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老年人口调查报告篇一
此次调查的对象为20xx年居住在xx县域的常住人口，抽中小区为2个，涉及2个乡镇，2个村（居）民委员会，调查户171户，应在本户登记的人数655 人，户籍人口565人（其中户籍人口外出半年以上有85人），常住人口593人。此次调查按户口性质分：农业户口639人，非农业户口14人，户口待定2 人，其中乡村调查人数565人，没有城镇人口（抽中的两个小区均为农村普查小区）。
（一）常住人口
此次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常住人口593人，其中：男324人，女269人，15岁以上人口492人，出生人口3人，其中：男3人，女0人；死亡人口2人，其中：男2人，女0人。
（二）人口出生率
本次调查人口出生率为4.58‰，比县计生局出生率6.28‰低1.7个千分点。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数量增长较快，人口控制任务既艰巨又迫切，这就使得人口出生率指标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人口统计数字，在实际工作中，统计部门也是把其列为最主要的数据加以重视。
（三）人口死亡率
此次调查死亡率为3.05‰，比县计生局死亡率8.47‰低5.42个千分点。在农村地区存在申报死亡人口“不吉利”的传统封建观念，普遍不及时或者不直接申报死亡人口的现象，使死亡人口登记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从以上分析中得知，由于人口类型逐渐趋向老龄化，死亡率在长期观察中应该是有所升高，在调查死亡率中没有这个明显的趋势。其次，调查数据发现，在以后一段的时间内，育龄妇女群人口数量基本稳定，育龄妇女生育率仍会维持在一定的高度，因此计划生育工作仍需加强。
1、自然率持续降低，人口总量持续低速增长
根据20xx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20xx年xx县人口总量为15.37万人，其中男性8.17万人，女性7.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4.58‰，死亡率为3.05‰，自然增长率为1.53‰，与20xx年相比，人口出生率降低7.41个千分点，死亡率降低4.81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2.6个千分点，由此推算，20xx年双柏出生人口为1812人，死亡人口xx26人，剔除迁移变动因素，全年净增长人口914人，人口总量继续保持低速增长趋势。
2、家庭户规模向小型化发展，婚姻关系基本稳定
按照人口发展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地转变，便小型化家庭主体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家庭户规模是稳步缩小趋势，20xx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家庭户平均每户人数为4.02人；二是家庭构成以小型化为主要特征明显，两代户比例进一步提高，三人户、四人户占调查户的比例是56.92%，相当于一半的家庭是结构简单、小型的三口、四口组成的。
20xx年xx县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5岁以上人口中，未婚人口占22.44%（主要是在校学生和未达到法定年龄的），有配偶人口占70.66%，离婚人口占1.49%，丧偶人口占5.4%，总体来看xx县已婚人口的婚姻状况比较稳定。
3、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数据显示，xx县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xx0%，九年制义务教育也不断巩固，初中入学率为99.8%，高中阶段入学率达到69.9%，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明显得到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城乡和谐发展，人口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结构转换，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把小城镇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加快双柏社会和谐发展步伐的一项重要发展举措来抓，在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促进了人口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彻底改变了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限制和不公平待遇，xx县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xx年xx县城镇化率为25.36%，比20xx年增加2.77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效应也将充分显现。
5、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但老龄化特征初步显露
20xx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xx县少儿人口（0-14岁）比例占16.96%，劳动力年龄人口（15-64岁）比例为74.57%，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到了8.47%，20xx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少儿人口占15.8%，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76.3%，老年人口比例为7.9%，少儿人口比例逐渐下降，劳动年龄比例明显增加，老年人口比例处在老龄化区间内上下波动，使人口社会抚养比有了一定幅度的下降，一方面，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增加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增长创造了人口红利期；另一方面，老年龄人口的不断提高，使养老方面面临挑战，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处在可调控范围
20xx年xx县人口性别比为112.38：xx0%，处在可控范围。但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偏离正常值域的现象，将对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因此这个指标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1、控制人口增长，确保人口质量。我县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并且正在向实现人口“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
的目标推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今后一段时期我县育龄妇女生育率仍会维持在一定的高度，防止因人口增多而降低我县的整体水平，影响我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而施行长期计划生育工作是有必要的，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可使人口素质不断的提高，从而为在本世纪中叶我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长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2、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我县人口文化素质虽然有明显提高，但综合文化程度还处于低水平，所以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任务还很艰巨。一是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坚持经常性的宣传教育，使全社会达成“发展教育、利国、利民、利己”的共识，自觉自愿地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力尽责，全面推进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二是进一步重视农村教育，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3.86%，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对提高全县人口的整体素质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要花大力气，逐步缩小人口文化程度的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及两性差异等，使全县人口文化素质均有较大提高。
老年人口调查报告篇二
人口普查的目的在于的人口资料。的人口资料才能符合情况的决策，资料与否是人口普查的核心问题。选择样的人口人口普查的调查，直接关系到人口普查资料的性和人口普查的质量。在现代人口普查中，普查是带性的问题，难于解决的问题。普查问题解决不好，重复和遗漏，直接人口资料的性，甚至人口普查工作的失败。
建国的五次人口普查，除年的次普查按户口所在地登记外，四次按常住人口登记，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防止重复和遗漏、地普查人口、反映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国情，为科学决策了作用。但在社会开放的，市场经济机制，产业结构急剧，常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分离的越来越，这就限制了以常住人口为的普查资料所能的社会效益。改进人口普查，已是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是共和国国籍并在共和国境内常住的自然人，每个人在唯一的常住地登记。共分五款人：
1、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并已在本乡、镇、街道办理常住户口登记的人；
2、已在本乡、镇、街道居住半年，常住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
3、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但已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半年的人；
4、普查时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常住户口待定的人；
5、原住本乡、镇、街道，普查时在国外工作或者学习，暂无常住户口的人。
常住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但已离开本乡、镇、街道半年的人，在户口所在地只登记人数，不计入户口所在地的常住人口内。
第五次人口普查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普查，其调查上是延用传统的常住人口调查，加上过于的调查指标体系，客观上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瑕疵。
年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试点方案，港澳台和外籍人口也将纳入普查范围，这在我国乃至世界人口普查史上尚属首次，可以说是了性的，“六普”试点方案的调查为试点区域内的人口，既包括大陆居民也包括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调查的界定与以往不同，由的常住人口为“现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即调查时点“在被抽中调查小区居住的人”和“户口在、人已外出的人”调查，都要填报调查表，由计算机汇总出本地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和外出人口。调查的，主要是当前人户分离情况严重和人口流动量大、程度减弱而的措施。做的初衷是现场登记质量，人口分布的数据。
调查的口径，年1‰人口调查了实战演练，对扬州市33个镇（乡）街道、117个村（居）委会、234个调查小22827名常住人口的调查，有几点感受：外出半年的人口和暂住人口都需要填报常住人口的信息，工作量；人口流动的空网间标准采用以调查小区为最小流动过于烦琐，在工作中操作有，极端的例子是一户人家在同一幢楼的相邻单元背对背买了两套房子居住，两套房屋分属不同的调查小区，房主在调查过程中也被流动人口；在同一乡镇街道内有多套房产的，在判别外来外出时容易混淆；四是外出人口的信息要求填报，这主要是：在农村，留守的多为老人和儿童，对家人外出的情况并不，在城区，全户外出的情况难以。
工作中的问题，现调查环境和调查员素质，本着既查准人口数字，又节约资源，又能多数情况下资料应用的原则，可以设计调查：将调查不分国籍，分为“现有人口”和“外出人口”两大类，即调查时点“在被抽中调查小区居住的人”和“户口在、人已外出的人”，将人口流动的空间范围到县一级，外来、外出人口只采集信息。鉴于我国居民身份证管理系统，在指标设计上性的加入“已领身份证----身份证号码”指标，现代科技和计算机发展的，指标和公安身份证信息系统的关联，可以解决人口普查中最难解决的漏登和重复登记问题，流动人口的数据管理也能迎刃而解。
老年人口调查报告篇三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提供的xx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达到8.1%，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0%。中国老年人口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到20xx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11.92%。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医疗保障、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诸多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这些问题带来的矛盾尤为突出。
虽然本研究报告的研究范围仅限于我所在的xx市xx区xx社区，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方式。报告将从整体和局部角度、社区和个人层面综合分析我家所在的xx社区的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方式。
我家所在的xx小区位于xx省xx市xx区，周围有xx五所学校、xx中学、xx中学、xx大学等知名学校，是xx市著名的文教区；临街是xx区的经济中心之一——长江街北行商圈、北行农贸大厅、钱胜百货、北京华联、国美苏宁、第一大道等商场，使这里的居民消费购物非常方便；小区在一环以内，周边公交线路四通八达，出行非常方便；广场公园，如比唐公园和百鸟公园，为居民提供了夏天凉快和冬天散步的好地方。居民们在这样一个安全方便的社区里舒适和平地生活着。
xx社区是一个长期的社区。从1982年开始从低矮破旧的广场搬迁到居民楼。三年后，居民从1985年开始迁回，之后街道办成立，1999年成立xx社区。该社区管辖其周围的38栋住宅楼，共有3，371户家庭，约10，500人。
xx年8月17日，我来到位于xx区吴江街的xx社区办公室询问情况。小区王主任热情接待了我，耐心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并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相关数据。
一、基本信息
据了解，xx社区共有3371户，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xx户以上，约占总人口的60%，老年人数量较大。可以说，我们社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突出。
（2）老年人数量多的原因
目前xx社区老年人数量众多的原因有很多，我总结如下：
第一，社区建立时间长，人口密度大。
据了解，搬迁前，这里曾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冶炼厂、纺织厂、建筑公司等工厂的大量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居住在这里，因此这里的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另外，搬迁至今已近25年，自然老人多。
二是周边生活方便，消费水平低。
xx小区位于一环路内，道路四通八达。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和许多小街巷的硬件条件，经过近几年的改造和修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沙质道路变成了现在的柏油路，曾经拥堵混乱的道路，狭窄凌乱的街道变成了现在的有序干净宽敞的道路；附近公交线路多，去xx任何地方都方便，还有直达北站xx站的公交，方便居民出行；附近的北行商业区给居民的购物消费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且相对于xx其他区，如太原街商圈、中街商圈，北行区物价水平更低，四院等医院离社区更近，所以大量老年人选择在这里养老。近年来，许多老年人搬到这里居住，这也增加了老年人的比例。
第三，房价水平低。
虽然xx的房价比国内同城市低，但还是有一大批人看不起不断上涨的房价。xx小区的居民楼不是近几年新建的，而是有20多年历史的老楼，所以房价比xx同类地区低，这也是很多老人住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就像我熟悉的邻居刘爷爷说的：“到处都近，买东西也便宜。住在这里真好！”
（3）老年人数量多造成的问题
社区里的老人越来越多，也给社区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王主任表示，老年人数量多主要会带来以下问题：
首先是环境问题。说到环境问题，主要是因为老人擅自占用公共绿地，在里面种花，甚至养鸡鸭鹅狗。「在禽流感流行的那一年，我们努力说服并强行没收未经许可占用公共土地的居民的鸡鸭等家禽。当时很多老人都不愿意把这些鸡鸭当宠物养，不顾那些鸡鸭造成的粪便污染和噪音污染。每个原本是禽流感导致的人都不敢得到这些东西。近年来，他们开始饲养这些鸡、鸭和鹅。现在有人侵占公共绿地开辟菜园，随意养鸡养鸭，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居民们也闭上了眼睛，因为他们是老人。”王主任有些无奈的对我说。
第二，养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发生在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之间，或者他们之间为了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有些问题是孩子不打工挣钱，却想让老人拿钱赡养，却不知道如何满足贪婪导致的家庭争吵，有些是孩子试图为老人争取更多养老金赡养老人导致的矛盾。此外，一些老年人既没有子女抚养费，也没有退休金。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简单工作的收入，如捡废品和当守夜人。这些老人一旦出现健康问题，也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我去社区办公室的当天，我调查了社区管辖的其中一栋居民楼的一个单元内所有65岁及以上老人的养老方式。
（一）、社区养老模式的现状
在我调查的24个住户中，有8个住户有11名65岁或以上的老人，而这8个住户中有3个住户有两名老人，另外5个住户有一名老人。
65岁及以上的11位老人中，只有两位老人没有退休金，靠子女供养，约占老年人口的18%；其余9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退休金，约占82%；有退休金的9位老人中有3位女性，6位男性，说明男女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差异。在主要收入来源方面，女性老年人比男性更依赖其他家庭成员。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46%主要由其他家庭成员赡养，其次是劳动收入和退休养老金，分别占25.9%和23.6%。在主要生活来源中，城镇老年人48.6%依靠养老，其次是其他家庭成员的赡养和劳动收入，分别占35.6%和10.5%。我们小区的数据显示，我们小区的老人晚年生活有保障，基本上每个老人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②、奶奶的晚年生活
我家楼下住的莽奶奶和我们家关系很好，我就问了她每月的生活费和开销。
莽奶奶年轻的时候是冶炼厂工人，所以现在每个月都能拿到固定金额的养老金。莽奶奶和儿子媳妇小孙子住在一起。房子虽小，但祖辈三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莽奶奶每个月能拿到1181元左右的养老金，不用交水电费，所以每个月只花150元左右的米粉和200元左右的钱买菜。老太太抽烟很厉害，为了省钱，只吸散装的旱烟，所以每个月需要花15元左右，所以莽奶奶其实每个月只花400元左右。她用省下的钱给了他的小孙子上大学的学费。老人穷了一辈子，到了晚年终于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了。但是，她还是改变不了存钱的习惯。她孩子的工作虽然能赚到一定的收入，但还是要供孩子上学。所以，生活并不富裕，甚至老人的养老金有时也会花光。所以莽奶奶平时不敢多花钱。省下来的钱大部分都给了她孙子，让他上大学。
住在一楼的赵奶奶比莽奶奶难对付多了。
她年轻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工作，现在老了。她只依靠自己的孩子。可惜她的孩子不好活。老人只能靠她年轻时积攒的一些微薄积蓄生活，老人把她唯一的财富之一——两居室租出去，让她每个月能拿到700元左右的房租。但是她的孩子不但不给赵奶奶生活费，还经常因为谁多拿房租而脸红，甚至打架。后来孩子们把卧病在床的赵奶奶送到养老院，擅自把她的房子租出去出租。后来赵奶奶回到家，就再也没有和孩子联系过。她依靠每月微薄的租金收入来支撑日常开支和支付医疗费用。
可见，同样生活在社区的老人，晚年的养老和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有些老人有固定的养老金，有些人没有固定的月收入来源。他们不得不依靠社会支持和个人劳动来获得收入来源。即使是有养老金的老人，晚年也不都是幸福富裕的，其中就有很多老人生病了，看不起病，没有人照顾，或者生活费不足以支付衣食住行和医疗用药。
据资料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老年人口多。根据xx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xx已达到1.1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3%，亚洲老年人口的38%。
第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而且激烈。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从成年到老年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惊人。预计到20xx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将达到11.92%，比xx高4.96个百分点。到那时，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年龄在65岁及以上。20xx年后，老龄化程度将继续增加，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25%，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第三，人口老龄化先于经济发展。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经济发展时期，对老龄化有很强的承受能力。同时，由于发达国家老龄化缓慢，允许他们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
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生育率急剧下降导致经济发展，即“先老后富”，经济基础薄弱尚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
目前，中国虽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仍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阶段。未来中国人口类型将由轻度老龄化向深度老龄化转变，再向重度老龄化转变。“白银浪潮”将成为21世纪中国的主要人口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必须继续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让老年人过上稳定健康的生活是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虽然人口老龄化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但也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国近50%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其他家庭成员。从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来源来看，46%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其他家庭成员，其次是劳动收入和退休养老金，分别占25.9%和23.6%。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并不固定和稳定，他们需要社会的更多关注。
首先，社会应继续加强对老年人的帮助和培养。切实落实各种老年人福利制度，如廉价乘车、免费就诊等；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使老年人有固定收入；
其次，加强社区医疗站、农村医疗中心等基层医疗单位的建设和完善，方便老年人就医；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使老年人能够负担得起疾病，方便就医；
第三，社会应该对既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子女赡养的老年人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使他们至少能温饱和健康；
最后，社会和社区应加强各种方便老年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轮椅通道、适合老年人的健身设施、公园广场、老年人活动室等。，让老年人在晚年过上充实幸福的生活。
老年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阶段。要让每一个老年人都享受到“有安全感、有安全感、有价值感、有幸福感”的老年生活，需要社会上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社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的缩影。虽然我的研究范围仅限于xx社区，但我的结论有局限性，但也有代表性。从我了解和调查的数据和例子可以看出，我家所在的xx社区确实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当严重。同时，虽然大多数老年人的收入来源相对固定，但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是不均衡的，老年生活也是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社区的这些问题和现象也反映了我国现阶段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城乡差距和老年人的养老方式。
老年人口调查报告篇四
针对当代大学生的能力锻炼，使我们能更好的了解整个社会，更好的关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觉得有必要做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调查报告
在中学时老师就提到过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当时没怎么在意这个问题，随着知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问题。通过网络。查阅图书。实际调查等进行了全面的调研。
我国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3亿，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也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人口预测中心表明，目前我国老龄人口迅速上升。
由上表可知，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以上人口由6299万增加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由1990年的5.57%上升到20xx年6.96%，就我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有几点预测：
1）、65岁老龄人口比例将超过20%
2）、老年人口将高龄化
3）、80岁以上人口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
1、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估
2、老年人收支情况及养老保障覆盖率
（1）、老年人领取退休金（养老金）的比率
城市老年人为78.0%，农村为4.8%。城市享受退休（养老）金的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为990元；农村684元。
（2）、老年人平均年收入和支出情况
城市老年人平均年收入为11963元，支出为10028元，其中由自己承担的医药费平均885元；农村老年人平均年现金收入为2722元，支出为2691元，其中由自己承担的医药费平均287元。
由上可知，城乡的养老体制存在着差异，这会在很大的程度上让农村的老人感到不公平，觉得自己过得不幸福，因此，必须完善养老保障体制，让老人觉得老有所养，老友所依。
1、医疗保障覆盖率
城市老年人享受各类医疗保障的占74.1%，不能享受任何医疗保障的为25.9%。农村老年人享受各类医疗保障的有44.7%，不能享受任何医疗保障的为55.3%。可见农村老年人缺医少药、看病难、看不起病的现象还很严重。
2、养老保障和收入水平提高，基本生活有保障
城市老年人享受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由20xx年的69.1%上升到20xx年的78.0%，年平均收入从7392元提高到11963
元，增长了61.8%；同期老年人年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比例由20xx年的4.9%下降到20xx年的3.5%；认为自己经济有保障的比例由74.7%上升到80.5%；
农村老年人享受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由20xx年的3.3%上升到20xx年的4.8%，年平均收入同期从1651元提高到2722元，增长了64.9%。同期老年人年收入低于当地救助标准的比例同期由31.9%下降到23.9%。绝大多数老年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据20xx年人口抽样调查，65岁及以上全国人口比重平均为
8.2%比20xx年人口普查7%高1.2个百分点，按地区分：
此表显示出这样一个特点，经济越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越高
我国西部地区区域辽阔，人口密度比东部地区低，但全国267.4万平方公里沙漠和荒芜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老年人口调查报告篇五
国际上常用低龄（60-69岁）、中龄（70-79岁）、高龄（80岁及以上）老人比重三个指标来反映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状况。
调研报告表明，进入老龄化社会后，长沙总人口年均增长约1.2%，老年人口年均增长3.5%，增长幅度是总人口增幅的近3倍。同时，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由低龄化向中高龄转变。从增速看，20xx年长沙老年人口比1990年增长82.3%，其中低、中、高龄老人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61.5%、97.6%和203%，中高龄老人的增速明显高于低龄老人；从占比看，1990年时低龄老人占比为62.9%，20xx年时已降至55.7%，高龄老人占比则从7.0%升至11.7%。
，长沙人均预期寿命为77.14岁，比20xx年提高3.38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8岁，高龄老人占比进一步提高。全市对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全年发放金额超过4000万元。
九个区县(市)中，雨花区老龄化程度最低，仅有12.7%；宁乡县老龄化程度最高，达到21.4%。
长沙老年抚养系数为25%，比20xx年提高6.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xx年时，每100个长沙劳动力需要抚养19位老人，到时，上升到需要抚养25位老人。
在全市125万老龄人口中，纯空巢老人高达62.5万，其中12.5万是独居老人；完全失能老年人2.87万；部分失能老年人17万；城市“三无”老人0.66万；农村五保老人2.86万；重点老年优抚对象3.67万；失独老人0.25万。庞大的老年群体和众多的高龄、失能、半失能等老年人不仅需要提供大规模的经济保障，也需要不同程度的养老照料，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调研报告分析认为，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释放了部分生育需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育率，但新出生人口至少要在15年后才能逐年成长为劳动力，在这期间老年人口数量仍然会继续扩大，加上抚养孩子成本的增加，短期内生育率不会大幅度增长，因此，长沙的老龄化危机并不能得到有效改善。
据调查，目前长沙的老龄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在衣食、居住和医疗保健方面提供低层次的服务，现代老龄产业涉及的老年人文化娱乐和精神享受方面的产品和服务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
与此同时，长沙的养老服务水平与日趋严重的老龄化形势也不相适应。，长沙养老机构床位数的需求量在5.6万张左右，缺口超过3万张；全市无慢性疾病的老人仅占17.5%，老年人口对带有配套医疗服务的养老机构需求量较大，但全市养老机构中内设医务室的只占60%、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的仅30%、获得定点医保单位的约6%，护理型、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十分短缺。
收入偏低则是制约长沙老人选择养老服务和产品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长沙53.3%的老人每月固定收入低于1000元，而目前长沙收费最低的养老机构为1000元/月，因此近半数老人无法独自负担养老机构费用。调查中，60.6%的老人表示目前和老伴未存养老钱；96.6%的老人未从事任何理财活动。
老年人口调查报告篇六
农村建设的根本——教育
一。实践参加者:默澜，xxx。
二。实践主题: 农村人口受教育状况。
三。时间:20xx 年02月18日。
四。地点:江苏省常州市王家村。
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于社会发展需要，以走访询问的方式对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情况进行调查。
（二)主要方面涉及:各年龄层的教育情况，农村孩子受教育条件，以及人们(尤其是贫困家庭）对孩子教育的看法。
（一）人员成分:1.现村民中有许多是外来的打工者，
2、因村庄有一定年代，所以老龄者较多，多数年轻人因各自条件一部分仍与老人一起住在村里，其他已不在村中常住。
（二） 1. 接受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教育的人口增长最快，但人数依然很少；
2、中等教育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也有所增加；初中及以上人口大幅度增加；同时，由于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小学教育程度人口明显下降，现主要人群为老年者。
（三） 虽然农村受教育情况有所改善，但农村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依然较低。依然是以接受低文化教育的为主。
(四)1.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
2、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
3、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
4、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 女性适龄者的受教育情况和男性基本一致，可见农村受教育的性别差异减少了。
（六）为鼓励村民接受教育，村内对升入高中和大学的村民给与了奖励。
（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既是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是其总体目标。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而在人口本身的指标中，如：受教育程度、就业率等。那么新农村建设与人口发展有怎样的依存关系呢？
不难理解，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呈正相关关系，而且与前三项指标呈高度相关。但与居民恩格尔系数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说明人口受教育程度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上说明，人口受教育程度、地区城市化水平，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面貌的改变发挥积极地促进作用；而就业人数、外出人口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发挥积极作用，甚至制约农村的发展。
（二）。 尽管江苏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不断发展，启动了大规模的农民培训工程，但由于人口流动以及劳动力转移，农村中年轻、有文化、有技能、有特长的人都外出务工经商，而年龄大、低文化、无特长的人，只能留在农村种地或经营林牧副业，农村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依然较低。
（一）问题:低素质的劳动者无法向外输出，农村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也难以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尽管市场对劳动力需求较大，但需要的则是有技能的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的现状无法满足需求，也使得农村劳动力无法向非农产业转移。
（二）建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正在推动技术创新并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有体力是不够的，必须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能。因此要继续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抓好更高一层的教育，努力使中国教育真正惠及全中国人口。
老年人口调查报告篇七
（一）人口形势发生了变化，需要建立能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全面推行计划生育30年来，我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就是说，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从降低生育水平转移到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上来，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群众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低生育水平面临差较大的反弹压力。同时，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下降的空间非常小。而人口基数比较大，即使是在严格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未来十几年全国人口每年仍将以1000万的速度递增，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伴随着低生育水平的到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新的人口问题，流动人口日益增多，离岗职工日薄西山日趋复杂，未婚青年怀孕甚至非法生育时有发生，老龄人口日渐增长，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等等，为此，必须建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需求的新机制。
（二）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一九九二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势头影响到各行业、各地区、各部门，当然也会影响人口再生产的整个过程。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管理机制，对短期内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效果突出，但对长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还需要探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得心应手，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则不很适应。因此，必须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中，对现行的管理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实施综合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工作机制。
（三)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自身发展，需要实行综合改革。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的历史，长期以来，各地计划生育工作者勇于实践，不断改革。在总结各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其核心内容是：坚持“三不变”，落实“三为主”，推行“三结合”，实现“两个转变”，达到“一个目标”，综合治理人口问题道路的探索，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结，而是把改革从局部向整体拓展，由单项向综合深入，将宏观政策向微观政策机制落实，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健康发展。
综合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也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综合改革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任务来进行。
综合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即“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从工作机制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五句二十个字都有特定的含义，并且各有侧重，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要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治建设，建立健全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体系，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的力度，增强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完备，执法公正，监督有效，管理科学，调控有力，方便群众”。村（居）民自治是基础，要切实下移工作重心，建立以村居为主的基层管理和服务网络，积极推进村民自治建设，充分发挥基层计生协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作用，实现村居一级“有人管事，有钱办事，照章理事”，优质服务是手段，要广泛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基础知识的公益性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和关爱女孩行动，着重做好以技术为重点的优质服务，实现“宣传教育服务科学、实用、乐于接受，科学技术服务安全、适宜、体贴入微”。
政策推动是关键，要建立完备的调控体系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全面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计划生育奖励，建立完善有利于计划生育家庭的社会经济政策，努力建立全民社会养老保障体制，综合治理是核心，各级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动员全社会力量实行综合治理，做到“全社会树立综合治理意识，党委、政府做到综合决策，各级各部门采取综合措施，社会经济人口实现综合发展”。
综合改革的特点是综合性和制度性。一是综合改革以“综合”为改革思路，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它有别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历次单项管理机制的改革或某些具体措施的改革。如：1995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1999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20xx年国家计生委启动的“关爱女孩活动”等等，都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的探索和改革。综合改革是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机制、保障机制、考核评估监督机制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当然也是对以前历次单项改革的继承和发展、总结和提升。二是综合改革以建立“新机制”为目标，具有制度性的特点。这就有别于1983年国家计生委总结的“三为主”方针，也有别于1994年国家计生委推广的“三结合”经验。综合改革使这些工作方法，工作途径等宏观性的东西具体化、制度化，从而把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落实在具体工作中，落实在工作机制中。制度建设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根本性，这种新的工作机制一旦建立，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因为领导人或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新时期坚持
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道路的保证，是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思想认识上存在的误区：一是认为综合改革是一句口号，是一个标签，是一种政治时髦，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贴；二是认为综合改革是一个筐，它涵盖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方方面面，需要什么就装什么；三是认为综合改革是新瓶装旧药，无非就是把以前的改革和提法重新包装一下；四是认为综合改革是一场运动，是一段阶段性的工作，时间到了，运动就结束了。
（二）工作态度上出现的问题：一是“不动”，有的地方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强调人口形势严峻，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任务大，工作基础不好，没有精力开展综合改革，或者强调人口形势比较好，工作机制比较健全，工作效果比较明显，没有必要开展综合改革；二是“被动”，有的地方采取被动应付的态度，综合改革没有计划，没有部署，也没有检查，上级来了就汇报，上级催了就写材料，推一推动一动，或者满足于召开一个会议，成立一个小组，下发一个文件，就万事大吉。三是“盲动”。有的地方虽然热情很高，没有计划，没有方案，没有目标，不了解综合改革的要求，不了解法律法规政策，又不了解工作实际情况，凭热情、凭印象、凭想象进行综合改革。
（三）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一是满足于试点，没能在面上推开；二是满足于解决具体问题，没能建立一种新的机制；三是满足于某一个方面的改革，没能扩展到整个机制的创新。
四、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着力点
（一）要广泛宣传。综合改革不是关起门来搞改革，是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协调组织各个相关部门积极参与，上下配合，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群众参与改革的平台。既要大力宣传本地的综合改革工作，及时进行信息交流和信息反馈，及时总结推介突出的典型和成熟的经验，向外界展示综合改革的成就，又要大力宣传介绍外地的好做法、好经验，善于博采众长，把外地的成功经验拿来为我所用，降低综合改革的成本，加速综合改革的进程。
（二）要继承创新。综合改革绝非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要认真总结过去形成的工作经验和做法，加以整合和提升。要边学习，边总结，边提高，边推广，让计划生育工作影响千家万户，涉及方方面面，不能凭经验、拍脑袋，盲目冒进，急于求成。要坚持先点后面，先易后难，先立后破，循序渐进，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巩固已有成果，又要注意新的探索。
（三）要积极稳妥。要用综合改革统领并推进整个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把改革与发展，稳定统一起来，做到在稳定中抓改革，在改革中促发展，在发展中深化改革。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来决定综合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改革方案一定要思路清楚，便于操作，摊子不能铺得太大，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千万不能一哄而起，搞形式主义。
（四）要循序渐进。综合改革是新生事物，是探索、是创新，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以遵循，但也不能信马由疆，盲目行动。必须按照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要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综合改革方案，制定具体的综合改革项目文本，按照项目文本的内容，实施步骤稳步推进，再通过改革实践丰富和完善项目文本，做到规范操作，有序推进。
（五）要保障经费。各地要对综合改革的项目进行科学预测，年初财政预算时要增设综合改革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特别是涉及到育龄群众利益的改革项目，既不能因经费紧张而草率取消，也不能在没有经费渠道的情况下盲目上马，要量力而行，取信于民，建立推动综合改革的投入保障机制。
（六）要加强评估，建立完善科学系统、完善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改革考核、评估和监督机制，按照综合改革项目文本设置的目标定期进行阶段性评估，推动综合改革健康发展，按照“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简便易行”的原则，减少考核层次、次数和内容，把基层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引导到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提高工作水平上来，为综合改革松绑。综合改革的情况要纳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重要内容，作为创建优质服务单位的重要举措，鼓励基层自觉实行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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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二胎的市场调查与预测论文
　　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再加上经济各方面机会都已经成熟了，担心将来只有一个娃负担太重了，因此很多家庭都有生二胎的打算。下面就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有关对生二胎的市场调查与预测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对生二胎的市场调查与预测论文
　　《生育二胎：“双独夫妇”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全国五大城市已婚青年调查数据，以非双独夫妇作为参照，对“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描述与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过60%的“双独夫妇”依旧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在30%-40%之间。同时，他们的生育意愿与非双独夫妇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除了不同城市有所不同外，“双独夫妇”的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有无孩子等因素均与其二胎生育意愿没有关系。研究结果对于未来生育率变动的预测，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生育意愿 二胎生育 双独夫妇
　　一、问题与背景
　　三十年前，为控制我国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国家开始实行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生育政策实施的同时，全国除河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相关内容。由于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初，“双独夫妇”还远没有成为社会现实。因此，在上个世纪末的二十年中，人们似乎已将这种“双独夫妇”生育二胎的政策遗忘。只是到了新世纪初，当第一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后，“双独夫妇”开始出现，其二胎生育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很快成为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
　　人口学学者往往是从二胎生育对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变动所具有的影响的角度来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的。“由于将来一段时间结婚人群中独生子女比例的升高，符合生育二孩的家庭逐渐增多，政策所允许的生育率将不断提高。”(1)“随着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未来政策生育率上升幅度有多大?是否会影响我国既定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2)“独生子女在同龄人中的比例越大，政策生育率越高，未来生育水平升高，可能会导致生育水平反弹的情况。”(3)而他们所关注的二胎生育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即“双独夫妇”)的规模会有多大?这些符合计划生育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实际上又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不难理解，如果这种“双独夫妇”的规模很大，如果这些“双独夫妇”普遍都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那么，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对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发展态势带来明显的影响，甚至也可能会形成新的生育小高峰。因此，已有一些人口学者在不断努力地利用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资料，去分析和预测未来不同时期中，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双独夫妇”的可能规模(4);然而，对于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些潜在的、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的二胎生育者是否都愿意生育第二胎的问题，则很少有人关注。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初，各地政府就规定“双独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这种二胎生育政策的制定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补偿含义：由于父母这一辈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到了子女这一辈时，父母受到生育限制的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就可以享受到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优惠。实际上，这种带有补偿含义的政策优惠同时还意味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前提：即当独生子女父母这一代人的生育受到限制后，等到他们的孩子，即独生子女这一代人进入婚育年龄、结婚成家时，社会中的人们(包括独生子女本人以及他们的父母)都普遍希望生育第二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潜在的前提并不一定成立。这种二胎生育优惠政策的作用，也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社会中那些符合政策条件者生育第二胎的行为。我们应该思考：当独生子女一代人进入婚育年龄、结婚成家时，当“双独夫妇”在社会中大批出现时，这些可以享受二胎生育政策的当事者们(即“双独夫妇”们)真的都愿意、并且都希望生育第二胎吗?他们的生育意愿与那些不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的非双独夫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吗?又有哪些因素与“双独夫妇”们生育或者不生育二胎的意愿有关?这些正是本研究希望探讨和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回顾
　　目前有关二胎生育问题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农村生育二胎的问题上。这是因为全国大部分省区的农村实行的都是“一个半”的生育政策，即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的话，间隔一定时间可以生育第二胎。因此，大部分农村中生育二胎的现象十分普遍，相关问题的探讨也更多一些。全国城市中由于一直严格实施一胎政策，生育二胎则是极为少见的现象。因此，学术界几乎没有城市二胎生育方面的研究。只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城市社会中开始出现了“双独夫妇”，他们的二胎生育问题才进入学者的视野中。文献搜索表明，目前虽然有少量研究在探讨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四二一”家庭、独生子女婚配类型等方面问题时，涉及“双独夫妇”家庭的二胎生育问题，但真正通过经验调查来专门探讨“双独夫妇”(主要是城市双独夫妇)二胎生育问题的研究却仅有马小红、侯亚非等人分别依据对北京“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的同一项调查所发表的三项结果。(5)
　　该项调查选择北京东城、宣武、海淀、西城四个城区(侯亚非的一项研究仅使用了其中东城、海淀两个区的数据，另一项研究仅讨论了女性对象的生育意愿)，采用等距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了127个社区，调查者在每个社区按照独生子女的年龄、婚否、是否“双独”等指标进行配额，调查的对象为“具有北京市城市户口、居住在北京市城八区的20～34岁独生子女”。该研究重点探讨在“一孩政策”和“双独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独生子女尤其是‘双独’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生育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等方面的意愿，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对北京市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问题等。调查的时间为2006年8～11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608份”，“本次调查共获得642个‘双独’家庭的样本，其中已生育样本为192个”。(6)
　　该研究结果表明，“‘双独’政策适用群体没有显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与2002年调查统计比较，城市‘双独’家庭虽然‘理想二孩’和‘愿意生育二孩’的统计比例明显高于‘2002年调查’的统计水平，但表2还显示，‘双独’家庭特别是已生育的家庭，‘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从26.9%下降到24%，与本次调查全部独生子女样本这一比例25%比较，未显示明显的普遍计划生育二孩的愿望，与‘2002年调查’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即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的‘双独’家庭约占1/4”。(7)
　　该研究所描述的“双独夫妇”二胎生育意愿的状况为我们了解和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较好帮助。但该研究结果也还存在着若干局限性。首先，该研究所调查的城市是相对比较特殊的首都北京，导致其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对于反映全国其他城市的状况来说，可能相对缺乏代表性;其次，该研究在调查和了解“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时，没有同时了解同一城市、同一年龄段的非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这样，我们无法知道“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与其他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之间是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第三，该调查仅给出了“双独夫妇”意愿生育数量以及二胎生育意愿的现状，对于哪些因素可能与“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有关系则没有进行探讨。因此，要更好地分析和探讨城市“双独夫妇”二胎生育的现状、相关因素以及可能趋势，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三、研究设计
　　根据本研究的目标，同时针对现有研究的局限，2008年笔者在全国五大城市对1200多名已婚青年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
　　该调查的样本设计首先考虑到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结婚的比例在中心大城市中相对较高，而在普通中小城市相对较低的现实，为保证实际抽样中有足够的符合要求的调查对象，研究选取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五大中心城市作为调查地点。其次，根据研究的目标，同时兼顾到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出生年代，本研究将调查对象界定在“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是在1975年及其以后出生”的青年夫妇的范围内。第三，样本抽取采用多段分层抽样的方法。具体抽样程序如下：在每一城市中，简单随机抽取两个城区;每个城区中简单随机抽取一个街道;每个街道中再简单随机抽取两个社区;在每个社区中根据社区和计生部门的相关登记资料，按照青年夫妻双方身份，分成“双独夫妇”、“男独女非夫妇”、“男非女独夫妇”以及“双非夫妇”四类，分别从各类对象中随机抽取20个个案(每类实际调查15个，多抽取5个作为备用);这样，每个城市总计抽取320个个案，五个城市总计抽取1600个个案。
　　调查采用自填问卷的方式进行，在每对抽中的青年夫妇中，调查员采用轮换抽取丈夫和妻子的方法进行调查对象的抽取，即若前一对夫妻中调查的是丈夫的话，下一对夫妻中尽量调查妻子。调查实际成功完成已婚青年的有效问卷1216份，有效回答率为76%。本次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下列表1：
　　生育意愿的概念通常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即生育的数量、时间和性别。(8)其中，期望生育的子女数目(理想子女数目)，或者说意愿生育数量，是最为重要的生育意愿测量指标。根据研究目的，本文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双独夫妇”以及同龄的其他青年夫妇的意愿生育数量、特别是“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方面，而不涉及生育意愿概念的其他方面内涵。在实际的调查中，我们一方面按照传统的方式询问被调查对象目前的意愿生育数量，问卷中所用的具体测量问题是“如果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你希望生几个孩子?”另一方面，我们又有针对性地直接询问“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问卷中所用的具体测量问题是“国家规定，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两个孩子。如果你们符合条件，你们会生两个孩子吗?”
　　此外，在分析思路上，本研究与北京的同类研究有所不同。一方面，本研究不是仅仅对“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以及二胎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和分析，而是在调查和了解“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的同时，也了解同一社区、相同年龄的其他非双独夫妇(包括“单独夫妇”和“双非夫妇”)的生育意愿。这样就可以在非双独夫妇的参照下，在与非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的比较中，更好地分析和理解“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本研究在对“双独夫妇”生育意愿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还对与其二胎生育意愿可能相关的若干个人背景变量(比如性别、文化程度、年龄、生育状况、所在城市等等)进行了初步分析，以加深对“双独夫妇”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解。
　　四、结果与分析
　　1.“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及其与其他类型夫妇的比较
　　我们先对“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分布状况进行描述统计，同时将其他非双独夫妇(即“单独夫妇”和“双非夫妇”)的生育意愿与其进行比较。这样一方面可以了解“双独夫妇”所具有的生育意愿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与同年龄的其他类型夫妇的生育意愿比较中发现其特点。具体的调查统计结果见下列表2：
　　表2的结果表明，目前“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状况是：60%左右的人希望只生一个，接近40%的人则希望生育两个，希望生育三个以及希望一个都不生的比例都非常小。与“单独夫妇”以及“双非夫妇”比较来看，他们之间在各种不同意愿生育数量上的比例分布都非常接近，总体平均的意愿生育个数也几乎完全相同。统计显著性检验的结果表明，三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说，目前城市“双独夫妇”及其同龄的其他青年夫妇具有几乎完全一样的生育意愿。而生育两个孩子，只是他们中间三到四成人的意愿和选择。
　　2.“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与北京调查结果的比较
　　由于目前文献中只有北京的研究具有“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特别是二胎生育意愿的经验调查结果，我们这里将本研究的结果与他们的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下列表3是两项研究结果中“双独夫妇”以及“双独”已育夫妇意愿生育数量分布的情况。
　　表3的结果表明，本次调查的结果与北京调查的结果大体上比较接近。“双独夫妇”整体样本中，除了北京“双独”样本中不希望生育孩子(即生育意愿为0个)的比例明显高出五城市调查的结果、希望生一个的比例明显低于五城市调查的结果外，其他的百分比分布都不存在大的差别。与五城市“双独夫妇”整体样本的平均生育个数1.35有较明显差别的是，北京“双独夫妇”整体样本的平均生育个数仅为1.2左右，这实际上也主要是其中不希望生育孩子的比例相对较大所导致。而在“双独”已育样本中，两项调查之间在各项百分比上的差别更小。两次调查样本的平均生育个数也基本上处于1.3-1.4之间。特别是在本文最为关注的二胎生育意愿上，两项调查的四个样本结果之间差异都非常小。无论是在“双独夫妇”整体样本之间比较，还是在“双独”已育夫妇之间比较，两项调查结果之间的差别都仅在3%以内。
　　为了进一步考察“双独夫妇”二胎生育的可能性，我们又将两项调查中被调查对象对于是否准备生育第二胎的回答情况进行了统计和比较，结果见下列表4：
　　表4的结果表明，在四个不同的样本中，虽然由于不同调查列出的第三个具体答案的表述方式不同(9)，导致总体百分比的分布不尽相同。但本研究所特别关注的“愿意生育第二胎”的比例却非常接近。即各种样本的对象中，都有接近30%的人明确表示愿意生育第二胎。
　　如果将表4中“愿意生育第二胎”的结果与前面表3中“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百分比结果相比较，不难发现，表4中的这一比例普遍略低于上一问题中“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比例。北京调查的结果同样表明，“‘政策二孩’选择比例大大低于‘理想二孩’选择比例”，“有35.5%的双独家庭女性调查对象认为两个或更多孩子为最理想，然而仅有23.9%的选择希望生育‘政策2孩’”(10)那么，哪一个统计表中的百分比更有可能接近现实呢?笔者分析，对于“理想子女个数”的提问来说，被调查者考虑的可能更多是其好的方面、有利的方面。理想化的色彩较浓;而对于“政策条件下”的生育意愿提问来说，被调查者的考虑可能更为现实，除了好的方面、有利的方面外，还会考虑到不好的、不利的方面。正是由于表4中的这一问题相比于表3中的那个以假设条件为前提的问题来说更具有现实含义，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因而，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更有可能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意愿和将来的行为。所以相对来说，接近30%的“双独夫妇”愿意生育第二胎的结果更为可靠，因而也更为重要。
　　3.“双独夫妇”二胎生育意愿的相关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与“双独夫妇”二胎生育意愿相关的各种因素，笔者将样本中“双独夫妇”的若干个体背景变量与他们的二胎生育意愿进行了交互分析。下面表5就是交互分析的结果：
　　表5的结果表明，第一代“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与他们自身的性别、年龄(1979年前出生或1980年后出生)、目前有无孩子以及自身文化程度等因素都没有关系，但与他们目前所生活的城市有一定关系。表中最右边一列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除被调查者目前所在城市变量与他们的二胎生育意愿变量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著外(P值小于.05)，其他几个背景变量与其二胎生育意愿变量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都呈不显著状态(P值均大于.05)。换句话说，无论样本中的第一代“双独夫妇”是男是女、年龄是大是小、文化程度如何、目前是否已生育，他们所具有的二胎生育意愿几乎都是相同的。只是生活在不同城市的“双独夫妇”之间存在一定差别，地处中西部的武汉、成都两市的“双独夫妇”具有比上海、南京等东部城市的“双独夫妇”相对更高的二胎生育意愿，而生活在北京的“双独夫妇”则具有相对最低的二胎生育意愿。
　　五、小结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对全国五大城市1200位已婚青年的调查数据，以相同城市、相同年龄段的非双独夫妇作为参照，对目前城市第一代“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进行了描述和比较。并对“双独夫妇”的若干个人背景变量与其二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交互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过60%的“双独夫妇”依旧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比例大约在30%-40%之间，并且实际生育二胎的比例更有可能是在30%左右。同时，“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非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之间也不存在明显差别。而且，本研究的结果与现有文献中北京同类调查的结果相差也不大，二者具有较大的一致性。通过将样本中“双独夫妇”的若干个体背景变量与他们的二胎生育意愿进行交互分析，发现除了不同城市之间的结果有所不同外，“双独夫妇”的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有无孩子等因素均与其二胎生育意愿没有明显相关关系。
　　2.若干问题的讨论
　　首先，本研究结果对生育率变化趋势的分析和预测所具有的意义。本文导言部分指出，在现行政策条件下，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双独夫妇”的规模以及他们所具有的二胎生育意愿，是影响我国生育率水平变化的两个重要因素。目前，对于“双独夫妇”的规模问题，学者们可以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去进行计算和预测。但对于“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特别是二胎生育意愿究竟如何的问题，则鲜有经验调查结果。正是由于目前实地调查数据的缺乏，因而在有关未来生育率变动问题的探讨中，学者们通常都是先对符合政策条件的“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采用某种假定，然后利用现有统计数据来进行模拟和计算的。比如，有的学者是在假定“双独夫妇”普遍生育二孩的前提下(即按政策生育率)来进行统计模拟的(11);有的是在假定“双独夫妇”中有53%(中方案)和88%(高方案)的比例生育第二胎的前提下来进行计算和预测的(12)。但问题是，如果这些假定不成立，或者这些假定的比例与现实的情况相差很远，那么，所有的生育率推算和模拟结果就会与现实情况产生巨大的偏差。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以及同类的北京调查的结果所得出的“双独夫妇”二胎生育意愿大约只在30%-40%之间的结论，为学者们进行未来生育率变动状况的计算和结果的预测，无疑提供了新的、同时也可能是更为符合客观现实情况的参考依据。这正是本研究结果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在。
　　其次，本研究结果所揭示的是“一代人”整体的生育意愿问题。本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代城市“双独夫妇”们所具有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其他类型夫妇所具有的生育意愿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结果启示我们，这种十分相近的生育意愿，更多的是作为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城市已婚青年这“一代人”的整体特征，而非仅仅是“双独夫妇”这“一类人”的特征。笔者以往对城市在职青年(包括未婚和已婚)的研究曾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两类青年共同作为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具有基本相同的生育意愿”(13)。而本研究的结果则再次说明，目前城市中那些具有政策优惠条件而不受二胎生育限制的“双独夫妇”们，与同龄的其他类型已婚青年夫妇们在二胎生育的意愿上也同样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他们同样更多地是作为同一代人而具有类似的生育意愿。因此，在具体分析和看待与他们相关的生育问题以及其他类似问题时，应该特别注意到这种由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所形成的共同特征所具有的作用。
　　第三，“双独夫妇”的个人背景因素与其二胎生育意愿的关系问题。个人的各种背景因素常常是我们分析人们具有不同态度和行为的解释变量。但本研究结果却表明，除了不同城市之间的结果有所不同外，“双独夫妇”的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有无孩子等因素均与其二胎生育意愿没有明显相关关系。为什么会如此呢?笔者认为，这同样可以用上述“一代人”与“一类人”的观点来解释。这里的关键变量是年龄。本研究样本的对象基本上都出生在1975-1984年这10年中，即使在分析中我们将他们分为1979年及以前出生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两类，但实际上两类对象整体之间的年龄差距却只有五六岁，基本上属于同一代人，属于在生活经历、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十分接近、同质性相对较高的年龄群体。而“同质性相对较强的群体在共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下，具有相对一致的想法和意愿”(14)。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社会整体结构因素与个体因素与人们的行为、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作为具有相同人生经历和生命历程的一代人，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影响下，形成了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尽管他们在各种个体因素上依然有所差别，但这种个体因素的差别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力已无法和他们作为一代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的影响力相比。正是由于后者更为突出、更为强大的一致性，淹没了这种个体之间的微小差异。
　　第四，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首先是样本的问题。虽然相比于北京调查，本研究在调查城市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一方面本研究所反映的主要还是中心大城市“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状况，对于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的“双独夫妇”以及已婚青年来说，本研究样本的代表性有所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本研究在描述“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的同时，还关注到不同类型的青年夫妇之间的比较，因而对于本研究的主要对象“双独夫妇”来说，其样本的规模就显得偏小了一些，这一缺陷也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代表性程度;另外，本研究中只分析了与“双独夫妇”二胎生育意愿相关的几个主要个体特征，对于其他一些可能与其二胎生育意愿有关系的变量，比如“双独夫妇”的经济条件、他们父母的年龄、他们所在城市的规模(大中小)，以及各种相关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等等，本研究中都未能深入探讨。最后，本研究结果只是对第一代(更准确地说，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的第一批)城市“双独夫妇”二胎生育意愿的研究。这一批“双独夫妇”基本上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期。他们所具有的生育意愿是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和时代留下的烙印。对于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的第二代独生子女，以及对于出生于新世纪的第三代独生子女来说，当他们进入婚育年龄后，一方面这种“双独夫妇”的比例或许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他们所经历的社会现实和面对的社会价值观念或许也会发生变化。因而，他们的二胎生育意愿或许又会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和趋势如何，将是今后独生子女研究领域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方向。
　　注释：
　　(1)丁仁船、吴瑞君、钟勤华、杨汉彬：《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变动对未来政策生育率的影响》，《南方人口》2007年第3期。
　　()杨书章、郭震威：《中国独生子女现状及其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4期。
　　(3)姜玉、田丰、周欣欣：《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青年研究》2009年第2期。
　　(4)参见刘鸿雁、柳玉芝《独生子女及其未来婚姻结构》，《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3期;杨书章、郭震威《中国独生子女现状及其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4期;郭志刚《利用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对独生子女信息的估计》，《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年第1期;丁仁船、吴瑞君、钟勤华、杨汉彬《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变动对未来政策生育率的影响》，《南方人口》2007年第3期。
　　(5)参见马小红、侯亚非《北京市独生子女及“双独”家庭生育意愿及变化》，《人口与经济》2008年第1期;侯亚非、马小红《北京城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侯亚非、马小红、黄匡时《北京城市女性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期。
　　(6)(7)马小红、侯亚非：《北京市独生子女及“双独”家庭生育意愿及变化》，《人口与经济》2008年第1期。
　　(8)顾宝昌：《论生育与生育转变：数量、时间和性别》，《人口研究》1992年第6期。
　　(9)北京调查中采用的第三个答案是“没想好”，笔者进行的五城市调查中则采用的则是“丈夫愿意妻子不愿意”和“丈夫不愿意妻子愿意”两个答案，故在上表中用“不一致”来表示。表中这一栏的百分比是将这两项答案的百分比合并后得到的结果。相对来说，“没想好”可能更符合一部分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而笔者的答案由于十分明确具体，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强迫回答的现象。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没想好”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掩饰被调查者的真实想法，因而对于有些不太愿意把自己真实想法告诉陌生人的被调查者来说，他们就选择了“没想好”，导致这一回答的比例提高。
　　(10)侯亚非、马小红、黄匡时：《北京城市女性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期。
　　(11)尹文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人口学刊》2001年第3期。
　　(12)姜玉、田丰、周欣欣：《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青年研究》2009年第2期。
　　(13)(14)风笑天：《青年个体特征与生育意愿——全国12城市1786名在职青年的调查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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