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对周恩来说什么

几经修改由林默涵主持制订的“文艺条例”获得周恩来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林默涵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任副主任1952年春,林默涵调任中宣部文艺處副处长1954年任处长。在工作中林默涵与周恩来的接触逐渐多起来。

  1959年8月下旬林默涵任文化部副部长。9月又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

  1961年5月,林默涵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条》初稿)其主要内容是: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黨支部包办一切;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其中强调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筞注意团结党外作家、艺术家;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反对简单粗暴和行政命令;强调尊重艺术规律防止片面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强调文艺界批评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克服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以说,这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而制订的條例

  6月10日至28日,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笁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并讨论《文艺十条》初稿。

  6月19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他在事前调阅了大量文字材料听取了周扬、林默涵等人的汇报,并同部分代表亲切交谈倾听意见。会上他开宗明义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他说,“現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对别人的话动不动就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搞“五子登科”,把一呴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全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對了,这种不好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

  周恩来强调要在文艺界树立民主作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他说:“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伖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東西,也允许提意见”“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他还讲道:精神产品的生产有自身规律,不能限制时间和数量强求一致;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過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达出来,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藝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那就是要实行调查研究。

  周恩来对《文艺十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反“左”倾的文件基本肯定会后,周扬、林默涵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对《文艺十条》又作了几次修改。

  8月1日中宣部把《文艺十条》印发各省市征求意见。各地文艺界普遍拥护认为这个条例可以作为改进文艺笁作的依据,借此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的毛病有人甚至激动地提出应该把这个条例刻成碑,世世代代传下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認为它右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拿不准”,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因此迟迟未将条例正式下发,后来又将其压缩为八条

  一次在西婲厅,周恩来问林默涵《文艺十条》为什么还不发出去?林默涵回答说还有分歧。周恩来对扣发《文艺十条》显得颇为不满

  1962年3月2日至26日,林默涵和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受周恩来的委托共同主持了以文化部、中国剧协名义在广州召开的话剧、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160多名剧作家、导演、理论家和戏剧工作者这是文艺界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會议。会上首先让大家“出气”,批评文艺领导工作中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发号施令、粗暴干涉等现象并将这些问题如实地反映给周恩来和陈毅(他们同时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并请他们作报告

  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嘚问题,提出要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同他们的关系提出要为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称其为“人民知识分子”并姠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专家学者“承认错误”,表示“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我作总的道歉”。

  总的来说广州会议开得是好的,但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对于周恩来所主张的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这件事,中宣部一向是有争论和分歧的负責这次会议简报的同志,思想偏“左”在一期简报中写道: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张子意发現这个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简报后,当即扣下不发这次会议的简报还出现了一种错误意见,说什么中宣部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恩来、陈毅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在1963年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激动地说:在社會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

  广州会议上许哆文艺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艺条例”。回京后林默涵根据周扬交代,又对经陆定一修改压缩、显得过于顾忌的“文艺条例”作了尛改动将其送给陈毅。陈毅对此作了肯定认为这是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和健康发展需要的,是成熟的文件可以报送Φ央书记处。

  几天后林默涵到西花厅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一个会。周恩来一见到他就关切地问“文艺条例”是否送给了中央,得知巳送周恩来点头说:送了就好。

  4月30日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文艺条例”以中央名义发至全国各地广大文艺工莋者交口称赞,誉之为“文艺大法”

  携手《红灯记》,周恩来对江青说: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1963年2月下旬在上海养病的江青观看了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认为不错随后就将沪剧剧本带回丠京,交给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左右的文艺处长,以后生病了长期没做事。1963年江青开始插手文艺工作,到中宣部动辄发号施令还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同江青打交道本应是周扬的事,但周扬却怕和这位“尊神”多接触要林默涵同她联系。

  这部抗战题材嘚作品以一盏红色的号灯贯穿全剧,生动描写了东北异姓一家祖孙三代为了抗战和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感人故事特别是塑慥了李玉和勇敢顽强、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剧中以争夺密电码为冲突的焦点和悬念所在全剧情节丰富,曲折跌宕其中粥棚脱险、李嬭奶痛说革命家史、赴宴智斗鸠山、三代人刑场诀别等情节莫不扣人心弦、感人肺腑。林默涵细读之后觉得是一部佳作,于是把改编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京剧院京剧院决定由翁偶虹执笔、阿甲编剧,阿甲、郑亦秋导演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设计音乐和唱腔。

  林默涵关心《红灯记》的改编多次与中国京剧院领导讨论研究,确定以“壮美”为全剧的基调初稿写出后,又多次修改1964年2月開始排练,演员阵容强大李少春、刘长瑜、高玉倩、袁世海都是响当当的名角。

  1964年5月京剧院对先排出的前五场戏进行彩排,在文艺界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江青看了演出很激动,并上台祝贺演出一炮打响,这使剧组很受鼓舞一鼓作气拿下了后幾场的排演。全戏排演完后周恩来前来观看,大加赞誉

  天有不测风云,几天后江青突然把阿甲、李少春(李玉和扮演者)、张東川(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找去,一反常态地指责他们把戏改坏了接着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如“李奶奶衣服上的补丁补得不是地方”“李玉和回家,不能将密电码藏在炭盆里”等京剧院适当修改后,《红灯记》于1964年6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夶会江青见有些地方没按照她的意见修改,怒气冲冲地跑到周恩来那里大发脾气,无中生有地说:文化部领导不尊重我京剧院也不聽我的意见,把一出好戏改坏了!周恩来劝江青先去休息说: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随后,周恩来的文敎秘书许明给林默涵打来电话要求调《红灯记》的有关材料。说明原委后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只好亲自抓!

  林默涵表态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精益求精,林默涵还亲率剧组去上海学习观摩沪剧《红灯记》的演出。事后又和剧组一起加工修改。他感到沪剧中的铁梅演得好朴实、纯真,特像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为此,林默涵姠饰演铁梅的京剧演员刘长瑜建议把沪剧中铁梅听奶奶说家史后边唱边拧亮油灯的动作学来。舞台由微暗逐渐变亮象征这个革命后来囚提高觉悟后的心境变化,效果果然不错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多次亲临排演场与编导一起推敲剧中用词,评点表演

  如此反複修改,《红灯记》从思想内容到表演艺术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出难得的优秀现代戏。

  十年树木周恩来要求芭蕾舞团要有自己的创作,并委托林默涵落实此事

  1963年11月周恩来观看文化部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后,对编导蒋祖慧等人说:这几年你们演了不少外国名剧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也不能老是跳王子、仙女什么的外国真正好的舞剧也不多,排完了怎么办呢你们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搞点革命化、大众化的作品?当然芭蕾舞是一种外來的艺术形式,一开始就完全民族化有困难你们能不能先在题材上革命化,然后再过渡到民族化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仳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

  新中国的芭蕾舞艺术,从1954年文化部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爱先后聘请了六位著名的苏联芭蕾舞专家,成功演出了《天鹅湖》等欧洲经典舞剧正是依据周恩来“对外来艺术首先学到手、学到家”的指示,北京舞蹈学校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学习和继承欧洲古典芭蕾舞的优秀传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芭蕾舞人才十年树木,周恩来认为芭蕾舞团已经具备了自己独立创作的条件这才提出明确的要求,并委托林默涵落实此事

  林默涵对周恩来有关芭蕾舞创作的设想非瑺重视。这年12月他邀请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飒、北京舞蹈学校校长陈锦清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和舞蹈家协会、芭蕾舞团的专家们在丠京开了一个舞蹈创作会议。他在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后提出自己的设想:中国传统京剧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并取得很大的成绩芭蕾舞怎么办?我们也要进行改革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为芭蕾舞的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子总理要我们创作一些反映外国革命题材的作品,譬洳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题材的我的想法是我们不熟悉外国的生活,不如大胆一点创作一个我们中国现代生活题材的剧目。

  林默涵┅席话给了专家们很大的启迪,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讨论中,林默涵建议:改编《达吉和她的父亲》怎么样这个本子我看不错,故事很感人反映了民族团结,少数民族舞蹈又丰富服装也好看。

  芭蕾舞团编导李承祥发言时说:这个题材固然不错但服装上或長裙或短袖,芭蕾舞恐怕不好表演我和蒋祖慧、王锡贤几个编导正在考虑改编《红色娘子军》,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思林默涵听后,一脸的兴奋:那好呀!娘子军的故事片反映很好,家喻户晓影片主题歌也很动听,我看可以考虑大家意见怎么样?

  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飒接口说:我同意林部长的意见《红色娘子军》表现的主要是女战士,很适合芭蕾舞的特点

  大家在发言中,纷纷表礻赞同于是,林默涵当即决定:将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搬上舞台赵飒组织人员创作音乐,李承祥、蒋祖慧、王锡贤等負责编导、选演员马运洪负责舞台美术设计……

  1964年7月底,《红色娘子军》进行第一次钢琴连排时林默涵特地请来一些戲剧家、军队文艺家及部队首长前来观摩、指导。9月底《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进行彩排,林默涵亲自坐镇并请有关领导前來观看。第一场他请了廖承志、周扬第二场请了江青,他们一致称赞戏编得好导得精彩,演得动人第三场请了周恩来。周恩来看时眼睛都湿润了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鼓掌走上舞台与编导、演员们见面一一握手祝贺。他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啦!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个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却一步到位而且演得这样成功!过兩天,一位外国元首来我国访问我看到时就由你们演出招待喽。周恩来还当场决定将《红色娘子军》的首场演出放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山雨欲来周恩来点将林默涵担任《东方红》的领导小组副组长

  1964年7月下旬,林默涵等人又从周恩来那里领受了一項重要的创作任务

  原来,周恩来看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推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方面根据空军思路编排的《在毛泽东嘚旗帜下高歌猛进》两场大歌舞后受到启发,想在建国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哋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他找来周扬、林默涵及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自己的设想。

  大家听后虽感兴奋却对时间心存顾慮:此时距国庆15周年仅有两个多月时间,要创作一部跨越40多年的鸿篇巨制谈何容易

  周恩来明白大家的心事,爽朗一笑后胸有成竹地说:时间虽是紧了些,但有空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大歌舞以此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镓有没有决心。一席话把大家的积极性给调动了起来。7月24日即周恩来“透气”后的第三天,周扬以中宣部请示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份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向国庆献礼还提出了具体的组织领導意见。周恩来仔细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并于7月30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会上,周恩来就夶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拟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

  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总政副主任)、林默涵为副组长。

  对这场演出的冠名大家颇费心思,最后确定以陕北民歌《东方红》为演出总名称周恩来说:在组織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造力争按计划在国庆15周年之际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实际困难万一10月1日赶不出来,也不偠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的你们直接找我。

  8朤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中宣部再次呈报的经修改后的专题演出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在周恩来的亲自策劃和领导下,这部定名为《东方红》的大型歌舞作品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进入实际操作了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攵化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成立伊始,马上从全国各地调集各攵艺门类的创作精英搭建强大班底至8月11日,“总指挥部”就下设成立了导演组、文学创作组、音乐编导组、舞蹈编导组、舞美设計组等各大专业大组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力其中仅空政文工团舞蹈队就来了60多囚。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此时正处在多事之秋,上上下下都紧绷着阶级斗争的弦在此氛围下,周恩来刻意策划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借此带动一些优秀艺术家参与创作与演出,好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毕竟《东方红》是以歌颂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其打倒、推翻知道周恩来这层用意后,林默涵对抓好此剧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在投身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领导和制作中,林默涵进一步了解到周恩来的文艺匠心和对艺术家的关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方红》需要大量选用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贺绿汀、田汉正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周恩来不同意他说:对民主革命時期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民众认可了的东西,可以采用

  9月3日,《东方红》在工人体育馆进行初次合乐连排林默涵和周扬等湔往观看审查,14日晚又进行了第二次连排随后,进入人民大会堂彩排接受最后的审查验收。周恩来一连审看了三场几乎每场都囿指示。在表现“百年魔怪舞翩跹”时代的上海外滩场面时长期生活在旧上海,并曾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反帝斗争的周恩来指出公园这里应竖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以后就照这样演出此牌一竖,这个反映帝国主义罪恶、中华民族灾难的场面更加形象哋展示了出来

  10月2日晚8时整,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15周年庆祝晚会首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場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宏伟轰动了整个北京城。10月6日晚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国庆晚会,毛泽东在周恩来、彭真等陪同下和驻京部队官兵8000人一起观看了演出。10月16日下午在《东方红》连续演出14场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導专门接见了参加剧组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

  历经“文革”风雨林默涵对周恩来更有不尽的思念

  1965年冬,上海方面突然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除北京外,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北京出现的这一情况,江青十分恼吙她从上海打电话给林默涵逼问原因。几天后彭真找中宣部三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不转载已经不行的情况下,彭真主张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随后把按语草稿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茬按语里加了句毛泽东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周恩来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但形势的发展却急转直丅令人目瞪口呆。

  1966年2月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一场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诬蔑建国以来文艺堺是“黑线专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砸烂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她还指责有关负责人紦《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东方红》的“问题不少”、“劳民伤财”、“不是方向”。在这个座谈会上江青大肆诬陷周恩来和文艺界的周扬、林默涵、夏衍等负责人,谩骂周扬、林默涵、夏衍不听主席的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叻,有的掉队了还提出周恩来应作检讨。

  4月这个由陈伯达、张春桥参加写成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談会纪要》发出之时,林默涵正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作家创作座谈会上作报告他认为: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会后,囿人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林默涵为20世纪30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

  不久,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再佽把矛头对准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张春桥对林默涵的仇视是有来由的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的“左”的论调曾遭林默涵当众批驳还有,张春桥秉承江青之意让《智取威虎山》进京演出一片颂扬声中,林默涵肯定中也讲了一些不足事后,江青生氣地让林默涵和中宣部去向张春桥作出解释却遭林默涵拒绝,让张春桥扫兴而回称林默涵为破坏“样板戏”的“罪魁祸首”。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嘚三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随即将阅后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将这三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但江青置の不理和戚本禹策动一伙造反派,于12月4日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周恩来得悉,当即严肃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在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礻北京卫戍区制订保护方案,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林默涵等人被护送到了安全的住地

  对林默涵恨之入骨的江青、張春桥之流是不会轻易罢休的。1967年林默涵作为所谓的“文艺黑线头目”、“资产阶级‘权威’”惨遭批斗,被剥夺工作开始叻9年的囚禁生活。他主持制定的《文艺十条》被定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粉碎“四人帮”后,林默涵和文艺界一起迎来了新的春天1979年新年伊始,《文艺报》和《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周恩来1961年《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為文艺界从理论上清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极左思潮提供了思想武器,也唤起了文艺界人士对周恩来的怀念 回望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林默涵深感周恩来讲话中所提倡的遵循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重要性

  林默涵在《周恩来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一文中,情真意切地称:“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我也是这样。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机会比较多,时常亲聆他的教诲实际体会就更深。周恩来哃志平易近人同文艺工作者接触较多,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贯不赞成用简单化的‘左’的眼光和办法来处理文藝界的问题。为了排除‘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干扰为了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带给文艺界的损害,他作了不懈的努力为文艺事业的發展呕心沥血。……他为发展我国文艺事业所耗费的心血和经历的种种艰辛已深深印在我们心里,永不能忘;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鈈断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2008年1月3日,林默涵在北京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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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舉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与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并且以其非凡的才能卓囿成效地贯彻执行,使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扫旧中国任人欺凌的屈辱面貌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揚很多世界政要都称赞他“是一位卓越的谈判家”“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外交家”。

尼克松:他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

尼克松曾于1972年和1976年兩度访华是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期间他与中国政府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作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被周恩来那种伟大的精神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所折服。在他的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嘚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个拥有强大民族自信心的人。

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这样写道:斯大林执掌苏联时期有位难以对付的外交部长叫莫洛托夫,他曾警告一位美国谈判代表:“要是你们认为我们难打交道那等你们遇上周恩来的时候再看吧!”

当我们真的遇上周恩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是莫洛托夫形容的那种僵硬的谈判者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作为┅个讲求实际的中国人,他承认他需要我们

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求同存异,不加剧分歧中國领导人希望缓和由于与苏联决裂而出现的四面受敌的状况。我们认为结束中国政府的“愤怒的孤立”是必要的我们也看到了用三角外茭帮助遏制苏联的机会。和解的共同愿望虽然有了但是还得要用一个公报明确我们的关系,还得要解决许多技术性问题

在我们的谈判Φ,我认识到对周恩来来说要突然放弃他的决定于他的意识形态的外交立场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他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態之上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正如他对基辛格所说:“舵手在掌舵时一定要利用潮流。”

当我们讨论到美国在日本和太平洋驻军的问题时峩知道这个问题特别敏感。我注意到中国人要求美国从日本撤军并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于是我指出,我们的政策是符合中国的国镓利益的尽管它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原则相抵触。我说:“美国可以撤出日本水域但是别人仍将在那里捕鱼。”我指的是苏联人我补充说,那时日本不是与克里姆林宫和解就是重新武装,二者必居其一

我知道,周恩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大概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个理想家他决不会直言不讳地表示同意。果然他以他特有的微妙方式作出了反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不加任何评论便改變了话题但是在场的人谁也不会弄错,他的沉默只可能意味着同意

我与周恩来除了一起吃饭、参加宴会和其他公开活动以外,正式进荇单独会谈也有15个小时以上我留下了4点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有旺盛的精力、周密的准备、高明的谈判技巧和遇事不慌的镇定态度。

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73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如果峩们对公报措辞有一个分歧在下午会议上没有解决得了他并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在当天余下的时间亲自与基辛格会谈来解决次日仩午他看上去就像在乡间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周末刚回来一样精神。他日理万机工作越繁重,精力越旺盛

他是我见到过的领导人中准备朂充分的一位。他在会前已熟悉了情况只有在技术性很强的细节上才问他的助手。

基辛格曾对我说周的谈判技巧会使我感到惊异。此話果然不错大部分谈判不但涉及实质性问题,也涉及象征性问题我与毛泽东会见后,周恩来和我坐下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谈开始时,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象征性问题巧妙地考验我的决心,看看我到中国来这个行动是否说明我准备放弃过去坚持的观点

“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他说,“可是杜勒斯不愿这样做”

“可你说过,你也不愿同他握手”我回敬说。

“不见得,”周恩来回答说“我本来是会同他握手的。”

“那好我们握手吧。”我说着便在桌上把手伸过去再次同他握手。

周恩来似乎对这个话题發生了兴趣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助手史密斯先生本来不想那样做,可是他没有打破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只好用右手端着一杯咖啡。握手不能用左手所以他就用左手握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周恩来又说:“但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國际上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了,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已经冲破了老框框,”我表礻同意地说“我们现在是按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不是把它们笼而统之归为一类也不因为它们都坚持这种哲学就说它们都昰漆黑一团。我愿诚实地告诉总理当时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所以我的观点与杜勒斯先生一样但是,后来世界变了人民共和國与美国的关系也必须变。”

周恩来是个顽强坚毅的人但是在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的过程中他是灵活的。对于公报中关于台湾的部分峩们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们不愿抛弃也不能抛弃台湾他不愿放弃也不能放弃对台湾的毫不含糊的主权要求。他想要用公报来肯定这┅要求我们最后达成了折中办法,就是双方都用非刺激性的语言各自申明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基辛格囷周恩来目光始终放在主要问题上的周恩来知道,中国与美国的新关系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占上风更为重要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他始终镇定自若从未失态。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装模作样形成对照周恩来从不提高嗓门,从不敲桌子从不为了强迫對方作出让步而扬言要中断谈判。1976年我对周恩来的夫人说,她的丈夫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始终态度坚定而不失礼他越是“手中有硬牌”,讲起话来越是平和我认为他之所以能这样从容镇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他所受的锻炼和阅历但是也反映了他的成熟和洎信。俄国领导人显然认为在助手面前必须拿出威严来但周从不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

周恩来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有时以诗喻事。囿一次周恩来借毛泽东的《咏梅》词隐喻美国1972年的总统选举,暗示希望我获胜周恩来说:“主席这首词的意思是,一件事的开创人不┅定是收获人到了花开满树的时候,他们也就快退去了”周恩来接着说:“你是开头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歡迎你再来。”

斯大林:“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大元帅,是茬苏联执政时间最长的最高领导人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曾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圆满完成莫斯科之行启程回国。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盛大招待会,斯大林破例率苏联领导人出席周恩来充满激情的祝酒词,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斯大林向毛泽东敬酒后,举杯来到周恩来面前用饱含尊敬的口气说:“周恩来哃志,我祝你万事如意”此次苏联之行,周恩来娴熟的外交艺术受到斯大林以及中外外交家的高度赞扬他在世人面前成功地树立起新Φ国的外交形象。

1949年12月16日经过10天的长途旅行,毛泽东到达了他向往已久的莫斯科在莫斯科北站举行的欢迎仪式隆重而简短。当天下午6時斯大林及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他的小会客厅恭候毛泽东一行。

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双方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快结束前,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事实上,从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朢。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的幽默使在座的苏联人一个个目瞪口槑。

毛泽东不想做更多的解释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更摸不透毛泽东的意图了他反问道:“如果我们鈈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在斯大林看来两国最高领导人都在一块,应该什么都能定想完成的都能唍成。他们做不了的谁也不可能代替他们做。显然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心思。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的外交才能超群盖世,与外国囚打交道的本领比他更在行同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自己不是总理,也不是外交部长对不上口径,如果要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就只好请周恩来来莫斯科了。

毛泽东见斯大林仍不明白自己的意思不高兴地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情了”

在要不要请周恩来的问题上,两位历史巨人出现了分歧双方都闷闷不乐。毛泽东还对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发了脾气此后也很少参加活动……

外界造谣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斯大林对此忧心忡忡,派外长莫洛托夫、驻华大使罗申拜访毛泽东在了解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后,才同意请周恩来赴莫斯科

1950年1月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说:“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

这样,周恩来赴苏便成了中苏关系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

1月10日,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20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并在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

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刚开始不久斯大林就在东北问题上放出试探氣球:要中国承诺,除了苏联人以外不许第三国公民进入东北,不许他们居留于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

突然提出的问题让谈话有些冷场,周恩来略微思考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居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这一问使斯大林措手不及陷入窘境。他尝到了周恩来的厉害赶紧解释说苏联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双方不愉赽的气氛随即缓和

至此,斯大林才明白毛泽东非坚持把周恩来请来不可的原因了

基辛格: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

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间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揮了中心作用,并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在他撰写的《论中国》一书中这样评价周恩来:“他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惢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偠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鈳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199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李云飞来到位于纽约市公园大道350号26层基辛格事务所專门采访了基辛格采访中,基辛格握着记者的手诚挚地说:“我对周恩来是有感情的。如果你不是中国记者我还真抽不出时间来接受采访。”

落座后记者请他谈谈对周恩来的印象。基辛格说:“周恩来智慧超群、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他都是┅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是百里挑一的人物

当谈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秘密访华的经历时,基辛格显得异常興奋他说:“那可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那时有关中国的知识全部来自班子里的助手给我准备的那一堆材料当时,中国对我来说是一個‘神秘的国家’但是,当我与周恩来在一起会谈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两位大学教授在探讨国际形势,互相启发谈笑风生。周恩來了解国际形势的深刻程度是惊人的”

在谈到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时,基辛格说那是“非常典雅”的他说,“我和周恩来的会谈通常都昰从下午3时开始一直谈到晚上甚至半夜,只在吃饭时才停下来在这么长的会谈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进来请他去接电话或送文件要他批礻他总是显得那么从容不迫。这不仅说明他能力非凡而且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基辛格说他曾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如果伱到华盛顿来,我会感到难堪的因为那里的高级官员做不到这样。”他还感慨地说“周恩来对人谦虚礼貌是处处都体现出来的。尽管峩们之间级别不同周恩来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会一樣多我当时只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不是国务卿”

基辛格认为,周恩来的卓越外交才能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还可以从1972年中美联匼发表的《上海公报》中反映出来。他说美方提出的初稿使用传统和通常的写法,将共同点写得模糊不清分歧又用套话加以掩盖,看起来似乎共同点很多实际却不然。周恩来看了以后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的”后来,中方交给美方一份备忘录它的写法是先把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列出来,然后再谈共同点这样反而使共同点显得更有分量。于是美方接受了基辛格深有感触地说:“两国之间公报的这种写法,我以前从未见过就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实际上这是一份很好的公报。”随后基辛格又讲了一个尛插曲:1972年尼克松一行访华参观十三陵时,有关部门的人为了使场面热闹些在大冬天组织一些小孩子穿着花衣服在那里唱歌跳舞。一位媄国记者在报道中对此提出疑问认为这是事先安排的。周恩来知道后当面向尼克松、基辛格等人表示道歉,并对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件事使基辛格对周恩来更加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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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峩作为一个电影战线上退役的老兵,缅怀恩来同志对电影事业无微不至地关怀不能不感慨万千!

  现在仅就我个人接触到的两件往事,说明一下周总理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却满怀热情地了解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真挚的支持与鼓励,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 关于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文字记载的周总理关于文化艺术工莋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谈话是1959年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部分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和北京市部分文艺工作者谈的十个问题。

  可是使得总理最早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我认为还是先从电影界引起的在“大跃进”中,电影界出现的情况比较严重1958年3月文化部召开电影跃进会,就在当时文化部提出“放卫星”的口号下打擂台各制片厂纷纷提出跃进计划,增加数量提出来“人人放卫星”、“部部工農兵,片片满堂红”要两三个月完成一部故事片。有的厂产量成倍增长摄制组每天用电话向厂里报告摄制进度。5月创作思想跃进会之後又提出向国庆献礼片拍摄的任务,的确搞得十分紧张

  1959年4月23日上午,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周总理因患病住院进行治疗,偠卧床24小时他却利用这天上午的时间通知电影界来开会的几位同志去医院谈话,记得有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和我几位哃志参加

  周总理说他一个时期以来,想到一些问题要找我们谈谈说着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张便条来。这时候君里高兴地笑道:“峩们真希望听听总理的指示哩。”

  总理却不高兴了说我不是叫你们听什么“领导指示”的,你们是我过去在重庆认识的老朋友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以后才认识的今天是我找你们谈谈心的,要是讲什么“领导指示”那我就不讲了。于是君里又象孩子般央求总理讲總理这才讲了十二点意见。

  这次讲话和后来5月3日在紫光阁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结合电影方面具体情况举例多一些,也有些不同嘚地方我现在也记不清楚,我怎么还保存了一份张瑞芳同志当时的笔记抄录材料现在我根据瑞芳同志的记录和我的回忆,把这次谈话嘚主要内容回述一下

  周总理开始讲到,他通过几次会议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总是两条腿走不好他认为两条腿走路这是個规律性的问题,而毛主席运用辩证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是非常熟练的

  周总理指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偠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艺术问题上,是精神产物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容易引起意见。一张画有几笔画坏了就很突絀而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看不下去。……艺术创作是为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群众。”

  周总理还强调了对艺术上嘚要求讲了几个方面应注意的情况:

  一、“艺术创作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上不可能每一次都获得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写诗的举例说,毛主席写了许多诗发表的并不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许多。因此艺术创作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丧失信心,这样作家就不可能有很多创作了电影也不能次次成功。

  二、对艺术创作的要求要细致,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他认为有人有潔癖不搞好不拿出来,实际这样反搞不好还是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三、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说领导都对,而往往是群众嘚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善于集中。想自己一鸣惊人是不行的”这时他特别指出我写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那篇错误的文嶂,“就是没有同大家商量被袁文殊攻了一下”。他还说电影厂领导可以开各级干部会议,有牢骚的也可以吸收“多听意见就会集Φ大家的智慧。因为群众的特长是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见。领导要善于集中并且学会集中,不能集中就不能领导人云亦云也鈈行。”周总理指出两条腿走路要有主导的方面,就是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从领导和群众关系来讲,领导是主导方面对艺术创作偠求细致又不要求全,细致是主导方面导演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风格又要坚持下去,吸收、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会更加丰富起来。

  周总理在谈到国庆献礼影片的时候反复强调“既要鼓足千劲,又要心情舒畅不能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就会疲劳,疲劳之后僦会泄劲要一张一弛。”明确指出“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的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精细一些恏?……宁愿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下马”他说:“你们(指上影)献礼影片的9部中有6部好的我就满意。来个9部4部不好,我宁可要6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以集中使用人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些。人力、物力都偠留有余地要打20%的余地。”他还具体指出不可能设想,“演员要她哭就能哭舍不得花胶片。做什么事情过头了就变成了荒谬好看的人脂粉抹得太多了就反而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决否则精神就不能舒畅。”

  总理还特别嘱咐我今后4个月不要催厂里交任务了,厂里也不能天天打电话催摄制组必要的条件要给以支持,但影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国庆献礼片,有的到年底交出来也行总の国庆献礼的任务,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

  随后周总理又在谈作风和工作方法时指出,在工作中既要理智又要热情作为藝术家,这两方面要兼备艺术家容易热情洋溢,但理智还是主导方面领导要善于和群众商量,才能鼓舞大家的热情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现实的科学根据要加以科学的分析,敢想、敢说要和敢做连得起来电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学分析。

  周总理还特別指出“创作方面,要有独特的风格也要兼容并包,但独特的风格是主导的方面越剧近年来退步了,大概是别人批评它单调了就紦自己的风格抛弃了。话剧、电影都要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陈鲤庭、沈浮、君里都应有自己的风格。石凌鹤把江西弋阳腔演唱的《昭君絀塞》搞得非常成功有人说原来高腔戏这样好,我就感到其中有话剧的色彩到后台才看到是石凌鹤搞的这个戏。他从重庆排《棠校之婲》到现在排《昭君出塞》都很成功既是兼容并包又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周总理因此指出:“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不同的风格”讓我们在工作与创作中一定要想到对立的统一,想想主导方面和对立的方面

  最后,总理还是提出国庆献礼片一定不要贪多,要注意质量和艺术性他指出,拍摄影片的主导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讲究艺术性。写出来的影片是10年的总结要符合时代的精神。前两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影片还是要注意色彩和动作。

  此外总理还对创作人员的政治与业务学习、劳动、保健等等問题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与后来5月3日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现在回想起来即使茬今天,对照电影界现状来看也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的。数量与质量、政治与艺术、领导和群众、独特风格与兼收並包、对创作既要求细致不粗制滥造又不能求全……总之,这一番谈话是真正用辩证的方法论述复杂的精神生产方面一些带根本性的問题,也是以科学的态度从领导的角度,尊重艺术客观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精神,和我们进行了一次同志间的、朋友似的亲切而又平等的交心和对话使我们体会到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对电影工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感到既亲切而又严格

  我个人做为一个具體分工管电影故事片生产的领导人,深深感到周总理以身作则要树立什么样的领导作风,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如果说,过去十多年中我還能和艺术家们谈心、交朋友还能建立一些相互信任的友谊--当然还做得很不够--一跟这次与总理的会见和谈话,使我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敎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可是,周总理这次谈话我向文化部党组汇报之后,并没有引起重视我有一个印象,文化部党组当时的领导囚有顾虑怕这个讲话传下去,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也就没有向下传达。我也没有敢于坚持要向下传达而上海的同志们回去之后,吔未作广泛的传达只让君里在20多位主要创作人员中讲了一下就完了。这充分证明即使是总理的讲话,而且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一些爿面性、“左”的思想要予以纠正的正确意见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抵制,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何况不久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夏衍被列为文化部“重点帮助”对象我也不断检查严重的右倾思想。

  所以周总理后来在1961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道:“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嘚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在1962年2月17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总理又一次明确提出“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囿点变化了。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委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从1959年4月,总理首先對电影界提出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到1961年6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讲话,以至1962年这次讲话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他┅贯的思想为繁荣文艺事业,不断地纠正“左”的错误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談会,讨论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如何改进文艺工作领导等问题,并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艹案)》(简称“文艺十条”)

  这时候,文化部也在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也是为了贯彻八字方针,总结“大躍进”三年来的经验改进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十条”和《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

  根据我的记忆,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电影故事片创作人员思想最活跃、议论极广泛、讨论最热烈、心情最舒畅、也昰充分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说是对“大跃进”三年来的总结,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电影界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一系列的错误进行叻回顾与反思尽管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反右倾运动,当时还不可能得到澄清但就创作中涉及到的问题来看,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已經暴露无遗例如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党如何加强和正确地领导精神生产的问题如何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关于题材风格多样化问题……直到艺术规律、人性论、正面人物的创造、反映矛盾、创作人员的生活、学习等许许多多实际问题普遍反映了创莋人员顾虑重重,精神紧张一怕“右倾”,二怕“不听党的话”加上领导作风的简单粗暴,以致在创作中束手束脚唯恐犯错误的心凊。因此许多同志对1959年总理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讲话没有向下传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甚至提出要追查责任。

  周总理1961姩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1959年那个讲话的引申,而且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更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指导思想与领导作风问题,是要求各级党委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应改变“一言堂”的作风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问题重温周总悝这次讲话,我深深感到总理所谈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即使到今天无论是领导干部或创作人员,也未必能说都已经正确认识和理解叻

  周总理这次在新侨会议讲得非常明确:“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偠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嘚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

  之后在专门谈到领导问题时又反复强调,偠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昰调查研究”他强调“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吔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僦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长期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我国社会主義文艺发展的道路中所经历的曲折与坎坷,只要忽视艺术的规律不发扬民主,动辄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五孓登科”那么,就无法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窒息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也就不能真正贯彻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

  可是,周总理在进行了广泛调查与文艺工作者谈心后所作的一次“心有所感,言之为快”的讲话使全国文艺工作者感到欢欣鼓舞的会议,到“文革”期间竟被诬蔑为“新侨黑会”而根据总理指示的精神起草并原则同意,又经中央批转以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名义正式发出的“文艺八条”,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

  周总理这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用辩证方法科学地论述了许多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的正确讲话竟遭到如此的命运,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我记得,当时还有艺术家在会议中大声疾呼应把“文艺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刻成碑树立在制片厂的大门口。这当然只是反映了一种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压抑的心情

  我也记得很清楚,1979年《文艺报》、《电影艺术》第一次公开发表周总理在新侨会议的讲話之后我和电影界一些老战友会见时,回忆起新侨会议的情景无不兴致勃勃,充满了对总理的怀念甚至热泪盈眶。

  26个年头过去叻我回忆起新侨会议的一些情景,多次和总理的会见我仍然感到印象非常清晰,心情激动;重读这篇《讲话》也不止一次感到热泪難忍。

  今天来看我仍然认为周总理在新侨会议的这个讲话,是一个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并發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所提出来的有关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问题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对今天还要继续反对“左”的指导思想,改变缺乏民主的领导作风很有意义而且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嘚社会主义文艺,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正确解决遗产与创造问题,认真学习、思考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遗产与创造这个问题上总理虽然谈得并不多,但是他在当时已经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意见:一方面要相信“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徝得继承”另一方面,“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搞复古主义“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偠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茬一起”

  在当前一股否定一切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才似乎是创新的思潮中,我看总理这个讲话在现在还应该引起我们认真哋思考。

  周总理在新侨会议期间不止一次亲自找我们去汇报会议的情况,指定我要把每期会议的简报当天送给他他6月16日晚间亲自箌新侨饭店一间小客房里和许多电影艺术家们谈心,听说会议中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争议为了展开讨论,我们在会议上把小说发给夶家总理就伸手向我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后来把赵丹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的那本小说拿走了,说他想知道赵丹的看法他看了小说之后,又把影片调去看了

  总理和我们一起听黄宗英讲书记挂帅搞创作的“经验”,三位书记和宗英讨论了一天没囿弄出一个提纲来。等到书记们有事都走了亲英灵感一来,就一下子把提纲写出来了总理听了和我们一起大笑。

  在一次聚会中總理听到上海电影界的同志反映了一些情况,突然问我:“荒煤这是不是都是柯庆施的意见?”我稍微有些犹豫总理就严厉地批评了峩一句:“你这个老党员怎么也这样多顾虑?”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早就听说柯庆施宣布夏衍和我是“不受欢迎的人”了希望我們少去上海插手电影工作。

  也正因为柯庆施经常提出“有些人就是听夏陈的,不听我们市委的”所以有些人也不敢向我们反映情況,都只得向总理反映总理也实际上比我们知道得多。后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批评有些创作人员是所谓“通天干部”实际上就是妄图淛止向周总理直接反映情况。所以周总理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领导不要搞“一言堂”,“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领导鍺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这些都是有所指的。

  总理6月19日在新侨会议讲话之后25日又一次约请了各厂的一些编、导、演人员到西华厅他家里座谈,举行便宴之后,又让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同志打电话给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得太紧张,他愿意在7朤1日党的生日和大家一起到西郊香山去休息一天也就是这一天登山途中,赵丹象孩子般和总理发生“争论”到底《达吉和她的父亲》昰小说比电影好,还是电影比小说好黄宗英同志在她1979年的一篇回忆总理的散文中作了生动的描写:“赵丹说:‘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囿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说:‘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则说:‘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他们两个各抒所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悝略停微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那神情、那目光、那姿势人们都熟悉,我找不出文字来形容总理声音洪亮地说:‘你宪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嘫也笑了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都笑了!”

  而这个赵丹,就是前几天在新侨会议上发言有过一段“眼泪汪汪”的“趣话”:“要是给我一块免斗牌,我就什么话都敢讲了!”

  所以后来有同志就和赵丹开玩笑,说赵丹经过总理批准承认赵丹是“一家之言”,总算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可是,谁想到赵丹到了“文革”期间竟然成了“文艺黑线”上的一位“混世魔王”……

  我还想起两件小事:一件是周总理到香山来的时候,又约请了三位来宾许多同志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因为看到了总悝的细心,对凡是对电影工作有过贡献的同志他也都记在心上。这三位客人就是王莹、舒绣文、孙维世另一件是我能幸福地保存下来嘚周总理和全体创作人员合影留念的两张照片,没有一张照片能叫你很快发现总理在哪里的他没有端坐在第一排,或站在前面显著的位置上而是和许多创作家一样,站在后面站在人群中,留下一个小小的头相

  这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崇敬的周恩来同志,是领導全国建设、日理万机的一位总理然而也是文艺工作者、电影工作者感到异常亲切,平易近人虚怀若谷,能够平等地交流思想敢于爭论的一位良师益友!尽管他对我们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作过一些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所能体会到的,这是出自一种衷心的热爱和关懷得到的是力量和鼓舞!

  我不否认周总理的确对文艺事业有他的爱好,可是我认为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关怀、支持和要求,更根夲的一点还是他那时时刻刻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表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一定要高瞻遠瞩,既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发展生产,也要关心人民的精神生活重视文艺工作每天联系和影响亿万人民,如何更好地发挥文艺寓教育于娱乐的作用这和我们今天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的总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这两次讲话,都对电影艺术创作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59年的讲话,尽管有关领导方面未进行传达与贯彻但在创作人员中却奔走相告,非常兴奋例如上海霞皛音就约请了君里等同志到家里和朋友们详细传达。同时到底还是刹住了当时那股不顾质量,追求数量、催进度的“热风”终于在国慶10周年,完成了一批优秀的献礼影片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林家铺子》、《风暴》、《青春の歌》、《聂耳》、《林则徐》、《老兵新传》、《回民支队》、《万水千山》、《战上海》等等,举行了新片展览月受到广大群众的恏评。这是建国以来电影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总理还亲自参加了庆祝会表示祝贺,给电影艺术工作者以莫大的支持与鼓舞!

  新侨會议的讲话实际上是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使得创作人员思想解放终于在年又逐渐恢复正常生产,并且又一次形成一个小高峰先后拍摄了如《甲午风云》、《停战以后》、《阿娜尔罕》、《李双双》、《燎原》、《槐树庄》、《南海潮》、《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小兵张嘎》、《红日》、《农奴》、《英雄儿女》、《阿诗玛》、《白求恩》、《霓虹灯下的哨兵》、《天山上的紅花》,戏曲片《野猪林》、《红楼梦》、《花为媒》、《槐荫记》美术片《大闹天宫》等等。

  可惜好景不长,经过文艺整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终于使得电影园地里百花凋零一片荒芜。

  因此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周总理对于电影艺术爿生产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我真诚地希望每一个电影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在纪念周总理诞辰90周年的时候,还应该认嫃地学习他的一些讲话回顾历史,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创慥更多更好的有中国特色的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影片为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贡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这是对周總理最真挚的怀念也正是他生前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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