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的确，“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的意义在于：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人才建设，促进了经济繁荣，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国际地位。如今，我们的祖国愈来愈强盛，离不开这些星光璀璨的“两弹一星”功勋的巨大贡献。

在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由衷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横刀立马、浴血奋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军事家们，同时，我们又怎能忘记那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尽才智付出一生的科技界精英?!正是因为他们前仆后继的努力与付出，中国的国防力量才日益强大，保障着我们能在自己的国土里安居乐业，能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骄傲地挺起胸膛。

早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这个特殊军功章，集中凸现了这些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身上那闪光无比的“爱国”和“奉献”的优秀品质——无论是他们当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的选择，还是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无私奉献隐姓埋名数十年的坚定，都那么难能可贵!这个特殊军功章，也集中凸现了伟大的“两弹一星”事业所孕育出的“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对此朱光亚曾阐述得非常深刻：“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和品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事业的根本基点，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意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是我们事业的时代特征，是一种优良的作风和传统。”对于这些科学功臣的浴血奉献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30日召开的“科技三会”中给予了十分的肯定和褒扬：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的确，“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的意义在于：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人才建设，促进了经济繁荣，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国际地位。如今，我们的祖国愈来愈强盛，离不开这些星光璀璨的“两弹一星”功勋的巨大贡献。为了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能学习和汲取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锐意创新、发奋图强、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淡泊名利、戒浮戒躁的崇高品质，培养和树立献身科学事业和祖国富强、谋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理想，本刊谨以此文献上“八一”追思，以表达对这些国防科技功臣的崇高敬意!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卓越功勋!

钱学森：一心向党的中国航天之父

1955年10月28日，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左一)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前来迎接。

钱学森，191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报效祖国了。”此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盛誉。为了笼络他们，美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十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眼前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航班离开美国。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美国司法部签署逮捕令将他关押起来。但他一面继续科学研究，一面坚持斗争，伺机回国。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于是，他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寄出去。

陈叔通接信当天就把它送交周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与美方就此进行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并无奈地允许其回国。

1955年秋末，历经磨难钱学森终于回国。翌日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激动地仰望着天安门和五星红旗。随即组织上安排他去东北参观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建国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他亲身感受到了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强大力量，更坚定了报效祖国的信念。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他荣任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1960年，他具体领导我国成功研制了第一枚导弹。之后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核导弹。1968年，他又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负责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并于1970年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美国时他虽不是党员却因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可回国后的亲身经历，却使他产生了真正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1958年初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他成为预备党员，并于同年11月12日转正。这天他心潮澎湃彻夜难眠。从此，他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国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愧为人类智慧的源泉!”

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却偏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为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照顾他们。聂荣臻还专门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碗红烧肉。不料平时和颜悦色的他严肃批评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他还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钱学森一生获得荣誉无数，但最看重的是“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表彰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他应邀发表讲话，说：“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他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发展沙产业的思想：“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1994年、2001年分获何梁何利基金奖、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都是100万港元。支票还没拿到手他就让秘书代写委托书捐给沙漠治理事业。他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始终“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还一直牵挂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将从美国的大学教育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等思索一一交谈给同事，奉献给社会，显示了人民科学家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光亚：“立德立功”的杰出战略科学家

1966年10月，核导弹试验成功后朱光亚(右一)与聂荣臻亲切交谈。

1964年深秋核爆的那个夜晚，一向作风严谨的他，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从未有过的兴奋溢于言表，潸然泪下。多少年的不懈坚持，终于成功了!他，就是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朱光亚，他用聪慧和执着谱写出新中国血脉中最顽强的力量。朱光亚，1924年2月生于湖北武汉。

1938年，时局动荡不安，辗转多地赴重庆读书的他，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今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在重庆南开中学受数理化老师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1942年夏，他顺利进入西南联大。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6年，吴大猷教授赴美国研究、讲学时可带两名研究生随行便选了李政道与朱光亚。同年深秋，朱光亚与华罗庚、李政道一起从上海出发赴美留学，学习研究美国的核物理技术。但此次赴美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追梦之旅很坎坷，但他说，坚持就好!他们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碰面，曾的一席话：“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使他们恍然大悟，但这更加坚定了他们学习核物理的信念。他遂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的学习与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说：“只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得以实现。”他积极组织各种爱国活动，密切关注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的1950年初，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和待遇，投身到新中国的创业热潮中。归国途中与51名爱国留美同学联名写下《致美国留学同学的公开信》，呼吁大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岁月里，他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每次人生选择中都把祖国需要放在首位。1952年，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优秀教师，他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英文翻译，奔赴朝鲜战场参加艰苦激烈的停战谈判。50年代末，面对某些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他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毅然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之中，从此隐姓埋名、忘我工作，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工程技术总负责人，朱光亚始终战斗在最前沿，潜心致力于我国原子弹、氢弹的技术突破。1959年起，他参与领导和组织了核武器的研究、设计、试验与制造工作;1964年至1966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1967年6月，他参与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1969年9月，他参与组织指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后，他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和发展工作，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为和平利用原子能，他组织指导了中国首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他极重视实践，对于工程重大问题总是深入实际，事必躬亲;他特别强调严肃、严格和严密的“三严”作风;他对工程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极为精细，精益求精、周到细致;每到关键时刻，他敢于负责，决策果断，而且有科学严谨的管理办法。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工程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大系统工程，汇集了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工程科技人员，他精心组织大家团结奋斗，协同攻关，使这支科技大军整体效率很高，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发挥得特别好，创造了核武器工程科技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他更是一位优秀的战略科学家。他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具有远见卓识，勇于开拓创新，始终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战略思维、战略谋划和战略管理。他总是善于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紧跟时代步伐，瞄准国际前沿，思考和研究宏观性、前瞻性的战略问题，我国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大问题，适时向中央提出咨询建议并积极参与战略决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他特别重视“顶层设计”，高瞻远瞩，精心谋略，因而能够高屋建瓴，超前部署，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他组织领导了新时期历次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发展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加了新中国历次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年)》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召集人之一;他参与组织领导了国家“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参与指导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为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殚精竭虑、建言献策，立下不朽功勋。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都称赞他有“立德立功”之优秀品格。这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现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逝世，享年87岁。

郭永怀：用生命守护核机密的空气动力学家

有这样一位中国力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动力研究的开拓者，不仅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而且为“两弹一星”伟大事业过早地献出宝贵生命。在突发危及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着国家绝密文件资料完好无损。他就是令所有国人难以忘怀和肃然起敬的郭永怀。

郭永怀，1909年4月生于山东荣成。他在抗日烽火中出国留学，目睹日军的飞机在头顶横行，决心选择对航空起决定作用的空气动力学专业，将来服务于祖国的国防事业。1945年，他凭借有关跨音速流动的高难课题取得博士学位后，选择到空气动力学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但他声明“只是暂时服务”，将来有一天还要回到中国。

郭永怀研究的学科经常能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方让他填写的一张表上有项内容便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若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他毫不犹豫地填了“否”。尽管他在学术上受到重重限制，却时时关心新技术的发展，记在本子上或装入脑海里。

1950年，钱学森启程回国，被美国当局扣押，之后郭永怀的行动也受到限制，连去英国讲学都不获准。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以自由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终于辗转回国。这一切使郭永怀更坚定了回国决心。为避免美方以掌握重要资料为由继续阻挠他回国，他不惜烧掉十几年来写成的珍贵手稿。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职位已很不错了，为何总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他越火：“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1956年秋，他如愿携全家回到祖国，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郭永怀对学生倾囊相授。

经钱学森推荐，郭永怀任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尽管他身体瘦弱，但工作起来却精力过人。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中的他立即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促成了力学所与清华大学合办研究班，自任班主任与主讲人，培养了中国国防业未来的人才库。二是参加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这意味着中国的力学研究有可能在未来12年内迅速发展到现代化阶段。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他全力以赴地投入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他从不午休，星期天和节假日从不休息，早出晚归，埋头书案，彻底放弃了原先的几样爱好，仅视工作为最大和唯一乐趣。1960年，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刚刚起步，苏联便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从头摸索，任命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一支特殊队伍，钱学森再次向党中央推荐了郭永怀。同年，他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他组织大家对核武器的结构力学、结构强度、压力分布等进行具体研究和计算;并指导大家进行核装置的静态力学研究和试验。

他与几乎同时调入二机部九所担任技术领导的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形成了我国核武器研制领域最初的三大支柱，分别主管设计研究、实验研究、理论研究。

他的生活随之进入半地下状态，甚至连妻子都不知他在干啥。上午他秘密进入九院进行核武器研发，下午则以力学所副所长的身份进行力学研究。为保密其司机从未换过。1963年，英美苏联合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意图限制中国的核研究。为加快中国核武器研究步伐，党中央抽调大批科研人员前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究基地。他随同迁往这一各方面条件极差之地。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由于频繁往来于北京和青海基地，身体无法适应，他的健康状况严重受损。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高原、在核试验场新疆罗布泊，他担任场外试验委员，他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开展试验，在气候环境十分恶劣的戈壁、高原，与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喝苦水、住帐篷，风餐露宿。他经常奔波于北京、青海和罗布泊之间，听取汇报、指导科研，深入科室、车间，亲临试验现场，对一些关键问题开展技术讨论。从课题设置、方案制定、装置建立、实验落实、结果分析等，一一亲自过问。他仍关注和倡导力学新兴领域的研究工作;参与领导火箭氢氧发动机和地空导弹的研制、有关物理工程的筹备、领导人造卫星设计院、空气动力研究院的筹建、指导重大工程防护的科研等工作。生活上其简朴出了名，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竟一直使用到牺牲。

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1964年10月16日首颗原子弹装置试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首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首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他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他太累了。

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了一组重要数据，急于回京研究便搭乘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首都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玉米地，瞬间腾起一团火球……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才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他想到的却是用身体保护国家秘密安全、完好!他壮烈牺牲，享年59岁。12月25日，郭永怀被国家授予烈士称号。

姚桐斌：“文革”中陨落的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鞠躬尽瘁杰出的科学家、世界范围内顶尖的冶金学家。没有他，中国无法造出火箭外壳;没有他，中国第一颗卫星无法发射。他就是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

1922年，姚桐斌生于江苏无锡黄土塘镇。虽然家境贫寒却天资聪颖，194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矿冶系。1946年在考生云集、角逐激烈的公费留学考试中，又以第一名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师从声名显赫的冶金教授弗·康德西。

初到英国，国民党政府却终止了对他的学费供应。为省钱他搬到一家屋顶小房居住，一日三餐都是面包加白水。在如此艰难境况下，1951年底他获得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学博士学位，1953年再获伦敦帝国科技学院DIC学位。对于攻读两个博士学位，他的初衷只有一个：祖国贫穷落后，想多学一些科技知识奉献给祖国。

在英国本可以过上好生活的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依旧是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和同志们发回电报向毛主席致敬。祖国给他们寄去了报纸、杂志、影片等，他们就在华侨和英国群众中进行宣传，扩大新中国的影响。他先后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的总务干事、刊物编辑、秘书、主席等职。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到英国许多地方作报告，赞颂中国正义之举，斥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进行募捐。他的爱国行动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英国特务对他横加迫害，指控他“破坏皇家法律”“进行颠覆”并吊销其护照。1953年，他只得离开英国，在驻外使馆的指示下转移到西德继续为党工作。经过艰苦斗争的锻炼，他的革命人生观日益坚定，并向驻瑞士使馆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他不顾众人反对毅然申请回国，却被英国国防部约去“谈话”，并被冠以“掌握国家机密”名义不准回国。

当时，世界最负盛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听闻此事，邀请姚桐斌前往德国，在慕尼黑大学的研究所工作。在此他仅用了3个月就熟练掌握了德语。他在金属液体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德国亚琛大学的教授弗格博称赞道：“桐斌有着阳光般的魅力，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也都钦佩他的学识。”

1955年，周总理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使馆党组织向周总理请示了有关问题，周总理指示可以酌情发展在国外工作的同志入党。党组织根据姚桐斌几年来接受的严峻考验，决定吸收他入党。

1956年9月，他在瑞士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再次申请回国。然而，联邦德国发现他的共产党身份后，强力阻拦他的回国计划。周总理得知此情，甚至亲自与德国交涉，做了许多妥协与交换后，专门将姚桐斌接回国。

在德国做研究员时他月薪3000马克，回国后每月只能拿到230元人民币，但他毫不介意，他说：“我回来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而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的建设。因此，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工作，为我国运载火箭和卫星上天贡献一份力量。”

回国后他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不久便担任材料研究室主任，在一线岗位做研究。这是一个只有几十个年轻人的小单位。材料研究室1961年初发展为703材料工艺研究所，他作为该所所长，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呕心沥血，为我国航天材料工艺研究的创立、成长及壮大，做出很大贡献。在他的才华推动下，703研究所很快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实力超强的研究机构。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水准很低，有一种耐高温的钎焊合金材料，即使在中苏关系最密切期苏联也对我们严格保密其成分和工艺。因此在中苏反目后这种材料的研制一时成为我国航天发展的“拦路虎”。而在举国求助无门时，姚桐斌仅凭一人之力就确定了这种材料的成分及比例、两月内就生产出了钎焊合金。

而这只是他众多贡献的冰山一角，他任航天部703所所长后，牵头开展了500多个研究课题，几乎每个课题都填补了我国空白，很多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储备，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它的成果也转化为民用商品，为我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本人的航天材料与工艺的科研成果至今仍沿用在航天飞行中。

为让研究人员接触英文论文，他还在研究所内开设英语学习班，初级、中级、高级3个班一起开，一时形成争学英语热潮。但此事却成了落在坏人手上的把柄。更令人痛惜的是，“文革”期间，正值壮年的他被人肆意凌辱，殴打致死。时年仅46岁。

惨案发生后，周总理极为震怒，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一定要查明凶手，严肃处理。随即挥笔写下一批科学家的名字，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上百位科学家因此而被保护下来。他们至今还念念不忘，是同事姚桐斌以生命为代价，才让他们免遭厄运。直到拨乱反正的197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并于3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这天，正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

令人深思的是，“文革”后，我国某型号火箭因发动机材料不过关，试验屡屡失败。过了很多年后，科研人员终于根据国外期刊的一篇法语论文，解决了发动机材料的问题。而让他们感慨的是，论文作者栏中赫然写着：“姚桐斌”!他曾在给年轻人的信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当年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成之后回去报效祖国，别看现在中国比较落后，将来一定会强盛起来的。”

邓稼先：舍身为国“失踪”28年

为了祖国的富强，他默默无闻隐姓埋名28年，壮丽的蘑菇云最终见证了他的伟大，从此中国人民在国际上有了发言权，而他却因核辐射过早耗尽自己的生命。令人感动的是，去世前他仍坚持工作，始终心系祖国的国防事业。他就是我国核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到祖国;他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1947年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1948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因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仅26岁，人称“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刚9天就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10月，他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他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他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他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终止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任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他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虽条件艰苦但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时，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个问题。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直接领导并参与投入对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按照“邓、于方案”最终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2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故障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待他回京后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但他仍坚持回到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他最后离开罗布泊回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因受到核辐射而身患直肠癌。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妻子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邓小平说，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邓稼先作为“两弹元勋”由于功勋卓著得过许多大奖，在世时很多人问他，搞“两弹”得了多少奖金，他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5月，在他病危期间远在美国的挚友杨振宁赶回来到医院看望他时也问及，他轻描淡写地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足见，他为了新中国的“大炮仗”立下不世奇功，发多少奖金都不为过。但他是为事业而活的，奖金在他眼里不过是身外之物。7月29日，身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的他因全身大出血病逝，享年62岁。他临终前仍牵挂如何努力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钱三强：结缘、引爆原子弹的“中国原子能之父”

钱三强，1913年10月生于浙江绍兴。原籍湖州。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总设计师。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

1937年到1948年，他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由一个青年大学生成长为科学家。这11年也奠定了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基础。他的导师约里奥是法国共产党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全法地下抵抗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的一天，他得到一本《西行漫记》。通过此书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敬仰。

1945年4月他被派往英国考察学习核乳胶技术。临行前，中共旅法支部成员孟雨约见他并说：“你到伦敦后可去见一位中国海员，他叫陈天声，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他遵命专程拜访了陈。陈见他是旅法支部介绍来的朋友，十分信任。在叙谈后约他翌日去看望祖国来的同志。次日在一家旅馆里他见到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详尽描述过的传奇式英雄、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发。邓发很关心他的进步，在询问了他的学习、工作和思想情况后彻夜长谈。并指着自己身上穿的毛衣说：“这就是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产物。”还启发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把科学才华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分别时他从邓发那里得到一份用延安《解放日报》剪贴成册的毛泽东著作《论联合政府》。

党组织的信任，毛泽东著作的指引，使钱三强的思想向着一个新的高度飞跃。从伦敦回到巴黎不久，他在旅法支部领导下参加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旅法势力的斗争。

1948年4月，新任中共欧洲委员会书记的刘宁一约他在卢森堡公园见面。在分析了国内解放战争形势后暗示他：你回去以后，到北方的一所大学任教。遵照这一指示，他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并兼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次年3月他又任所长。事业初创，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极其简陋。国内根本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及相应的工业基础，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做实验用的仪器设备。面对困难，他与王淦昌、彭桓武依靠和团结当时为数不多的科学工作者，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精神，群策群力，先研制有关仪器设备，后开展科研工作。他们还到北京、上海的旧货市场寻找一切可用的旧五金器材、旧电子元器件，为科研服务。在他领导组织下，近代物理所只用5年时间便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后来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在全身心致力发展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同时，他也于1954年1月26日从党的“知心朋友”成长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郭沫若院长得知他入党的喜讯后非常兴奋，欣然为他书写了一段马克思名言以示祝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些不畏劳苦，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钱三强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他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他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重要贡献。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忠心爱国”的科技大本营。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试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

为了研究一种扩散分离膜，由钱三强领导成立了攻关小组，经过4年的努力研究成功，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4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同时成功地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成功地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

在原子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中，浸透了钱三强的智慧与心血。他不仅为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培养我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但仍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6月28日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

陈能宽：尽现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科学家

1988年，陈能宽查阅资料。

陈能宽，1923年生于湖南省慈利县。是一位金属物理学家、爆轰物理学家。1942年，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短短3年时间他便获该大学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想要报效祖国之际，因抗美援朝被迫滞留美国，拳拳爱国之心只能暂时埋在心中。在美国工作的几年间他很快成长为小有成就的年轻科学家，但内心报效祖国的渴望与日俱增。

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使陈能宽一家人重燃回国的希望。面对美国的同事、朋友对自己渴望回国的不解，他回答道：“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啊。”

在思想境界、学术水平正要接近成熟时他却接到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为院)，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我国核武器研究白手起家，各方面研究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苏联，他们在巨大压力下受令。塞外风沙弥漫，科技人员克服一切困难，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经常亲临一线组织实验。历经两年多、数以千次的试验后终于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和实验问题。他和这帮年轻人最短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1963年，他被任命为实验部主任和“冷试验”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爆轰物理、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炸药部件和核材料部件研制等任务。他和大批科研人员响应国家号召，从长城脚下转战青海高原、塞外荒漠，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付出了难以言尽的艰辛努力。多年的科学积累和刻苦钻研，使他们很快进入了爆轰物理的前沿，并逐步开拓了中国的爆轰物理专业。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在化工技术、聚合爆轰设计技术、“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和相应实验测试技术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4年2月，他被任命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这是对他的科研业绩和管理能力的充分认可，同时，也在他的肩上压上了更重的担子。当年的6月6日，他带队进行了预定计划的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成功解决了核试验前一系列内爆物理学与相关的材料与工程问题，为我国首次核试验铺平了道路。紧接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带队向氢弹研制冲刺。数年艰苦奋战，与理论设计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将关键问题和工程科学问题逐一解决。1967年6月17日，中国人自力更生研制设计制造的氢弹试验成功。

核武器研制，既是工程规模的物理研究，也是物理深度的工程开发。如何将核试验获得的科学成果转化为手中的武器，是艰苦历程中最鲜为人知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陈能宽就和王淦昌共同进行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的探索，开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的研究。经过10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验，他带领一大批工程师与电子学家，摸索出一整套冷实验的物理思想、方法、技术途径以及工作制度，对我国的武器定型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核导弹从近程、中程一直延伸到洲际，都采用这种方法来获取定型数据，既确保了沿线居民的绝对安全，又节约了大量的国家资金。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不再负责武器型号的爆轰物理实验，分管基础研究等工作。他从另一个层面深入思考核武器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并深切感受到：我国科技人员在“两弹一星”积累的科学基础上，已经建立了高技术发展的基本条件。面对世界高技术的竞争与挑战，凭借敏锐的学术感知，20世纪80年代初，他再次抓住科技发展的脉搏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的前期论证工作，并直接参加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纲要的论证起草。

1986年7月，他被任命为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次年2月，64岁的他任国家863-410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他大力倡导在“两弹”研制工作中形成的技术民主、自力更生、协同创新的优良作风。在原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下，他以“多做少说、多做不说”的工作作风，将全国各优势单位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协同攻关，组织专家进行了大量跟踪、调研、动态分析、评估等工作，以及“863”计划有关领域的起草、制订和实施工作，为中国强激光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由他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他因多次成功领导核武器重大试验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85年，他因在“原子弹突破与武器化”和“氢弹突破与武器化”两项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和邓稼先一起，作为整个核武器集体的光荣代表，领取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对于我国核武器事业的成功，陈能宽常提到不能忽视“攻关人员的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是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是因任务而结合的一群人，“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草原、在山沟、在戈壁滩。即使在城市，也过着淡泊明志、为国分忧的研究生活”，这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状态。当生活归于宁静后他仍不能忘却激情燃烧奉献于祖国核事业岁月的那种澎湃。1992年冬，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召开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受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学家的推举，写下了这样的词句：“许身为国最难忘，神剑化成玉帛酒，共创富强”。2016年5月27日，陈能宽逝世，享年94岁。

王淦昌： “愿以身许国”的核物理学家

5月生于江苏省常熟县。1920年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物理系。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实验物理研究道路。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和当时政府软弱无能的亲历，逐渐使他成熟起来。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北平多所高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上街游行却遭反动政府大屠杀，游行队伍中的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学惨遭杀戮，深感义愤填膺。他找叶企孙倾诉时承蒙启迪：“归根结底是因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若我们像汉朝、唐朝那样先进强大，谁敢欺侮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师言有如醍醐灌顶。他发奋学习，不再是为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拯救中华民族。他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聪颖、勤奋刻苦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决定回国。有的教授想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他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留学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回国后他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战乱中在浙大教书14年。1950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6年被派至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先任高级研究员、后任副所长。1959年他在苏联的研究中，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援助中国的协定。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搞核工作。1961年 4月 1日，王淦昌奉命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他毫不犹豫表态：“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毅然放弃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一个全新领域秘密研制核武器，开始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对此，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当时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他和郭永怀走遍靶场的每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他告别家人，开创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他坚持深入到車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身为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及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试爆前，已57岁的他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 10月 16日成功爆炸时他流出激动的热泪。1967年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里也有他的心血。

1969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先后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为此，人们称他为 “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核大国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正值“文革”，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的帽子……青海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对此他着急地白天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又到职工宿舍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参加科研生产。他不顾条件恶劣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以赤诚奇迹般地化解了对立情绪，共同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精诚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核武器研制是一项涉及众多学科、庞大复杂的科学工程。渊博专业知识、丰富基础研究经验和深刻洞察力，使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勾画研制工作的顶层设计，抓住研制核武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学科问题和关键技术，把复杂的系统问题进行分解，列出各个子课题，区分轻重缓急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他随时了解并总结大家的研究结果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分析调整，使两弹研制在选择阶段目标和技术途径上没有走大弯路，进度很快。当时实验条件差，设备仪器都很缺乏。为诊断内爆过程他首先提出并和大家一起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脉冲X光机和相应的诊断探测设备，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两弹突破起到重要作用，开拓了核武器物理实验研究的新领域。继续勇攀高峰求新创造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6兆伏油介质脉冲X光机，在20世纪80年代又研制出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10兆电子伏、29兆电子伏的大型加速器等。

1978年，他被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积极推进中国核科学的发展，倡导我国相继建设了秦山和大亚湾核电站。

为了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于1986年 3月2日，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天后，邓小平在上面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很快制定出我国高技术发展的 “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8年6月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称号。1998年12月 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愿以身许国!”

吴自良：攻克原子弹核心技术的冶金学家

吴自良，1917年12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和工程师。1943年，学习航空技术出身的他联系去美国深造，改行在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并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然而也正是这一特殊经历助推他回国后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冲刺。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舍弃优厚的科研待遇于1950年底辗转回国。1951年任北方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所(后为上海冶金所)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54年，他领导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研制任务，获得奖励。20世纪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

1960年，中苏关系趋于冷淡，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面临重重难题。研制铀分离膜——提炼浓缩铀的“心脏”，即是其中之一。要造原子弹，首先必须得到足够浓度的铀-235，而“甲种分离膜”正是提炼浓缩铀的核心元件。当时，只有美、苏、英三国掌握这项技术，这些国家均把“甲种分离膜”列为国家绝密。于是，毛泽东亲自布置研制任务，北京原子核所、复旦大学、沈阳金属所和上海冶金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聚到了一起，为这一关系民族命运的科研同心协力联合攻关。

吴自良牵头领任务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指示：“有人预言没有外援，中国的核工业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更不用说造原子弹了。这其中的关键技术是制造用来生产浓缩铀-235的分离元件。”想到当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的轰动，现在有机会为制造自己国家的核燃料和原子弹出力，吴自良感到无比光荣。他放下筹备已久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国家指定的新尖端科技会战之中。

随即，在冶金所，50多名专家组成了第十研究室，吴自良兼任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集中承担起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 攻关任务。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吃住皆差，连春节、国庆都难见荤腥。他深感内疚。然而，谁也顾不上这点。虽然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但在他的领导下，大家二话不说克服困难，信心百倍地只顾埋头艰苦探索和反复试验。1963年，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上海特地来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二机部也月月来人表示了急切的关注。终于，在1963年底，冶金所满怀喜悦地报告说：核心技术被攻克，能在中等规模的工厂批量生产，造价仅为原来估算的黄金价格的1%!1964年，该项研究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在3年多攻坚克难的时间里，吴自良基本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实验室，每天检查各组的进展，随时解决各种问题。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过年过节也不休息。不言而喻，他在分离铀-235同位素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的消息传来后，已着手新研究的吴自良激动万分，无比兴奋自豪。那遥远的特殊礼炮声里，有着一份中国人的自豪与一位科学家的幸福。虽然这自豪与幸福他无从对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说起。

他一向对待科研非常严谨，一丝不苟。课题组曾将一种很经典的材料物理研究方法用于当时刚刚发现、非常热门的高温超导体的微结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实验结果，想马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却不着急草率地推出，而是找课题人员反复讨論，从实验装置到实验结果，从结果分析到提出物理模型并得出最终结论，先后改了五六稿，谨慎认真地这样斟酌几个月后，最终由他亲自执笔定稿，和那份初稿对比分明已面目全非。结果，这篇论文1989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很快获得国际同行的关注，至今还保持着相当高的单篇论文引用率。

吴自良虽然属蛇，但他离马年只差20余天。因此，他常说：“我更愿意自己属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确如此。晚年他还于1988年转向投入到研究高温超导体YBCO中的氧扩散机制中并取得研究成果。就算躺倒在病榻上仍不停地想着实验室里的事儿。住院期间，只要学生去看望他就会拉住学生讨论科学问题，要求提供文献资料，希望组织人员继续科研，总结整理一段时间来的研究成果，尽管已虚弱到非熟悉亲近的人难以完全听懂他的话。

2008年5月24日，吴自良在上海病逝，享年91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吊唁信中这样写道：“吴自良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物理冶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在一生的科研实践中，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脉博和国家的重大需求，不断深入拓展本领域的科技前沿，取得了一系列原始创新理论成果和重大自主技术创新成就。”这是对吴自良一生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

陈芳允：“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的无线电电子专家

陈芳允，1916年4月生于浙江省台州市。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命运紧联在一起。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中学时就立志要用知识报效祖国。1931年毕业于黄岩县立中学初中部，后进上海浦东中学就读。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抗战爆发前夕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主义运动。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肆意蹂躏，他感到莫大屈辱，由此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 ”的真理，从而更加坚定了要做一个爱国者，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理想抱负。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赴英国科索无线电厂研究室从事电视和船用雷达研究，参与世界上第一部海用雷达的设计，他的聪明才智博得英国专家的高度评价并高薪挽留他，但他婉言谢绝，于1948年毅然归国。目睹国民党挑起内战他甚为愤慨。不愿为国民党打内战出力，拒绝在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担任要职便辞职同妻儿回到黄岩老家。后在台州临海籍著名科学家冯德培邀请下在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搞技术来养家糊口。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参加维持秩序的革委会，劝阻中央研究院的科技人员不要跟国民党去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陈芳允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任技正，研究生理实验用的精密测量设备;1953年调北京主持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并经一年具有一个研究室的规模，1954年并入物理研究所(所长为钱三强)，组建成电子研究室并任室主任。1955年晋升为研究员。1956年后中科院在新技术方面成立了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和计算技术4个研究所。他调入电子学研究所任该所脉冲技术研究室主任，开展毫微秒脉冲技术、机载单脉冲雷达的研制，直到1965年。他对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做出很大贡献。1960年，他参加论证并提出了原子弹试验用的多道脉冲鉴别器的试制方案，3年后与同事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用的多道脉冲分析器，交原子弹试验场使用。他早期在国内领先研究毫微秒脉冲技术，领导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提出和设计了发射我国通信卫星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新方案并负责其研制和星-地技术协调工作，为建设我国卫星测控网做出重要贡献。

1965年3月16日，陈芳允任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跟踪测量技术负责人，全面参加了系统设计和建设工作。面对“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这几个卫星测控中的主要难题，他马上在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天文台调研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很快组织了以紫金山天文台、数学所和计算机所等单位的一批专家，对多普勒测速仪跟踪定轨进行模拟计算。1970年4月他出差来到上海科仪厂开始新型卫星的测控设备研制工作。4月24日，新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成就是同样倾注有陈芳允大量心血，他喜极而泣。

随着我国卫星技术的发展，1965年周总理主持中央第十三、十四次專委会上就研究了要建立远洋测量船问题。1967年7月18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审查，尔后由中央专委报送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研制我国 “远望号”航天测量船。航天测量船的建造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象征。“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建成后，先后于1977年8月和10月下水，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和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远望号”是集中了中国航天、光学、电子、测控等技术精华于一身的浮动的“海上科学城”。它在发射火箭、卫星时要航行到远离中国本土数千公里的太平洋上与风浪搏斗，还要对火箭和卫星进行测控。陈芳允用战略的眼光首先提出：能不能由测量船在测量的同时实现与国内通信，减掉通信船，解决观测船上众多设备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1980年5月18日，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从巴丹吉林大沙漠深处腾空而起，准确地溅落在预定海域目标内。“远望号”测量船测量到全部数据并安全返回。

1976年，已搞10年卫星测控系统的陈芳允郑重向组织上提出参军请求。穿上军装后又申请入党并于1977年如愿入党，1978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并兼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之后，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次、一等奖一次;荣获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称号，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80高龄又荣获首届中国航天基金奖。入党后他愈发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导，也是科技活动的指导。他说：“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使我恪守终身。……为科学求真理，为技术进步，为建设祖国，都是为人民服务。”他长期不懈拼搏在科技战线上，正是这一信念的体现。他坚信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必可繁荣富强，科学技术也将迅速发展而立于世界之林。

1983年，陈芳允和合作者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进行定位导航的设想即“双星定位系统”并一直坚持探究科研。主站-两颗卫星-用户站之间的信号往返，可以测定用户站的位置。主地面站把用户站的位置信息经过卫星通知用户站。主地面站和用户站间还可互通简短的电报。2000年10月，随着两颗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拥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而中国的北斗系统最初只由两颗卫星组成且某些功能超过美国的GPS，同时具备定位与通讯功能，不需其他通讯系统支持。卫星导航定位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2012年12月27日，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并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正式提供试运行服务，可在我国及周边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兼具短报文通信能力。

1986年，陈芳允和部分院士联名建议发展中国的高技术，邓小平高度重视并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中央迅速召开一系列有关会议，经过认真研讨、论证，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拨款100亿元，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开始了高技术的攀登。

陈芳允对工作是高标准，对生活却是低标准。他家里看不到一件象样的家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但他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从863计划的提出到2000年这15年中获国内外专利2000多项，发表论文47000多篇，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多亿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四十年京兆一技人，求新服务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这是他写的两首诗，也是他人格和爱国精神的精当写照。2000年4月29日，陈芳允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王大珩：追光逐电逞英豪的光学专家

王大珩，江苏省吴县人，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公费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

1948年，当满脑子都是光学理论、满怀报国之志的他踏上旧中国土地时，发现偌大的中国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古老的科技文明已远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后来在其老师、科学家吴有训的邀请下任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6年后受命筹建中国科学仪器馆并于1952年在长春正式建成，后改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他面临的是国家急需大量的科学仪器而国内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

他带领大家从制造自己的光学玻璃做起。先是把在秦皇岛工作的龚祖同调到长春光机所负责炼炉的建立，又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及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全部铺展开来。他们的合作很快取得成果。1953年12月，长春仪器馆熔炼出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也为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揭开发展的序幕。

之后，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刻苦钻研，协同攻关，在建所不到6年就相继研制出我国首台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光学成果，史称“八大件一个汤”(“八大件”指8种光学仪器，“一个汤”指融化态光学玻璃)，一改新中国在光学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轰动了全国科技界。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巩固国防，王大珩再次挑起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机械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众多学科于一身的重任。为研制试验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测试工作必须跟上。他利用长春光机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采用以高速摄影机和测量光冲量的途径，作为获取核爆炸后的部分性能信息的措施。不到一年便提交出合格的光学测量仪器。1964年成功核爆中，他牵头研制的光学测试仪器在试验中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1970年我国又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迈开发展宇宙空间技术步伐，同时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既要能经得起发射时的震颤，还不能进行调整，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他的肩上。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他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经过努力终克难关。两种相机同时问世，同时伴着卫星飛上天空。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地球村的全貌。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完成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其中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队研制的光学设备。船用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仪的研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一切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总设计师王大珩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进行光学设备的实验，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他还把大量精力放在培养年轻人身上，指导曾在他门下攻读研究生的蒋筑英在国内首先建立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还有王乃弘，50年代就研制出红外夜视仪;唐九华在电影经纬仪的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王之江成为激光和光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光学专家。

1986年他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863计划。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专题咨询，颇有成效。因其光学科研中的重大贡献，王大珩198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又成为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92年他与其他5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2001年，他和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他又就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亲笔上书温家宝总理，恳切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大飞机。他这样不遗余力屡屡为发展高科技奔走呼号，对此他说得很贴切：“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殚精竭虑、无悔付出”，是大家对他的中肯评价，也正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京逝世，享年96岁。

屠守锷：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

他与任新民、黄纬禄、梁守槃被尊称为“航天四老”(任新民，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黄纬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被称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梁守槃，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被称为“海防导弹之父”)之一，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东风二号和东风三号导弹副总设计师，洲际战略导弹总设计师，长征二号火箭总设计师，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技术总顾问……他就是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屠守锷。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生于浙江省湖州。少年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时，突遇几十架日本轰炸机横冲直撞肆虐。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来，一瞬间繁华大上海房倒屋塌、血肉横飞。耳闻目睹这劫难后的满目疮痍，他满腔悲愤立下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中国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他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发奋读书。1936年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转到航空系。1941年又以优异成绩公费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毕业后应聘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他抓住宝贵的实践机会，为造出中国飞机而积累经验，增长本事。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立即辞职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祖国。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副教授、教授，北京航空学院副教务长、系主任、院长助理。1948年12月光荣入党。

从回国之初的任教和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就在这时，完全因国家需要，他突然改行搞导弹——对此他一辈子都不后悔。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他应聂荣臻之邀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之后历任八室主任、一分院二室主任、第二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第二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第一设计部主任，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等职务。

万事开头难，第一枚导弹搞得最为艰难。起初，他担纲钱学森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图纸，他就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60年末，苏联撤走全部援建专家，仿制的导弹是下马还是继续?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没有外援、现成的，每每发现问题就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再总结积累经验教训百折不挠继续前进……他主阵自行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痛苦与失望笼罩在科技者心头。屠守锷临危受命埋头攻关，两年后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中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我国定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零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试验发射运载火箭。屠守锷重担在肩。他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发射试验，但没哪次像这次这样举世瞩目。这年早春，他率领试验队进入依然寒气逼人、时有飞沙走石的茫茫戈壁。常常一干就是20多个小时，困了在木板床上打个盹又奔赴现场。要确保发射成功，远程导弹身上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那复杂如人体毛细血管的线路管道上，哪怕有一个接触点出了毛病都可能造成发射失败。尽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发射队员个个精兵强将，但在他带大家几十次眼看手摸、仪器测试中，还是查出几根多余的铜丝。短短数月他浑圆的脸瘦了一圈，乌黑的头发也白了几许。导弹在发射塔上矗立起来了。在签字发射前他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年过花甲的他不顾连日劳累，一鼓作气又亲自爬上发射架做了最后检查。

屠守锷是“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主持了全部研制工作。1975年11月，“长征二号”成功地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送入轨道。但随着我国太空探索脚步的加快，运载能力）摘录自《党史文汇》2017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