动提出由中国官方负责在华港口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等(针对的是英国的海上霸权),道光帝的御批仍是“断断不准”。其实,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中外条约,特别是那些不平等的具体条款,如最为人所瞩目的治外法权等,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实质性伤害并不见得特别大,对外国人的保护也远没有一般认为的那样有效(最能说明问题的,即整个北伐战争期间,唯一在中国活动频繁而又没有人员伤亡的主要列强就是在一次大战后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德国)。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订立,更重要的毋宁是开创了一种中外交涉的“方式”。这才是真正最不平等之处。这种方式说得简单点,就是炮舰出条约,而条约代表胜者的意志。所能谈判的,只是反映胜者意志的程度而已。从更深层次言,这种订约方式在东亚确立了西方外交中的双重标准,即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西人可以不按西方自身的价值标准行事。 从《天朝》一书随处可以看到,道光帝觉得最不能忍受的,也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此后 中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和修改以至取消这一方式的长期斗争。翻开20世纪上半中外谈判的档案,处处可以看到双方所争的常常不是具体的利益,而往往是中外交往应奉行怎 样一种“方式”。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竞争。那时的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 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同时,这样一种以西方常规价值观念看也属不平等的中外交往方式既然由(鸦片)战争而确立,实际上意味着条约的修订或废除,也只有以武力为之或以武力为后盾的情形下为之。此后列强扩张权益的历次修约或订立新约是如此,中国方面亦然(中国首次主动废约是在战场上已能使用飞机的北伐之时,就是显例)。这样,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仅开启了一个时代,也无意中设定了结束这一时代的方式。此时三复马克思和恩格斯于鸦片战争后不过几年(1848年)的名言: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不能不佩服他们过人的远见。　的确,不论鸦片战争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以何种形象留存,不论中国人在其集体历史记忆中以怎样的方式(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地)强化、淡化、甚或再造一个特定的“鸦片战争”,这次战争给中国人的鉴戒是广泛而深远的――其广度和远程也许还不是150年后的我们所能完全领会的。因此,关于鸦片战争的诠释本身很可能也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天朝的崩溃》无疑是一部掩卷仍令人反复思考的力作。坦率地说,这样的史学著作现在并不多见。　　该书最主要的贡献,正如王庆成先生在评语中所指出的,在于作者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军事面相是历来鸦片战争研究的薄弱点,却是《天朝》一书的强项。而茅君所为又是一种广义的军事史: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力动员、兵员调动,到军费的来源、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负责运筹帷幄人员的心态、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这些面相在过去的鸦片战争研究中或被忽视,或语焉不详,但在《天朝》一书里却得到充分的展现。　　茅君注意到清代中国军队的基本职责是内卫,即以防民为主(第51页);处于这样一种社会定位的军队,自然不很适应对外战争。从更广义的文化层面看,书中所引的一位西人在1836年说的话是很有启发性的:当今“评价各种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最正确的标准已是“每个社会在‘杀人技术’上的精湛程度”。作者在引用此段话后指出,西方始终把这方面的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而中国则反是(第47页)。依我的陋见,中西军队的社会定位不同,特别是19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化偏于尚文而西方文化偏于尚武(皆相对而言),正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一个关键。　　全书重建的作战史实,绝大部分是不易之论。作者从整体战争的观念出发,对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跨越调动五万余兵员及因此而必需支出的巨额军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史实重建,为理解今人或觉奇异的许多清廷的因应措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战术层面,茅君指出了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如关天培的整个防御部署都建立在英军舰要闯关这一假设之上,而英军恰好采取了中国人意想不到的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结果中方预设的防御长处其实成了短处(第223页)。特别是茅君反复强调了英军的陆战能力极强,不仅战术远超过清军,且其不怕死也给道光帝以深刻印象。过去一般的印象是英人恃其船坚炮利,长于海战,茅君不仅证明这是一个不实的认知,而且指出了这一认知正起源于战争的当时。按我们通常的观念,鸦片战争既然在远离英国的中国海岸进行,中国人至少在距离上占有优势。但《天朝》一书证明,不但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距中国甚近,大量武装力量可就近从印度调来,比清廷从云南贵州调兵快得多;就是从英国首都伦敦到澳门的时间,由于航海技术的先进,也与中国人从北京到广州的时间相差无几,都在两个月左右(第326页)。这一意义当然不仅仅在军事实践之上。从心态上看,在伦敦的英国政府领导人处理鸦片战争事宜的“观念距离”与在北京的中国政府中人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对英国政府没有我们意象中那么远,而对中国政府也没有我们意象中那么近。如果“距离”与事件的“重要性”存在某种联系的话,这一意义上鸦片战争的“重要”对双方政府也是差不多的。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双方政府对战争的重视程度当不无益处。　　就战争史实的重建而言,茅君给自己提出的要为治史者提供素材的基本目的已完全达到(这当然只是作者的客气话,他原本的目的,实远不止于此)。但战争史实的重建只是《天朝》一书的一个强项,遍及全书随处可见的更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洞见。洞见来自通识。有通识然后凡事能见其大,每一历史细部无不表达出超越于具体事件的意义。该书的一大特点,就是视野宽阔。一般而言,史学研究题目可专,眼界一定要通。眼界通而后可从上下左右各面相去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见到其时代意义;并及其言外之意,看出每一具体“事件”背后隐伏的当事者的时代关怀,及其蕴涵的更广远的文化意义,包括处于动态的时代潮流风尚之演变(变自何来及往何处去)和变化不大的静态文化结构。茅君仔细论证了鸦片战争期间“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 这就澄清了过去将清朝官员两分为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做法是缺乏史实基础的,而以前据此做出的相应评价也就成了无根之谈。更有意义的是,作者细心地体察到当时的官员要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他进而认识到,对外的“抚”字在鸦片战争初起时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让步,而到19世纪末几乎已成“降”的同义词。故“抚”这一政治术语在中国近代的含义变化,“也大体反映出清朝在世界中的地位变化”(第424、242页)。这样,一个传统术语含义的演变,就成为茅君从文化的深层结构研讨近代 中外关系之“眼”,由此入手,滴水中折射的太阳就呼之欲出了。又如,清代士人在鸦片战争失利后,其批判的锋芒所向只及琦善,却并不指责实际负全责的道光皇帝。对此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封建专制”,而茅君却看到这并非仅“出于思想上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 上的自觉”(第17页)。清代士人下意识的自律自抑(self-censorship)现象渊源广远,至为曲折复杂(可参王森的研究)。茅君对此问题虽未展开,但已显露出深刻的识力。可知作者 读史料并非一扫而过,即使与该书主题所涉不很密切的论断,也多经过用心思索。一般研究近代史的人都很强调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的勇气霸诹私馕鞣角樾畏矫娴氖导使毕住５?很少有人像茅君一样注意到,中国人当时最感困惑的外国地理问题,恰恰并不需要再怎么“开眼”:且不说明代已有包括地理学知识的西学传入,康熙时传教士南怀仁按西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便一直在紫禁城宫中(第430页)。近代中国士人(特别是在宫廷服务的士人)可及的思想资源中,明明有关于西方的知识,何以林则徐、魏源等人要舍近求远?如果说林、魏等人所能接触的明代刻书有限,道光帝又何以会舍近求远,反向疆臣问夷情?而当皇帝的兴趣已经明确时,身边的侍读近臣又何以会无人想得起宫廷书库中尚有此类藏书?清代文字狱并不曾祸及西学,从明到清(康熙以前)传入的西学是怎样无意中就在士人的记忆中由淡而无?这一历史记忆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问题。同样,一般人都很注重早期魏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但茅君却观察到,林则徐在当时得到众人的拥戴,主要是因为他表现出与“逆夷”不共戴天,而并非如后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因为他“知夷”或“师夷”的工夫(第18页)。这正是作者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的成功之处。今日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师夷”这一观念在提出时并未引起时人充分注意,而茅君的眼光并不仅限于他所侧重的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间,他还注意到后来左宗棠那一代人读了《海国图志》时产生的“心灵的沟通”。这就从时人心态的角度提供了“世变”的消息:中国的社会心态到左宗棠那一代人有一个大的转折。心态转变之后,以前不怎么引人注意的观念就突然有了市场,故得以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　　全书最有新意的一章,我以为或者要属结尾对此次事件所涉人物的“清算”。从事后相当时期内的发展演化反观所研究事件蕴涵的深意,这一手法的确别具匠心。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考察问题的方式,在国内外鸦片战争研究中实不多见。实际上,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只有从其上下左右去考察,才能得到与历史真实相接近的认知。我们一般事件史论著的结尾,多为“意义”和“评价”一类。然而,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恰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露出来。过去史家爱说“盖棺论定”,其实“盖棺”只意味着人物或事件本身不能再有发展和变化,而后人对此人物或事件的认识,正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比较客观和深入;而“论定”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今日许多史家且根本不认为可以“论定”)。这一点,许多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但至少国内尚少见有人将此认识实际运用到事件史研究之中。不过,茅君的清算仍是先代历史立言、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提出“任务”,然后据此任务一一清算时人,结论是他们都没有“完成任务”。其实,如果放弃这150年后给出的任务,返其旧心,仅以当时人的思虑为标准,我们就会发现,茅君“清算”后的结论,与他的基本预设不合,而是指向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诠释:当时并没有出现茅君所谓的“全国紧张”,鸦片战争的重要性甚至战争本身也未得到时人的重视(这样不重视的“对”或“错”,是另一问题)。正如茅君观察到的,那时的中国朝野“根本没有把‘天朝’以外的一切放在眼里”;战争的惨败也并未引起茅君认为应当发生的“震荡”;整个中国朝野在战后基本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第89、560、578页)。　　中国有句古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胡适曾据此提出一种历史观:许多足以开新局面的事物,“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陈寅恪后来也指出:“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前面说过,历史未必是逻辑式的发展。根据茅君考察的结果,是否可以说,鸦片战争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许多事物都因此而开始走向(最后可能是质变或全盘变化的)转化,惟在此转变中的当局之人却尚未出现明显的转变。也就是说,在这一历史转折初起之时,人的转变最慢也最小。这个看法,不知茅君以为然否?孟子曾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先生据此提出读史?32?“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要能把握历史变化的大转折处。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言,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但近代中国的转变与延续虽有隐有显,却是同时并存的。如果没有通识,就容易忽略事物延续不变的一面。茅君显然着意于同时考察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两方面。他既强调了鸦片战争变的一面,也注意其不变的一面。这样的通识也许来自他跨越了几个历史子学科,从技术史、军事史、政治史、文化史及心态史等多角度考察分析鸦片战争这一事件,或者可以说是尝试了一种在历史大学科范围内的“跨学科事件史”研究方法。从长远看,这一尝试本身在史学方法上的开拓意义,恐怕还在该书对鸦片战争研究的直接贡献之上。　　概言之,《天朝的崩溃》一书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这是任何一本要想放得长久的史学著作必须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该书已具备成为一本在21世纪持续存放相当长时期的史学精品的基础。作者有返其旧心的初衷,若能做到“不思近世”,即尽量缩减当代史成分(包括某些纯粹“移情”式的推论),在分析诠释层面进行适当程度的修订,当可更上一层楼。掩卷之后,我有理由大胆断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 都不能绕过该书。(作者附识:这一书评写于茅书出版后不久,现不揣粗陋,印出以就教于同人。倘茅先生或当世方家肯不吝指教,则幸甚。日于四川大学。)――《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厦门大学历史系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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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师兄的一篇文章，看看我们同时期的师兄是怎样看这本书的吧。。。（海默师兄既然已经贴到了往复论坛上了，该不会告我侵权吧）应该是海默师兄假期写的一篇读书报告吧史学研究视角维度切换的成功范例 ――评北京大学历史系茅海建教授所著《天朝的崩溃》一书这个假期用了近一月时间以主要的精力比较用功地读完了茅海建先生十多年前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做了大约五十页的读书札记。在夏日里读这样一部凝结着思考与追问的学术书籍，确乎有身临清夜闻钟之境，受法僧当头棒喝的功效。茅先生是书，可谓博观而约取，其精深浑厚之业力于字里行间一览无遗。大概正是因此，它顺利地入选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二辑，正是因此，它在十多年之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全新的封面再度印刷出版，与茅先生的新书《戊戌变法史事考》一起在这个暑期的中国各大门户社科书店风靡啸傲。我相信，并不是因为谁的理论比较新颖而能够获得学术史的肯定，在百年之后纵论升降的人们关注的，必定是此种思想绽放出的实质性光芒。这样，我才心安理得地开始本文的写作。我将从六个方面来论证，这部著作堪称史学研究视角维度切换的成功范例和我所以为的这部著作存在的瑕疵。或许有读者要指责我是在使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解析问题，但我要说，我约略也能算是在毫无既成观念的前提下自主阅读完了全书，而在此时书写的报告，则大体上等于在有了总括性印象的基础上进行回溯，这恐怕和学术的自觉关联不大，而更多的要归罪于无法克服和避免的现实的人的某些弊端。这就好比我们大家都晓得自圆其说即可以存论，而一旦真正迈开步子来，这样很大几率会寸步难行。或许又有读者会认为这样一来就可能陷入根本彻头彻尾都是假命题的泥潭，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假命题该主要是针对着对事件定性的行为而来的，我大概还算不上这样一种行为。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我所理解的本书关于史学研究视角维度的切换，我很同意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 著名近代史专家王庆成先生在本书1995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本的封底所写的“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本书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段话，从这个立场来看，茅先生的这部书确乎有着一系列切换的色彩，当是没有疑义的。“维度”这个词，若我没理解错，按现在常用的定义，基本就是指从全方位立体的场域出发立足于各个角度来观察问题，我之所以要使用这个词，是我觉得它才能够比较贴切反映我于本书的一些感念。至于这种切换，个人以为，总体是十分成功的。起码，也该是具有一定程度里程碑意义的。我想我这么说，是有我的根据的。而这些根据归结起来，就是我上面摆出的六个方面。虽然刚进大学读书时，老师就严正地嘱咐过作文不可罗列，为史尤需纵深，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似乎也不应该直觉性地排斥列出点数的文章，因为，这些都只是外在的形式。茅先生是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大概莫过于其高度的学术自觉和丰满的理解之同情，在自序中，茅先生就谈到一者做到历史研究的理智是困难且让他不敢断定的，二者历史的时空隔膜感让他仍害怕自己不能尽可能道出历史的真实。这种高度的自觉在今天看来仍是切中要害的深刻体会。基于这样一份忧心而写下的序言，让我们顺畅地梳理出作者在写作中的侧重点和关注点。作者由反思琦善罪名开始入手，一面系统归结琦善的功过，一面仔细搜寻琦善形象形成的踪迹,经过细致的整理，设了这样一个问：“假设我们把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当时可能实现的假设，统统摆出来，再探讨一下，如果这些假设实现，是否会改变鸦片战争的失败结局？”最终托出本书的主旨，即找出“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提供……失败的教训”通过“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虽然不少史学家认为“提供借鉴”应当是后发而非先验的，也不应当是一部史著的立足之点，但我认为从茅先生这部书来看，他很机敏地避免了这类担忧，我觉得他的关切点是的的确确扎扎实实放在民族命运之上的，但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之中，他的心绪乃至于整个思维体系都还是平实公允，持正守中的。同时，对于有切肤之痛的鸦片战争，我想每个学人，都难免要究其失败之因由以为镜鉴，这应当不必受苛责。比如茅先生有一句：“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我们犯过错误”，若按某些史学理论的观念，这种句子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也该学会从一个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样一反观，我们不由承认，茅先生比他之前许多“不服输心气”大张的史学家，要走得更远了，以史为鉴或许真是低层次的，但那是就历史哲学的范畴而论，实际操作起来，不见得就一定行不通，尤其是，寻求理论与实境的妥协的那个过程，优质的史学家，能走得很接近于历史的本真。以上谈的基本上就是第一点，这在本书绪论中就已经展现得很透彻，在之后各章的论述，尤其是第八章“历史的诉说”中也都能较好的一以贯之，若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在同样一个寻求历史借鉴的框架之下摈除了基于历史创痛和时代困惑而萌生的过多的个人主观创见，尤其是本书23页提到的那一套“不和谐论点”。在最后一章中，作者通过分析道德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应对措施，比较中日的历史命运，排列负有责任的12名政治家战后之表现并进行一一清算，并观察了中国知识界在当时的反应，最终提出了“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这是个经得起深思熟虑的问题，且不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技术性攻关千头万绪的解决方案，单单看作者的缜密思路，就能体会其对于这样一份沉重的历史借鉴，孜孜以求探索追寻的苦心，也能读出他对于之前充满着“不服输心气”的学术气氛基于自觉和求真的抗拒，这抗拒不会是本能的，身在其中，谁能无惑？谁能无恨？怎样处理这些愤恨与困惑，就看出一位史学家的水平了。而这第一点，已足可称为一处视角维度的切换，突破了原有的樊篱。第二点，也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理解之同情，这个意思相信学史的同人都能明白，但操作起来却是大有难度的。首当其冲就是把握好在这个语境中“理解”与“同情”二词的具体指意，还有要把握好“理解”的度和“同情”的度，以及如何在此种同情之基础上建立基于同情的再理解再反思再研究。从茅先生的工作来看，他当之无愧是处理得很好的。随便举几个例子，如第225页，对于琦善派出增援兵勇数量的辨析，结合当时的现场实际，从兵制兵额和军事学术两方面有力反驳了指其出兵不足的批评，虽只是细节，却足见对史料分析解读的工夫。又如第305页，关于余保纯的罪名，作者从余的身份背景和专业职司入手分析，说明余的责任应当由他的上级来负责，继而以以一向记载较为信实的梁廷楠留下的笔录，证明余的行动并非其私自所为，且余之本心亦要求协助民众，最后从思辨的角度反观问题，进一步发掘出“汉奸”这样一顶帽子之下的深度意味，指出就如北宋的“朋党”一样，这是个最不确定却又最有杀伤力的语汇。这一段文字也是很能见功底的，尤其是思维的连贯性和排布的缜密，尽管在字里行间仍有稍微可斟酌之处。再如第484页，在学理上进行了一番清晰的分析之后，得出了“从短期上讲，（开放）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隐退，正面效应在逐渐增长”的结论。接下来的一句“然而，以上认识只是今人的一种分析，与当时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早在本书第60页，作者就已写道：“鸦片战争距今已150多年，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判断当时的情势，不管这些标准在今人的眼光中又是多么的天经地义”）带领着读者将眼光沉入历史的纵深，一一列举了当时人的感受和反应，从老于世故的张喜到饱学经史的儒吏李星沅到归田后著述甚丰以致为《辞海》定身份为文学家的梁章钜，直到对条约感受要“深刻”得多，一气举出新“十可虑”的刘韵珂，没有谁能真正超出了观念的局限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用现代政治的眼光来审视时势，度量利弊，从而作者亦由衷感叹：“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一部分可谓已能见作者对于理解的同情的升华，即不单单仅只是为具体的人物设身处地考虑，而更能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反思当时的整个群体的思想状态以及有此普遍状态的各项成因，进而评论史事，使针砭接近于客观。这，应该不是所谓的开脱，因为开脱是以洗刷一切为目的，而这，则无疑是以辨明一切为目的，尽管，前者常常假后者之名而行。以上基本就是第二个层面，在作者的笔下，我们读到了许多在其之前使用过同样史料却不能如作者这样令读者屡屡信服和赞叹的书籍所无法给予我们的，并不是否定那些书籍的价值，事实上，作者也反复申明，自己是站在前人辛勤工作肩膀之上的，我们会渐渐认识到，对于史料的处理不仅仅只是字面的理解，还有心灵的沟通揣摩，情境的交接重现，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没有充分掌握所能掌握的全部资料的情况下轻易下脑海中既成之结论。尝试着去理解去同情，去呼应，去鞭挞。第三，本书在军事战略和两军军情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叙述，通过这些使读者比较透彻地了解当时的军事局势，从而明白当时的总体环境。我们的中学教材上说到英方动不动就是“船坚炮利”，说到中方，一般就是士兵“两杆枪”，官员腐化，缺乏战斗力，唯一有战斗力（？）的民众阶层又不能掌握军事装备，而即便是早年被奉为经典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这一领域的涉及也显得苍白单调。这样乍一看，很容易就想当然，一强一弱，弱的又没有谋略没有气势，不用斗，输定了，而结果也正是输了，于是益发证明了前提设定的正确性，就可以做一部教科书了。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茅先生最感痛心的清朝当事者于自身地位全没摆正的固执，于国际准则格格不入的偏差，尤其是于历史教训理解的滞后与迟缓，我们没能掘出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的那些细节片段加以研究加以组织，而只是沉浸在自己编织的一套华丽的理论中。茅先生在这里做的工作无疑是有建设性和有突出成果的，在本书的开篇第一章作者就用了大量的笔墨详尽地论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从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与军官诸方面展开全面的解析，用事实告诉我们，1、清朝的武器装备已经落后，2、由于清军的编制，组建清军和清军领导者的战略目的，清军设置时已考虑入的牵制因素，清军在兵力上实际并没有什么优势，3、更要命的是，清军已经腐败。这些虽然听起来并不叫人惊异，但却已积蓄了足够的证据颠覆在此之前流行的那一类以偏概全逻辑有误写法所秉持的观念（见第73页），更重要的是，这一章为全书奠定了一个优良的基调，即，树立起宏观的历史大视野，汇聚万流，而在做一项项的比较分析过程之中，又能从小入手，从底层入手，从微观入手。在接下来第二章第三节林则徐的敌情判断，第四节林则徐的制敌方略，第三章第五节虎门大战，第四章第一节杨芳的“果勇”，第五章第二三四五节，第六章第二节屡战屡败：从杭州湾到扬子江等处，以及散见于全书各处，对于中英各场战斗交战双方战前思虑及交战经过的叙述，也都十分精彩，主要体现于以下十个方面，一、对于来攻英方实力和守卫中方实力有全面的叙述和作适当对比，可参见335、336、337、341页关于厦门之战，420――422页关于清军军费问题瓶颈的例子；二、对于战前战后与作战过程中双方指挥人员的心态有一细致揣摩，可参见220页虎门之战，363页镇海之战，的例子；三、对于参战双方战术的分析十分精彩到位，可参见226页虎门之战，380页臧纡青之建策；四、对于中英双方关于同一场战争的记录有明晰的对比校勘，以使叙述接近实情，搜寻真伪，使研究有可信的凭据，可参见386页浙东反攻之例；五、为揭示战争过程配备了绘制比较精良的地图，可参见221页、262页、433页等处图，在配以地图的基础之上还插入了部分防守要塞景观图，更好地增进感知，可参见350页等处；六、对于中英交战双方内部的人事变动和战报上传指令下达有全景的捕捉，探讨了这些指令发生的幕后背景，以利解析双方的互动情态，可参见218页道光帝之决策改向，327页璞鼎查之东来等多处；七、对于中英双方对对方的印象与评价有一大致涉及，突出了中方在整场战争中与国际通例的不协调，可参见67页伊里布之评论等处；八、对于中英双方在交战过程中的关切点和自得之处有较为系统的说明，较好地展现了中英双方有某一思想状况或行动决议的因由，如中方以为英人不善陆战而无所畏惧、中方长期以为能通过封锁贸易的方式来要挟压制英人，英人最初不攻打广州是要急于北上直捣中央而非清廷看到的广州防卫严密等多处；九、对于作战过程中双方文书的传达及翻译倾注了不少的关切，阐释了翻译的严重不到位（主要是意义发送与接受的不对称）及传达本身的障碍，并辨析了其产生的内在机理，有助于深化对战争尤其是“剿抚”态度转变的理解尤其是“剿抚”态度转变，可参见173页巴麦尊之照会被误读等多处；十、对于参战双方指挥者的个人出身，交战地的前缘等对于战争不可不说的关节都有交代，可参见杨芳、义律、定海一城等多处。综上，我们应该能够说，茅先生的眼睛已进入了这场战争的内核，他在把这场战争当作一场实实在在的火力交锋来看待，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化伤痕的象征符号那么轻易那么简单。第四，茅先生算得上是真正开始将“天朝”纳入国际大环境来考虑思量问题的（不单单是中英实力对比那么简单），尽管这样一种意识应当是先生之前不少学者已具有的，但能真正落实到著述之中恐怕仍在极少之数，主要应当是由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引起的，不可否认，在长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过程中，鸦片战争的主要意义是定位为中国屈辱政治与经济的开端，研究者们最关切的是外部力量的侵入与内部力量的反应。大量的聚光灯集中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落后与无能，还有所谓的被假想成力大无穷的三元里式（可参见293――313页）民间抗英举措之上，通过反复论述此间巨大的落差，并一一否定了各个所谓“阶级”不可能担当起拯斯沉沦的任务，从而证明只有等待历史的缓缓“进步”，那个全身从头到脚都闪烁着金光的群体来改写屈辱。这样一种理论本身的思维缺陷姑且不论，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未尝没有道理，但很清楚的，它只是紧盯着沙盘中的棋子而忽略了这里的整个沙盘，中英之间的对抗，鸦片战争的进程，条约签定桌下的角力，以至于对于战争的反思，都必须要代入国际大环境来考虑才能看得比较真切比较透彻。其实这种代入并非是以往的研究方式所不能容忍的，只是一旦进入实践过程，很容易使研究者产生并不必须的知觉，关键在于，以前的这样一套思路，目的是说明一种理论在一种研究中的适用性和指导性，反过来再证明此种理论之正确性，而茅先生的思路，则已将求鸦片战争之真实视若最高追求。细化到怎样代入和代入对整个再研究行动产生的助益效果，个人以为，最有代表性的，可参见44――47页关于清军武器装备水准远远落在西方后面的检讨，第二章第一节“从严禁吸食到严禁海口”第二节“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及其评论”，第七章中对于耆英致璞鼎查的照会所附清单十二项交涉内容的释评和解析等三处。中国在面临鸦片战争的失败时最迫切的任务该是起步近代化，而对这样一种认识的长期滞后或多或少也正是缺乏一种国际大环境眼光使然，我们再度审视这段历史时，就更不该忽略这份教训，茅先生在这一点上，庶几可算是做了先行的表率。当然，这个表率作用还不至于面面俱到，给后来人仍留有继续攀登的余地。第五点，本书有一个十分鲜亮的引人注目之处，上面也略略提及了，就是对于部分史事从历史学家的立场给予了二元的辨证的分析，在不苛责古人的前提下严格称量了古人的行为，做出了比较到位的现代性诠释。这虽不见得有多么推陈出新多么空前，却也该算得上是对前人研究方法中一支优良传统的继承，尤其要说的是，在这些分析和称量的技术性过程中，茅先生表现出了一个史学家之外的身份，包括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乃至于法学家的初步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在不少地方看起来仍稍稍欠缺充分专业（professional）之考虑，但是它们无疑让整一部著作变得更加睿智和更有深度更有启发力起来。最是出色的，个人以为有16――22页的辨证，第二章中关于“林则徐不可战胜”神话诞生过程所体现政治学意义的探索，第四章中309――313页关于三元里体现精神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内在关联的分析重构，第五章中353――356页对当时“剿”思想的渊源的解读，第七章中496――498页关于中西社会背景和文化观念差别的试论等处。就我的观察，这些行动不是生搬硬套，也非哗众取宠，在动机上，它们大概有些类似于第一点提到的学术自觉，这也不奇怪，在重新面对鸦片战争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题材时，一味只有考据推定的方法，该是难于有重大收获的，在大量考据推定工作的基础之上加以深化的思考，辅助以各项人文学科的手段，尤其是把握住问题的症结，想一想这之后植根所在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就如同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一般，寻求到肌理之下潜伏着的脉络，无论是继续往前走还是回过头来反观已走过的路，都当有新知，积累新知，提炼新知，渐渐比较成体系的一个方案就产生了，好的史学家不以这个方案的产生为奋斗目的，但好的方案则正显示出了好的史学家的一技之长。大约应当这样说，茅先生在这第五点上的工夫最摄人心魄的，并不是这第五点本身，而实在是关于这第五点所做的落实到本书各个片段的工作。从研究视角的方面来说，茅先生的这些工作当是一项颇值得借鉴的维度切换，最起码的，这些工作告诉我们，思维不要僵化，研究却要细化，再诠释不可能没有缺陷，但一定要去尝试，去小心地发掘文化层面道德层面蕴藏的奥秘与意义。忽然想到一句广告，算是微微应景了：“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有些人因思想的远而耽搁了走出的远，那多半是把这远于常人的思想又僵化起来处理了，在茅先生的书中，我没发现这样的苗头。第六点，基本上来自个人在阅读之后的一种直觉，说不大准，约略就是作者对于资料（包括严格意义史料之外的部分）的收集和处理，并在这些工作之上提出问题，尝试着思考进而解释问题，我想，这个环节里能称得上视角维度切换的，就集中于1、对于史料不足的地方所做的引征和联想工作，引征其他的文字资料，基于已有材料的合理联想，可参见61――62页利用冯玉祥自传63页利用老舍小说来推导清朝士兵生存状态的例子；2、对于已有史学研究结论转换观察角度之后的再辨析，如306――309页对广东省文史馆三元里实地调查得出结论的再辨析，揭示出下层民众与民间秘密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潜在关系，就我的知识而言，似已符合了一些人类学者因对历史研究中典籍使用存在质疑而给出的他们希望的标准；3、对于史事留给人们的思考，有比较能串成一条线的纵向发掘，如343页对厦门之战的总结，一针见血挑出近代化的严峻课题来；4、颇值得注意的还有茅先生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对整场战争的理解和把握，这些体现在全书的各个部位，归结起来，最主要的，我想就是，透视天朝中人心态，推导天朝失败因由，反应天朝话语系统的自闭，寻觅天朝以降历史变迁轨迹之中天朝遗下的影响和探究民族的出路。从作者的理解和把握中，我们对于本书乃至于那一段历史进程都会有新的认识；5、茅先生在书写鸦片战争史时，采取了一个比较能算得上“兼收并蓄”的方案，拿来好些偏僻处隐伏着的精华，如388――391页由自问只录上层活动于史事书写的局限和偏颇入手检讨，选取了一件不为人重视的文档，通过对鄂云这个小人物故事的叙述，托出了奕经组织的浙东反攻使用大批雇勇作为主要力量的虚弱无力；等几个方面。我还想，我们作为后来小辈，该学的，能学的，真是很多很多。总起来说，我比较看重的，正是茅先生在这些技术层面的工作。他开始能够在一些地方将文字的资料与历史画卷中曾上演的场景比较真切地结合起来，不再是先预设场景或先剔除资料，二者让人感觉是同步的和谐的，而这样一种结合，背后该不仅仅是方法的自觉，更有一层为史者的责任感在驱使。其实我也说不大好这一点，只是觉得它脱胎于前面几点，但也该有单独列出的必要。它让我觉得较难把握，但又让我觉得的的确确存在。本书的优点除了上列的之外还有许多，如叙事平实质朴引人入胜，注释十分详尽周到（窃以为注释部分有许多堪称典范的文字和论断），重点字句用黑体着重标示出醒人耳目，段落章节排布合理，附录中收有人名船名对照表方便读者查阅等等，但我以为并不关乎我论述的主旨――视角维度切换，故不一一赘言。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大幅度施展，下面我还要摘取一些我所以为的不妥之处（或许只是我吹毛求疵而已）请教于茅先生和列位旁观方家。首当其冲的大概是，本书名曰《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而我觉得全书总体来讲，应是侧重于解析“天朝”如何开始崩溃，对于崩溃的整个景象不见得是最落力的，当然这只是文法上的安排，未必就那么严肃，而又有一个问题，即书中已明确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字样，则似乎从严格的逻辑来讲，本书应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0页最后一段关于“妥协――投降――卖国”模式的分析似乎略显轻佻，联系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署之后立即被时人蜂拥围攻目为国贼的情势，我怀疑这种从“奸臣”到“卖国贼”身份的转变是否真与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第40页倒数第二行“以水师出海迎战英军舰队遗，”这个“遗”字摆在此处是漏印还是多印？第42页引邓廷桢奏折时少一双引号。第334页“同和”当作“同知”吧。类似的纰漏在书中还有一些，大概和那个年代的排版印刷质量相对不高有关。第125页有“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一句，意思大致能让人明白，但经查这句的原型是取自《後汉书》中的一曲〈城中谣〉，原文是“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从这个层面来讲，茅先生的改动虽更清晰表达了要表达的意思，却未免在用典言事的技巧上稍稍显得有些突兀。第129页说穿鼻之战起因双方报告大不相同，似乎从作者的罗列情况来看，还算不上。第159页一开始称“7月2日，炮声首先在福建厦门响起”，而在后面文段之中，炮声实际在7月3日响起。还有同页中写道的“双方战报永远不会吻合”，此处的“永远”就如同书刚开始的一句“他（琦善）没有卖国的动机”一样，都说得过于绝对了（依照作者的思路，我以为琦善该是缺乏卖国动机，而非没有卖国动机，且动机这种东西，外人是很难断言有或者没有的）。第161页说邓廷桢完全明白道光帝的用心，未免有些玄乎了，盖道光帝之用心已是作者之解读，邓氏对于道光帝意图的揣摩则似已超出史学家能动性的捕捉范围，我以为，一层解读是必要（不可回避）的，但二层解读及“完全”字样就很难有大的信服力。第217页作者称义律所拟《善定事宜》比巴麦尊拟定《条约草案》增加了取消行商制度的内容，对照206页，我觉得这个表述本身是错误的。第278页，我以为似应就义律4月25日做出的主力于5月12日前北上进攻厦门事作一细致说明：在3月27日的会议上讨论义律计划，遭伯麦、郭富二氏反对而决定推迟进攻厦门，此时为何又义律可单方面决定。如不阐释清楚，似有云雾烟霞之错觉。第297页第2行“均在英军被围困的广州”，是否应当为“均在被英军围困的广州”？第298页列出之第一点理由，似乎已经将英人说法作为定论，窃以为稍稍有偏颇的意味。后文中类似个案实在不少（典型者如356页第4段），虽先生也明确指出过英人档案的可信度比中方高得多，但我想这大概不能算是定音之唯一一锤。第311页“三元里民众抗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系列变异过程中最初的链环”一句，似乎将问题过于理想化和人为的定性定量。同页“民族主义（无论属何种）仅存在于士绅阶层而未深入下层民众之心”一句，尤其是括号中的文字，窃以为极应再做推敲。第332页第2段，我总想，道光帝既然对广东有“加意防卫”之指令，则其对于其他诸省之防卫不大可能全无概念，况早已有先前之教训，还有“北驶”则从地理方位来看，也不大应该理解为以广东为界限向北行驶，故我认为茅先生说道光帝认为璞鼎查北驶不出广东界限是值得再行斟酌的。第344页引张集馨的话，虽有指出其数处失真，但都是技术层面的，即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作者对于张氏指颜伯焘因“惜费”而不造炮车是认可的，但这样一来，就与之前338页作者“颜氏已竭尽财力筹防”的论断相矛盾，或曰，颜氏是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方面竭尽财力，但即便如此，我想作者于颜氏的评定“无可指责”还是略微有失公允，和作者在后文对颜氏的嘲笑一样没有连贯起来审读问题。第354――355页谈理学思想于鸦片战争发生之作用，让人感觉帽子稍微扣大了，还有就是，窃以为比较遗憾地，先生没能很到位地剖析所谓理学，一些文字显得孟浪。第411页对于刘韵珂的奏折所谓还藏着潜台词的分析，未免揣度过度。第419页中将刘氏说成“第一人”，似乎与本书刚开始不久就提到的清朝统治集团视防民为要务不尽符合，能把文段中“此二事”联系到一起考虑，当并非是如此稀缺的。第420页，我对于清朝财政制度体系仍不是十分之了解，我想，虽然实际开支在一些省份明显包括报销数目中未包括的部分，但如何确定这一省一省的报销数字本身就没有在事实上夸大呢？第430――431页夹隙中的一句“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中，‘降’意味着向敌方的臣服”，窃以为不见得很有说服力，很站得住脚。第496页说耆英十二项交涉找不到挽回中国利益之处，未免稍苛刻了一些？在505页提到“从军事史角度来看，牛鉴无罪”但结合437页的分析，我以为应当说“牛鉴没有重罪”。第509页称“7月22日，璞鼎查在香港率先公布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则例’。”而注释为转自《中国丛报》，经查，《中国丛报》月刊为由美国人裨治文主编的中国第一份外文期刊，又在502及511页等处同一文件皆称“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虽二者无甚冲突，但既然为虎门条约之附件，则当有一统一之中文名称，窃以为当将转自《中国丛报》的“则例”一词改用为“税则”，因其中间经过一层翻译。第522页称“耆英于4月16日由南京起程，星夜遄行，5月30日赶至广州”，而对比前边许许多多关于旅程耗费时间的记述，似乎不该算上是“星夜遄行”。第577页之末尾将耆英、黄恩彤、刘韵珂、林则徐、道光帝等有反映的5人分为3类，而道光帝既为“三者间游移”，则或许应当分归第4类才对。……在书中多处，茅先生的结论都显得略微超出了他的推倒所能证明的部分，大胆有余，而未免不够心细，一些细部窃以为失之草率，流于浮想，以上只是随意由笔记中抽出的一些可商榷处，算不上有代表性，但大略也近于我的批判主旨了。不过茅先生又有一点很难能可贵的，即他在行文时常用“似”等字样，以求思维之缜密，立言，而不永其言。暑期闲来信笔为文，本系一位师姐阅后嘱余曰：“不要徒增太多历史的幻觉以至于沉重”，今以斯言赠于茅先生，一定程度上我有同于师姐读我文章的感受。在自序中茅先生提到潘先生给他的两条提议，从茅先生的写作纹理脉络来看，他也确实做到了，但我仍觉得茅先生未能很完美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即我的读后观感在这个方面是作者有意识要做好也付出了努力，但实施中反映出来的仍有生硬脱节之嫌。还有就是，作者在解释历史现象之时似乎仍有不够冷静或过于牵强的地方，有些话还是说得过于轻易，有些结论还是下得略显早了，回过头来，我说作者的担心是高度的自觉，同时也不能忽视作者有这种担心则正是作者自我感觉仍未做到尽善尽美的一面，作者对于这部作品的了解无疑是要深于我们任何人的，尽管我们在一些层面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则自序中提到的理智之不足与时空之隔阂，当仍是这部作品本身最可挑刺的地方。而一旦反观，在实际的阅读中，我觉得我的这种后发的判断是符合我的直接体会与印象的。但是话说回来，偌大一部作品，洋洋42万字，想找出疏漏总是很容易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在对疏漏之处的学术研讨和反思之上，而绝不能把这些白璧微瑕夸大到遮掩著作光芒的地步，那样是无意义的。最近有朋友在网络聊天时对我说，茅先生这部书，桑兵先生《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罗志田先生《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林文仁先生《派系分合c晚清政治》，是他所读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中最为优质的，我没能每部都详细读过，却也同意他的观感。“唯能极于情，故能极于道”茅先生正是在对于鸦片战争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基础上，完成了这样一部优质的史著。天朝的崩溃，基本上也是原有鸦片战争史研究体系的崩溃，不知道这话经得起推敲不？打破一种模式并非是要摧毁它，而新建一种模式，关键也是让它有更善的自圆能力和更强的说服力，并能启迪出再进一步的模式，以期最终达成接近于事物内在本质的状态，从这些意义上看，茅先生的工作基本上是完满了。但开风气不为师，茅先生大概对这样一个荣耀当之无愧了吧？在扉页上茅先生写下了“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教授”，我想，一生辛苦遭逢的陈先生在天之灵对这样一份礼物，当是很满意很欣慰的了……茅先生之本科亦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有这样一位师兄，我感到由衷的自豪。2005年8月中于东莞阅史轩附记：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殷开师兄在审阅本文之后，提出应当将标题的“维度”一词改为“面向”（dimensions），指意大致是“从该角度切入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以避免他所认为的“视角”和“维度”意义相重复之嫌。对于这个意见，我同意殷师兄的基本看法，但没有做出直接的改定，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还不能很好地把握住殷师兄提出的这个词。再次感谢殷师兄！本来按照师兄们的指引，当是先读罗先生的书评，茅先生的回复而再行报告之写作的，但我固执地想试一下让自己不受外部讯息刺激而争取独立完成，验证一下自己的鉴赏水平，于是有了这样一篇浮签幼稚的初作，还请明眼的读者们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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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论坛上某位牛人的回复湖山万里一下楼君的读书报告写得很认真，写了又写，洋洋洒洒，贴了又贴，密密麻麻，因此也让人看得眼花。我想打印下来细看，试了好几次才完全打开，再变成打印文本，又不能竟全功。太费劲，因此另开一帖回复。甲说下楼君认真，是因为他列举这本书的“瑕疵”就有二十多处，这还“只是随意由笔记中抽出的一些可商榷处”，没有下工夫读书怎么可能？下楼君因此得出结论说，“在书中多处，茅先生的结论都显得略微超出他的推倒（导）所能证明的部分，大胆有余，而未免不够心细，一些细部窃以为失之草率，流于浮想”。我手头没有书查对印证，但是凭以前的印象，可以基本认同他的判断。这些问题，如果是发生在下楼君（似乎还只是低年级本科生）的作业里，或者被打回重写，或者被直接批个不好的分数，他大概也不能觉得很冤枉。但问题发生在茅海建教授那里，下楼君仍然要以“一部优质的史著”相推崇。此中情怀，亦可圈点。下楼君“固执地想试一下让自己不受外部讯息刺激而争取独立完成，验证一下自己的鉴赏水平”，志虽可嘉而法不可取。下楼君推崇茅教授“但开风气不为师”，《天朝的崩溃》是“史学研究视角维度切换的成功范例”。但是，接下来读了罗志田教授的书评，他是不是还这样想，却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乙罗教授的书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发表于1999年，以前粗略看过。重新读过，我要说，写得非常好。我非常同意罗教授的许多批评意见，主要者：（1） 茅教授虽然非常难得地表示想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即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却以情绪压倒史学的戒律，实际努力并不完全成功。（2） 茅教授犯了傅斯年所说的“以不知为不有”这一“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3） 茅教授多余地费了许多笔墨去论证答案已经前定的问题。以上批评意见，罗教授的说明或只举一例。实际上，可以找出更多。但是我认为，罗教授的书评只是非常好的史学方法批评，而不是好的鸦片战争研究的专业批评。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完全同意罗教授的许多肯定意见，主要者：（1） 茅教授“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订和重建工作（在此方面应该说超过了前此所有的相关论著）”。（2） 茅教授“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军事面相是历来鸦片战争研究的薄弱点，却是《天朝》一书的强项。”“就战争史实的重建而言，茅君给自己提出的要为治史者提供素材的基本目的已完全达到。”（3） “《天朝的崩溃》一书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这是任何一本想要放得长久的史学著作必须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该书已具备成为一本在21世纪持续存放相当长时期的史学精品的基础。”“我有理由大胆预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都绕不过该书。”罗教授的这些肯定意见说明他对鸦片战争这个研究课题的史料与史学状态还缺乏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说起来复杂，这里先简而言之。对鸦片战争的研究首先就是军事史，并不薄弱。战后英国参战军官所写的一批军事回忆录，记叙战事经过比较准确可靠、分析战术也比较有见地，其中许多种后来被翻译为中文收入齐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中，是茅教授用来分析战例的基本素材。茅教授虽然也当过兵，并且曾经在军事科学院从事军事史研究，但是他的战略战术素养并不是不可以怀疑的。罗教授不是也认为其书中的关于中国必败的基本预设是可以讨论的吗？茅教授可能没有认真读过或者没有认真对待克罗塞维茨的名著《论战争》，去年林华国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在这方面提出了批评意见。《天朝的崩溃》出版后的几年时间，中外学者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也出版了好几部，我觉得它们并没有有意要绕，也都过来了。倒是《天朝的崩溃》，想绕过从前的某些著作某些问题，结果非但没绕过，反而跌了跟斗。丙下楼君又贴了一篇没有作者署名的《还历史一份真实――读〈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这篇文章主要在转述和赞美原书的某些内容，但有一个后记，还有点意思。后记说，看罢《天朝的崩溃》，又查阅了一些相关的材料，产生了一点疑问，鸦片战争真的是“为了鸦片的战争？”天朝不是自己崩溃的，是被打垮的。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战争？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搞清楚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茅教授自己没有提供答案，只是引录了张馨保在《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的一段话来交卷。这段话的大意是：鸦片战争是广义上的文化冲突，使英国和中国产生联系的是商业，而鸦片是战争前中英商业联系中最关键的一环。关于鸦片战争原因和性质的解释模式，被归纳为主要有三种：文化冲突、通商战争和鸦片战争。照此看来，茅教授所引张馨保的这段话，等于什么都没说。实际上，张馨保的这段话，茅教授没有引录完整。后面还有一句偷梁换柱的话，大意是：如果有一种商品例如糖或米能替代鸦片，那么就可以叫糖蜜战争或者大米战争。因此，张馨保被归为通商战争派。这段话的似是而非，谭中在其《中国与美丽新世界》一书中早有批评。顺便说一下，《中国与美丽新世界》在国内被翻译成《中国与勇敢的新世界》，至今未改。《林钦差与鸦片战争》是费正清直接指导的博士论文，研究鸦片战争，套用罗教授的话，绕开它是不行的。张馨保指出，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有二，一为鸦片问题，一为领事裁判权问题。但茅教授显然没有认真研读，因此不能把领事裁判权问题放在心上。《天朝的崩溃》说清朝政府在战后主动出让领事裁判权，就闹了一个大笑话。我在评杨奎松教授的帖子里说过这个问题，杨教授的知识其实来自茅教授。我在那个帖子里指出，是领事裁判权，而不是治外法权。现在注意到罗教授也说治外法权，不说领事裁判权，感到有必要再解释一下。首先，治外法权是一般的法律原则，没有问题，而领事裁判权是特例，是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因此后来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内容。其次，西方欧美国家自知在亚非东方获得的领事裁判权有不正当性，因此有意无意的混淆概念，以治外法权来涵盖领事裁判权，以致于后来谈治外法权要作广义与狭义之分。对此，日本人在19世纪、中国留日学生在20世纪初年就能有清楚的辨析，可惜至今知者未广、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重要的，鸦片战争时代，英国的立法和政府文件、英国与中国的条约及交涉文件，不说治外法权，而只说领事有何种司法管辖权。所以，我们只能说领事裁判权而不能说治外法权。 丁我知道，历史学界内外，有许多人认为《天朝的崩溃》是一部好书，对此我并非完全不能理解。这本书确实写得生动有趣，我初读它可以说是一口气读完，只花了一二天的时间。那是八九年前的事，我当时认为这本书虽然并不象很多人说的那么好，但确实是一本好书，因此也有了帮助作者改正错误的兴趣。而茅教授在得知我对这本书有批评意见后，也曾多次通过电话与我交谈。因为他表示有意修订，我遂直言相告：第七章没有价值，且与全书主旨不符，不妨弃之不用。当时他黯然未答。后来蒙他赠送新著《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其序言中说到研究兴趣已经转移。现在由下楼君的帖子得知《天朝的崩溃》“以全新的封面再度印刷出版”，那么是未经修订。我猜想，茅教授已经将这本书视为历史，决心任人评说了。不可否认，《天朝的崩溃》在90年代中国人的读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将我的意见告诉下楼君这样认真的读者，《天朝的崩溃》不是一本好的历史著作：（1） 这不是一本好的历史通俗读物。（2） 这不是一本好的历史政论著作。（3） 这不是一本好的历史学术著作。进一步的说明，容待将来，有时间再写。又：张馨保关于糖蜜、大米的言论是不是与关于文化、通商、鸦片的言论在同一段落发表，我有些记不清了。如果不是一段完整的话，那么只能算茅教授读书不细致，我前面的批评有些冤枉他。不过，割裂史料的事例，在《天朝的崩溃》里确实也有。日、29日写于伏尔泰镇东古道街寓所
海默师兄说道：首当其冲的大概是，本书名曰《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而我觉得全书总体来讲，应是侧重于解析“天朝”如何开始崩溃，对于崩溃的整个景象不见得是最落力的，当然这只是文法上的安排，未必就那么严肃，而又有一个问题，即书中已明确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字样，则似乎从严格的逻辑来讲，本书应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再研究”。文字太长，我没有太详细看海默师兄的文章，倒是发现这段文字有点问题。据我了解，鸦片战争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他指的就是这段历史。后来有了英法再次侵华，才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提出。也就是说不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样的名词。所以《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没有错，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再研究”恰恰是不严格的逻辑。
世界之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匆匆拜读完《天朝的崩溃》，再看完罗志田先生的这篇文章，感觉疑惑重重，还请老师和各位不吝赐教。罗志田先生说茅先生用倒放电影的手法，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要评判对与错时，最容易有意无意中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我不明白的是，若不倒放电影，我们应该怎样去看这段历史呢？我们正是因为知道这150年来发生了什么，才有资格去谈论一下150年前发生的事情对错与否，试问一下，我们真的有可能完全不以“今情测古意”吗？
看完本帖后，深感要破容易，要立很难．而世人往往只破不立，甚至凡事先破了再说．不知道是我愚笨没有想明白，还是世人都已认可了这样的做法？
人能笃实，必有辉光
据说茅海建先生花十年功夫研究鸦片战争，背后有个大关怀：为何中国在近代不能走向世界？不过我看到这个说法时倒是想问：中国为何要在近代走向世界？为何世界没有走向中国？茅先生的问题，正是在于其太想寻找出这个关怀的答案，则不能不用今天的结果，去评断当时人的行为。关于“倒放电影”的问题，建议大家去读罗先生的原文以及桑兵老师《晚清民国知识与制度转型》解说一文，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疑惑^_^
上楼师兄这言,确让我有所悟.不过对于师兄之:&中国为何要在近代走向世界？为何世界没有走向中国？&,师兄之言确实是一个新的思考的角度.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那么,中国就须走向现代.因为中国面临西方的冲击,若不真正的做出回应,去适应,后果,真的就是真正痛苦的近代化进程了.但是最近看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其中有关巴西印弟安部落和作者作为西方文明的一种反思,若从文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文明都有自身的优热与劣势,作为中国,这个拥有这自身文明的国家,为什么要走向西方,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而正今日上语言与文化的课上,老师所讲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或许西方正是借助与其强力,来推动其强势的文化,而中国,作为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但是,文化是没有优劣之分的.而对于世界为何没有走向中国,这或许有些太中国中心观了吧. &
吾自不量力,还望师兄和各位有所框正.
个人认为，文化本无优劣之分，但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会表现出所谓的“强弱之分”。
_志田的u的_得很好，佩服......m然只是看了烧隆短斐谋罚髡哳AO的成分（h是倒房影）太明@。然κ的了解有不少增益，有是看史料的工夫方面......如果要寄托人文P眩顸S宇和《紫石英》那篇文章那樱`以更切中P训谋旧怼
v史的“困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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