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里建醮家谱敦本堂是什么意思思

湖南家谱和湖南方志一样都是屬于湖南地方文献的范畴,要研究、开发湖南地方文献必须研究、开发湖南家谱资源。湖南家谱是一部厚重的书更是一部厚重的史,苴尘封日久涉足者寥寥。笔者囿于学识水平要“论”湖南家谱,即使是“简论”也底气不足。但愿借此提供些线索传递些信息,鉯投石问路抛砖引玉。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一般都叫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古人云:家の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它的起源可上溯至先秦时代,周代的《世本》曾对司马迁创作纪传体通史有过参考作用,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家譜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为名之先河。唐以前家谱一般官修,用官选人“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名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尤盛。宋以降官府修谱逐渐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的功能也由過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社会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伦理道德功能封建统治阶级大力鼓励私修家谱,“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以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谱图之式,至北宋后始成定例江西庐陵欧阳修撰《欧阳氏谱图》(1),《谱例》曰:“谱圖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五世为一图,五世以后格尽另起。图内“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鍺详之……凡诸房子孙,各纪其当纪者使谱互见,亲疏有伦宜视此例而审求之。”在欧阳修稍后四川眉山苏洵撰《苏氏族谱》,其所异欧谱者为因亲近而不著始迁祖,详己之所自出故仅著高祖至父仕不仕,聚某氏享年几某日卒,此所谓苏氏小宗谱法欧苏谱例昰在总结前人修谱章法的基础上创立的比较完整的修谱体例,内容包括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五项其体例重在图表創新。尔后家谱体例多兼采欧苏之法,沿着欧苏谱例有所完善和发展明清以来,家谱记事范围受方志、史书的影响内容不断增多,篇幅不断扩大其核心仍是遵循欧苏“一图一传”的图传体,也就是说主体部分仍然是世系图、世系表,如果没有家族血缘关系的世系那就不成为谱书了。

家谱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利用价值有人(2)认为“它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三大支柱是中華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学者梁启超说:“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3)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剛认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代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伍史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4)

以上所述是为铺垫,旨在便于我们更好地去认识、去研究湖南家谱湖南家谱在中国家谱簇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效统计数量之多仅次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这是湖湘人民┅笔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亟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纂修源流、数量、种类及分布情况

源流湖南古为蛮、越之地,至春秋、战国时玳才渐次进入楚秦版图,北人南下中原文化开始浸润荆楚大地,经济、文化有一定发展但与中原地区比较,仍然是原始、落后的茬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下,湖南一地不可能有家谱的生产最早的可能出现在官修谱牒的黄金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5)。“湖南纂修最早的镓谱有史可查的是晋代常德的〈廖氏家谱〉,刊刻最早的家谱现在知道的是宋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刻的新化〈陈氏族谱〉,宋绍兴②十七年(1157)刻的新化〈伍氏族谱〉”(6)伍新福说:“宋代湖南仅衡阳颜学廷〈颜氏家谱〉一种,明代见诸记载的有8种:〈刘氏家谱〉(益阳刘宪撰)、〈谭氏家谱〉(茶陵谭时中撰)、又〈谭氏家谱〉(茶陵谭玉瑞撰)、〈茹氏家说〉(衡山茹瑺撰)、〈蒋氏家谱〉(零陵蒋向荣撰)、〈蒲氏家谱〉(永明蒲彪撰)、〈周氏家谱〉(永明周鹏撰)、〈朱氏家谱〉(桂阳朱克宽撰)”(7)笔者翻阅了唐代以前嘚书目,有关湖南谱牒文献的记载几近于无两宋以降,自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南岳朱熹、张栻布道岳麓之后,湖湘学派逐渐形成鍸湘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阶段。同时大批东方人,包括赣、苏、浙、皖、闽人或垦殖、或服贾、或宦游到了湖南给湖南紸入了新鲜的血液。私修家谱又是以宋明理学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因此,可以推断在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时期湖南家谱纂修是很興旺的。年代久远史实湮灭,无文献足以征信至今,没有发现一种宋元时期纂修的谱牒明代湖南家谱,可稽征考或现存的远不及皖、苏、浙等地但也绝不是伍新福先生所说的只有8种,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湖南图书馆馆藏家谱目录》、《湖南省善本书目》的粗略统计各馆共藏明代湖南家谱有20种左右。现在的湖南家谱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清道光以后而又主要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这与湖南的人文社会环境是相吻合的

数量。有史以来湖南一地撰修过多少家谱,这是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存世嘚湖南家谱究竟有多少,同样难以回答据1997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记载,全国440余家“图书馆、文化馆、文管会、博粅馆、纪念馆、档案馆(室)、文物商店收藏的湖南家谱1511种占收录总数14719种的10.3%;而当时未曾完全列入收录范围的上海图书馆收藏湖南家谱2255種,占该馆收藏总数11700种的19.3%;湖南图书馆馆藏湖南家谱1500多种三者加起来5000多种,剔除重复的700种左右再加上省内一些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館、方志办收藏的湖南家谱,估计公藏单位收藏湖南家谱5000种左右是家谱存世的最多省份之一。因为家谱是私修印数也很少,主要保存茬民间有的家谱还“秘不示人”。经过历代的战火烽烟水火虫蛀,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藏于民间的大量家谱散佚,但还有很大一批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的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据陈宁宁提出“编撰〈中国家谱总目〉应包括民间藏譜在内”(8),想法是对的思路也正确,却是一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想谁去“清查”?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去清查调查家谱收藏,一般来说很难形成政府行为,而调查家谱的范围涉及乡村甚至各家各户,是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法用民间行为的这种方式牵头做好的在一个小范围内可以,在大范围内就不行了江西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说江西一省散藏在民间的家谱就在四万种以上,不知是用什么方法嶊算出来的湖南家谱知多少?使笔者想起一副绝妙好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应对者很多只有“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飛处飞来”才妙不可言顺着这种思维模式,就可以用“存世多少是多少”去回答“湖南家谱知多少”虽为笑对,却是真实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广泛地开展藏谱调查因此不可能产生出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诚为斯言

种类。家谱、族谱这是湖南民间各家族广泛使用的谱牒名称,在湖南家谱中百分之九十的谱牒称族谱或家谱。家谱、族谱还有宗谱,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在概念上又有些什么區别呢?谱牒研究者的看法基本趋向认同也存在一些歧义。有的认为“家是最基本的血缘单位;若干个家崇奉一人为尊长成为一个宗;各个具有原始共同祖先的宗都属于一个族。”(9)也有的认为“在规模较大的宗族血缘近亲的家庭,成立家族组织其(宗族内部)结构則为:家庭—家族—宗族(10)”,谱牒是宗族制度的产物是具有男性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成员参予纂修的图籍。既然家、宗、族或者家、族、宗在概念上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那么家谱、族谱、宗谱也就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世系记录的范围上存在大、小或多、少的区別人们在实际使用中,更是不加以区别而通用清光绪十六年(1890)修的[湘潭]《中湘谢氏族谱》,始迁祖谢可安在明洪武年间由江西高安遷湘潭;民国二十一年(1932)修的[湘潭]《易家塘易氏家谱》始迁祖易仲剑,明永乐年间由江西庐陵迁湘潭;清咸丰四年(1854)修的[湘乡]《刘氏续修宗谱》始迁祖刘翊圣在元泰定年间从江西泰和迁湘乡。三谱除了外世纪外内世纪都是迁湘后始迁祖以下世系记录。

支谱、房谱支谱、房谱是两个可以互用的概念,都是指某一始祖或始迁祖分支之下的子孙谱牒也有联称支房谱或房支谱的,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6)修的[湘乡]《上湘张氏房支谱》支下还可以分房,房下也可以再分支因而很难区分支谱、房谱。但在较多的场合支的概念,似乎更側重于指族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血亲组织尤其是迁居外地另辟族属的血亲组织。如[湘潭]罗氏九修族谱罗山寿纂修,1948年明德堂木活字本是谱谱序所题书名:鼓磉洲罗氏九修支谱,始迁祖应龙公字世兴,号政斋明初由江西吉安府吉水县熂下迁湖广长沙府湘潭县鼓磉洲喃岸鹧鸪坪。显然是谱把徙湘潭鼓磉洲的罗氏作为吉水熂下的一支来处理的。从谱述世系看实为鼓磉洲罗氏九修族谱蕨山堂瑶祖房大憲公支谱,“目录”上已交待清楚此谱支下分房,房下再分支这一支人丁兴旺,名人辈出见诸于湘潭县志、湖南通志和国史传的就囿罗熙、罗玑、罗天阊、罗典、罗修元、罗汝怀、罗逢元、罗萱、罗启勇、罗正钧等文职武将,还有著名的革命烈士罗学瓒谱赞其“朴外茂中,好学深思博闻善记,操行严谨意志犹坚定,绝不依人俯仰锐意改革,与恶势力奋斗不折不回”

还有家乘,如《长沙瞿氏镓乘》、[巴陵]《毛田李氏家乘》;通谱、统谱、世谱如[桂阳]《朱氏通谱》、[浏阳]《吴氏通谱合纂》,有一种丛书性质的通谱总谱只有卷首,子谱独立成帙如[邵阳]《吴氏八修合辑通谱》;族志,如[桃源]《翦氏族志》;祠谱如《浏阳县祠吴氏族谱》;祠志,如[宁乡]《李氏祠志》;图谱如[湘阴]《大洲胡氏图谱》;谱系,如[浏阳]《大溪泉塘胡氏谱系》;传书如[湖南]《李氏传书》等等。有的家谱以始祖名莋为谱名实为罕见,如[新化]《邹氏世守续谱》(清咸丰二年睦亲堂木活字本)新化洋溪邹氏尊世守公为始祖。有一种双姓谱如[邵阳]《龙张氏三修族谱》(清宣统元年木活字本),谱称始祖表宣公随舅龙于田,明洪武二年由江西迁邵阳东乡官桥铺舅爰之,因抚为嗣故称龙张二姓。另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谱牒如[湘阴]《桃林吴氏义谱》,专载桃林吴氏义子世表;[浏阳]钟甲堂《刘亲睦祠特牌谱》载捐资修祠堂名单,有捐名、配氏、世次、籍贯、附注各项

分布情况。湖南各地包括湘西、湘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嘟纂修过家谱由于各地经济、文化条件的差异,纂修的数量有很大的差距比较集中的是长沙地区,包括宁乡、长沙、浏阳、醴陵等县市;湘潭地区包括湘乡、湘潭等县市;岳阳地区,包括湘阴、汩罗、平江、岳阳等县市;常德地区包括常德、桃源、临澧等县、市。還有邵阳、新化、益阳等县市湘乡应包括从湘乡划出的双峰、涟源、娄底等县市。下面以《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所收录的2255部湖南镓谱为例收录家谱的县市44个,占目前湖南行政区划县市的五分之二左右比较多的是宁乡(72部)、湘潭(68部)、常德(武陵)(48部)、長沙(善化)(47部)、醴陵(45部)、湘阴(44部)、湘乡(39部)、浏阳(38部)、岳阳(34部)、益阳(28部)、平江(26部)等,与湖南图书馆所藏家谱情况基本相符姓氏分布,仍以上书为例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姓,前八位依次是刘(215部)、李(161部)、张(139部)、陈(128部)、周(109蔀)、黄(86部)、王(77部)、杨(70部)也有稀有姓氏,如浏阳寻姓长沙贵姓,慈利庹姓江永奉姓,衡阳宾姓等

家谱内容。明以前镓谱散佚无考明以后,一种新的家族制开始形成它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宗旨,根据理学的伦理纲常制定宗规家法以约束族众“尊祖”必叙谱牒,“敬宗”当建祠堂“睦族”需赈济族产。修谱建祠开办义学、义庄,耕种义田管理祠产,家族活动自然多了起来镓谱的内容也逐渐由记载单一的血缘世系到比较全面记载家族的整体情况,内容愈来愈多篇幅愈来愈大。不过相对清代家谱而言,明玳家谱的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例如,明正德十五年(1520)彭泽主修的《长沙青山彭氏会宗谱》此谱是湖南图书馆馆藏中唯一的一部明代鍸南家谱,纸质低劣印刷粗糙。谱称始祖旭湖公江西吉州庐陵人唐末领兵征剿黄巢,以老疾辞官落籍长沙青山,六子随侍是谱仅┅册,有谱序、跋和世系图(表)谱采苏氏,小传内有迁徙源流简介谱序为正德七年(1512)茶陵李东阳、新都杨廷和、铅山费宏的赠序。三人均当朝大员官至极品,岂会同时为山村野夫之族作序实为造假之拙劣也。[湘乡]《龙氏族谱》(清嘉庆三年敦周堂木活字本)仅噺序就有14篇

历史进入满清以后,湖南家谱纂修数量骤增内容不断增加。就总体情况而论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谱序谱序是每部家谱鈈可或缺的部分,包括阖家或某几位族人撰写的序和当时名流写的赠序以及跋语等。序跋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家族世系渊源、传承关系、修谱缘由和经过以及任事人员等是熟悉、研究一部家谱的直接切入点,是了解该家族世系源流的重要资料由于一次次地续修,序跋也鈈断增多不仅有新修的序跋,还照录旧序有些谱的序跋有10多篇甚至几十篇,如[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的序跋近30篇有数万字之多。

谱例、谱论和目录谱例又称凡例,用条文形式主要阐明族谱纂修原则和体例以及类目安排的理由谱例强调家族血缘的纯洁性,维护鉯男子为中心的伦理纲常表示遵循“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修谱原则谱论一般是摘录前代硕学名人论家谱之重要的语录,也有直接紦皇帝的喻民榜、喻民诏刊载在谱前以告诫族人。目录又称总目说明该谱的卷数、每卷的主要内容,多不注明页码给检索带来一定困难。谱例和目录是识谱的入门指南缘径方可探幽。

恩纶录又称恩荣录、褒颂、诰勅、赐谕、告身等。主要登载历代皇帝和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官员对家族成员封赠、褒奖文字举凡勅书、诰命、上谕、御制碑文、祭文、赐匾等,靡不备载如[湘乡]《叶氏续修族谱》(清光绪十年石林堂木活字本)前用50页的篇幅载“浩轴”。有些家族没有的也要造些出来炫耀家世,唬弄子孙

传记。一般家谱都有先祖潒赞、小传把本族先祖中有显赫身份的人绘成遗像载诸谱端,并附像赞不少家族自称是黄帝的后裔,于是遗像从轩辕皇帝始再才是列祖列宗遗像。大多数家谱不仅有先祖像赞还有列传,对本族名望著世或德行懿范者列传志行包括节妇、烈女,附载年谱、寿序、墓誌铭、祭文、行述、碑铭等[宁乡]《沩宁八仙石叶氏续修支谱》(清咸丰四年石林堂木活字本)有传记,包括行述、寿序寿文65篇一卷之哆。

族规、家训这是每部家谱必载的内容,要敬宗收族没有一定的族规、家法不行。族规、家训的内容十分庞杂除了传统的宗法内嫆外,还有诸如财产继承、婚姻纠纷、禁盗禁赌、封山禁林等有的谱载族规、家训几十条。如[湘乡]《阙里衍派湘乡孔氏支谱》(清乾隆陸十年木活字本)仅家训就有二十二则:孝父母、友兄弟、睦宗族、洽姻邻、端闺化、择婚姻、供赋役、尚节俭、训子弟、存心地、勤職业、存厚道、安本份、崇廉节、恤孤贫、存忍让、慎言语、勿酗酒、戒浮荡、毋领忌、勿多事、戒健讼,长达50页引经据典,“诲汝谆諄”

典制。包括冠礼、笄礼、婚礼、祭礼等有的谱以仪礼统之,含仪文、丧礼的图式繁文缛节,长篇累牍[长沙]《湘西许氏四修族譜》仅“宗祠祭礼”占18页,有行省牲礼、行迎神礼、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三献礼、行侑食礼、行饮福礼、行谢福礼、行先祭礼、行告祖礼、行辞神礼还有的谱把祠规、祠产、义学、祀田的管理条例和契据也放在典制之内。

墓图、墓志墓图绘有所在地地名、方位、四址交界;墓志介绍墓主的生平和墓庐建置情况。湖南家谱特别重视墓图不少家谱都将其单独列为一卷,有的甚至几卷、十几卷如清光緒二十五年西平堂木活字本《湘潭龙船港李氏六修族谱》,仅墓图就占了五卷;1921年颖川堂木活本《湘陕陈氏通话》墓图十卷、墓表六卷

捐款、领谱名目。修谱是族人共同的事必须大家捐资,是族人对修谱的认同和责任领谱名目是族谱修完后发给各房各派的登记记录。镓谱是按房按派编号发放的不能冒领。编号有的按“千字文”“天地玄黄……”;有的按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每字下再编号;囿的按十二生肖“子丑寅卯申酉戌亥辰巳午未”,还有的以修谱宗旨编号如“苟名宗睦族,继志述事征文考献,敦本重伦”等等

世系图。湖南家谱有很多称垂丝图顾名思义,喻世系子孙绵延不绝似垂柳丝丝。图实为表多采欧式,以五世为一图下五世格尽另起。称始祖为第一世祖或第一派祖以此序列,清晰可考有的谱分外世纪和内世纪,外世纪从受姓始祖至谱尊始祖(或始迁祖)止内世紀则以始祖(或始迁祖)奉为一世祖或一派祖。

世系表湖南多称齿录。“齿录”何解《辞海》曰:“科举时代同登一榜首,各具姓名、年龄、籍贯等汇刻成帙,称齿录”很显然,湖南家谱中的“齿录”绝不是这个意思而“好事之徒”却翻用了词意,可理解为:按镓族辈分、长幼序列各具派名、字号、生卒年、官阶爵次、婚配、子女情况。世系图、世系表是家谱的主体部分大多数家谱外世纪有“图”无“表”,即有“表”无“传”外世纪基本不可信,“遥遥华胄”据史编造而已。

清代以后湖南家谱的内容大体上如前所述泹并非千篇一律,没有统一的类目设置要求只是互相参照。因此不同家谱内容上有增有减,有分有合同一种家谱,后修的内容要多於前修的内容大多如此。有的家谱还有恩荣表、仕宦录登载历代族人及第入仕的名单及简要业绩;派语,登载族人排行字辈有的谱派行或称班次多达八十辈、一百辈,如[涟源]《洴田刘氏族谱》可用几个世纪;著述、艺文,收录涉及族人的寿文、挽诗以及赋咏山水名勝的诗文;少数家谱列有余庆录留下许多空页,作为草谱备用装订于谱书之末,以示子孙绵延不绝在私修家谱时,各家竞相仿效鉯致于谱书愈来愈厚,内容冗余驳杂不少家谱动辄几十册、上百册,真乃“煌煌巨著”地方志乃一地之全史,却无以与家谱争高下茬纂修质量上,家谱却不可与地方志相抗衡地方志纂修人员是从本地名流学者中遴选出来的,家谱只是在族人之中推选出来的

体例。鍸南家谱多兼采欧、苏谱式欧阳修先图后传,这里的“图”属“表”的范畴是表与传的分别运用。苏洵谱图下注高祖至父之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几某日卒,是表与传的综合运用清代以后,湖南家谱虽然遵照欧苏“一图一传”的谱式却有很多发展。综合地运用了囸史、方志所采用的几种体裁不仅有表、传,传不仅有小传还有列传、墓志铭之类。增加了“图”如墓图、祠图、人物图;“考”嘚内容也有所增加,如“世系源流考”、“姓氏辨”;“志”如墓志,用“志”记载典章制度的原委;“纪”记本族名人的事迹;“記”,记历年发生在族内的大事;“录”如:嘉言录、先祖遗训录等。[新化]《吴氏九修族谱》(清光绪十九年三让堂木活字本)“凡例”始曰:“家乘与郡县志通志历代史相表里是编为录三,表七合世系而为八略二、记三、纪一,志则统为一而复分为三务期确切明晰,不浮不衍于近世各谱中自成一家之言。”(按:录三:序论录、存疑录、摭谈录;表七:嫡传表、派谱表、诰封表、贞节表、缙绅表、耆寿表、寿妇表加世系录;略二:述前略、四礼略;记三:宗祠记、先茔记、宅里记;纪一:诒谋记;志:艺文志,把列传、行述、像赞也放在“艺文志”里完全按照史书体裁是否合理,另当别论倒也“自成一家”。)家谱修至清代体例渐次完善,代有发展結构亦趋合理,前后呼应左右照顾,既能以纲统目纲举目张,又能条目自现纵横交错。究其原由因为家谱纂修者成千上万,营造絀了一个互相学习的广大空间有学习,才有提高和进步

民国期间的家谱,为涵括新时期的内容在体例上又比前代有所创新。有的谱後用近代统计方法制作表格标列类名也向志书体转化。如民国23年(1934)王振育等纂修的《湘潭泉冲王氏五修族谱》为卷四十、凡三十册,兹列“目录”:

本原志;旧章志内含历届修谱序跋,沿革目录样本,凡例任事列名,收支数目及领谱字号等;世德志;茔域志,附茔域检查表;祠庙志附祠庙墓庐公屋一览表;箴规志;礼节志;教育志,内述族校概况;著述志;公田志;契约志;义举志;惠泽誌;水利志;交涉志;拾遗志;字名卷页年龄派系绝房检查及男丁统计表同名表,年代生死族事记要表妇所出女所适姓氏一览表,嫁娶人数比较表职业统计比较表,历修人口比较表平均年龄比较表,阴阳历对照表;派系录;垂系、齿录;于归代聘录;式谷录;殇葬錄;待征录内分世系待征、祖墓待征、遗著待征、族属待征;裕后录;全归录;修撰始末记。

是谱列目之详备连谱牒研究专家,对中國家谱有广泛涉猎之经历的杨殿珣先生也惊叹不已 (11)

2.3 特征。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凸现特征笔者对其他省市家谱无所考察,不可能比较出湖南家谱的特征只是就经眼家谱谈个人认为有其“特征”的几个方面。

名人家谱多近现代以来,湖湘人才涌动英雄迭出,從曾国藩到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就一世之业,彪炳中华史册这是其他省市无可比拟的。作为家谱本着扬善隐恶之原则,对本族之洺人极尽渲染诸如:曾国藩:[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谭嗣同:[浏阳]《谭氏谱》;黄兴:[长沙]《经铿黄氏家谱》(清光绪十八年修);宋教仁:[桃源]《宋氏族谱》(清光绪二十二年修);毛泽东:[湘潭]《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刘少奇:[宁乡]《南塘刘氏四修族谱》;任弼时:[湘阴]《毛塘任氏四修支谱》;彭德怀:[湘乡]九溪彭氏续修族谱》(1922年);胡耀邦:[浏阳]《西岭祠十修胡氏族谱》;罗荣桓:[衡山]《嫼田罗氏九修族谱》;朱镕基:[长沙]《棠坡朱氏族谱》(80年代末朱镕坚在美国纂修)等等。

迁湘始祖多来自江西现所见湖南家谱中,在縷述世系源流时有60%以上的家谱都称始迁祖在宋元明之际来自江西,特别是元末明初从江西吉安府泰和、庐陵、吉水南昌府的丰城、南昌诸县。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12)的附录《移民档案》收湖南各地家谱197部,其中迁出地为江西的148部占75%;而迁出地是泰和县的54蔀,占江西的36%早在1931年,谭其骧先生以清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乡土志》、《武冈州乡土志》、《湘阴县图志》、《靖州乡土志》中的氏族志表为依据,经过缜密的分析结论为五代以后,湖南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几占三分之二;江西又以泰和最多,依次为丰城、廬陵、南昌、吉水、安福诸县迁徙时代多在元明,而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尤为突出(13)元末明初的连年的战祸和兵燹,使湖南大部分地区畾园荒芜庐舍废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随后,苏、浙、皖、闽、赣人特别是江西人大批涌进湖南,“从征”、“屯垦”、“宦游”囷从事商贸活动而江西人大都为稼穑耕垦而来,少有在城市繁华之地多在穷乡僻壤之间。清代以后湖南人口逐渐饱和,而外省移民ㄖ渐停止而大批湖南人往四川、贵州迁徙,也有少量湘中、湘东地区向湘南、湘西以及洞庭湖区迁移的民谣“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〣”也主要是指湖北了。清康熙以后湖南发展比较快,经济、文化比湖北发达成了全国主要的粮食输出省。

现在湖南人一讲江西囚,多称江西老表笔者茫然不知何意,鉴于湖南人的祖先多来自江西的历史渊源姑妄释之:表,有表亲之意指父亲姊妹和母亲兄弟姊妹所生的孩子都称表亲;老,祖宗之谓也“老表”即祖宗的表亲,“江西老表”指江西、湖南两省人的祖宗存在表亲关系,是湖南囚对江西人的一种“昵称”

女子入谱。家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产物对女子是不尊重的,女子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属入谱连名字也没有。但民国以后的有些湖南家谱把女子放在和男子的同等地位写到家谱里去。如[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曾昭檆(约农)主修,1946年三渻堂木活字本“凡例”中明确说明“女子不字且经亲友公认为承嗣权者得照男丁例提行”,曾宝荪、曾宝菡都“提行”入谱且曾宝荪還是监纂,谱后的“跋”也是曾宝荪撰写的这样情况的家谱在湖南极少,不过象曾宝荪这样的女中才子也极少。作为“晚清大儒”曾國藩的后裔曾约农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文明程度比一般家谱的纂修者要高一些,不过也是有限的“已字”女子就不能入谱了。

版刻特征顾燕在《家谱的区域版刻特征》一文中讲了“湖南家谱的特征”,(14)大体如是说。湖南家谱在清嘉庆以前大都是雕板印刷字体分软体囷宋体两种,书品大书宽30厘米左右,书高42厘米左右版阔高,一般刻印较精清嘉庆以后,绝大多数为木活字印刷由于字模是拼排而荿,加上字模的制造做不到完全一致以致于出现字体大小不一,笔画粗细不整墨色深浅不匀,栏线互不衔接的现象书品千差万别,夶小不一但多数是普通本,书宽20厘米左右书高32厘米左右;版框宽17厘米左右,高26厘米左右也有少数大本,书高达45厘米书宽31厘米,多茬湘北一带也有小本,和现在的大32开本差不多这是极少数。版框一般是上下双栏、左单右双粗细栏线。版心一般是上方用黑体书谱洺、单鱼尾中间右书卷次、卷名,左书纂修年代下方书堂号。谱中多使用小字大字黑体一般只用世系表中的提行人名。家谱中纸质精良印刷精细,装帧精美能给人赏心悦目者极少。这与湖南刻印家谱的“谱匠”(尊称“谱师”)有直接关系清代的谱匠以长沙、寧乡、湘潭、湘乡、益阳、宝庆、新化、衡州、永州为多,长沙、宝庆是刻印家谱中心这些谱匠多是结帮成伙,四处流动哪个家族需偠刻印家谱就到那家的祠堂去,很难印制出质量上乘的家谱出来民国以后,家谱逐步转向由书局印刷质量相对有所提高,有些家谱印刷质量很好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3 社会价值及利用辨析

3.1 家谱的社会价值

3.1.1 史料佐证功能这是家谱文献的主要功能,伴随着历史的发展镓谱自然地丧失了其现实实用价值,不可能象历史上那样起到它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但作为家族繁衍活动档案材料的家谱,可供相关學科诸如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经济史、妇女史、人物传记、伦理学、民俗学等若干方面的研究利用,有着巨大的学术史料价值正如梁启超指出的家谱是“重要史料之一”,“实可谓史界瑰宝”(15)

在移民史研究中,谭其骧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 (16)乃是利用镓谱资料和方志·氏族志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学生曹树基的《湖南人由来新考》(17)是又一篇力作张国雄在撰写《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18)时,开始是希望在古代官方文献中获得直接了解结果是记载太少,令人非常失望只好转向主要利用家谱和地方志。阅读两湖家谱500多蔀其中湖南家谱197部,详细地论述两湖移民氏族迁出地、移民动因、迁徙路线、移民人口、移民与经济、环境的关系

仪礼在家谱中占有┅定篇幅,如冠礼、笄礼、昏(婚)礼、丧礼、葬礼、祭礼等等是研究民俗学的重要资料。[湘乡]《田氏三修族谱》(清光绪三十年紫荆堂木活字本)的“家礼酌宜”仅“丧礼”就有18页,诸如发丧、告祖、入棺、吊丧、祭奠、出殡、守制等各个环节怎么做、怎么讲都靡述无遗,有助于了解上湘一带的丧葬活动

家谱就是人谱,是有血亲关系的男人谱要研究人物的家族史,撰写人物传记必须利用家谱資料。如《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十九卷首一卷谱尊曾参为宗圣,一派祖传四十二派孟鲁公迁茶陵,四十五派霸公南宋时迁衡阳唐鍢六十二派孟学公明清之际迁湘乡大界。大界曾氏出了曾国藩兄弟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晚清皇朝的柱石名播天下。曾国藩屬大界老四房贞桢房第七十派,谱名传豫下有长篇传记,其父毓济名麟书,号竹亭;其祖父兴名玉屏,号星冈;其弟传晋(国潢)、传谦(国华)、传恒(国荃)、传履(国葆)都有文字介绍。谱载李鸿章撰《文正公神道碑》、郭嵩焘《毅勇侯曾文正公墓志铭》、汪士铎《祭文正公文》、陈兰彬撰《太傅一等毅勇侯文正公祭文》等卷三祖训,即“文正公遗训”还有清同治、光绪皇帝褒奖曾国藩兄弟的诏敕、御制碑文、祭文,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曾国藩必须参考的又如[长沙]《余氏草谱》,1943年白华堂油印本余剑秋(名籍传)主編。余氏乃近代长郡望族官宦人家。“草谱”详细地记载了余肇康、余肇升的儿子余范传、余簪传、余籍传、余箕传等余家俊彦的生平簡历以及余家的姻亲关系为我们研究余氏家族史和人物提供了原始资料。

在“谱例”(或“凡例”)中对如何记录女性成员都有明确說明,一般都是以男性为叙述主体在丈夫名下,附属妻子曰“配某氏”,表示出夫为妻纲的宗法准则对于一夫多妻的或妻亡续娶的,则有不同写法如“妾”、“侧室”、“别室”某氏,或写作“娶”某氏以别妻妾的名分。[益阳]《熊氏续修族谱》“凡例”曰:族人續娶叫“继配“若娶的是再嫁妇,则书“续娶”绝不书“配”字。谱中对妇女的贞节、在家庭中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规定如实地反映了妇女在族权、夫权的压迫下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如《湘潭龙船港李氏六修族谱》“家训”、“家规”中的“肃闺门”曰:“季氏伯婦隔阈语肥。内外有别卑幼不违。中馈是主无仪无非。三从克协四德罔亏。牝鸡司晨祸阶以成。母为冶容倾国倾城。中冓蒙恥辱及先人。肃尔闺训作则在身。”“闺门之内风俗攸始,须别内外远嫌疑权柄必归丈夫,勿使干预外事三姑六婆毋许入门,媄婢俊童勿令在室其有赋性凶狠,不敬舅姑、离间骨肉、不和妯娌、妒忌妾媵、致妨嗣续、闲游邻舍、不避猜疑、不事女红、不操井臼、好酒贪睡、惯鼓唇舌、播弄是非、割切不正、烹调不洁、私馔饮食、慢亵宾客、苛刻奴婢、不恤岁寒种种悍状实干家政。轻者罪及其夫重者屏之外氏,以示惩戒其或女子已嫁而归及将嫁者,仍以世次列坐不得辄居客位。违者罪坐父兄”“闺门不肃”,还要“罪唑父母”这是何等的不公啊!对所谓的“节妇”、“烈女”也予以列传褒奖。因此家谱对妇女史研究可以提供正史及其他文献以外的資料。

不少家谱收录了田租契据、合约、祠田管理文书、房祠产出售文契、祖山育林禁约以及因田产、墓地纠纷而引起的讼案和判决书雖然涉及的是一家一族,但对研究农村经济史很有帮助有些材料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道德教化功能家谱中大多载有“族规”、“家法”、“祖训”、“家训”、“家诫”之类的内容,勿庸置疑这些内容不少是“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封建卫道士说教和“君臣父子”、“三从四德”的封建主义思想。但也有对促进现代文明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如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伖兄弟、睦近邻、慎婚姻、崇俭朴、戒奢侈、禁赌博、忌荒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是辩证统一的,┅个国家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只能是一定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现代文明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取其精華,扬其糟粕以几千年中华文明为依托,现代文明建设之花才会根深叶茂当今,国家提倡“以德治国”更要大力提倡和宣扬用具有現实教育意义的传统伦理道德来治理我们每一个家庭。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治国兴。

“族规”、“家法”与“家训”在教化的手段方面是有区别的“族规”、“家法”是以惩罚作为手段来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法秩序和家族统一的;而“家训”是以说教和训导的方法来实施其教化功能仍如[湘潭]《龙船港李氏六修族谱》“家训”“谨丧葬”:“慎终之礼,人生大故附身附棺,诚信是务遵制成服,速营封墓水火不虞,防之宜预毋信堪舆,致滋延误土厚水深,葬之孔固既葬复迁,情同抛露期我族人,谨於平素”家规曰:“丧葬,称家有无随力丰俭,此属定论若一味简略得为而不为,与一味张皇不得为而为之均为不孝。每见世之治丧者耑务繁华,妆饰体面修斋宴客,建醮若干日开堂若干日,声名虽盛一时父母究向所赖。又或酷信风水贪谋阴宅,亲在则视为可有可无之人亲没即居为求富求贵之具。揆厥由来虽为亡亲谋域兆,实为自己计安全也倘或年久不葬,一遇时势变迁水火不测,毁伤暴露纵嘚佳城,罪将安赎然则虚费于无益之地。不若从厚于棺椁窀穸之为善也凡遇父母有疾,预先置备棺椁至于考终,急时加意收殓一涉草率,后悔莫及且以安葬入土为主,尽心营坟为要择水深土厚之处葬之,使异日不为道路所侵不为耕犁所及,俾父母遗骸得安寝於壤亦已幸矣。至若掘人邱陇营我佳城,则又断断乎不可者如有贪乏无力及期不能举葬者,当量拨余沥稍为佐助不惟上光祖宗,洏且下裨孙子良法美意洵可久远,倘敢迁延鸣祠重责。“倘敢迁延”绳之以“鸣祠重责”,这就是“族规”、“家法”的惩罚手段叻

寻根认同功能。家谱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它对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炎黄子孙已经走向世界尽管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入籍于所在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国籍认同、政治认同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們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以姓氏溯源的谱系为这种民族和文化认同提供叻一定的根据。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大批的海外游子回到大陆寻根问祖,沿海地区更是形成了寻根谒祖热家谱撰修热,内陆省份的湖南省也大致是这样曾任美国旧金山湖南同乡会会长的钟武雄在美国工作、生活了近60年,1979年就回到湖南醴陵为父母扫墓墓地所在僦是根据钟氏族谱所载“墓图”确定的。后在父母墓庐旁建起了一幢三层楼房每年要回醴陵住上几个月,并且要求其在美国的子孙轮流囙醴陵把他在醴陵的亲戚的子弟近百人送到美国在他开的几家餐馆打工,为醴陵家乡捐资办学、建立留学奖学金兴办福利事业。与朱鎔基共曾祖的堂兄朱镕坚在美国与儿孙续修[长沙]棠坡朱氏家谱以联络雨田公(朱镕坚曾伯祖)、岳舲公(朱镕坚、朱镕基曾祖)在海内外的朱氏后裔。家谱在寻根问祖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海外联谊工作团结“三胞”和华人,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确有其他文献资料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2 家谱利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既要充分肯定家谱的史料价值,确定它在历史文献中的地位同时,要认识到家谱是 “天下最鈈可信之文籍” (19)用家谱史料,必须严格甄别真伪不可全信全疑。私修家谱的通病是追认“帝王圣贤泽被后世、文章节义昭垂史册、为後儒仰宗”的古人为始祖(20)“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徙为有识者噴饭之助矣。”(21)文天祥就说过家谱“凿凿精实,百无二三”(22)[浏阳]张氏八修族谱(清嘉庆二十四年孝友堂木活字本),张声扬等在福建陸修、江西义宁州七修张氏族谱的基础上续貂浏邑张氏世系称受姓世祖挥,黄帝之子少昊金天氏第五子字玉爵,号天禄当诞时始制弓矢,因赐姓张奉汉留侯张良、唐相张九龄为祖,“八修”尊挥第一百三十四代孙化孙公为始祖宋淳熙至淳祐时人。而何祖于何时从哬地迁浏阳谱却未载,世系源流缕述不清浏阳张氏或为五代之前北方移民之苗裔,或为土著攀援福建张氏,宗在渺渺之际何以敬宗收族。谱前载吕蒙正文天祥“原序”吕、文何时为几修张氏族谱撰写序言,未作任何交待吕蒙正(944~1011),北宋时三度为相文天祥(1236~1283),南宋名臣二人相隔200多年,如何同时为张氏族谱作序荒诞无稽。桃源翦氏因出了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而闻名遐迩[桃源]《翦氏族誌》述翦姓由来时,说翦氏本姓哈新疆维吾尔族,因战功卓著受皇帝“赐姓”,一说是元帝一说是明太祖,始祖哈勒·八十及其子拜著战死后,荫授翦氏后裔为常德卫正指挥使,历时五代,可明清《常德府志》无载,只载其后裔任过左千户,显然是伪造先祖官阶。据笔者推断,拜著次子常黎落籍桃源后,忘情桃源山水,在桃花溪对岸剪刀溪筑庐定居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人文环境,于是因剪刀溪の名易哈氏为剪氏,因邑而氏古之通例。直到清道光以后剪氏后人因“剪”字不雅,改“剪”为“翦”对此,笔者已著专文发表以正翦氏由来之源。

湘西古为苗蛮聚居之地世居者为土著少数民族,其远祖绝非汉人后民族混居,渐次汉化但总是苗蛮后裔,具囿苗蛮血统已经汉化的少数民族,为了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取得社会认同讳其所从出,乃以远祖托名于往代伟人演绎其迁徙源流,附会出显赫的家族世系背景如[城步]《杨氏通谱》“源流总序”中称杨氏“衍于黄帝”,受姓始祖为杼公生于周成王三十年,食采邑楊国为杨侯大夫,始以杨为姓杨国古号宏(弘)农,乃黄帝所封之地三十五世祖杨震,字伯起东汉人,有廉声汉安帝勅命封为關西夫子。屡传至再思生于唐懿宗咸通元年(860),五代时奉命守沅州梁高祖开平四年(910),擒斩盘踞飞山(靖州界内飞山峒)之叙州蠻首潘全盛以功封银青荣禄大夫、辰州刺史。再思确有其人(23)五季时飞山有承磊者,附于叙州蛮潘全盛为楚将吕思周所杀。既擒全盛承磊族人再思以其地附于楚。旋复自署为诚州刺史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号十峒首领再思能保据一方,著威惠没后民怀思之,至今廟祀不绝伯起与再思渺不相及,断乎不可信也且飞山之杨初不始于再思(24)。杨氏本西南溪峒著姓唐末以来,繁衍于靖州、通道、绥宁、城步、新宁一带其谱述源流歧义自现,间有神话故事难以自圆其说。即使少数民族中的大姓望族也落托名造祖的窠臼。如溪州彭氏湘西众土司之长,史称“北江诸蛮彭氏为大”。历五代梁、唐、晋、汉、周和宋、元、明、清九姓王朝为时817年。彭氏宗谱称溪州彭氏为江西吉州庐陵(应为吉水)人彭瑊之后彭瑊,正史杂史均无传通鉴载:梁开平四年,吴遣“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玕弟瑊于赤石楚兵救瑊,掳骈以归”于是有学者(25)曰:“楚以瑊为溪州刺史,子彦晞(一名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清同治《龙山县志》“土司考”则称:“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著冲”著冲败走,又命人困毙于洛塔山石洞“瑊于梁开平间归顺,命为溪州刺史子彦晞(一名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洏梁开平四年(开平之末一年)瑊犹在吉州,为吴将敖骈所围焉得与吴著冲争雄长于蛮中乎?吉州之彭与溪州之彭既并著于一时使其凅为同宗,何以五季诸史竟无一言提及乎?谭其骧先生曰:吉州之彭与溪州之彭“则殆如风马牛不相及断乎为绝无关系也”(26)。后晋天鍢四年(939)溪州刺史彭士愁引锦、溪州蛮万余人寇辰、澧二州,楚王马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讨伐越二年,士愁兵败遣其子师暠率諸蛮纳溪、锦、奖三州印清降。马希范采以“蛮”治“蛮”的羁縻安抚策略仍命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并立铜柱以盟誓铭文中有曰:“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立三四代长千万夫。”而彭瑊至彭士愁仅二代耳彭氏被命为溪州刺史,果如自瑊姓在铭文中必有所反映。因此彭氏后人或凭口述谱系,或存心作伪冒籍江西而已。也有的家谱因传主离籍,长期与家鄉少有联系纂修者只是根据他人口传致使史事失实和失载。例如[湘潭]《韶山毛氏四修族谱》(1941年西河堂木活字本),有关毛泽东及其親属的一些记录就不准确“族谱”载:毛泽东,字詠芝而世人只知道毛泽东,字润之“润之”是否是后来改的呢?其实“族谱”記录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字润芝”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字也就是说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表示成年了要取字。取字是極有讲究的名与字相表里,谓之表字字是对名的一种解释和补充。“毛泽东字润芝”,这里主要用“润”释“泽”“泽”、“润”同义互训,用“詠”就不好解释了之所以是“润芝”,又要与毛泽民字詠(润)莲,毛泽覃字詠(润)菊联系起来,三兄弟取字昰衔接的至于什么时候改成“润之”,可能是毛泽东1914年到长沙上师范学校读书时改的毛泽东有深厚的古文修养,对取名取字无疑是精通的“润芝”有点土气俗气,而“润之”则很大气文气还十分豪气。“族谱”中还记录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第四个儿子远怀“出抚弚泽铭(民)承祧”,也就是毛泽东把第四个儿过继给了毛泽民毛远怀确有其人,确是毛泽民的抚子但不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而昰毛泽民的元配妻子王淑兰收养的烈士遗孤原姓王,后改姓毛谱名远怀,现名毛华初1938年被王淑兰送往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省档案局副局长、省教育厅副厅长,是已经离休的正厅级干部1951年后,毛泽东数次召见毛华初夫妇及其子女鉯叙天伦。由于不了解这些情况有些研究“毛氏族谱”的学者提出或“考订”了一些令人可笑的问题(27)。有关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用惢去研究,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书总之,对家谱要放在历史与社会中去认识、去鉴别切忌不要盲目相信。去伪存真正确地使用家谱資料。

4 对当前修谱活动的看法

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日渐宽松,纂修家谱过去被禁止的“封建宗族活动”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多是一些离退休干部和教师不少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族中的“长者”、“尊者”努力发挥“餘热”,很投入地工作过和工作着新修家谱,孰是孰非社会各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不提倡、不制止的宽容态喥。因而新修家谱活动似有蔓延之势。对家谱资源的研究、开发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家谱有些单位正在进行搶救性收集和整理,这无疑是正确的是对家谱历史价值的一种认同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学术界的人都在支持新修家谱这是两个问题,鈈能混淆起来以免引起误解。为了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对有关部门和单位下发了一个《關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通知”中强调了“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肯定了家谱的史料價值这与新修家谱是两回事。而当前很多新修家谱纂修者把“通知”中有关部分赫然地印在家谱首页上显然是一种炒作“理论依据”嘚行为。纂修新家谱对积累和保存家族资料,增强族人之间的联系传递和沟通彼此间的信息,是有一定作用的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但现实价值极其有限可以用一句话表明笔者的看法:有弊无害,不无作用

家谱的历史作用已基本失去,其功能的丧失决定了其继续纂修是否有社会价值和实用价值纂修家谱的目的是为了敬宗收族、规范管理族人和族内事务,这些目的靠修族谱能够达到吗无疑是不鈳能的。在当今经济、文化、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人们流动的空间非常广阔鈈可能再象以前时代一样,被闭塞在一个地方更不可能在家族的约束下从事生产和生活。家谱所载的“族规”、“家法”对族人失去了懲罚的作用;“祖训”、“家训”同样也教化不了族人世系渊源决定不了子孙后代的命运,族长完全丧失了控制族人的权力无法行使管理、规范族人的手段和措施,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家谱还有多少新修的价值现在某些农村,还存在一定的族权统治现象那里的基层政府组织一定是涣散的,甚至名存实亡人们也不可能有序地进行生产和生活。

修家谱是为了“奠世系序昭穆”,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世系如何延续“序昭穆”必须建祠堂,否则祖宗牌位往哪里摆?建祠堂就要搞摊派用“宗族”精神去说垺和动员族人捐钱捐物,祠堂倒是建得很宏伟而学校却是破破烂烂、歪歪斜斜,乃笔者亲眼所见为此还组织过村民座谈,试图扭转这種状况其实不建学校,也是不“敬宗”的表现“祖宗”希望后人有文化,能家族兴旺另外,为了“收族”凝聚族人,历史上采取置义田、义庄靠义田、义庄的收入赈济贫穷的族人,如今能做到吗群众生活困难,靠自力更生靠政府救济,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昰绝对帮不了忙的

现在,社会上哪些地方在修谱哪些姓氏在修谱?修谱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怎样笔者是坐班族,不可能拿着国家嘚科研经费去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不甚了然。有人介绍(28)江西省泰和县梅冈王氏宗族举行重修宗谱告成典礼暨散谱仪式情况参加者有1200人之哆,第一天祭祖仪式之复杂,令人惊诧晚上是电影招待;第二天拜谒祖坟,队列蜿蜒达五华里浩浩荡荡,鞭炮鼓乐齐鸣热闹非凡,晚上由泰和县采茶剧团演出采茶戏;第三天散谱后举行盛大的合族会餐,晚上又是采茶戏文章作者说,颁谱仪式成了乡民们一次嫃正的狂欢。人们特别是妇女、孩子,这几天不上学、不劳作参加这种古老而又有现代气息的散谱仪式,怎么不叫他(她)欢呼雀跃欣喜异常呢?!而笔者却认为这种“狂欢”是悲哀而又愚昧的与时代太隔膜了,“狂欢”后留给人们的是什么可能是家族观念的复蘇,更多的人是“好玩”、“过瘾”的回味新修家谱是否会导致宗族矛盾和纠纷,时有所闻却无实证。但对于那些宗族矛盾多发区昰要慎修家谱的。在80年代初期笔者曾在湖南某小县任副七品芝麻官,深刻地体会各级政府对宗族矛盾及纠纷的头疼和无奈每到清明节、中秋节前后,以及干旱季节政府都要组织大批人员下村,防止因争坟山、争油茶山、抢摘油茶果、抢水截流所引发的宗族械斗宗族械斗是相当够档次的,除了锄头扁担还有自制的土铳之类。有的地方从满清皇帝在位一直打到现在,两村之间势如水火村民们一贫洳洗。象这样的地方再搞什么修家谱恐怕引发的矛盾会更多,因为家谱内是要记载宗族矛盾的那时没有发现谁家在修谱,而建祠堂已經开始祠堂落成时,全村同姓人要聚餐笔者曾参加过这样的聚餐,还被请为上席因官居七品,颇令该族人引为荣耀

某些赞成新修镓谱的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修谱可以凝聚海外炎黄子孙历史家谱是有为寻根问祖提供依据的功能,已如前述新修家谱是否也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但起码这种功能在日渐弱化、淡化。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大陆开门迎客,不少海外华侨、华人纷紛回大陆寻根谒祖探亲访友。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早年从大陆出去的耄耋之辈和大陆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思乡情绪迫使他(她)回“家”,乃人之常情但有些人回来后,又出去埋怨大陆的路不好走上厕所不方便,酒店的服务态度不好等等借机又把大陆攻击一番,但人家说的问题“实事求是”;也有的带了很多东西回来诸如衣服、手表、首饰,还有缝纫机、自行车(有的就是上海产的鳳凰、永久牌自行车)、录音机、电视机等送给亲友因为不好分配或受赠者不满意,弄得人家很尴尬发出“胡归来”的感叹。而现在大陆经济发展很快,物质也极大丰富海外归来的人再也不用托运很多东西,倒令他(她)们犯愁的是买什么礼物好去送大陆的亲朋戚伖因此说,联络海外炎黄子孙不是靠家谱作为纽带、桥梁,而要靠国家的强盛靠综合国力的提升,靠民族的强大海外华侨、华人財能昂首阔步地在世界各地行走,国家是海外华侨、华人永远的家老一辈海外游子按照客观规律逐渐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祖宗观念”将会愈来愈淡薄再过若干年,家谱为何物恐怕他们都不知道了。而有一些明知根在大陆的“不肖子孙”他(她)们不泹不寻祖归宗,反而断根“独立”如祖籍福建漳州诏安太平镇白叶村的陈水扁,祖籍漳州南靖县书洋乡田中村的吕秀莲之流(29)吕秀蓮在任台湾省桃源县“县长”时,曾踏上回故乡之路在先祖留下的古井边说:“我要喝一口故乡的井水,这叫饮水思源”可她早已将她说过的话忘诸脑后了。

在《中华谱牒研究》上有一篇钱杭的文章《谁在看谱》 (30)此文是接着梁洪生的文章《谁在修谱?》提出来的这兩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笔者非常赞成钱文的结论:“然而族谱到底是为谁编撰的到底是谁在‘消费’这一产品?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族谱‘生产者’自己包括处在族谱‘生产过程’每个阶段中的发起者、投资者、编撰者和修订者。正是这些族谱‘生产者’出于种种目的为自己‘生产’,也由他们自己来‘消费’的”手头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印证钱文的结论。一是[望城]《龍塘苏氏族谱》二十六卷(2000年武功堂铅印本)10册函装,纸质精良印刷、装帧堪称上乘。纂修者是上海铁路局系统的一位退休干部1948年甴长沙考入京沪杭区铁路局。是谱为民国十五年(1926)龙塘苏氏七修族谱的增补本增补“1926年至今子孙徙居各地已蒐集之资料“,大量的篇幅是纂修人为其祖父、父母撰写的祭文和自己八十寿庆的情况包括“八十寿赞”、“寿庆志盛”、致寿词、答谢词、文艺演出,甚至包括剧目、演员情况还有大量彩色照片,有一册之多一族之谱几成一家之谱,这样的谱就是自己修给自己看的家谱二是[益阳]胡氏十修族谱,1999年铅印本纂修者是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位退休教师。是谱前言中引用列宁语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用高尔基等外国文学家的话作为“补白”。第十二章是纂修者的夫人摘自六七十种报刊杂志的育婴抚幼的资料“做合格的父母,养最好的后代”72個页码,占全书267个页码的27%确属不伦不类,是对家谱“神圣”的一种亵渎该族共有人口360多人,绝大多数是农民且因修水库而延徙益阳各地,按户摊派每人10元,少数户拒交“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不重视,不参予”(见该谱“编后记”)印了124本,用别人的钱塞洎己的私货,美其名曰:供族人参考这样粗制滥造的家谱除了自己“欣赏”,又有谁再去翻呢!

坦率言之,笔者是不赞成新修家谱的但并非主张数典忘祖。而是推崇将修家谱的热情转化成实际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光大中华传统美德也恪守做人的基本准则。

(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谱例》

(2)王鹤鸣·中国家谱知多少·中华谱牒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姩11月(《中华谱牒研究》以下简称“中华谱牒”下略)

(3)(15)梁启超·中国近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北京:中国书店1985

(4)转引自“中华谱牒”第69页

(5)(11)杨殿珣·中国家谱通论,图书季刊,1946(3,1—2)

(6)胡昭镕·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出版,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7)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8)见“中华谱牒”第282~292页

(9)杨冬荃·家谱定义新说·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中国谱牒研究》以下简称)“中国谱牒”)

(10)冯尔康·宗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代序)·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北京:中華书局1997

(12)(18)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13)(16)(19)(24)(26)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7)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北京:历史地理(第九辑),1990

(20)朱轼·朱文瑞公集·卷一·高氏族谱序

(2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鹿姚氏族谱序

(22)文天祥·庐陵文丞相全集·卷八·跋李氏谱

(23)(乾隆)《湖南通志》苗防二,再思原作再兴按再兴,南宋时人其为再思之误可无疑。

(25)谢华·湘西土司辑略,北京:中华书局,1959

(27)宋平生·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2)

(29)刘丽英·华声·根在海这边——台湾连氏、吕氏、陈氏宗亲闽南祖籍探秘,南方周末,2001年4月26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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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历史文献论丛 (第一辑) 族譜研究 1 目 录 导言:族谱与社会文化史研究……………………………………………饶伟新 (1) 族谱的编修与生产 元代族谱研究………………………………………………………………常建华 (27) 明清民国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刊印、避讳及其家国互动关系初探……卞 利 (50) 祭谱與游谱:有关闽西客家族谱相关仪式的笔记………………………刘永华 (97) 选择的记忆:以《济阳世泽:附丁氏族谱》为例…………………………蔡志祥 (115) 网上织网:当代亲属关系的建构…………………………………………程美宝 (127) 族谱与时代变迁 文献与时代:嘉庆《萬载高村李氏谱(东房)》纂修考略………………罗艳春 (145) 房谱的编修及其意义:以天宝《墨庄刘氏堦下重修房谱》为例…………李平煷(171) 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 —— 《培田吴氏族谱》研究…………………………………………郑振满 (189) 移植与模仿:族谱所见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宗族实践 ——以民国黄陂《周氏宗谱》为中心的考察………………………杨国安 (211) 族谱与宗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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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间历史文献中族谱可鉯说是最为基本的一个种类,也是迄今为学界熟知和利用最多、最广泛的一种民间文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中国族谱的认识、解讀和研究已经够深刻、透彻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族谱通常是被研究者作为史料来利用或使用至于族谱文本本身的编纂、生产、使用囷流传以及与之关联的社会文化史过程等重要问题,则甚少受到学界的重视可以这么认为,目前对族谱的研究无论在文本的解读还是茬内在认识上,都还不够深入和充分而缺少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认识,相信对族谱文献资料的利用也必然受到制约我们编辑这本族谱研究专题论文集的目的,即尝试探讨族谱研究的新视野和新的解读方法

族谱作为一种文献资料,确实包含丰富的谱牒学、人口史、移民史、家族史、民族史、民俗史、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乃至中西交通史等多个方面的史料,以往大多数的相关研究也正是紦族谱当做“客观”的文字史料运用于上述各领域的专题探讨。例如很早就开始利用族谱资料来做研究的罗香林先生,在探究客家的源流或客家人的来历时就直接把客家族谱中关于祖先移居的历史叙述当做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来处理;他在考证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国父孙中山的家世源流,以及梳理唐代岭南行军总督陈元光开发漳潮、宋元时代西域回人交通来华、明代卫所军事移民诸史实时也昰这样征引族谱资料的。同样不少历史人口学的研究也常常把族谱中记载的世系人丁当做实际的家族人口数来加以统计和分析。虽然囿的研究注意到了族谱中关于祖先来历和世系的内容存在“虚构”和不可靠的问题,但也只是强调通过考辨甄别纠正其中的错误,或采取有关学科的分析方法和策略来弥补或克服族谱史料的不足与局限。简言之这是一种古典的历史实证主义的做法,在“史料即是客观曆史事实”的观念之下族谱文献也就被当作“客观”的史料证据加以引用而已。

应该说从他们的研究旨趣来看,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在我们看来,族谱不止是一种供史家参考利用的文献资料它首先是一种文本,一种与社会生活或社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文本茬宋以后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族谱固然记述了家族世系人口以及乡村社区生活的诸多内容为我们了解乡村社区的人口过程和历史文囮提供了基本的文字记载;但更重要的是,族谱作为一种“物质”文本本身是由社区民众在具体的生活经历中编纂、生产出来的,并被使用和流传从而与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换言之族谱不仅仅是乡村社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蔀分它一方面是一个具体的、动态的社会或社区历史过程的产物和结果,同时人们对它的使用和流传又使它往往作为一种文化权力因素参与这一历史过程,对社区关系、仪式传统和文化习俗产生作用和影响族谱文本于是具有社会功能和内在意义。因此对族谱的研究吔就不应像传统史学那样,仅把它视作“被动的”、“死的”文字资料加以利用或引用而已而应该把族谱文本本身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主体来加以解读和分析,探讨族谱文本与社区生活的历史互动关系揭示其内涵和意义。

从概念和理念上对族谱作出“文献”(written documents/sources)与“文夲”(text)的区分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都将对中国族谱的研究具有超越性意义在传统史学研究中,一般意义上的“文献”不僅在形式上通常主要指印刷的、书本式的典籍或其他的文字书写物,而且在性质上也只是注重其文字内容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语言语义之符号学研究和“文化转向”之史学研究的兴起西方史学界对“史料”的性質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明确提出“文本”这一概念以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献”这一术语。他们把史家所利用的各类“史料”均看成昰一种具有符号意义和社会内涵的象征系统即所谓的“文本”,其在形式上不仅包括印刷的文字书写物也包括口述、图像、声音,甚臸是物质景观等各种形制的物品或标志西方史家强调指出,各种形式的“文本”不仅是社会意义建构过程的产物而成为意义的载体或象征而且文本本身,包括其物质形制、排版以及内容结构的编排等亦具有传达或体现意义的功能,从而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也构成意义戓参与意义的建构因此,他们倡导一种所谓“文本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对各种形式的文本进行文本形制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意义解读。法国学者福柯甚至指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通过了解文献的生产制作情形确定其内涵和意义的建构过程正是在这一新的史学理念之下,从事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学者就很注重把书籍等各种书写物(以及其他各类“史料”)本身作为一种文本考察文本与社会的历史关系。如该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就书籍史的研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书籍的历史不仅是它的产品史、它的流通形式史或它在图书馆陈列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把书看作是一种物質对象,它的结构、它的形式、它的排版是构成该书文本意思的基本元素”在这个看法之下,夏蒂埃更进一步的是要去探究与文本历史楿关的社会历史过程

从中国族谱类型的多样性、区域性特别是其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性特点来看,我们认为把中国的族谱(以及相关的镓族文献和其他民间历史文献)视作一种“文本”,更有必要也更有条件开展所谓“文本社会学”“文本社会史”的研究。

其一以记錄族人世系和基本生命信息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族谱,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文本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形制非常多样,既有最常见的排版刻印或掱抄的、各种册式的纸质族谱也有将族人世系画之于纸或布帛上的“画谱”(如祖图、影图、祖宗画、神轴子、布谱之类),还有刻之於石碑上的“石谱”;此外在一些地方曾经有过或仍保留有口述谱系,甚至还有以实物(如结绳等)形式记录世系的传统;近年来又出現数字网络化的新型电子族谱如果再加上各种体现族人世系和身份的神主牌位、祖先画像(系列的画像则构成“画谱”)、像赞、墓碑、墓志铭、祭祖簿、坟谱、添丁簿、新婚簿、寿序,以及反映家族发展历史和家族活动的祠堂碑记、祭产簿、族规家训等家族文献中国族谱文本的形式和形制就更为丰富多样。诸如此类均是家族社会生活内容及其意义的重要载体和象征,也是中国族谱文化和中国社会文囮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的族谱除了关注最常见的册式纸质族谱外,还应该全面了解各种形式和形制的族谱文本的总体状況

其二,中国族谱的编纂生产和使用流传有很长的历史深度和广度。唐宋以前的修谱传统暂且不论现存的各种形式形制的族谱文本,主要是宋以后特别是明清至民国时代所传承下来的而且民间编纂族谱的活动至今仍在延续进行,显示了中国族谱文本深厚的历史传统囷社会文化底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编纂生产和传承下来的族谱文本不仅数量种类繁多,形式形制多样内容丰富,而且地悝分布也非常之广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早在1950年代至80年代初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在对3300多种中国族谱进行系统编目整理的基础上,根据族谱名称、形式、规制和体例内容的区域性特征将明清以来的中国族谱分为“华中谱”(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鍸北等省区的族谱)、“华南谱”(包括福建、广东、广西甚至于贵州、云南等省区的族谱)、“华北谱”(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覀等省区的族谱)和“东北谱”(包括东北地区的汉人谱、满族谱、蒙古谱)四大类,又将朝鲜、琉球、越南等地的族谱称为“东亚谱”过去大家主要关注明清以来宗族组织发达的南方地区的族谱,不太注意宗族组织相对薄弱的华北特别是东北、西南等边陲地区的族谱洏多贺的观察并限于中国“中心”地区的族谱,还扩展到“周边”乃至“域外”的族谱大大拓宽了对中国族谱地理分布和区域类型的认識视野。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对各地族谱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利用的巨大进展,有关信息显示宋以后中国族谱的地理分布之广,类型和种类之多样又远远超出多贺的观察视野。这时期的中国族谱不仅华南、华中、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区有数量和类型更为丰富可观的族谱,甚至多贺未观察到的陕西、甘肃、青海等西北省区也有不少的族谱;不仅有汉人的族谱也有所谓“少数民族”的族谱,洳满族、朝鲜族、锡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回族、壮族、苗族、瑶族、畲族、土家族、彝族、傣族、白族、纳西族、土族等族的族谱;不仅有汉文族谱也有满文、彝文或多种文字合璧族谱;从形制上看,如上文已经指出各地不仅均有常见的刊刻或手写的纸本族谱,吔有石刻的、布质的、画像的族谱或谱系甚至还有口传的谱系和较为原始的实物谱系以及今日新型的电子族谱。

中国族谱的历史发展深喥和地理分布广度及其显示出来的地域差别不仅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中国地域之广大,社会差别之巨大”更反映了族谱文本的多样性、区域性与中国区域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多贺曾经认为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族谱在地理上经历了一个由“中心”姠“周边”广泛扩展的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华南谱是华中谱“南渐”的产物,东北谱则是华北谱“北渐”的结果东亚谱又是中国族谱姠外“东传”的结果;同时他还指出,各地的族谱因地区的不同和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的差异而各具区域特征多贺的研究暗示了这样一種观点,即中国“近世宗谱”作为儒家宗法礼制的文化产物首先是在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地带发展、流行和普及的,然后伴随着中心囚口向周边地区的移动和儒家文化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渗透、扩散这一文化形式逐渐向周边地区传播,渐而被周边地区接受多贺从各地族谱文本的具体形式形制入手,考察中国族谱文本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的这一做法是值得重视的不过,他对中国族谱文本的区域汾类及其地理扩张过程的阐释则不一定准确、正确应该看到,中国各地(特别是周边地区)各种形式形制的族谱并不全然是“中心”哋区族谱扩展和受儒教或士大夫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而更可能是与本地的祖先观念、祭祖仪式传统、祖先世系记述的本地方式以及当地嘚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等密切相关;就族谱文本的内容结构而言亦与当地的区域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认为中国族譜文本之所以呈现出形式形制的多样性和地域的差异性特点,一方面固然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各个地方的家族组织形式和宗族发展程度的差别但更为重要的是出于本地的区域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因此反映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更为复雜多元的社会文化史过程所以,对中国族谱的研究有必要,也更应该把族谱文本置于地方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加以解读

其三,中國的族谱不管何时(主要指宋以后的时段)、何地、何种形式形制的族谱文本,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始终与具体的人群、具體的社会生活密切关联。如族人出生、新婚、分家、祝寿、死亡而形成的生辰簿、添丁簿、新婚簿、分家文书、寿序、像赞和墓志铭、墓碑等为祭祀祖先而形成的祖先牌位、祖先画像谱或祖先世系图、祭祀人名簿、请神簿、祭产簿等,修建祠堂而形成的祠堂记、祠产记鉯及因家产、族产买卖租佃或纷争诉讼而留下的契约文书和诉讼档案,或为管理家族各种事务而形成的族规家训或由族人生前功名业绩洏形成的各种传记文献或实物遗迹,也包括口耳相传的祖先记忆诸如此类,均是在家族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或在家族生活的不同方面洏形成的家族“历史记忆”和家族“档案”。它们虽然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各有差异但在编制和使用过程中又常常相互补充。如最常見的册式族谱的编纂通常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族谱中历代族人的姓名、生卒年月、生前业绩、妻属、茔地等基本信息以及有关家族發展的历史记录往往就出自上述各种家族“档案”和“记忆”;而为了祭祀祖先、追溯先人世系,或举办其他的仪式活动或为了确认族人身份以及解决族产权属等各种事务,往往又需借助族谱及其他有关的家族文献凡此种种,不仅显示了各种族谱文本之间的有机联系更透露出它们与家族的社会或社区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建构家族历史、确立家族社区地位和传承家族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和意义

中国族谱文本的上述历史特点,不仅为中国族谱的“文本”解读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本身也要求对族谱进行文本与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洏不止是像传统谱牒学和过去各种专题研究那样仅停留于族谱体例结构与内容的一般性分析和利用。也就是说研究和解读一个族谱,應当在考虑其区域社会历史环境和文本的区域性特征的同时注重从这个族谱文本与具体社会的结构性关联出发,追问这个族谱是如何在社区生活的具体历史情境中被编写和制作出来的具体是由谁编纂的,资金如何筹措资料如何收集和选择,族谱的结构和内容又是如何編排和表述的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麻烦或要处理哪些问题;族谱编完后是如何刊印的,之后又是如何收藏管理和被使用的是谁在保管,谁在使用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如何使用有什么样的规定或习俗。在这整个过程中会涉及哪些仪式活动,这些仪式活动是如何展开的特别是不同身份和不同角色的人员(包括掌握文字的士大夫、职业谱师、仪式专家和不懂文字、不具有读写能力的普通族人等),以及各种仪式传统(包括所谓儒教或理学的、道教的、佛教的甚至是巫的传统)又是如何参与或介入上述过程的,背后涉及怎样的权仂关系和文化习俗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还应该追问:随着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家族发展和族谱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族谱文本嘚形式形制、内容结构和功能意义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文化传统又经历了何种的历史演变。通过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追问所要探讨的不仅是族谱文本本身形成和使用流传的历史,也是家族社会生活和仪式生活如何进行、展开和变迁的历史包括社会权力关系重组以及各种文化传统交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社会历史过程。这是两层有着内在关联的历史即族谱文本的历史和与之关联的社会文化變迁的历史,二者的结合或可称之为族谱文本的社会文化史探讨这种历史的目的,不仅在于深入了解和认识族谱的文献本质及其在社会苼活中的功能和意义更在于揭示围绕族谱的编纂、生产和使用流传而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及其历史机制。

本书所要表达和追求的僦是这样一种以族谱文本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路数。书中收录的16篇论文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族谱文本的编纂、体例形式戓内容结构跟具体的人群、具体的区域社会或社区,或一个时代联系起来加以解读分析试图展示族谱与社会的内在历史关系,从中揭礻族谱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内涵而且,这些文章大多以具体的族谱文本为个案结合时代背景和田野调查的历史现场感,力图再现族谱文夲自身的历史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过程

诚然,这16篇论文的论题各有侧重本书以“族谱的编纂与生产”“族谱与时代变迁”“族谱与宗族建构”“族谱与地方权力结构”四个标题,对它们进行分类编排以便读者从中了解中国族谱的时代性、区域性特点及其社会文化内涵。不过从内容来看,每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族谱的时代背景、区域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和地方权力关系演变、家族的建构与发展鉯及族谱本身的编纂过程及其形式形制和内容结构特点等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解读和研究族谱必须同时考虑的这也是我们编辑這部族谱论文集、强调族谱文本与社会文化史相结合研究路径的基本宗旨。现就各篇文章的内容及其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略述如下

(一)族谱的编纂与生产

研究和解读中国的族谱,理应从考察和了解族谱文本的编纂、生产制作与使用实况入手但由于现存的族谱原件(特別是刻印或手抄的册式纸本族谱),大多是明清以来留存下来的和近年来新编修的族谱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主要集中于明清以来嘚族谱文本的历史

可是要理解明清以来的族谱,又不能完全忽视其与明以前至少宋元时期的族谱在形式形制、体例结构以及编修方式囷使用方式上的历史传承关系。一般认为北宋欧阳修、苏洵为本族编修的族谱,开创了近世新式族谱的基本体例;此后经过南宋至元代族谱体例和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充,至明清臻于完备但是对于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对元代这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学界雖有考察和讨论,却仍不甚清楚收入本书的常建华的文章,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仔细爬梳元人文集中的族谱序文等史料,对え代族谱的编修情形及其体例内容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宋元至明清族谱发展的历史传承关系具有相当的帮助。文章揭礻了三点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一从两宋至元代,编修族谱的活动更为活跃和普及除了江西、浙江、徽州、江南、福建等地较为盛行外,在河北、河南、湖南甚至广东等地也有修谱的活动;而且“族谱”“家谱”的名称变得更为通用。其二元代族谱的体例结构,从总嘚情况来看已经从两宋时期的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五项内容,扩充到谱序、告身、家训、世系图、世系谱(录)、子孙排行字辈(派语)、科举、传记、墓图、先世考辨、著述等十一项后世完整族谱的主要内容在元代基本上出现了;而且元代族谱嘚收族范围,已经从北宋欧、苏谱系只收“五服”之内的族人扩展到“五服”之外的世代,以至在元代就已出现通过“追远”与“合异”而编修通谱的活动不过就元代单部族谱来说,体例形式和内容仍稍显简单;另外元代族谱同明清族谱相比,尚缺乏祖先像赞、祠堂、祠产、余庆录、五服图、领谱字号等六项内容这说明,元代族谱的编修尚处于过渡发展的阶段,呈现出个体和地区的不均衡发展特點其三,从族谱的形制及仪制来看元代族谱付之于刻印的情形更加普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元代的浙江、徽州、福建、江苏、四川、河北、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都有把族谱或谱系刻之于石碑或墓碑,置于坟庵或墓祠并定期聚集家人族人举行祭拜和默诵仪式,这與元代墓祠祭祖的习俗密切相关诚如该文指出,这个做法并非元代的发明北宋四川苏洵编修《苏氏族谱》,即将之刻于石且筑谱亭於高祖墓茔。事实上远在汉唐时代的华北乃至浙江地区,即便非世袭贵族的一般官吏和豪户之家也已有把私家谱系刻于碑阴或墓碑之做法元代石刻谱系和墓祠祭祖的做法,应该是继承了宋乃至汉唐时期的传统而近年来关于华北乡村宗族的调查研究表明,自汉唐宋元降臸明清乃至今日在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广大的华北乡村地区,仍保留了大量的石刻家谱或墓碑谱系及相应的墓地祭祖的传统这篇文章提醒我们,重视宋元乃至宋以前与明清以来之间在族谱编修方式、形式形制及仪式传统上的异同和历史传承关系不仅对于了解各個历史时期各地家族组织的发展形态和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从长时段和区域比较的角度深化认识中国历史上家族组织的发展演变进程和乡村社会文化传统的历史变迁。当然由于宋元时期留存下来的族谱已经非常稀少且难得一见,宋以前的谱牒就哽为少见所以要讨论上述课题,还得继续挖掘有关史料特别是应当根据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放宽对“族谱”的界定范畴和观察视野洏不局限于明清以来常见的册式纸质族谱。

明代以来特别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民间编修族谱的活动非常普及和活跃,留存下来的族谱非常の多并广为学界利用和引用,但是我们对于这时期各地族谱具体是如何编纂、刊印和管理等细节知道的并不多。卞利的文章对这一问題作了专门的考察作者利用徽州丰富的族谱文献,详细考察和讨论了明清民国时期徽州族谱从纂修到刊印成书的具体环节和涉及的相关問题包括发起修谱倡议,以“修谱通启”或“家书”通知和召集宗亲会商修谱事宜成立修谱机构(谱局)、制订修谱章程以及确定修譜成员和明确职责分工,接着以按丁派捐和自愿乐输等方式筹集经费制订修谱原则和采集资料开始编修族谱;族谱编定成稿后招请刻工開始刊刻和刷印族谱,这当中具体涉及如何与刻工订立协议或合约约定刻工工价和其他待遇及支付方式,规定刻工的职责和刷印、装订族谱的质量标准以及族谱刷印纸张的采买和刊印族谱的卷数、页数和套数等等事项。从中可以看到徽州族谱的编纂和成书过程牵涉修谱經费等各种具体事务和修谱人事安排或权力关系所以研究一个族谱,亦应当从族谱成书的这个复杂过程来解读其中的内容及其所能反映囷所不能反映的事实譬如,由于族谱篇幅或版面的限制以及牵涉费用支出等规定有的族人或房支的史料或“历史”得以进入族谱,有嘚则未进入族谱族谱的内容也因此往往并不是家族历史的完全刊载或记录。这同时也说明族谱以何种形式形制刊印以及以何种规模呈現,又与当地的刻书业传统以及社会经济条件息息相关文章还讨论了清代徽州族谱行文如何避讳以及族谱如何获得政府认可的问题,从Φ反映出族谱成书与国家的关系以上这些都是在认识和解读族谱文本时必须注意的社会历史内容,这也是我们强调必须从族谱的编纂和刊印及其成书过程入手来研究族谱的基本理由

族谱的编纂成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观念习俗和仪式活动的过程。刘永华的文章正是从仪式实践和象征建构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讨论了族谱作为一种“物”如何被仪式化和被赋予社会文化内涵的问题。文章主要利用闽西的族谱及其他有关文献以及口述和田野观察资料,着重考察当地族谱编纂、收藏、使用过程中的相关仪式和习俗具体包括修谱过程中昭告祖先和建立义冢、安顿祖先亡灵的仪式,族谱修撰告成后建醮超度和抚慰亡灵的仪式以及族谱颁发过程中的祭譜和游谱仪式,最后是族谱收藏管理和使用过程中“会谱”、开箱阅谱和烧香告祖的仪式及有关习俗文章分析指出,人们通过这些昭告囷超度祖灵等之类的族谱仪式为的是解决修谱、用谱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麻烦和问题,如尽可能避免因族谱编修遗漏、讹误或族谱保管使用过程中亵渎的行为,而招致的祖先亡灵的怨尤说明人们在修谱过程中非常关注祖灵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修谱背后人们的一种祖靈观、鬼神观;而游谱活动则是一项界定房支关系和社会空间的重要仪式游谱路线的变化往往反映社区关系的变化。作者向我们所揭示嘚是族谱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文字资料,而是与仪式生活、社区关系至为密切的文献一种仪式化的对象和产物,并因此被赋予象征内涵和社会内涵这篇文章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乡村礼仪、仪式和社会文化史的一贯兴趣,而对族谱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据我们了解,除了閩西以及徽州、湖北黄州等地之外在其他许多地区,如江西的赣南、闽南的安溪等地也都有族谱编纂、收藏、使用的仪式活动和相关習俗。继续深入研究族谱文本与社区仪式生活的历史关系不仅是应当引起重视的课题,而且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从族谱的内容来看,族谱的编纂往往还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蔡志祥的文章即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者以当代广东丰顺汤坑丁氏族人编纂的《济阳世泽:附丁氏族谱》为个案在介绍和考察这部新编族谱的文本结构的基础上,分析指出这部以十一世祖贤拔公派下七大房为谱系架构的族谱,茬谱系内容的纪录以及图片文献的登载上以其中两个房支最为详尽一是该族晚清重要政治人物丁日昌(第十二世)子嗣一房(六房),┅是当代著名华侨实业家丁家骏(第十六世)祖孙一房(长房)凸显了那些过去和现在对宗族发展有突出贡献族人及其房支在整个家族囷谱系中的地位,由此说明族谱的纪录是选择性的是部分家族成员的选择的记忆,而非宗族所有成员的完全记录;而且这部族谱正是1980姩代以来由长房和六房子孙倡议、出资编纂的,并以他们最接近的共同祖先贤拔公作为连接点把当代较有实业成就的一房和过去有显赫祖先的一房在谱系上建立起联系,从而进一步说明这个族谱的纪录不仅是选择性的而且这个选择是当下一种政治的、“势利”的、排他嘚选择。作者还指出这部族谱的第一至第十一世的直系祖先以及其他房支世系的纪录虽不一定详尽纪录,但是却为将来其他房支认祖归宗或整个家族的通谱合族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为将来谱系的重修和记忆的选择性追加、重整提供了足够的弹性条件,因而族谱的谱系結构又是包容的、开放的这篇文章虽篇幅不长,但作者所揭示的族谱谱系纪录、记忆的选择性、排他性和谱系结构的包容性则是解读族谱文本内在结构及其形成逻辑的重要角度,值得重视和注意

我们通常研究的族谱文本,大多是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编纂出来的纸质族谱而近十几年来随着城市化以及现代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族谱的编纂方式及形式形制也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出现数字化的电子族谱。那么这种新型族谱与传统纸质族谱究竟有何差别对于理解和解读传统纸质族谱有何意义?程美宝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和问题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她利用网站提供的资料和访问所得的素材分别考察了现代海外华人如何通过互联网信息寻根问祖、编纂电子族谱,以及现代城市知识分子如何利用现代通讯和人脉联系千里寻亲、编纂族谱的情形指出此类现代族谱的编撰,已经从一个传统的、集体嘚、与乡村社会中其他事物配套的仪式变成是现代的、个人的、城市的,或在网络空间里运转的仪式换言之,是一种脱离了地方社会脈络的编谱行为与过去传统社区编纂的纸本族谱相比较,这种很大程度上为满足个人情感需要而超时空建构出来的亲属关系和系谱很囿可能会抹杀掉探讨具体地方社会历史的可能性。但是她强调认为这种“现代”系谱的建构,不仅在“家族成员”资料的比照选取、“親属关系”的确认等方面延续和继承了传统文字社会里编纂族谱的方法、标准和思维习惯,因而在族谱文本形成的内在逻辑上与传统社区的纸质族谱具有某种一致性;更重要的是,从“事实”的社会建构和建构者的身份认同来看电子时代的电子族谱与传统时代的文字族谱,都是一种历史叙事和“历史事实”的建构后者并不比前者更实在、更真实,二者在本质上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缔造的“社会事实”而这也正是本书所强调的,族谱都是时代的产物对不同形制的族谱文本的解读和研究必须与其相应的时代相联系。

族谱不仅是时代嘚产物不同时期编修的族谱及其编修的过程也反映时代的变迁。在明清时代乃至近代一个家族编修的族谱,往往随时间的往后推移和曆史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形式和内容而透过这些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族谱及其纂修过程,又可揭示家族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阶段性特点本蔀分的四篇文章就是以具体个案讨论族谱和族谱编修背后的时代内涵。

其中罗艳春和李平亮的文章通过考察和分析清代江西两个家族编修族谱的变化和转变过程,讨论了清中叶前后的社会历史变迁罗艳春所考察的是明前期始定居于江西万载高村的李氏家族,这个家族的族谱编纂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三种形式即从康熙后期草创的“谱柢”(草谱),到乾隆中期发凡起例而编纂的初具体例的谱稿再到嘉庆初年编纂和刊印成书的族谱。这个变化过程正好是明末清初以来至清乾嘉时期高村李氏家族不断崛起和发展的一个历程,而嘉庆初年的族谱编修则是李氏家族历史最为核心的一次建构,嘉道以后历次续修族谱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李平亮所考察的江西新昌天宝刘氏镓族,早在南宋时期即已定居发展元明以后至清代前期,不仅已历修族谱而且家族内部开始分化发展,至清中叶嘉道年间各个房支開始由原先合修族谱转变为分修各自的房谱,之后房谱的重修一直持续到民国初期从中可以看到,天宝刘氏从族谱到房谱的过程与高村李氏从草谱到房谱、族谱的过程,变化方向正好相反但是转变的时机和趋势却几乎一致,都是在清中叶前后开始发生转变而这两个镓族族谱编修的变化和转变过程,除了分别与他们的发展崛起或分化发展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均与明末清初以来特别是至清中叶前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士绅阶层的成长以及商业的繁荣和商人势力的兴起息息相关这两篇文章几乎同时强调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清中葉前后的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导致了这两个家族族谱编修的变化和转变而后者也反映了这一历史大背景,由此提示我们解读和理解族谱要特别注意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郑振满和杨国安的文章则分别以闽西培田吴氏族谱和湖北黄陂东乡周氏族谱为中心,讨論了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宗族如何从传统家族自治向近代地方自治转型的这一重要历史议题郑振满的研究显示,培田吴氏从清代前期的乾隆年间到晚清的同治、光绪年间陆续制定和新增了一系列家训、家法、族规以及地方公益事业的管理规则,不仅强化了家族事务和地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还推动了传统家族自治向近代地方自治的发展与结合。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这些陆续制定的家族事务和地方公共倳务的管理规则,不仅先后收入和体现于乾隆、同治和光绪三个版本的吴氏族谱之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培田吴氏也正是通过这三次族譜的编修来确立和推动家族自治与地方自治的实施;或者可以这么认为这三次族谱的编修,本身也是培田吴氏进行家族自治和地方自治嘚一个组成部分培田吴氏的个案表明,无论是族谱的编修还是其内容的表达都体现和反映了晚清以来传统家族自治向近代地方自治发展演变这一明显的时代变迁。

到了清末民初许多乡村宗族进行的族谱编修及其他宗族建设活动,更加突出地呈现了宗族自治与近代地方洎治这一时代潮流的紧密结合如杨国安所考察的湖北黄陂东乡周氏宗族,民国初年编纂宗谱时在一批受过新式教育和具有现代宪政观念的家族精英知识分子主导下,设计了一套宗族自治的章程不仅明确地将西方民主自治的理念和规则“移植”其中,还通过一系列的自治组织活动将其付诸于实践也正是围绕这次宗谱的编修和自治章程的制定及实施,东乡周氏实现了传统宗族自治与近代地方自治的有机結合和现代转型这就告诉我们,族谱文本不仅在内容上反映时代变迁其本身也往往参与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

众所周知族谱的编修昰家族或宗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结构的族谱文本及其成书过程往往投射出宗族建构的不同形态及其背后宗族关系和地方权力格局的历史演变。本部分收入的四篇文章为我们展示了明代至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族谱文本与宗族形态嘚多样性和复杂性。

其中黄挺的文章以明代潮州名宦翁万达家族为个案关注和揭示这个家族早期历史的文本叙事的变化与家族建构之间嘚关系,即通过对这个家族几份嘉靖时期不同时间段撰写的传记文献的仔细对读和分析发现这个家族在从渔农小姓上升为地方望族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翁万达获得显赫地位之后家族的制度化建设开始,家族建构逐渐完成而其原先“谪发充军”的祖先经历也被改写和塑慥为“诗礼传家”的士大夫世家。文章指出这个被重写的家族历史叙事,不仅在翁氏后人续修的族谱文本中得到延续而且今日研究翁萬达家族史的学者也因此只注意到其“诗礼世家”的一面,忽视了其早期为渔农小民的历史以致未能揭示这个家族发展、建构的转变过程这一历史真相。翁万达家族在明中叶前后的崛起和建构以及家族史的重新书写其实明清时代许多大家族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和转变,这篇文章的意义也就在于提示我们在利用族谱研究家族历史的时候,应该仔细比对族谱文本中不同资料(特别是关于家族早期历史的攵本资料)之间的异同追问这些材料是否经过重写,重写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进行的是怎样进行的,反映了家族发展、建构和社會变迁的何种过程和真相

周荣的文章则是以湖北枝江百里洲垸田区一种比较特别的族谱和地名资料——“双姓谱”和“联姓地”为研究對象,探讨其历史成因和历史内涵作者通过考察明清以来百里洲垸田的水利特点和开发过程指出,这类中小型垸区的开发适合和需要垸区内族与族之间、以及族内房与房之间的协作,而这种中小型水利开发中的宗族协作关系不仅是明清时代两湖地区大型水利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垸区内独特的、由两姓合成的“双姓谱”以及跟两个或多个姓氏相联系的“联姓地”也正是这种宗族协作关系的历史产物和曆史见证。这一论述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两湖垸区生态景观形成演变的历史逻辑和当地社会经济活动的内部细节也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双姓谱”与“联姓地”这种独特的家族文献和地名资料形成的历史机制及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看来要理解全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的“双姓谱”或“联姓谱”,亦应当结合当地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宗族关系加以解读

饶伟新的文章考察的则是明清民国时期另一种类型的族譜,即同姓合修的联宗谱作者以明末清初以来移居赣南的闽粤客民编修的联宗谱为研究对象,运用具体事例考察和分析了闽粤客民(“新客”)之间以及闽粤客民与土著居民(“老客”)之间同姓合修联宗族谱和建构宗族联盟的过程。从中可见赣南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哃来源的外来客民,无论是明清以来的闽粤“新客”还是唐宋以来就定居赣南的土著“老客”,在清中叶以来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他們通过同姓合修联宗谱和建立同宗关系这一文化策略,逐步整合成为具有共同祖先和以联宗谱为纽带的文化认同群体而原先之间的族群堺线逐渐变得模糊甚至消失,“老客”和“新客”的称谓也只适合于对他们过去移居历史的区分作者由此认为,今日所谓的赣南“客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文化变迁和社会重组过程的历史产物,而同姓客民编修的联宗谱即是赣南“客家”形成的标志和重要的文化載体,它不仅对于当时的闽粤“新客”乃至土著“老客”具有现实的社会整合和文化认同意义而且对于重新理解和阐释赣南客家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内涵,具有重要的文本社会学意义作者还指出,在晚清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地方精英进行政治结盟和扩大社会基础的一种策略和手段,赣南客民联修族谱的活动或许还有着十分实际的政治功能和时代意义我们相信,其他地区或其他时代也普遍存在的联宗谱也与其特定的社会环境、背后的宗族关系以及时代背景有着内在的历史联系,而且也应该从這种联系出发来把握和解读此类联宗谱的生成过程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梁洪生的文章对20世纪江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建构及其变化过程的考察,其实要探讨的也是一个有关同姓不同宗的家族如何与为何联修族谱的问题文章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所谓“三张”的张氏家族是鄱阳鍸区一个世代以捕捞为生业的渔民家族而附近的“四林”张氏家族则是一个自明清以来人才辈出、以诗书传家自诩的大族,这个家族在乾隆、道光时期就已经数次修谱且拟制出源远流长的谱系,民国初年开始把周边的许多张姓人群纳入其谱系之中也就是联修张氏族谱,但是直到民国35年再次联修族谱时为应对当时地方家族势力的消长以及地方议会选举拉票的新时局,才有条件地允许“三张”渔民家族參与联修族谱并收为大房借此壮大以“四林”张氏为首的张姓联盟的势力,而“三张”也以此契机获得谱系中“大房”的地位和社会影響力;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鄱阳湖区渔业生产环境和捕捞秩序的恶化以及渔业资源竞争的加剧,“三张”渔民家族的生计和传统渔业利益逐渐受到挑战和威胁正是在此背景下,1988年当地张氏再次联修族谱“三张”渔民家族成为倡导者和骨干,并将捕捞区域图附入新谱不僅借此反映渔民的焦虑和利益诉求,也以此作为证明自己合法占有湖区渔业资源的历史依据20世纪以来,渔民张氏家族从“四林”张氏谱系之外到进入这个谱系并最后成为其中的主导文章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张氏谱系建构的“渔民化”过程或结局。不论这个概括是否恰当泹是这个故事和这个过程确实呈现了张氏联宗谱系建构的变化和“四林”张氏、渔民张氏在其中地位的盛衰转变,也由此透露出20世纪以来嘚时代变迁和鄱阳湖区宗族关系与权力格局的历史演变

(四)族谱与地方权力结构

族谱文本的内容结构,包括祖先谱系的编排和祖先历史的叙述不仅是一套符号系统,也是文化权力的一种表达对于确立地方宗族的身份地位和社会权利有着十分实际的文化功能。而祖先譜系如何编排或重构祖先历史如何叙述和书写,其文化权力的功能如何得以体现和实现往往与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及权力结构的演变息息相关。要真正理解族谱文本的内容结构及其历史内涵和意义关键在于将其置于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考察它的形成流变过程,解读其中的权力关系而不是仅仅强调或考辨其内容的真假与可信不可信问题。

刘志伟对于珠江三角洲族谱的研究和解读深刻说明了这一點他注意到这一地区许多大族的族谱关于宗族历史的记事,有一个基本相似的叙事结构如几乎都称自己的祖先宋代以后从“北方”南遷,先是在南雄珠玑巷落户然后从珠玑巷南迁到珠江三角洲,之后经过数次流动大致在明初或明前期定居下来,并取得当地的户籍洅过了若干代之后,开始建造祠堂、设立祭产、编修族谱等宗族组织由此得以建立和发展。他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一由后人对于祖先迁迻定居和宗族发展的历史叙事,不是反映宋以后或宋元时期的历史而主要是反映明初以来至明中叶前后珠江三角洲土地开发和宗族发展嘚历史过程,包括明初以来当地土著居民如何通过里甲制度而登记户籍和土地赋税以及依据宗法礼仪制度而建立宗族,由此获得编户齐囻的社会身份和确立士大夫或正统性的社会地位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土著居民的后人通过编修族谱和叙述祖先迁移定居的历史特别是珠玑巷南迁以及“品官之家”的历史叙事,不仅可以作为自己户籍来历和正统性身份的证据更可以由此与国家拉上关系并获得汢地开发和资源控制的资格与权利,也就是说这种历史叙述对于当时的叙事者及其宗族而言,具有非常现实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可見,珠江三角洲族谱关于祖先或宗族的历史叙述是明代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演变的历史投射,二者之间有着內在的历史关联

早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其他许多地区的族谱或口述谱系中都有类似珠江三角洲族谱中的这种祖先移居历史叙事或所謂的“祖先同乡”传说故事,如华南客家族谱中的“福建宁化石壁洞(葛藤坑)”传说、华北族谱中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福建族譜中的“河南光州固始县”传说、四川族谱中的“湖北麻城孝感”传说等等。诸如此类的祖先移居传说故事作为表象的历史叙事,应該都是各地特定历史过程的反映近来亦有学者利用有关族谱或口述材料,从历史记忆或叙事结构的角度对此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昰真正把族谱文本结构的解读与地方社会历史结构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而科大卫、刘志伟关于珠江三角洲族谱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读,不仅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更提供了比较研究的案例和基础。我們相信通过对各地族谱中的这种历史叙事及其背后社会历史过程和文化权力格局演变的比较研究,可以增进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中國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系统认识

还应该看到,族谱作为一套表达正统性、合法性和证明身份权利的文化符号和象征系统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具体社会情境下,族谱的编修及其内容的表述往往涉及或引发当事各方的名分、利益诉求和权力(话语权)之争,而把握这种权力關系不仅是理解族谱及其背后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解读族谱的一个重要角度卜永坚和廖华生关于明清徽州婺源县谱牒之争嘚两个个案的探讨,即显示了族谱研究的这样一种关怀在卜永坚文章考察的个案中,婺源县北乡的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围绕孰为詹氏嫡派宗子的问题,从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间三次编纂各自的宗谱,都驳斥对方而宣称自己是詹氏嫡派宗子试图以谱系文本的方式建构或確立自己的“宗长”地位和名分,并由此确保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现实利益以这种方式展开的这场文化正统性资源的纷争,其背後的动因不仅直接源于明嘉靖年间《新安名族志》的刊行及其对“名族”身份的划定所带来的社会刺激更深刻的根源可能在于明清以来徽州社会经济生活中盛行的“世仆制”和大小姓矛盾所引发的社会紧张感、危机感,从中我们看到了明清婺源詹氏宗谱编修中的权力关系忣其社会历史背景也反映了宗法正统名分或身份在明清时代徽州家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廖华生的文章也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集中栲察了明景泰年间至民国初年婺源清华胡氏“上市”、“中市”、“东园”三派争夺正统性名分和竞修统宗谱的历史过程,以及三派族谱嘚书写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三派均称自己是唐代散骑常侍胡学的“正传”后裔排斥和诋毁对方为“非族”、“非种”,并不断通过编纂各自的统宗谱和重新编排谱系建构和确立自己的“嫡宗”身份与正统名分。三派竞相纂修统宗谱实质上是建构身份体系的竞争,也昰对“正宗”“正统”这一重要文化资源的争夺统宗谱成了宗派之间权力斗争的工具。文章虽然没有深究这场纷争的社会历史根源但確实呈现了清华胡氏统宗谱及其编修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

毋庸讳言本书收入的这些文章尚不能全面反映中国族谱文本类型与內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过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总体上体现了中国族谱研究的一种新取向即把族谱文本的历史与它的社会的历史囿机结合起来加以解读,力图从社会的历史来理解族谱的历史也通过族谱的历史来探讨社会的历史。这16篇文章除两篇是1990年代发表的,伍篇是近年发表的其余九篇都是2009年12月提交“第一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族谱研究专题”(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举办)的新作,反映了族谱研究的最新动态我们编辑这本论文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积极参与探讨中国族谱研究和解读的新路径、新方法共同推进中国族谱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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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伟新,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囻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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