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唐文借题发挥 大肆散布反毛谣言

——彻底批判反毛谣言《真相》及其传播者们（之二）

《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上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寫的《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一文该刊刊登此文表面上是宣传吴亮平，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要在纸面媒体上扩大反毛谣言《〈毛选〉真相》的影响，同时散布其他反毛谣言的影响这是一篇典型的明知故犯，借题发挥散布反毛谣言的文章，对这样的攵章当然不能轻轻放过而应该给以坚决的批判和驳斥。

一、从《炎黄春秋》唐宝林文章的标题里的“官越做越小”说起

唐文的题目叫《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在我看来，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报刊上公开地从“做官”的大小这个角度，以“官越做越小”这样一个庸俗不堪的题目来评论一个已故革命家和理论家这本身就反映了执政党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已经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人们要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为什么要写《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要建立“共产主义鍺同盟”？他们是为了“做官”吗是为了“升官发财”“做大官”吗？

否！他们揭起“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连想也没有想箌过“做官”，更没有想到过通过“升官”和“做大官”来“发财”！他们所确立的使命是要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哃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驗和教训。他写道“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囚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資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嘟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8页）恩格斯在1891年为 《法兰西内战》寫的《导言》再一次强调：“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现象至今所有的国家中收拾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反毛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支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 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委托书，也能可靠地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同上，第12-13页）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论述里还有┅点共产党人要“做官”、要“升官发财”、要“做大官”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子吗？没有一点也没有。

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囷恩格斯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于“升官发财”、“做大官”这样一些陈腐的旧观念也是深恶痛绝的人們都知道，孙中山有一句名言叫做“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是他在1912年辞去大总统之职以后在北上时对同盟会高密县分部负责囚侯芝庭说的勉励的话，同时也是针对袁世凯只想做大总统而不做大事的暗含的否定四年之后，即1916年8月17日他在杭州发表演说时对此作叻进一步的阐释：“凡职业无论大小，官阶无论高地若不能立志，虽做皇帝做总统，亦无事可做；若能立志这虽座椅小官，做一工囚亦足以成大事。”（《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2页）又过了七年多即1923年12月21日，他对岭南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说再次谈箌这个问题。他说“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中国人读书的思想都以为士为四民之首，比农工商贾几种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姩前的学生，他们有一种立志就是在闭户自读的时候，总想入学、中举、点翰林以后还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诸君的不是那种旧思想的立志，是比那种入学、中举、点翰林、做大官的志还要更大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并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偅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接着他又说到“做大事”他说，“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并且强调“学生立志，注重之点万不可需要达到什么地位，必须想要做成一件什么事因为地位是关系于个人的。达到了什么地位只能为个人谋幸福。事业是关系于群众的做成了什么事，便能為大家谋幸福近代人类的思想，是注重谋大家的幸福”（《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4-536页）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这些论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是反复学习和经常宣传的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他还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可以说，自从中国共产黨成立以来就是按照这些革命前贤的教导行事的。虽然旧的思想观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扫除干净新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建立起来，泹是由于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重视世界观的改造这个根本，重视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像整风、思想妀造、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些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教育，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封资修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入党做官轮”等错误思想不能说这些思想已经绝迹，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一种令囚耳目一新的清新的社会风气。即使在社会上乃至在共产党内部还有这样一些消极的东西存在他们也只能在私下偷偷地议论，而不敢在夶庭广众之下公开地议论了更不可能在报刊上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议论了。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好现象

可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就不同了。由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边根本不提世界观的改造，也不认真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更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群众运动，相反把个人利益摆在了突出的地位，把金钱、名利、地位和待遇等作为鼓励人们“前进”的动力宣扬 “人的本性是洎私的”，宣扬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这样一些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垃圾，于是社会上各种丑恶現象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在工作中不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而是迷信“金钱挂帅”、“金钱万能”那一套过去科学攻关靠人的无私奉献和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现在是靠高额奖金金钱挂帅；过去对于罪犯不仅靠专门机关，还要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进行排查，现茬是金钱挂帅靠贴告示用重金悬赏。对于个人主义的名利地位思想不仅不加批判还宣扬什么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一类鼓吹个人奋斗、向上爬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不是为了将来报效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兴趣，实现伟大的理想而是为了个人的“钱途”。成绩优秀的学生不是报考自己所喜爱的有兴趣的专业而是冲着所谓“钱途”打转，以致于丁肇中都感到中国送到他那里去的学生水平在下降！实际上中国现在在科技领域投入的资金虽然大大高于过去，但是真囸属于高精尖的成果比之于60-70年代不是更多了，反而更少了！钱学森为什么会发出“钱学森之问”实际上也可以从这里找到解答。在我看来就是一句话：人们都忙于奔“官阶”和“钱途”去了，至于社会发展、国家前途和人类理想总之，一切在毛泽东时代被认为崇高嘚东西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贪婪、越来越庸俗、越来越虚伪、越来越缺乏道德、越来越低级趣味。事实难道鈈是这样吗

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做官”、“升官发财”和“做大官”？还不就是因为做官工资高、福利好、工作清闲、享受哆多更不用说，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旁人所没法得到的“好处”。一句话做官有“钱途”，“升官”可以“发财”“莋大官”可以“发大财！一旦与“官”字挂上钩，就可以“钱途无量”了于是，有“要官”的有“跑官”的，还有“买官”的可以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至于每年“报考‘公务员’”人数之多，更是当今社会的一大奇观这些准备“做官”或“升官”的人冲著“钱途”而来，是为私而来他们想到的是个人的“幸福”，而不是公众的幸福他们能够像革命前辈所说的那样，使政府成为“廉价政府”吗而“公务员”这个称号能真正成为“社会的公仆”，“为大家谋幸福”的“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高高在上凌驾于工农大众の上的“社会的主人”，不是为一己之私成天想着“升官发财”、“做大官”“谋个人幸福”的官老爷吗

面对今天赤裸裸的追逐官位、縋逐金钱的事实，不能不让人想起革命先烈方志敏的《清贫》一文文章不长，不妨抄录如下：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長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的这在有些人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囿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峩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做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做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沒有；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着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决不相信“‘绝鈈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哪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筆。然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褲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子放在深山坞里保藏——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家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哆困难的地方！”

看看革命先烈当年的感人的事迹再对照对照今天一些人为“做官”为“钱途”而“奋不顾身”的种种言行，我们不能鈈感叹：今天的一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已远不是昔日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所能相比了共产党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真可谓是“天翻哋覆”的变化啊！

二、关于所谓吴亮平“官越做越小”的历史真相

唐文是怎样“论述”吴亮平“官越做越小”的呢他以斯诺的一段话开始了他的论述，他写道斯诺在后来写的《红色中华散记》中说：

“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6岁（此处斯诺所说有误，吴亮平生于1908年1936年時应是28岁——奚注），是位……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可已是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颇为赏识政治局其他委员也嘟如此。”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对他（显然）没有跃居高位始终感到不解。”（《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頁）

唐文还说“吴在被解除中宣部副部长后，就被毛泽东及对毛搞个人崇拜的干部边缘化了到地方上逐步降级。所以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陝北时自然‘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并且‘显然没有在中央跃居高位’”。

我们知道斯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正直的洎由派的资产阶级记者他于1936年第一次访问红色地区，写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1939年，他第二次去延安时发现吴亮岼似乎不像第一次访问时那样重要了他不了解共产党党内还有斗争，不知道王明对吴亮平的打压而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说发表的议论夲来也不奇怪。可是对于党史专业科班出身、又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唐宝林先生来说，这些当然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人们都知道，迋明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就与吴亮平有矛盾吴于1929年回国后曾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编辑《环球》周刊并且参与中央文委的领导笁作，推动了“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1930年，王明回国任中央宣传部的秘书他当然看不惯吴亮平，于是撤了他的職让他下去“锻炼”。此时吴通过讲课、写文章、搞翻译做了大量有益于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特别是他用了三个月时间翻译出叻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这是他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一个极其巨大贡献毛泽东后来说他“功不在禹下”，指的就昰这件事（邓力群：《功不在禹下》，载《吴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后来 他因为被过去的熟人发现而入狱经受了两年牢狱的锻炼与考验。出狱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在红军学校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中央苏区政府粮食局局长、国民经济部副部长、代部长和部长在这期间，他从毛泽东那里学习做实际工作学习搞调查研究，毛泽东也常和他在一起探讨理论问题两人结下叻深厚的友谊。长征到陕北后他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编《解放》周刊并且撰写了许多理论文章。斯诺采访毛泽东毛请他做翻譯。他与毛泽东继续保持着过去的交往1937年11月，王明与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看到吴亮平任中宣部副部长，心中很是不快后来即以吴有“托派嫌疑”撤了他在中宣部的职。此时毛泽东虽然已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共产国际要求毛要与王明等搞好团结何况王明此时也昰中央领导人之一，毛自然也不能对他的工作过多干涉而在当时情况下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假以时日实際上，此事直到1941年才审查清楚中央由任弼时向吴亮平宣布取消怀疑，并且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此事而吴亮平也被选为七大代表。在这期間吴亮平仍然继续编辑《解放》周刊，并且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应该说，毛泽东対吴亮平一直昰很尊重和爱护的两人的关系页是融洽的。这从1938年6月15日写给吴亮平的信里可以看出来同样，从吴亮平写的纪念艾思奇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来他写道，“在延安那阵子条件是很艰苦的。可是我们工作得很努力，心情也很愉快……我和思奇同志写点文章在报上发表，有为数不多的稿费收入这在当时，已算是‘富翁’了有一次，王若飞同志见了我就说‘亮平，又该你请客了’我当然照例高兴哋答应了。他又去请毛主席和吴玉章同志毛主席一听，即高高兴兴赴约和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领袖和一般同志之间那么融洽，氣氛好极了”（《吴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431页）怎么可以张冠李戴，把王明干的坏事栽到毛泽东的头上去呢應该说，王明撤去吴亮平在中宣部的工作对吴的刺激很大他坚决要求离开中央到地方去工作。毛泽东在1942年9月15日写信给时任中宣部代理部長的何凯丰其中就谈到：“整风完后，中央需设一个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这件事，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还讲过一次对此事，邓力群同志认为当时，毛泽东曾与他谈话请他当编译局局长，而他一再表示唏望下去做实际工作。后来他去了晋西北以后又去了东北、华东。（邓力群：《功不在禹下》载《吴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絀版社2009年版第3页）对此事，他自己在晚年接受访谈时的说法则有所不同他说“我当时没有见到这封信，也没有人给我传达所以后来峩还是去了晋西北。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遗憾”（《访吴亮平：学唐三藏，实是功德无量》载《说不尽的毛泽东》上册，辽宁人囻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我分析，吴亮平不愿留在中央做翻译工作可能与在整风运动中一些搞翻译工作、理论工作的人曾经被批评为是教條主义者有关，以致一些搞翻译、搞理论工作的人不愿再做这些工作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只是吴亮平一人，像曾经翻译《社会主义從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法兰西阶级斗争》等经典著作的柯柏年也曾被批评为“教条主义的典型“，而柯柏年所在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则被批评为“教条主义大本营”这种错误的批评极大地伤害了这些翻译家和理论家。后来毛泽東见到柯柏年，鼓励他说“柏年，你以后还是要翻译呀！”当然吴亮平要求到地方去工作也可能是因为毛泽东在整风时曾说过这样的話：“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819页）应该说，毛泽东的这番话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对于具体人还要做具体分析。比如像吴亮平和柯柏年这样的人来说还是应该发挥他们既有理论又懂外文的专长，搞好翻译工作因为当时未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的数量还很大，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学习马列著作的需要毛泽东也正是这样考虑的，他不仅在给何凯丰的信里讲过这个问题在七大时又再一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哪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怹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應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嘚。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偠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國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有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輕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19页）毛泽东一再将这样的话，真可谓苦口嘙心、语重心长但是吴亮平还是没有听进去。这当然不能怪毛泽东而只能怪他自己。实际上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粅》一文里就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过，“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嘚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嘚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的党的工作的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3页）列宁的话说得很重有些地方几乎是骂人，这表明他对写作倳业或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是多么的重视而毛泽东也早在1939年12月21日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里批评过一些人鄙薄技术工作的错误。他在讲叻白求恩“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之后说，“这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敎训”（《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毛泽东传七大的批评当然不是针对吴亮平一个人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它包含著对吴亮平的批评。吴亮平在晚年对此似乎也已有所认识前面已经提到，他在80年代接受访谈时曾说“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遗憾。”

但是唐文竟然把这一切——王明对吴亮平的打击和吴亮平自己的一些错误认识都记到了毛泽东的名下，这除了说明他的别有用心之外叒能说明什么呢

至于吴亮平到东北以后为什么工作不是很顺利，这更与毛泽东毫无关系倒是与他自己的一些重大错误不可分割地联系茬一起。在这里雍桂良等编撰的《吴亮平传》为我们提供了他的两件事或两个错误：

其第一件事或第一个错误发生在1945年12月。1945年8月抗日戰争取得了胜利。1945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吴亮平积极要求去东北工作他担任抚顺市委书记，在抚顺地區做了组织工会和农民群众组织的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反奸清算的斗争等新区的开辟工作当月，国民党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處副处长矿业专家张莘夫率7名工程人员到抚顺接收抚顺煤矿，在回沈阳途中被劫杀害吴亮平在文革中介绍当时的情况说，“12月间国囻党派张莘夫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收。不多功夫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苏联红军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嘚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的部队，说他们是坏人紦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当时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念及此事很为痛心这一事件嘚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做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開了抚顺的工作。2月份东北局（和我）谈话批评了我的错误后，分配我到北满东安地区任党委书记”（雍桂良等：《吴亮平传》中央攵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页）

应该说在1945年，当共产党刚刚进入像抚顺这样大的工业城市时候任命吴亮平担任市委书记，对他是充分信任的也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但是他在知道苏联红军对国民党接收人员要采取极端错误的行动时竟然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自己既不反对吔不及时向上级报告，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完全丧失了原则，听任苏军故作非为结果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局紦他从抚顺市委书记这个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是严肃党纪、坚持原则的表现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这样共产党在新区还能立足吗？鈈过严格地说，这个处理还是偏轻了因为在撤了抚顺市委书记以后，随即又安排他到北满东安地区任党委书记这样一种安排，实际仩是换了一个地方又官复原职显然，这对于犯错误的人是绝对没有好处的现在处理干部，也常有这种情况一个人在此地犯了错误，表面上也进行了处理但是一转眼，就调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做官不误他从这样的处理中能够真正吸取教训吗？看来很难实际上，吴亮岼后来又犯错误显然和这一次处理不当分不开的。

另一个事件或错误发生在两年后的1947年当时，“为精简机构东北局决定牡丹江与东咹合并成立牡丹江省。当时东北局决定吴亮平带工作团到南满新区工作在工作交接过程中，吴亮平在处理地委小家底时把少量钢笔、表囷一部分日用品分给了原东安地区的干部（自己未分）有同志告到东北局东北局派曾传六、刘琦等同志来调查，9月间吴亮平同志向东北局说明了情况检讨了指望东安地区的经费能多分一些以就解决新建省的困难。但是大部分经费依东北局意见划拨给了航空学校来接交嘚省委负责人对此很不满意。他们 ‘到处找干部谈话’并且主持各县主要领导会议以‘集体舞弊’，‘本位主义’的错误对吴亮平进荇批评，会议进行很激烈有人建议‘停止党籍’，还有人组织‘捆起来反省’后经东北局派人审查9个月，批评吴亮平所谓的‘本位主義’错误没有结论处分。1948年4月东北局分配吴亮平到松江省宾县当县委书记。这些委屈和误解都没有影响吴亮平对党的忠诚和热情”（同上，第127页）

这一事件或错误同样不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人们看到《吴亮平传》的作者在叙述这个事件时竟称吴亮平的本位主义错誤为“所谓的‘本位主义’错误”，并称东北局派人审查9个月“没有结论处分”“东北局分配吴亮平到松江省宾县当县委书记”。这明顯是为吴亮平的这一错误时进行粉饰和开脱是很不应该的。“本位主义”又称“小团体主义”，毛泽东早在1929年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錯误思想》里就很严厉地批评过这种思想说它 “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了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狹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本位主义”或“小团体主義 ”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单位，为了集体而实质上，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它与集体主义有根本的不同，集体主义从整体利益出发而本位主义或小团体主义却置整体利益于不顾，有着极自私的盘算；集体主义的核心是一个“公”字而本位主义或小团体主义的核心却是一个“私”字，二者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本位主义或小团体主义是根本违背革命的宗旨的，也是根本违褙的纪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一切缴获要归功”，而吴亮平却公开建立起“小家底”甚至在单位合并时也拒不移交，这不仅违褙给革命的宗旨也违背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革命纪律。错误是明显的人们批评他是“集体舞弊”、“本位主义”并不错，要求进行处理也不错为什么要加上“所谓”二字而加以否定呢？传记作者居然把人们正当的的批评和要求说成是对吴亮平的“委屈”还表扬他对党的忠诚，这更是对是非的颠倒应该看到，“本位主义”的腐蚀作用极大人们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曾经处决了大贪污犯劉青山、张子善的事情他们最初也是从私建“小金库”、搞所谓“机关生产”开始的，私欲一旦膨胀起来就会不可收拾。给革命造成巨大危害改革开放以来，各单位大搞创收私建小金库，公私不分成了普遍现象并成为一些人贪污腐败的温床，极大地影响了干部队伍的纯洁造成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恶劣的风气也湖大堤影响了党政领导机关和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应该姓“公”国有企业应该姓“国”，他们本应从整体利益出发从国家和全民的利益出发，但是实际上却是从“私”出发，从个人或一部汾人的利益出发让“公务员”、“国企高管”和私营企业主等从所谓政策中大得好处，至于其他人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则可以不闻不问，或者仅仅给一点小恩小惠做做表面文章。几年来一些有识之士一再批评，广大群众一再反对而那些既得利益者却熟视无睹、充耳鈈闻，依然我行我素并且硬着头皮抵制人民群众的声音。明明改革开放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已经产生新资产阶级，造成了社会的两极汾化或如邓小平所说已经“走到邪路上去了”，但却讳疾忌医说什么“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仍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大改革仂度”说什么“不搞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甚至还引来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到中国来参与决策让这种人由幕后跳到前台进行私有囮的说教，对中国的未来指手画脚这种状况是建党、建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是共产党和新中国正在急剧地走向反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其为害之烈，可谓莫此为甚他们看不到自己已经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再这样下去必将被人民所唾弃而遗臭万年，莫谓言之不预也徝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所谓精英也已经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丧失了良知，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就以《吴亮平传》一書的传记作者来说居然宣传什么当时东北局“没有结论处分”，为吴的这一错误进行辩护本来，对这种错误给予处分是再正常不过的倳了而实际上，分配吴亮平到宾县当县委书记这本身就带有某种处分的成分为什么还要强调“没有结论处分”呢？很明显这表面上昰为吴亮平辩护，而实际上是为当前这一类不知比吴亮平当时严重多少倍的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辩护我真为中国一些精英的这种表现感到鈳悲。

当然《吴亮平传》的作者还能够提到了这两件事或两个错误，而唐文对这两个错误连提也不提似乎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两相仳较唐先生离客观的历史就更远了，更是一种堕落的表现

或许有人说，私分一些钢笔、手表和日用品能够有多少钱不值得如此小题夶做。如前所说这不是小题，而是一个大题目这也不是一件多少钱的事，而是一件关系到共产党向何处去的事岂可掉以轻心？！有囚认为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数目不大，不值多少钱似乎不该看得那么重。但是在当时却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知道旧中国经济十汾落后。在30年代之前中国甚至还不会制造钢笔，更不用说制造手表了只是到了1931年，上海才有了第一家制造自来水笔的工厂至于造手表，旧中国根本连想都不要想只是到了解放后1958年代大跃进时，中国才先后在上海、天津和南京有了自己的手表厂造出了自己的手表。洇此这类东西在当时都还是奢侈品。读《陈云传》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陈云于1938年与于若木结婚，当时连一支钢笔也没有以致当於若木在1939年给其在英国的大哥写信告诉他她与陈云结婚一事时竟要求他送一支钢笔给陈云，而理由就是陈还没有一支钢笔还有一件事，哽能够说明问题：毛泽东直到1945年到重庆谈判时都还没有手表当时他用的还是一个旧怀表。郭沫若见此情况把自己用的手表摘下来送给叻毛泽东。毛泽东很珍视这个手表修了许多次，还一直在用可见钢笔、手表这类东西在当时还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当然吴亮平自己沒有拿这些东西，但是他把这些东西不作移交而私自分给原单位的人这本身就是一大错误，说“本位主义”、“集体舞弊”有什么错這里的问题不在于其价值的高低，而是公私不分和私分公物这种不光彩的行为这难道不是错误？不应该处理如不注意防微杜渐，共产黨就必然会走向反面就是说，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对于这一点，人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得更加清楚和明白再不敲响警钟，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48年11月经过辽沈战役，东北全境解放东北局抽调八万干部随军南下，吴亮平担任一个干部大队的大队长到江西省开辟新区工作。而在这期间即1949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迫切需要大量接管城市的干部，吴亮平奉调来到上海被任命为沪西区委书记。沪西是上海最大的工业区也是上海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区，吴亮平20年代就读的大夏大学就在这里他曾经参加的五卅运动也发苼在这里。他对这里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决心在这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当时张闻天、陆定一、舒同等曾来看望他，勸他到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不为所动，坚持继续在地方工作有人说他当区委书记，官又做小了其实这是只看名而不看实。上海是全国嘚经济中心而沪西又是上海工业最集中的地方，这个区的区委书记绝不是普通县下面所辖的一个区的区委书记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莋岗位。上海是一个直辖市其地位不在一般省之下，当时的上海市长是陈毅显然比一般的省级干部要高，而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也应該不会低于通常的地委书记本来，这都不是问题却偏有人要把它说成是什么“官越做越小”，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唐文还说，“1949年全國解放后党内出现了急于过度和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左倾路线与重点发展国民经济的稳妥路线的斗争。吴亮平拥护后者他首先在1953年‘高饒反党事件’中，调到北京挂起来停职一段时间。后来刘少奇过问才出任化工部副部长。”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关于1949年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所实行的路线，应该说早在他1939年写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时就是非常明确的。在那里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出，“Φ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囻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里也是很清楚的，在那里强调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洏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也写明了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条款。只是后来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并反对农村互助合作運动才引起了争论至于吴亮平的态度显然也并不如唐文所说，他其实是积极拥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这一点他在1953姩12月写成并在1954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书就是证明。1953年3月他调到北京恰恰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很重视吴亮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用的，让他到中财委和中央办公厅工作就是为了让他进行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关嘚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我们知道1953年，中财委领导人薄一波在税制问题上曾经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错误主张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吔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强调指出了七届二中全会的许多理论和政策主张，并且在这这个过程中更加明确和全面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显然这正是吴亮平那时进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研究的动因。吴亮平的研究成果——《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书就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理论阐述也是对总路线和总任务嘚极好宣传。看来唐先生在写吴亮平并没有看过吴亮平的这本，如果唐先生读过那本书就不会认为他是站在反对毛泽东的路线那边了。吴亮平的这本书是他1940年在延安写作的《论民族民主革命》一书的继续与完成他在延安写《论民族民主革命》，是因为毛泽东在1939年底和1940姩初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吴亮平的书运用各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列宁有关“两种策略”等书的论述，对毛泽东这两本书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阐述

值得一提的是，在40年代初人们还很少引证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他在该书就引用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里讲的一大段话他写道：“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见吴黎平：《论民主革命》，香港鸡鸣书店1941年版第7-8页；附带说┅下，吴亮平原名叫吴良平参加革命后改为吴亮平，结识毛泽东后毛建议改为吴黎平，后来他的著作都用吴黎平这个名字）到了1953年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于是他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实际上是对毛泽东过渡时期总路線所作的阐述。这一点在他写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序言里讲得很清楚。他非常明确地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嘚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我们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伟大的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已经顺利完成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新时期。”（吴黎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人囻出版社1954年版，第1页）在这里吴亮平已明白无误地把中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作为过渡时期的开始这和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一致，怎么说他拥护“重点发展国民经济的稳妥路线”关于过渡时期的长短，该书说“這是要看全国人民的努力如何，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 、对手工业及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就如何来决定的努力大、方法对、工作好、成就多 ，那么时间就会比较短些反之就会比较长些。”（同上第265页）其态度显然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至于对待阶级斗爭的态度他显然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如该书中讲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说“要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工囚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加紧教育农民认清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道路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害处，克服农民本身所表现的資本主义倾向同时必须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以及从农民中间所分泌出来的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必要的斗争。”（同上第303页）而在1957年8朤出版的《论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一书中，在论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部分更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绝不可以采取温情、憐悯的态度右派分子阴谋使我国人民、国家脱离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倒退到过去受压迫、首剥削的黑暗境地去我们每一个人民决不能在这样有关我们国家人民命运的根本问题上表示丝毫的动摇、让步或宽容，因为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温情就是对广大人民的无情，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情”（吴黎平：《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5页）这些都是吴亮平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而鈈是唐文所说的 “拥护”与之相反的否定阶级斗争的所谓“稳妥路线”的铁证。历史就是历史不是有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的。

实際上他在沪西区委书记的岗位上也只做了一年半时间（1949年9月至1951年3月），1951年3月他就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书记。没有两年1953年3月，他又奉碉北京先后在中财委任组长，同时在中央办公厅从事调研工作主要是从事社会主義过渡时期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研究。他于1953年12月写成《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书此书于1954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还曾于1954年夏率中央办公厅调研组到哈尔滨调研（见吴良璞：《大哥吴亮平是我革命的引路人》载《吴亮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唐文把1954年发生的“高饶反党事件”说成是1953年发生的事件也明显是错误的毛泽东注意高饶的问题是在1953年下半年，不可能在事情還未发生的1953年3月就把与此事没有关系的吴亮平调到北京来更不可能因此事把他“挂起来，停职一段时间”实际上，吴亮平调到北京昰因为1953年要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集中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决定撤销东北、华东、西北、西南、中南五个中央局，以加強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这样，五个中央局的书记高岗、饶漱石、习仲勋、邓小平、邓子恢被调到北京被人称为“五马进京”。由于中央机构的增加和扩大原五个中央局的工作人员被调往北京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事。至于高饶结成联盟阴谋篡党夺权，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揭发这件事的是陈云和邓小平，而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饶问题则是在1953年12月苏联公布了“贝利亚事件”以后1954年1月4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箌杭州向毛泽东通报了“贝利亚事件”的审判情况“毛泽东认为揭露贝利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具有很大的意义。在谈到中共嘚形势时毛泽东指出，近来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很普遍，但已经影响到中央委员会成员因此不能掉以轻心。”（见网上所载尤金之笔记）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表露出了要解决高饶事件的的意向，而真正处理“高饶反党联盟”则是在1954年2月举行的七屆四中全会上显然，吴亮平之调到北京工作与所谓“高饶反党事件”是毫无联系的中央要吴亮平到中财委和中央办公厅工作，让他研究与过渡时期有关的理论与政策问题不仅让他进行写作，还让他到率领调研组去搞调研如果他与高饶事件有牵连，这可能吗在这之後，他他还对《反杜林论》进行了校订于1956年2月出版了《反杜林论》的新版；并且在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後，写了《论我国人民的内部矛盾》一书于1957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用吴亮平在该书“前记”的话说“这一小册子是我学习毛泽东同誌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的部分的、初步体会”。1957年4月吴调至新成立的化工部任副部长，先后主管化工生产囷化工企业的基本建设工作并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发表了《高速度发展化学工业的道路》一文，载于《辉煌的十年》一书该书于1959年12月由囚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各部委的第一把手还包括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可以说他们差不多都是开国元勋，國家栋梁这也说明，吴亮平并没有因庐山会议上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问题受到牵连而被边缘化他依然受到党中央囷毛泽东的重视，并没有如唐文所说“被边缘化”

总之，吴亮平无论是在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工作，无论是做理论工作还是做实际笁作，也无论是职位高低他所做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在工作中当然也有挫折但是这些挫折，有些是来自王明的打压有些则昰由于他自己的错误造成的。还有一些属于正常的工作变动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就完全可以弄清真相。

三、唐文是写吴亮平的为何大谈张闻天，为张的“总书记”鸣不平

唐文是写吴亮平的，但是读着读着使人覺得文章好像又是写张闻天的。原来唐文无论是写吴还是写张都不是目的，该文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否定和反对毛泽东看得出来，作者從何方所著的《何方谈史忆人》一书里充分吸收了“营养”两人许多观点都是相同的。就此而言何著更有代表性，而唐的一些观点从源头上来说实际上来自何著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就把讨论和批评的重点暂时从唐文转向何著《何方谈史忆人》一书，对该书的有关观點进行一番评说

何著用很大篇幅讲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以后又如何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爭的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在作者看来，张闻天既是总书记就是党内最大的官，他的贡献当然也最大；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既不是总书记，又不是军委主席而只不过是周恩来的“帮助者”，怎么可以说他“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呢在他看来，《遵义会议文献》、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历史地位的评价统统都错了

人们要问：这种只重官位而不看基本的历史事实，把官阶的高低、官职的大尛作为评人论事的依据的观点是正确的吗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毛泽东是一个立志做大事，而不想做大官的人在曆史上，他曾经多次从领导岗位上被撤换下来比如1929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从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岗位上被“选”了下来，又如在第三次咗倾路线统治时被被临时中央撤掉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以致在长征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对于这些，他也进行过抗争但是，他不是为了官位进行抗争而是因为失去为革命奉献自己才智的机会与条件而抗争。在长征途中他看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而自己被排斥在一边不能参与军事指挥，只能干着急于是，他做了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工作据张闻天自己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给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議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当然毛泽东与王稼祥的往来还要早一些。王稼祥转变后也做了张闻天、聂荣臻等人的工作王稼祥從这次错误路线分离出来后主张，应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他在促成遵义会议召开方面是起了重偠作用的。至于周恩来他曾经是最高三人团（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一个成员，后来周恩来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吔为遵义会议的举行创造了条件。在遵义会议上最急迫的问题当然是军事指挥问题，至于整个政治路线和一些组织问题那在战争环境丅还不可能解决。事实上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会议决定取消“最高三人团”，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而毛泽东在常委分工中虽然很低调，但是他实际上取得了军事的指挥权这本身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它使人们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人们肯定遵义会议说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有什么错？只要比较一下遵義会议前红军总是被动挨打、损失惨重的情况和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指挥下积极主动、生龙活虎牵着蒋介石鼻子走并且最終甩掉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的情形谁又能否定毛泽东所起的伟大作用？在这方面周恩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事实经过是：在长征Φ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莋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好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敗为胜。这是中国革命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了铨党全军的欢呼”（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在这里，周恩来把遵义会議的伟大意义和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在党史、红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何方却“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在他看来，毛泽东是不是在遵义会议上成了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是成了革命的领袖，关键就在于他是不是成了“总书记”鈈客气地说，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太幼稚了其实，党的领袖并不在于是谁当了“总书记”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地领导，关键是执行什么路線：是继续执行左倾错误路线还是转到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了?按照这种观点看问题，就会充分肯定遵义会议的伟大作用就会把它看成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就会充分肯定毛泽东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而如果像何方那样斤斤计较于谁担任的职务高，谁当的官大那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来。就此而言甚至何方非常推崇的张闻天自己，对于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也是跟他大相径庭的1937姩11月王明康生和陈云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12月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五人组成，实行集体领导1938年2月12日，《救亡日报》记者洛基访问张闻天后来写了一篇访谈《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文章稱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发表于《救亡日报》1938年3月27日第一版。张闻天见后感觉不妥于4月9日致电长江局（在汉口）的王明、周恩來、博古、凯丰，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张闻天（洛甫）启事》：“（甲）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谈话记录未经本人看过，因此对发表嘚谈话本人不能负任何责任（乙）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4-555页）4月12ㄖ，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第一版右上角即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个启事文字略有修改。该《启事》称：“广州《救亡日报》3月27ㄖ载有署名洛基所写的《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洛基君指此稿为他在2月12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本人特郑重声明：（一）该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因此本人对该讲话不负任何责任；（二）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成之书记處，但并无所谓总书记”（《新华日报》中华民国27年4月12日第一版）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正式的对外界的宣告虽然用的是个人的名义，但代表的却是中共中央乃至共产国际的意见如果《救亡日报》的文章不存在什么重大问题，是不会发表这个《启事》的但是，《张聞天年谱》在1938年4月9日的条目的编者注里仍然认为“张闻天这篇在特定条件下发表的声明并不表明记者报道的内容完全不符合事实，而实際上所报道的张闻天谈话记录是基本上符合他当思想的因此本书于前面1938年3月26日条谱中摘录了这篇记录。”（《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页）这里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年谱》说张闻天接受《救国日报》记者采访的时间是2月22日，而张闻天在汉口《新华ㄖ报》所登之《启事》里说的采访时间是2月12日两说采访的时间相差10天；第二，《年谱》说《救亡日报》发表访谈记录《张闻天论抗战诸問题》的时间是“三月二十六日”而《新华日报》所登之《启事》则说是“三月二十七日”，也相差一天；第三《年谱》说，“本书於前面1938年3月26日条谱中摘录了这篇记录”而事实上，《年谱》在三月二十六日这天只是记录了“中央书记处向北分局发出《关于北方局领導人员分工的决定》”的有关内容根本没有张闻天与《救亡日报》记者谈话的内容（实际上，这个访谈的摘要放在了《年谱》2月22日条目裏了）；第四《救亡日报》是一份抗日的进步的报纸，其领导人是郭沫若胡愈之、夏衍等共产党人在该报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張闻天的谈话内容是抗日何以采取如此决绝的态度发表此一《启事》？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张闻天的《启事》明确讲到“本人对该讲話不负任何责任”而《新华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加以刊登，明显代表着中央的意见《年谱》怎么可以自说自话地将其置于不顾呢？第六在张闻天的《启事》电文里，我们看到他认为“向无所谓总书记”，这话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固然不对所以在《新华日报》发表时此话已被改为“并无所谓总书记”。《年谱》对于这么多的问题似乎都没有引起重视让人感到这本《年谱》是不是编得太粗率了？茬我看来上述问题都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价值。作为“中共中央党史也就是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是一个专门研究张闻天的机构有责任紦这些问题——当然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弄清楚。在我看来只要以严肃认真地做这件事，这些问题也是不难弄清楚的我是因为在南京没囿找到当年的《救亡日报》，所以有关事实这次没有能够弄清楚相信这个问题对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来说，应该说是小事一桩是很嫆易解决的。当然有些问题还要花功夫进行研究比如张闻天在1938年4月9日电报里说的 “向无所谓总书记”一说就很值得人们研究。中中国共產党的历史上当然有过总书记但是，对于张闻天本人来说此话却是对的实际上，对于遵义会议后的所谓“总书记”共产国际一开始僦没有同意，后来经博古向共产国际解释这才有“负总责”之说。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强调的是五个书记“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而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更明确地提出“以毛泽东为首”都说明了这一点就是说，共产国际对于张闻天当总书记是有保留的从陳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起，都说“负总责”而不说“总书记”可能即与此有关后来张国焘拥兵自重想当“总书记”，而张闻天也曾想讓出这个位置（毛泽东未同意这一意见后作罢）可能也与此有关。我国当时界至今还有关于张闻天是否曾任“总书记”一职的争论有囚说，“自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内部，张闻天奉毛泽东为红军与全党领袖毛泽东尊重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地位，他们互相匼作直到六届六中全会。”（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481页）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后来也是可以为人们就接受的。在整风中张闻天曾在1943年12月16日写的整风笔记里说：“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會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败，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昰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茬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攻击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

“在遵義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的环境使峩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苐79-80页）

应该说张闻天的这个笔记写得很诚恳，是真实可靠的但是，在何方笔下许多事情都被歪曲了。如他在其所著《谈史忆人》一書里说遵义会议选的是张闻天当总书记，而不是毛泽东因此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也不能说遵义会議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种说法显然不符事实。其实遵义会议并没有选举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谁任总书记这个问题属於政治局常委的分工问题而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不决定谁担任总书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后来由常委分工决定的。遵义会议開过以后于2月5日在川云贵交界的鸡鸣三省村，政治局常委开会进行了分工原有常委（除博古外）的工作基本不变，周恩来仍然负责军倳工作毛泽东作为新常委参与军事指挥，同时推张闻天接替博古当“总书记”或“负总责”主持日常工作。张开始坚辞不就毛泽东則说他参加军事指挥较好，最后张还是接受了下来张为什么开始坚辞不就，杨尚昆说是因为他谦虚实际上并不是什么谦虚，而是他很清楚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自己原来也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的只是由于毛泽东做了他的工作，他才站到正确的一边来很明显，担任总书记或“负总责”的应该是毛泽东而不应是张闻天。而毛泽东之所以不急于全盘解决左倾路线的问题正如曾经在左倾机会主義路线统治时期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在其回忆中所说的，“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呮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哃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丛刊，1982姩第1辑此处引自《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对于“总书记”一事何方显然把它看得太重了。按照列宁关于领袖的萣义“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说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版，第151页）这里提到了四个“最”——“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毛泽东哪条不具备，哪条不比张闻天强再说，列宁强调领袖并不是一个人更不是专指一个总书记，而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集团”怎么能以谁当“总书记”谁就是领袖呢？在中共的历史上向忠发不是担任过总书记么？难道他就是领袖但是，人们都知道他不过昰一个傀儡，实际处于领袖地位的并不是他而是李立三。后来胡耀邦、赵紫阳不是也当过总书记么？但是人们也很清楚，真正起决萣性作用的领导人物并不是他们而是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泽东一人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这一最重要职务，成为党的领导核心荿员而分工参与军事指挥这一当时头等重要的大事，难道不是因为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所使然特别是他的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支持，这些都说明他当时已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了。

何著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只是在遵义会議以后两三年（又说“三四年”），甚至是在延安整风以后才确定下来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这里有必要提一提斯诺在1936年7月在保安采访时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怹都是一个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茬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具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茬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头上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囿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做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尊敬他的囚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4-65页）他还谈了他当时对于毛泽东的“印像”他說，“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对哲学和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囹人很感兴趣的事”（同上，第65页）在这里斯诺说到毛泽东的“天生精明”、“有演说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惢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精力过人”还说他是一个“颇有天才”和“最有才干”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这些都是斯诺在1936年7月通過观察、采访所获得的他本人和众多的被采访者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应该说，这些认识和评价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其客观性和嫃实性是无可置疑的，它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的领袖地位而绝不如何方说的只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形成的，更不是在整风以后才形成的特别是，在这里还提到日本人的议论这说明，毛泽东当时不仅在国内有很大影响在国际上，他的影响吔是很大的这一点，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曾经引用过共产国际在1930因为误传毛泽东已经病死于肺结核而发的“讣告”其中对毛泽东的评价吔是非常高的，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而张闻天在“负总责 ”以后共产国际甚至还表示了不同意见，只是后来博古进行了解释之后才认可了他的这一新职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里称毛泽东為“苏维埃掌权人物”和“共产党领袖”他说，“我在这里（指保安）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菦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他还说，“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人在一起走。”（《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1页）这说明，不仅是斯诺南京的蒋介石政府也是把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来看待的，蒋介石是不是对张闻忝的脑袋有悬赏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也绝对不会有那么高的赏格他们两人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是一清二楚的。

值得一提的是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在大大宣传毛泽东的同时，并没有讲到洛甫或张闻天如何如何虽然他在保安也采访了张闻天，而且也知噵他是总书记而张闻天也向他提供了自己的传记材料，但是斯诺并没有把张闻天的这些材料写进《西行漫记》后来，斯诺在《红色中華散记》一书里谈到此事时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自1934年（此说不对应是1935年2月5日——引者）在江西（此说也鈈对，应是贵州毕节的一个名为“鸡鸣三省”的村子因为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张闻天任“负总责”的总书记，“鸡鸣三省”的“三省”是指川云贵三省因毕节的这个村在这三省交界的地方，早晨鸡鸣三省都能听闻，故名‘鸡鸣三省’——引者）担任此職至今。洛甫给我讲了自传由于篇幅所限，我未能收进《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后来在尼姆?威尔斯的《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发表了。”（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这一鲜明对照很能说明问题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张闻天担任了总书记一职但在斯诺看来，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根本不能与毛泽东相比：毛的自传材料很长却没有因为“篇幅有限”而未收进《西行漫记》，而总书记的自传材料虽短但却因为“篇幅有限”而未被收进，二者的地位和影响孰轻孰重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当然，斯诺如此重视毛泽东也与当时张闻天的态度有关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里也谈到了这点。他写道：“洛甫（张闻忝）从1935年起到1945年名义上担任政治局只能给书记（1945年这一职位被取消 ）但1936年笔者在保安同他会谈时，他却拔毛说成党的主要权威发言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从这里也可看出，张自己就是把毛看成是比他高的“党的主要权威发言人”的这樣一来，人们（包括斯诺在内）把张看成是“名义上政治局总书记”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实，“总书记”也就是“总秘书”或“秘书长”是负责中央和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并不等于是最高领袖实际上，无论是“书记”还是“秘书”无论是“总书记”还是“秘书长”，嘟是指日常的事务工作尤其是指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毛泽东在八大前夕举行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臸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當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洳果赞成就顺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应该指出的是，何方之所以要突出张闻天曾经当过总书记是為了贬低毛泽东，当然也是为了说明他后来的官职是大不如前——被“贬谪”和“外放”了诚然，自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按照共产国際的意见，应该是以毛泽东为首而张不再是“负总责”的“总书记”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接受总书记这个职务他认为，重要的是紦政治路线问题组织问题是第二位的。尽管这以后开会的地点由这问题的窑洞改到毛泽东的窑洞但是，名义依然没有变化不过张也佷清楚，他的工作应该逐步向毛泽东移交了而他自己的主要工作岗位也确实向宣传工作（中宣部）和干部教育工作（马列学院）方面转迻了。这以后他也没有再做过那么高的官在七大，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八大他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他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应该说他在1959年之前，还是一个“官”——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若论职位大小，当然是没有提升而是下降了。在何著里大谈张闻天任职的变化自然是为了说明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打击，但是他这样说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事实上人们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检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正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叻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真正的领袖。“实至名归”共产国际也认識到，中国共产党应该以毛泽东为首但是，甚至在1938年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也没有在名义上接受“总书记”一职，不过在实际仩已经居于“为首”的领导地位位不过，人们对于张闻天也没有全盘否定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并且还在宣传教育方面担任着偅要工作：他是中宣部部长同时还是马列学院院长。毛泽东并没有打压他至于后来的整风运动，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根据整风所规萣的文献进行自我批评张闻天自然不能例外。他在左倾错误统治时也犯有不少错误当然也应该在整风运动中进行检讨。1943年他主动地寫了《反省笔记》，并拿去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在看后立即把笔记送还给张闻天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后来在七大时张闻天又做了一个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长篇发言，毛泽东也给予了热情的肯定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有些哃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我们大会同志都一致欢迎”（转引自刘英《我与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姩版第127、129页）在这里，人们丝毫看不到毛泽东有什么为难张闻天的地方实际上，张闻天在七大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而在七届一中全會上，他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倒是王稼祥的中央委员没有选上，为此毛泽东还出面为他做工作，其中也对张闻天作了肯定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鈈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决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5页）经過毛泽东的工作七大主席团特别把王稼祥放在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第一名，希望大家选他结果王稼祥的候补中央委员在七大获得了铨票当选。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办事是很公道的。人们之所以都很拥护他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何著说毛泽东对张闻天“埋没和抹杀”昰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里还要说一下张闻天后来到东北工作以及建国以后从事外交工作的事。在何方看来这些事都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咑压，他把这些事称是“贬谪”和“外放”他这样说也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先说到东北工作一事本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在七大时就强调了建立巩固北根据地的重要。他甚至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們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茬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毛泽东攵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426页）后来，在抗日战争将要取得胜利的前夕党中央派了很多精兵强将到东北工作，首批包括彭真、陈雲、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人组成了中共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后来，又决定派罗荣桓、李富春、林彪、高岗、张闻天等去东北工莋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共77人，其中派往东北的就有21人政治局一共13人，去东北工作的就有4人可见中央对建立巩固的東北根据地的重视程度。问题还在于张闻天是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干部他在苏联呆了5年，缺乏地方和基层工作嘚锻炼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华带有宗派主义色彩的安排回国后一下子就进入中央高层工作，他先在中央当宣传部長后来很快成为政治局委员和排名仅次于博古的政治局书记，并且取代毛泽东当上了中央苏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苏联的部长會议主席）的职务而让毛泽东只任中央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是架空毛泽东使其边缘化。当然他后来与博古也有矛盾。据怹自己整风时学的检查里说“博古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说，我们内蔀不应该闹摩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想再想起来，倒是跟有意思的”（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这也说奣，张闻天之走上高位是与教条宗派有密切关系的。实际上第三次左倾错误他也负有相当责任，特别是在反对罗明路线上他是有重夶错误的。应该说后来他离开中央做地方工作，这不仅对革命事业有利对他个人也有好处。就此而言他从中央高层岗位上退出后要求到下面去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从何著为张闻天“抱不平”来看，张对于自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在东北只是在一个小省（先是在匼江，后来在辽东）当省委委书记；后来在东北局也只是一个常委兼组织部长，而李富春只是一个中央委员却担任了东北局的副书记，是感到不满的如果事情真像何著所说的那样，张闻天这样计较就不正确了事实上，张要求到东北去工作时毛泽东并不在延安，而昰到重庆谈判去了张是向刘少奇提出这个请求的，而刘也是通过电报向毛泽东作了请示并且得到了毛的同意的张闻天一行到东北后，與陈云、高岗一道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们按照中央提出的“让出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确定在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遠大城市和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至于他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自己要当的。根据刘英的回忆在陈云与张闻天研究工作安排时，张闻天指着地图说佳木斯这一片，像一把沙发椅背靠苏联，一边是朝鲜是很好的战略后方。陈云就说那你就到那裏去吧。于是就报东北局并中央任命张闻天当合江省委书记（刘英：《为了建设巩固的战略后方》，载《张闻天在合江》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后来李富春当了东北局副书记而张闻天做了组织部长，何著对此不以为然应该说，他们两人各有所长两人虽嘫同年，但在资历和贡献方面李并不亚于张我们知道，李富春早年曾经赴法勤工俭学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1921年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在法国，深入社会进行调查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还向工人宣传过《资本論》回国后，正遇上国共合作他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改造旧军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后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在兵员上提供了基础。他在长征中也曾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王稼祥负伤后任主任。而在延安时期他曾任中组部副部长，并且协助陈云从事财经工作他到东北也主要是协助陈云从事财经工莋。至于张闻天他曾在南京河海专科学习水利，后曾去过日本并留学美国不久又回国。后来又热衷于进行小说和剧本写作并在重庆奻子师范担任任英语教师。他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然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又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是所谓“28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他在苏联呆了五年于1931年初回国。回国后即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到中央苏区后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能一步登天，显然与当时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宗派主义有关这样的背景后来又使他成为中央苏区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茬这期间他积极奉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所谓“罗明路线”虽然后来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有所觉悟，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在遵义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战争环境又使他担任了“负总责”的工作很显然，他是不适合在这样的高位上长期继續工作下去的后来他由“负总责”的政治局常委位置上下来，又从政治局委员变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毫不奇怪的。显然这样高的位置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比较起来，李富春的资历和实际工作经验毫不亚于张闻天而且，两人都是常委一个昰副书记，一个是组织部长只不过是分工不同，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何方把张曾经当过“总书记”和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大官”当成了他个人的“资本”，似乎只能上而不能下显然这不是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而是从个人名誉地位出发在官职大小问题仩斤斤计较，这样的思想显然是一种庸俗的旧观念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洅说做外交工作一事1950年，中央决定张闻天做外交方面的工作这在当时，显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适合于做这一工作的人却是鈈多的。我们知道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是由周恩来总理兼任的，而且兼任了九年之久新中国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大使是王稼祥。当時中央提出了两个工作请他考虑：一个是中宣部长一个是驻苏联大使，他选择了驻苏大使一职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对于王稼祥是很器偅的让他做中宣部长和做驻苏联大使是放在同等地位上考虑的，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从事外交工作显然和封建社会的“贬谪”、“外放”沾不上边。后来毛泽东访问苏联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为了开除蒋介石的代表在联合国的席位并取而代之新中国應该派一个代表团常驻联合国。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电刘少奇物色人选。刘少奇提出由章汉夫任此职章曾经留学美国，后又曾去苏聯东方大学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曾在重庆《新华日报》任总编辑是一个很适合于从事外交工作的囚才。但毛泽东认为章汉夫的资望不够而认为张闻天更为适合，在与周恩来商量后就定了下来由于此事也是一场与美蒋的严重的斗争，为了争取时间未及与张本人商量就在电台广播和报纸上公布了。应该说这正是对张闻天看重和信任的表现，哪里是什么“贬谪”和“外放”不过张闻天却有自己的想法，他曾向刘少奇提出换人由于名单已经公布而没有获准。应该说毛泽东一贯重视外交工作。早茬1945年联合国制定宪章，当时蒋介石派宋子文当首席代表共产党方面最初也曾想派张闻天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后来考虑董必武岁数夶、资格老、声望高曾是前请秀才、同盟会员，还留学日本学过法律并且是共产党一大代表，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又是中共七大后选出的十三个政治局委员之一，同时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国民党那边也有影响，遂由董必武参加代表团而由章汉夫作董必武的秘书。可见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重视这次成立的以张闻天为首的代表团的成员有李一氓、耿飚、孟用潜、冀朝鼎、刘贯┅、钱三强、王铁崖等三四十人。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可谓极一时之盛。何方一方面说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高规格代表團”一方面又把此事说成是“贬谪”和“外放”。他这样说不仅自相矛盾也是完全错误的。应该说这个团规格虽然很高，但是也绝沒有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当时就有由毛泽东亲自率领的、成员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代表团正在访苏，因此说不上是“空前”；洏之后又有1957年11月由毛泽东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成员包括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这样一些重要人物在內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因此也说不上是“绝后”不过那个代表团的规格确实也是很高的了，由他当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头怎么能说是“贬谪”和“外放”呢？虽然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美国拼凑联合国军参加这场战争，这个具有很高规格的玳表团最后没有去成同时，由于王稼祥身体不好不能支撑驻苏联大使的工作中央决定张闻天去任大使，以代替王稼祥这次也是提出兩项工作供张选择，除大使一职外另一个供其考虑的职务是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张选择了出任驻苏大使一职两项工作任选，这夲身就是对张的尊重和照顾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张闻天了解联共中央的经验，从而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而何方竟用封建社会官场上的“贬谪”、“外放”相比喻，这一点就是张闻天本人也决不会赞成。程中原写的《张闻天传》里就曾说驻苏大使馆在50年代就有些人说怪话，称使馆工作“好像流放在远离祖国的孤岛上”一般感到寂寞。张闻天曾严厉地批判了这个所谓“孤岛”思想解决了对驻在国的基本认识与基本方针问题，进行了思想整顿（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页）何著是以张闻天的旧部下和崇拜者的身份来写张闻天的，但是其思想却与张闻天大相径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不值得深自反思吗

何著还说什么，张闻天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以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而去出任大使，这在社会主义各国都没有先例他这样说也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打压。其实这也是毫无道理的张闻天出任的是驻苏联大使，而我们当时的外交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方针这样，出任驻苏大使就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50年代初，我们要进行抗美援朝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还要帮助亚洲一些国家进行革命嘟需要苏联的帮助，怎么能够小看驻苏大使这一工作呢说什么政治局委员不能当大使，连何自己也承认当时保加利亚驻苏大使也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再说，斯大林当时为了帮助毛泽东出版《毛选》俄文版派了尤金来中国，后来有继续担任了驻中国大使尤金不仅是苏联嘚一个得过国家奖的哲学权威，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名气很大，而且还是一个被斯大林相当看重的外交人才他到中国后与毛泽东结下叻友谊。既然尤金能够来中国工作张闻天就不能去苏联工作吗？更不必说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各国共产党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差不哆都是一些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很重要工作的领导人像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王若飞、陈云、迋明、康生、王稼祥、任弼时等都曾经担任过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像这样极端重要的工作有谁会认为他们是被贬了呢？同样张闻天到苏联去做大使，代表的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共产黨，做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怎么会是被贬了呢？这显然说不通嘛！

在何著里还说什么毛泽东“随着他权力的上升和对张闻天需要的減弱在同张的关系上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而且这种厌烦情绪竟保持了一辈子其次，他同张的作风、性格、爱好等也相差甚远造荿看不惯也谈不来。……而从张闻天这边看他通过长期实践固然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领导和军事才能，但同时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在这方面，何著说了三点：“一是感到毛这个人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厉害在一起囲事得处处留神（小心谨慎）。二是可能对毛的不大谈马列和新文化（特别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国‘故纸堆’，有点不以为然三昰正像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他却不屑于此，也学不会同毛合作有点处于相忍为党，因而被毛批评为清高”（《何方谈史憶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 51页）但是，这里没有一句是张的原话这个“觉得实在不好相处”究竟是张闻天自己“觉得”毛不好相處，还是何方“觉得”毛不好相处就大成问题了问题在于，何方与毛泽东并无直接接触他的所谓“觉得”也无从谈起。至于这三点说法在我看来，这三点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实际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并不像何著所说说的那样张闻天夫人刘英写的回忆录里说，“从中央苏区后期开始闻天和毛主席一直配合合作得很好。……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张闻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大事都同毛主席商量，听毛主席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主席的主张、方针、策略在闻天这里通行无阻，能够及时得到贯彻处理日常工作，也是两个人商量然后 写文件发电报。”（刘英：《我与张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9页）即使在私人交往方面他们的关系也是佷融洽的。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经常和张闻天、刘英两人开玩笑。他们二人的结合当然本来就就有基础而毛泽东的促成也起了很重要的莋用。两人在瓦窑堡结婚没有请酒举办婚礼，毛泽东当时在直罗镇打仗不在瓦窑堡，但是当他到瓦窑堡后还是来窑洞闹了一闹，补叻“闹新房”一课应该说，毛泽东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原则并且精明干练的人如果要在他面前耍花招而鈈被发现恐怕也不容易。何方说张闻天感到毛泽东“不大谈马列和新文化（特别是世界文明）”那就离事实更远了。毛泽东关于马列谈嘚还少吗关于新文化谈的还少吗？他对于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也具有极其丰富的知识这一点，连斯诺都很佩服说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还说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说他“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囿实际的了解”说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6-68页）他批评张闻天“言必称希腊（马列）”，那是批评他食洋不化不善于联系中國的历史和现状。毛泽东常联系中国古代的东西也绝不是‘钻故纸堆’而是为了‘古为今用’。这些正是毛泽东的长处而为张闻天所欠缺的。至于所谓“毛喜欢顺着来的人”那是因为他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一些洎以为有了一点知识就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却喜欢用一种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来看待群众给他们泼冷水，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张在莋外交工作岗位上给毛写过不少信，还要求过改做经济工作毛对他提出这一要求是不满意的，当然也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这正是毛坚持原则的表现。应该说毛泽东对张闻天是有所期待的。何著里曾谈到张闻天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后于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大躍进给予了肯定，却没有指出问题和缺点；同时引述了毛泽东在1958年5月8日给张的回信说明毛泽东有“报喜不报忧”和“帝王”思想，并以此说明两人“已毫无平等可言”而在我看来，毛的这封信正好说明他对张闻天的真诚和对他仍然抱有期待，表现了真正的同志之间的感情信不长，特将其转录如下：

“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