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什么？国内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多，大家也都觉得是老生常谈了，可这些理解都是准确的吗？

11月18日，著名管理学者、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肖知兴博士在2018彼得·德鲁克中国管理论坛为彼得·德鲁克中国管理奖揭幕，并发表演讲——《从思想史角度重新理解管理》，就什么叫管理，管理背后的三个维度分享了自己的洞见，可谓观点犀利、金句频出。

大咖洞见，管理的常识独家呈现，Enjoy：

今天我讲点轻松的话题，聊一聊管理是什么。

其实也是秉持德鲁克的“管理是一种博雅艺术”的原则，试图从思想、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管理。

我接触管理到现在为止快30年了，这30年总体的感觉是，越来越谦卑。

从博士生，慢慢读着读着就变成大学生；从大学生，慢慢读着读着就变成小学生。

最基本的概念，我发现我原来根本没有理解透，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先看一下中国思想；其次看一下中国管理；最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看一下中国企业。

大家都知道德先生、赛先生，从五四运动开始提，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正好100年了。

其实科学、民主之外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中国人忽视了，那就是信仰。

信仰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通过看它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来了解。

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这里我引用了一句话：“微小的学识使人远离上帝，广博的学识使人接近上帝”。

从牛顿到达尔文，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从爱因斯坦到爱迪生，都是虔诚的宗教徒。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调查，过去300年，300位最伟大的科学家，其中92%都是虔诚的宗教徒，所以，这里面什么关系就不用我多说了。

信仰与民主的关系，我也引用了一句话，一个著名的苏格兰的牧师的一句话，他说：

“在苏格兰有两个国度和两个国王，在地上这个国度，您是国王；在天上的国度，在耶稣基督的国度，您不是国王，您同我一样，是上帝的子民而已”。

信仰对于民主有多么重要？

大家都知道1688年光荣革命奠定了“国会比国王大”、“法比王大”的原则。

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其实是苏格兰长老会誓盟派从1638年起，拼搏了50年，浴血奋战了半个世纪，才取得的一个成果。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路标就是1648年的威斯敏斯特会议，这个会议确认了一个原则，就是“信仰比国王大”。

良知的自由，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这是英国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所以你仔细看，中国从1840年左右开始睁眼看世界，这100多年，我们真的看清楚这个世界了吗？

西方的经典，是有正典有负典的。

正典就是两希文明，希腊和希伯来这两希。正典相当于是他们的粮店，是买主食的地方。

但是我们很多中国学者，不管是因为无知还是因为浮躁，选择的几乎全部是负典：尼采主义、存在主义、各种后现代主义，什么结构主义、现象主义、东方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些东西不是没价值，但它不是粮店，它是药店，它甚至是杂货店，是无聊的人去买点小东西、去玩一玩的地方，别搞错了。

这是思想史的一个大的背景，给大家奠定一下基调。

中国人真懂科学吗？其实这也要打一个问号的。

1923年著名的科玄论战，最后梁启超和胡适出来，算是划上了定音锤。

胡适说“玄学鬼”——他管那些关注科学之外的话题的这些人叫“玄学鬼”——“玄学鬼”就像孙悟空，怎么翻也翻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

但是梁启超水平更高，他说，科学的领域不管怎么扩张，都无法涵盖到两位先生的领域，一位是爱先生，一位是美先生。

这两位先生，“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

这是梁启超最后的定锤之音。

很多人理解不到科学之外还有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们把科学就变成科学主义了，变成崇拜的对像了，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真正的科学家他不会去崇拜科学，没有真理，只有一个无止境的向真理靠近的过程。这在学术上叫证伪主义。

你拿出一个理论出来，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驳倒你，说明你是伪科学，说明这个理论本身就站不住脚，真正做学问的人都懂这个道理。

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复杂，为什么呢？

这些英文单词我都没有强行去翻译，一翻译反而不一定看得懂。

社会科学为什么复杂呢？

个人层面、团队层面、组织层面、产业层面、经济体层面，它的规律都不一样。

你没法通过化约（reduction）的方式用个人层面的理论去代替组织层面的理论，也没法用组织层面的理论去代替经济体层面的理论。

而且很多社会现象它都是过度决定的，所谓的Over-determination。

例如，李雷和韩梅梅离婚了：

你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们俩脾气不配，都太暴躁；从社会学讲，这个李雷是个凤凰男，现在社会地位高了，跟韩梅梅关系就紧张了；从经济学角度，他们俩收入都不错；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如今大城市你获得异性的方式有很多，何苦要结婚呢？

有很多维度去分析这两个人为什么离婚。

所以往往知道其中一个维度的原理，他就会夸大，他就会就觉得他们俩就是性格不合。

其实未必，它所有原因加起来是超过100%的，它是200%、300%，所以你觉得你了解的这个原因占了80%以上，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吗？

未必，因为所有原因加起来可能是300%。

大家听得懂我的话的意思吗？社会科学，复杂就复杂在这儿。

还有一个更复杂的地方是很多社会领域的所谓的真理，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什么叫美，一个范冰冰，全中国都是锥子脸，它完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不是绝对的东西。

大家都认为股市明年会涨，都去买，它就涨了，这就是社会建构。

所以，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复杂，我们做学问的人要用一种更加谦卑的姿态去理解它，不要轻易的把自然科学的逻辑拿到社会科学领域、管理领域来用，不要像前一段时间，搞互联网思维那些人，天天给你讲高能物理、理论物理，这个意义其实不大。

民主的进展，在中国还是蛮艰难的一个过程。

我们首先非常不幸，在向西方选择思想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一战”，让我们对欧洲主流的东西产生了失望的情绪。

“二战”就更是让我们中国慢慢失去了与西方沟通的主流频道，所以我们只能在黑暗中自己进行所谓的“艰辛探索”。

当然，现在慢慢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法治都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欣慰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经济生活中，我们企业家关心的领域，总书记说的3个门，“玻璃门、卷帘门、旋转门”，你真是做企业的就知道，欲哭无泪啊。

所以央行行长易纲在上次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的时候提出国企竞争中性的原则，最近郭树清提出大银行必须三分之一贷款给民企，中小银行必须三分之二贷款给民企，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现象。

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就是公平的规则，对吧？

民营企业不要别的，就是要公平的规则，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科学在中国毕竟这一百多年，大家还是慢慢上岸了；民主我们至少找得到方向了；

信仰的重要性，我实话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概念，至少是没有恰当的比例感。

日本是靠神道教，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的企业、传承几百年的家族企业背后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韩国是靠基督教，中国台湾是靠佛教，我们中国大陆靠什么？我们还是要思考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企业家朋友在有了信仰之后，怎么能够一方面不孤芳自赏，另一方面又能勇猛精进，这还是蛮大的挑战。

因为很多有信仰的人就变得很软弱，变得没有战斗力，这个事情很恐怖。

怎么能够像美国的新教徒一样，像IBM的创始人沃森一样，像戴尔的创始人戴尔一样，像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一样，一方面对自我极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战斗力无比的强大？

我们结合中国实际，看看科学、民主和信仰在中国企业界的情况。

像前段时间我其实是很尴尬的，因为我被很多人认为是互联网的反革命，不接受新生事物，落伍了，要被淘汰了。我是哭笑不得。

“互联网的零距离，把这三位古典管理理论都颠覆掉了，泰勒的科学管理颠覆掉了，韦伯的科层制颠覆掉了，法约尔职能管理颠覆掉了。”

这完全是瞎说，你只要有分工就会有泰勒制，只要有上下级就有科层制，你做事只要分两个以上步骤就会有法约尔的职能管理，这些怎么能会被颠覆掉呢？

一知半解，完全是没读懂嘛。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一些连微积分都没学过的中国文科毕业生，在那里大谈量子纠缠、量子物理，你连微积分都没学过呢！

我说，比无知更可怕的是虚荣，比虚荣更可怕的是又无知又虚荣，太恐怖了！

所以过去这四五年，中国经济有一点迷失了方向，在互联网上头浪费了太多精力，浪费了太多资源。

互联网重要，但没有那么重要，比起科学、民主和信仰来，这个重要程度不知道要差多少呢。

我非常小心，非常努力、非常谦卑地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的内容糅到管理学里头来：

从人类学，上面那条线，走Positive science：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下面那条线走normative science：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最后归结到宗教学，努力把它和管理联系起来。

你发现很多人讲管理，喜欢自创的一大套概念理论。

我们做学问的人，从来不自创概念、理论的，我们谦卑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

管理学你能创造一个概念？这么多聪明人，琢磨了一百多年的一个学问，你能创造出概念？开玩笑。

你就努力理解人家的概念，理解人家五百年出一个的德鲁克这样的伟人的概念就好了，不要去自己创造概念。

所以我非常小心地去把这些领域的知识努力地糅到管理学当中去，同时也避免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管理的低龄化、幼稚化、寓言化的倾向。

管理哪有那么简单？给我讲个小朋友都能听懂的故事就是管理吗？开玩笑嘛。

这是从科学这个维度去理解管理，再有一个维度是民主的维度。

我做领教工坊，跟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企业家打交道，我有一个天大的谜题，就是这些老板为什么从来不跟向他汇报的下属做一对一谈话？

从来不做，怎么跟他说，他就是不做。

我说，你只要跟向你汇报的那十个人做一对一谈话，每个月做一次，甚至每一个季度做一次，你整个公司绩效迅速乘以两倍乘以三倍，他就是不去做。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打造的，你一个打工的人，跟我一对一的谈话，还要按肖老师的要求，坐成90度，完全平等，他根本受不了，他内心深处无法接受。

所以他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无数个借口，就是不去做。

通过这件事，你就知道，在中国，要真正懂得民主的重要性有多难！

当然，在企业内，我们讲民主，讲的是是平等意识、契约意识、规则意识，不是说要让大家去投票，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中国做企业，怎么为公司“加冕”，想办法让大家发自内心地认同企业比创始人大，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用“为公司加冕”这个话，中国人都听不懂，我想了大概一两年，换了一句话来说：

在你内心深处，你是老子，企业是儿子，还是反过来，企业是老子，你是儿子？

企业一定是老子，我是儿子。我可能是大儿子，责任、权力、利益大一点，但是我是平等地率领着兄弟姐妹来一起为这个老子、为这个共同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拼搏的团队成员之一，这个才是做企业的正道。

立法和行政要分离，一般企业家无法理解这个概念。

你制定游戏规则，你就一定要去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去做。

你别上午刚制定下午又改了，你让大家怎么看你？怎么尊重你这个制度的神圣性？

所以我再三强调中国做企业，企业家精神我们都有，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企业家精神。

中国人缺的是什么？中国缺的是职业化的精神。

就是坐下来一对一，大家谈好合同，你给我A，我给你B，按合同去做。

这就是最重要的做企业的精神基础。

所以很多企业家不懂这种基于普遍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职业化的做事的方式，所以他的公司是出不了国的。

你公司的使命是什么“民族工业的复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之类，你的公司怎么出国？

你让日本人、印度人、美国人为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你这是大脑思考还是大肠思考？这肯定不对呀。

所以一定要找到那个普遍的价值观。

有的人说，老师你说的是普适价值观，是“西方那一套”。

这个从来不是“西方那一套”。

美国人为什么更强调平等、尊重、信任、合作、分享？

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你去纽约街头、加州海滩上看一看，高矮胖瘦、红白蓝绿，什么人都有，大家都从五湖四海到这个地方来，你不按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去玩，怎么玩呀？

所以它强调普遍价值观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因为这个是他们那一套，只是因为它率先进入一个国际化的环境，国际化的人际环境、国际化的经营环境。

做企业一定要记住，企业是介于公域和私域之间，它不是家庭，也不是国家。

它是在两者之间，用我的老师明茨伯格的话来讲就是“共域”。

这个共域决定了什么呢？

你必须同时向公域和私域学习。

我们要向公域学习规则意识，向私域学习对人的温情，对人的爱，这是企业管理之道的不同之处。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企业都是社会企业，你这个企业如果不是社会企业，那它不是“公司”，它是“私司”，那你的名字就得改。

不是“XYZ公司”，而是“XYZ私司”。这个是第二个维度。

第三个维度是最悲惨的维度。

很长一段时间，金融街最好的酒店是这个洲际酒店，接待了无数名人大腕，主办了很多高大上的活动和会议。

今年3月份，合同到期了，没谈拢，牌子换掉了，不是洲际酒店了。

今年4月份我到那儿，还不知道这个情况。

还没进门，就发现那个保安开始骂人了，训斥开车来的人；一进去，就发现前台的女孩子们在那儿玩手机。

你知道，你进一个酒店，前台的人在那儿玩手机，是什么感觉？

最可怕是，整个大堂弥漫着一种浓重的尿臊味，我当时心里就倍儿凉倍儿凉，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按道理，洲际酒店的管理规章，这么厚一大摞，你早就有了呀。

甚至除了总经理变了，人力资源部经理变了，可能人马都没怎么变，怎么就会有一股尿臊味，差点都要把我推出去了？

这个告诉大家什么道理？

管理就是这么一个脆弱的东西，管理反自然、反人性、反历史。

反自然，自然界的规律是熵增，有秩序的东西慢慢变得无秩序。

你们家的花园两年不去料理，肯定是荒地，这是自然界的规律。

你喜欢去的餐厅去第四次、第五次那个牛肉就咬不动了，这就是自然界的规律。

管理就要跟这个规律做斗争的。

管理还是反人性的，我们天生都喜欢看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汽自行车摔一跤就哈哈大笑。但是管理就要逼着你去看人家的优点。

用人用其短，天下无人可用，用人用其长，天下人人可用，逼着你去看长处。

打个比方，我们都喜欢逞能，一有机会就要表现；管理者不能逞能，一定要赋能，一定要让别人去表现。

所以我再三地跟我的企业家朋友们讲，你的领导力的水平，跟你在企业内部开会的时候，你地发言的比重、频率、先后次序，完全成反比。

我们领教工坊年会大概加起来十几个嘉宾，我不讲的。

因为那么重要的场合，下头五百个大佬，我们每个人都要核实背景的，必须5亿以上经营额才能让他来出席。

我一定要把这个最宝贵的表现机会让给别人，我在那表现算什么？

最可怕的管理还是反历史的，什么意思呢？

人都是要死的，大家同意吧？企业也都是要死的。

最后都会死，你忙活个啥呢？

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我拼的是什么？我拼的就是比你晚死一天。

好莱坞电影里头的英雄和那个歹徒缠斗了两个半小时，最后两个人都倒了，你以为这么无聊？

最后英雄爬起来了，他没死，也许第二天他就死了，但是不妨碍他是英雄。

听懂我这个话的意思吗？

管理拼的就是这种使命感，它要的是类宗教的一种精神，一种圣徒精神，你没有这种圣徒精神，你是不可能长期坚持去把这点点滴滴的工作做好的。

当然我这里说的信仰不是什么宗教信仰，我们做企业的人不要去唱高调，你就信你的事业就好了，信你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就好了。

马克斯·韦伯N年前就说了：

没有新教精神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崛起，没有这批人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就不会有这些国家的繁荣，它背后是新教精神。

大家都知道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勒，他是虔诚的路德教的教徒，他拿着秒表来掐着时间做动作研究，你觉得他很变态？

他每天早上掐着秒表起床，掐着秒表刷牙，掐着秒表吃早餐，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包括德鲁克，你真要读懂德鲁克，你一定要懂他背后的理念。

他认为，社会组织、社会制度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而存在。

我们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甚至不是客户的满意度最大化，企业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目的而存在。

就是提高人、成就人、完善人，大家要懂德鲁克他背后的最深层次的逻辑。

我们在商学院的人都知道，哈佛商学院长期是一批什么人在那里主导？

摩门教徒，以克里斯滕森为代表的摩门教徒。

他们对自我极严格的要求，他们不仅不喝酒，连茶都不喝，就是为了显示我自我控制自己的这种能力。

IESE, 欧洲最好的商学院之一，也是我在中欧的合作伙伴，它的背后就是事工会，是天主教最保守的教派。

所以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背后都有这样的信仰背景，大家要懂，一定要懂。

你不懂这个，所有那些方法、工具、技术，各种制度、体系、流程，全部是过眼烟云，就像刚才说的洲际酒店一样，牌子刚换一个月,它的尿臊味，就能顶得你摔一个跟头。

管理是科学，要有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里头包括全面的视角、长远的视角、技术的视角。

管理更是民主，它需要法治精神，这个法治精神是很高级的：你遵从的不是法律的文字，你遵从的是法律的精神。

你不仅在完全合同下遵从，而且在不完全合同下也要去遵从，因为大多数雇佣合同都是不完全合同，它无法规定你礼拜三早上起来做什么，给你多少钱。

某种意义上，它不是Contract，它是Covenant。它不是合同，它是誓盟。

合同是你给我A你给我B，那叫合同。誓盟是不管怎么着我就是A，这叫誓盟。

很多最优秀的企业他的员工跟企业签的都是誓盟，不是合同，就像结婚的那句话，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是健康还是生病，我都要照料你，这叫誓盟。

但是最重要的,管理是信仰，它一定需要共同的对这个事业的认同，没有对事业的共同的认同，就无法解决这三个问题：Direction、Alignment、Commitment。

翻译成方向、协同和动力，这三样东西，都需要信仰的力量的支持。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中国企业，最优秀的中国企业他们是暗合我这个逻辑的，科学+民主+信仰。

大多数中国人，你跟我讲天主教、跟我讲新教，根本听不懂，但是党的那套组织方针我们都听得懂，中国很多优秀企业，都很善于向党学习。

阿里把这套用得非常好：

它的政委体制、组织部，它的2001年的三大运动，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打法，然后再加上GE公司的人才管理的一些原则，再加上武侠文化，就成就了阿里这个企业。

你可以说是很优秀的一个杂交、混血，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小怪胎，取决于你的角度。

华为的这种群众动员机制、干部管理机制，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是从哪儿来的？

然后长期以IBM为师，把IBM 2B的那套打法学得是炉火纯青，再加上他们对美国军队的研究，成就了华为这家公司。

还有一家小一点的企业叫广州视源，他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所有高管的钱都放在一起，你要结婚？给你200万。你要买房？500万。

所有的员工、团队开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工资，你觉得你值多少钱，你自己说。

小男孩拍着胸脯：我1万；小姑娘羞答答：我8000。

这就是广州视源，就牛到这个地步，所以它在管理学界是一个非常值得跟踪学习的一个对象。

当然也有别的一些选择，像曹德旺他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是真正既做到了不随波逐流，又做到了勇猛精进。

他90年代就把台湾的EMBA的所有教材通读了一遍，把台式的精细化管理真正用到了福耀玻璃上，几十年如一日，只做一件事，做好那一片汽车玻璃，所以他是世界汽车玻璃大王。

现在经济有点危机，大家都很担心，他一点都不慌乱，因为他早就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再比如方太，学孔仁孟义学得非常到位，然后他加上对惠普、对西方的这些人本主义的管理方式的学习，两者融合得非常好。

还有我们现在比较年轻的一些企业家，把基督教的思想和精益生产管理融合起来，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业绩。

我讲这些东西，不晓得大家听了什么感觉，我很谦卑，我从博士生读着读着变成大学生，再读着读着变成小学生，我发现原来管理居然是这么一个陌生的女子，我原来根本不认识它。

我讲这些东西，最后要回归到杜维明的这三个阶段。

我们做企业的时候，刚开始是“各美其美”，慢慢一定要“美人之美”，最后要达到“美美与共”的这个阶段。

有些人说中国最好的企业是中体西用，中国理念，西方标准之类，我是不认同的。

我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够帮助大家理清思路，真正理解什么叫管理，管理背后这个科学的维度要求我们做什么，民主的维度要求我们做什么，信仰的维度又要求我们做什么。

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分享，谢谢大家。

关于作者：肖知兴，著名管理学者，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私人董事会组织领教工坊的联合创始人，先后任教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肖知兴老师对中国企业的组织、战略、企业文化和领导力等方面问题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曾为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阿里巴巴、万科集团、上海市国资委、中国国电集团、国资委和证监会等公司和机构提供过咨询和研究等服务。2004年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获得组织行为学博士学位，著有《以热爱战胜恐惧》《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企业江湖》《论语笔记》《常识与管理》等。

本文整理自2018彼得·德鲁克中国管理论坛嘉宾演讲速记，经演讲嘉宾本人审阅，“管理的常识”（ID:Guanlidechangshi）原创首发，转载请与我们取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