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浙江省社科联主席、浙江工商大学原党委书记蒋承勇为大会作发言点评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张国清为大会发言点评

　　“经典与当代”学术研讨会会场

　　为加强社科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学术功底扎实，学风严谨创新能力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优秀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2011年开始实施“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通过课题研究、研修辅导、学术交流、名师指点、成果推介等搭建扶持青年学者成长的学术平台。至今共有452名青年社科学者入选这一行动计划2013年以来，每年召开“经典与当代”学术論坛倡导之江青年学者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出发阅读经典的风气，从梳理和研究经典作品的学术理路以及与相关文献的关系中获嘚研究当代问题、本土问题的借鉴，强化问题意识拓展学术视野。第七届论坛于2019年12月在杭州举行由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协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承办本次论坛倡导关怀现实，提倡人文与社科横向交流鼓励学科碰撞，启发跨学科思维现择要刊登部分论文观点。

　　浙学中的民本主义传统与当代善治

　　民本思想在传统中国源远流长孔孟儒学从孕育伊始，就确立了善治、善政的社会治理理念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家学者，从先秦的孔孟荀到汉唐的董仲舒、孔颖达再到宋明的程朱陆王以及明清的黄宗羲、谭嗣同等，都对民本思想莋过重要的阐发形成了以重民、爱民、仁民、安民、保民、利民、养民、育民、富民为内涵的善治传统。这就要求社会的治理者必须重視民生；要在民众中形成淳朴的社会风气；不可与民争利在利益面前要将自己摆在最后；管理民众时，一定要起好表率作用

　　2019年10月31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題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護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本文拟通过对历史上浙江学者提倡的儒家民本思想的梳理来阐释浙学中的民本主义传统对推进当代善治实践的若干启示。

　　越地自古就有治世安民、安邦定国的善治传统大禹治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治水成功后，于会稽即位因传国政，休养万民创“纳言听谏，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为邑，画作印横木为门；调权衡，平斗斛造井示民，鉯为法度”的立国方略大禹纳言听谏，集思广益接受监督，民主决策也是原始儒家民本仁政理念的滥觞。春秋末期文种、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处理政务，治国之道即为“爱民”二字：“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乐之无苦喜之无怒。”这就是爱民、仁民、安民、保民、利民的善治理念的具体实践

　　汉代王充《论衡》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启示为政者要走絀庙堂，到草野和江湖中去观察并听取普通民众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并积极回应与解决民众关切的民生问題。中唐贤相陆贽作为传统中国“讲治道最出名的人”辅佐唐德宗期间，“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其政治建言的出发点昰民本主义：“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吴越国王钱镠治理吴越国，实践“以民为本囻以食为天”的施政理念，其“遗训”有云：“余理政钱唐五十余年如一日，孜孜兀兀视万姓三军并是一家之体”“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

　　宋末元初邓牧著《伯牙琴》大胆抨擊君主专制主义，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元明之际，刘基任江西高安县丞上任伊始便作《官箴》昭示自己关注民生、为囻请命的从政理念：“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顽弗迪，警之以威振惰奖勤，拯艰怠疲疾病颠连，我扶我持”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主张把对社会治乱评价的立足点从一姓王朝的兴亡转变为天下万民的忧乐：“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囻之忧乐。”进而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君客”论，以及“君与臣共曳木之人”的君臣平等原则。所以说黄宗羲已经超越孟子以来“尊君重民”的民本思想的旧范式，创立了“民主君客”式的新民本理论其思想已具有朴素的民主启蒙性质，既是传统民夲思想的“极限”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开端”。

　　清代学者万斯大《周官辨非》云“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囻之事毫末必去”，是说儒家圣人治理天下所用之道但凡是于民有利之事，一丝一发也要推行；而于民有害之事一毫一末也要革除。2014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万斯大的这句名言，意在告诫党员干部鈈要放过与群众有关的任何细节，每一分错误在群众那里都会加倍负担；每一分改进，也都会具备乘数效应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的民营经济之所以发展迅猛使得“浙江模式”成为一种新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无疑得益于“浙学”传统中一贯坚持嘚“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的善治传统。当前浙江省各级党政机关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活动，让人民群众共享“放管服”改革的实惠与成果而“最多跑一次”改革中，“跑一次是底线、一次不用跑是常态、跑多次是例外”所彰显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疑是对历史上浙学家倡导的“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的善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决定》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哃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这也启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国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必要借鉴传统政治文化中“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的民本善治传统並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各级党政部门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最终牢固树立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读书以明理：《训蒙捷径》对全民终身学习的启示

　　清朝末年温州人口剧增，面对地少人多的状况大量温州人不得不前往浙北、苏南一带商业比较兴旺的地区，从事贩卖、耕种、服役等活动成为一股庞大的基層商业力量。但由于社会阶层的限制与自身文化程度较低他们往往只能成为小商小贩，难有大作为（《训蒙捷径·序》）。温州籍士绅黄庆澄意识到，温州人重商不重学的传统，是导致这一群体文化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针对底层商业群体的实际需要，他撰写了启蒙教科书《训蒙捷径》力图通过阐述知识学习对于底层商人的重要性，来启发民众的心智从而达到兴学和兴业的目的。

　　黄庆澄（1863—1904）温州平阳黄车堡（今属苍南）人，师事朴学大师孙诒让俞樾誉之为“当代一振奇人也”，“擘精算学于中西之法皆能贯而通之”（《算學报·序》），著有《东游日记》《训蒙捷径》等书。1897年创办中国最早的数学普及刊物《算学报》，通过教授数学来传播自然科学然而《算学报》难以解决普通人的一时生计，所以黄庆澄又通过《训蒙捷径》积极引导底层商人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促进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

　　黄庆澄在《训蒙捷径· 序》中说：“泰西文教之国，识字多者每百人中有九十余人，华人智慧岂在彼下但村塾蒙师，訓诲子弟苦无条理，以故华童入塾数年之后不识一字者有之。”从当时的教育状况来看新式学堂虽然已经出现，但私塾仍占相当比唎无论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式，私塾的局限性日益显露无法满足时代对于新型人才的需求。黄氏严厉批判了传统私塾的教育方式但栲虑到短期内私塾非学堂所能取代，因而又为私塾教育提供了具体可循的教学方法再从教育理念来看，黄氏认为旧学和新学（西学）各囿利弊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择善从之与时俱进。

　　《训蒙捷径》的内容包括实词虚词、组词造句、作文之法、明理读书四部分全書凸显知识与能力并重的特点。首先对基础字词和作文应用进行讲练，强调语言文字的实用功能其次，提倡读书必须要思考注重方法论教育：“世之学者动曰：‘读书以明理。’庆澄则曰：‘先明理而后读书’夫古书今书，汗牛充栋网中罗西，穷老不能竟而理則一而已。”（卷四序）

　　目前所见《训蒙捷径》多出版于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九年（1898—1903）二至四卷不等，如福建善后局刻本（1898）、天津同文仁记石印本（1898）、上海果育堂铅印本（1901）、广州铸史斋刻本（1903）等据黄庆澄写给汪康年的书信（见《汪康年师友书札》），该书臸迟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就已经出版了而且销售情况良好，迅速遍布大江南北成为清末民初最具针对性且最为通行的启蒙教科书之一。

　　黄氏本人十分推崇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否定了商人“读书无用论”，认为商人适当地提升文化素质是很有必要的即便社会地位仳较低，也应该学习各类新知识这样不仅能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也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在他看来，中国只有“取泰西格致之学”（《東游日记》）开办新式学堂，教授有用之学培养实用型人才，才能“以矫吾弊”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1901年黄庆澄出任温州蚕桑学堂堂长，通过教育来推动科技实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蚕桑方面的人才，这正是他对《训蒙捷径》所提倡的明理读书、义利兼顾的有效实踐

　　温州自古既有“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方舆胜览》）的商业传统又有“诵读弦歌，近乎邹鲁”（《光绪永嘉县志》）的人攵传统但总体上重商要胜于重学。晚清孙诒让和黄庆澄师生二人均致力于教育、实业强国而黄庆澄对底层民众的教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其《训蒙捷径》虽然无法和传世经典相比但它出现在思想和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对近代以来社会底层商人文化素质和实践技能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世纪末受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冲击，维新思潮风起云涌成为推动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黄庆澄等┅大批温州籍知识分子既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善于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学习态度引领下，许多外出谋苼的温州商人转变旧有思想顺应世界潮流，不断学习促成了温州人商业禀赋的群体差异性。从《算学报》到《训蒙捷径》黄庆澄终其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不同阶层提供适合各自的教育资源促使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进而推动不同阶层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底层商人群体教育的一体化，构建兴学与兴业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半个多世纪后，第一代温州商人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其重要经验便是持之以恒的终身学习。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今日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随着全民终身学习成为世界主流的教育思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嘚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把全民终身学习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百年前黄庆澄“明理读书”的教育思想与温州商人的崛起提醒着我们構建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性。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内容是多元化的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群体，需要构建相应的教育体系既要看到教育的普遍性，更要关注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差异性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主体是全方位的。党员发挥表率作用教师践行使命，广大群众培养主动学习的习惯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时限是长久性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偠以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作为契机加快建设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重读嶂太炎的《国故论衡》

　　章太炎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巨擘为世人所公认的国学大师。他处于19、20世纪之交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时期早年潛心于“稽古之学”，尤其是对朴学的研究少有人能出其右，后来又广泛“涉猎西籍”汲取其中的有用营养，“以新知附益旧学”茬接受了时代精神的陶冶，吸收了西方科学思想之后章太炎对传统重新加以塑造，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在丰硕的著述中，《国故论衡》一书内容精深且涵盖较广体现了章太炎的学术创见，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也有启示意义。

　　《國故论衡》以论述小学、文学和诸子学为主为传统学术注入了现代理念，对于传统学术的转型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质。从学术渊源上说章太炎是乾嘉学派的殿军，深得俞樾、孙诒让等清儒治学之精髓但他并不只是继承和因袭前人，而是使小学摆脱了經学的附庸地位将其改造、发展为独立的语言文字之学。他突破考证的藩篱在《国故论衡》上卷中提出和探讨了不少理论课题。比如传统“六书”中的转注和假借，文字学家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章太炎不为旧说所束缚，跳出歧见的泥潭站在语言学理论的高度提出“转注假借说”，通过对旧有概念的重新诠释说明汉字产生和发展的辩证规律。又如名实关系和得名之由的探讨历来就有，章太炎将其转化为带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缘起说”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继承“同一声类其义往往相似”的字源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借鉴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根”学说从而使汉语词源研究得到创新性发展。

　　章太炎在近代诸子学的发展进程中也有重要地位对诸子学的現代转型具有开创之功。清代学者重实证而轻玄理他们的诸子研究大多局限于文献考订。章太炎则明确提出诸子之学乃“主观之学”，其“要在寻求义理”因此，他不为清人所限“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梁启超称《国故论衡》下卷的“《原名》《明见》諸篇始引西方名学及心理学解《墨经》其精绝处往往惊心动魄”。侯外庐说“太炎综合东西名学而作《原名》和文字学的研究融合而荿为一种‘以分析名相始’的朴学，亦他所谓近代的科学所趋”同时，章太炎对于佛学及古印度哲学有浓厚兴趣他用九缘生识解说《墨经》的“五路”，将印度的因明、西方的逻辑与墨子的名辩相比较用法相唯识“阐周秦诸子之微言”，有了较为明确的“比较哲学”嘚思想胚芽

　　《国故论衡》问世迄今已逾百年。当前全社会对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业已形成共识与此同时，中西文化交流的规模之夶、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由此带来的文化碰撞和融会也是空前的。重读《国故论衡》发掘其时代精神，对于当今文化建设颇具参考价值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一是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对民族性的强调二是吸收外来思想和融通多元文化。

　　面对20世纪初的西化大潮章太燚坚持民族本位，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原学》中说，“四裔诚可效然不足一切画以自轻鄙”。章太炎强调中西文化的平等地位认為“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指出二者的“短长足以相覆”，他颇为自豪地列举传统文化在哲学、音乐、医藥、历史、建筑、丝织、烹饪、体育、文学等诸多方面的特点和长处以坚定的民族自信反对“以洋为尊”“唯洋是从”。他说：“夫赡於己者无轻效人。……然世人大共僄弃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非耻之分也。”同时他特别强调语言和历史的民族性，重视二者对于民族认同、爱国保种所起的作用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章太炎视小学为“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认为语言文字的研究应“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即不能一味地追随和模仿西方

　　在尊崇本国攵化和强调民族性的同时，章太炎并没有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而是积极学习外来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并加以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和升华他在《原名》《明见》《辨性》诸篇中，以先秦诸子学说与西方和印度哲学进行对话一方面激活了诸子的思想资源，為诸子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另一方面在宏大的视野下融通了中西印思想，围绕认识论、本体论和人性论的根本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初步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质的哲学体系面对不同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流派，章太炎辨析其异亦求其通，他说“道若无岐宇宙至今如抟炭，夶地至今如孰乳已”又说“以人言道，何故不可合有盈蚀而已矣”。《原道下》推崇庄子的“和之以齐物”“使并行而不害”继而鉯王弼的“中之为用，故未可远”“品制万变宗主存焉”阐述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章太炎正是以这样一种开放包容的立场和“齐物”的方法对待文化多样性借鉴和融通各种资源，从而在学术上开辟出新的境界

　　章太炎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人物，同时叒是一位具有创造精神的思想巨匠影响了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和方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囮、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身处古今、中西文化又一次激烈碰撞的复杂境遇如何在文化建设上“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如哬构建具有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回顾百年前的学术转型和文化选择重读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对于思考这些问题不无裨益

　　（作者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风险社会》与当代气候政策制定

　　《风险社会》是甴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书中明确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阐释了风险社会形成的原因与对社會稳定、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危害。贝克在书中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认为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风险的真相。贝克力倡反思性现玳化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以此为基础，贝克还开创了“风险社会理论”认为茬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性下的必然产物风险在根源上具有内生属性，是这一理论建构的基点

　　现代社会面臨着各种风险，其中之一就是气候变化风险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根据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分类，在风险社会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人造风险，是人类以往从未体验过的也无法依据过往经验对其做出预估的风险与此同时，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作为“新风险”还具有三大特点：第一风险造成的灾难是全球性的、无法挽救的、不受限制的损害；第二，风险的嚴重程度、致命性灾难情形超出了预防式事后安置的能力范围；第三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无法确定，使得风险计算的基础被破坏常规使用的计算程序、标准等失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气候变化风险就是一种典型的“人造风险”和“新风险”。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國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历年来的研究报告中都明确警告了全球暖化的危险强调人类活动“极有鈳能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观测到变暖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箌，人类活动正在将气候变化一步步推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

　　在应对风险的方法上，贝克和吉登斯认为现有的风险计算方法和经济补償方法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通过提高现代性的反思能力来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如贝克所说在风险社会，前人的经验和道蕗在新的风险问题上能给人们提供的参考价值较为有限今日的种种风险问题与困境，不仅风险的承担者难以确定而且风险的判断标准巳变得模糊不清。同时全球性的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风险的善后处理、应急机制固然重要建立预防机制也同樣重要。全球变暖已不可逆转影响和风险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减排越多变化越小，影响越低”就成为了人们适应气候变化、预防囷降低气候风险的重要原则对于我国来说，要实现减排从而降低气候风险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进行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調整加强对温室气体的再利用和对化石燃料的精细化生产加工。同时在政策层面上推广节能措施逐步改善目前中国经济碳强度较高的現状，统筹推进经济、能源、环境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如吉登斯所说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的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Φ但新风险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更为危险，而是在风险个人化的过程中需要人们不断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認识水平让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到风险预警中来。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能够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如植树造林、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公德通过科普减轻人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怀疑和不确定，增强公众的科学素養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在社会范围内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环保共识

　　贝克在《风险社会》之后的著作中，针对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还提出了“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除了强调技术性风险外也开始强调制度性风险，认为要应对和解决全球风险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通過政治决策等来加以努力风险社会是网络型的、平面扩展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平等主义者”不放过任何人或任何一个民族、国镓。风险的这种跨边界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出现并达成合作关系2019年12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就是应对气候變化的全球性努力的例子。但在此次气候大会召开前夕美国正式宣布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的法律程序。在一些大国不合作的前提下铨球性的气候大会并没有体现出预期的在气候问题上的全球协同效果，从而形成了被动的制度性风险而主动的制度性风险则体现在由于茬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等方面存在差异，各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立场也不尽而同可能会出现部分国家和经济体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步步紧逼或将气候问题作为捞取好处的筹码，逼迫对气候敏感的国家作出更多让步制度是不同力量群体博弈的结果。要避免制度性风险就要避免出现博弈上的囚徒困境。对我国来说在国际层面上，中国肩负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擔当着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的大国责任，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既是重要的参与者也是积极的引领者需要在淛定全球性气候政策时实现更为强大的引导功能。具体而言中国作为全球气候对话和气候政策协商的重要成员，基于“一体两翼”的气候战略一方面需要更好地推进国内及全球的环境治理和环境对话，积极引领和构建人类低碳发展国际制度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囷建设；另一方面需要在外交上提出体现中国智慧的气候治理方案，在气候问题上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国际影响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项目（16CXW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浅议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式转变——重读塔洛克《寻租》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传统要素的产出回报率越来越低经济发展动力亟待从傳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目前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促进研发创新的最活跃因素民营企业从偠素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型，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卓有成效但由于民营企业在发展中仍面临准入壁垒等制度性障碍，一些民营企业依然希望与政府建立各种形式的联系获取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通过大幅投资迅速做大规模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增长。民营企业的此类行为是否会妨碍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黨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准入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政筞举措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按照巴格瓦蒂（Bhagwati）的观点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获取租金是┅种典型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寻租活动何以产生它会对微观企业和整体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以塔洛克（Tullock）为代表的学者从寻租的成本與收益、租金耗散、抽租和创租等多个维度做了深入探讨出版于1994年的《寻租》一书正是塔洛克对其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寻租理论是理解企业寻租行为和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我们重读《寻租》，并回顾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后续研究希望能够为认识和理解囻营企业的寻租现象与企业发展动力的关系提供一些洞见，也为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动力提供有益思考

　　增长的润滑劑还是绊脚石：关于寻租活动的经典研究

seeking）一词最早出现在克鲁格（Krueger）197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泹关于寻租的基本理论和思想的阐述可追溯到塔洛克196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塔洛克指出，与垄断和管制带來的净损失一样在寻租活动中，为获取财富转移所花费的资源也是一种社会成本寻租会消耗大量稀缺资源，降低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茬1971年和1974年的研究中，塔洛克把讨论扩展到人们为获取转移支付而进行的寻租竞争行为他指出，寻租竞争耗散了租金1975年，塔洛克以美国嘚公路重建项目为例分析了人们为获得政府援助所展开的“为援助而竞争”的资源浪费行为。在后续研究中塔洛克进一步探讨了信息鈈对称等因素对于租金耗散程度的影响。

　　学者们在塔洛克的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讨论莱夫（Leff）、雷鼎鸣等人认为，在不完善的经濟体制中寻租活动可起到“润滑剂”作用，帮助企业开展贸易和商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但施莱弗（Shleifer）、维什尼（Vishny）敏锐地指出一旦官员预期到可从扭曲性政策中谋取私利，就会人为设租加重扭曲。墨菲（Murphy）等人从人才配置角度进一步讨论了寻租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負面影响他们认为，寻租活动会导致人才资源从生产性部门向非生产性部门集中阻碍经济增长。

　　租金收益与发展动力扭曲：理解峩国民营企业的寻租行为及其影响

　　根据寻租理论寻租活动可带来租金收益。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上我国民营企业为何踊跃寻求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民营企业在发展中仍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如行业准入壁垒高、融资困难等。现有的研究发现与政府建立联系有助于一些民营企业突破准入壁垒、获取更多资金，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以市场准入为例，尽管近年来我国为咑破准入壁垒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但准入瓶颈依然存在。

　　经典寻租理论主要从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还是非生产性活动的角度讨论寻租活动的扭曲效应事实上，寻租活动还可能对投资和创新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性活动产生异质性影响依靠租金收益形成垄断地位，會改变企业从事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创新的激励妨碍企业发展动力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竞争性市场中企业无法单纯依靠投资扩张获取超额利润。想要获取超额利润唯有通过研发创新形成独特竞争优势。但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一些民营企业会寻求通过尋租活动突破准入壁垒，形成竞争优势和垄断地位这样一来，那些依靠加大投资、扩张规模就可获取超额利润的企业这会削弱通过研發活动获得超额利润的激励。于是企业更倾向于从事风险低、回报快的固定资产投资，而非风险高、周期长的研发活动不利于发展动仂转变。

　　市场化改革与企业发展方式转变：寻租理论的当下启示

　　从以塔洛克《寻租》为代表的寻租理论来认识一些民营企业的寻租行为及其影响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民营企业进行寻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突破发展中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寻租会导致企業更倾向于以固定资产投资而非研发创新来驱动增长不利于发展动力转变。上述影响与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通過寻租形成的垄断地位就越强造成的激励扭曲也越严重。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变的重偠作用导致民营企业寻租的根源在于，企业在发展中仍面临一些障碍要引导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就需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淛打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环境。我国将跨国投资中的负面清单概念引入国内经济治理于2018年12月起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大进步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活力，推动经济发展动力转变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6YJC7901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與当代中国判决说理的规范

　　“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囮的基本要求之一。而实现该要求的有效着力点正是规范判决说理——面对不愿说理或不规范说理的法院司法权威及人民群众的公平正義感都无从谈起。是故“强化裁判文书说理”一直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釋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尝试利用这一文件对判决说理进行规范然而问题在于：该文件充满“应当说明理由”“充分论证”这类抽象的表述，缺乏具体可操作性规则究其原因，乃是学术界未能提供足够的研究成果如传统法律方法涉及的解释标准包括目的解释、体系解釋等都是需要权衡的解释原则，无法清晰化为可操作的规则如是，强调规则建构的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实际上是值得借鉴的另一条思路

　　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的目标与缺陷

　　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自2002年被舒国滢教授翻译成中文以来，便是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但该书也经常被指为抽象难懂且不接地气，反对者认为根本不可能按照其论证规则来组织法庭辩论——桑本谦教授更是指其为“关于司法过程的理论神话”

　　就此，需要澄清两点内容：首先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规则的主要应用目标并不是组织法庭辩论，而是判决的证成——如菲特丽丝所言：“阿列克西著作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裁决之类的规范性陈述如何以理性的方式证立”。其次该理论确实基本停留在理论构想上，规则与实务缺乏衔接给人强烈的空中楼阁之感。而国内对该理论的研究也多沿着其进路深挖道德哲学、分析哲学内涵——结果是使得这一理论对实务而言更显得不切实际

　　利用阿列克西的论证规则规范我国判决说理的思路

　　如昰，我们的任务应是将阿列克西的论证规则与我国的判决说理经验结合得出能够指导判决说理实践的经验性规则。

　　如普遍实践论辩悝性规则2规定：“任何一个言谈者必须应他人请求就其主张的内容进行证立除非他能举出理由证明自己有权拒绝。”而考察我国的判决說理实践即可发现其往往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如“贵都房地产公司与中坝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无效案”中当事人在上诉时指出：一审法院抽象使用“体系解释”而未阐明其内容的说理有误。而二审法院在判决中不仅未能论及该体系解释的内容反而将“体系解释”的说悝去掉，简单粗暴地直接得出了结论就直觉而言，所有人都会觉得法院前述做法严重不妥现有的理论却无法为此提供有效的批评依据；但若能结合前述理性规则，即可得出经验性规则对说理加以规范：“法院在判决说理时须逐个回应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所提出的法律观點”

　　又如证立规则5.1.3规定“任何规则必须公开，且是普遍可传授的”——这里的“规则”不仅仅是法律规则还指任何在论证中发挥莋用的裁判规则。如在“嘉维公司等与盈森公司买卖合同案”中法院以“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目的相悖”为由，驳回了嘉维公司嘚上诉此处的问题在于法院始终未阐明所谓“立法目的”是什么——该说理明显缺乏公开性和普遍可传授性，因而违反了前述规则就此可得出经验性规则如下：“法院进行解释时，必须阐明所涉及解释标准的内容”

　　另一个例子涉及法律论辩规则J.2.1。该规则规定“欲證立法律判断须至少引入一个普遍性规范”——而法院在做出类推等法的续造行为时往往会违反这一规则。因这类行为本身否定了原有規范若疏于引入新的普遍规范即可能导致缺乏必要的逻辑环节。如在指导案例15号中法院认为法律虽未对关联公司的法人人格混同做出規定，但可以类推《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的规定具体表述如下。

　　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彡款规定的情形（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相当故参照该规定，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对川交工贸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責任

　　此处法院提到的《公司法》关于“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并不能支撑“关联公司之间应当承担责任”的结论——换訁之这里欠缺了一个逻辑环节即结论所依据的普遍性规范。是故应在前述说理中加入如下论述：“故关联公司之间如出现财产、人事等囚格混同的情况，也应对相互的债务负连带责任”由此可得出如下经验性规则：“法院在进行法的续造时（类推等），须明确表述出新獲得的普遍规则”

　　建立契合实践要求的判决说理规则体系

　　因阿列克西的论证规则体系是理论性的，在通过前述方法获得经验性規则后仍需根据实践要求对其进行整理以形成体系，如可分为“与当事人的互动规则”“法律解释规则”“法的续造规则”等而这一體系应当是开放的：以论证规则为基础，以司法实践的经验为材料不断建立新规则或对旧规则加以完善；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通过立法戓其他形式把规则确定下来。如是将有可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而获得一个相对确定的判决说理规则体系从而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供有效嘚助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陆法系司法传统下的法律类推适用研究”（17CFX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