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律师有两种：Solicitor和Barrister。Solicitor是“事务律师”，处理遗嘱、房产过户、结婚离婚这些事务；Barrister才是港剧中戴假发穿黑袍的“出庭大律师”。
照一般人想来，不打官司还有必要找律师吗？当然有——在华人聚居的温哥华列治文，那些讲中文的事务律师们常年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光是给华人立遗嘱，就够他们做一辈子了。
立遗嘱按“份”收费，一般每份收费800刀（加元，下同），流程也很严格——
当有老人走进律师事务所说要写个遗嘱，律师会立刻清场，不管老人是拄拐杖来的还是轮椅来的，子女统统都得出去等着，就算是老伴，也不能待在屋子里；
立遗嘱时，律师把会客室的门关得紧紧的，老人若说粤语，那律所就得派个讲广东话的律师，老人若说上海话，那律所就得派个讲吴侬软语的律师，总之，律师要会用老人的“母语”拉家常，观察老人是否神志清楚，是否受到某个继承人的undue influence（不当影响），还要拉着助理一起当签遗嘱的见证人——外面的子女是不能当见证人的，遗嘱一眼都不能给他们看；
问过出生地、年龄等常规问题之后，律师会递给老人一张纸，要求老人自己用中文把遗嘱的主要内容写下来，其中最关键的就两行字：房子和钱留给谁，谁当遗嘱的执行人——如果老人的手哆哆嗦嗦的写字都困难，那律师将老人口述的内容写好后，让老人亲自画圈儿确认，再将中文翻译成英文，逐句用中文给老人讲一遍，待老人确认无误后，助理要把遗嘱用一种特殊的、不会褪色的纸打出来，交给老人一页页签字，律师和助理也跟着一页页签字；
这中间若是助理听到电话铃响了狂奔出去接——得了，签过的字全部作废，律师会把拎不清的助理剜上一眼，责令其重新打印遗嘱，老人重新签字，律师和助理也重新一页一页地签；
签完字后，遗嘱封印，交到老人手中，律师先要叮嘱老人将遗嘱和财产清单放在一起，然后要吩咐助理去政府遗嘱登记处办个登记，这业务才算完成了。
整套立遗嘱的流程做下来，如果按律师自己的“小时费率”算，收益是不错的，但若遇到特殊情况，按小时费率收费，就可能会亏本。
大多数老人会将自己的遗产“全部子女人人平分”，但有经验的律师一般会多问一句：“您就这几个孩子吗？还有没有别的孩子？”
如果老人回答，我的房子和钱就只给某个儿女，就不给哪个儿女，遗嘱里提都不提他，那律师可能就要喷一口老血了，得赶紧刨根问底：“为什么你的遗产不给TA？有什么理由吗？请您把理由说出来，我帮您写下来！”
在加拿大卑诗省，老人过世之后，银行账户冻结了，财产也冻结了。不管遗产继承人之间有没有纠纷，所有继承是要过法庭的——他们得把死者遗嘱、债务和债权清单一起呈交法庭，法官看到遗嘱真实无误、税款债务都拉出了清单后，会发一张“grant of
probate”遗嘱认证，继承人拿着这张认证，才能动财产。这个过程，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短则3个月，长则1年。如果得不到遗产的儿辈提出异议，那遗产认证就变成了诉讼，大家一起打官司。
到时，法官会仔细审查：这个不给遗产的理由是否真实？遗嘱是否是老人神志不清时立的？是否有某个继承人不当地影响了老人的意志？
所以，律师在给老人起草遗嘱的时候，一定得为老人找出不给遗产的理由并写进遗嘱。这理由可能是“已经某年某月赞助过孩子金钱”或者是“这个孩子伤害了我的感情”，反正要让后来审查遗嘱的法官觉得合情合理才行。写完这种遗嘱，作为“见证人”的律师得在未来几年、十几年内“时刻准备着”打官司，一旦继承人有异议，就出庭作证，力挺这份遗嘱的合法性。
2000年，一位讲上海话的杨老太太，就是像上面讲的这样，走进了一个律所，要立一份遗嘱。而给她立遗嘱的律师当时也没有想到，在老太太去世后，她的儿女们为这句遗嘱和一笔并不丰厚的遗产，打了7年官司，惊动了加拿大最高法院。
杨老太太是在儿子女儿的簇拥下，走进那家华人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她的华人律师，也是能讲上海话的。她和老人寒暄了几句，发现老人虽然90高龄，但思维逻辑十分清楚。
律师把老人的儿女请出会议室，关上门，单独问老人：“您的遗嘱要怎么立呢？”
老人拿出一张手书：“我死后，遗产由3个子女均分。另一个儿子大伟（Da Wei），我只给他10块钱。”
律师一听，赶紧追问：“原因是什么呢？您能不能详细讲讲？我为您写进遗嘱。”
老人思路清晰地说：“这些年我和我的丈夫给了他足够的经济支持——他有我们农场的1/3，我其他孩子都没有。他一直收农场的租金，而且，他和他的家庭带给我们不幸、耻辱和痛苦。”
律师按照老人的意思写下了遗嘱，用英文和上海话各给老人念了一遍，然后跟助理一起见证老人逐页签字，自己和助理也逐页在见证人栏签下了名字。助理封印遗嘱，将信封交给老人本人，律师把整个经过写了份备忘录，与老人遗嘱的复印件一起封存进卷宗。
5年后，这位杨老太太又走进另一家律师事务所。95岁的她仍然是衣着整洁、头脑清楚。这次她选择的律师是能讲广东话的。老太太明确地告诉律师，要给自己2000年立的遗嘱加上一行字，专门来解释为什么要做出这个“10刀遗赠”：“大伟还卖掉了我们在上海的老屋，收入供他自己用，他过得很富足，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律师也是按照流程，修改了遗嘱后，用粤语和英语各确认一遍，请老人签字，自己和助理作为见证人签字，最后将此事写进了备忘录。
后来打官司时，律师们才大致了解杨老太太的情况——她家里几代同堂，她却独自生活在列治文一个高档老人公寓里，三餐由公寓提供。她有时候会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女儿“隔壁杂货铺也有牛奶卖了呢”；她会和其他老人一起玩牌，牌技精湛，从来没有牌友觉得她“老昏了”；她的医生说，老人的脑子没有任何问题，去世前一直把个人物品整理得整整齐齐，这一点好些年轻人都比不上。
修改完遗嘱3年后，98岁的杨老太太寿终正寝。她的女儿，也是她指定的遗嘱的执行人，杨莎莎，打开了母亲的遗嘱，看到“给大伟10块钱”这行字时，她知道，一场官司就在眼前了。
老人过世后处理遗产前，法院要求家属必须先通知所有可能的受益人。要申请当“遗嘱执行人”的那个子女，必须得将一份遗嘱和死亡证明寄送到所有“法定继承人”和“可能的受益人”手中。从材料寄出的那天起算，21天之后，默认所有受益人“收到”且“没有异议”，法院才会受理遗产管理申请，法官才能认定遗嘱有效、授权清理债权债务。
如果收到材料的受益人中有人蹦起来大吼一声“我反对！”那就要打官司了。
果然，杨老太太的儿子大伟在看到遗嘱的瞬间爆炸了。妹妹刚向法庭申请了遗嘱认证，他就立刻手写了一张“caveat（声明）”禁令送到法庭，申请搁置遗嘱，说这是母亲神志不清时被兄弟姐妹胁迫立下的，“不是母亲的真实意志！”
在加拿大，谁要是敢“有事打官司”，那是“真富人”无疑了。在加拿大，有时打官司就是用钱互砸。我在报社工作时编辑过一条本地新闻，一对邻居，两家房子中间夹着一棵树，一家没征求另一家意见，直接把树砍了。另一家急了，去起诉，官司一打就是6年。判决下来，砍树这家要付总计15万刀的律师费（包括自家律师费和邻居的律师费）——这棵树就算是一株紫檀，也不值当啊。
所以，没有天塌下来的大事，加拿大人一般是不会打官司的，很多加拿大的华人，更愿意选择“息讼解纷”。
但大伟是个例外——他对打官司经验丰富，屡败屡战。
加拿大的法院比较讲究形式，诉讼程序中，文件做得不完美，立案庭（court
registry）能直接给你扔出来。在这里打官司，要推动诉讼程序，就得一张张地填表。如果当事人自己去填表，恐怕就连填哪张表、表格在什么地方找都不晓得。就算请来律师代理来做，有时也会因为“表格里一个格子填错位”而被打回重来。收到大伟这张歪歪扭扭的英文手书声明后，立案庭似乎无语了，既没有打回来，也干脆没告诉大伟该怎么整改——也许是法院的人多少年没见过手写的文件了，也可能是满篇的英文语法错误，让他们不知道要求当事人从哪儿改起。
总之，立案庭默默收下文件，这场旷日长久的诉讼开始了。
根据诉讼的材料看，老杨家在上海曾经是有根有底有头有脸的人家。遗嘱中说，老杨家的老宅位于“Yungfu
road”——若是徐汇区的永福路，那就是旧上海租界中心，英领馆和德领馆都坐落在这条街。这条街浓荫匝地，一户户挨着建起的洋房，好些是殷实的主人请建筑师设计的。老杨家房子的地址，几乎和“上海电影公司”门对门，估计在民国时也得二三十条大黄鱼（金条）当“顶费”，再每月用大洋付租金，才能住进去。
杨老先生是殷实的生意人，杨老太太年轻时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个个精乖伶俐。1948年，杨先生带着二儿子、三儿子和女儿杨莎莎搬去香港，留下太太和14岁的大伟看家。解放后，杨太太被批准去香港和丈夫团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大伟没有跟着母亲一起去。偌大个杨家，在上海就剩了大伟一个人。
在香港的父母没有忘记大儿子，给他长年累月地寄钱寄物。从1948年到1980年，大伟住在老宅里，成家生子，膝下有了一儿一女。一家人时而被街邻羡慕着“有海外关系”，衣食无忧，时而被街邻怀疑着“关系复杂，要注意动态”。
1970年代中期，在香港的杨家人开始了第二次大迁徙，这次的目的地是加拿大温哥华。杨莎莎在美国念完书后直接申请加拿大移民，获批了；杨家二儿子、三儿子从香港申请移民，也获批了；杨老先生和太太，也在1974年登陆加拿大。
到了1978年，他们向加拿大政府为上海的大伟一家提出申请，2年后，老杨一家终于齐齐整整团聚在温哥华。
历史的利刃划过，杨家的兄弟姐妹有了不同。在香港长大的3个孩子，说起英语和中文一样顺溜，广东话和上海话也流利到飞起，他们成功克服了文化障碍，在两种文化之间如鱼得水，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获得了Order of
Canada（加拿大勋章，是加拿大授予杰出成就的公民的奖章，到2009年，全加拿大一共只有5837人获得这一荣誉）。而从上海来的大伟和他的孩子，却不敢说一句“我英语好”。北美对他们来说，是个崭新的世界，样样东西都是没见过的、没用过的。许是补偿心理作祟，杨老先生和太太资助大伟一家租了一个公寓，选择了与大儿子一家同住。
1988年，杨老先生通知杨莎莎说：“我和你姆妈在素里（温哥华大区的一个城市）买的农场，产权上就写我们和大伟3个人的名字，我们是joint tenancy。”
joint tenancy这个词，不少人第一次听到后是茫然的：“房客（tenant），又连在一起（joint）是个啥事体？”
但对有法律常识的人来说，这个词的意味就丰富了——它和中国的“共同共有”不是一回事，用俗话解释，就是“死在后面的得到全部”，通常只有互相之间最信任的人，彼此才会选择这种产权模式。一位常年办房屋产权过户的西人律师，悄悄在博客上总结：“原配夫妻买房子多选择joint tenancy（一方死后另一方会得到全部产权），二婚夫妻才会选common
tenancy（相当于中国法律的‘按份共有’，出多少钱就占多少份额，一方去世前，可以立遗嘱把自己的份额传给指定的人）。”
杨老先生和太太全款买下的这个农场占地9亩，上面还有间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尽管大伟并没有出钱，但据说是他给父母说：“在这边家人买房，都是用的joint tenancy。”老两口接受了大儿子的主张，也就对其余的子女说：“等我们死了，农场是大伟一个人的，这不是我们的遗产，是我们现在的分配。谁也别说了，说也没用。”
之后，杨老先生让大儿子收房租、打理农场。他让大伟去素里政府申请“rezoning（重新规划）”这块地，要将它从农业用地转化为住宅用地，还要来个“subdividing（重新分割）”，建10栋房子在上面——如果这个想法能够成真，那，农场的价格肯定一飞冲天。
大伟手上拿着父母的授权书——这农场，只要不卖掉、不抵押，做什么都行。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或许并不如意，但至少父母的爱，是他坚实的安全感。
可惜天不遂人愿，“rezoning”一直申请一直拖着没有成功，这个农场耕地闲置，只有老房子可以出租，每个月才能收400块租金。
从1990年到1997年，大伟和父母总在为农场闹小矛盾。用杨家其余孩子的话说，“大伟总在向父母要更多的钱！”
大伟一直债务缠身，据他自己说，农场要交地税，要做各种修缮，房租的进账远远不够的，自己要往里面贴钱。一缺钱了，拮据的大伟就掌心向上找父母要。次数多了，杨老夫妇大概也给得不够痛快，两代人面和心不和地拖了几年后，矛盾变成了法律行动。
1997年的一天深夜，杨老先生的传真机里咔咔咔吐出一张纸。杨老先生拿起来一看，是大伟的儿子、自己的孙子杨爱华发过来的传真，满篇都是没上没下的话，并且讨要1万刀。杨老夫妇气了半宿，决定不理会，就当没看见这张混账传真。
又过了几天，杨老先生收到司法送达的诉状，一看，竟是自家的孙子跑到小额法庭去起诉了自己，要求老两口给1万加元保安费。杨老先生好险一口气没转过来。
按照杨爱华的说法，农场的房客走了，新房客还没有招到，所以农场里常有陌生人闯入。为了保卫农场，他每天都要去巡逻。他说，祖父母和父亲都口头同意给他支付14块/小时的“保安费”，从1996年房客退租开始算，到1997年再招到新房客止，“保安费”一共产生了，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3000元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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