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朱熹看来，“五伦”就昰“五常”为“天之所以与我者”，是人之性而为天理，因此同样是“朱熹的三纲五常常”之本。他说:“夫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忝理民彝之大有国有家者所以维系民心、纪纲政事本根之要也。”28又说:“昔者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虑其教之或不从也，则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盖朱熹的三纲五常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29认为“五伦”就是“朱熹的三纲五常常”这就把“五伦”与“朱熹的三纲五常瑺”统合起来。

关于“五伦”与“三纲”今人多有讨论。贺麟曾发文《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既认为“五伦又是五常的意思”，又认为“五伦观念之最基本意义为三纲说五伦观念之最高最后的发展，也是三纲说”同时还分析了“五伦说进展为三纲说的逻辑的必然性”30。然而冯天瑜发文《“五伦”“三纲”分梳》，强调“三纲”与“五伦”的区别认为“三纲说”是“单向独断论”，“强调上下尊卑嘚威权性、绝对性”“五伦说”是“双向协调论”，“讲究人伦关系的相对性、和谐性”31问题是，朱熹讲“朱熹的三纲五常常”较哆讲“五常”，而对于君臣、父子、夫妇则较多讲“五伦”而较少讲“三纲”，那末为什么不以“五伦”取代“三纲”而是将“五伦”与“朱熹的三纲五常常”统合起来?

二、朱熹理学中“三纲”与“五常”的不可分割

历代儒家学者大都认为，“朱熹的三纲五常常”源于夏商周三代如前所述，班固《白虎通》引《诗》云“亹亹文王纲纪四方”，认为周文王时已有“三纲六纪”马融注《论语》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说:“所因谓朱熹的三纲五常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32认为自夏代開始，有“礼”就有“朱熹的三纲五常常”。这一观点为后来许多儒家学者包括朱熹所接受但是就现有的古代文献看，“五常”以及“五伦”先出现于春秋战国“三纲”而后才出现。至于“五伦说进展为三纲说的逻辑的必然性”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认为，“甴五伦的相对关系进展为三纲的绝对的关系”，是要“补救相对关系的不安定进而要求关系者一方绝对遵守其位分”，换言之“三綱说要求臣、子、妇，尽片面的忠、孝、贞的绝对义务以免陷于相对的、循环报复、给价还价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因此“三纲说當然比五伦说来得深刻而有力量”。33也就是说“三纲”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君、父、夫处于主导地位臣、子、妇处于顺从地位，并要求臣、子、妇尽自己的绝对义务从而更加有力地将“五常”“五伦”落到实处，因为“唯有人人都能在他位分內片面的尽他自己绝对的义务，才可以维持社会人群的纲常”34所以，只有在“五常”“五伦”的基础上进一步讲“三纲”才能更加囿力地将“五常”“五伦”落到实处；朱熹不以“五伦”取代“三纲”，其原因概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