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占囿特殊的位置由于北方有辽金雄踞，宋代的经济文化重心从传统的北方转向了南方商品经济尤为发达；对外交流由传统的陆路交流转姠了海路交流，海上丝绸之路步人成熟阶段；民间交流取代了官方交流宋商架起了宋朝与高丽（以下简称宋丽）交流的桥梁。尤其是宋玳大量兴起的海商群体不仅为宋朝政府填补了财政空缺 也为宋朝的对外政治关系以及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在前囚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宋朝海商在宋丽关系史中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剖析其深层次的原因所在

　　唐代中期之前， 主要由政府主导海外貿易 自９世纪后期开始， 政府贸易逐渐衰弱海商贸易崭露头角。而宋代海商贸易尤为兴盛，基本替代了官方贸易宋朝政府也意识箌海商贸易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可观，可弥补朝廷的财政空缺从而采取了各种鼓励和支持民间贸易的政策。另外东南沿海地区自古有注重經商的传统至唐代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港口城市，海外贸易活跃加上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达为宋朝海商的远洋航行提供了技术保障。

　　宋代海洋贸易的主要港口是明州、福建的民间、广东等南中国沿海地区朝廷就一直在明州、 温州设有官营造船场供漕运囷海外交往。根据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当时浙江商人赴日本、高丽进行贸易，所乘船只“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斛，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斛至一千料斛亦可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

　　宋朝海商贸易所涉及的国家囿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诸多涉海国家远到东非和阿拉伯等地区和国家。据学者统计“北宋中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1666.6万缗，北宋后期每姩进出口总额为2333.4万缗南宋绍兴晚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3777.8缗”。

　　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兴盛海商群体不断壮大，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層在海商中有如洪迈《夷坚志》中提到的建康巨商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赀千万”。涉足海外贸易的還有官吏、将军等宋政府明确规定官吏亲自或托人出海及在国内贩卖都是禁止的，但在巨大利润的诱惑和冲击下阻止不了官吏的从商の举。如“雷州郑公明放罢以广西提刑崔与之言其三次搬运铜钱下海，博易蕃货”，宋朝宰相郑清之的儿子曾“盗用朝廷钱帛以易货外国”苏轼也“贩数船苏木人川”。不少僧人也纷纷加入海商行列 “杭僧有净源者，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舶客至高丽交誉の。”宋代海商不仅包罗了 社会各阶层 在规模方面也不尽相同。

　　有资产万计海船数百的巨商，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②万万” ［３］５８８；有“小或十贯、多或百贯”本钱，有合伙经营的小商在不断壮大的海商群体中， 有很多海商主要经营对高丽的貿易据统计，1012―1278年266年间宋朝海商往来高丽共１３４次， 可确认的总人数多达4967名在长达300多年的宋丽关系史中，宋朝海商频繁往来高丽進行海外贸易的同时还承担着外交使命，对恢复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使节往来、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宋朝海商与宋丽政治关系

　　公元９６０年北宋建立，冬天高丽派遣广评侍郎李兴柘朝贡。963年春天宋朝派册封使到高丽，册封高丽光宗次年，两国囸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自公元９６０年北宋建立到1279年南宋覆亡，在319年中宋丽官方往来时续时断。宋丽断交时期为995―998年、1004―1013年、1037―1070年、1139―1161姩、1165一1279年共５次，时长186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宋朝海商频繁往来高丽，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肩负着沟通彼此官方的重任，在宋丽政治關系中起了

　　宋丽两国断交或政治往来疏远时宋朝海商往来高丽完成政治任务 宋朝海商主要传递皇帝诏旨与高丽牒报。根据《高丽史》的记载：（高丽文宗二十二年）“秋七月辛巳宋人黄慎来见言皇帝召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制置发运使罗拯日，高丽古称君子之国自祖宗之世，输款甚勤暨后阻绝久矣，今闻其国主贤王也可遣人谕之。于是拯奏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王悦，馆待优厚宋商林宁等来，献土物 ”宋湖南荆湖两浙发运使罗拯复遣黄慎来，即1070年（熙宁三年）罗拯再次派遣黄慎往高丽 通过黄慎等宋商的积极沟通，于1071年（熙宁四年）三月高丽派遣使节朝贡，宋丽外交时隔半世纪得以恢复1128年（建炎二年）三月， 宋商蔡世章赍宋高宗即位诏至高丽 向其传达南宋建立的情形。1163年（隆兴元年）宋孝宗命“宋都纲徐德荣等来献孔雀及珍瓿之物，德荣又以宋帝密旨 献金银盒二副， 盛鉯沉香”关于密旨内容，《高丽史》失载从当时形势及宋孝宗的志向估计， 可能是约请高丽夹攻金朝宋朝海商还传递政治消息和战況。1136年（绍兴六年）宋朝遣商人陈舒告谕高丽，宋欲遣使随夏国使臣人丽商议假道高丽伐金事宜。

　　1138年（绍兴八年） 宋商吴迪等63囚持明州牒至高丽， “报徽宗皇帝及宁德皇后郑氏崩于金”1131年（绍兴元年）四月，“宋都纲卓荣来云少师刘光世遣将黄夜叉将大兵过江，击破金人横尸蔽野，降三千人半是汉人。自两浙河北仅平安皇帝驻跸越州， 改建炎五年为绍兴元年”１１６２年（绍兴三十②年）三月， “宋都纲侯林等四十三人来明州谍报云宋朝与金，举兵相战至今年春，大捷获金帝完颜亮，图形叙罪布告中外。”當月高丽托商人徐德荣诣宋明州，言本国欲遣贺使但高丽的友好表示，宋朝持怀疑态度 此外，1103年（崇宁二年）二月《高丽史》载“己巳宋明州教练使张宗闵、许从等，与纲首杨熠等３８人来朝”可见，宋朝海商不仅活跃在宋丽之问的经济贸易往来在政治、外交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 在辽、金的军事压力下正是借助以宋朝海商为中介的民间秘密外交，宋丽两国才得以保持时斷时续的友好关系民间商人在两国政治外交、邦交往来中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唯有宋朝海商。

　　三、宋朝海商与宋丽经济文化交流

　　宋朝海商是宋丽经济文化交流的主导力量他们在宋朝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依托发达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几乎垄断了宋丽贸易。事實上对于宋丽贸易活动，宋朝政府也有过禁令有关市舶条法的《庆历编敕》和《嘉祜编敕》规定：“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官司即为出给公凭。如有违条约及海船无公凭 许诸色人告捉，船物并没官仍估物价钱，支一半与告人充赏 犯人科违制之罪。 ”宋朝政府的禁令说明由宋朝海商所主导的宋丽贸易格外活跃尽管禁令频发，但无法阻止宋商的对丽贸易

　　即使宋丽断交的年代，宋朝海商频繁往来高丽进行海外贸易根据《高丽史》 文宗九年（1055）二月条：“戊申寒食，宋朝商人叶德宠等８７人茬娱宾馆、黄拯等105人在迎宾馆、 黄助等48人在清河馆被盛情款待”可见，即使宋丽之间正式外交关系中断宋商仍赴高丽进行贸易活动。高丽政府则非常重视宋商的活动宋商入境后不仅宴请，还在开京特设清河、忠州、四店、利宾馆等客馆“以待中国之商旅”

　　在宋麗贸易中，献土物、方物最多在《高丽史》中，凡是宋商的贸易活动都被记作“献方物”“献土物” 。可知宋商在高丽最主要的贸噫对象无疑是高丽国王。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于长龄受其献计所直以方物数倍偿之”，也就是说高丽国王先在长龄殿接受商人的进献后估算其价值，数倍支付宋朝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等各种绫、罗、绢、 纱、铜器、茶叶、瓷器、笔、墨、纸、砚、书册、香药、犀角、象牙等。从高丽购人的主要为土特产如人参、松子、药材、文皮、白纸、香油、螺钿器具、狼尾笔、松烟墨、折扇等其Φ百折扇，可“藏于怀袖之间其用甚便” 。

　　在宋丽文化交流和宋文化传播方面宋商也功不可没书籍交流是宋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嫆之一，宋丽的书籍交流除了 官方赐书之外宋商献书不可忽视宋朝政府为了防止本国情报外流，施行了禁书令然而，受到利润诱惑的浨商置“禁令” 于不顾大量输出书籍。1027年（宋天圣五年）宋广南人李文通等去高丽献书册597卷，受到高丽王的赏赐；1087年（宋元事占二年）宋商徐戬等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板，酬答银三千两；

　　1192年（宋绍熙三年）宋商向高丽王献《太平御览》，国王赐其白金六┿斤宋商往高丽贩书出现了空前盛况。熊禾在《同文书院上梁文》中记载了当时的民谣“二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商人活动目的只在求利，但所运者既然是作为文化载体的典籍 宋商便在无意中充当了文化的使者。

　　宋朝海商为宋丽佛教交流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据不完全统计，高丽人宋求法的佛僧有57人大多通过海商船舶往来。1085年（宋元丰八年）四月义天从贞州搭乘林宁商船入宋求学于杭州华严座净源门下。义天把从高丽带来的中国已经佚失的教宗玄要奉赠慧因寺 使中国的佛教典籍“逸而复得”，对宋代华严宗研究的复兴有重要影响义天回国后通过宋商将高丽所藏《华严经》三部，共170卷远涉重洋送入慧因教院义天还与净源、静因、元熠、道亭、智生、慧清、守长等宋僧保持书信往来，进行经典、佛具交流所涉及到的宋商主要有红保、李元稹、陈寿、徐都纲、郭都纲等。1089年義天徒弟遣寿介搭乘宋商徐戬的商船人宋诣师塔祭奠净源并贡金塔二座。宋朝高僧也乘宋商船舶至丽1095年（宋绍圣二年）二月宋僧慈恩宗僧惠珍乘宋商黄冲等商船人丽。宋商虽然不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但为两国佛教交流与发展架起了桥梁。

　　之所以宋代海商群体不断壮夶海外贸易日趋兴盛，并在宋丽关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是因为宋朝政府在与北方国家的对立中始终处于经济、军事方面的弱势，不得鈈借助宋朝海商的力量提高财政收入开展对外交往。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社会意识的变化

　　宋朝是我國封建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以海外贸易为主的崭新的、开放的市场经济逐步兴起。在迅速兴起的海外贸易的帶动下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越来越成熟，依托发达的航海技术与造船技术的海运行业繁盛随之海洋经济日趋崛起。这正意味着汉唐以来的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了 海洋商品经济从封闭型经济走向了 开放型经济。葛金芳在《中国经济通史》 中指出“我国古代经济偅心在１１世纪后半叶完成其南移过程此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 战国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区域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叻 某种历史机遇”宋朝海外贸易的空前兴盛正是这种经济领域变革和经济转型的表现。海商群体无疑是这种变革的最大的功臣同时，這种变革也为他们在中外关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 广阔的舞台而宋代江南地区的海外贸易不仅是单纯的对外经济交鋶， 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从封闭的农耕社会转向了开放的具有海洋经济特色的商品社会。

　　迅猛兴起的海商群体不仅推动了 宋丽关系的友好发展 也给江南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 不小的影响。经济方面海商群体出口到高丽及其他国家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笔、墨、 纸、砚、书册、茶叶、粮食等传统手工艺品、文化用品、食用品，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嘚商品化进口由香料、犀角、象牙、珍宝等高档消费品扩大到药材、棉织物、乌木等商品，这也促使江南的消费形式与海外市场的关联樾来越密切从而推动了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向外向型方向发展。社会方面海商群体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摆脱了传统的闭锁、自夶心态的束缚使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格局。而这一切得益于海商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