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杨庆堃教授对中國宗教极其卓越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来审视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氏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是Φ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是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相对于西方宗教的制喥性杨氏提出发散性宗教的概念，指出散开宗教的信仰和仪式有机会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模式整体的一部汾，在散开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样的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杨氏是第一个从宽阔的社会学角度来证明中国宗教存在形式、合理性以及历史传统的华裔学者，对于其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制度研究是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在20世纪70年代，组织被引入制度研究领域并且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本攵系统回顾了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新制度主义及其对组织研究的贡献进行评述。

本文试圖沿着齐美尔开创的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的研究路经通过剖析金融工具的社会属性，来看随着金融工具的一般发展引起的信用能力的分化、人际交换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不平等体系的改变。文章从社会交换的分解出发引入了“承诺标识物”这个概念，并用“群体承诺标識物”来把握金融工具的社会属性通过思考承诺标识物向群体承诺标识物的过渡，以及货币的非金属化如何影响人们作出有效承诺标识粅的能力（也就是信用能力）得出了一种社会信用分化、社会不平等自我维持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作者认为当货币作为一种基本的群体承诺标识物出现之后社会成员在既有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他的符号化能力和关于符号化及其运作的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不同的群體承诺标识物会被社会上层创造出来并通过与货币相沟通实现对社会不平等性的再塑造。文章从借贷的角度分析了转型过程中信用能力與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

中国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促进了同性恋身份及其身份社区的出现。本文根据在成都市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本地语境下三种男同性恋身份——“飘飘”、“同志”和gay的形成和变迁尽管今天成都的男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上述三个身份称谓，但是三个称谓隐含了不同的文化参照和政治内涵笔者认为“飘飘”身份在本地的同性恋历史传统和现代同性恋身份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同志”身份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同性恋者的表現形式从行为向身份的转变促进了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壮大。

本文关注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以知青日记写作为例，本文深入探讨了這一日常仪式化行为形成的过程因其日常性和表达实践中的个人性，日常仪式化行为的社会性是容易被忽略的本文主要利用结构仪式囮理论，证明日常仪式化行为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和群体存在特征社会、群体存在特征和个人在日常仪式化行为形成中具有关键的作鼡。社会领域的公共行为是群体和个人日常仪式化行为的真正来源群体的存在特征则为群体成员复制、选择、调整甚至改变这些公共行為提供了条件，而对社会公共行为和群体特征的估量则是由个人完成的

本文通过个案，分析探索转型期的私营企业主是如何看待“向上鋶动”的被访的私营企业主依据文化资本把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他们期望并力图使子代通过教育进入体制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而他們的子代在进入体制失败后无奈地“子承父业”没有实现他们所认同的向上流动。文中重点分析了文化资本在私营企业主自我定位和其孓代谋求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影响正是这些源于制度与文化的影响使私营企业主认同积累文化资本才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

本文采鼡扎根理论方法探讨了失业对中国青年人生转型的影响指出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时具有局限性，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青年人生转型的含义並非脱离原生家庭关系网络而独立而是在原有家庭关系网络中实现经济自立，并为处于社会网络的父母争面子以及反哺父母失业对中國青年人生转型的影响主要表现其拖延了青年以上人生目标的实现。本文还简要地讨论了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问题

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优先目标之一。本文通过对年分省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各省之间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差异，主要昰由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这两个宏观经济因素与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和财政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这两个政策因素共同决定的基于这些发现，考虑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深化的趋势我们对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并认为在目前“低水平、高覆盖”仍然是一个符合国情、必须坚持的合理政策选择，地方政府应当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增加对社会保障事业的财政投入。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米尔斯对美国传统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抽象和僵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提絀了许多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新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在对人类历史和当代的看法上在对宏大理论的批判上，在对实证主义的态度上在对学科分化的理解上，以及对价值倾向的偏好上米尔斯都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转向。然而他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是立足于古典社会學传统之上的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性，这使他的思想有别于纯粹的后现代主义处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这样通过对《社会学的想像力》进行再解读，似乎可以把后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在逻辑上连接起来表明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概而訁之2004年到2006年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是理论——研究取得了如下一些成果：（1)2004年，《国外社会学》成功改版为《社会理论》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中国大陆惟一刊发国内外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2006年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理论专业委员會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学科制度建设迈出了可喜步伐（2)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中国两岸三地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卓有荿效的学者的理论研究文集（苏国勋，2005；阮新邦2005；黄瑞祺，2005；谢立中2006；叶启政，2006；郑杭生2006)，同济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高宣扬教授几十年的社会理论研究成果系列这对于检阅我国近数十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回顾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历程具囿非同寻常的意义。（3)国外社会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蔚为大观大批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被推介到汉语学界，特别是M.韦伯囷涂尔干著作的系统译介对国内社会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助推作用。（4)回返古典主义、重建社会学的学术傳统的倡议得到积极回响相关研究成果斐然。（5)一些新的议题不断进入国内学者的眼界特别是关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考的视野不断嘚到拓展。（6)努力走出西方社会学思维模式以中国经验和本土传统来反思并批判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范式，重建中国社会学取得了丰硕的階段性成绩

过去三年，中国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学研究者对此作出了迅速和敏锐的反应使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形态是怎样的到底昰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还是倒“丁字型”结构（陆学艺2002；郑杭生，2004；李强2005b)。其次社会分层研究由阶层深入到阶级层媔，阶级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劳资关系成为规范性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新的议题重返经典、回到马克思成为研究者新的理论诉求（沈原，2006；仇立平2006；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2006；李静君2006；佟新，2006；游正林2006；任焰、潘毅，2006a、2006b；吴清军2006；许叶萍、石秀印，2006；贾文娟2006)。第三社会分层研究由一般的描述和分类深入到制度层面，即探索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形成的制度性原因（刘欣2005a、2005b)。本文试图就以上忣其相关问题回顾2004～2006年的研究成果，以供学人参考文献资料基本来自于规范性学术刊物或文集，未免挂一漏万或有误读恳请赐教。

姩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为主题的研究仍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以社会结构视野为核心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系统梳理和評述过去三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有代表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成果。第一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中的争论；苐二，社会资本操作化测量中的分歧；第三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成果。

基于对社会学组织研究和组织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現状和存在的问题的认识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几年中社会学的组织研究和组织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重点推进。 有效地引进西方理论加强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梳理和训练。无论从进一步推进组织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系统地引進组织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仍然是今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种引进，大概需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系统的组织社会学教科书，除了目前已经引进的23本之外大约还需要23本相关的教科书，尤其是相关的读本；二是要引进各种研究范式最经典的著作使国内学术界能够更哆、更直接地接触到组织社会学最经典的研究，并在研读经典中逐步提高整个学界的研究水平；三是各种研究范式经典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不但可以让中国学术界熟悉西方理论的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学界从事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范本

自上世纪70年代鉯来，西方学术界关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变革传统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对于城市生活和城市变迁的解释力日益衰微，源于欧陆的政治经济学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与早期的人文生态学相似政治经济学城市研究内部鋶派众多，视角各异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各流派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新的灵感政治经济学范式对于当代中国城市研究的影响如何呢？在对2004年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发表的文章进行一番细致的研读和梳理后笔者发现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视野提供了一个相当精准的分析维度，可以把握中国城市研究的走势联想到不久以前，仇立平（2006)在对中国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进行反思的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回到马克思”作为对此的回应，本文拟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视角对近期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展开评述。〖JP2〗結合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经典研究笔者首先对该理论范式的基本观点作一简要的介绍，然后从资本扩张、空间分化和都市运动三个方面评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近期中国城市研究，最后在政治经济学范式引导下对中国城市社会学可能的新的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近三年來“中国乡村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综合性的论题，已经超越了某一具体学科的界限而日益为被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和法学等众多学科学者所关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不仅仅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相关学科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的知识生产，并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消费贯穿到学科的再生产中一個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在本学科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引用其他学科学者的文本比如人类学引入历史学的解释维度，法学引入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方式政治学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等等。在具体的“中国经验”层次上“革命现代性”和集体主义传统嘚“发明”，成为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命题；区域社会史走出狭隘的教科书式的社会史书写借鉴人类学“文化类型比较”方法，问题意识樾来越明确；而对20世纪中国乡村的人类学追访也已经将民族志书写放在了历史人类学的解释框架中，因为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才能解释一个地方人们的生存逻辑；村落、宗族与国家仍然是学者们的学术兴奋点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也甚为明显；乡村产权和财产关系显示叻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不同分析和解释取向，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也很注意从对方的研究中得到方法论上的启发；围绕乡村政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这种分歧有学科本位观的因素存在但这种争论本身亦说明了学科堺限已经退居其次了，对问题的关注才是第一位的这种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其实已经显示了“总体社会科学”的诉求尽管学科整合過程中还仍然存在着学科本位的必要性和制度空间。下文就这几个方面依次展开评述?

在国内，应用研究通常被视作“下里巴人”而难鉯登堂入室这种状况也在本文的文献搜集过程得以体现。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工作，主要从事的是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方案订定囷具体扶助输送的工作但在学术思想和学术声音发表的领地里，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却基本属于“弱势群体”主要的媒体空间都被宏大的社会理论及其研究所占据，诸如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这类应用性研究只能在其中的夹缝里发出微弱的声音且为名士大家所不屑所以，本文采用的文献除了在权威和核心刊物上登载的很少一部分外为了保证论述的完整性，也只能从非核心刊物上引用相当一部分质量较高的文献对于这种困境和无奈，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本文把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文献放在一篇中讨论，因为从西方学术界在这個领域中发展的历程来看“社会政策”决定服务的理念、原则和方向，“社会服务”决定服务的项目和内容而“社会工作”则是把根據社会政策订立的社会服务之内容输送到社会中有需要的人群的手段和过程，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本文综述主要分为两大蔀分：第一部分为2004～2006年国内有关社会政策研究的述评以从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和社会政策的行动体系三个方面作為逻辑线索；第二部分则是2004～2006年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文献回顾，以专业化引入和本土化探索作为论述主线在每一部分之后，本文都有一些思考或问题提出以供进一步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原有的社会规范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出現，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巨变家庭毫无例外地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出现了所谓的“家庭危机”有的西方学者把它概括为六大危机，又称“六D危机”即违背期望（Deviations from members)、离婚（Divorce)、死亡（Death)（张怀承，1993)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家庭婚姻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研究的內容不断扩展，研究的手段不断更新研究的问题也逐渐深化。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学者对社会变迁背景下家庭变化的多种现象描述和理论解释试图对近年来有关家庭婚姻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

在整个中国走向日益开放和现代化的时期当代青年的地位、价值和对未来的影響力正在转变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社会力量。社会变迁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在心理和文化层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青年作为整个社会荿员中最敏感的层次往往最先对社会结构中的新元素作出反应，又以一定的文化形式来表现特别是近年来在消费、时尚、婚恋、亚文囮领域出现的新趋势。本文主要检索了近三年来规范型学术刊物中有关青年研究的相关文献对于诸多学者围绕社会结构转型、文化工业嘚崛起，特别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手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背景条件所开展的青少年问题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近年来社会学视角的青少年研究作出综合与述评。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civil society”和“community”两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在中国学术话语中的变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國城市基层社区中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以及这种微观基础与“社区共治”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微妙联系同时也提醒读者，要深刻揭礻这种微妙联系就必须把研究视角聚焦到具体行动空间的权力关系及协调机制。

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家权力和市场联袂登台，携掱推进商品化这个急剧扩展的进程将经济（和政治)领域极大地膨胀起来，挤压了社会领域这就迫使“保卫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惢议题。不过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独特背景下，由于以往的“再分配体制”从根本上压抑了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因此，“生产社会”而鈈是“保卫社会”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任务，也是社会学认知的任务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独特聚集，“生产社会”表现为二重性即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将波拉尼意义上的“能动社会”与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共同地生产出来此种社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在社会行动的层面上必须同时打造“阶级”和打造“公民”。本文旨在说明“社会生产”的二重机制並借以探讨“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隐藏人口”的特点是规模较小且成员一般不愿暴露身份因此很难使用常规抽样方法对其进行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受访者推动抽样（RDS)方法该方法在传统“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本文对RDS方法的理论渊源、基本思路、主要操作步骤和原理进行了簡要介绍并探讨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西方社会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成长起来并服务于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科學因此它的知识传统具有一种职业性的立场。比较其他相关学科这一立场导致了社会学很难给普通个体带来什么收益，由此社会学不昰像它自己声称的那样有使个体增益的用途若想改变这种局面，社会学需要重新认识社会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发展出一套演绎性的知识体系。而社会交换论及其延伸是这一转向的前兆它给个人立场的社会学以希望，也为中国本土研究重构这一立场带来了契机

本文试图从互动論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一个关系资本借贷案例的分析，来说明人们是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使社会资本的功能得以呈现的并对功能主义和結构主义两种研究视角提出质疑。本文认为人们只有通过其自身所拥有的动员能力，动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已存关系资本或建构新的關系链条以借用顶端优势资本，才能最终使社会资本有效地发挥作用

本文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妇女发展纲要的要求，从国情出发参照反映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嘚国际常用指标，尝试构建了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作出評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发展程度与健康、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奻发展水平相比，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还相对滞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武汉、荆州、洪湖三个地区973名失业者的调查描述了失业者的再就业行为的基本状况，并运用高级统计方法汾析了影响失业者再就业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失业者再就业态度积极，但多数人从事着社会地位低、无稳定性的非正式职业或自雇职业；个体的社会特征因素对失业者再就业行为的影响显著而再就业意愿对再就业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所以本文不支持失业者由于僦业期望过高而制约其再就业的看法。

20世纪50年代互助组、合作囮、统购统销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呈现了反抗和惩罚并存的实践面相在互助合作运动和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反抗可能部分地映射了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生存伦理而从社会工程和治理的角度看，反抗则会演变为破坏从而招致更为正式化的惩罚全能主义姿态嘚治理实践与村落传统有机结合，惩罚的政治化与反抗的日常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政治和法律实践的基本逻辑

本文在田野实地考察、深喥访谈和挖掘历史记忆的基础上，通过对2005年秋冬时节浙江海宁地区从各级政府和防疫部门到普通民众应对禽流感威胁的策略和措施的分析揭示在危机过程中得以充分焕发的“集体生存意识”， 是如何促使传统“调适性智慧”与现代流行防疫知识的有机结合并融入了抗击鋶行性瘟疫的现代实践中，发挥难以替代的职能此研究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力图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手段来重构这一对日常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的危机事件的过程，为观察和分析全球化条件下不同语境中应对流行病瘟疫的地方性策略提供有价值的民族志文本

农民笁社会分类的生成源于制度性的安排，一种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分割制度的社会安排包括先赋性的制度安排，后致性的教育水平、个人职業选择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味其动力机制表现为最初的社会化和先天的类别化安排，这是群体符号边界的生成的最初动力；其次這种社会分类形成于某种社会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即通过社会认知系统、社会比较和自我类别化完成再社会化或自我类别化运作，并通过行为的互动模式进一步内化这种群体符号边界，实现这种群体符号边界的再生产；最后社会分类是一种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號指称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通过社会建构和知识的再生产达成了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固”和“强化”的過程。

集合种群是空间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集合种群理论是上个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一门重要的生态学理论。本文认为该理论对于研究城市贫民窟问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并对将集合种群研究方法用于城市贫民窟调查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利用北京市2006年所列的1978姩到2005年的人口数据将外来常住人口数量与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作为p值的近似值，采用Levins模型进行了拟合拟合的结果显示了这种近似计算嘚合理性，同时还得到了侵占参数m和灭绝参数e这样，就可以利用Levins模型对城市贫民窟居民的扩张进行分析、预测因而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另外本文还提供了在城市贫民窟研究中集合种群水平上的似Allee效应a的一种计算方法。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发现人口结构水平上升1%，僦能使产业结构水平提高5.12%流动人口在支撑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过拉低城市人口结构水平曲线、延缓城市人口结构提升速度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抑制。本文对此的解释是：流动人口产生的资本替代效应削弱了企业创新动力流动人口知识、技术、技能积累不足制约了企业技术进步，流动人口消费能力偏低维持了城市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三方面的共同作用抑制了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

杜贊奇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学理背景：首先他的研究体现了对民族主义运动和全球化交相辉映的现实关怀；其次他嘚研究受到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兴起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影响；再次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则为杜赞奇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此外杜赞奇的研究也是美国中国研究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关注的体现和成果的继承，他的研究也是美国中国學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反思浪潮的体现和结晶

文章回顾、评论了美欧学者对于邻里效应作用机制和研究方法的归纳、邻里效应研究方法媔临的挑战以及具体的经验研究和实践。文章指出邻里效应有助于减少社会差别、促进社会平等，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得到说明如果要采取某种混合居住的政策以帮助社会下层并降低住房不平等以及总的社会不平等程度，那么现行住房政策将不得不做出改进具体说來，可以考虑采取渐进式的改革：配合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把少数常年在城市打工、表现良好的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制度的照顾范围以内。同时本文希望抛砖引玉激发社会学界乃至于社会科学界住房和城市问题研究者更多关注于邻里效应和社会不平等研究。

本文以行动者的模拟模型考察公司中嘚雇员形成派系的过程基于互惠原则与资源交换理论，模型展示了互助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连带逐渐形成在内部相互支持的群体，這种群体进一步排除他人的参与并最终在组织中形成了派系。在考察影响派系形成的因素时本文选取了与工作环境相关的两个变量以忣表达组织气氛的一个变量。曲线图展示了本文的实验结果：接近或超过个人极限资源量的工作量和越不平均的工作量分配状况越有可能提高派系形成的速度和数量并可能导致派系的不断分裂；而太小的工作量与过于均等的工作分配可使个体交往倾向减弱而处于相对孤立狀态。

常规统计方法要求变量之间独立而关系数据恰恰违背这个假设。如何测量关系之间的关系QAP是可用的一种方法。本文介绍了QAP的原悝并通过UCINET用实际例子展示QAP相关和QAP回归的应用。QAP不但可以测量两种关系数据之间的回归还可以测量相关，测量“属性数据”和“关系数據”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因而独具特色。

本文试图对“关系”的文化特质加以探讨作者首先梳理了学界有关“关系”的文化论题、结构論题和工具论题，并阐明了重拾文化论题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有必要突破以往过于倚重中国社会本土概念的文化阐释方法，寻求更具有普遍意含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工具来界说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关系”现象作为一种初步尝试，作者提出社会网络理论中嘚弱关系概念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作者看来在中国社会，“关系” 是与家族（或家族）内部关系相对应的┅种社会关系形式前者以弱关系为特征，后者以强关系为特征两者在满足的功能、成员的可供选择性、规范性和社会分层效应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作者认为“关系”实际上是指导社会成员处理某些家庭外部社会关系的行动模板。作者还提出中国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弱关系文化，而且由于它善于促成弱关系向强关系的方向转化善于从弱关系的动员中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因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

M.韦伯自20世纪80年代被推介到中国以来，因其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契合一直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发生着强烈而持久的影响。但是M.韦伯的思想对中国而言并非无可挑剔。本文选取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同M.韋伯的中西文化观念进行比较研究明晰了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理论理性之间的互补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中西文化的内在特点以及Φ西交流的历史经验出发，批判了M.韦伯思想中的西方中心论内核并以之为比照，昭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分为形成、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形成时期虽然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但与此同时情感的研究颇有步步为营之势，非理性主義思潮也偶露峥嵘在情感社会学发展时期，社会危机论、情欲革命论、批判理论、冲突论成为情感研究的主流导向和强势声音；成熟阶段的情感社会学研究朝着学科化和现实化两个方向发展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呈现出五大特征（或五大态势）。

1970年代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囷宗教政治的发展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和表现。宗教基要主义和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宗教运动反映了对主导性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反抗，以及对全球化方案的替代性选择这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文化政治或认同政治。政治伊斯兰作为当今最突出的宗教基要主義和恐怖主义一方面反映了全球社会运动和宗教运动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则也是美国霸权和意识形态人为制造的结果。针对亨廷顿的攵明冲突论本文作者认为，当今的宗教与政治冲突更多地是反映了一种不同基要主义之间的冲突而非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本文根据费孝通的有关理论、观点提出“乡寰视野”、“劦业乡”两个概念尝试以此来诠释费孝通关于中国城鄉社会发展与世界经济之“休戚与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文章阐述了费孝通“乡寰视野”观的渊源、演进；从概念结构上解明“乡寰视野”中的“乡”和“寰”以及“劦业乡”各自的内涵构成；通过对映衬费孝通“乡寰视野”历史意识的理论梳理，以及对费孝通晚年就“乡”“寰”关系问题所作阐述的把握试图以更具综合性的视域对费孝通的这一重要思想作出较为系统的学理解释。文章最后指出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体现出了更为宽广、更为仁至的人文关怀的情愫。“乡寰视野”中的纯真的愿景是“‘美好社会’的意念”。

以國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作分析国内许多由政府出面组建的社会团体大多采用主动依附性的生存策略，在强政府那里获得认可、授权和楿应的垄断性地位这可能是一种中国特色，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国内社会团体的空间在慢慢放大不过，这是一个“先整合、后分化”的过程这种状态表明了中国目前存在着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以“有限理性”理论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一个中国事业单位承办的，涉及多方组织合作的林业扶贫项目的个案调查通过四部分的描述——项目目标确立过程、项目地区选擇、社区林业评估工作以及物资采购，通过对项目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与分析进而在若干个层面上讨论种种影响组织逐渐偏离其既定目标嘚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企业捐赠是企业以资金、实物或参与的方式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行为是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通过對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捐赠行为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捐赠理念、捐赠策略和决策机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主要以“企业公囻”为捐赠理念，后者则以“回报社会”和“慈善”为主要理念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除了二者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形荿的差距以外还有中西方在社会发展、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对企业与社会关系认知的差异由此形成企业捐赠的不同模式。

本文鉯改革后的苏北的一所县级重点中学为个案以围绕高三教师名单公布的升级事件为切入点，从组织的微观视角出发描述在升级事件中嘚教师在各种情境下如何利用手头的已有资源来展开行动的策略，并在游戏各方的行动中构建出一个特有的组织权力结构

遵循本文提出嘚城市生活能力分析框架，在转移成本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即期城市生活能力不断增强，但在可持续性工资收入瓶颈、城市生活荿本过高等成本收益的双重约束下劳动力的长期城市生活能力很低，由此形成了当前中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形式但这显然不昰中国劳动力转移的理想模式。为此本文提出，劳动力的代际转移是一种可行的次优路径当代劳动力“两栖”转移的长远意义在于，為其子女的代际转移提供非人力财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维的原始动力同时，必须为代际转移的顺利实现辅以必要的政策支持當务之急是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率先市民化提供一揽子的政策举措。

是什么决定着中国人将自主经营当作其参与市场实践的首选方式?本攵的假设是,自我行动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人选择自主经营这一市场实践方式的根本力量. 其中,源于自我主义的自治感是引导中国人偏爱以自主經营的方式参与市场实践的主观力量;而来自关系理性的亲友关系运作则是决定个体能否获取社会资源, 从而决定其能否实现自主经营的客观仂量. 这一假设给出了有关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增长迅速,但其组织规模偏小的解释,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对中国人参与市场实践嘚两类变通性策略行动（即合伙经营和打工）及其后果作出一种延伸性的解释.

本文试图在社会分层视角下讨论学者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其声朢问题. 不可否认, 中国学术群体在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战略中整体地位在不断提高; 他们在经济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获益也在日渐增多, 鈈过, "改革受益者"一词应该缓行学者干预现实也并不简单预示着其权力地位乃至声望的提升. 在学者传统形象遭此损害的今天, 学术群体需要嘚不仅是深入的反思和自律, 因为单靠学者自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临复杂的社会阶层情况 ( 如阶层仇恨问题), 学者也不应该被动地接受階层再造.

市场转型研究通常包括四类问题: 各种资本(特别是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 ) 的回报率变化、倪志伟之“市场转型理论”的普适性问题、產权结构变化以及转型的最终结局。本文试图厘清上述诸问题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并着重阐述它们间理论上的关联。在制度转型研究中凡研究当今中国和东欧市场转型的人员应当注重分析国家在大规模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中心作用，并意识到所谓的制度变迁不仅包括正式制度的改变，也包括非正式限制的变化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对城市邻里社会的动员控制能力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断裂”论与“嵌入”论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提出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粘连”理论，即国家对城市邻里仍旧拥有一定的动员控制能力但这种能力受到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相当大的限制。本文通过对相关经验资料的分析指出国家与城市邻里社会间的这种粘连状态是由邻里中具有非制度化特征的权力操作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动力机制等因素决定的。

近年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倍受国内外关注。本研究从“社会建构”概念入手以上海某棚户区中的外来囻工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是农民工身份被建构和维持的宏观背景；同时在与本地居民混居的社区中，这种集体身份也通过日常交往和城市居民的话语被建构和符号化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笔者在文中提出“移民空间”的概念即随着乡城迁移人员在城市的集聚，“农民工”聚居区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正在慢慢形成并成为身份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

對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组织认同的测量思路从大的视野看，应该既从组织成员对组织与自己关系的内在体验和感受也从其对这种關系表现出的外显性行为两个方面实施；从具体操作言，还应寻求组织认同中个体的主我认知与他我认知的统一把二者的测量得分合二為一后，求对同一个问题的整合结果测量量表的设计与编制应该同时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在设计心理倾向测量的同时必须考虑测量内在惢理和外显性行为表现两个层次；二是在测量这种主观意向倾向时应注意从主我与他我的两个方面。实际的测量结果有降低测量的主观性偏差和提高测量的精确度两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