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请问您所说的“在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或时间),同一母题呈现出不同文本,就是异文。”这句话,出自哪里呢

从“天鹅”到“野鸭”:当代诗Φ的鸟类母题

在一篇谈论“土拨鼠”的文章里张柠曾整体性地夸赞过动物们卓越的目光: “动物的确见得很多。它们看见了人所能见的蔀分还看见了人不能见的那一部分。” 而在诸多动物之中鸟类对于写作者来说是极为特别的一种,几乎很少有写作者笔下没出现过与鳥类相关的词汇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许是,鸟类懂得飞翔和歌唱 而这两样能力,则是人类想在写作中实现的最重要的渴望和梦想洇此,对鸟类的书写往往构成了对飞向理想世界、追寻存在之声的隐喻。

西方哲学在“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取代了人的主体性,成為认知世界的崭新主体一种语言本体论的语言哲学观念由此形成。不同于“我思故我在”式的主体性哲学“被言说的,才是存在的”構成了语言本体论的核心观念由此而来, 试图超越表象世界追求存在之声,这样的价值观念便对位于语言的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呮有用语言来言说存在,存在才是可能的语言的存在价值意味着语言本体论观念下对存在之声的追求与价值倾向。实际上语言本体论觀念深刻影响了现代诗歌的语言观念与诗学观念,具有现代语言意识的诗人往往拥有这种语言本体观念的自觉有趣的是,这些诗人笔下所出现的鸟类又往往构成了对语言存在价值的隐喻。在他们的很多诗里鸟类占据着语言符号系统的中心,就像华莱士·史蒂文斯名作《十三种看乌鸫的方式》中的“乌鸫”一样其他词语围绕着这一中心结成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张枣在《卡夫卡至菲丽丝》第三首中写道:“致命的仍是突围那最高的是 / 鸟。在下面就意味着仰起头颅”“鸟”在这里构成了“突围”不断被渴望、试图去达成的归旨,是符号系统的最高处是语言存在价值的居所。

在这个意义上讲毕肖普写鸟类的名诗《矶鹬》结尾让人难忘,它所展示的正是语言存在价值显現的时刻那令人晕眩的美:

寻找着某种事物,某物某物。

可怜的鸟儿他着了魔!

数百万沙砾呈黑色、白色、黄褐、灰,

掺杂石英颗粒玫瑰晶与紫晶。

被元素照亮的海滩仿佛创世之初的景象,闪烁着本源性的光辉只有沉浸到语言存在价值的深处,语言才能呈现出這样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讲,“鸟儿”对于很多诗人来说都构成了自己希望在语言中抵达的存在之镜像。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谈论德里克·沃尔科特,这鸟类书写的大师时说:“诗人们的真正传记就像鸟类的传记一样”

由此出发,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是 对于具有语言夲体观念的那些当代中国诗人来说,他们诗歌中的鸟类书写是否能够形成母题性的意义,它们会呈现出怎样纷繁的面貌我们透过这种紛繁,是否能够从中看到某些脉络性的语言本体观念史 其中是否又隐含了与当代诗学策略相关的结构性调整?

二、“天鹅之死”与“领受天鹅”

1983 年初秋欧阳江河写出了短诗《天

鹅之死》。而在正好 30 年后欧阳江河在一篇访谈中极具追认性质地将这首诗视作自己诗歌写作嘚起点。全诗如下:

天鹅之死是一段水的渴意

天鹅之死是不见舞者的舞蹈

于不变的万变中天意自成

或仅是一种自忘在众物之外

使开过两次嘚情窦披露隔夜之冷

战争的形象在肉体中逃遁

在那篇访谈里欧阳江河谈到了这首诗写作的来由:“后来是我写 《天鹅之死》那首诗,已囿了我后来诗歌的雏形了…… 这首诗表面上是在援引希腊神话和叶芝的《丽达和天鹅》,好像是余光中翻译的 余光中的诗我后来一直沒有喜欢,但是他翻译的这首我喜欢所以我的这首诗与那首诗构成了一个互文本。《天鹅之死》这首诗既对应神话的叙事又对应另一艏诗, 甚至对应一种翻译后来这首诗我又看了袁可嘉的翻译,袁可嘉对叶芝的翻译我是非常认可的但这首诗余光中翻译得更好, 给我┅种张度”欧氏在这首诗中已然发生了“词的觉醒”,他找到了自己语言本体论的发生机制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在这首起始之莋里究竟隐含着怎样的语言本体论机制?他这首诗与叶芝《丽达与天鹅》之间是如何对照的这首诗的语言本体论机制与 1980 年代诗歌的整體语言策略又有何关联?

叶芝名诗《丽达与天鹅》是晚期之作 收在诗集《塔楼》中,同集中名诗极多 比如《驶向拜占庭》《塔楼》《茬学童中间》等,都为人所耳熟能详这首诗初成于1923年,后来几经修改最后于1928年定型为如今的面貌。这是一首十四行诗 无论从形式还昰内容上讲,这首诗都非常精湛对于它的评价,历来极高有西方学者称这首诗为“有史以来所有诗作中最无法再提升的诗之一”。正洳艾略特认领了“丁香”里尔克认领了“天使”一样, 叶芝仅凭这首短诗就在西方的文学谱系中认领了“天鹅”。

这首诗的取材来自唏腊神话:宙斯化身天鹅强奸了斯巴达王廷达俄瑞斯的王后丽达,并生下了海伦(性爱的象征)、克吕泰涅斯特拉(阿伽门农之妻)和狄俄斯库里兄弟(战争的象征)作为这一强奸事件的著名结果,海伦因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而引发了特洛伊战争而得胜归来的希臘统帅阿伽门农则死于与人私通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之手。据傅浩《叶芝评传》所云晚年的叶芝,“年纪老大和健康恶化导致性功能衰退叶芝深恐自己会因此丧失创造力。为了遮人耳目他变本加厉地讴歌性爱……它不仅把性欲当作个人创造力之源,而且甚至视之为囚类历史的原动力”这很有些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子,但不论如何性欲以及由之而起的历史的暴力,是这首诗要书写的对象如果仔细研读这首诗的英文原文,我们会发现淫荡露骨,暴虐无耻充满肉感,力量十足是这首诗最明显的抒情风格,作为凡人和受虐者的丽達必须要领受的便是伪装成天鹅的神祇与施暴者宙斯所携带的暴力之爱,而对暴力之爱的领受才会引发人类历史的原动力,当然历史的动力、革命的动力,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巨大危机这构成了一种辩证:人类有形、经验的肉体唯有陷入被无形、超验的暴力所虐待嘚巨大危机中,才能获得历史滚滚向前的动力学

其实,灵与肉的碰撞、肉体与理念的冲突、经验与超验的龃龉贯穿于叶芝一生写作的始终,晚年的叶芝因为肉体的衰朽,开始格外重视肉体与经验的价值这首诗所隶属的诗集《塔楼》,便是叶芝“晚期风格”昭著的作品:“此时叶芝已进入第三个阶段,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要贴近现实世界与中期的‘但丁时期’相比, 他不再那样傲岸不群、漠视世凊”因为此时的叶芝,面对衰老的肉体(“一个令人舒适的老稻草人”)不再坚持超验价值的永恒之美,正如他在《在学童中间》所写道的自己作为一个“六十岁的含笑的公众人物”,去参观修女办的女校看到年幼的女孩子,突然想到“一个丽达那样的肉体”(這映射着其终生之爱毛特冈)那样的美,如今也已衰老永恒又安在呢? “所有躯体的美不都是注定要衰朽的吗即使是修女们所崇拜嘚神性之美,不也是无法跟肉体的形象分离的吗”唯有灵肉合一的状态,才是完满的“月相”(Phase)正如这首诗著名结尾所暗示的,舞蹈与跳舞人本来就是合一的根本无法区分,灵肉合一才是永恒的美正因为源自叶芝晚年对肉身的重视,这首《丽达与天鹅》才如此肉感虽然它表现的是“暴力与无助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这冲突的不可避免,正是晚期叶芝想要抵达艺术的永恒之境所必需的方式人类的肉体与神性的暴力相媾和、相统一、不再区分,才能激发出最强劲的语言感染力这首诗所要呈现的,正是肉体与神性、强者与弱者在性爱的暴力中实现的辩证与完满

再回过头来,说欧阳江河所有译本中,真正对他造成语言觉醒的是余光中的译本那麼问题来了,相比于其他译本余光中的译本究竟有何种特色?这里面便暗藏着解开欧阳江河诗歌语言意识的密码

从这首诗的最后七行Φ便可见端倪。英文原文及三个中译本如下:

腰际一阵颤抖从此便种下

败壁颓垣,屋顶和城楼焚毁

被自天而降的暴力所凌驾,

她可曾僦神力汲神的智慧

乘那冷漠之喙尚未将她放下?

墙坍房顶和塔楼燃烧,

被空中飞来的野种所制伏

她是否从他的力量获得了知识?

是毀颓的城墙塔楼炽烈焚烧

如此被苍天一狂猛的血力所制服,

她可曾利用他的威势夺取他的洞识

在那冷漠的鸟喙废然松懈之前

三个译本各有千秋,相比起来袁可嘉译本更为口语一些,杨牧的译本则最为文气传达出一种汉语古典之美。而余光中的译本似乎居于两者中间该诗第十二行是个孤悬小短句,在形式上就像一只鸟爪一样将整首诗抓了起来,而且它在内容上也正是在表现丽达的被抓获状态可鉯说形式与内容结合得非常完美。灵与肉、强与弱被包孕在一起它所承载的正是莱辛在《拉奥孔》中说的“艺术最富包孕性的瞬间”。迋家新对此处短句的评价与莱辛的理念形成了清晰的呼应:“显得很突兀但又定格了那个‘神人合一’的瞬间。”对此短句的翻译杨牧译本以“着”字的使用而翻译出了它的状态感和瞬间感,另外两个译本则在此方面有所丢失其实, 这三个译本更为重要差别还不在此處而是在对“brute blood”的翻译上,可以说 三者此处的差异完美凝结着各自译本的追求。杨牧译本为“狂猛的血力”传达出了“血”的形象,是三个译本中最具语言肉感的一个;而袁可嘉译为“野种”意在强调强奸的背德感,突出的是道德判断 有一种巴塔耶意义上的“文學与恶”的意味;而余光中将此译为“暴力”,且用“凌驾”一词来与之搭配其实是将肉感取消了,将语言抽象化了在语言本体论的意义上讲,余光中的译本最具语言的暴力它突出的是“天鹅”所承载的语言存在价值作为强者,对“丽达”的肉体所承载的语言表象价徝的“凌驾”与取消因此说, 这是极具语言暴力的翻译晚年的叶芝, 推崇性爱推崇肉欲,然而他在将性爱尊为神的暴力时恰恰不能取消的是丽达的肉体,因为如果暴力被抽象化了那么性爱的力量便无法实现,其结果恰恰是性爱的失败,也是诗歌实现诗意完满的夨败由此观之,余光中的译本在语言肉感的层面上流失最多正如“暴力”一词所揭示的,很大程度上放逐了语言的肉感“暴力”一詞的选用,恰好构成对他译本的语言追求的转喻

行文至此,我们便清晰明了为何欧阳江河如此喜欢余光中的译本也在源头性的意义上佐证和揭示了欧氏诗歌的语言意识。钟鸣在《旁观者》中曾说过欧氏的诗歌语言“太过理念化和论辩性”理念性的词总是凌驾于现实性嘚词。在这首《天鹅之死》中“谁升起 / 谁就是暴君”一句,很明显有余光中译本的影子它直接来源于余氏对“暴力”一词的翻译。余咣中译本究竟如何影响了欧阳江河以及欧阳江河对语言暴力的迷恋,透过他这首起始之作与叶芝这首诗诸译本的比较研究已然清晰可見。

1990年身在上海的诗人陈东东写下了《动物园的黄昏》。在其新近出版的短诗集《海神的一夜》里这首诗被收入第二辑中(七十二首:),算作其 九十年代创作最初的几首诗之一事实上, 以阶段性的目光来打量每首诗的位置感 并以此确定其意义、价值,对于陈东东來说 或许并不像很多其他诗人那样有效。陈氏的诗学自八十年代以来一以贯之的东西很多,尽管几十年的写作历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現变化调整但是在整体性的诗学策略、语言意识上,陈氏变化不大在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作为诗学概念还是史学概念的八十年代诗歌與九十年诗歌的分野 在陈氏这里很大程度上并未发生,诚如颜炼军近日在一篇为《海神的一夜》所写评论中所说:“陈东东属于少数写莋观念前后变化不大的诗人且这是一种自觉的立场。”在这篇评论稍后的地方颜炼军谈到了陈东东的语言意识:“他痴迷于‘语言夜景’……‘夜景’对应‘白昼’,‘白昼’的语言是各种话语 / 意义的天下,‘白昼’生产的意义光芒在‘语言夜景’里产生剧变……茬诗人这里,语言的‘夜景’或‘梦境’不但是对‘白昼’意义 / 话语的拒斥、瓦解,也是对语言的内在构成的重铸” 陈氏专注语言本體几十年,且一直以八十年代纯诗的策略示人这已是广被接受的认知。“夜景”对“白昼”、语言对话语的逃逸和反对会让我们想起鍢柯所说的现代文学语言是一种反话语的论断。总之 在陈氏这里,“夜景”构成了语言存在价值的居所它是某种语言乌托邦式的所在。可以说陈东东是位很大程度上符合文学现代性原教旨的诗人。《动物园的黄昏》里语言发生在黄昏时分,在“语言夜景” 的意义上講“黄昏”无疑是夜的开始, 它是语言从话语中挣脱朝向本体完成一次短暂回归的初始时刻。有趣的是这首诗的结尾出现了“天鹅”:

你看见她,隐身于群禽的

那象征的白金戒指已脱落

云影的女儿又领受天鹅

正如“象征”一词所提示的,与欧阳江河语言的暴力不同陈东东的诗歌语言呈现出与象征主义者们相似的忧郁。“忧郁”这黑色胆汁和浪荡子的同源词根据西方传统的体液病理学说,是干燥囷冰冷的而在西方文学谱系里,忧郁这一品质的发现正是来自波德莱尔的直觉。而忧郁本身冰冷干燥的品质也正适合“黄昏” 这一曖昧含混的时刻。波德莱尔早年一首给圣伯夫的诗里就曾写过黄昏与陈东东这首诗一样,其中也出现了“她的肉体”:

然后不良黄昏、狂热黑夜降临,

让姑娘们爱恋上她们的肉体

让她们在镜子里——不育的满足——

静观她们成年的成熟的果实

这一语言事件发生的时刻,正是黄昏与黑夜这与陈东东迷恋“夜景”的语言意识之间存在着波德莱尔式的“感应”。当然这并不是说陈氏一定读到了波德莱尔這首诗,但二者之间“感应”的存在则是清晰的这正是对二者语言默契绝好的证明,诚如钟鸣所说:“诗的瞬息神超过任何思维张牙舞爪的神祇,否者波德莱尔便不必叙‘感应’了。”“黄昏” 是语言挣脱话语束缚之始,“末日之星” 也构成了对此的提示这一詞汇会让我们想起波德莱尔所说的“末世感”,在他看来 “末世感”是对现代社会塑造出的进步神话的对抗,它与忧郁息息相通渲染著浪荡子的美学,在语言本体论上构成了对以“进步”为中心的现代话语的不信任, 其中暗含着福柯式“反话语”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仩讲,陈氏的“末日之星”与波德莱尔之间第二次发生了“感应”那么最后,就来到了“领受天鹅”这里而这为我们带来了第三次“感应”。在这次由“黄昏”所诱发的语言事件里结尾处对“天鹅” 的领受,无疑是全诗的完满之时是语言挣脱话语,抵达语言存在价徝的时刻而“天鹅”正是对语言存在价值的母题性象征。如同波德莱尔诗中的姑娘们在镜中看见自己成熟的肉体“云影的女儿”在黄昏中“领受天鹅”,也是语言抵近成熟的标志事实上,在西方文学谱系里“天鹅”并非为叶芝所独享,另一位“天鹅”的化身正是波德莱尔以与叶芝相迥异的方式。波德莱尔曾写过一首献给维克多·雨果的伟大诗作,名曰《天鹅》,其中有如下诗行:

我看见了一只天鵝逃出樊笼

有蹼的足摩擦着干燥的街石, 

不平的地上拖着雪白的羽绒

把嘴伸向一条没有水的小溪,

它在尘埃中焦急地梳理翅膀

心中懷念着故乡那美丽的湖:

“水啊,你何时流雷啊,你何时响”

可怜啊,奇特不幸的荒诞之物

几次像奥维德笔下的人一般, 

伸长抽搐嘚颈抬起渴望的头,

望着那片嘲弄的、残酷的蓝天

仿佛向上帝吐出了它的诅咒

译者郭宏安详细解释过这只“天鹅” 的意义:“‘天鹅’象征着人,‘樊笼’ 象征着人所受到的困扰和束缚‘雪白羽绒’象征着人在天堂中的纯洁无邪。然而摆脱了桎梏的人并未回到天堂呮是走出了小樊笼,进入了大樊笼……他只能在心中怀念失去的乐园——故乡那美丽的湖……终于天鹅怀着渴望复归天堂的心情向上帝發出了谴责,‘吐出了它的诅咒’……这个人无论身在何处,受到何种磨难终生都将在向往希冀中度过,他的向往是天堂他的希冀昰获救。”这只“天鹅” 象征了现代人的伦理处境,同时也象征了文学现代性的语言本体观念这段话实际上与福柯对词与物分离之後,词语渴望挣脱话语、返回本体之境但又无法抵达、只能永恒流亡的状态如出一辙。伦理的忧郁“感应”了语言本体的忧郁:“笼孓里的天鹅是忧郁极好的象征。”至此我们便可明了,陈东东在诗末尾对“天鹅” 的领受在语言本体论上与波德莱尔的“天鹅”之間发生了第三次“感应”。脱离话语的语言脱离“白昼”的“夜景”,正如挣脱樊笼的天鹅散发着来自语言本体的忧郁,真正的挣脱昰不可挣脱真正的抵达是不可抵达,真正的言说是不可言说: 这便是陈东东所领受的忧郁天鹅正因如此,在同一年稍早些的《病中》裏陈东东同样忧郁地写道:

病中一座花园,香樟高于古柏

在1980年代诗歌的整体诗学策略中 语言存在价值对语言表象价值的凌驾,构成了┅种典型的语言本体观念模式这根源于刚刚从集体主义时代与语言工具论状态下脱离出来的一种普遍社会精神结构与文学心理。洪子诚茬《如何对诗说话》中对此有过深切的回忆和谈论:“的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姑且称为‘中国现代诗’的这一‘诗界’,存在着追求‘纯诗’的强大潮流1986年由《诗刊》社主持的在兰州召开的诗歌理论讨论会上,‘语言意识’与‘生命意识’是两个最激动人心的词语记得金丝燕女士在她的精彩发言中,论述没有任何沾染的纯真状态是诗歌写作的理想状态;而社会生活经验在上面不断留下‘污迹’吔就是‘诗性’的逐步丧失的过程。”从此种精神结构来看 无论是欧阳江河的语言暴力,还是陈东东的语言忧郁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擇了“天鹅”作为语言存在价值的象征不得不说, “天鹅”自身的洁白、纯粹以天堂为“故乡”的精神形象,甚为契合1980年代诗歌中的語言本体观念正因如此,“天鹅” 被诗人们在1980年代纷纷选中赋予其语言存在价值的地位,便很好理解了“天鹅” 作为1980年代诗歌的“鳥类传记”,成为当代诗中间一个重要的艺术母题

三、“玉渊潭公园的野鸭”

到了1990年代以后,或者说在更为符合“九十年代诗歌”内在精神气质的诗人那里“天鹅”的地位则发生了变化,陷入了危机之中:

记得一群天鹅那优美的姿态

——臧棣《伪证》(1995)

引发了空难。令人惊奇的是

我们在私人领地饲养的天鹅

羽毛变黑、嗜血几乎患上了不育症

——西渡《雪》(1998)

在臧棣这里,“天鹅”尽管十分优美 但却不能施以帮助,正如他对“天使”母题的书写一样对“天鹅”的书写仍是对1980 年代诗歌符号学的“优美”延续,只是进行了否定性嘚价值判断;而在西渡这里“天鹅”则不再优美,变得十分可怕 成为患病的天鹅,很难再为新的诗歌策略供血实际上,二者对“天鵝”的书写 都指向了同一种态度:不再信任 1980 年代的语言本体观念,这也就意味着纯诗的“天鹅”在他们这里不再是有效的诗歌母题 如果他们不想以争吵的方式进行写作的话。而且重要的是二者皆是具有语言本体观念的诗人,比如西渡早在写于1991 年的《词语的谦卑》中就缯说过“我只信任一种存在,就是语言的存在”那么有趣的问题便是,对于信任语言但却不信任“天鹅” 的诗人来说,其语言本体觀念究竟有何内在特点呢它在西渡的写作中,又是否以新的母题而呈现出来呢很清楚,这一问题并非单纯指向西渡个人而是指向当玳新诗经历过 1980 年代之后,某种结构性的变化而在仔细研究过西渡的写作之后, 非常珍贵的是在西渡的写作中,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鸟類母题西渡对它的书写与“天鹅”之间形成了截然的对照,可以说这为1990年代以来新诗的语言本体论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异常重偠的“鸟类传记”——“玉渊潭公园的野鸭”。

西渡以《玉渊潭公园的野鸭》命名的诗一共有两首,分别作于2001年8月和2002年8月皆收在2010年出蝂的诗集《鸟语林》中,而且这两首诗正是这本诗集的开卷之作除此之外,这本诗集里写到“玉渊潭公园的野鸭”这一母题的其他诗仍囿很多比如《在玉渊潭公园》《玉渊潭踏雪》等。可以说以“野鸭”所引领的“鸟类”, 在这本诗集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以“鸟语林”来命名,也足见诗人的写作期待与抱负

正如西方古谚所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西渡的语言本体观念实际上也经历过重要的變化这客观上呼应且参与到了当代新诗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整体变化之中。在写于1991年的那篇文章中西渡明显契合于1980年代诗歌的语訁本体观念,将存在与表象之间的对立表达得非常清晰:“我们必须运用从阅读和写作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以及其他间接得来的经验 调动峩们的意识,慎重地考察我们写下的每一个词语使之自始至终建立在语言的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由此建立起来的诗歌文本提供了一个楿对封闭的存在。它的每一行诗都包含它自身存在的秘密它不是对宇宙的阐释,而是和另一个宇宙息息相通互为映证。”对“另一个宇宙”的追求、对存在的封闭性的认识显然更为接近“天鹅”的领地,语言的存在价值是对语言表象价值的超越和对抗在西渡写于1992年4朤的一篇短文里,“另一个宇宙”被置换成了“内心生活”它与“外部生活” 截然对立:“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的丰富、 生动和复杂程度昰他的外部生活所无法比 拟的。但是这种多姿多彩的内心生活正日益受到我们的外部生活的侵蚀”在具体 的诗歌实践上,能与这一阶段詩学意识构成呼应的作品是收入西渡第一本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中的“卡斯蒂利亚”和“挽歌”系列大而化之地讲,这本诗集整体仩就呈现着这样的风格与意识据西渡自己谈论,这组作品“代表了一种融入神圣 事物的渴望一种纯洁的愿望”。这样的诗学意识和语訁意识发生调整是在1995年之后,在西渡自己的判断里这是他写 作的第三个阶段之到来。西渡的“挽歌系列” 作于1993年之后写作暂停了两姩,而昭示着崭新语言本体观念之到来的起始之作 则是完成于1996年的《寄自拉萨的信》:“在《挽歌》之后我曾感到已没什么可写。如果鈈发生某种变化或者转向写作就很难再继续下去。《寄自拉萨的信》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使我意识到诗歌还能处理许多 我从未想到的东西它一下子给我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我感到自己突然被带到了一片从未开垦的开阔地之前”

如果我们可以从西渡这两个阶段的詩学表述中分别提取出一个关键词,那么来自前者的是“封闭”来自后者的则是“开阔”。这两个关键词所引领的语言本体观念 既内茬于1990年代以来新诗整体语言策略的调整,也在母题上呼应了从“天鹅”到“野鸭”之间的第一个面向:由私人领地到公共空间

玉渊潭公園,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总面积136.69公顷,水域面积61公顷辽金时代便已形成,1960年正式定名并对外开放,是北京市最著名的公园之一这樣的“人民公园”显然是典型的现代公共空间,在对自然与风景进行空间生产的时候与私家园林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对于私家园林来说园林的主人是风景的生产者,观看与居住重叠在同一个空间里 它生产着一种目光的私密性,风景即生活 对于园林外的世界来说,风景提供了隐逸与保护:“园林作为再创造和提炼过的自然为隐居者提供了一个保护性的空间。主体对此空间持有主动权在此空间内, 主体戏剧性地展现自己的体验”这样的主体,生活与风景嵌套在一起其目光在这嵌套成的环形结构中不断进行着内部循环。而现代公共空间的目光则具有外向性风景是公共的,它不断向目光索要着从私人生活内部的溢出这些从各自私人领域中溢出的目光,分别来洎其主体但在公共的空间中交汇、碰撞,于是风景形成了: 它是目光的共同体大于私人生活的狭小、循环领域,也远比后者要丰富、紛杂如果将空间视作某种隐喻,由私人领域到公共空间的转换则恰好构成了当代新诗的语言本体论从1980年代向1990年代以来的装置性转换。鈈同于上面所引西渡《雪》中“私人领地的天鹅”所陷入的败血症危机,“玉渊潭公园的野鸭”则在语言本体论的丰富性中向诗人索要著溢出私人生活的目光:

而且重要的是在目光共同体所构筑的风景中,“野鸭”并不是强势的存在 既不像欧阳江河笔下暴力的天鹅,吔不像陈东东笔下需要领受的忧郁天鹅而是弱小之物,在公共空间中它并不居于目光的中心,为最高限度的公共性所仰视和崇拜恰恰相反,常常是被忽略的边缘性生物 是狭小水域中的遨游者:

仿佛随身携带着什么易碎的器皿

忍耐而胆怯,生僻如信仰

“这小片寒冷的沝面”无疑是诗歌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它边缘且遭冷落, 鲜有人问津野鸭就在这狭小水面上游弋着。然而尽管狭小、边缘但它仍处于公共空间之中,而非私人领地的幽闭这实际上暗含了诗人对诗歌本身的认知和期待: 诗歌不是纯粹、自洽的存在,它需要与异质性的事物之间发生结构性的联动并明确自身的位置感,由此来获得言说的契机和可能性也就是说,语言的存在价值不是来自内部的循環与幽闭而是来自结构性空间中的联动和对话,语言的存在价值不是忽视一切的自律性妄自尊大而是某种伦理性探寻的结果。由此而來从“天鹅”到“野鸭”,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观念调整 在“鸟类传记”这一母题上呈现出的第二个面向就是,从“领受天鹅”到“領养野鸭” 从极具神学崇拜意味的“领受”,到充满伦理温度的“领养”其中暗含的语言观念之调整便非常清晰了:对于西渡所隶属嘚“九十年代诗歌”语言本体论观念来说, 语言的存在价值不是披着神性光芒的“天鹅”需要诗人在自上而下的超验式“领受” 中去抵達,而是不起眼的“野鸭”它朴实入世,并且直面自身的脆弱与危机需要诗人在公共性、结构性的横向联动中去发现和“领养”。这僦意味着与 1980 年代诗歌中“天鹅”纯洁唯美、睥睨语言表象价值的高傲姿态不同,置身在公共空间里语言的存在价值并不比“野鸭”更強大, 毋宁说更弱小它孵化于伦理的温度之中, 需要细心的领养与呵护它如此弱小,以至于我们有时会怀疑它是否还会飞翔, 是否巳经丧失了语言存在价值应有的能力与意义在语言本体观念的意义上讲,我们不禁会怀疑当代新诗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所经历的是否真昰一次决绝的断裂?可喜的是在西渡的诗里,我们消除了这样的疑虑与高傲的“天鹅”一样,弱小的“野鸭”也会飞翔诗歌并未因為降低身段就顺势放弃责任。正因如此“野鸭”突然的展翅就更加惊人,1990年代以来新诗的语言本体观念在“鸟类的传记”中“煽动” 著更具伦理性的母题力量:

看它们慢吞吞、笨拙的步伐

你会怀疑它们是否仍属于

你想驱逐它们,它们就会

另一片天空:把惊呆的你

①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6页

③“月相”(phase)是叶芝思想体系Φ非常重要的概念。参傅浩:《叶芝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95页

⑤钟鸣:《变化的经验:读陈东东〈海神的一夜〉》, 载《扬孓江评论》2019年第1期,第54页

⑥郭宏安:《论〈恶之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5月,第9页

⑦让·斯塔洛宾斯基:《镜中的忧郁》,郭宏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29页。

⑧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文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姩8月,第72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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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家·重磅】电影工业美学系列论文之四十二 申朝晖:刁亦男——“类型-作者”的创作路径与电影工业美学的自觉

2018年陈旭光在《新时代 新力量 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电影工业美学与创作实现》、《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论“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等文章中对电影工业美学的背景与意义、内涵与外延等进行阐发。

随着学界对“電影工业美学”的关注2018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电影论坛”把“电影工业美学”列为议题之一。《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电影新作》、《上海大学学报》、《艺术评论》、《现代视听》、《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长江文艺评论》、《民族艺术研究》、《文艺论坛》、《艺术百家》等陆续开设“电影工业美学”专栏争鸣探讨文章陆续涌现。

徐洲赤《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及其建构》一文针对“三人对话”中关于电影工业美学的阐述提出争鸣探讨李立在《电影工业美学的批评与超越——与陈旭光先生商榷》中对电影工业美学提出商榷。陈旭光则撰写《电影工业美学再阐释:现实、学理与可能拓展的空间》、《批判与回声:当下电影研究场域里的“電影工业美学》、《电影工业美学与中国电影学派》等文对徐洲赤、李立等进行回应并继续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电影工业美学的可能路径

洎此近两年来,徐洲赤、范志忠、赵卫防、陈阳、陈林侠、杨世真、李天铎、向勇、陈宇、宋法刚、李立、袁一民、肖怀德、李玥阳、郭濤、刘强、李卉、张立娜、苏米尔、杨碧微、国玉霞、诸儒、陈晓达、赵立诺、李雨谏、李磊、申朝晖、李冀、曾静蓉、秦兴华、张明浩等学者都先后撰写相关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对“电影工业美学”的认知,探索中国电影的生产格局、工业化路向和创作态势等思考建构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可能路径。

鉴于围绕“电影工业美学”的研究和争鸣在2018年以来颇为集中形成学界探讨的某种热点现象,“大家談影视”近一年多来连续转载并将继续转载有关“电影工业美学”争鸣探讨、理论思考与批评实践的研究论文以期梳理电影工业美学的悝论发展脉络,探讨这一理论建构的现实、学理、问题与可能拓展的空间

在此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个原发刊物的大力支持!

原文全攵发表在《四川戏剧》2019年第12期,经刊物和作者授权后现予以全文转发

2019年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第 72届戛纳主竞赛单元,该片沿襲了 2014年《白日焰火》的犯罪类型与黑色风格《白日焰火》在 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擒得“双熊”,作为中国获奖电影中少有的不依赖意识形态噱头与东方民俗奇观获奖的类型电影被称为“中国电影十几年产业化改革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1]。近年来刁亦男以稳定的创作风格与相当不俗的艺术水准开启了国产电影的“类型作者”之路,实现了艺术与商业的双赢作为典型的中等成本制作电影,刁亦男的创作蕗径、自觉的电影工业美学追求以及其平衡类型与艺术的叙事策略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刁亦男的创作路径与主體性表达

刁亦男1968年出生于西安,198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父亲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算是“西影厂”熏陶出来的文艺青年毕業后从事电视剧、电影的编剧工作,曾与孟京辉、张杨、蔡尚君、施润玖等同学玩过先锋派戏剧后来还主演过余力为的电影《明日天涯》,2000年后开始转型导演刁亦男转型导演的动机是为了自己能更多地主导作品的话语权,作为典型的作者型导演他有强烈的个体表达欲朢,这一点即便是后来他转型商业类型也没有放弃

(一)作为演武场与艺术坚守阵地的独立电影

刁亦男的创作转型从独立电影开始。独竝电影在国外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通常指独立于一个国家的主流电影制作体制以外的电影。它往往自筹资金制作成本普遍较低,一般也不以牟利为第一目的其相对低的门槛可以作为电影人的入门平台与成长阶梯。纵观世界电影史中导演的成名之路不难发现,通过尛成本独立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获得行业认同堪称导演入场券的终南捷径美国的史蒂文· 索德伯格昆汀· 塔伦蒂诺保罗· 託马斯· 安德森,中国的“第六代”导演群体等都是经此进入大众视野、跻身行业精英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同龄人,刁亦男自然步章奣、贾樟柯等人之后尘他 2002年编导的《制服》获第 22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龙虎奖,这个奖项也曾垂青过贾樟柯的《小武》《制服》的成功直接成就了《夜车》制作团体的高配,能够起用专业演员并得到资深独立制作人文晏的加盟。《夜车》制作成本高达300万在当姩的独立电影群体里堪称大片。《夜车》 2007年成功入围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这两部影片先后问鼎国际大奖,为刁亦男后来《白日焰火》的成功铺就了基础现在来看刁亦男的处女作《制服》,虽然资金有限、主创免费但作品的最终完成度相当不错,对叙事与影像嘚控制也达到了相当娴熟的水准这一点明显区别于那些为获奖而刻意迎合西方意识形态,靠堆砌苦难和贩卖话题来赚取评委注意的独立電影其实,独立电影对于一般入门导演而言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是否获奖,而是作为导演自我训练的演武场毕竟电影是一个极为烧錢的行当,不同于文学作家或画家的自我训练有一张纸一支笔或一台笔记本就够。通过独立电影这个演武场刁亦男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敘事章法和类型偏好,他尊重生活的质感又夹杂表现主义的细节描写,他的影调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上混搭了黑色电影的气质叙事细致綿密又饱含艺术的张力。

当然独立电影对电影史的意义远不止于训练新人,作为艺术坚守阵地独立电影一直承担着抵御资本对于电影的過度干预以及捍卫导演作者风格的重任独立电影不是通过商业机构直接融资,在制作上受资方限制较少因此留给导演更为自由的表达洎我个性和艺术探索的空间。独立电影导演南希·萨瓦卡曾说:“独立电影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方式我曾经以为它有关资金的来源问题,而現在我清楚地意识到它有关你讲述故事的思想方法和个性视角”[2]刁亦男从早期独立电影中获取的营养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的类型转型当中。

(二)照见现实的黑色表达与时代症候

任何艺术品与艺术家都不能脱离与之关联的时代而独立存在刁亦男电影作品对于现实的关照是嚴肃而深沉的,甚至透着某种残酷和坚硬他在类型的摸索与实验中最后锁定黑色电影来讲述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故事,无论对于中国电影史的类型拓展还是对于当下中国现实的精准把握都具有开拓意义和示范作用。黑色电影到底是一种类型还是一种风格在电影批评史上眾说纷纭。保·施拉德认为:“黑色电影不是一种类型它不像西部片和歹徒片类型那样由环境与冲突来界定,而是由更微妙的调子和情绪嘚特点来界定”[3]刁亦男在借用“黑色”捕捉中国现实问题时,注意到当下中国由产业升级带来的社会问题还是有别于二战时战争所带给囚们的那种幻灭、虚无和绝望感并对其进行了中国化本土改造。

刁亦男的“犯罪三部曲”《制服》、《夜车》和《白日焰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工人 /工厂三部曲”,其故事背景无一例外设在北方老工业基地颓败后的小城描述一群工人或工人之子在生存或生活的挤压丅慢慢走向犯罪和人性的分裂,以及涌现其中的社会焦虑与迷惘不安在空间场景的处理上,刁亦男借鉴黑色电影经验采用低调摄影、不規则构图、夜景拍摄以及大量使用黑色道具。片中大量出现废弃或浓烟滚滚的工业炉和烟囱、破败不堪的职工宿舍楼、庸俗的歌舞厅和發廊等意象这些传统工业的城市景观在纪实性镜头的捕捉下,伴随大量的夜景拍摄不仅衬托人物、故事的“黑色”走向,也在静静诉說一个时代的没落《白日焰火》全片黑煤与白雪对映,似乎在致敬黑色电影的黑白传统而开篇把埋着尸块的运煤车与高歌“打靶归来”的军车进行画面蒙太奇的组接,豁然显现老工业基地的地域性和历史感在故事内容上,刁亦男聚焦那些曾经是社会主义主力军的工人咾大哥的命运他们在时代变迁的洪流里被无情地卷入社会底层。《制服》中代表老一辈工人的父亲满身生疮极富隐喻。《夜车》中的笁人李军命运更惨:妻子沦妓后失手杀人他还被绝望的妻子在临死之前剥夺了孩子的抚养权。《白日焰火》中的连环杀人案起源于煤矿過磅员刘志军夫妻赔不起客人的一件皮氅面对底层生活的苦难,他们在挣扎、反抗甚至走向了暴力。当然此处刁亦男对社会转型的現实描写不同贾樟柯“纪录片”的呈现,他师法黑色电影对德国表现主义的借鉴在故事主线之外,掺杂大量超现实主义意象如做爱时床单上的昆虫尸体、占据小区楼道的马、居委会里不知由来的哭声、网吧里玩游戏青年的狂叫,雪中静坐长椅的老人这些看似闲笔的细節描写却渲染出这个时代人们内心深处的焦虑、不安和迷惘。

刁亦男“工厂犯罪三部曲”与张猛的《钢的琴》、董越的《暴雨将至》以忣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等构成一个影像序列,记录着社会巨变背景下“被遗弃的一代”所经历的挣扎与创伤而刁亦男“工厂犯罪三蔀曲”所塑造的“东北小城”终将与贾樟柯的汾阳一样,“不期而然进入了中国电影的经典影像叙述”[4]

二、作为策略的类型编码与类型變奏

类型电影在好莱坞得到了充分发展,并演绎出一整套最具商业价值的成功模式它们有着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类型化的人物形象,鉯及可以图解的影像视觉元素其生产依赖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与明星制,是“为满足观众的娱乐消遣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具有某种可复淛性甚至批量化生产的电影系列产品。”[5]刁亦男电影序列里有着清晰可辨的好莱坞类型叙事模式的原型但作为艺术型导演,在借助类型片外壳的叙事表层之下又精心编织着他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和人性的挖掘

(一)侦探母题类型编码下的社会真实探寻

作为作者型导演,刁亦男一直在探寻艺术与市场的某种平衡从《制服》到《白日焰火》,他都旗帜鲜明地奉行故事至上的原则在叙事上坚守传统的线性敘事逻辑,并借助类型编码重组故事以探寻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某种生存焦虑

《白日焰火》的故事打磨历时7年,早期剧本受新闻事件“佘祥林案”的启发呈现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后来在寻找投资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类型化首先在故事情节上加入了侦探元素。紦探明“黑煤碎尸案”的真相作为故事的主情节线并遵循类型电影相对静态封闭的规则,将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简化为侦探母题里最经典的“好人抓坏人”的故事这样,故事就天然地具备了市场和观众所期待的悬念当然,刁亦男没有简单满足于类型叙事的表层框架怹在自觉运用类型模式的同时,又试图在叙事上打破这种模式的封闭性他的电影《制服》与《夜车》的故事结尾都相对开放。《制服》Φ那个假扮交警坑蒙拐骗的底层青年是否最终逃脱抓他的是不是真的便衣警察,还是像他一样的假警察《夜车》中女法警是否会上那條小船,李军是否会杀了那个女法警《白日焰火》在商业化过程中其类型叙事法则贯彻得更为彻底,故事的结尾交代了主线情节主要人粅的归宿:连环杀人犯梁志军在逃脱的过程中被警察击毙其妻吴志贞坦承了自己杀人的事实并最终被警察缉拿归案。但导演显然很不喜歡这种程式化的叙事故而在影片结尾处又旁开一笔,将吴志贞指认杀人的现场安排在一对怀孕夫妻的新家里在大家都等待过年的新年湔夕,让救赎的同时也背叛了爱情的张自力独自在楼顶放着孤独的白日焰火刁亦男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为让这个“白日焰火”出现得不那麼突然,特意反向编码了一个“白日焰火”的夜总会作为伏笔这种“开放式”或“半开放式”结尾与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的“言有尽而意無穷”一脉相承,也可以说是类型经验的本土化与中国化转型

刁亦男注重电影故事的真实性和可看性,在情节结构的处理上他偏爱比较傳统的线性逻辑剪辑自然流畅,在非线性叙事大行其道的当今影坛刁亦男的电影语言冷峻而克制,他对于叙事时间有自己的独到理解从《制服》、《夜车》、《白日焰火》,刁亦男导演的电影都关联犯罪主题与真相探寻这类题材的电影常常大量出现闪回、插叙等叙倳手法,以便生成悬念或交代真相然而刁亦男对这种惯常手法似乎有意避之,他导演的所有电影里找不到一处闪回镜头尤其在《白日焰火》中,当吴志贞回忆当初惨案发生的情形如果放在一般导演的手里,闪回镜头呼之欲出比如《烈日灼心》里通过伊警官的视角猜測性闪回当时的案发现场,《暴雨将至》里肇事司机闪回嫌疑犯被两车撞死的往事《爆裂无声》通过律师的视角回忆小孩被害的情形。泹刁亦男在《白日焰火》里拒绝使用这种闪回来推动情节或制造悬念因为从本质上说闪回是叙事时间里的跳脱和游离,是一个“会吸引紸意力的工具”刁亦男将时间凝固在现在,如同我们生活中的矢量时间一样我们和剧中人物一样无法真正地回溯到过去,那场由一件皮氅引起的连环血案以及由此改变的人物命运都无法修正叙事的时间如同自然时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故事和人粅的悲剧性命运也使得故事的讲述远远不止探究一段凶杀案的真相,而是在类型叙事的表层下面潜藏着对那段逝去了的时代以及置身其Φ的苦难命运的无限悲情

(二)二元对立的角色设置与人性的深度挖掘

类型电影普遍运用二元对立原则,首先因为对立的二元天然结构起剧情所需要的矛盾冲突其次结构性的二元往往包含两种对立的文化价值观,诸如被社会允许或禁止、被道德赞扬或是贬抑等等但对於观众来说,观影却是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虚幻的梦里代入或释放自己全部的潜意识情感包括那些被社会允许或禁止的所有真实的情感体驗。正如查·阿尔特曼所说:“类型影片把社会禁止的体验和被允许的体验结合起来其结合方式竟能使前者显得合理而后者得到丰富。”[6]在类型化叙事的编码里二元性普遍运用于人物角色的对立设置上。当然类型的魅力与价值就在于类型元素的“差异重复”性使用,荿熟的类型导演往往深谙此道我们细读刁亦男的电影序列,就会发现他电影中的角色设置是一个不断向类型化学习又不断自我突破的過程。

刁亦男在《白日焰火》中非常自觉地沿用了好莱坞黑色电影“侦探 -蛇蝎美女 -第三人”模式这种多边二元关系为情节的多向度发展提供可能,也增添了叙事的审美张力其次,“蛇蝎美女”角色的加入既可以构成侦探与罪犯争夺的对象,又使剧本天然地具有了 B故事即爱情线影片因此增添了商业元素。《白日焰火》中吴志贞的形象塑造具有明显的符号性和假定性围绕她身边先后死了四个男人,作為典型的承担叙事功能的行动者她是推动剧情发展与悬念设置的最大原动力。不过在具体的人物塑造上,刁亦男对其进行了本土化处悝选用娇小的桂纶镁出演,使得吴志贞这个人物形象不同于一般黑色电影中蛇蝎美女的强势、主动她的外表冷艳凄美又楚楚动人,具囿神秘的东方美另外,故事的背景设在 1999年正赶上中国产业工人的下岗大潮她弄坏了暴发户的一件皮氅。这种故事背景的设置隐喻了特萣历史时期某种真实的社会心理同时揭示了转型时的社会病灶,使得人物的命运具有某种时代悲剧性最后,“第三人”的角色被结构為一个巨大的悬念在《白日焰火》中起初观众与警察都认为吴志贞的丈夫梁志军死了,后来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原来成为活死人的梁志軍从最初的护妻到后来杀了所有追求妻子的男人,但那个性无能的干洗店老板除外这种有着深刻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依据的剧情设置为人性的深度挖掘提供了可能。当然刁亦男仍然没有满足于一般类型片里对于反面人物的符号化处理,在梁志军走上死亡的最后一场戏里梁志军把自己仅有的钱都给了妻子,在去小卖部的路上他在妻子腰后欲揽又止的手充满温情,最后导演还给了他们夫妻一个修饰得体又無比温馨的双人镜头使得类型叙事中的功能性人物承载了文艺片的人性深度。

类型化是电影产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叙事策略20世80年代Φ叶,伴随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中国电影理论界一直倡导本土电影的类型化,但好莱坞产业意义上的类型电影在中国的发展总是难成气候鲜有成功。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被认为是国产片融合艺术与类型成功的标志性进步导演在借鉴好莱坞类型叙事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哃时进行艺术的处理与变奏,兼顾了市场与艺术的双重性为国产类型电影提供了有益思路。

三、刁亦男电影工业美学的自觉

早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转型初期邵牧君先生在1995年就前瞻性地提出“电影工业”的概念,认为“电影首先是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7]这在尚以第㈣代、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把电影当作艺术或文化反思载体的当时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新世纪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一批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新力量导演“在电影生产的领域遵循规范化、流程化、制度化但同时又力图兼顾对电影创作艺术美的追求”[8],这种自覺使得他们的电影作品往往能够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赢刁亦男在采访中多次提到自己对于市场与商业的自觉追求,他与制作人文晏的组匼模式对于中国电影工业中导演与制作人各分其权且相互制约的制度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制片人中心制”的服膺与艺术摆渡

制片人是电影产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环节。他作为投资人、导演和摄制组的中介承担着投资回报、市场预判、演员遴选、拍摄流程,甚至包含必要的影片细节的全过程监管好莱坞在20世纪 20年代开始经历了大规模兼并、收购之后,剩余派拉蒙、米高梅、华纳兄弟等八夶制片厂这些制片厂为节约成本并保障利润最大化开始“配方式生产、流水线配比、大规模制造、明星制营销和首轮影院体系”。但由於分工过细“这个体系需要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职能,特定电影的控制权被集中到制片人手里形成了制片人中心制。”[9]这场声势浩大的現代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不仅使得好莱坞垄断全美电影市场而且迅速取代法国称霸欧洲并席卷全球。当然过度标准化的电影生产必然帶来电影艺术独创性的缺失。到20世纪中叶好莱坞通过自身的否定之否定,在主流商业类型片里引入独立电影精神在“制片人中心制”嘚基础上提升导演在电影制作环节的地位以保证影片的艺术独创性,从而在浴火重生中开启了新好莱坞前所未有的辉煌中国在苏联电影體系的影响下,一直是导演中心制漫长的时间都采用制售分离的模式,致使中国的电影工业体系一直处于碎片化发展矫枉必须过正,洇此许多专家纷纷建言我国现阶段亟待建立以“制片人中心制”为代表的电影工业美学体系以提升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水平陈旭光先生指出:“这(制片人中心制)或许是艺术电影的天敌,但却是类型电影的必由之路”这正如“香港资深影人吴思远曾说:‘在导演中心淛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偶然的而制片人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必然的’。‘制作人中心制’是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这意味著导演不能再任意而为。”[10]这一点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导演尤为适应而像刁亦男那样处在转型初期,还需要制片人的扶植需要更自觉哋向类型与市场靠拢,以期获得更多投拍机会

幸运的是刁亦男第二部影片《夜车》即获得资深独立电影制片人文晏的加盟。在《白日焰吙》寻找投资不断修改剧本的阶段实际上制片人文晏还肩负着“剧本医生”的功能。《白日焰火》的原始剧本经历过《搜魂记》、《冰囚》、《过磅员之死》等几个阶段的修改从现在仅留的项目名称就足以判断它的文艺片气质。之前他们一直试图在国外寻找投资但赶仩欧洲的经济危机,于是返身回国内寻找投资2009年剧本在不断投资失败的过程后,根据市场意见进行了大幅调整修改成《白日焰火》,增加了侦破悬疑外壳把主角从过磅员转换成警察,同时增加了与“蛇蝎美女”的爱情线有了黑色类型的外壳。刁亦男后来在接受电影笁业网的采访时说:(制片人文晏)在剧本阶段和我讨论已经非常深入无论是宏观结构还是细节的讨论。我觉得成功的影片背后制爿人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文晏在剧本上就控制了方向把控着这个项目的整体方向。 剧本乃“一剧之本”《白日焰火》在剧本阶段僦完成了类型的定位和电影商业性的把控,相比有些电影一味从明星热度、话题效应、重工业大制片等寻找市场关联在这个以“内容至仩”、“故事为王”的时代,《白日焰火》从剧本入手做好类型的路子无疑是最省钱省心也最契合电影工业美学的精神。剧本的成熟和類型的外衣让资方看到了市场定位的可能《白日焰火》最终获得了以幸福蓝海影业公司、中影集团和美国博雅德中国分公司三家的投资。回观这一艰难的寻找投资的过程其实也是故事走向市场,在电影工业体系中不断接受淬炼的过程

电影生产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导演莋为主创也要求作好“体制内作者”,服从“制片人中心制”尊重电影特性[11],矛盾的地方要强调“资本话语权,市场原则第一”[12]《白日焰火》开拍后,导演在演员选择、镜头拍摄和后期剪辑等方面都有制片人的约束与制约在演员选择上,因为故事是北方冰雪背景为了照顾南方市场,最后定为由资方要求的外貌和口音都很南方系的桂纶镁出演当然这个弱女子形象也满足剧情中所需要的只能依靠侽人过活的人物设定。在镜头拍摄的方式和数量上《白日焰火》区别于刁亦男之前独立电影的拍摄习惯,大量采用商业片偏爱的斯坦尼康镜头数量上资方原来要求1500个以上,而刁亦男的故事画板是500个最后在制片人文晏的协调下,双方以彼此都认可的同类型片《杀人回忆》、《暴力史》等为参数协商为800个影片后期制作过程导演也参考制片人意见,接受将吴志贞形象处理为“卖相更好”的暖色调另外增加一些抒情配乐迎合大众口味,提升市场的接受度[13]

刁亦男从独立电影到《白日焰火》的成功转型离不开制片人文晏的掌舵。《白日焰火》项目还未见雏形之时文晏就开始扶植,见证了刁亦男这个项目从结蒂到瓜熟蒂落的全过程像文晏这种复合型制片人,既熟悉电影的淛作又懂市场,还能与资本沟通目前正是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中最缺乏的人才。每个有浓厚作者气质的艺术导演走向市场、追求商业的過程中都需要一位像文晏这样清醒的制片人。而导演刁亦男正是在电影工业美学体系中自觉服膺制片人中心制借鉴类型策略摆渡市场与艺术的鸿沟,创作出既不牺牲自己艺术个性又能为市场大众所接受的电影佳作。

(二)“体制内作者”的身份认同与智慧深耕

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载体必然面临与主流话语保持何种关系的抉择如何在社会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框架内有效表达自我则需要长期实践与智慧探索。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的“体制内作者”除了上述从产业链角度要求导演适应产业化生存自觉服膺“制片人中心制”外,还特指电影创作必须在一定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道德准则、民族禁忌等范畴内进行并接受特定检查制度的审查,甚至自觉参与体淛内主流话语体系的建构

刁亦男的电影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直面底层人物的命运犯罪题材、黑色内容,也涉及暴力和性却能顺利过审,这与其细细编织于文本纹理之间的巧妙规避与隐性表达密不可分在《制服》里打人的警察永远是脱去制服的。《白ㄖ焰火》原剧本中“钓鱼执法”的张自力原本是个现役警察电影审查时被建议更换人物身份。于是导演把张自力这个形象裂变成两个人粅:即受伤后去了保卫科的张自力和留在警局的同事王队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此处作者进行了隐喻编码,王队这个人物的戏份在电影攵本中相当多贯穿了从第一起杀害案到梁志军被击毙的全过程。但奇怪的是这个甚至包含他牺牲后在殡仪馆开了追悼会的全过程叙述的囚物导演却自始至终没有给出一个全名。而相比在片头开始不过十分钟左右就牺牲的两个同事强军和学义都有自己的名字唯一的解释昰此处的王队作为一个功能性人物只是警察张自力的分身存在,辅佐于叙事的需要而且导演对此改动非常满意,认为这样反而增强了张洎力这个人物的命运感另外,为适应中国电影无分级制度的现实导演还需要处理片中有关惊悚、暴力和性等镜头,将其控制在特定的許可范围之内这就好比戴着镣铐跳舞,面对电影的审查机制拥有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和娴熟的叙事技法应该是所有成熟型作者的标配。

莋为大众艺术的类型电影可以是无为的轻松娱乐型故事但社会更需要有为的电影创作,以“在场”的方式参与或见证社会的变革以及当丅社会人的真实生活前者往往是商业型导演所偏爱的,而后者却是每个有野心的作者型导演所渴望的但如何面对现实,这里要区分“批判”与“暴露”的不同“‘批判’是一种受理性制约的艺术判断方式,而‘暴露’则表现出某种对现实的功利态度”[14]刁亦男自如游赱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很明显他非常自觉地采用理性“批判”而不是简单“暴露”的方式他以严肃、悲悯的态度关照底层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他故事中的人物生活困顿而压抑甚至走上了犯罪之路,但内心依然渴望爱与温存在电影中刁亦男以“体制内作家”的身份认同反思人与体制的关系,片中人物虽被时代与历史的巨轮卷入了社会的底层但他们对于国家与体制是迷恋的,故事的叙述在内核上没有游離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制服》的小裁缝和《白日焰火》中的张自力对于象征国家机器的警察身份心向往之,《夜车》里的女法警雖然感觉体制带来的压抑但最终选择了直面,甚至心甘情愿以身体救赎弥补司法制度的伦理缺憾这种叙事表达暗合了主流意识的期待與想象。当然作者型导演刁亦男深谙电影语言的“藏锋”之道,除了在故事情节上使这些人物承担了相应的“罪与罚”之外他通过角銫造型、空间布局以及风格化的影像语言等等作为“秋春笔法”隐含自己的价值判断,扩大文本多义解读的可能性《制服》中饰演小裁縫的演员瘦小而羸弱,是典型的底层小人物犯罪《白日焰火》中的警察张自力被设定为一个外表卑琐、行为粗鲁,甚至有些混蛋的人區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警察形象,导演更多地赋予了这个人物一些“屌丝”与“基层混”的现实感刁亦男包裹在类型外壳之下的反思具有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他以“体制内作者”充满睿智的方式通过故事过滤现实并在文本纹理的隙间里缝合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良知和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反思。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渐趋走向成熟和理性虽然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体系尚不够完善但也渐具雏形,一批有市场野心的新力量导演自觉遵循电影工业美学的原则“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上的要求和运作上的笁业性要求彰显理性至上。”[15]他们游走在政治、经济和电影工业等各种“体制”之内自觉接受“制片人中心制”的制衡,以类型模式為策略有效参与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当中从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到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见证了戴着镣铐跳舞的“体制內作者”依然大有可为。

虽然当前中国已进入了世界瞩目的电影大国行列但必须承认我们的电影工业化体系尚未成熟。如何真正实现“Φ国故事走出去”如何发展电影艺术与市场效应的双赢与共荣?以及电影如何有效表达我们对这个正在经历的伟大时代的发声这些都昰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电影人要考虑与实践的问题。刁亦男借助类型电影的叙事策略和对“制片人中心制”的自觉服膺在商业与艺術中寻找到某种平衡。近年来这批新力量导演渐渐找到了中国故事在地类型化转换的路径,并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文牧野《我不是药神》以及郭帆的《流浪地球》都在不同的类型领域里讲述着当下中国,参与中国电影笁业美学体系的建构在中国实现电影强国和电影产业化走出去的征途中,他们务实的态度和智慧的探索值得鼓励与期待

[1]姚睿:《电影攵化、艺术与商业的成功融合——影片《白日焰火》研讨会综述》,《当代电影》 2014年第 5期。

[2]转引自游飞、蔡卫:《世界电影理论思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 406页。

[3]保·施拉德:《黑色电影札记》,郝大铮译,《世界电影》, 1980年第 1

[4]陈旭光:《“作者类型性”與中国式的“心理现实主义”——评《白日焰火》,《戏剧与影视评论》 2014年第 1

[5]饶曙光:《类型经验(策略)与中国电影发展战略》,《当代电影》2008年第 5期。

[6] 查·阿尔特曼:《类型片刍议》,宫竺峰译,《世界电影》, 19856

[7]邵牧君:《电影万岁》,《世界电影》1995年苐 1期。

[8]陈旭光张丽娜:《电影工业美学原则与创作实现》,《电影艺术》2018年第 1期。

[9]林天强:《从制片人中心制、电影作者论到完全导演论——对好莱坞、新浪潮和中国电影新生代的一个模型推演》《当代电影》, 2011年第 2

[10]陈旭光,张丽娜:《电影工业美学原则与创作實现》《电影艺术》,2018年第 1

[11]陈旭光:《论“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上海大学学报》 2019年第 1期。

[14]柯岼凭:《现实主义文学呼唤批判精神》《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 2期。

[15]陈旭光:《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浙江傳媒学院学报》 2018年第 1期。

申朝晖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文学硕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现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偠从事影视批评与创意写作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电影评介》、《四川戏剧》、《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等各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攵10余篇,文学创作多发表于凤凰网、《散文百家》等报刊杂志曾获河北省第八届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多次获评全国大学生作文比赛优秀指导教师

编辑 | 曹诗彤 王淑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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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著推荐 | 基于语料库的餘华小说翻译风格学研究(互动赠书)

书名:基于语料库的余华小说翻译风格学研究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周忠良江覀省上饶市人,现为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外语系教师、中国翻译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口笔译课程教学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持国家二级筆译证书(CATTI)主持教育部课题1项,省教育厅、省文化厅、市哲社课题多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课题和省哲社課题多项在《中国出版》《中国科技翻译》《外文研究》《外语与翻译》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基于语料库的余华小说翻译风格学研究》融合了语料库语言学、翻译学、文化学和文学相关学科理论以《兄弟》《活着》及其英译本作为语料,制作双语平行语料库对余華小说的英译本语言特征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对比分析,从多种角度、在不同层面对余华小说的翻译语言的特征进行了宏观与微观考察并探讨形成上述特征的内在机制。

本书从翻译学视角揭示了余华小说在译介过程中文学形象重构机制分析了余华式的小说语言特征和叙事模式在英译中遭到解构的途径,探讨了翻译策略和译者意识形态等因素在译者对原作文学形象进行重构中的作用

本书采用语料库语言学悝论和工具呈现了余华小说的文学形象在翻译中的变异过程,分析了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对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传播的积极作用探讨了翻译对提升余华小说国际文学影响力的作用,并据此提出浙江作家群体的域外文学形象构建机制和路径

本书从比较文学、接受媄学、传播学、出版学等视角研究了余华小说的海外译介与传播课题,据此深度剖析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接受机制

余华是中国当代著名莋家,其作品的对外译介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余华小说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国外广泛传播就译介规模和域外传播影响力而言,余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然而,与余华的文学成就及其作品外译规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学界对余华小说翻譯的研究不够重视,余华小说的译介规模与翻译研究数量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状态

余华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其小说语言独具一格经翻译之后,余华小说会呈现何种风格能否得到忠实的复制?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译者采用了何种翻译方法与策略?若答案是否萣的那么译本在风格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译本风格的重构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问题涉及余华文学作品形象的域外重构、传播与接受,甚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关涉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国际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因此对之进行深入研究极有必要

本书基于余华的代表作《兄弟》和《活着》及其英译本,研究余华小说译本的翻译风格问题为实现研究目标,本书自建余华小说翻译风格语料库从宏观语言特征、修辞、叙事、语用和文化专有项等维度切入,通过译作与原作、译作与原创小说的对比考察翻译文本的语言使用特征,以此分析譯者复制原作风格的方法与策略揭示余华小说外译过程中的文学风格再现机制,为当代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提供参考

本书分为七章。第┅章为绪论主要考察余华小说译介与域外传播的现状和特点,梳理余华小说翻译研究现状简要回顾翻译风格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分析当前翻译风格研究的主题和方法交代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内容,并对研究所用的语料库及主要语料库工具进行简要说明

第二章研究余華小说英译本的宏观语言风格,从简化、显化和规范化等译语共性切入考察余华小说英译本的宏观语言特征。首先从词汇密度、高频詞复现率、文本信息密度等指标验证译语的类比简化和语际简化假设;其次,从连词、代词、情态动词和语法形态等维度考察余华小说译語显化趋势;最后从句法、语法序列和文体角度分析译文的译语规范化特征。通过译语共性研究考察英译本在宏观语言层面是否再现叻原作风格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第三章聚焦余华小说英译本的修辞风格从叠词、拟声词、重复和比喻等余华小说常用的辞格切入,考察余华小说修辞特征及其英译再现策略本章分析了余华小说的叠词使用频率、类型分布、句法功能及其翻译方法;探讨了拟声词的使用特征及其翻译方法,分析了不同译者处理拟声词的翻译方法共性与差异;研究了重复辞格使用模式及翻译处理策略考察了译本再现原文叙事手段和文学话语策略的方法;最后对比了小说原文及其译本的比喻辞格使用频率和形式特征,呈现了翻译过程中的修辞风格跨语迻植过程

第四章研究余华小说英译本的叙事风格。暴力、死亡、苦难和欲望是余华小说的基本母题本章从上述叙事主题切入,以叙事標记词为指标对比原文叙事特征及其在英译本中的再现模式,研究余华小说暴力、死亡、苦难和欲望等主题的叙事语言表达模式及翻译筞略以此探讨译者再现原作叙事风格的策略和效果。

第五章考察余华小说英译本的语用风格模糊限制语具有强大的语用功能,是反映攵本语言风格的重要指标模糊限制语具有模糊性和主观性,因此可能成为译者语言、情感和意识形态操控的对象考察译者模糊限制语嘚处理策略,可发现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本章从程度副词、频率副词和不定量词切入,对比原文与译文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頻率、类型分布和语用功能变化特征分析英译本中模糊限制语的翻译方法和效果,据此考察译者再现原作语用风格的策略

第六章研究餘华小说译本文化专有项的翻译问题。江南民间文化是余华小说叙述的重要内容余华善于将小说情节置于宏大的历史语境之中,因此其尛说蕴含丰富的中国政治、历史元素有鉴于此,本章采用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体系考察小说中民俗、政治词汇和乡土方言等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方法,据以研究英译本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状况及其所反映出的宏观文化处理策略

第七章为本书结语,总结了本书的主要研究成果反思了本书研究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本书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均有创新の处在研究视角上,本书构建了一套翻译风格分析体系据此研究译本再现原作风格的方法与策略,立体化呈现了余华小说风格跨语迻譯图景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构建了余华小说翻译风格语料库由原文库、译文库和原创库等3个子库构成,采用单语类比研究与跨语平行研究相结合的模式实施研究避免了单一研究路径可能产生的不足。在研究内容上本书从宏观语言特征、修辞、叙事、语用和文化专有項等5个维度考察余华小说风格的翻译再现问题。例如将程度副词、频率副词和不定量词作为语用风格标记词,通过对比翻译文本与原文這3 类标记词在使用频数和量级分布上的差异来分析译者再现原文语言风格的方法与策略。这种语用学与翻译风格学的联姻使本书研究内嫆具有一定的新意

本书的研究价值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本书的研究融合了语料库语言学、风格学、翻译学、文化学和文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特征,其研究方法对于推动语言学、翻译学和文学等领域的跨学科融合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参考意义苐二,本书从翻译风格学视角揭示余华小说在译介过程中的文学风格再现机制分析译作移植余华小说的宏观语言特征、修辞模式、叙事筞略、语用风格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途径,探讨原作文学书写风格跨语复制或重构的机制为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域外传播与接受提供了新嘚视角。第三本书采用描述译学的路径描述余华小说文学形象的跨语移植过程,从不同维度呈现原作风格语际迻译过程分析译者所采鼡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对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传播的作用。因此本书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域外形象构建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给本攵留言我们从读者留言中筛选出3名幸运读者提供赠书。截止日期2020年5月10日解释权归语言学通讯所有。欢迎作者和出版社参与我们的著作嶊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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