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不联系的亲戚突然联系说没人养老,北京二环有房一套让我去给他养老老年人卖掉房子租房住好吗就是我的,这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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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接受,因为养老的话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作为女婿的话,也应该尽到自己的一份孝心应该接受啊,本来赡养父母就是女儿应尽的责任,你既然和他们的女儿结婚,大家都是一家人,夫妻不就是要同甘共苦共同赡养双方父母吗,何况人家还送给你一套房子}
【老人住自己房子每月交6300元房租】骗局揭开后,还有漫长的挣扎。在一场“以房养老”骗局中,李桂芳的房子被偷偷过户。骗子落网后,她花了8年时间打了5场官司,才拿回自己的房子。因为骗子设“套”将房产抵押,74岁的李桂芳最终不得不自己承担那笔189万元的银行贷款,才在今年9月,拿回印有抵押信息的房产证。而在这场骗局和后来漫长的拉扯中,另一位年过七旬的北京老人吴涛,最终失去对那套市场价值500多万元房产的控制权。受害人董望及其妻子直到去世也未要回他们位于北京海淀黄庄的房子。这里以高价学区房闻名,房子大多每平方米价格过10万元,那套72.9平方米的住房被以总价1000元的价格网签,曾在5年前引起广泛关注。“不法分子打着国家政策的旗号,营造‘养老恐慌’,利用部分老年人金融防范意识较差的特点,恶意设套。”今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在一次打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称。根据法院的判决书,吴涛卷入的这场“以房养老”骗局,前后共有51位老人被骗。近期,记者联系到17名受害者或其家属,发现自2017年骗局被媒体披露至今,多数家庭仍陷在后续追讨房产的泥潭中:3家的房子处于查封、拍卖和强制执行状态,5家自筹还款,5家在诉讼中,1家称房子被小贷公司“强占”,3家报案后收到受案回执。不止一位老人经历过“强制清房”。一位七旬老人看到催债人打砸后,再也不敢离开房子,直到2020年参加核酸检测时,才在两年多来第一次走出房门。另一位患癌的老人,唯一的房产被过户到他人名下,他只能租住在这所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每月向房子的新主人交6300元房租。1董望的房子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购买的公房。陷入骗局之前,他在那里住了近30年。那套房子现今处于抵押状态——2015年,董望夫妇抵押房产获得200万元,随之投入到资金出借人介绍的理财项目。在“以房养老”骗局中,那是他们掉入泥潭的第一步。如今看来,骗局并不复杂,在官方的通报中,仅用半段文字即予以概括:犯罪分子诱使老年人抵押自己的房产获得资金,用于购买其公司理财产品,导致老年人“钱房两失”。老人通过不同渠道将房屋抵押得来的钱,给了一个叫广艳彬的人去“投资”。他是骗局中的一环。2018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广艳彬无期徒刑。今年8月4日,该案新增3名被害人,广艳彬再次获刑11年。至此,涉案总金额超过8000万元,其中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237万余元。尽管广艳彬获刑,老人们的房产却难以追回。诉讼期间,多名受害人的律师力争在这起案件中一次性解决“讨房”难题,寻求认定广艳彬与小贷公司在骗局中的共谋关系,以追究小贷公司成员的法律责任、确认老人们在骗局中签订的相关合同无效。“广艳彬把老人的钱骗走了,但房子是被小贷公司弄走的。”一名参与办案的律师告诉记者,可以肯定地说,广艳彬一个人的刑事犯罪只是骗局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涵盖完整骗局。根据司法实践,相关司法部门总结发布了此类“以防养老”骗局操作套路:不法分子以“房本在家无用”“不耽误自住或出租”等话术,诱骗老年人签订房地产抵押担保的借贷合同或相关协议,将抵押房屋获得的资金购买其推介的所谓理财产品,后借助诉讼、仲裁、公证等手段,非法占有老年人房屋。上述律师解释,老人说没钱时,广艳彬找人通过小贷公司为他们提供资金,当老人还不上钱,小贷公司获取房产抵押权、出售,这是完整“套路贷”的几个关键性主体。2019年4月9日,《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意见》中对“套路贷”予以明确。但在2018年,“套路贷”尚未像后来那样被人熟知。受害老人的代理律师们可参考的也只是上海等地的个别案例。“广艳彬案”在审理过程中,除了广艳彬本人,向老人提供资金的一方——操盘借款、抵押的小贷公司成员多以证人身份出现。时任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武婕,曾受政府部门委托,带领公益律师团队向该案中数十位老人提供法律援助。她表示,“最终结果特别遗憾”,没有定性为“套路贷”,原因是未发现直接证据证明广艳彬与公证员、小贷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在主观上形成共谋,“不能证明他们是一伙人”。这是多名代理类似案件的律师提过的困境:一方是被套路拖到身疲力竭、家破人散的受害老年人,一边是协议文书“完备”,洞悉法律条文、甚至常年雇用法律顾问的套路实施群体。“对方从一开始就规避了违法风险,或是利用了法律的合同约束力。”有律师称。围绕“广艳彬案”的受害者,碎裂成数十个案件中的报案人、举报人、原告、被告或被执行人。吴涛夫妇是其中的一块“碎片”。2015年,两位老人被多名小贷公司成员带领,到公证处、不动产中心、银行签了一系列文书,抵押了市值500多万元的房产,并将收到的190万元转给广艳彬等人。2017年,由于儿子吴镝无意中发现转账单,他们的房子没有被偷偷过户,但已被“广艳彬介绍来的借款人”申请强制执行。因广艳彬受审,强制执行程序一度暂停。今年6月的一天,吴涛再次看到单元楼前和家门口张贴的强制腾房公告,他感到“一股热浪”从头顶窜到脚跟,扶住墙才没倒下。他意识到,曾经纠缠他们多年的公证书和催债噩梦,又重新启动了。2在吴涛的噩梦中,他们的房子面对的最大威胁是2015年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签署的一份公证书。那份公证书里,吴涛夫妇和小贷公司带来的借款人纪辉,均“同意”赋予还款协议书为“具有强制执行之效力的债权文书”。如两人逾期不能还款,公证书载明,“申请人(债权人)纪辉可持本公证书和本公证处出具的《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简而言之,即吴涛夫妇如到期没还钱,纪辉可通过合法途径强制收房。多位老人称,签字后未拿到至少一式两份的文书原件。直到子女前往相关机构索要,许多老人才知道当初签字的“各种表叫什么”。多位老人甚至不知道去的地方是公证处。一位受害老人年过八旬,孩子长期在国外工作,小贷公司成员为证明其有民事能力,用轮椅推着老人到医院开具鉴定证明。李桂芳在做笔录时,民警发现她并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姓名。她曾经按小贷公司人员指挥,“填写”了一系列协议和公证书。包括吴涛夫妇在内的多位受害老人,称是“稀里糊涂”地按小贷公司成员“指示”签字。最初吸引他们的是免费的毛巾、鸡蛋。吴涛和妻子退休后,和其他老人一起到养生讲堂、保健品宣讲现场“闲逛”,听完课,老人们互相留下联系方式——相约互通有无,哪里举办类似活动便一起参加。2015年,同样活跃在养生讲堂的田成,邀约吴涛参加一个“投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以房养老”项目,声称这个项目要“发展壮大我国电商经济”“没钱不怕,有房就行”,参加后可以坐在家按月“坐享收益”,借款的利息也由“专业做投资的老板”支付。田成郑重地告诫他们,这事不能让子女知道,否则会干扰项目进程,本金也拿不回。这是养老诈骗中的关键一步。操盘者往往选择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下手,也会用威逼利诱的话术、潜规则,要求老人不要将“项目”扩散给他人。2015年10月9日,在工商银行海淀区一家支行的营业厅,借款人纪辉将190万元抵押款转至吴涛的妻子张侠慧名下。这些钱在她的银行卡内趴了一会儿,便去向不同的地方。在同一个营业厅柜台前,一名小贷公司成员向吴涛夫妇“强行”索要7.6万元现金,作为“第一个月的利息”。吴涛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刚借钱就要还利息?”后来才得知这叫“砍头息”,他计算过,按照7.6万元的月息计算,年贷款利率高达48%。现场另外两人作为介绍人,要求他们换一个营业厅取出现金,送给他们当“介绍费”。根据介绍人提供的账号,张侠慧将剩余的177万元转给广艳彬。仅过了两个月,吴涛开始接到小贷公司催要借款利息的电话。他发现,田成说的“广艳彬还利息”没有兑现。广艳彬被捕后,借贷的协议、公证书未被解除或撤销。为了尽快从骗局中脱身,他们曾试图向借款人纪辉还款付息,遭对方拒绝。而借款协议、还款协议上亦未写明还款所必需的银行账户、转账地址等有效信息。直到今年6月,收到法院寄送的执行裁定书时,吴涛的家人还联系法院,希望帮忙约见借款人。吴涛的代理律师、中华志愿者协会法律服务志愿者委员会“老年维权志愿使者”、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有认为,对方的目标一开始就是非法占有房产,整个过程符合“套路贷”的构成要件。已生效的公证书始终是后来多个民事维权、司法裁决案例中难以解开的“套”。记者联系到的10多家受害者中,只有董望一家成功撤销委托书。他的儿子发现公证书送达回执上的签字并非父亲手写,持续向有关部门寄送举报信。北京市国立公证处最终撤销董望夫妇的公证书,理由为“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书》时借款行为还未发生”。其他受害者家属没有走到这一步,有些也不打算再朝这个方向努力——即使委托书被撤销,对方依然通过诉讼要求他们还款或腾退抵押的房产。3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一些行动不便或精力不济的被骗老人,由年轻的家属带着,继续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诉讼或作为被告应对诉讼。记者联系的多位受害人家属中,除了两名90后,其他人也已步入中年。董望夫妇去世后,由儿子接着打官司,今年3月,追房5年多的儿子突然摔在地板上猝死,身边留下一堆材料: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举报信、借款合同、还款协议、公证文书等。董望的儿媳王慧继续为此奔波。王慧将满50岁,此前的人生计划中,她准备和丈夫去南方的海边长住——她得了严重的季节性过敏,长年戴着有空气过滤阀的N95口罩。吴镝42岁,2019年辞职后,一边照顾父母,一边打官司。李桂芳的女儿张雨,今年刚办理退休手续,和丈夫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追讨房产中。家属们一点点拼凑出案件的信息。他们在旁听审判时发现,小贷公司成员在诱使不同老人进入骗局时,同一个公司的多名成员变换着身份出现:出借人、受托人、收息人、买房人(背户人)、卖房人、清房人。“剧本相似,成员扮演不同的角色。”王慧找到4个受害人,5家拼出骗局中的一小块——对他们实施诈骗的人多有关联,主要来自北京一家名为“中领晟元”的投资管理公司。该公司时任总经理在向办案机关供述中称,公司主要做“小额贷、垫资、办理银行贷款业务”,法定代表人为杨啸。在另一起案件中,这家公司将另一位受害老人价值约300万元的房子以1000元卖出。买房人则是在董望案中充当借款人的该公司员工。为拼起这块“小碎片”,王慧等人从10余箱材料中梳理出这家公司与受害人的账务往来、受害人借款及公证事项的关联表。仅关联表就包括10多个分类。他们凑齐这家公司的“涉黑涉恶线索”,在向公司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警方报案同时,以“套路贷受害者”名义,实名向有关部门举报其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敲诈勒索、诈骗,为低价占有受害人的房产采用暴力清房,软暴力恐吓威胁等手段实施套路贷犯罪行为,低价过户受害人房产占为己有,通过虚假诉讼、软暴力诈骗敲诈钱财。”王慧代表5个家庭在举报信中写道。受到所有受害人瞩目的这块“碎片”,最终赢了:2022年1月21日,中领晟元公司的多名成员犯诈骗罪,1名成员犯诈骗罪、催收非法债务罪,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5年6个月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王慧积攒了两箱多的案件材料,最上面放着3个人的死亡医学证明,分别是她公公、婆婆和丈夫的。董望在陷入骗局1年后,心源性猝死去世。2018年12月25日,他的妻子在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后,称要去“取钱还债”,倒在冬夜的大街上,再也没有醒来。王慧患上抑郁症,长期吃药治疗,季节性过敏愈发严重。由于担心遭到暴力清房,她和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租住在北六环的昌平附近,继续追索那套房子,“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留给儿子”。由于涉案4人的刑事裁定书未提及这套房产的产权归属问题,王慧须再提起民事诉讼,诉请法院判令解除房产抵押。今年3月,她的丈夫提起行政诉讼,希望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撤销相关抵押登记等事项。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讨房之举。4李桂芳的追房之路也在王慧这组的拼图“碎片”里。李桂芳是被亲外甥女拉进骗局的。她记得,2014年3月的一天,外甥女跪在她面前请求“借房本用用”,并将她和70多岁的丈夫带到一个办事大厅。李桂芳签下一系列协议——3年后,新房子的主人上门要求他们搬离时,她才得知那个地方是公证处。2017年,发现被骗后,李桂芳的女儿带她沿着不动产大厅、银行营业厅、公证处倒溯“房子怎么没的”。她们发现,李桂芳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中,其中有两份委托公证书——李桂芳在2014年将房屋买卖事宜“委托”给从未见过的一个叫“崔利成”的人,此人也供职于王慧举报的投资管理公司。2015年6月1日,崔利成以270万元将价值400万元的房屋过户给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啸。杨啸同时向建设银行贷款189万元买房。在遇到王慧等受害家属之前,李桂芳的案件“孤零零的”,表面看来,“借钱——抵押房产——还不上钱——失房”无违法之处,且合乎情理。“事实上老人没有拿到钱啊。”她的女儿张雨告诉记者,一家人觉得“哪里都不对”,但却不知从何入手。一直到2019年春节期间,张雨在一个维权微信群中,看到备注着“崔利成案”的王慧,与其他4家受害人从不同的路径走到一起。2019年6月,这块拼起的小碎片迎来令他们振奋的进展: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将李桂芳案立为刑事案件侦查。更令他们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是,2021年1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要求,查封杨啸名下的这处房屋,“发还被害人李桂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这一判决。拿着这份裁定,张雨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请求将房屋过户到母亲名下,遇到了一盆冷水:“判决并没有说明如何发还,不能无抵押过户”——他们如果想拿回房产,要连带承担银行的抵押贷款。法院执行机构建议她,需要另外提起解除房屋抵押的民事诉讼。张雨曾找律师求助,但是类似养老诈骗案件旷日持久,许多律师听说该案后,并不愿意跟进。她们通过起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请求撤销抵押登记。该局在行政答辩状中称,相关部门向杨啸颁发相关不动产权证已尽“审慎审查职责”,请求法院驳回李桂芳的起诉。张雨在答辩书中看到房子“现设有两笔合法有效的查封登记”——据称是杨啸的另一个“债主”追债,申请查封了这套房子。她们害怕对方再发起一个接一个的套路,于是申请“带抵过户”,“认了”那笔银行贷款。5另一些老人只能拖延,希望对方不再要求他们偿还欠款,或在房子里“能住一天是一天”。王慧在梳理线索时发现一个新的受害人,为了躲避追债,老人已租住到北京六环外的村里。今年6月收到强制腾退房屋通知时,吴涛和儿子再次去派出所报案,他们知道,这只是阻止房产被拍卖的“权益之计”,如果不彻底跳出骗局,房子终究还是难以保住。吴涛再次通过司法途径,提出刑事申诉。他请求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依法查明、追缴广艳彬转账他人的4900余万元赃款去向;依法追究小贷公司成员等具体实施人员的刑事责任;依法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当前,案件正处于证据收集阶段。他们的代理律师连大有认为,针对房产的“套路贷”,被害人众多,且参与人员分工明确、多人共同实施,且有较为严密和固定的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符合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被认定为“犯罪集团”。受害人应加强沟通、搜集证据,向相关部门反映,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依法。司法部门也应当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时指出,“以房养老”理财骗局中,“套路贷”难以根除的原因之一,是行为人常常在法律空白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领域,利用老年人性格特点以及寻求投、融资渠道的迫切心理。这些老人退休前,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有的是技术工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人是精于计算的会计…无论以往的职业如何风光,他们退休后遇到职业骗子时,首先是一个脆弱、易骗且拥有巨额房产财富的老年人。吴涛最早接触这场骗局时,对方描绘的投资前景戳中的正是他们这种心理:两位老人想给唯一的儿子挣些钱。日常生活和看病吃药快速消耗两人的退休金,每个月手头剩下的钱越来越少,他们觉得,这辈子除了自住的房子,很少再能帮衬到儿子一家——年龄越大,类似的心理暗示越强。当小贷公司的人要求他们不要将“理财项目”告诉孩子时,他们听从了,沉浸在“挣大钱给孩子一个惊喜”的幻想中。现实碎得很彻底。老人们疲于应付一波又一波套路、官司,挣扎、放弃,几乎把身边所有人拖进泥潭。“至少还住在房子里。”吴涛夫妇产生一种“逆来顺受”的心理。在儿子发现前,他们没有报警,也不敢告诉其他人,低头任由催债人辱骂、呵斥,准备“扛到死”。像许多受害老人那样,“即使年老了,也有父母在孩子面前的尊严和面子”,吴涛说。王慧的婆婆也是在儿女们反复追问下,才提及签过委托公证的事。“骗子眼里没有‘人’,老人们都是一个个行走的价签,标注着百万元甚至千万元的房产价格。”王慧仔细地描述养老骗局的危害,希望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家庭不要碰类似骗局。2019年年底,吴涛的妻子张侠慧身体瘫痪,并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失掉了许多记忆。大部分时间,她坐在轮椅或沙发上直愣愣地盯着电视,偶尔清醒时,会冲着丈夫和儿子念叨“抓人”“房子”。妻子于今年7月去世,吴涛则陷入无穷无尽的内疚,与人谈话常常低着头流泪,自责“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做了一件无法原谅的错事”。整理遗物时,吴镝在老人的褥子下找到一张房产证。那是房产被骗走时,为了哄骗老人瞒过子女,小贷公司的人员交给老人的。他到不动产登记大厅确认后发现,在这场没有真实可言的套路中,这是对方唯一给到老人的东西,也是假的。(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董望、田成、王慧、张雨为化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耿学清 来源:中国青年报}
直接拒绝,不要犹豫!不要怕得罪人!就说你们偶尔回去一趟需要住就可以!亲身经历告诉你,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老公村里的老房子,一套是公婆住的,一套是当初准备给儿子结婚盖的婚房,婚房真的是没怎么住过,后来在县城买了房子结婚就去县城住了。老公的小姑一家,当时是因为自己家要盖房,没地方住,我公公好心让他们一家暂住在老家空着的房子里,一住就是7年。因为小姑说她们的房子盖好以后要留给儿子结婚,就以他们盖的新房留给儿子结婚老两口没地方住为由继续住着我们的老房子,人家说反正我们老家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后来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去天津买了房子,定居天津。公公婆婆肯定也是要跟着我们一起生活的,毕竟年龄越来越大了,没有子女在身边也不方便。我们家里人少,也不需要保留那么多房子,县城的房子就留着,村里的两处房子就想着看是不是可以卖掉一处。刚好准备的那处婚房连着邻居家,邻居家也是打算给儿子盖房子想连着打通2处地方,就问了我公公卖不卖,人家说得钱数我公公也满意,就准备安排过户手续,还有宅基地过户,挺复杂,一时半会儿还办不完。然后问题来了,我公公让他妹妹(以下称呼“小姑”)一家搬走,亲妹妹呀,免费住大哥家的房子7年了,让搬走的时候打架了!狗血剧情。小姑说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搬,突然让搬走接受不了。一会儿家里东西多,一会儿身体不好,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堆,断断续续的墨迹了2个多月。我婆婆很软,说不了硬气话,我公公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大孝子对兄弟姐妹关爱有加,自然也是不会硬碰硬,小姑一说搬不了这事儿就拖着了。一拖就拖到了年底了,买房子的邻居家也是面子人儿,乡里乡亲的也不好撕破脸,人家就等着呗,没办法就经常催我公公,我公公婆婆着急上火儿病了好几场。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这个小姑各种作妖儿,指桑骂槐的骂买房的邻居家,说要不是他们家撺掇,她大哥肯定不会撵他们走!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完全不讲理。一来二去的,邻居家被烦的就不想买了,找我公公让把交的定钱退了。我公公也觉得挺对不起人家,就打算退钱。这些事情在退定钱之前我都是不太清楚细节的,因为不是我花钱买的房子,我也没太关心。只是断断续续地听婆婆说小姑家不愿意搬,我当时还说她们可“真逗”。我公公婆婆也清楚真的把定钱退了,这个事情不处理好,就真的也没法卖了。我公公很恼火,对!他只是会和自己家人恼火,对外面很心平气和。我婆婆气急了也只会冲着我公公喊,批他家的兄弟姐妹不会为人。除了生气其实起不到一点作用!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天津的家里收拾东西,我婆婆打电话让我们回一趟县城,说我公公晕倒了。问咋回事儿,她说是给他妹妹打过电话挂了就晕了,那还能说啥,就是气的呗!我老公放下手里的事儿就开车回去了,我因为要接送孩子,就没回!过了三四天吧,我老公跟我说老爷子没事儿了,就是急火攻心出院了。我问他家里的事儿处理好了没有,因为走之前我让我老公出面去处理,让小姑搬走!我老公说他去找了,小姑不在家。所以还没处理好!我能感觉的到他说得时候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我问他“这个事情是不是必须得处理,她是不是必须得搬走?”他说“那肯定!”给我也气的无语了,老头儿老太太都气的去好几次医院了,小姑一家这么没脸没皮的,我很无语他们有什么放不下的面子。小姑的原话是“房子你们也不住,空着还容易坏,我们住着还给你们修着房子呢?那个老房子还是咱老爹老娘花钱盖的,我凭啥不能住?”震碎三观的言论!我婆婆说,家里两处房子都是公公婆婆两个人的心血,她当初嫁过来的时候没有房子,结婚6年才自己盖了房分了家。小姑说的那处所谓的老房子,也是公婆分家时自己盖的,现在小姑占着的是后来公婆给儿子盖的新房。小姑以公婆家的老房子是她父母盖的为由占在新房里不走,说白了,她就是不甘心呗!我婆婆说了房子都是她们自己盖的,没用老家儿的钱,但是这些事实她说了,别人不信,主要是小姑不信。我公公是什么道理也不讲,只知道生气!我老公找我商量怎么办?我就说报警,然后我公公婆婆还怕报警闹的不好看,让东邻西舍笑话。我理解不了,当时这种局面东邻西舍就不笑话啦?我是真不想看我老公这么来回跑,这么累这么为难。我就说我不怕得罪她们,我带着孩子从天津回去,大晚上和老公一起去村里,白天去怕他们又躲走。我俩连院子们都没有进去,我就直接在大门口喊:“嫁出去的小姑子,婆家有房不住,回娘家强占侄子侄媳妇婚房房产8年不归还,把大哥大嫂气的住院,侄媳妇侄子闹离婚,我不太懂规矩,是你们这个地方就这个传统嘛?”我喊了大概三遍吧,就有人把村主任叫来了,我怕我老公觉得丢人就让他回车里待着去了。我因为在村里待的少,大部分人都不认识我。村主任来了还问我是谁,我说我是这个房子家的人。因为房子这个破事儿,全村儿都知道小姑占着不走。自然是有的人看笑话,有的人觉得不应该。我喊的时候,围的人越来越多,有说我不懂事儿的,说我年轻人不应该管上一辈人的纠纷,也有说我有理的!总之说啥的都有,我老公看人多了怕我挨揍就过来站我边上。小姑跑出来,二话不说就坐地上哭,说我不懂规矩不尊敬长辈,我妈没教育好我?他们说方言,我就吃亏在有好多话我听不懂!把我气的,我又不能骂她,我就说我可没说你,你也不要对号入座。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们这个村儿,是不是有这个姑子回娘家占侄子婚房的传统?如果传统是这样,那是我瞎了眼,我不应该嫁过来,我回去就离婚。你们这个传统我享受不了!村主任说:“这孩子,咋这么会骂人?这一句话把我们都给捎上了!”。要不果然人家当领导呢,好赖话是分的清的!大概僵持了1个小时,他们村支部的几个领导,就把我们还有小姑一家带到村办公室,说调解。我听不太懂方言呀,就看我老公在那儿频繁的点头,小姑跟个大公鸡一样凶的狠,一直在骂我老公没良心,不懂事儿。那我能忍嘛,我说调解啥?有啥好调解的?限她三天搬走,不然我就报警!后来老公的小叔和大姑二姑他们也都来了,就骂小姑,让她们赶紧搬走。我说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住了8年多,便宜点房租按一年1000算,给8000块钱!否则我就把东西都砸了,反正是我房子里的东西,我想砸就砸。钱,自然是没有要的,就是吓唬吓唬她们!第二天他们就搬了,后来房子也顺利的过户到邻居家!我怕我老公他们在老家难做,我出面儿做了一会儿狠人,反正我也不经常回去!但是发生的这些事情,很让人上火儿。不能说所有的亲戚都这个德行,只是救急不救穷,救通情达理的人不救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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