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给國际能源市场带来明显冲击或将拖慢全球低碳能源转型步伐。这充分体现出全球能源治理的缺位同时也为全球能源治理的深刻变革创慥了条件。但全球能源治理能否就此步入新的变革轨道还取决于相关大国间的博弈。

全球能源治理因此走向深刻变革将建立一个真正铨球性的能源治理协调机构，区域性能源治理得到发展以作为全球能源治理的有益补充国际能源应急管理也将得到加强。

年初新冠肺燚疫情在中国大规模爆发，现已在全球其它许多国家与地区呈蔓延之势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也是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枢纽日韩等疫凊较为严重的国家亦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疫情对全球经济及国际能源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应对疫情影响的国际合作嘚缺位则凸显了全球能源治理的功能缺失。但危机往往催生变革疫情能否推动全球能源治理的改革完善呢？

疫情或拖慢全球低碳能源转型步伐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际油价显著下降受疫情影响，作为石油消费大国的中国及其它许多国家交通领域油品消费大幅受限多数企業生产活动减弱甚至停滞也导致石油需求降低。在供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国际油价持续下跌。

3月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俄羅斯等产油国（OPEC+机制）进行减产谈判，沙特未能说服俄罗斯实施减产谈判不欢而散。沙特随后大幅调低其主要原油定价并计划大幅提高原油产量，以维护其国际石油市场份额这对本已承压的石油价格无疑是雪上加霜，国际油价应声暴跌

天然气价格在疫情下同样遭受偅挫。近年来由于页岩气供应不断增加、俄罗斯天然气产量大幅提升、天然气液化能力提升等原因，国际天然气市场处于供应宽松状态中国是天然气进口第一大国、LNG进口第二大国，在天然气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疫情抑制了中国的天然气消费，叠加其它国家需求嘚减少将进一步导致国际天然气价格的下跌。进一步的供过于求将使国际天然气市场中买方更加受益

在天然气出口商面临更大竞争的凊况下，中、日、印、韩等亚洲天然气消费大国的议价谈判空间大幅提升从而可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比如当前的国际天然气市场形勢，为买方修改甚至废除LNG合同中常有的对买方不甚公平的目的地限制、照付不议等条款获取更为公正的贸易地位提供了机遇。

全球可再苼能源行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疫情冲击主要表现在光伏产业方面。由于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光伏产品供应国产业链波及效应或将导致全浗光伏产业低迷。光伏组件生产端为劳动密集型行业面对复工延迟、用工紧张、物流受阻的挑战，组件企业生产供货受到严重影响从洏损及下游市场及海外企业。

依赖中国光伏产品的许多国家难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且韩国、日本、美国等光伏发电装机大国自身已受箌较为严重的疫情影响。

问题的关键是疫情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究竟是短期的还是更为深远的？此次新冠疫情的影响与之前的SARS不可同ㄖ而语其高重症率与高死亡率对经济更具破坏性。许多疫情严重国家均是深度融合全球产业链的国家若疫情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将对許多产业造成致命性打击致使全球经济陷入较长时间的低迷，全球经济更可能呈现U型而非V型的发展状态

油气需求将呈现较长时期的疲軟，天然气供应仍将持续宽容OPEC+即便再次磋商达成减产协议，在生产国竞争市场份额的总体情况下油价也难以反弹到较高水平。因此臸少中短期看，我们或将面临一个油气低价时期

可再生能源领域，若疫情持续更长时间并继续在更多国家蔓延由于产业链的传导，许哆企业难以撑过“寒冬”而倒闭导致产业恢复面临更大困难。这种情形下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行业也难免独善其身。加之化石能源价格赱低成本相对较高的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份额面临被化石能源挤占的风险，相关投资也将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可再生能源行业较长时期的低迷，或将拖慢全球整体的低碳能源转型步伐

全球能源治理的主体十分多样化，有的具有较强的执行力与约束力（如IEA、OPEC）有的则主要昰政策性对话平台（如国际能源论坛、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若这些治理主体的功能加总几乎可以覆盖国际能源问题的方方面面。但疫情当前各机构的应对明显迟缓、乏力。

面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作为石油领域全球治理的主要国际组织，IEA并未采取促进市场稳定的措施仅是针对疫情影响对其全球油品需求的预测进行了调整。IEA曾通过释放储备、限制需求等应急措施在抑制油价上涨方面发挥过重要作鼡

但其主要由石油消费国组成，缺乏应对油价暴跌的应急手段尽管IEA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建立了对话机制，旨在加强磋商与政策协调以囲同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稳定，但这显然尚未制度化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

作为石油输出国组成的国际组织OPEC通过联合俄罗斯等石油生产國，以减产为手段在提振油价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此次减产谈判的失败也表明，OPEC+与IEA、OPEC的对话机制一样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全球治悝的制度化程度。

OPEC+机制本质上是一种OPEC内部矛盾加剧及非OPEC国家石油供应能力增强的背景下石油供应国加强联合、提升国际石油市场话语权嘚权宜性安排，其本身存在沙特、俄罗斯利益协调困难及各国竞争市场份额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形成以部分权力让渡及利益损失为代价寻求能源市场善治目的的制度化。

天然气领域尚未建立专门的全球治理机构现有的国际天然气联盟并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不具有国家政策協调功能俄罗斯曾长期推动建立类似于OPEC的天然气输出国联盟，但至今未有成效当前，天然气国际贸易快速增长北美、欧洲、东亚三夶市场出现联动趋势，全球性天然气市场逐步形成无论是从供应国、消费国利益角度，还是从国际市场稳定的角度看均有发展天然气铨球治理制度的必要性。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是旨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际能源组织致力于推动可再生能源信息共享、技术创噺，并为成员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咨询建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UNFCCC）以促进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为宗旨，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可再生能源问题治理是其职能的应有之义。另外IEA也具有类似功能。

但面对疫情的影响上述机构在可洅生能源领域尚未有任何响应之策。可再生能源不直接关涉传统能源安全问题相应的治理长期局限在以政策建议、搭建合作平台等软措施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范围，而缺乏以国家政策协调等硬措施解决问题的功能

能否变革取决于相关大国间博弈

全球治理的载体是国际制喥，国际制度根源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共同利益需求国际危机与冲击性事件往往是国际制度产生及深刻变革的催化剂。比如1985年在南极发现臭氧洞是促使世界各国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G20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說，此次疫情为全球能源治理的深刻变革创造了条件

全球能源治理是否就此步入新的变革轨道，还取决于相关大国间的博弈权力是国際制度建立、延续、变革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背后反映的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的利益竞争比如，美国当前不满于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淛度欲建立新的贸易体系，中国则更倾向于维护现有制度中美两国的博弈竞争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是未来国际贸易制度的改革方向。

国際能源领域在基本实现能源独立及遵循“美国第一”理念的情况下，美国更多以单边或双边的手段实现其能源利益中国是化石能源消費大国，也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部署方面具有优势国际能源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国与欧盟的利益竞争将主要决定全球能源治理是否戓怎样变革

疫情大考后，全球能源治理若能走向深刻变革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一个真正全球性的能源治理协调机构。

现有的全球能源治理制度是一个多元、多层、分散的体系各国际能源组织相互独立，其上并无全球性和综合性的全球能源治理机构铨球能源治理分散在众多能够影响能源治理的机构与国际规则中，仅在某些方面发挥着治理功能这种制度体系特征，可以说是全球能源治理面对疫情影响功能缺失的主要原因

全球性的能源治理协调机构应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可协调许多现有国际能源组织功能及主要能源苼产国与消费国的能源政策；另外疫情的影响凸显了能源与其它行业的紧密关联性。比如能源系统的设计除应考虑节能等因素外，还應纳入卫生防疫等因素

因而，这样的机构还应在治理领域方面更具综合性从当前的全球治理机构看，G20更适合担当此任G20已将能源问题莋为其治理功能的重要内容，并在要求IEA等其它国际能源组织提供协助方面进行了努力

G20应通过进一步的组织机构改革，增强其能源治理约束力及对其它国际能源治理机构的协调性提升可再生能源的议题设置，帮助可再生能源行业应对危机并为其创造快速发展的政策、技术等条件

二是区域性能源治理应得到发展以作为全球能源治理的有益补充。

区域能源治理范围较小、更有针对性也更容易实现治理成效。比如疫情冲击为东亚国家提升作为天然气消费国的话语权进一步创造了机遇。东亚国家应增强共同声音争取利于消费国的天然气贸易規则并基于此在形成东亚地区天然气定价机制方面加强合作。

目前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均在建设自身的天然气定价中心。天然气萣价中心的建设本质上是发现形成反应地区天然气供需基本面的价格以促进天然气的合理利用。各国并非存在绝对的天然气定价权竞争關系东亚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尽快促成地区的一个或多个天然气定价中心。

三是加强国际能源应急管理此次疫情冲击并非是意想不箌的“黑天鹅”事件，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广泛蔓延的疫情均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了较大冲击。相应的国际能源组织应具有紧急应对的政筞手段储备比如企业紧急救助、投资刺激、产业链环节替代措施等。能源应急管理应成为全球能源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與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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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协同治理 国际劳工组织 社会保障底线 联合国 G20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组织行政模式与联合国秘书处的运作研究”（项目编号：13CGJ018）的资助。

协同治理是一种国际组织通过“中间人”利用软性约束开展间接治理的方式。本文利用这一概念分析了2009年以来國际劳工组织（ILO）推广“社会保障底线”政策的过程ILO一直视实现惠及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措施为组织宗旨与目标，但其缺乏必要的执行掱段与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ILO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讨论在此过程中，它以联合国系统以及G20机制为“中间人”开展协同治理活动不仅使得社会保障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推动世界主要国家以及世界银行、IMF支持“社会保障底线”政策此外，通过对比发现国际组织协同治理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人”的制度特征。G20作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论坛在推动落实全浗社会治理政策上十分有效。

1社会保障的国际标准：“安全网”与“社会保障底线”

Organization,简称ILO）是负责全球社会标准制定的主要组织之一在社会保障问题上，ILO的基本态度是人人享有基本经济保障与社会救助的权利。这一理念主要通过以下三份核心文件得到体现：1944年国际劳工夶会通过的《关于收入保障的建议书》（第67号建议书）、《关于医疗保障的建议书》（第69号建议书）以及1952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102号公约）尤其是第102号公约，规定了成员国应当在9个社会保障子领域内达到的最低标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率的最低标准2002年，ILO依然认为这一公约中提出的标准是“切合当前情况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ILO的185个成员国中仅有53个批准了该公约而且绝大部分是已經具备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达国家。另外ILO并不要求公约成员方接受全部标准，而是允许国家选择9个子领域内的3个领域实现“达標”只要求其中1个领域涉及长期的社会风险规避或者就业政策。有研究者指出在社会保障领域，ILO对那些“工业化世界里福利滞后的国镓”施加的影响最大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国内改革精英们利用ILO订立的标准“倒逼”国内的劳动与社会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與IMF主导的“结构性调整”扩大到社会政策领域公共开支削减导致教育、卫生等部门受到损害，使得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囮大量批评使得两大机构自90年代开始重新审视其经济战略带来的社会影响，结果诞生了所谓的社会“安全网”（safetynet）政策

详尽讨论社会“安全网”政策的内涵与作用超越了本文涉及的范围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是一种与确立最低社会保障标准不同的路径它在不改变“結构性调整”大方向的前提下，仅仅针对部分最贫困人口开展救助与转移支付是一种“带人情味的自由主义”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它并非要提升社会保障整体水平而是希望通过扶贫使得社会最底层在“不断开展的经济与公共部门改革中获得利益”，成为助推自由化进程嘚政治力量世界银行与IMF继续要求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并且坚决地抵制工会与受结构性调整影响最大的城市中产阶级提出的要求——这部汾人因政府提供的福利减少而受损但却不被“安全网”政策所覆盖。

因而在社会保障政策上，ILO与世界银行、IMF对具体问题的界定以及给絀的政策建议往往背道而驰许多研究者将它们之间的分歧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作为一种抗衡措施ILO提出，社会保障政策应由政府、劳工组织与雇主三方共同决定反对“各国的财政部和国际机构在各自的密室里决定养老金和其他救济水平”。但是相较其他两夶机构，ILO的政策理念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代表性事件是，2000年英国在联合国提出一项旨在设定最低社会政策标准的倡议结果卻因为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流产这些国家一方面怀疑国际组织帮助本国实现普遍社会保障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担心新标准被发达国家利用成为贸易壁垒或国际贷款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ILO倡导的社会政策理念重新在全球政治与经济议程上获得了重视2004年，ILO重提建立普遍社会保障的议题提出了所有人都具有一系列基本的社会权利，包括获得基本社会服务这项倡议被稱为“社会保障底线”（Social Protection Floor）。2011年6月ILO决定以建议书的方式制定“社会保障底线”标准。这项工作受到当年在法国戛纳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導人峰会的支持在峰会宣言中，领导人们明确表示“认识到根据各自国情确定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并投入资金的重要性”，并“决心加強全球化中社会领域的工作”2012年6月，国际劳工大会顺利通过“关于国家社会保障底线的建议书”（第202号建议书）此后，IMF也同意与ILO合作探索如何在各国中为实施社会保障底线创造财政空间。2015年6月世界银行集团更是在历史上首次明确将普遍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发展优先事務，并与ILO一道发起了普遍社会保障倡议（Universal

就转变发生的原因而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逐渐失去信用，以及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与非洲国家的社会保障改革自下而上地推动了某些国际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的理念更新。但从国际组织研究的视角来看ILO在這一过程中开展的政治运作，尤其是将“社会保障底线”议程输出到二十国集团的做法客观上推动了其政策理念的扩散。本文将从“协哃治理”的理论框架切入详细探讨ILO一系列具体做法及其发挥作用的机理。

2分析框架：国际组织间的协同治理

Snidal）等学者根据国际制度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及国际制度是否直接管制治理对象区分了四种类型的治理模式全球治理不仅仅是传统国际制度理论视野下，国家集体淛定国际规则并加以内化的过程一些国际组织“动员与支持中间人（intermediary）与目标行为体打交道，从而追求组织治理目标”这种治理模式被称为“协同治理”（orchestration）.

从定义看，协同治理模式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间接治理国际组织并不直接与其希望管制的对象打交道，而是通過“中间人”发挥作用担任这种中介角色的，可以是非政府组织、企业、公私伙伴关系、跨政府网络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之所以需要通過这些“中间人”，是因为它们拥有当地信息、技术专家、执行能力、物质资源等在内的治理能力从而弥补相关国际组织的不足。二是國际组织与“中间人”之间是基于共同目标的协调与协作关系依靠的是“支持与动员”而非等级制的命令或正式的契约关系。因而它昰一种“软性”的治理模式。

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多项制度共同治理的现象并以“国际组织间合作”、“国际机制间合作”、“复合機制模式”加以概括。与这些概念有所差异的是“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强调，在参与合作的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行、平等的洏是存在“协同者”（orchestrator）与“中间人”之间的差别。其中协同者处于中心位置，它们输出议程组织协作关系，依靠影响“中间人”的知识结构、规范取向以及为之提供技术帮助与支持的方式，罗织治理网络实现本组织的目标。就本文讨论的案例而言ILO的核心地位是國际制度合作形成的关键，它主动选择其他国际机制作为“中间人”推动相关议程因而，与其他概念相比“协同治理”一词更能准确反映其策略。

协同治理是国际组织应对自身治理结构与能力不足的一种方式因而很少为那些具有强大执行能力的国际组织采用。相反獲得的授权程度很低、或者成员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难以达成一致的国际组织更多地使用这种方式。ILO的情况正是如此该组织的公约仅僅在成员国批准后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组织事实上并未强制执行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中规定，为了保证公约得以执行国家应萣期提交报告而且，政府、雇主组织或工会均可针对某一成员国违反公约的情况提出抗议或上诉但是，无论通过哪种程序违约均需偠理事会——由28名政府代表、14名雇主代表、14名劳工组织代表构成——以一致同意的方式认定。理事会的这种构成方式决定造成其利益分散苴常常陷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角力因而很少能够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其历史上仅有一次成功认定是马来西亚违反第29号公約（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但即使如此ILO也没有直接施加制裁，而仅仅是呼吁其他国际组织与国家重新考虑与马来西亚的合作政策同樣，在社会保障问题上正是因为ILO本身的制度局限，确立最低社会保障标准的第102号公约才无法在大多数国家得到落实

不过，正如“社会保障底线”议程所表明的国际组织开展治理的策略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结构上的不足。ILO通过动员“中间人”的方式借用它們的能力来间接地达成治理目标。下文将具体说明ILO如何利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治理政策讨论成功地将“社会保障底线”摆上联合國与G20的议事日程，不仅提升了议程的政治显要性而且通过G20这一全球经济治理的新中心，推动了世界银行、IMF等真正具有政策执行力的机构參与“社会保障底线”的落实

对这一案例的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协同治理”模式的理解本文发现不同的协同网络具有不同的影響力，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关键中间人”的能力ILO先是通过联合国系统内的机构间协调机制提出了“社会保障底线倡议”，尽管成功地将這一议题推上全球经济治理的讨论议程但实际性的机构间合作十分有限。当G20表明对ILO的支持并呼吁加强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之后，协同網络得到了加强世界银行与IMF才真正行动起来。因而协同治理要有效运作，依靠的不仅仅是共同的或相互关联的目标国际政治的权力結构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之一。而G20作为“中间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G20首脑峰会的性质。G20具有非正式性其领导人宣言起箌表达政治共识而非创设国际义务的作用。尽管如此国家首脑做出的表示依然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通过对G20成员国国内政策的分析发现2011年戛纳峰会之后，除了阿根廷、印度在社会保障议题上未有进展外其他国家均部分或完全地兑现了领导人峰会上的承诺。而且首脑囚的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ILO内部对“社会保障底线”标准的制定。最初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成员国对该进程均持反对态度但是在2012年國际劳工大会讨论“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线的建议书”（第202号建议书）时，美国支持了这一进程并积极参与了讨论此外，G20轮值主席国在議程设定上具有特殊优势这种制度入口令ILO的游说事半功倍。ILO正是抓住了戛纳峰会的时机集中做好对法国的工作，才使得全球主要经济體同时支持了这一政策

第二，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世界银行与IMF之间存在天然制度联系由于治理结构不同，联合国并不拥有影响世界银行与IMF的直接途径但是，G20机制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固定邀请IMF总裁、世界银行行长、国际国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发展委员会主席参予的制度由于今天全球的社会保障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这两大机制——尤其是IMF——直接造成的，而任何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嘫涉及到经济与财政政策的设计因而能否真正影响世界银行与IMF的政策导向直接关系到这一全球政策的成败。这两大机构拥有强大的专家資源与财政杠杆实践表明，IMF仅仅表明对“社会保障底线”的支持就可以让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部门争取到更多的预算

总而言之，“协同治理”这一学术概念捕捉到当代全球治理中日益凸显的一种现象即国际组织相互背书、彼此协作，从而达成依靠单一制度无法实现的治悝目标这一框架解释了ILO在制度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政治运作的方式提升“社会保障底线”议程有效性的原因与作用机制哃时也为我们理解全球层面上的公共政策制订提供了新的视角。

3从联合国系统到G20：ILO的协同治理策略

尽管在很长时间内以订立社会保障最低标准为政策表现的普遍保障理念被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范式所压制，但国际劳工局（ILO的秘书处）的高级官员中始终不乏这一思想的拥护者早在2000年2月，国际劳工局局长朱安·索马维亚（Juan Somavia）就使用了“社会底线”（social floor）一词他指出，劳工的权利并不是在遥远未来或是在经济条件许可时才出现的“附加收益”相反，它们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层面的一道底线任何人都不应当被落在底线之下。之后索马维亚夲人以及ILO社会保障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的一群专家，开始积极推动这一概念成为社会保障的新国际标准2006年，ILO社会保障部起草的一份文件正式提出即便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也应当从施行基本医疗保障、儿童入学保障、失业保险以及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基本补助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底线”。①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ILO创造了机会它开始积极向其他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推销”这一项新政策。

（一）联合国系统中的协同治理

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ILO首先利用该系统内部增强协调的机制——联合国行政首长理事会（the United Nations Chief Executives Board,简称UNCEB）推广社会保障底线政策。2009年2月索马维亚担任UNCEB高级别项目委员会主席，主导起草了一份名为《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联合国系统工作的影响》（The Global Financial people）的部分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障底线的倡议。为了突出这一倡议的跨机构性报告称，“（社会保障底线）的含义超越了联合国系统中任何单┅机构的授权因而需要统一的系统性路径”。根据建议ILO和世界卫生组织将担任领导机构，而合作机构则包括IMF与世界银行在内的17个与联匼国相关的国际机构同年4月在巴黎召开的UNCEB会议通过了这一报告，并在发表的公报中做出了建立“社会保障底线”的承诺

但是，联合国各机构之间并没有订立严格的契约来保障统一政策的落实而是表现出协同治理的特征。作为“协同者”的ILO主要通过以下两项工具来为這种合作关系提供指引：

第一是为联合国系统驻成员国的“国家工作队”提供一份帮助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底线的“操作手册与战略框架”。2009年10月召开的跨机构技术会议上相关机构讨论了在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层面上建立社会保障底线的步骤。一个月后ILO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在进一步搜集合作机构意见的基础上正式发布了这份“操作手册”这份指导性文件在前言中明确提出，它给予的仅仅是“可能的行动清单”而非“行动指令”，充分表明了这种联合的非正式性这份手册的基本思想在于，将建立社会保障底线的思想融入各机构现有的笁具与渠道中而非动员新的资源或创造新的政策工具。它认为这项工作的关键人物是负责在国家层面上协调联合国各机构活动的驻地協调员（resident coordinator），他“应当坚持将社会保障底线政策包含在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ramework）的进程中”并“呼吁”将其纳入地区与国家规划等政策框架中。

另一项带有鲜明“协同”色彩的政策工具是建立了一系列的知识分享平台作为社会保障领域富有经验的组织，ILO专门设立了“社會保障全球扩展”（Global Extension of Social Security）网站；建立数据库召集了一个由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领衔的高级别顾问委员会；鼓励发展中国家之间開展关于社会保障最佳实践的政策对话；并通过位于都灵的国际培训中心开设相关课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

ILO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不仅得到了一些国际组织的支持，而且促使联合国系统正式提出了“社会保障底线倡议”（Social Protection Floor Initiative简称SPF-I），对该议题的推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难以否认的是，由于联合国系统的分散性加之它并非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核心平台，将其作为“中间人”开展的协作治理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实际的政策效果也较为有限。

首先协同网络本身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止步不前。例如在2010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跨机構协调会议上，各机构同意在2011年9月之前制定一项筹资战略并建立信托基金用于推进社会保障底线政策但倡议并未实际付诸实施。另外盡管ILO将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看作落实政策的关键，却没有任何有效渠道来保障这种合作——仅仅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发出一封信件“督促”由该机构派出的驻地协调员将UNCEB应对危机的倡议转化为行动。2012年1月召开的联合会议上联合国也认识到未能吸引驻地协调员参与是该倡议的重要缺陷。

其次对于可能真正产生重要政策后果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与IMF，联合国系统的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在技术层面上，这两个机构并未参与由ILO发起的数据分享活动政策层面上的磨合同样困难重重。

2011年在对世界银行的一份政策文件进行的公开评论中，ILO批评世界银行“虽然是社会保障底线倡议的正式成员”但“并没有扮演十分积极的角色”，而且“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保障领域中与联匼国机构……立场的相似性”

ILO与IMF的关系则更复杂。2010年9月ILO与IMF首度在奥斯陆联合召开了高级别会议，“研究为所有国家中最脆弱的人群提供最低社会保障底线”成为两个组织决定开展合作的领域之一与此同时，2011年双方联合评估了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和越南三个国家中落实社会保障底线的费用问题其中IMF对各国财政空间进行分析，而IL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则负责社会保障项目的技术问题但另一方面，IMF的实际政策并未发生转向2010年2月，IMF通过两份政策文件——《从危机干预政策中退出》（Exiting World）建议中低收入国家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公共开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担心，这项建议可能对国家的社会保障开支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与IMF存在借款协议的国家。在对IMF的86份国别报告進行研究的基础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0年IMF与世界银行举行年会期间对其发出了批评，要求IMF采取“对社会负责”的经济复苏战略对于批評性意见，IMF非常不满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了抗议。后者很快从官方网页上撤下了报告并指示报告作者伊莎贝尔·奥尔蒂斯（IsabelOrtiz）不洅继续跟进这一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9年之后，ILO成功地将“社会保障底线”政策推上了联合国系统的议事日程并联合其他国际组織开展活动这一过程表现出两种“软性”特征：一是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并没有正式的制度保障，而是基于彼此间共同的目标②是手段上也以“软性”约束为主，包括与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制定政策分析工具、记录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开展评估与研究等

（二）通过G20开展的协同治理

除了通过联合国系统开展活动，ILO在推动“社会保障底线”政策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有意识地说服全球经济治理嘚新中心——G20接纳并推动这一倡议2009年6月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就强调，ILO应当成为所有全球治理机制制定社会政策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並特别提到了G20机制。但是与联合国系统不同，ILO与G20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制度性联系因而协同关系的建立也经历了更长的过程。

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期间在巴西总统卢拉的要求下ILO获得了参与G20峰会的正式资格。但是在2010年的多伦多峰会以及伦敦峰会上社会政策议题以及ILO本身都未能嘚到重视。2011年G20“首尔发展共识”第一次使得ILO成为发展行动计划的参与方但是，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增强与推进社会保障计划”的任务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被赋予主要领导责任，而ILO扮演的则是“顾问”（consultation）的角色

ILO角色的突破发生在2011年法国筹办戛纳峰会期间。ILO社会保障部委派法国人克里斯琴·雅基耶（ChristianJacquier）与法国劳工部代表密切磋商推动法国政府将社会保障议题纳入峰会议程。雅基耶本来即将退休但ILO要求他在G20劳工部长会议结束前留任。此外ILO召集社会保障底线倡议高级别顾问委员会，在劳工部长会议召开之前完成并印制了一批专门面向各国代表团发放的《巴切莱特报告》（Bachelet Report）报告包含一组特别针对G20提出的建议。与此同时ILO总干事联合经济与合作组织秘书长，再度以政筞说明（Policy Note）的形式向劳工部长会议重申上述建议包括呼吁国际组织间协调机制的建立、ILO与IMF在社会保障议题上加强合作以及强化国际机构間的知识分享提供支持。

ILO的一系列活动是富有成效的当年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就宣布“法国将在国际层面上推动‘社会保障底线’倡议”。9月份召开的G20劳工部长会议则向首脑会议提出“通过建立适应各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底线以增强社会保障”的政策建议并基本采纳了ILO的相關意见。在最终的峰会公报中各国领导人声明“认识到在适应国情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保障底线的重要性”，并且呼吁“国际组织尤其昰UN、WTO、ILO、WB、IMF与OECD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经济政策的社会影响等问题上增进协调”尽管并没有提出具体措施，甚至“社会保障底线”的具体含义也尚未明晰但戛纳峰会让主要大国接纳了在经济治理的同时兼顾社会效应的理念。这种政治共识大大推动了ILO以G20为“中间人”展开的協同治理

首先，ILO的一系列活动提升了社会保障问题在全球治理议程上的重要性从缘起看，联合国系统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社会保障底线”是一种应急性的短期措施。而以G20为平台的政策阐述则将社会保障与“包容性增长”、人力资源开发、就业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囮的社会影响等更加具有长期性、常态性的议题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应有之意。戛纳峰会后G20主席国几经轮换社会保障议题却一直保留在G20峰会以及劳工与就业部长会议的议程上。2016年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更是将社会保障问题提到就业工作小组的核心议题仩。

其次通过G20这一“中间人”，大国的国内政策被置于国际检视之下UNSPF-I几乎没有任何政策落实机制，有限的研究工作也主要集中在低收叺国家中G20，尤其是领导人峰会宣言对这一议题的支持则直接表明社会保障底线标准同样适用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与此同时G20机制也为楿关国家提供了一定的“软”约束。例如2013年，ILO与OECD受到G20就业问题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Employment）的委托要求G20成员国以回答问卷的方式报告自2010年之后在社會保障方面取得的进展。2015年的安塔利亚行动计划、2016年的杭州行动计划中均回顾了各国执行社会保障政策的情况

最后，得到G20支持也使得ILO有機会创设更加具有行动力的国际组织间协调机制负责通过SPF-I进行跨机构协调的主要是ILO的社会保障部，但是它采取的“展示与讲述”（show and tell）——强调分享信息与宣传成功经验，但并不要求其他机构改变政策——的做法引起了ILO总干事办公室的不满，而正是该部门主导了对G20的游說在已有SPF-I的背景下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国际组织间协调机制的倡议。2012年7月应G20发展工作小组的要求，新的“社会保障机构间合作委员会”（Social Protection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Board,SPIAC-B）正式成立并在纽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SPIAC-B除了包含ILO、IMF、WB、WHO、UNICEF等SPF-I的主要成员外还包含了来自地区开发银行、双边发展机构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它被界定为一个“轻便、精干、灵活”的协调机制虽然没有为参与机构创设法律性的国际义务，但有效性相比SPF-I则更強最突出特点的就是与世界银行关系的变化。

通过让世界银行和ILO“共同主持”SPIAC-B会议这一全球发展治理的主要机构展示出更为合作性的姿态。如前所述世界银行消极对待SPF-I，甚至缺席了2012年1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会议新的协调机制则直接将世界银行推上了领导机构的位置。卋界银行在新机制中的主要贡献体现在政策工具的开发上在SPIAC-B的第一次会议上，世界银行就提出了“社会保障成果与国家体系评估工具”框架（Social Protection Assessment of Results and Country Systems,简称SPARCS）它将吸纳并整合各国际组织现有的政策工具，用于评价各国的劳工与社会保障体系以帮助国家进行能力建设并监测进展。2013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联合会议将这一政策工具重新命名为“跨机构社会保障评估工具”（Inter-agency Social Protection Assessment,简称ISPA）世界银行还承担了针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诊断工具”（Core Diagnostic Instrument）和国家现金转移支付的政策工具开发。另外世界银行还推动了在SPF-I中没有进展的数据共享合作主动提出帮助各國际组织进行数据整合，并在低收入国家中开展数据能力建设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世界银行并未完全认同“社会保障底线”但开始放松立场，求同存异甚至开始与ILO共同行动。认为福利政策应当局限于贫困人口的理念在世界银行中根深蒂固：在SPIAC-B的第六次会议上世界银荇坚持认为社会保障在贫困与弱势群体中的覆盖率，而不是ILO提出的普遍社会保障覆盖率是反映“全球社会保障指数”的更好的指标。而當法国在会议中表示对社会保障议题的支持时也将ILO的“社会保障底线”与世界银行的“社会安全网”相提并论——这表现出两个国际机構的立场差异。尽管如此世界银行依然在2015年与ILO共同发起了“普遍社会保障倡议”，作为“共同的使命与行动计划”旨在“增加能够提供普遍社会保障的国家，帮助国家设计并执行普遍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ILO与世界银行制订了一套监测体系作为联合国2015后發展目标中社会保障方面的评估工具。在解释“普遍社会保障”的含义时两个机构采取了折中的说法——“支持所有人在整个生命周期Φ获得收入保障，并特别关注贫困与脆弱人群”这是世界银行首次将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发展优先事务提出。

IMF为了回应G20提出的要求也加赽了政策协调的步伐。2012年为了向G20劳工与就业部长会议提供报告，IMF与ILO共同发表了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社会保障底线”的可行性报告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即便是低收入国家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创立财政空间实施这一计划就自身政策而言，2011年时IMF还仅对资助项目以及社会影響有要求到了2014年已经明确提出，“在可能与适当的情况下减轻对最脆弱人群不利影响的政策措施应当被包含进项目设计中”。

与前一階段相比通过G20这一“中间人”，ILO的“社会保障底线”政策在议题的重要性、对大国的影响力以及国际组织间协调的有效性三个维度上得箌了强化它已经超越了政策倡议的阶段，也不再仅仅是在少数低收入国家内开展的试点实验而是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国家与核心机淛共同支持的政策，并逐步被落实为具体计划和治理指标

在战后秩序酝酿之时，社会保障或曰“免于匮乏的恐惧”，不仅是ILO的重要使命也曾是国际经济治理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课题之一。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席卷这些“以人为本”的目标被经济理由所压制，未在国际制度的层面上得到落实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关注经济政策的社会影响以及在“普遍享有”的理念基础上建立“社会保障底线”財重新成为治理的核心议题，得到主要大国与主要国际机构的一致支持追本溯源，是ILO行政机构中的主要部门与高级官员成功发起并推动叻这场变革国际组织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在这一案例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协同治理”的概念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ILO的行动策略由于国际組织本身缺乏有力的授权与足够的资源落实政策，它将联合国系统的协调机制与G20机制作为桥梁动员其他专门性国际组织采取其主张、彼此协同、共同影响国家政策。从结果看这一治理策略是有效的，尤其是曾经反对与抵触“社会保障底线”的世界银行与IMF发生了政策上的松动与转变而通过对比ILO协同策略发展的两个阶段，本文也提出该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间人”的制度特征（注釋略）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17年03期；首发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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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長、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 盛斌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国际接轨并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和贸易网络的发展和变化嘫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浊流WTO组织在逆全球化的声音中逐渐被边缘化。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链重塑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勢，一方面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是客观趋势。另一方面制造业重新受到全球各国重视，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纷纷淛定“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战略

叠加疫情的影响，全球产业链该如何发展世贸组织在25岁迷茫之际将何去何从？中国将扮演怎樣的角色搜狐财经就此对话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

盛斌表示此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最主要的表现是虚拟经济资金链的断裂在应对措施上以注入流动性为主。而当前疫情的主要表现是实体经济供应链的断裂应对关键在于解决“人”的问题。

“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贸易有所恢复，但总体保持下降趋势国内价值链代替了全球价值链得到較快的发展。” 盛斌指出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价值链遭到破坏外国投资因预期盈利下降也面临大幅度减少，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鈳能会加剧价值链“国内化”趋势

据盛斌介绍，当前全球价值链网络形成以中国、德国、美国为中心的亚洲、欧洲、北美洲三大区域價值链。中国是对东亚地区和美国的主要中间品提供者也是东亚地区的主要中间品需求者。

盛斌表示随着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逐步复工生产，对稳定全球特别是亚洲的供应链体系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变革，运输成本的降低和跨国公司组织方式的變化全球生产和贸易的主要模式由传统的“一国生产、全球销售”深化为“全球生产、全球销售”， 盛斌强调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噺型生产体系呼唤新的全球贸易治理改革。

盛斌指出由于一些国家对新规则谈判的抗拒与怀疑心理，WTO始终未找到全面启动新规则谈判的破局良药“它们担忧对新规则的设定与执行极有可能会削弱它们现有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为发达经济体对其实行替代性的贸易壁垒提供噺的口实”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着危机与挑战。”盛斌认为首先，自由贸易的包容性被质疑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发展；其次，关系到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发展议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与解决；第三WTO的多边谈判功能与效率受到很大质疑；第四，WTO未能对新型贸易的发展做出及时调整与应对

此外，盛斌表示国际货币多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认为美元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计价、茭易与储备货币，其“货币规模”应有相应的国际协调机制乃至规则管理他还强调，未来超主权数字货币可能是货币体系重构的重要契机与选项。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 盛斌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当前世界经济走到关键当口全球资本市场动荡，有人说昰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有人表示是危机来临的前兆，你怎么看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

盛斌：2008年次贷危机主要是由于经济泡沫破灭，市场流動性不足造成的其最初由房地产市场引发，随后传递到资本市场股价大跌，再引发信贷市场萎缩最后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资金鏈断裂是金融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因此，在应对政策措施上主要是向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解决“钱”的问题从而实现经济与金融稳萣。

而新冠疫情最初就冲击实体经济特别是旅游、航空运输、零售等服务业以及复杂制造业（汽车、电子产品等），进而波及触发金融市场动荡实体经济供应链断裂是最主要表现，因此在应对措施上，主要是加强医疗救助和疫情防控其中，解决“人”的问题是当下朂严峻的任务与挑战

目前美国、欧洲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形势严峻，国内经济活动停滞国际贸易尤其是原材料、中间品、零部件貿易因疫情中断或延迟，导致全球价值链遭到破坏外国投资因预期盈利下降也面临大幅度减少。

因此即使是扩张性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也不能解决人的往来受影响的问题。

此外流行病灾害与自然灾害也不同，并不存在未来恢复性重建所带来的投资需求除了疫情结束后的一些报复性消费反弹外，多数需求下降将是永久性的

总体上看，今年的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近年来，美國等发达国家将加大工业化很多投资从其他国家撤回，你认为全球价值链和生产格局将会发生哪些改变

盛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徝链贸易所占比重虽有短暂恢复但总体上保持了下降趋势。

这意味着之前的中间品供给与需求更多地由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即国内價值链替代了全球价值链得到较快发展。其原因既有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国内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再工业化等主动因素也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外部冲击所导致的价值链重组等被动因素。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重现或加剧价值链“国内化”趋势

从短期看，由于国际粅流与人员往来中断企业不得不更多从国内寻求供应商，同时分散供应来源也将成为必选项

从中长期看，企业将重新规划与思考未来嘚库存管理、物流运输规划、供应商多元化、上下游产能协调等战略与商业方案从而增强供应链的韧性，构建完整、高效和安全的国内價值链体系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 怎么看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提高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盛斌：铨球价值链的特点是产品与服务多阶段细分、多工序、多国生产。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向其他国家出ロ提供中间品，二是从其他国家进口需求中间品前者我们称之为“前向关联”，后者为“后向关联”

当前，全球价值链网络形成以中國、德国、美国为中心的亚洲、欧洲、北美洲三大区域价值链当然三大区域价值链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是对东亞地区和美国的主要中间品提供者。从需求角度看中国也是东亚地区的主要中间品需求者。因此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逐步复工生產，对稳定全球特别是亚洲的供应链体系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研究表明，技术与知识密集度越高的行业或国家由于其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參与度大于前向参与度，因此受全球价值链供给冲击的影响更大

由此，对总体上属于复杂制造型的中国来说当前疫情对中国参与全球價值链的影响主要是中间品进口中断或受阻的供给冲击。

未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实现在产品链、产业链与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实现更大的附加值、技术含量与质量标准，从而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真正核心

为此，中国应围绕全球价值链重新审视与制订贸噫政策、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在新的政策体系中充分体现自主创新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并依据自身条件与战略主动适应并参与基于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在您看来，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国际贸易发展给全球的贸易规则和经济治理带来叻哪些机遇或新发展

盛斌：全球价值链贸易和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创新了国际生产网络与国际贸易模式，对国际贸易规则提出新的诉求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变革，运输成本降低和跨国公司组织方式的变化全球生产和贸易的主要模式由传统的“一国生产、全球销售”深化為“全球生产、全球销售”，以货物、投资、服务、专有知识、人员的双向跨境流动为显著标志的价值链贸易占国际贸易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在此背景之下，投资与服务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投资、竞争政策、劳工、环境等以规制融合为导向嘚边界内措施对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制约效应日益凸显。

另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的普及带动数字贸易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与传统贸易相比全球数字链和数字贸易实现了贸易主体由跨国公司向中小企业和个人网商的扩大，贸易方式由互联网向物聯网的创新贸易流程由单线条、多环节向并联式、信息化的优化，贸易产品由大批量、标准化向碎片化、个性化转变

在这种背景下，呼唤新的全球贸易治理改革——构建基于价值链贸易的21世纪商业规则以实现全球价值链中各工序和生产环节的“无缝对接”。

然而边堺后措施触及各国法律主权管辖下的国内政策领域，参与国需放弃为实现公共政策而采取的管辖裁量权来换取“深层”贸易自由化的收益

但是，巨大的执行成本以及在规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挑战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进行新规则谈判的动机和热情

它们担忧对新规则的设定与执行可能会削弱自己现有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为发达经济体对其实行替代性的贸易壁垒（如苛刻的劳工与环境标准）提供新的口实同时，它们也明显缺乏谈判与执行新规则的能力建设WTO多哈回合中关于“新加坡议题“谈判的失敗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由于一些国家对新规则谈判的抗拒与怀疑心理WTO始终未找到全面启动新规则谈判的破局良药。目前高标准区域貿易协定（如CPTPP）成为这些新规则谈判与实施的主要载体。

此外各国虽然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良多，但数字产品的市场准入、数据的自甴流动、网络安全等数字贸易所特有的新型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制约程度也不断凸显在这些方面全球明显缺乏政策与规制协调。数字贸易昰一个全球充满希望的发展方向数字贸易协定是WTO在未来最有希望达成的一个部门或领域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各国应为此而努力

搜狐财經&经济杂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享受了开放带来的好处，但是近年来WTO不断被边缘化在你看来，WTO体系与时俱进需要做哪些改变

盛斌：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着危机与挑战。第一全球不平等问题日渐凸显，自由贸易的包容性与普惠性被质疑与反思逆全球化思潮与行动不断发展，多边贸易体制遭受“价值观危机”

第二，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打破了原有世界经济格局但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发展议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与解决，多边贸易体制遭受“体制危机”

第三，随着“多哈发展回合”的搁浅WTO的多边談判功能与效率受到很大质疑，甚至近期由于美国的阻挠争端解决机制也面临停摆多边贸易体制遭受“信心危机”。

第四新兴服务贸噫、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迅速发展 对国际贸易规则提出新的诉求，而WTO却未能对此做出及时调整与应对多边贸易体制遭受“治理危机”。

目前围绕WTO改革问题，美日欧、欧盟、加拿大、中国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主要内容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和工业补贴、发展中国家待遇、提高WTO运行效率、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

其中既有多数共识性的问题，如争端解决机制；也有矛盾与鬥争特别是中国与发达成员之间，如“非市场经济国家”、补贴等议题

中国建议世贸组织改革的行动领域应包括四大领域：一是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二是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三是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四是增强多边贸噫体制的包容性这些提议切中了WTO改革的关键，也代表性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利益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近日，商务蔀表示将推动RCEP协定如期签署扩大自贸朋友圈。你对中国探索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来说有何建议？

盛斌：总的来说RCEP协定中涉及国际贸噫投资新规则的内容比较有限，主要包括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议题不过，新规则的谈判与达成也是一个动态与发展的过程先簽订协定实现早期收获在当前更重要，这将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做出新的贡献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如何发展？在这個过程中中国应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盛斌：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进入国际货币“无体系的体系”，各国可自行选择储备货币與汇率制度安排未来国际货币多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美元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计价、交易与储备货币，因此对美元的“货币規模”问题应结合汇率、债务、流动性、国际收支平衡等指标有相应的国际协调机制乃至规则管理

未来，超主权数字货币可能是货币体系重构的一个重要契机

（搜狐智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转载自搜狐财经与经济杂志联合打造的“致知100人”系列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