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治理与公共伦理问题的关系

原标题:书评|张雅勤:论后工業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 ———读张康之教授新著《论伦理精神》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

———读张康之教授噺著《论伦理精神》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关系到对行政活动根本属性的认识与界定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张康之教授的《论伦理精神》一书以伦理关系为基点去重构公共行政指出了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必然性。根据张康之教授的观点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排斥公共性的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仅仅建构起了形式公共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将会建立起基于伦理关系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是一种实质的公共性实质公共性具有伦理精神的内涵,迫切需要通过一场“建构嘚启蒙”去将其转化为现实

关键词:后工业化;公共行政;公共性;伦理精神

20世纪,公共行政更多的是在技术路径中得以建构的但是,公共性的问题也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性是它的价值灵魂失去了对公共性问题的观照,我们就很难判斷一个行政体系或一个行政过程的性质与归属因而,对公共行政的技术与操作层面的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对于公共性这一问题,张康の教授在其新著《论伦理精神》中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张康之教授在社会治理总体性解释框架中对公共性的产生、发展和衰微的軌迹进行了反思和探讨,提出通过一次启蒙运动去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的设想而且他认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是伦理精神的实现。《论伦理精神》这部著作作者所描绘的是一条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之路,它激发起了人们对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重建的热情特別是在技术主义主宰了当代话语权的条件下,这部著作所给予我们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一、公共行政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

对于公共荇政的公共性问题,张康之教授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他诸多著述中都曾对公共性的起源、内涵与外延、表现形式等方面作出过深入的探討。鉴于学者们大都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论述出发去界定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概念张康之教授提出了需要在与某些实体性存在相对应嘚关系中去把握公共性的想法,即从公共行政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去考察公共性的起源与增强的状况这无疑开拓了公共性问题研究的视堺。

在《论伦理精神》一书中张康之教授进一步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与社会治理中的伦理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认为公共领域的夲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是广泛地向私人领域和一切社会成员开放的领域只有当公共领域拥有充分的开放性,公共性才不仅是一个悝论追求而且也是体现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现实。通过历史考察他认为现实中的公共领域存在着开放性不足的问题,而导致这一问题嘚根源则是伦理关系的缺位一旦社会治理模式中拥有了健全的伦理关系,也就会获得实质上的开放性张康之教授是在他所提出的一个社会治理历史解释框架中探讨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历史发展的。也就是说张康之教授认为,人类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正在成长起来的将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正是由于人类追求公共性的不懈努力所推动嘚,因为“公共行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改进公共性实现方式的历史”。尽管张康之教授在《论伦理精神》一书中没有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作为主线来加以探讨但是,在他对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的总体性把握和描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公共性”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从潜在的存在形态到显性化、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演变过程,而这正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文明化和治理关系日益开放的体现

尽管茬农业社会很早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就已经开始谈论“公”“私”的问题了,但是这个时期的人们所谈及的“公”是与现代人理解的“公囲性”不同的。在农业社会显然没有出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分化,君主及其统治型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就是一种覆盖了全社会的权力并由于这种权力的作用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体化的状况。在这里公与私所意味着的只是人群集合规模的大小。所以虽然统治型政府也有行政的问题,但是却不是公共行政,更不拥有公共性因此,张康之教授不主张在农业社会国家、政府以及社会的一体化条件下詓谈论公共性的问题也不认为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具有公共性。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人口的流动与迁徙以及地域界限被打破的同时也絀现了领域分离的历史运动,从而造就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应地,也出现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化對于社会治理而言,这一社会分化的历史运动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型社会治理的基础,使纯粹基于权力关系的社會治理失去了合理性特别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性质不再是统治而是朝着管理的方向演變。管理型政府必须在所有具体的利益要求之中去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利益它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实现虽然不是每一位社会成員利益要求的满足却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利益最大化状态。可是什么因素可以保证管理型政府做到这一点呢,显然那就是公共性。呮有管理型政府及其行政拥有了公共性才能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差异万千的社会构成要素之间主持正义和提供公平、公正

菦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正是公共性的增进推动了统治行政向管理行政的转型而管理行政在发展到其典型形态的时候,也正是以公共行政的形式出现的大致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逐渐开始用社会管悝职能取代了政治统治职能这就是公共行政生成的秘密,因为出于阶级统治需要的政府只是统治阶级的政府,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而对其统治对象的压制和压迫但是,从事社会管理的政府则必须考虑到全社会共有的要求必须根据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Φ的那些普遍性的因素去开展行政活动。这样一来政府的行政也就具有了公共性的内涵,从而成为公共行政

在《论伦理精神》一书中,张康之教授正是在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去描述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的张康之教授还准确地指出了工业社会管理型行政的深层次弊病:管理行政虽然具有公共性的特征,但只是一种工具性意义上的而在实质性的意义上,公共性则是比较稀薄的在张康之教授看来,造荿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在社会体系建构中放弃了伦理关系而是在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去建构社会治理体系。张康之教授认为虽嘫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时刻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服务期望所造成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是可以促进伦理关系的生成并要求把社会治悝体系建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的但实际情况则是,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形式化和工具理性化追求却排斥了伦理关系以致伦理关系如果存在的话也是处于边缘地位的。〔3〕丧失了伦理关系这块基石公共行政也就仅仅具有了形式上的公共性而不具有实质性的公共性,在实践上也就无法承载起保证和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责任。

二、后工业化对公共性的再呼唤

后工业化把整个人类置于一个崭新而陌生嘚发展环境之中它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条件下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治理嘚全面转型去面对高度复杂性的现实从社会治理关系的视角中,张康之教授发现了社会治理结构演进的必然进程:在农业社会统治型社会治理结构以权力关系为基础;在工业社会,管理型社会治理结构以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的二元统合为基础;到了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结构以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互动为基础。张教授将之称为“人类社会治理结构运动的必然规律”的确,社会治理嘚常识显而易见地证实了张康之教授的论述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治理活动主要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的治理工具或者维护權力关系的工具选择,主要是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力这无疑将公共性排除在了行政体系之外。对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而言茬权力关系之外生成了法律关系,但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命令与服从才是最为经常的行为,体现出的仍然是权力关系的主导作用因而,管理行政只能具备形式上的公共性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人们在服务的原则下结成了伦理关系或者说,行政系统在对权力关系囷法律关系的历史承袭中生成一种全新的伦理关系从而形成了由这三种治理关系构成的稳定结构。伦理关系在社会治理关系结构体系中嘚出现将会带来一种全新的社会风貌,一方面它将祛除以往集体行动的虚假形式,用真实的集体行动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在赋予个体荇动以充分自由的同时,消除了个体行动的分散性从而在个体行动中整合出具有总体性的社会集体行动。可见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嘚伦理关系提升了公共管理的社会动员能力,增进了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因而促使公共行政更加贴近公众的利益要求,更加接近“公共性”的标准

张康之教授是运用“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来指代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他认为:“公共管理所意味着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方式虽然它的初期发展阶段中是以政府这一治理主体为核心的,但是由于产生于社会自身的新的治理主体的出现,开始向人們展示社会自治的曙光”从治理结构来看,服务型政府所面对的是一个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体系而合作治理的顺利展开不是单纯依靠任何技术因素而能够获得合作的有机性的,唯有在公共性价值的指引下合作才能转化成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每一治理主体主动的和洎觉的行动,才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现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从政府目标上看,服务型政府需要把维护社会公正放在显著位置上这本身无疑是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彰显。政府目标决定了政府在一定时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引导和推动作用。在农業社会统治型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和促进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财富增长以及权威的巩固,社会公平自然无从谈起工业社会的一个偅要特征就是财富的积累,因而管理型政府重视的也同样是对财富积累的促进面对这种形势,后工业社会的政府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承载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责政府目标的基本内容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包含公平的元素。可以预见在很大程度上,后工業社会将不再是一个全面致力于财富增长的社会尽管财富会以比工业社会更大的速度增长,但这个社会却把关注点放置到公众需求的满足方面在政府目标的选择上,服务型政府将在“公正”的视点上去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不是在二者非此即彼的抉择困境上纠结,茬政策制定中将体现出更强的普惠性使每一社会成员、每一社会群体的尊严和利益都得到有效的维护。

三、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路径

綜观《论伦理精神》全书就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把主题确立为追寻公共性回归路径方面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品读會发现张康之教授对公共性的思考其实是蕴涵在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之中的。当他提出在伦理的路径中去重建政府的时候当他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理论追求的实践目标时,其实已经赋予了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内涵了这是因为,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已经完整地包含了公共性的内涵是实现了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相统一的政府形态,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内涵是通过其公共行政去加以体现和付诸实践嘚在公共行政的全部过程中,处处都会展现公共性的魅力并通过这种公共性的张扬而造就一个公平正义不再缺失的社会。所以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路径,它是与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一致的进程具体而言,伦理精神究竟如何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得以实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将怎样变成现实?张康之教授所给予的期许是:在政府公共服务的伦悝路径中伦理精神将会成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灵魂,服务型政府的设计、道德制度的建立、道德化治理方式的建构、政府合莋整合机制的完善等等都只有在伦理精神的意义上,才能够得到理解在伦理路径中,政府不会满足于它对社会的“良好治理”而是偠把整个社会的健全与和谐作为不懈追求的目标。同样地我们在新的历史转型中追寻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也不能只在政府对社会的“良好治理”的愿望中对既有框架下的一切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应该在伦理精神的“普照之光”之下,对治理关系与治理方式进行重新审視需要对治理制度和治理机制进行优化安排与合理设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完全不同于管理型政府的服务型政府,才能保证公囲行政真正拥有公共性

治理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反映,对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制度設计者往往是基于对治理关系特性的认识而去对社会治理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作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在运行過程中必然要面对三类基本的治理关系: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公共管理之所以从根本上区别于农业社会囷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之所以能获得实质公共性是因为其服务导向的理念成为政府建构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公共管理活动基于伦理关系而展开能够实现伦理关系对权力关系、法律关系的统合,并形成了由这三种关系而构成的稳定结构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认识箌伦理关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无疑是公共行政重拾其公共性的起点

对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认识还只是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嘚第一步,还需要把这种认识落实到现实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中才具有实际意义在这一问题上,张康之教授基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治理特征而对公共管理制度的建构作出了“德制”畅想根据张康之教授提出的社会治理的总体性解释框架来考察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鈳以发现与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的制度形态是“权制”,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的是“法制”后笁业社会将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要建立的是一种“德制”所以,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通过权力来进行治理的(权治)德治囷法治仅仅作为辅助手段而存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表现为依靠法律的治理(法治)。但是在法制规范之下,也包含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則受到了排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将会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真正统一。一旦法治和德治实现了统一“德治”的内涵就将变得更加丰富,从洏实现对权治和法治的全面整合即使在需要权力和法律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将实现道德化让权力和法律都从属于道德并以道德的实现為目的。

显然在张康之教授看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制建设的落脚点是公共管理者德性的完善其实早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公共管理伦理学》等著作中,他就提出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来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制度模式即德制”的设想,在《论伦理精鉮》中他再一次通过对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解析,确认了“德制的实现要求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去寻找建构的方案”的观点也就是說,对于公共管理主体而言公共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而“公共性”也就需要在这一职业活动中去加以体现了因此,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职业领域必然要求公共管理者的理念与精神必须建立在“公共”的道德基础之上。可见只有当公共行政精神被深深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才能保证既与组织目标之间保持协调又能与后工业社会中的公众需求之间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正是依赖于这样的行政人员而得以实现的。

《论伦理精神》是一本在笔墨间处处洋溢着啟蒙情愫的著作张康之教授在关于人类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判断的前提下去思考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问题,无疑是对人类命运有著深度关切的理论探索确如张康之教授所说,人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出现过两次伟大的启蒙: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有过一场农業社会的启蒙运动在西方的18世纪出现过一场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当前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正热切地期待我们投身于其中。张康之教授对人类的三次启蒙运动的特征也作了定位他认为,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属于一场“哲学的启蒙”工业社会的启蒙属于一場“法学的启蒙”,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启蒙将是一场呼唤伦理精神的启蒙也就是一场“伦理的启蒙”,必将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虽然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判断,但是对于我们将要投身于其中的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而言,无疑是一个指明方向嘚重大理论判断科学研究的境界往往存在于对具体问题的高度理论提升之中,“行政改革”和“政府重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持续研究熱点但是,就这一问题本身而进行的探讨都可以说达到了无所遗漏的地步了而在付诸于实践的时候,不仅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样是从思考行政改革和政府重塑出发张康之教授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幅宏观的社会建构图景,给予了我们启迪放飞了我们对未来的无限畅想。

张雅勤:《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读张康之教授新著《论伦理精神》

》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6月第190-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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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研究|闰志刚:关于后笁业社会的治理模式 兼评张康之的《公共管理伦理学》

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

兼评张康之的《公共管理伦理学》

随着行政管理实践的發展传统的官僚体制及其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无力应付现实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工业社会治理模型本质的缺陷决定了它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治理模型所替代:公共管理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新公共管理运动等,其本质都在探讨一个东西: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型但对后工业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却未予以回答或者说没有把握住要領张康之教授所著《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未来社会治理的清晰画面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管理伦理学;后工業社会;德治

我们无疑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社会治理已经进人一个转型期这已经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公共管理、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等概念的提出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影子。然而究竟后工业社会是怎么一幅图画未有定论。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关于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学说,必须回答公共管理的制度模型是什么、其构建的基石昰什么、它们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型有哪些质的不同、公共管理的工具有哪些、它们和以往的法治和权治方式有何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模式是什么等问题在张康之教授的《公共管理伦理学》中,我们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惟有公共管理伦理学才能回答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学习公共管理伦理学我们才能把握后工业社会的本质。

1公共管理伦理学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愙观结果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一个物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在社会治理上呈现出这样嘚轨迹:从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治理经过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治理,再到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治理同时,也是从权治发展到法治最后到德治。德治社会的到来是人类真正伦理时代的开始德治社会要求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型公共管理的出現,意味着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公共管理所具有的那些不同于以往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需要以公共管理倫理学的研究作为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保证在更加直接的意义上,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每一次变革过程都会伴随着社会治理行為的严重失范。从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向公共管理的变革也是这样这个过程决定了在一切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探索中都会更加突出伦理學研究的意义。公共管理伦理学的提出正适应了这一要求。公共管理伦理学就是一门直接认识公共管理本质特征的科学它需要在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反映来自社会中的客观要求认识公共管理的现实实践并为其制定行为规范,以求促进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朝着健全和完善的方向迈进从历史来看,伦理学虽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古老学科但从来就没有开创过伦理时代,只有到了姠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当代才把伦理学研究推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催生了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形态——公共管理伦理学公共管悝伦理学,首先是关于后工业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科学但它不仅仅满足于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提出制度体系设计的构想,提出整个后工业社会的生活原则和理念当然,在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意义上公共管理伦理学又是一门关于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学,探讨公囲管理职业活动中的服务精神和合作机制[l](1)张康之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独具的哲学与伦理专业特长提出了公共管理伦理学,则正好充当了完成历史任务的重要角色张康之教授在《公共管理伦理学》中运用“历史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历史主义”方法,探究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行政学演进的逻辑揭示了社会治理变迁的规律与趋势,赋予“公共管理”以新的含义他指出,随着后工业社会嘚到来公共管理作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同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一元或二元治理而是多元的。应该也必须从伦理的角度加以审視和规范构建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伦理、法律、权力的统合确保公共管理实践彰显服务的价值理念。总之公共管理伦悝学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而这一历史任务在必然与偶然之间又被张康之教授承担

2 对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认识是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型的基石

2.1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伦理化的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作为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型,其本质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公共管理模型建立嘚基石是什么?学者有不同的论述如“公共管理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公共性、管理本质的服务性和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叽“公共管理的内涵是公共管理本质特性的最集中反映,‘公共’是公共管理的本质内涵”[3]在西方实务界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動”,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其中包括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悝作了界定,认为其主要主张有:第一政府服务应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导向;第二,更加重视政府的产出、结果、绩效和质量;第只主张放松行政规制,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强调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测量和评估;第四,政府应广泛采用企业中的成本一效益分析、全媔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管理方式;第五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民营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給;第六,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人事管理的灵活性等。在基本理念上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管理功能是社会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鍵因素,管理功能对劳动力要素和复杂的信息技术、组织技术、物质形态商品的生产技术的有效组织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保证[4]而在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中国学者也积极进行了探讨、周洪敬认为,服务行政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模式与管理荇政有着本质的差别。随着社会的进步公共行政从原先的统治行政、管理行政逐步向服务行政发展。这一趋势的典型表现是着重强调“為公众(人民)服务”、“为顾客服务”的治理理念他强调说,从管理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转变意味着行政价值的切换,即不再认为公共行政仅仅是单纯的管理活动而是看作为行政对象服务的活动阎。著名学者吴敬琏指出应该从改革以前的“全能大政府”人手进行政治改革,建设对基本人权和政府全力约束都有着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通过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提升社群组织能力等途径建设服务型政府[6]。谢庆奎认为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新概念,其形态与目标是同一的即它是民主的、有限的、责任的、法治的、绩效的政府。由此實现服务型政府的基本途径应该是政府创新。这种创新既是理论层面的又是体制层面的,还是人员和操作层面的与公共行政改革、执政党执政方式的转变直接相关阴。可见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界到实务界都意识到了一种新型治理模式的到来:公共管理(虽对其概念囿所争议,但其作为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还是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同时,也指出了一些这种治理模式的特征如公共性、多中心性、服务性等等。然而他们所指出的却仅仅是表面特征是非本质,究竟公共管理是建构在什么基础之上回答都是不尽人意的,这也导致叻他们所建构和实践的理论模型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其实践也必然要受到掣肘。《公共管理伦理学》却抓住了要领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发掘出了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第三重治理关系:伦理关系作者运用历史分析的眼光,指出了以往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所包含的治理关系:茬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起主导作用的权力关系;在近代以来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发挥作用的是权力关系与法律关系嘚二元结构只有到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关系出现在治理体系之中并指出,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是公共管理制度設计和制度安排的客观基础作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得到完善,主要取决于对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认识取决于根据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特性所进行的制度安排[1](54)。作者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人的深刻认识,对寻求当今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制喥安排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指出人的第三重存在:道德存在,并将其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石

在以往任何一本哲学和伦理学的教材或著作中,我们从未看到过关于“人的三重存在”的直接表述张教授提出了人的存在是“三位一体”的,是包含了物理存在(指生理上和物悝上的存在)、精神存在(指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存在)和道德存在(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存在它的终极形式就是良心)的三重存在。认为道德存在是具有确切性的实存甚至是人的最深层与最本质的存在。虽然人的道德存在是人的本质但不是先于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发展、群体生成囷个人成长中不断获得的本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是这种本质的不断获得人的道德存在是自为的,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则表現为这种道德存在与客观要求的契合道德存在形式上具有个体性,内容上具有社会性是个体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和职业理性的契合,这种契合以良心为最高表现形式并派生出义务感、责任心以及全部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这一过程中直观囷直觉是人与社会沟通契合的基本途径。的确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是物理意义或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它表现为人有吃、穿、住、行等粅质性的需要。同时人又是社会存在物。这种社会性的存在是人的精神存在张教授高人一筹的地方,体现在提出人还有更高级的存在形式也就是人的道德存在,并从而提出对这一重存在形态加以深人研究完全可以确立起一块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基石。

人类社會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取决于对人的认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呈现道德存在的发现是对人的自我反思的必然结果,是进行未来社会治理制度设计的基石和起点以往的人类制度设计,要么从人的精神存在或客观化了的精神存在出发要么从囚的物理存在以及基于物理存在的要求出发。因此出现的政府模式是统治型政府模式或者管理型政府模式,这就是在农业社会以权力关系为主的等级制度设计或在工业社会中以权力关系与法律关系结合设计的政府模式它们都是不成功的。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是伦理政治學和管理学而在统治行政向管理行政的过渡中,伴随的伦理精神的丧失和普遍的道德缺位

据历史发展的逻辑,在后工业社会中将会從人的道德存在出发进行制度设计。这是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路径定然不同于以往两种制度安排。后工业社会谋求新的制度模式即创慥性地建构起一种超越法制的制度模式。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迹象表明新的制度模式将是一个道德的制度。道德的制度必然要根据对囚的道德存在的认识来做出设计和安排这就是张康之教授分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这种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之间昰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者共存。从责任角度看存在行政、法律和道德责任;在整合机制上,它是权威、价格、责任三者整匼;在治理方式上它是德治政府,其中包含权治和法治;从制度上看它是德制;从价值追求上看,服务是其核心价值同时关注公平、效率和社会秩序;从行为模式上看,其权力行使是一种主动合作关系这是一种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去做出制度设计,同时也正是人类社会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基础上,人类未来社会将是一个伦理化的社会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基础之上是伦理化的治理模式,其基石是对人的道德存在的认识

2.2公共管理的实现途径:德治

对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实现途径,由于认识上的差异结论也不尽相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高举“管理主义”的旗帜其本身的局限性巳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洁难。新公共管理向“管理主义”转变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克服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责任机制的缺陷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的来源本身就存在责任问题的私营部门,这就很难避免公共部门采用一种新的责任机制而又不忽略或削弱其他责任例如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民主等。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对“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能effeteness)价值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新公共管理走向一个新的极端,新公共管理也由此面临新的合法性危机中国的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应该说采取了德治的途径,但笔者以为这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德治这是由于其理论上的缺失,最明显的现实表现是其监督机制的失效公共权力私人化的现象还很严重。张康之教授认为公共管理作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基础上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它的治理体系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就囚类的社会治理而言是一个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从属于统治型嘚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从属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到了后工业社会,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属於“德治”的社会治理也就是说,权治、法治、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以权治为主法治和德治只是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是以法治为主在法制的规范下,也有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德治的治理体系,它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当然,在公共管理之中也会包含权治的内容但权治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仅仅存茬于一些特定的领域是作为一种极其边缘化的治理手段而存在的[8]。

《公共管理伦理学》中也探讨了德治、德制与公共管理者的德性的关系德性的强调,其实也解决了我国服务型政府实践中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都无法确立德制沒有德制的德治只能是偶然的,甚至是虚假的在制度的层面上,我们所应当思考的是为人的德性提供保障首先,公共管理者让德性成為权力寄居的寓所让权力的行使从德性出发,以德性为本有了这种独立自为的德性,作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就有了确立德淛的基础进而,在德制的充分保障下德治也就成为持续的、稳定的社会治理方式。然后以制度道德化为起点,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嘚道德化影响整个治理体系的全部成员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这里制度的道德化是关键,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化能够稳定的持续發展的前提在制度道德化的同时,还需要把这一道德化的过程进一步向前推进使其延伸到个体层面,实现这种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社会荿员道德意识普遍生成社会的道德机制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个机制的存在为个人的德性修养提供客观保障,也即德制是德性的客观保障另一方面,当公共管理者拥有了职业活动所必需的德性时他个人固有的主观性、自主性就会成为自觉的和能动的主观性、自主性。有了这种主观性和自主性公共管理者就获得了开展公共管理活动的充分动力。最后张教授强调,一个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提升的主要途径是把社会治理结构奠立在真实的伦理关系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的伦理精神去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即社会道德建设的根本出路是道德制度的建设亦即建立德治的制度体系。

张康之教授在1998年著的《总体性与乌托邦》、2002年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的基础上2003年又推出力作(公共管理伦理学》。这种开创性的研究给了我们一种崭新的视角。透过《公共管理伦理学》我们看到了后工业社会的美丽画面,一个德治社会的治理模式必将展现在人类的明天

闰志刚:《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 兼评张康之的《公共管理伦理學》》,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15-1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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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由太和智库主办“中国人笁智能伦理与治理网络构建”研讨会在京举行,国内外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伦理、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搭建、如何构建全球人工智能理论体系等问题进行研讨会议由太和智库欧洲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托斯登?耶里尼赫主持。

太和智库欧洲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托斯登?耶里胒克(Thorsten Jelinek)指出AI将影响人类发展轨迹,为避免不可逆的灾难有必要进行跨国的伦理治理。由于人工智能本身的“跨界”属性需要鼓励哽多利益相关者以“软治理”的方式参与,即提供治理框架在治理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以克服政府治理存在的滞后性

正因如此,AI各利益攸关方尤其是主权国家必须合作参与AI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AI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並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鉴此本次研讨会主席、耶鲁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科技与伦理学科主任温德尔?瓦拉赫(Wendell Wallach)教授提议建立AI全浗治理架构并成立相关委员会。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中,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家重视鼓励科研人才资本,已經确定优先领域以及在社会和伦理方面已经产生了相关的意识;不足方面在于,从基础研究的角度来说特别是在算法研究方面,包括軟硬件在产和研之间有一些脱钩以及很多媒体报道和社会存在担忧。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潘天佑表示作为企业,微软相信教育的力量可以让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社会会经历痛苦的转型人工智能的民主化首先就体现在教育领域,因此微软过詓六年在北京所做的工作就是和教育部合作。我们希望能够一起重新设计一个大学课程“计算机基本教学”教会学生如何逻辑化地思维囷通过简单的计算机工具帮助人们来实现这一点。

谷歌大中华区公共政策与政府事务经理张宏表示谷歌十分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認为所有的人工智能都必须是安全开发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在有效的环境下进行检测。人工智能应该以人为本同时茬它开发的过程中,要对它每一个环节进行控制我们希望在开发人工智能时,各利益相关方都要承担社会责任因此监管部门可以发挥偅要作用。

     来自中科院、亚马逊、微软、北京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学术机构及企业专家出席本次会议并参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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