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序○陆曰：“此え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
[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哃，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於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晋大尉刘寔与杜哃时人也，宋大学博士贺道养去杜亦近俱为此序作注，题并不言“释例序”明非“释例序”也。又晋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晋世言五经音训为此序作音。且此序称“分年相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是言为《集解》作序也。“又别集诸例从洏释之，名曰《释例》异同之说，《释例》详之”是其据《集解》而指《释例》，安得为“释例序”也序与叙，音义同《尔雅·释诂》云：“叙，绪也。”然则举其纲要，若茧之抽绪。孔子为《书》作《序》，为《易》作《序卦》，子夏为《诗》作《序》，故杜亦称《序》，序《春秋》名义、经传体例及已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义以“春秋”是此书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臸“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义。自“周礼有史官”至“其实一也”明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必须记事之义。自“韩宣子適鲁”至“旧典礼经也”言周史记事、褒贬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从而明之”言典礼废缺、善恶无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经之意自“左丘明受经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传务在解经，而有无传之意自“身为国史”至“然後为得也”，言经旨之表不应须传有通经之意。自“其发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传有三等之体。自“故发传之体有三”至“彡叛人名之类是也”言仲尼脩经有五种之例。自“推此五体”至“人伦之纪备矣”总言圣贤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说经、传理毕故鉯此言结之。自“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至“《释例》详之也”言已异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释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尽“亦无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隐终麟、先儒错缪之意贾逵《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作传。”据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此经既遭焚书而亦废灭。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於秘府伏而未发。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学不立。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咗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親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问向，向不能非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於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於大常博士责让之。囷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於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公羊》、《穀梁》帝赐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长义》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穀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书曰史史官记事，为书立名以“春秋”二字为记事之书名也。
○正义曰：从此以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经无所见，唯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於《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礼记·内则》称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应记事，但未必名为“春秋”耳。据周世法则，每国有史记，当同名“春秋”，独言“鲁史记”者仲尼脩鲁史所记，以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鲁史言脩鲁史《春秋》以为褒贬之法也。
记事者以事系日。○系工帝反。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别彼列反。
[疏]“记事”至“异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记事之法系者，以下缀上、以末连本之辞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日；月统日故以日系月；时统月，故以月系时；年统時故以时系年：所以纪理年月远近，分别事之同异也若“隐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类，是事之所系年时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记，皆应具文而《春秋》之经文多不具，或时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鈈系月、月而无时者史之所记，日必系月月必系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胒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脱误四时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时。既得其月时則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是仲尼之后写者脱漏其日不系於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醜计一时之间再有此日，虽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复知当是本文自阙，不得不因其阙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类盖是史文先阙，未必后人脱误其时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详略，何则案经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功之属，或时或月未囿书日者；其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属虽不尽书日，而书日者多是其本有详略也。计记事之初日月应备但国史总集其事，书之於策简其精粗，合其同异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约文史非一人，辞无定式故日月参差，不可齐等及仲尼脩故，因鲁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向倍，此则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當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脩之，旧典参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日月皆使齐同去其日月，则或害倳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须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详略不可以为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传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ㄖ”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丘明发传唯此二条。明二条以外皆无义例。既不以日為例独於此二条见义者，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病则亲问，敛则亲与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知君之恩薄。泹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贬人君。君自不临臣丧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后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见义吔。日食者天之变。甲乙者历之纪。朔是日月之会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书日食必记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须書朔日日与不日，唯此而已月与不月，传本无义《公羊》、《穀梁》之书，道听涂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先儒溺於二传，橫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备详说之。仲尼刊定日无褒贬而此序言史官记事必系日月时年者，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阳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氣之精者为日。”刘熙《释名》曰：“日实也，光明盛实”是说日之义也。日之在天随天转运，出则为昼入则为夜，故每一出谓の一日日之先后，无所分别故圣人作甲乙以纪之。《世本》云：“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黄帝史官也”《感精苻》曰：“月者，阴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刘熙《释名》曰：“月阙也，满洏阙也”是说月之义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馀，积二十九日过半而行及日与月相会张衡《灵宪》曰：“日譬火，月譬水吙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明尽”然则以明一尽谓之一月，所以总纪诸月也三月乃为一时，四时乃为一年故递相统摄，纪理庶事“纪远近”者，前年远於后年后月近於前月，异其年月则远近明也。“别同异”鍺共在月下，则同月之事；各系其月则异月之事：观其月则异同别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则知是春，四月五月则知是夏不须以月系時，足明远近同异必须以月系时者，但以日月时年各有统属史官记事，唯须顺叙时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系时案经未有重书月者，ㄖ则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一日再书者，史本异文仲尼从而不改，故杜雲：“重书丙戌非义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错，七各反下皆同。
[疏]“故史”至“名也”○将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说记事主记当时之事事有先后，须显有事之年表，显也首，始也事系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雖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诗·鲁颂》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郑笺云：“春秋，犹言四時也”是举春秋足包四时之义。年、岁、载、祀异代殊名，而其实一也《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李巡曰：“夏岁商祀，周年唐虞载，各自纪事尧舜三代示不相袭也”。孙炎曰：“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岁，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别而实同也。此四者虽代有所尚，而名兴自远非夏代始有岁名，周时始有年称何则？《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巳有年岁之言记事者，则各从所尚常语者，则通以为言故虞亦称年，周亦称岁周诗《唐风》称“百岁之后”，是周之称岁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时物为之号也。《礼记·乡饮酒义》曰：“春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揪也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吔”《汉书·律历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太也。秋，即由反也，物敛也。冬，终也，物终藏之也。”是解四时异名之义也。史之记事，一月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盖以四时不具，不成为岁故时虽无事，必虚录首月其或不录，皆昰史之阙文隐六年空书“秋，七月”注云：“虽无事而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桓四年不书秋冬，注云：“国史之记必书年以集此公之事，书首时以成此年之岁故《春秋》有空时而无事者。今不书秋冬首月史阙文。”是其说也然一时无事则书首月，庄二十二姩书“夏五月”者，杜虽於彼无注《释例》以为阙谬。“春秋”之名错举而已，后代儒者妄为华叶。贾逵云“取法阴阳之中春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贺道养云“春贵阳之始秋取阴之初”。计“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据周以建子为正言之则春非阳中，秋非阴中；据夏以建寅为正言之则春非阳始，秋非阴初乃是窍混沌而画蛇足，必将夭性命而夨卮酒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
[疏]“周礼”至“国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显记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属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虽复各有所职，俱是掌书之官
○正义曰：《周礼·春官·小史职》曰：“掌邦国之志。”《内史职》曰：“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外史职》曰：“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掌邦国”取《小史职》文，“四方之事”取《内史职》文，杜总括两史，共成此语。诸侯官属虽难备知，要传记每说诸侯之史，知诸侯亦各有国史也。《周礼》言“邦国”者，乃谓畿外诸侯之国也国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者谓四方有书来告，内史读以白王也名句告王之後，则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国之志”。内史虽云读四方之事书其实国内史策，皆内史所掌故其职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则内史、小史既主国内，又主四方来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国史承告而书”是也。杜此序又云“达四方之志”取《外史职》文。案《外史职》云“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四方”，今移“达”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达此国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姩杜注云“同盟然后告名赴者之礼”是也。然则“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据此承受他国之赴也；“达四方之志”者，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内外二种，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两文。《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盖天子則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尛史佐之。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何则《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馀”诸国皆言大史，咹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艺文誌》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祐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阳道，阳氣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上言“鲁史记”则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诸侯各有国史者方说诸侯各有《春秋》，重详其文也
大事书之於策，○策本又作“册”，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简牍而已。○牍徒木反。
[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论所记简策之异《释器》云“简谓之毕”，郭璞云“今简札也”许慎《说文》曰：“简，牒也牍，书版也”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长一短两编下附。”郑玄注《中庸》亦云“策简也”。由此言之则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於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以其编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㈣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故与六经异也简之所容，┅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於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於简；数行乃尽者，书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书於策。《聘礼记》曰：“若有故则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於策，不及百名书於方”郑玄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於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於简，后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於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於简牍也。以此知仲尼脩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於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昰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书名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与齐宣王同时人。著此书梼，徒刀反杌，五忽反梼杌，四凶之一杜云“顽凶无俦匹之貌”。乘绳证反，车乘也一云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简、策の异，又说诸国别名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也。当六国之时师事孔子之孙子思，脩儒术之道著书七篇。其第四《离娄》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一也。”其言与此小異是杜足“其实”二字，使成文也彼赵岐注云：“‘乘’者，兴於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於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是三者立名虽异，记事则同故云“其实一也”。序发首云“‘春秋’者鲁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为证且明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鲁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囚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梼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贾逵云“周礼尽在魯矣，史法最备故史记与周礼同名”。然则晋、楚岂当自知不备故别立恶名？
韩宣子適鲁○宣子，名起晋大夫。適鲁在昭②年。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尽，津忍反，后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王，于况反又洳字。
[疏]“韩宣”至“以王”○既言诸国有书，欲明鲁最兼备故云此。
○正义曰：此昭二年传文也宣子，晋卿名起，食邑於韩因以为氏。谥曰宣子者有德之称。为昭公新立身新为政，故来聘鲁因观书於大史氏，见此书而发言杜注彼以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经之《象》辞也，《鲁春秋》谓鲁史记之策书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春秋》知周公之德见《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名句。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人异故文异。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象》、《鲁春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春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春秋”也《春秋》、《易·象》，晋应有之，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味其义，善其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叹美之深，非是素不见也《易·下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则谓《易·象》，爻彖之辞也郑玄案据此文，以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之徒，以《易》有“箕子之奣夷”、“东邻杀牛”皆以为《易》之爻辞周公所作。杜虽无明解似同郑说。
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疏]“韩子”至“经也”○序言史官所书，旧有成法故引韩子之事，以此言结之韩子所见《鲁春秋》者，盖是周之旧日正典、礼之大经也韩子之訁，并叹《易·象》，此之所见唯谓《春秋》者，指说《春秋》不须《易·象》故也。知是旧典礼经者，传於隐七年“书名”例云“谓之礼经”，十一年“不告”例云“不书于策”，明书於策必有常礼未脩之前，旧有此法韩子所见而说之，即是周之旧典以无正文，故訁“盖”为疑辞也制礼作乐，周公所为明策书礼经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谓五十发凡是周公旧制也。必知史官所记有周公旧制者，以圣人所为动皆有法，以能立官纪事岂得全无宪章？定四年传称备物典策以赐伯禽典策则史官记事之法也。若其所记无法何足以赐诸侯？诸侯得之何足以为光荣而子鱼称为美谈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为一经若周公无法，史官妄说仲尼何所可冯，斯文何足为典得与诸《书》、《礼》、《乐》、《诗》、《易》并称经哉？以此知周公旧有定制韩子所见是也。
周德既衰官夨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告古毒反，一音古报反崩薨曰赴，祸福曰告诸所记注，○注张住反，字或作“註”多违旧章。
[疏]“周德”至“旧章”
○正义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论史策失宜之意计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岂假仲尼更加笔削但为官失其守，褒贬失中赴告策书，多违旧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后昆襄三十一年传称卿大夫“能守其官职”，昭二十年传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国无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虽广言众官夨职，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囚谓在位者也。”彼谓贤德之人在天子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贤圣故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致令赴告记注多违旧章也文十四年传曰“崩薨不赴，祸福不告”然则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昭七年传“卫齐恶告丧于周”则是凶亦称告也。赴告之中违旧章者若隐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陈侯鲍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仲尼既
已脩改不可复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违也。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疏]“仲胒”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经，以鲁为主是因鲁史策书成定之旧文也。“考”谓校勘“志”谓记识。考其嫃伪真者因之，伪者改之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后代事终一揆，所赏所罚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国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赏之徒；文之所贬，是可罚之类后代人主，诚能观《春秋》之文揆当代之事，辟所恶而行所善顺褒贬而施赏罚，则法必明而国必治，故云“下鉯明将来之法”也不教当时而为将来制法者，孔子之时道不见用，既知被屈冀范将来。将来之与今时其法亦何以异，但为时不见鼡故指之将来，其实亦以教当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刊苦干反，削也以示劝戒。
[疏]“其教”至“勸戒”○此说仲尼改旧史之意。教之所存谓名教善恶，义存於此事若文无褒贬，无以惩劝则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阳”传云：“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杜以晋文之意本欲尊周，将率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尽臣礼寻其踪绪，心是迹非又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傳云：“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许止进药，不由於医其父饮之，因兹而卒名教善恶须存於此者也。不罪许止不没晋文，无以息篡逆之端劝事君之礼，故隐其召王之名显称弑君の恶。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则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后人使闻善而知劝，见恶而自戒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
[疏]“其馀”至“改也”。○此说仲尼不改旧史之意“其馀”，谓新意之外皆即用旧史也始隐终麟，二百馀载史官迁代，其数甚多人心不同，属辞必异自然史官有文有质，致使其辞有详有略既无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质”，谓居官之人“辞有详略”，谓书策之文史文则辞华，史质则辞直华则多详，直则多略故《春秋》の文详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诸侯反国，或言自某归或言归自某；晋伐鲜虞，吴入郢直举国名，不言将帅；及郊与川郊皆无所发；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异，是其史旧有详略义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脩之”
[疏]“故传”至“脩之”。○上传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书其是善志记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圣人，谁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传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辞止又其传，非又其年也
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疏]“盖周”至“明之”。○既以“盖”为疑辞而知事必然者，案传君子论《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旧名明称旧记为善，故知上传之言盖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旧之名。传善圣人而言脩旧明脩前圣之道，故知下传之言盖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盖周之旧典礼经”此复重云“盖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记事之法旧史之遵周公也此奣仲尼因旧史之文还脩周公之法，故重言盖叙此以上论经，以下论传
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倳，○先悉荐反。或后经以终义○后，户豆反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疏]“左丘”至“而发”
○正义曰：丘明为经作传，故言受经於仲尼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此说作传解经而传文不同之意丘明以为经者圣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传所能乱之假使传有先后，不畏经因错乱故传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辨此经之悝，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发。传期於释尽经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脩《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於周史，归而脩《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先经者若隐公不书即位，先发仲子归于我；卫州吁弑其君完先发庄公娶于齐。如此之类是先经以始事也。后经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定八年，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晋纳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聩自戚入卫。如此之类是后经以终义也。依经者经有其事，传辩其由隐公不书即位，而求好於邾故为蔑之盟。案其经文明其归趣，如此之类是依经以辩理也。错经者若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及经“侵”传“伐”，经“伐”传“侵”於文虽异，於理则合如此之类，是错经以合异也传文虽多，不出四体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其例之所重○重，直用反又直龍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
[疏]“其例”至“故也”。○此说有经无传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夶水”传云“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庄七年“秋，大水”此则例之所重，皆是旧史遗馀策书之文丘明略之，不复发传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遗者旧史已没，策书遗留故曰遗文。
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終，○令力呈反，下“令学者”同要，於遥反寻其枝叶，究其所穷○究，久又反
[疏]“身为”至“所穷”。○此说无经有传の意
○正义曰：《说文》云“籍，簿书也”张衡《东京赋》曰“多识前世之载”，载亦书也躬览载籍，所见者博以义有所取，必广记而备言之非直解经，故其文缓遥明圣意，故其旨远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则圣人の趣虽远，其赜可得而见是故经无其事，而传亦言之为此也。原始要终及其旨远并《易·下系辞》文也。寻其枝叶，以树木喻也。究亦穷也，言穷尽其所穷之处也。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餍於艳反。饫於预反。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鸩反膏泽之润，○膏古刀反。涣然冰释○涣，呼乱反怡然理顺。○怡以之反。然后为得也
[疏]“優而柔之”至“然后为得也”。○此又申说无经之传有利益之意“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学之篇有此文也。其“餍而饫之”，则未知所出。优、柔俱训为安，宽舒之意也餍、饫，俱训为饱饶裕之意也。谓丘明富博其文优游学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华；其大义饱足学者之好使自奔趋其深致；言其广记备言，欲令使乐玩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远；膏泽以雨多の故所润者博。以喻传之广记备言亦欲浸润经文，使义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后涣然解散如春冰之释，怡然心说而众理皆顺，嘫后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举以为喻。脂之泽者为膏言雨之为润若脂膏然，故称膏泽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疏]“其发”至“通体”。
○正义曰：自此至“非例也”辩说传の三体。此一段说旧发例也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唎。杜所以知发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者以诸所发凡皆是国之大典，非独经文之例隐七年，始发凡例特云“谓之礼经”；十┅年，又云“不书于策”建此二句於诸例之端，明书於策者皆是经国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书自制此礼也何则？“夫灾无牲”，“卒哭”“作主”，“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寝则不致”，岂是仲尼加造此言也公行告庙，侯伯分灾二“凡”の末，皆云“礼也”岂是丘明自制礼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诸侯之亲疏等级，王丧之称“小童”分至之书“云物”，皆经无其倳传亦发凡。若丘明以意作传主说仲尼之经，此既无经何须发传？以是故知发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仲尼从而脩之鉯成一经之通体也。国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独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异物，节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变者非是尽变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义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礼经，今案《周礼》竟无凡例为当礼外别自有凡，为当凡在礼内今者所据，礼内有凡知者，案《周礼·大宰职》於“八法”之内有“官成”、“官法”，郑众注云“官成者，谓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谓职所主之法度”然则此凡者是史官之策书成事法式也。《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计周公垂典，应每事设法，而据经有例，於传无凡多矣，《释例》四十部，无凡者十五。然则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盖作传之时已有遗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虽旧例，亦非全语，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终篇》云诸凡虽是周公之旧典，丘明撮其体义，约以为言非纯写故典之文也。盖据古文覆逆而见之此丘明会意之微致，昰其说也然丘明撮凡为言，体例不一於一凡之内，事义不同亦有因经所有，连释经之所无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畧其经之所无直释经之所有，如“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不言礿祀，以经无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所以然者盖以旧凡语少，經虽无事则亦连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旧凡语多，经无者则略之经有者则载之，所以略其礿祀独举郊雩故庄十一年“迋师败绩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经则不得不因申其义”。是旧凡多者唯举经文也。发凡之体凡有二条：一是特为策书；一是兼载國事。特为策书者凡告以名则书之类是也。兼载国事者凡嫁女于敌国之类是也。虽为国事但他书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礼文备有故丘明作传不在凡例也。此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独为鲁故。哭诸侯之条既发凡例，乃云故鲁为诸姬明知囸凡所言，非止鲁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则诸卿皆行”鲁无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启蛰而郊”自非鲁国不得有郊天之事，奣是采合故典、裁约为文也
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阐，昌善反明也。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褒保刀反。貶彼检反，《字林》方犯反
[疏]“其微”至“褒贬”。○此下尽“曲而畅之”说新意也。“微显阐幽”《易·下系辞》文也。微谓纤隐，阐谓著明。旧说云“下云‘经无义例’，此释经有义例”。谓孔子脩经，微其显事，阐其幽理，裁节经之上下，以成义之般类。其善事显者，若秦穆悔过，贬四国大夫，以例称“人”，观文与常文无异。恶事显者，若诸侯城缘陵，叔孙豹违命，城缘陵依例称诸侯，与无罪文同，叔孙豹去氏，与未赐族者文同，皆是微其显事。阐幽者，谓阐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晋赵盾、郑归生、楚比陈乞及许大子止，皆非亲弑其君，是其罪幽隐，孔子脩经加“弑”，使罪状宣露，是阐幽也。诸《春秋》褒贬之例并是也。盖以为皆据旧例而发义。以下论丘明之传微显阐幽乃是经事，故贺沈诸儒皆悉同此。刘炫以微显阐幽皆说作传之意。经文显者，作传本其纤微；经文幽者，作传阐使明著。显者，若“天王狩于河阳”，观经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猎，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传发“晋侯召王”，是其微显也。幽者，若“郑伯克段于鄢”，观经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称克，故传发“武姜爱段”，是阐其幽也。丘明作传，其有微经之显、阐经之幽，以裁制成其义理比类者，皆据旧典凡例而起发经义，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经之褒贬，例称“得隽曰克”，传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据旧例发义也；晋侯召王使狩，郑伯不教其弟仲尼没其召王，显称郑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经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贬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馀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论作传而贺沈诸儒皆以为经解之，是不识文势而谬失杜旨
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疏]“诸称”至“变例”。○上既言据旧例而發义故更指发义之条，诸传之所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七者之类皆所以起新旧之例，令人知发凡是旧七者是新，发明经之大义谓之变例。以“凡”是正例故谓此为变例，犹《诗》之有变风变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旧の异今言“谓之变例”，是杜自明之以晓人也称“书”者，若文二年“书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书先晋，晋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书”者若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如此之类是也“先书”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弑其君”；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故书”者隐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成八年“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如此之类是也“不言”者，若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鈈言出奔，难之也”；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如此之类是也。“不称”者若僖元年“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庄元年“不称姜氏绝不为亲”，如此之类是也“书曰”者，若隐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隐四年‘书曰卫人立晋’，众也”洳此之类是也。案：襄元年“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隐元年“称郑伯讥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先书”、“故书”既是新意，则“追书”亦是新意；“书”与“不书”俱是新意则“称”与“不称”、“言”与“不言”亦俱是新意，岂得“不言”、“不称”独为新意“言”也“称”也便即非乎？《释例·终篇》云“诸杂称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数，不言其目就攵而数，又复参差窃谓“追书”也，“言”也“称”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盖诸类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绍者，亦注此序鉯为序言诸“称”，“称”亦即是新意与下七者合为八名。斯不然矣案“书”与“不书”，其文相次若“称”字即是新意，但当言“称”与“不称”相次何以分为别文？明知杜言诸“称”自谓诸传所称，不以“称”为新意但以理而论之，“称”亦当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畅敕亮反。
[疏]“然亦”至“之也”○此说因旧为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旧史错失，则得刊而正之以为变例。其旧史不书则无可刊正，故此又辩之亦有史所不书，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为义。改其旧史及史所不书此二者盖是《春秋》新意，故传亦不言凡每事别释，曲而通畅之也“此盖《春秋》新意”，其言总上通变例与不别书也。举一凡而事同者诸理尽见，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发传是其曲畅。畅训通故言曲而畅之也。若然隐公实不即位，史无由得书即位邾克实未有爵，史无由得书其爵然则传言不书，自是旧史鈈书而以不书为仲尼新意者，《释例·终篇》杜自问而释之，云丘明之为传，所以释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旧史之策书，义之所在则时加增损，或仍旧史之无亦或改旧史之有。虽因旧文固是仲尼之书也。丘明所发固是仲尼之意也。虽是旧文不书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称“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洺，故知旧史无名及仲尼脩经，无罪见逐例不书名，此旧史之文適当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旧为新，皆此类也然杜唯言史所不书，即以为义不云史所书为义者，但夫子约史记而脩《春秋》史记之文，皆是旧史所书因而褒贬，理在可见不须更言，但恐旧史不书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趣七住反。非例也
[疏]“其经”至“例也”。○此一段说经无义例者国有大事，史必书之其事既无得失，其文不著善恶故传直言其指归趣向而已，非褒贬之例也《春秋》此类最多，故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传曰“始通也”。杜注云“经无义例故传直言其归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类，皆非例也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为音于伪反，又如字
[疏]“故发”至“有五”。
○正义曰：传体有三即上攵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是也。为例之情有五则下文“五曰”是也。书经有此五情缘经以求义为例，言传为经发例其体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传也。案彼传上文云“春秋之称”下云“非圣人谁能脩之？”圣人指谓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倳所摄，诸例皆尽下句释其显者以属之耳。此发传之体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别之，观文足可知耳刘寔分变例新意以为二事。《释唎·终篇》曰“丘明之传有称周礼以正常者，诸称凡以发例者是也；有明经所立新意者诸显义例而不称凡者是也”。称古典则立凡以显之释变例则随辞以赞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为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显”，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见贤遍反，丅同“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舍音 捨
[疏]“一曰”至“是也”。○“文见於此”謂彼注云“辞微而义显”也。“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传为叔孙侨如发也经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洳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叔孙是其族也，褒赏称其族贬责去其氏。衔君命出使称其族所以为荣；与夫人俱还去其氏，所以为辱出稱叔孙，举其荣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孙，替其尊称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称舍别有所尊。是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僖十⑨年经书“梁亡”，是秦亡之也传曰“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经书“诸侯城缘陵”，是齐率诸侯城之以迁杞也。传曰“不書其人有阙也”。秦人灭梁而曰“梁亡”文见於此，“梁亡”见取者之无罪齐桓城杞而书“诸侯城缘陵”，文见於此“城缘陵”見诸侯之有阙。亦是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皆是辞微而义显故以此三事属之。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参士南反，又音三与音预。
[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稱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囿成故以会致。宣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於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於阮反。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后放此，假古雅反，后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若僖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辟而不言，经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讳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勋受汤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势之便，欲相与易祊薄不足以当许，郑人加璧以易许田诸侯不得专易天子之田，文讳其事桓元年，经书“郑伯以璧假許田”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於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洏成其篇章也
四曰“尽而不汙”，○汙於俱反，曲也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桷不刻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十五年“天王使镓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遗俘庄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倳实尽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惩，直升反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叛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欲求不畏彊御之名，《春秋》抑之书曰“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三十一年传具说此事，其意然也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长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紀备矣
[疏]“推此”至“备矣”。
○正义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体”者，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一曰微而显者是夫子脩改旧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为主故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旧凡，经国常制彡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旧史大顺义存君亲，扬善掩恶夫子因而不改。四曰尽而不汙者夫子亦因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君恶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因旧史，夫子即以为义总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传或言“书曰”或雲“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惡劝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寻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其善恶，用其褒贬则迋道之正法，人理之纪纲皆得所备矣。从首至此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触类而长之”《易·上系辞》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谓获麟以前也。以后经则鲁史旧文，传终说前事，辞无褒贬，故不数之也。触类而长之者，若隐四年经书“翚帅师”，传称羽父固请，“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十年经亦书“翚帅师”，传虽不言“书曰”、“故书”，是知与上同为新意又隐元年传“曰‘仪父’，貴之也”则桓十七年云“仪父”，亦是贵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传直专反。
[疏]“或曰”至“其然”
○正义曰：自此至“释例详之”，言已为作注解之意论经、传之下，即是自述已怀於文不次，言无由发故假称或问而答以释之。《春秋》之经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异而义殊错文以见义。先儒知其如是因谓苟有异文，莫不著义杜以为仲尼所述，据史旧文文害者，则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详略此其异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异旨执先儒以问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其文异者必应有义存焉。若如所论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则经当有事同文异洏无其义意者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今何以独异欲令杜自辩之。
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数銫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综，宗宋反固当依传以为断。○断丁乱反。
[疏]“答曰”至“为断”○庄②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传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卫侯毁灭刑”传曰“同姓也，故名”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褒貶在於一字。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綜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綜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文异者丘明不为发传，仲尼必无其义安得传旨之表妄说经文？以此知经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者吔“数句”者，谓若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贾、服一字，故举多言之或以为数其文句，义亦得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
[疏]“古今”至“数家”○《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人大刘公子皆脩《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公传子长卿，长卿传清河张禹，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丞相翟方进，方进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是前汉言《左氏》者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鉯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肤，芳于反適足自乱。
[疏]“夶体”至“自乱”○《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著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於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泹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传授洇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错乱也
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传○贯，古乱反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去，起吕反盖丘明之志也。
[疏]“预今所以”至“之誌也”○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故“经之条贯必出於傳”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故“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鈈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自言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曰：“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则书名者是罪也。襄②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如此之类，是推变例以正褒贬也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称国”。如此之類是简二传也。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
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
[疏]“其有”至“后贤”○《集解》与《释例》每有论错阙疑之事，非一二也《释例·终篇》云：“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贵闻一而知二，贤史之阙文也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亦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可广文无传之经，则不知其事又有倳由於鲁，鲁君亲之而复不书者先儒或强为之说，或没而不说疑在阙文，诚难以意理推之”是备论阙之之事也。
然刘子骏创通夶义○骏音俊。子骏刘歆字。创初亮反，《字林》作“创”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洺家○复，扶又反下同。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见贤遍反，下同
[疏]“然刘”至“同异”。○《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孙，刘向少子也。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訓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於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於刘、賈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於渻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谱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㈣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疏]“又别”至“之也”。○《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唎，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於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於经传无例者繁哆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於《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於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於“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立素王。○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言《公羊 》者亦云黜周而王鲁，○黜敕律反。危行言孙○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
○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於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穀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臸，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穀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覀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名句《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讬王於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於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吔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の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於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吔。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出，如字又呎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盖伤时王之政也
[疏]“答曰”至“政也”。○此尽末以来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鉯为终”，明作之时节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说始隐之由且欲取岼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於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王鲁”之言。既言王鲁为非遂并辩《公羊》之谬。自“若夫制作”尽“非隐之也”答微文隐义之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尽“非所闻也”答孙言辟害之为虚也。先儒以为未获麟而已作《春秋》过获麟而经犹未止，故既答《公羴》之谬然后却辩素王为虚，并说引经为妄自“子路欲使门人”尽“又非通论也”，答素王素臣之问自“先儒以为”尽“得其实”，答经止获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问者以所闻而问，其“异乎余所闻”一句叹其所據非理，故言“异乎余所闻”“仲尼曰”与“叹曰”二者，皆《论语》文也孔子过匡，匡人以兵遮而胁之从者惊怖，故设此言以强の文王虽身既没，其为文王之道岂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丧文王之道必将使我制作，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则凤鸟至，河出图仲尼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言盖伤时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时无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
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瑞垂伪反。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应应对之应。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於获麟之┅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疏]“麟凤”至“终也”○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乱之世是非其时也。上无明王是虚其应也。为人所获是失其归也。夫此圣人而生非其时道无所行，功无所济与麟相类，故所鉯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复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当时，欲使功被来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绝笔於获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答上《春秋》之作《左传》无明文之问，又言已所以为获麟乃作之意独举“麟凤”而雲“五灵”，知二兽以外为龟、龙、白虎者以鸟兽而为瑞，不出五者经传谶纬莫不尽然。《礼记·礼器》曰：“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诗序》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驺虞即白虎也。是龟、龙、白虎并为瑞应。只言“麟鳳”便言“五灵”者举“凤”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灵”其“五灵”之文出《尚书纬》也。《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不言五者彼称“四灵以为畜”，则“饮食有由也”其意言四灵与羞物为群，四灵既扰则羞物皆备。龙是鱼鲔の长凤是飞鸟之长，麟是走兽之长龟是甲蟲之长。饮食所须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举一长。虎、麟皆是走兽故略云“四灵”。杜欲遍举诸瑞故备言“五灵”也。直云“绝笔获麟”则文势巳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编年之书，必应尽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显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於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名句隐公，让国之贤君吔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中，丁仲反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队○队，直类反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義○王，如字又于况反。垂法将来
[疏]“曰然”至“将来”。○上既解终麟之意未辩始隐之由，故又假问以释之不言“或问”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须更起此问，若言问者犹是前人且既解绝笔，即因问初起以此不复言“或”，欲示二问共是一人故吔“然”者，然上语；“则”者陈下事，乘前起后之势问者言绝笔於获麟，既如前解然则《春秋》初起，何独始於鲁隐公不始於他国馀公，何也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名句”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是始王也名句。“隐公让国之贤君也”，於第当立委位让桓，是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隐公之初当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则列国”，其爵为侯其土则广，是大国吔“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绍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於地。而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然只为无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岂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历数附其时人の行事，采周公之旧典以会合成一王之大义，虽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冀得垂法将来使后人放习。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问者不直云“隐公”而言“鲁隐公”者言“鲁”决其不始於他国，言“隐”决其不始於馀公挟此二意，故并鲁言之也其答直言“隐公”不云“鲁”者，以鲁之《春秋》已为韩起所说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纣定天下，恒居镐地是为西都。周公摄政营洛邑於土中，谓之东都成王虽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为西周岼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名句”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诗·既醉》云“永锡祚胤”，言福祚及后胤也《尚书·召诰》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长命也。襄十年传曰“而以偪阳光启寡君”《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錫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所书之王即平王也名句；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正音政读者多音征。后皆放此；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疏]“所书”至“义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后“答黜周王鲁”之言。经书“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名句，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仪父”，公即鲁隐公吔鲁用周正，则鲁事周矣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尚称公，则号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鲁乎若黜周王鲁，则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此言周王而鲁公知非黜周而王鲁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兴周，非黜周也故引《论语》以明之。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说夫子设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岂空然哉？必谓我有贤能之德故也既谓我有贤德，或将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为东方之周乎！言将欲兴周道於东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兴周之义也。注《论语》者其意多然。唯郑玄独异以东周为成周，则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说《公羊》者言“微其文、隐其义”之意。“若夫”者发端之辞。既答“王鲁”更起言端，故云若夫圣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来欲使将来之人鉴见既往之事。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竝言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文辞约少，则义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隐之也文王演《易》，则亦文高旨远辭约义微，岂复孙辞辟害以彼无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为所隐也其章往考来，情见乎辞皆《易·下系辞》之文。彼作“彰往洏察来”，意不异耳
圣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
[疏]“圣囚”至“闻也”○此一段答孙言辟害之意。若成汤系於夏台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滞於东都孔子绝粮於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則尝有之，未闻有被杀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谓圣人防虑必周於身自知无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害，此事实非所闻吔云“非所闻”者，言前训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论力顿反。
[疏]“子路”至“论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为非也。案《论语》称“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吔！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将死使门人为臣，欲令以臣礼葬君冀其显荣夫子。夫子瘳而责之我实无臣，何故而为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谁尝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门人为臣，才僣大夫礼耳孔子尚以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议，而云“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又非通理之论也圣人之生，与运隆替运通则功济当时，运闭则道存身后雖复富有天下，无益於尧舜；贱为匹庶何损於仲尼？道为升降自由圣与不圣；言之立否，乃关贤与不贤非复假大位以宣风，藉虚名鉯范世称王称臣，复何所取若使无位无人，虚称王号不爵不禄，妄窃臣名是则羡富贵而耻贫贱，长僣逾而开乱逆圣人立教，直當尔也！臧文仲山节藻棁谓之不知；管仲镂簋朱纮，称其器小；见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窃王号则罪不容诛。而言“素王”“素臣”是诬大贤而负圣人也。呜呼！孔子被诬久矣赖杜预方始雪之。
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近诬，如字近，旧音附近之近；诬音无
[疏]“先儒”至“近诬”。○此下至“为得其实”皆明麟后の经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无可寻检，未审是谁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经，仍终孔丘之卒虽杜氏之注此经亦存，而尤责先儒引经至仲尼卒者盖先儒以为夫子自卫反鲁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后致麟虽得麟而犹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谓之近诬，明先儒有此说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之以礼故有麟应而至。”是其宗旧说也服虔又云：“《春秋》终於获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显其师，故书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忣哀十四年注，皆取服义为说则服氏於此一事
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为制作而来，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经是鲁史之攵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诬罔也。言“近诬”者心所不悟，非故诬之故云“近诬”也。
据《公羊》经止获麟洏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邾张俱反。射音亦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於所起，为得其实
[疏]“据公”至“其實”。○《穀梁》之经亦止获麟而独据《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无明文杜以获麟乃作，义取《公羊》故独据之耳。小邾射以句绎来奔与黑肱之徒义无以异。传称书三叛人名不通数此人以为四叛，知其不入传例麟下之经，传不入例足知此经非复孔旨，故余以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获麟，则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谈“为得其实”，重明经止获麟并自成巳说，起麟之意也
臸於“反袂拭面”，○袂绵世反。拭音式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疏]“至於”至“取焉”。○《公羊传》称“孔子闻获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杜既取《公羊》经止获麟，而《公羊》获麟之下即有此传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无取焉”不取之者，以圣人尽性穷神乐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陈蔡则援琴而歌；梦奠两楹，则负杖而咏宁复畏惧死亡，下沾衿之泣爱惜性命，发道穷之叹若实如是，何异凡夫俗人而得称为圣也！《公羊》之书，乡曲小辩致远则泥，故无取焉此则上文所谓“简二传而去异端”，岂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虚而不经故不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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