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纲琳，化名刘英、张英、郭英。1910年2月11日（清宣统二年正月初二）出生在江苏省句容县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她的祖父郭业庸靠经商起家，在句容县城鲜鱼巷口开设“泰和生”布店，兼营百货，后在城郊买了近百亩的土地，又在天王寺镇开设了“祥和”分号，很快成为句容县城里的暴发户。郭业庸与当时名士马相伯、康有为有交往，所以郭家在当地算得上名门大户，颇有声望。
郭纲琳的父亲郭定棠，排行老二，18岁就独自经营管理天王寺的“祥和”分号，常住天王镇。
郭纲琳自5岁起就跟随祖父母生活。他和叔伯姐妹一起，排行第四，故家人都叫她四姑娘、四丫头。祖父母对郭纲批爱护备至。父亲虽然重男轻女，看不惯郭纲琳喜爱交往，但常不在身边，也就难以管束。母亲张氏爱玩麻将，很少在女儿身上用心。所以少年时代的郭纲琳，生活得比较自由，无所拘束，养成了思想开朗、豪爽、活泼、热情的性格。在这个大家庭里，七叔郭定林对郭纲琳的影响很大。郭定林在外读书，曾参加过大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郭纲琳最愿意亲近他。六叔郭定荣早年离家，就读北京大学。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对郭纲琳也颇有影响。因而郭纲琳自幼就胆大倔强，富有反抗精神。早在读小学时，她就敢于当面指出老师的错别
字，敢于为同学和姐妹伸张正义。她乐于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几乎每年都要家里做一件大衣，私下送给同学或亲友。她对佣人态度和善，从不要他们盛饭、洗衣，还经常给他们分送礼品。
1925年，郭纲琳15岁，毕业于句容县立女子小学，即节孝祠小学。在七叔郭定林支持下，和堂姐郭纲瑛同时考入无锡竞志女子中学。不久，因浙奉战争爆发，学校停办，她便辍学在家，补习英语。1926年9月，句容创办县立初级中学，郭纲琳成为该校第一批学生。在县立中学，郭纲琳喜欢听国共合作举行北伐的胜利消息。她常与要好的同学议论政局，讨论形势，排演进步戏，废寝忘食地阅读《新潮》、《新青年》及其它进步书刊，开始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
1927年3月的一天，北伐军第十七军路过句容县城，热闹非凡。郭纲琳走上街头，带领同学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的歌曲。一位北伐军的政治指导员，名叫上官芬，以国民党名义接管句容“县政”，发动了“反土豪”的斗争。在斗争中，郭纲琳挺起胸膛，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在北伐军到来的第二天，郭纲琳带头剪辫子，留上短发。她还动员家中姐妹们反束胸、缠脚，要努力读书上进，做新时代的新女性。当年她祖母过生日，照例合家要祝寿，郭纲琳讨厌繁琐的封建礼节，故意不回家。她还主演了话剧《炸弹》，宣传婚姻自主，向封建礼教开火。
同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也笼罩句容县城。上官芬躲到上海去了，省里派来了亲蒋派人物当县长，逃跑的土豪劣绅接着回来了……。这样，句容县立中学的政治气氛顿时沉闷起来。郭纲琳处于苦闷之中。这时，进步教师李少仙给郭纲琳等进步学生讲革命的道理，讲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介绍俄国的革命情况，才使郭纲琳精神重新振作起来。那时,
她特别愿意听李少仙的国文课，喜欢听他讲鲁迅的《呐喊》、邹容的《革命军》，借以鼓励自己。李少仙还专门给郭纲琳讲如何对待人生，如何认识和反看个家庭，劝勉郭纲琳“不可消极，往奋斗的道路上走。”郭纲琳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越来越厌恶这个腐朽的大家庭。她憎恨那种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寄生生活，鄙视那些家养娇妻又偷鸡摸狗的丑恶行为。她同情年轻的二嫂戴国琴。戴国琴15岁来到郭家，嫁给了性愚形丑的二哥郭纲信。郭纲琳先是反对这门亲事，后又教戴国琴识字、读书，启发她要做新女性，不当寄生虫，设法离开这个罪恶家庭，以结束这场婚姻悲剧。她更为八婶杨家庆的死而悲愤。杨家庆由父母包办婚姻到郭家，而八叔郭定相嫌妻子文化低，成亲当晚，抗婚出走，不久郁郁死于天津。年轻的杨家庆。虽有志读书，以求自立，但寡妇弱女，终因不堪内外压力——克夫之讥，在南京燕子矶投江自杀。这一幕幕的悲剧，更使郭纲琳看透了这个大家庭的丑恶本质。
大革命失败后，句容县立中学校方日趋反动。白话文被禁止了，李少仙被怀疑是共产党，师生们的进步活动被视为不轨行为。校方以“整饬风化”为名，采取措施阻挠进步师生之间和进步同学之间的一切活动。为抗议校方这种做法，郭纲琳和同学曾公开到李少仙处聚会。1928年5月，校方借故解聘了李少仙。
郭纲琳父亲得知女儿在校“越轨”，十分恼火，常以辍学要挟。于是郭纲琳决心离开家庭，外出求知，寻找出路。1928年暑假，郭纲琳考入南京鼓楼“五卅”公学。在南京，她目睹了蒋介石血腥统治的恐怖惨状，十分气愤。她常读具有革命倾向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创造》杂志，更激起了她的革命热忱。
1929年春，在七叔郭定林帮助下，郭纲琳到了上海，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高中部），1931年秋进入大学部。
（二）
中国公学是清末革命党人创办，后赖孙中山、黄兴扶持，得以发展。它在上海是所老学校，胡适、邵力子、熊克武等先后任过校长，但校内有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秘密活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贫苦人的地狱。郭纲琳目睹这个极不公道的社会，气愤极了。她常与进步同学在一起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咒骂国民党的腐败。在学校，她勤奋读书，积极探求革命真理，寻找革命道路。她加入了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会，读了大量苏联革命小说，如《母亲》、《毁灭》、《士敏土》等，深为书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所打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公学的爱国学生为抗日救亡，同校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校方竭力阻挠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利用旧学生会少数人，压制学生的抗日热忱。在校内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爱国学生掀起了罢课风潮，接管旧学生会，驱逐校长。当时还只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郭纲琳，在同寝室党团员的帮助、支持下，斗争积极勇敢。郭纲琳带头冲进校长室，当面质问反动的副校长潘公展：为什么不抗日？为什么不让我们成立抗日救国会？她又毅然猛敲校钟，集合同学召开大会，并登台演讲，痛斥反动政府将祖国锦绣河山奉送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同学们要坚决抗日，收复失地。郭纲琳键够有力的演说，震动了在场人们的心弦，激起他们的爱国热忱。经过郭纲琳和大家的努力，终于组织起中国公学学生抗日救国会。这时反动派竟无耻地指使一个反动的浙江青年，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妄图拉拢她放弃抗日斗争。郭纲琳不受诱惑，立即将信写上按语，加以公布，打击了反动派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破坏。经过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郭纲琳于1931年10～11月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郭纲琳在团组织的直接关怀下，得以更快地成长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郭纲琳连续三次参加了上海学生到南京进行请愿示威的活动。1931年12月，为声援北京大学同学在南京的示威斗争，上海学生第三次来到南京，与广州、天津、北平等三万多学生汇合一处，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示威。游行队伍经过外交部、中央党部，直奔国民政府。一路上，郭纲琳和同学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镇压抗日爱国运动”等口号，嗓子喊哑了也不停息。当示威队伍走到造谣诬蔑爱国学生的《中央日报》社时，学生们愤怒已极，定要砸烂《中央日报》社。郭纲琳冲上前去，一拳便砸碎了报社的玻璃橱窗。对于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蒋介石竟然命令反动警察和军队实行镇压，很多学生被推进了珍珠河，然后再用石头乱砸……。郭纲琳毫不畏惧，赤手空拳与军警搏斗，并抢救受伤和落水的同学。当时寒冬腊月，北风刺骨，她见一位落水同学冻得浑身发抖，便脱下棉旗袍披到那位同学身上。当晚组织上要郭纲琳立即回沪报告情况，发动更多学生前来支援，她便冒着危险冲出反动军警的包围，躲过多次搜查，到下关乘车返沪，顺利完成任务。然后她又赶回南京，投入战斗。第二天，国民党派大批警察、步兵和马队，包围了示威学生的住所——中央大学，把学生赶到大操场。国民党军队将领宋希濂骑着高头大马，训斥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蒋委员长命令你们立即离开南京，回学校去，谁不离开，‘格杀勿论’……。”他的话音刚落，郭纲琳和一群同学立即涌上去，包围了宋希濂，责问：“为了中华民族独立生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来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违什么法？犯什么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政府一声不吭，一枪不发，而对我们爱国学生出动了全副武装，‘格杀勿论’，你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东洋奴才？”问得宋希濂哑口无言。宋希濂恼羞成怒，竟指挥荷枪士兵两个架一个学生，押往下关车站强迫返沪。郭纲琳走在前头，借机向士兵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在她的带动下，被押学生在路上展开了宣传攻势，不少士兵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改变了凶恶的态度。
郭纲琳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表现十分突出。1931年底。就在她第三次上南京示威游行返校不久，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蒋仲牟通知她，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从此，她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寇占领东北后，接着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上海，于1932年1月28日挑起“淞沪战争”。郭纲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代表中国公学爱国学生参加了上海学联工作。当时，中国公学校舍因淞沪战争毁于炮火，很多学生无处安身。郭纲琳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被难同学会”，收容学生；募集寒衣，救济难民；夜以继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参加战地服务队，支援前线，干得热火朝天。不久，国民党卖国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协定》，第十九路军满怀悲愤被迫离开上海。郭纲琳听到这消息，异常气愤，彻底看透了国民党卖国的反动本质。
郭纲琳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她在上海当律师的大伯郭定森的不满，郭定森写信告诉郭纲琳的父亲，说她在上海“不安分”。郭纲琳的父亲得知后，十分恼火，当即写信威胁女儿。郭纲琳毫不犹豫，用红水笔给父亲写了回信说：“我再也耐不住读死书了！”表示坚决走革命的道路。
此后，郭纲琳完全失去了家庭经济上的接济，生活靠几个朋友的支援。1932年4月，党组织决定调郭纲琳到上海市法南区团委负责妇女工作。郭纲琳为拯救祖国的危亡，争取民族的独立，愉快服从党组织安排，放弃学业，投身革命。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同时解决生活困难，经组织允许，她到南市美亚绸厂任小职员，化名刘英，在厂里组织了左翼文研分会，广泛团结群众。在上海工厂建立文研分会，这还是第一个。
美亚绸厂多数是出身贫苦的女工、童工，厂里没有房子住，工人只得就近寄居。郭纲琳深入女工们的住所，为她们办起了女工夜校。教识字，讲革命道理。她揭露国民党借抗日为名进行航空募捐，搜刮民财买飞机，却到江西打红军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妇女为挽救祖国危亡和自身解放而斗争。为改善生活，增加工资，她多次组织工人罢工，还亲自带领女工夜晚到大街上书写标语，到电车上撒传单，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她在斗争中发展团员20多名，建立了团支部，形成了核心。而且，这些活动还扩展到手套厂、袜厂、纱厂。郭纲琳在开展工厂工作的同时，还常到泉樟中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中学等校发动学生，开展救亡活动，建立了团组织。又到上海环龙路社联举办的社会科学讲习班上活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工人、学生的觉悟，武装他们的头脑，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郭纲琳在实际斗争中汲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和斗争经验，很快成熟起来。她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战斗着、学习着，常常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学习党的文件。她生活极为简朴，夏天只有两件衣服，平日常以几个烧饼来充饥，省下的伙食费，支援其他同志。
1932年冬，郭纲琳与她的老同学、战友李伟（即章全、詹伟烈）结婚。不久，他俩一同调至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郭纲琳负责领导工厂支部工作。沪西区工厂多，工作任务繁重。白天工人们紧张劳动，工作难开展。郭纲琳常常是天未亮就在街灯下迎接上班工人，联系工作；晚上工人下班，她又在路旁等候，找工人谈心，了解情况，常常工作到深夜。整整一个严冬，她冒着寒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1933年春，郭纲琳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与团省委巡视员李丰平直接联系。在险恶的环境下，她机动灵活地将党的秘密指示和各种文件、以及生活费传递给李丰平，从未出现过差错。一次，她身带重要文件，走进一条弄堂，遇上特务搜查，她立即意识到要去的地下党机关正遭破坏，便闪进附近居民家，见门内只有两个小孩，便亲切地向孩子问明父母情况，告诉孩子她是“李姑妈”，把糖果分给孩子吃，趁机将文件藏起来。当特务搜查到这家时，郭纲琳神态自若，叫孩子们不要怕。特务以为她是孩子的母亲，一转身就走了。郭纲琳凭着机智终于化险为夷。
1933年5、6月间，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吴启章被捕。郭纲琳以团省委巡视员身份到无锡，任团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无锡、宜兴、江阴、常熟、苏州等地共青团工作。她化名张英，以表姐身份住在省立无锡中学一位女团员家中，为恢复和发展团的组织日夜奔波。她深入工厂，向童工们问寒问暖，鼓励工人与资本家斗争；她深入学校，向学生们推荐革命小说和鲁迅杂文，领导“反会考”的签名运动，引导陈云霞姐妹、华萼姐妹、顾秀芬、丁定英等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她深入群众中开展工作，甚至连老太太也被发动起来了。团员华萼母亲信佛教，经郭纲琳宣传鼓动，将抗日宣传品装进“朝山进香”的黄布袋里，散发在沪宁铁路线上。为纪念十月革命16周年，郭纲琳向团员们讲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布置了插红旗活动。会后，她亲自指挥了无锡县的团员插红旗活动，一夜间将红旗插到无锡县城楼和工厂区的电线杆上，使无锡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
为配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郭纲琳亲自刻写、油印和散发传单，并且找工人谈话，宣传反“围剿”的重大意义。为改善黄包车工人的地位，在她的鼓动下，无锡全城黄包车工人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要求减少车租的罢工斗争。这次斗争，影响很大，使无锡市内交通瘫痪了好几天，并影响到沪宁铁路。1933年底，共青团无锡县委被叛徒出卖而遭破坏，不少同志被捕。危急中，郭纲琳迅速通知已暴露的同志立即转移，布置未暴露的同志隐蔽起来。安排妥当后，她化装成新娘，由黄宝华护送，绕道南门乘火车，脱离了险境。
1934年初，郭纲琳调任上海闸北区团委书记。闸北团区委已两次遭到破坏，环境险恶，郭纲琳毫不畏惧，接受任务后积极投入战斗。她主持制订大昌德绸厂罢工计划和拟定宣传稿，并组织各大绸厂支援罢工，准备成立绸厂工会，开展募捐，组织纠察队等活动。1934年1月12日傍晚，郭纲琳来到上海海宁路祥麟里1338号亭子间郑子仪家开会，布置绸厂罢工事宜。不一会，一支探捕队闯了进来，把亭子间翻腾得乱七八糟，从一只皮箱里抄出了文件和书籍，随即恶狠狠地把郭纲琳等推上囚车。
（三）
郭纲琳被捕后化名郭英。第二天，敌人将她从工部局汇司捕房押解江苏省高级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当即收押审讯。郭纲琳沉着、坚定，据理驳斥法庭的审讯。当天的《大美晚报》报道说；“态度之从容，为从来犯人中所罕见，面容冷酷，时摇头发平静之冷语。推事询其是否加入共党，摇其首称：‘什么党不党，我不知道。’问以汝为共产党书记，答称：‘不知道。’语更冷淡，站立被告席中无半点忧色。总之，为一冷酷镇静资格老练之女性。”二分院是特别法庭，凡在租界被捕的政治犯，都要在这里公开审讯后，方可引渡。一个星期后，即1934年1月20日，法庭装模作样地进行了公开审讯。法官在问过郭纲琳姓名、年龄、籍贯之后，指责郭纲琳犯了“危害民国”、“破坏睦邻”罪。郭纲琳当即反驳：“谁丢了东北三千万同胞，谁丧失了东北三省土地，谁便是危害了民国。你们说这是我，还是你们国民党？谁侵犯了邻国的土地，谁抢劫了邻国的财产，谁奸淫了邻国的妇女，谁便是破坏了睦邻。你们说是我，还是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连串义正词严的责问，使法官们目瞪口呆目瞪口呆，在场听众鸦雀无声，无不投以钦佩的目光。有位外国记者报道说：“郭英——这位年轻的女孩子的眼睛
里有一种威严不可侵犯的光芒，比古代皇后还富于权力。那种光芒射向法官，法官失色；射向国民党那位可怜的官员，那位官员低头。结果弄得不是法庭在审讯犯人，好似犯人在裁判法庭。”公开审讯后，郭纲琳即被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不久又押至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郭纲琳被捕后，其父出于维护名门声望和父女之情，立即设法营救，国民党也乘机对郭纲琳加以诱惑。开始，郭父先托上海大中华饭店经理戴步祥（句容人，英巡捕房头目出身，捕房上下关系熟悉）；后又求律师秦待时，虽破费近千元，结果都因郭纲琳拒绝在国民党拟好的悔过书上签字而作罢。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就此罢休。在看守所里，敌人对郭纲琳进行百般诱惑和多次审讯，她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却又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把她关在哪里，她就战斗在哪里。一天，偶然遇到战友李丰平，相见之际非常惊异，从此便与难友一起巧妙地开展特殊形式的斗争，互通情报，鼓舞斗志。郭纲琳把嫂嫂、妹妹送来的食物和衣服，分送给病弱的难友们共同使用。还有一次，有位女同志受了严刑，流露出悲观情绪，郭纲琳亲切地吻着她说：“我们是革命的战友，要爱护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党性的纯洁。我们可以抛弃一切，决不能失去这个比生命更宝贵的政治贞操！敌人要枪杀我们的身体，这是无法抵抗的，但决不允许敌人枪杀我们的灵魂！”那位女同志听了十分感动地说：“我记住你的话，我的灵魂与你们在一起，与党在一起。”通过郭纲琳等一番努力，在阴森恐怖的看守所里，多数同志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乐观精神。难友们满怀信心，精心地用铜板在地上、墙上、铁床架子上磨制成各种形状，有的还刻上字，互相赠送，以表达自己的心愿和互相鼓励。郭纲琳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将两枚铜板细心地磨成两片铜心，镌刻上“健美”、“永是勇士”的字样，以表达她决不投降，永当无产阶级革命勇士的决心。在看守所，郭纲琳始终立场坚定，斗志昂扬，除了怒斥敌人，唾弃叛徒外，别无口供。最后敌人以郭纲琳犯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罪，判刑8年，于1934年5月押往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执行。
在模范监狱，一排十间平房里，关押着30多名女政治犯，有何葆珍（化名王芬芳）、帅孟奇、夏子栩、钱英（化名彭友姑）、熊天荆（化名田耕）、易纪均 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其他同志，郭纲琳与她们一起共同进行斗争。一次，一位难友因写了“救国何罪？判刑坐牢，想不通……”的家信，被敌人发觉而受拷打。郭纲琳便将写有“不要害怕，坚持斗争，大家支持你”的纸团从铁窗外掷进去，那
郭纲琳还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三次绝食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支持太平洋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牛兰夫妇的斗争。这两位国际友人要求无条件释放，反动当局不理，于是绝食两周。同狱的中共女同志为支持牛兰夫妇的斗争，集体宣布绝食。当时出于斗争策略，在支持牛兰夫妇绝食中提出的要求，即以抗议克扣囚粮，要求改善伙食作为主要条件。斗争到第四天，敌人以大米饭、红烧肉来诱发食欲，
动摇意志，妄图破坏这场斗争。敌人还威胁说：“谁不复食，就枪毙谁！”这时同志们虽已体力衰弱，站立不稳，但决不示弱。郭纲琳首先挺起身子，振作精神，炯炯目光怒视敌人，高呼：“不答应条件，决不复食，要枪毙一起枪毙吧！”接着同志们高喊起来。绝食斗争坚持了7天，最后敌人被迫答应条件。牛兰夫妇被送医院治疗，斗争取得一定胜利。监狱中，生活的艰苦令人难以置信。每天一角伍分的伙食费，经过层层克扣，只好吃烂菜霉米，加上大量的砂子、稗子和秕糠。面对这样艰苦的生活，郭纲琳不失望，不悲观，每天吃饭时，细心地将砂子、稗子炼出来晾干，积存起来做了一个枕头芯。有次她对难友们说：“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将枕头芯送到革命
纪念馆，让我们的同志和后代都知道，为了革命胜利，我们过的是怎样一种非人的生活；也让他们看到国民党的滔天罪行。每一粒砂子、稗子便是对敌人的一份仇恨。”
囚徒生活是难熬的。在痛苦的日子里，很多女同志便利用刺绣、打绒线来锤炼意志。她们绣出各种图案，以寄托深情。郭纲琳在一条手绢的左上角绣上五角星。右下角绣了英文“Long Live”（万岁）字样，以表达她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日夜思念之情；在一个枕头套上绣了一行刚劲有力的英文：“To struggle for
truth！”（为真理而斗争！）以表达她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坚定信念和为探求真
理而奋斗终身的决心。在另一枕套上，绣上了一只大雁，昂首展翅，旁边还加绣了“起来”两字。郭纲琳最喜欢大雁，她曾对难友说过：“雁是很高尚的鸟，它们是合群的、最有组织和守纪律的。”一只只大雁绣出了郭纲琳始终严守党的纪律及与难友们共同奋斗的决心。一件件的绣物是颂歌，也是利剑。敌人发现后害怕了，收走了所有人的针线。郭纲琳不屈服，找来一根细竹签将其磨尖，代替绣
花针，最后绣完大雁的双翅。
在狱中，郭纲琳努力学习。她常叫妹妹郭纲华带很多书来，还设法购进一些书，与难友们共同阅读、讨论，钻研哲学、经济学。她常说：“我们的理论基础太差了，对革命工作常常感到不能胜任”，“革命只凭忠心，只凭热忱是不够的，必须学会战胜万恶敌人的本领。”她在给哥哥的信中说：“让我能得着的时日，求些我愿求的知识，直到最后一日。”后来她发现狱中不禁止读外文书籍，高兴极了，便对难友说：“我们还可以读点马列的原著。”从此，狱中很多女同志开始学习外语，而郭纲琳在原来掌握英语的基础上，又学习日语，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的原著。她说：“读点书，杂念也消失了。”在关押期间，嫂嫂翟其英、妹妹郭纲华、同学张录春常来探望郭纲琳。嫂嫂盼她能早日出狱，曾劝她“悔过”。郭纲琳说：“你们如果要敌人在精神上枪毙我，我便不是你们的妹妹了，我是相信真理的人，我是热爱我们祖国的人……死，我是从来不怕的，人生总是要死一次的，但要死得有意义、有价值。”这番话对嫂嫂及在场的小妹郭纲华是极大的教育，她们不再劝说郭纲琳“悔过”了。但是,大哥郭纲伦得知如有两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保释即可出狱的消息后，便请南京文艺联社负责人李宗璜出面说情。李宗璜于是串连了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同狱方交涉，条件是要郭纲琳在出狱后放弃政治主张。郭纲伦写信给郭纲琳，希望她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郭纲琳在1935年9月26日回信说：“你要我做的，我是不能给你圆满的回答”，“我不能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中”，“我不能屈服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来遵从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坚定立场。后来郭纲琳的父亲又请伪国大代表、国民党中央民训部视察专员巫兰溪来劝郭纲琳悔过。巫兰溪以老师身份（在句容县立中学教过书）对郭纲琳说：“你父亲托我来看你”，“现在不少人都登报悔过了，出来了。你就出来算了。你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自行断送，又有谁会记得你呢？”她断然回答：“你叫我们抗日可以，
要叫我写什么东西，是不行的”，“革命者的青春是美好的，我早已将她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为了追求我的最崇高的理想，我可以献出青春和一切。我并不希望人们记起我、说起我，我只希望他们朝着自由幸福的道路上前进，朝着祖国独立的道路上前进！你们这些人类的废料是不可能理解我的心情，人民却会理解我今天斗争的意”。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玩弄两面派阴谋，公开答应“准备大赦”，暗地却将政治犯转到反省院，进行精神折磨。威胁说：“不自首，不转变，不要想获得自由！”1936年9月。郭纲琳与其他难友被押到首都反省院（南京燕子矶晓庄附近），编入乙班。在反省院，敌人对政治犯虽在物质方面改善了些，但在思想上进行大量的所谓政治感化和恶毒的精神折磨。规定每天早会要唱国民党的国歌，上午要上“三民主义”课和“马列主义批判”课，下午要写反省日记等。郭纲琳带头拒绝唱国民党的国歌，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并带头不上“三民主义”课。她说；“你们不是三民主义，而是杀民主义。你们根本没有实行什么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她发动难友们拒绝上“马列主义批判”课，她还借写反省日记的机会写传单、情报，以鼓励难友进行斗争。这一切打乱了反省院的秩序，气坏了院长，他们将郭纲琳关进了禁闭室。禁闭室大小不到两平方米，四面皆壁，只在门上开有一个二寸高、四寸宽的小窗孔，作为监视窗。室内空气不流通，阳光见不到，一天除三餐饭和一盆水外，再也接触不到人和事。在这里呆着，久而久之就会自瘫自亡。但是，郭纲琳却以非凡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与敌人展开斗争。她用破布蘸上牙膏和吃饭时省下的青菜，在牢房墙上写下了“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及抗日救国的口号；在禁闭室高唱《国际歌》、《少先队歌》及《苏武牧羊》等歌曲，以激励自己和鼓舞同志们继续斗争。很多难友也齐声高唱革命歌曲，支持、声援郭纲琳的斗争。最后郭纲琳以绝食来抗议，还用牢饭在禁闭室的门上一颗颗粘贴成“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十个大字。这次斗争后，国民党把郭纲琳看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准备将她送到别处关押。这时，郭纲琳的表妹张振华来到反省院，因她不知底细，还兴冲冲地对郭纲琳说：“琳姐，这里是关押的最后阶段了吧！你只要认个错，就会被释放的。”郭纲琳十分严肃地对张振华说：“错误？！我有什么错误？我没有错，更没有罪。振华，我不能为了贪生违背良心。我要坚持真理，挽救祖国。我为此视死如归，愿为真理献出我的生命……。”最后，又鼓励张振华说：“你要做一个坚强、勇敢、无私无畏、有益于人民的人，以不负姐妹之情。”这坚定而热忱的言词，深深地教育了张振华。
正因为郭纲琳斗争坚决，不久，敌人便将她作为重点惩处对象，押回了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1937年7月1日凌晨，郭纲琳被押回有名的杀人魔王谷正伦那里，立即关进了“甲所十一号”。这号子是关押判过死刑即将执行的犯人的地方，所以难友们称其为“等死台”。郭纲琳来到这里，自知敌人要对她下毒手，斗争更为坚决。看守所所长姚儒栋、中校法官李华龙均亲自出马，软硬兼施，妄图让郭纲琳屈服。郭纲琳借机与敌人周旋，对秃头所长说：“你要我不闹可以，但你得拿钱请客。”故意用这种办法来戏弄所长。那所长忙说无钱请客，郭纲琳便毫不留情地讥讽说：“谁不知道你最有钱！你暗害人命，邀功请赏；你虚报名额，克扣囚食；你贪污受贿，重利盘剥，亏你还装穷！”接着，她还嘲笑所长说：“乔头，秃头，你是芋头！”对法官也嘲笑说：“李华龙，李华龙！你不是一条活（华）龙，你是条死龙。”敌人被嘲弄得恼羞成怒，就用皮鞭抽打她。她怒视敌人，愤恨地说：“你们打我干什么，何必这么凶？有本事，打日本鬼子去！”敌人用竹管套在她嘴上，不让她说话。可是郭纲琳仍然艰难地高唱：“同志们奋斗，革命的路，是一块块鲜血拼筑起来……”、“曙光在前头，冲上前去，同志们奋斗！”后来，敌人恶狠狠地用铁扛子压，她昏过去了，敌人又用冷水浇，她醒来仍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无耻的敌人竟用烂菜、大粪来堵她的嘴，郭纲琳一阵呕吐之后，仍然大骂敌人“混帐、混帐”。
这次受刑回室后，郭纲琳用鲜血在墙上写下了“立场坚定，为革命而牺牲！拥护真理，为真理而流血”等闪闪发光的大字。敌人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都没有使郭纲琳屈服，最后竟将她吊在男厕所来侮辱她。但她仍然宁死不屈，编唱“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雨花台、雨花台，从此不到人间来。”郭纲琳的英勇斗争精神，深深为难友们钦佩，鼓励着他们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争取“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积极营救被捕的同志。蒋介石虽表面答应，暗地里却对政治犯严密封锁有关“西安事变”、国共合作等消息，并趁机处决一批政治犯。“七七事变”后，敌人还对郭纲琳进行诱骗，派了中央党部一个姓游的代表来找郭纲琳谈话说：“共产党投降了，你们还不投降？！”郭纲琳立即驳斥说：“只有向帝国主义投降的国民党，没有向国民党投降的共产党。你们吃饱饭没有事做，又觉得自己灭亡不远，无妨天天多向自己说投降、投降，念惯了将来做起来更熟练。”敌人见诱骗无效，只好拷打，甚至用了陪绑、假枪毙和灭绝人性的电刑来威胁，妄图叫郭纲琳在悔过书上签名，在自首表上按指纹。敌人的无休止酷刑，虽使郭纲琳身心受到很大摧残，神经也受了刺激，全身都浮肿了，但她意志越来越坚强，斗争从未停息，并高唱《囚徒之歌》：
磨砺呀，锻炼！
1937年初秋的一天，敌人将郭纲琳押到南京雨花台。临刑前敌人问郭纲琳还有什么话说，郭纲琳听后大笑，并高唱着《国际歌》来回答敌人。法官忙问：“快要死了，还高兴什么？”郭纲琳又大笑一阵说：“你们整整关了我四年，花了你们不少心机，你们什么也没有得着，可见你们是失败了。而我不过瘦了些肉，我骨头还硬朗朗地存在，我的声音还响亮地存在。你们是用了一个党，一个政府，用了许多军队、许多警察、许多特务加上有监狱、有酷刑，我却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我凭了真理，凭了对人民的忠贞，凭了党给我的教育，我将你们费了不少狗气力想出来的一切阴谋诡计打得粉碎，可见我是胜利了。胜利者是应当喜欢的，是应当高声大笑的……你们一定会被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一定要胜利！”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郭纲琳同志倒在血泊之中。烈士的遗骨散失在雨花台下。郭纲琳烈士以她勇敢战斗的一生，证实了她不愧于“永是勇士”的光荣称号。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的一生可以燃烧，也可以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郭纲琳的一生是燃烧着的一生，以她熊熊的革命火焰照亮着共产主 义的远大前程，引导青年一代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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