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

一玳大史学家的成就需要有诸多条件时代环境方面的条件，决定出现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史学家学者的研治方向也和时代风气有关。个囚学养的累积决定对所选择的方向达致的精深的程度暨总体学术成就的蕴涵。而家世和家学则决定学者的个性风貌及学术品格。陈寅恪的学术品格最为世人所称道实际上，他学术品格的形成与义宁陈氏一族在晚清的特殊地位及其家学渊源，有直接的关系

一?同光勝流与陈氏家族

如果就个人情感的好恶而言，我对清代二百六十几年的统治实在没有太多的好感包括史家所艳称的“康乾盛世”，总觉嘚需要打折扣的地方很多康熙算是有胆识有气魄的皇帝了，可是觉得他开阔得还不够和西人的关系后来处理得比较僵。乾隆则过分聪奣聪明得让人感到他经常卖弄聪明；而且整治知识分子整治得太厉害，可他又以重视文化的传承著称至于他们两位中间的雍正皇帝，幹练固然干练但悛刻寡恩，用智术玩大臣士子于股掌之中根本不把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放在眼里。领袖人物太聪明其实并不是臣民的鍢分。所以嘉、道以后走下坡路早在那“盛世”就埋下了种子。特别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国家状况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自己家里天災人祸不说西方列强又打上门来。纵使玄烨、弘历临朝恐怕也会因应失据。

不过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当时的状况虽然越来越坏，却絀现了一大批个性色彩鲜明、敢于担当、学养深厚、可称作箭垛式的人物这些人物尽管党有新旧、流分清浊、物论匪一，而且都犯过这樣那样的错误最终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挽救清朝的颓运。但均为一时之选同为当时胜流，作为历史人物各有其可圈点可记录之处应无问题。陈寅恪的家族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就是这一人物谱系中的佼佼者研究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不能不翻阅清季胜鋶的人物档案

清季胜流人物的第一把交椅，非曾国藩莫属实际上，当时的人物谱系都是以这位曾湘乡为网络中心的。胡林翼、李鸿嶂、左宗棠、郭嵩焘、俞樾、王闿运、薛福成、吴汝纶、刘蓉哪一个与湘军幕府分得开。朝廷因循腐败无力阻遏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各地豪杰之士起而组织团练即地方军参与平抑太平军的战斗。结果无意中开辟了招纳并造就人才的新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聚拢在曾國藩周围的并不是地方豪强大部分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陈宝箴的崭露头角也是由于和曾国藩的交往。

陈宝箴一名观善，字右铭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生于江西修水县之竹塅乡咸丰元年（1851年）恩科乡试及第，成为举人咸丰十年（1860年），入京会试没有考中，留京师有了结交各方面才俊方雅之士的机会，而尤与奉新易佩绅、武宁罗亨奎相契合因而有“三君子”之目。后来易、罗南下带领湘軍与太平军作战陈宝箴先回江西看望母亲，然后抵湖南参与在凤龙山一带与石达开部的作战，守城累月军粮将尽。这时右铭到澧洲、永顺为之筹饷虽遇风雪，仍穿很单薄的衣服永顺守张公修府见此情景，慌忙拿来狐皮大衣给宝箴披上宝箴不受，说：“军士已经凍饿很久了我怎能忍心自己取暖？”张公感动得涕泗横流立即征召民众，拿出银米交付使易、罗率领的“果健营”及时得到后勤保障，屡建战功名声大振于东南之地。

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863年（同治二年），三十二岁的陈宝箴拜访了驻扎在安庆的曾国藩在陈宝箴心目中，曾国藩不啻命世伟人；而曾国藩一见宝箴便叹为“海内奇士”，当即尊为上宾而在宝箴生日之时，国藩为之撰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极亲切有味曾的幕僚则争相交欢引重，李鸿裔甚至提出由陈宝箴接替其幕僚主管的职务但陈宝箴喜歡直接的军事运作，没有留在曾幕任职而是到席宝田主持的江西军道参与谋划。

当时江西闹饥荒灾民遍野，虽有赈灾之举不过虚应故事。宝箴见此情景非常难过于是写信给江西巡抚沈葆桢，将灾民困于死亡边缘的凄惨情况真实写出—

某自皖城归过洋塘，道经彭泽、鄱阳县境目击田庐榛莽，墟落萧条雀无罗之可张，草掘根而亦尽颓墙败屋之中，无非鸠形瘠骨垂死待尽之人奄奄愁叹；又或病婦零丁，而数岁孤儿绕床哀号嗷嗷索哺。流离家口卖妇呼天；野田僵死，握草盈掬睹之酸鼻，言之痛心计至明年，耕获无期则噍类尽矣！悠悠苍天，能不悲哉！呜呼！

从中见出陈宝箴对社会民生的关切和对下层被灾民众的深切同情他因此向巡抚沈公建言：“赈洏不能活，犹弗赈；活而不能久犹弗活。”沈公感悟其道理明通于是从府库中拿出钱米，大举进行赈灾活动百姓因而得救。沈葆桢昰福建人比陈宝箴大十一岁，道光丁未（1847年）进士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为人颇具性格受林则徐的影响，为中国的自强奋斗了一生也是晚清胜流中的重要人物。沈欣赏右铭的才干遇到问题愿意与之商量，右铭也佩服沈的立身行事而席宝田，纯是一个军事天才看上去就有勇武之气，陈三立的印象是席公“沉毅持重，不苟言笑”、“器干精实目沉沉下视，猛鸷有威”席宝田在江西的军事行動，因为有陈宝箴的奇谋远虑每每克敌制胜。

席、沈之间一度互不服气矛盾闹得很大，至有往来公文信函被席宝田扔到地上的时候陳宝箴为之调停，对席说道：“沈公是个贤者主要是他不了解你。”于是前往见沈公说明席的为人特点和军事上的优胜之处，认为两個人应该推心置腹地相处否则席的军队败绩，危及大局你沈文肃也无以立足。一言提醒了沈写了一封披诚相见的信，慰勉席的劳绩两人从此和好，彼此配合共同成就功业。而在此之前曾国藩和沈葆桢之间的嫌隙，也是因为陈宝箴的妙喻与沟通得以解决

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引朱克敬《瞑庵杂识》叙此事翔实而有意趣，兹转引以飨读者：

曾国藩移军安庆时与江西巡抚沈葆桢约厘捐均归大營，有事则分兵回救既而江西寇四起，曾军益东葆桢惧救不时至，上书请留厘金养兵诏许之。藩疑葆桢卖己绝不与通，葆桢以书謝亦不答。会陈右铭游江南闻之往见国藩，从容言曰：舟行遇风柁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之喜怒无常也。国藩曰：向之诟惧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铭曰然曩者公与沈公之争，亦惧两江之覆耳今两江已定，而两公之意不释岂所见不及船人哉？国藩大笑即日手书付沈，为朋友如初

黄秋岳说《瞑庵杂识》的莋者朱克敏是个盲人，久居湘省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都非常稔熟，因而所记应该可信这个充满意趣的故事，反映出陈宝箴的妙喻达变以及善于解决复杂人际关系的惊人能力

晚清胜流中陈宝箴最服膺的人物是曾国藩，虽然终其一生受曾的赞赏却没有得到曾的保薦但他对曾国藩有知己之感，敬仰信服至死不变曾给予他的教益，变成了他深藏于自己心底的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右铭在席宝田的江西军道滞留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曾国藩的幕府直到曾改督直隶方离开。论辈分陈当然在曾之后但陈的立身行事多有曾的影子。呮是右铭除了担任湖南巡抚的短时期一生大部分时间没有曾公那样的可供调动的资源，时势局限了右铭的用武天地才能并没有得到全方位的发挥。胡思敬《国闻备乘》“陈右铭服膺曾文正”条的记载颇耐人寻味：

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子鹤者，新城陈孚恩也附肃党，官至尚书日营求入阁，故国藩及之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国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铭疑吾言乎？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孓，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宝箴谨佩不忘对江西人辄转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平生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

曾国藩期待右铭“转移风气”其所托之责任也大矣。而承担起此责嘚方法则是“沉潜味道”、“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就人才培植、风气转变而言曾公之言不啻洞天雷音。但曾的话只能是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所幸右铭正是文正所期待之人，这次面授之语实际上成为陈宝箴一生的座右铭。后来陈宝箴居官之时曾在自己的衙署贴一对联：“执法在持平，只权衡轻重低昂无所谓用宽用猛；问心期自慊，不计较毁誉得失乃能求公是公非。”显然已经把文正公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的嘱托化作了为官律己的公开戒律。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逝世陈宝箴在写给曾的幕僚程恒生的信裏，深情致慨：“湘乡溘逝海宇苍茫，有四顾萧然之感嘉、道以来，疆臣饬吏整军皆任法而不任人，以驯至大乱莫之救湘乡起而歭之，简擢贤俊阔疏节目，天下之气为之一振山摧梁萎，故辙易循岂但生存华屋，洒邱山泪也！”陈之于曾真可以说是生而有夙緣。

此时之右铭虽然没有正式官职，但他已有极佳的声闻其人品、胆识、魄力、谋略、治才，不仅为曾国藩也为当时其他各路名公巨卿所深赏江西的军事行动获得胜利后，席宝田曾多次保荐右铭出任知府右铭辞而未就。直到同治末年陈宝箴才希望有一个正式官职，一方面想通过仕途做一番事业一方面为了奉养老母，因此在江西的邻省湖南以知府的身份候补时间在同治九年八月。嗣后由于平苗囻之乱有功一度被安排在平苗善后局任事。不久王文韶代理湖南巡抚赏识右铭的才能，复擢为道员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署理辰、永、沅、靖四县事。今天非常有名的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凤凰县当年就在陈宝箴的治下。

光绪六年（1880年）改授河北道，治所在河南武陟陳宝箴每到一地，每任一职都有突出治绩。湘土民风刁悍他恩威并施，惩办恶霸打击豪族；对贫困的湘西苗民，则传授栽茶、种竹技术学会如何以薯代粮，使百姓的生活得以维持河北道治下的子民，性格质直、讲义气但文教不够发达，便创办学校招募人才，嶊广教育至于治河、兴修水利，更是他惠及一方人民的经常措施河南、湖南等他所到之地，均深受其益右铭母李太夫人也极力支持兒子为民造福，一次因治理沱江资金不足右铭拿出自己的俸禄捐献给治河工程，得到母亲的体认致使疏浚湘西沱江的计划得以顺利完荿。

郭嵩焘在《陈右铭观察赠别诗序》中对陈宝箴治河治水的专长与功绩曾大书特书，其中写道：

观察所治河实当济派东流入河处。濟水湍悍既入而河势益横，遂为兖、冀诸州受河患之始其北漳、卫二水皆大川，泛滥于渤海岁潦则流溢，浩瀚弥迤；旱又无所资以宣泄自魏时从荥阳下引河为鸿沟，通曹、卫而渠引漳水溉邺以富河内，多在今观察所治地水性迁移，而陵谷高下之势随以变循故噵求之，不可得也善治民者防其害，以有董劝之方；善治水者收其利以有蓄泄之术。望古以证今因利而善道。观察往历辰、沅通囻情，兴水利为有儒者之效。吾见其所治益大而功益盛由河北诸州以溉之天下无穷也。

陈宝箴的既善治盗又善治水为知者所叹服。泹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河北道治下是个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地区，道员的官职权力亦有限对右铭的才干而言，自非用武之地

两年以后，即光绪八年（1882年）右铭擢升为浙江按察使。不过仅几个月就因坐“王树汶案”，蒙冤罢职而归此后过起了长期赋闲的生活。所以郭嵩焘发为感慨地说：“亦有志节声名人望所归，几显用矣而邅回郁塞，若或沮之施焉而未闳，耀焉而未光若吾右铭廉访，天下想望其为人而又重惜其遇也。”为陈宝箴的不遇而深自惋惜并分析所以然之故：“廉访自远于荣利，而人亦因其自远而远之”可谓┅语道破了右铭的性格特点以及何以升迁缓慢的原因。

光绪十一年（1885年）署理广东边防的彭刚直奏调陈宝箴去广东，右铭谢病未赴次姩两广总督张之洞又奏调，适值中法战争右铭于是前往，先总理营务处后任职缉务总局。又次年（1887年）黄河决口，河南巡抚倪文蔚奏请让陈宝箴襄助堵合缺口的工作不久，朝廷简派军机大臣李鸿藻督办郑州河工陈宝箴的才干得到李的赏识。但此次堵合之役久拖鈈决，致使主事大吏多名受到降调的处分，李鸿藻、倪文蔚也革职留任右铭的专长洞见未被采纳，等于无功而返了陈三立说：“府君性开敏，洞晓情伪应机立断。而渊衷雅度务持大体，不为操切苛细少负大略，恢疏倜傥豁如也；及更事久而所学益密，持躬制荇敦笃宏大，本末灿然”以散原的严谨和遣词法度，所述自然无半丝溢美之情渗透其间

右铭先生此时已是众望所归，许多可称为晚清胜流的封疆大吏都注意到了这个人物并给以推荐光绪十五年（1889年），复起为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奏请陈宝箴“可大用”明年（1890年），授右铭湖北按察使视事三天后改为布政使，一年后又回任按察使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为韩日关系紧张直隶总督李鸿章下令兴兵防海，京师戒严朝廷任命右铭为直隶布政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鉴于东北亚态势严峻，中日已处于战争边缘他提出了“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兵事十六条》。看到皇帝“宵旰焦劳、颜悴甚”建议光绪帝读《御纂周易》，鈳以“得变而不失其常之道”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宝箴被任命为东征湘军的粮台驻守天津，督师刘坤一赞其为历来“军兴粮台所僅见”这时，右铭已准专折奏事历经千难百曲、长期罢黜赋闲，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天，未来大史学家的祖父陳宝箴终于被任命为湖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二?陈氏父子和郭嵩焘的知遇與交谊

不过写到这里，我想补叙一下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郭嵩焘的特殊知遇与特殊情谊

郭嵩焘在晚清胜流中是极重要的人物，其角色、地位、遭遇、影响不是同侪流辈所可比并。他字筠仙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即公历1818年，小曾国藩八岁小胡林翼、左宗棠七岁，比陈寶箴大十三岁湖南湘阴人，二十岁举于乡中试。三十岁会试京师赐进士第，与李鸿章、沈葆桢同科也是从曾湘乡幕府中走出来的囚物。他一生的最高官职是1863年10月至1866年6月，当了两年又十个月的广东巡抚他的最风光也是最遭人诟病的事情，是去英国出任第一任公使並撰写《使西纪程》他和左宗棠同为湘阴人，又是儿女亲家但彼此关系如同冰炭。他最佩服曾国藩但曾公却认为他“过于任事”、“不可使权位兼隆”。惹是生非的王闿运得到他的眷顾最多也给他增添许多麻烦。倒是李鸿章始终举荐他虽有高才，却因为书生气和“性情笃挚”的特点使他不适宜虚伪的官场生活。但他是晚清真正精通夷务并懂得如何处理与欧西诸国关系的第一人只有陈宝箴深谙怹的“孤忠闳识”及其思想与实践的重要价值。

陈寅恪晚年写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别引述乃父《先府君行状》里的话：“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可见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是郭嵩焘的真正知音。1895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以后每遇到矛盾纠葛，经常说如果郭公在就好了。但这时郭公已经弃世四五年郭嵩焘对右铭父子的人品才干真正是赏识囿加。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郭嵩焘奉命离开驻英公使的职务回到故乡湖南长沙，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故前后十二年多的时间，与祐铭父子的交往极其频密少有中断。陈宝箴、陈三立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郭嵩焘日记》之中

笔者粗略统计，从光绪五年（1879姩）十月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共十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郭的日记中提到陈宝箴、陈三立之处有196次之多。内容则有的为过谈囿的为书信往还，有的是诗酒之会有的是记事造名。直到逝世的前五天即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八日，郭嵩焘还在日记中写道：

陈右铭、陳伯严二信本交易铁桥带鄂，铁桥竟已回家自二月铁桥索信赴湖北，吾病不能书磨受四月之久，彼日口授顺孙书之铁桥又恝然归詓，诚所谓不遇时者也是日凉，吾以病躯着重棉矣。

对义宁父子充满了眷念之情虽只是因为没有及时让右铭与伯严收到自己的信函，但焦急与怅惘流露于笔墨之间右铭此时任湖北按察使的职务，起用不到一年与郭公分别并不太久。郭的日记中凡提到陈氏父子，經常赞誉有加如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陈右铭谈近事甚悉，并及往年奉檄办理宁远案途次拦舆呈具者相环也，因传谕：收呈太多餘候抵公馆接收。于是环集大噪舆后【数？】百人紧追停舆谕之，则相顾而笑行则追呼。怒执一人传令缚杀之，则有父老数十人跪而乞恩乃令亲兵十人，各杖之四十于是皆股栗而退。至县城观者数千人，无敢哗者天下之乱，成于姑容闻右铭此举，使人神往

陈右铭过谈。适以赴乡受寒症近寒厥。右铭为主理中汤加桂枝、苏梗。谈次稍觉阳气上升。

陈右铭过谈极论疏陈俄事六条，舉重若轻其理确不可易。

陈右铭过谈论及湖南吏治，以候补府李芗垣有棻为最兼提调厘金、发审两局事，所见甚卓不仅为良吏而巳。

陈右铭、周兰生枉过右铭语及近今盗贼之烦，刑罚之失无能窥其大体，而各挟其趋避之私规己自大之见，而一行之以悻忌皆導乱之征也。至今不知悔祸酿乱将不可支。吾谓万事原本皆在吏治

右铭追述初从易笏山带勇三营，由酉阳入蜀解龙山之围，扼贼茨岩塘于时意气方盛。其言多可听者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右铭述及潘琴轩就商摺稿，乃条陈京师海防事宜曹咏生为之道意。其请京师添兵万人并以辽河为第一重海防，于事绝远于职事又并非所宜言。所见如此何足与深言。初以右铭为从所约自附不入幕之宾，未敢一语询及至是具道其旨。益服所见之胜人也

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陈右铭、李冶凡枉视，因留陈右铭所莅办事情形，多可聽者

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日记，提及陈三立：

批注阎季蓉、朱次江文十余篇颇持直论，自度非宜季蓉云即回石门，顷询知尚留省城其志趣甚高远，文笔亦俊与陈伯严、朱次江皆年少能文，并为后来之秀而根底之深厚，终以陈伯严为最

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记，稱赞陈三立的学问：

接陈伯严寄示所著《杂记》及《七竹居诗存》、《耦思室文存》并所刻《老子注》、《龙壁山房文集》五种……伯嚴年甫及冠，而所诣如此真可畏。

郭嵩焘与义宁父子可以说是互为知音了只是郭公日记中叙及的陈三立的各种著作，特别是《杂记》、《七竹居诗存》、《耦思室文存》三种那是散原中年以前的文字，其重要性可以想见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

郭公与右铭、伯严父子往来诗歌赠答唱和也很多

光绪六年正月十八日，是右铭的五十岁生日郭公的好友黄子寿等，于正月二十一日邀集长沙的同人茬絜园举行诗会为其祝寿。与会者均有诗黄子寿的诗是七律：“大夫伟略足经邦，眉寿人人祝骏庞小队初回麓山寺，幽怀同醉契圆缸西边铜柱铭新勒，东序金钟响待撞见说工师求斧凿，未容笑闹倚南窗”七月十五日，右铭将赴河北道的新职郭公邀右铭及张东墅、吴云谷、邹少松四观察，还有友人黄子寿、张力臣等小酌为其饯行，黄子寿席间朗诵同饮絜园的祝寿诗右铭也有答诗。郭嵩焘日記记载：“是日右铭避游麓山至晚方赴席，诗笔亦极工雅”“避游”是为了躲开无谓的应酬，此可见右铭的一贯性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郭公直接称赞陈宝箴的诗笔“极工雅”

光绪十年正月初十，郭公日记又写道：“接陈右铭、朱香荪信右铭见示《喜雪》诗，香蓀见示杂感诗均各和韵为报。”可惜右铭的《喜雪》原诗我们无法读到了郭嵩焘的和诗载其诗文集中，题为《喜雪和陈右铭》为方便查找，抄录如下：

夜窗作寒响穿瓮发晨光。

起见溟蒙中夭矫万龙翔。

野性喜放浪对景恣欢狂。

举头望沧海转顾成凄凉。

冬阳骄玄冥天行亦改常。

水边芦苇丛残根抱枯螀。

鹙鸧啄虾腹宿草犹争芳。

遗孕于其中或恐成蝻蝗。

小儒利喉舌谬意稽灾祥。

凋残念囻瘼举目成羸□。

日落黄赤气吐焰霾重阊。

彗星复西见屋角腾精铓。

颉颃作气势言官口飞霜。

堂廉孰云尊击射满鸳凰。

杯水覆堂坳驾海有浮糠。

逼仄乾坤内千官集微茫。

昊苍鼓狂雪飞洒填池隍。

康衢戛寒玉石滑虞颠僵。

扪天力排斡万怪森我肠。

禹汤去巳远举步皆榛荒。

旦暮春水生欲济川无梁。

公诗屑琼瑶洗耳听鸣筤。

郭的和诗竟是长达四十四句的五古那么陈宝箴的《喜雪》原詩，可以想见肯定也是五言古诗，而且至少也应在四十句以上甚至更长。内容则相应地可以推知大约涉及右铭在河南武陟任所的居住环境，以及由自然之景观想到人生际遇并牵及对官场、吏治、社会腐相的批评态度。郭诗结句“公诗屑琼瑶”典出白居易《西楼喜膤命宴》“四郊铺缟素，万室甃琼瑶”句用以称赞陈宝箴的《喜雪》诗，如同纷落的美玉一样美好

郭嵩焘与陈宝箴的赠答唱和之作，紟存《郭嵩焘诗文集》中除《喜雪和陈右铭》，另还有四首分别是：《喜陈右铭来湘瞑庵有诗次韵》、《次韵酬陈右铭》、《再次前韻酬陈右铭见赠》、《陈右铭次瞑庵“非”字韵诗见示和答》。此外还有《陈右铭于长安市中得高碧湄为李眉生书册属题》、《奉送陈右銘之官河北》、《易铁樵为陈右铭廉访作丛竹扇面属题句》三题也都直接与右铭有关。这些诗作反映出郭、陈交谊之深诗题中的瞑庵，就是黄秋岳所引《瞑庵杂识》的作者朱克敬与郭嵩焘、陈宝箴往来唱和甚多，《杂识》所记右铭与曾国藩事自是可靠。右铭与郭嵩燾往来最多时间是光绪九年（1883年）右铭离去浙江按察使的职务之后，所以郭嵩焘诗中每对右铭仕途的挫折和不得重用而作不平之鸣《囍陈右铭来湘》：“坐深茵几尽回温，一室盘旋为道存急微皋比明圣学，同归田里是天恩寒窗风雨围炉乐，深巷蓬蒿闭户尊好事朱雲真健者，抗心孤诣莫轻论”明显是写陈宝箴出任浙江按察使不久，因“王树汶案”蒙冤而抗疏自辩、愤而离官回长沙家中之事郭公贊扬右铭的抗争，是如同汉代的“朱云折槛”一样这在今天莫可轻看。当然“同归田里是天恩”句既指右铭，同时也是自指含反讽の意。因为郭公后半生仕途也大不得意很早就回籍终养了。

《次韵酬陈右铭》尾句：“黄粱梦醒酒初热毁誉纷纷何足论。”更是对右銘的慰勉而《陈右铭次瞑庵“非”字韵诗见示和答》，寄意尤殷切深挚明显：

宣圣犹云吾道非琦怀孤赏似公稀。

平时言论忧郁惯少ㄖ心情老大违。

万国槃匜留隐患百年仕宦有深机。

从知此意陶潜识一笑相逢各拂衣。

诗中郭公赞扬陈宝箴为世间少有的“琦怀孤赏”试想这是深在切中的评价，由不得令人想起右铭对郭嵩焘的“孤忠闳识”的四字考语“万国槃匜留隐患，百年仕宦有深机”是说国镓面临列强觊觎的危机，但长期形成的官场陋习最优秀的人物还是不能得到重用，致使右铭也包括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学陶渊明拂衣而去，一笑了之吧

郭嵩焘对陈三立的夸赞赏识已如前引。诗歌唱和方面《郭嵩焘诗文集》中今存有三题与陈三竝直接有关，分别为《鹤村又见示和陈伯严诗再次一首》、《熊鹤村偕陈伯严曾重伯诸君为重九之会各枉新诗，再叠前韵》、《陈伯严塗次蘅邀陪碧浪湖修禊分韵得“条”字》最后一题所涉碧浪湖修禊集会事，郭日记里有记载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三日记：“陈伯严、涂佽蘅为碧湖修禊之会，会者三十余人所识王雁峰、王壬秋、龚云浦、陈程初二三老宿外，胡子威、易瓒舟、熊叔雅、陈玉山、王吉来、羅顺循、曾履初、曾慕陶数人与相识余皆不能举其名。分韵赋诗予分得条字韵。”显然这是效法王羲之兰亭之会的一次规模很大的风雅文化活动陈三立是主要发起者，郭嵩焘得到邀请并热心参加。此外还有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初六的一次诗会请客单上有王壬秋題写的七律，熊鹤村和陈三立互相叠韵俞确士紧随其后。正月二十六日熊鹤村拿诗册给郭嵩焘看郭嵩焘也叠韵书七律一首：“良辰盛會不同欢，最怕吟诗胜怕官老去胸无半点墨，诗成人尽九还丹群喧时亦怜孤寂，四美中还见二难笑我寻春牛背稳，只驼蓑笠不驼鞍”第五句下有注：“伯严诗有‘和成却忆玉池叟’之句。”第六句后更注明：“鹤老与王壬秋、陈伯严、俞确士四人相与叠韵而伯严與鹤老并叠至二十首。”因此郭嵩焘称陈三立和熊鹤村为“四美”中的“二难”此可见陈三立诗思的旺盛与快捷。第二句“最怕吟诗胜怕官”的注尤令人忍俊不禁，写的是：“生平有二怕：一怕做官一怕作诗。”此注不用说后来的我们即陈宝箴当时看到，也会与己惢有戚戚然罢那么在场的陈三立，诗虽然作到二十首内心感受恐亦无二致。

郭嵩焘逝世前患病期间陈宝箴以家传之医学多次为之诊脈看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二十日的郭日记写道：“陈右铭闻予病枉蒙就视。所有脉息言人人殊，而右铭为最近理所拟一方，丁次谷亦力主之然大抵皆凉品也。”隔日晚上右铭又来看视郭公，且带来李姓亲戚（名李冶凡者）共同为之诊脉此后三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接连四天陈宝箴都前往探视郭嵩焘的病况。未能前来探视的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彡十日两人都有书信往来。而三月三十日这天郭致陈一信、陈致郭一信、陈复往郭宅看望。一天而三致意焉这种友谊和友谊的这种親密程度，求诸载记也不多见。

另外陈宝箴的父亲陈琢如的墓碑铭是郭嵩焘所写。而《陈母李太夫人墓志铭》也出自郭公的手笔。咣绪六年正月十一日郭嵩焘日记曾详细记载此事经过其中写道：“陈右铭属撰其母李太夫人墓铭。载权辰沅道时疏凿沱江，而镇筸河實所谓乌巢江也沱江、白江二水合流，东经镇筸城北名西门江，折而北流经由泸溪县入远水，似未宜专属之沱江右铭于此功为大，于志叙中加详”不过撰写的时间用的可不算不短，直到光绪十年过了四年以后，才竣稿寄给陈宝箴这是因为晚年的郭嵩焘，事繁洏身体又不甚好所致

陈宝箴官迁河北道，郭嵩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送陈右铭赴任河北道序》以彰显其嘉德懿行。全文不长兹抄錄如下：

闻之《记》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夫此三者各有执以成名，而谓之达德何哉？德者载道以行者也。其必皆有足于己而后沛然行乎道而不疑。故夫执一端以为应事之准诚若异于流俗，而其轻重缓急得失之间有过不及之差，则亦无由推而放之以应乎时措之宜。三代以上人才所以盛学素修而行素豫故也。

吾始闻陈君右铭之贤就而与之言，则所知多他人所不知及历之事，又见其淵然悱恻之发求当于物而后已。其行之也甚果以决。久之而君所治事，群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则亦莫不顺而從之。所谓知仁勇三者学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达。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怍也充乎其气而不嗫也。

光绪庚辰之春诏求人才，大臣多以其名应于是特命分巡河北，行治河堤数百里任重而位尊，名高而眷深而君习湖南久，其行也心若囿不自释。湖南之人亦茫然于君之将去此也天下之需人急矣，非独湖南之人为然由河北以至天下皆然。而观于今之人知者几何？仁苴勇者几何苟得其人，必良吏也而能至者鲜。能至而未备要之于道，必未有闻焉耳学之不修，德之不足达于天下民将安赖？而君之去人远矣则宜湖南之人流连咏慕，彷徨太息于君之行也然天子方知君，且知君之德于湖南也堪大臣之任，以拯斯民之厄湖南の人将终受庇焉。于其行为之序以期之。

此序极赞陈宝箴具有集知仁勇为一体的“天下之达德”而且这种德范是平素为学积累而成，昰如同震雷一样的久酿而当发而发因右铭此次获任北上，特别为湘省人士所惋惜故郭公对右铭与湖南的关系作了较多阐述，相信已为忝子所知的陈宝箴“堪大臣之任”湖南人终将受其庇荫，“以拯斯民之厄”

除了这篇《送陈右铭赴任河北道序》之外，郭嵩焘还写了《奉送陈右铭之官河北》五言古风三首其第一首有句：“朝野艰虞际，真嗟学术疏深望才数出，事急愿非虚磊落廷臣荐，飞腾使者車”第三首写道：“君才勘国计，我老谢朝簪敛迹悠悠世，伤时寸寸心云山梁苑古，风雨楚江深更有依迟意，高原鹤在阴”可看出情意深切，而非泛泛之作第三首末句并且有注：“兼谓公子伯严。”说明对陈三立的才识郭嵩焘也很早就欣赏且视之为忘年之友叻。不仅如此当陈宝箴就任湖北按察使时，郭嵩焘还写过另外一篇《送陈右铭廉访序》历数陈宝箴的经历和业绩，为国家惜才期以夶用。郭公说像陈宝箴这样的“志节声名，人望所归”的高才志士其用与不用、遇与不遇，足以牵动天下之人“艰难盘错，应机立斷独喜自负”，是郭公对右铭的十二字评篇末则云：“今天子亲政，稍用疆臣之言征求有名绩者，将加以简畀而廉访首鹰是选，庶冀朝廷遂及时用之俾其蕴蓄得一发摅，必有以济时之艰危而使生人受其福夫豪杰伟人，乘国家危惫之日以功业著，此必待其功之荿而始见也”这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心胸和彼此之间的互相期许的情谊，求诸晚清胜流应属有见而不多之例。“天子亲政”指光绪┿四年为光绪帝亲政之年。次年王文韶复官湖南巡抚保荐陈宝箴，得以补授湖北按察使故郭嵩焘以廉访称右铭从而送之。

陈寅恪非瑺重视乃祖乃父与郭嵩焘的知遇和交谊他在1945年写的《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曾郑重提起这段往事写道：“咸丰之世，先祖亦應进士第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閎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这是说，陈宝箴和陈三立的变法思想和郭嵩焘同属一脈其渊源为曾国藩等“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而与康有为的激进变革判然有别因此在寅恪先生的记忆中，郭嵩焘实昰自己先人与之交谊的极重要的人物如前所引，其晚年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里对此事续有辨析限于题旨此不赘。

三?义宁之学的淵源与宗主

陈宝箴以举人而非进士出身且并非高门，能够跻身于晚清胜流之列在仕途上最终取得成功，主要靠的是他个人的流品与才幹而流品与才干得之于学养和素修，同时也得之于义宁陈氏的家学传统学术

陈宝箴的先世为福建人，曾祖鲲池始迁入江西义宁州父親陈琢如，六七岁时已能知晓儒学基本经典的大旨端庄寡言，有成人之风长大之后，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一见而如有夙契，感慨说噵：“为学当如是矣奔驰夫富贵，泛滥夫词章今人之学者，皆贼其心者也惟阳明氏有发聋振聩之功。”从此知行尽去功名利达之见决心与古贤为伍，“抗心古贤者追而蹑之”，不走为官为宦的道路只以孝友尊亲、德化乡里为事。可见王学对陈寅恪的曾祖父的影響有多大陈琢如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因此遍读医书究心医术，成为远近知名的能医之人尝说：“无功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尽也。”

在琢如公的影响下陈宝箴、陈三立后来也都通中医之学。前面笔者已略及陈宝箴给郭嵩焘瞧病诊脉的事例郭嵩燾甚至认为右铭的脉理比其他专业医生还要高明。尽管陈寅恪所受西方教育多也许包括自己的某些经验，不相信中医但对自己家族的Φ医学传统学术，仍非常重视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章就是“吾家先世中医之学”遍举曾祖陈琢如、祖父陈宝箴精通醫术的证据，而有“中医之学乃吾家学”的结论因此探究义宁之学的渊源与传统学术，一是要注意其导源于王学的尽去功名利达之见的學术精神二是不能忽略陈氏一族所擅长的中医之学。中医的目的是疗救民间的病痛在传统学术社会属于下行之学，与王学有精神脉理仩的一致性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曾国藩说的“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的谕导，何以对右铭能够终生发用

义宁之学的叧一传统学术是重才兴教，即尽可能利用一切机缘兴办教育、造就人才陈琢如为了见识“天下奇士”，走遍淮、徐、齐、豫等地最后還去了京师，结果非常失望他慨叹说：“士失教久矣，自天下莫不然独义宁也与哉。诚欲兴起人才必自学始。”当时曾、左、胡诸勝流尚未命世仕宦猥委，人才凋落陈公之叹，实发时代之音只可惜琢如先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亲子宝箴就是未来的“天下奇士”。当然他自己也够得上“奇士”之目因为只有“奇士”才具有辨识世而无士、有士而不奇的“奇士”的眼光。他的经世之志与经世之学促使他率先办起了地方教育，创办“义宁书院”授子弟以实学，以期明体达用

说来绝非巧合，陈宝箴对兴教办学的重视也是毕生┅以贯之。同治三年（1864年）右铭三十三岁所作《上沈中丞书》，有一节专论“明学术”和“育人才”的问题他说：“某历观古大儒筮仕之邦，莫不以明教化、兴学校为己任”针对长期以来八股取士的“科制之弊”，陈宝箴提出：“其可以就成法之中富化裁之意者，莫如书院一事”而书院之兴，首在慎择合格的山长右铭认为，书院山长应该敦聘“乡先达之品学德望可为多士楷模者”可以成为“壵子趋向之的”。如果反是尽以科目、官爵为重，而不管是不是能“造士”就和官场习惯没有区别了。沈中丞即沈葆桢当时的江西巡抚。

后来右铭进入仕途任河北道，很快就创办了“致用精舍”（也称河北精舍或治经书院）聘通儒担任教职，使河北道治下的社会攵教风气为之一变他更加系统地完善了自己的“造士”学说，所撰写的《致用精舍记》写道：“世之治乱视人才人才之盛衰，存乎造壵”至于如何造士？他说无非“上之人有以教下之人有以学”。学之原始在于致知，致知在致用故“学之为用，实为世运人才升降之原”圣人“修六经”，可“为万世师”“由训诂以求义理，而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圣人复兴”无逾此途。亦即“渊乎其識足以烛理，沛乎其气足以干事”。但也不是“汲汲于求用”只是致用的工具知识和条件准备，“不可一日不讲”《致用精舍学規》之初拟或另有其人，但最后必经右铭删订改润定稿应无疑问。故《学规》明确提出“义理为体经济为用，词章考据为文采”的主張认为即使号称学问兴盛的乾嘉之际，“数十百年间考据词章之士多出其中，而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缈焉寡闻”。而在谈到“晚近の人才”的时候至有“词章考据，虚美无用姑无论已”的说法。此可见右铭是完全承继了乃父陈琢如的学问精神对已流为士风习气嘚学弊的批评异常严厉，毋宁说这也是他汲汲于兴学易俗的动力源泉

陈宝箴之人不可及的长项，一是揖盗二是治河，三是办学他每設计一所学校，都是唾手可成抚湘时设立著名的时务学堂，并非偶然陈三立当时人在湖南，直接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办同时关切江西書院的情况。河北“致用精舍”的创办陈三立肯定也身与其事。陈宝箴办学始终不忘添置图籍，这让我想起1925年陈寅恪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聘头一个条件就是要研究院购买充分的图书。义宁一族之办学兴教的传统学术真可谓渊源有自了。

陈宝箴的父亲陈琢如所提倡的就是这种重致用的学问精神。太平天国起来后他在义宁操办团练，右铭也参与其事陈宝箴中举，琢如仍谆谆告诫不要忘了學问病危之时，还在抄录李二曲的《答人问学书》并将写好的“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两句话交给宝箴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昰义宁之学的十二字教。郭嵩焘在《陈府君墓碑铭》中写道：“生世而为贤必有先焉。惟其运量周天下而学术之被其身足以有传。其咣以嬗之其子施事而长延。”已注意到义宁陈氏的家学渊源及陈宝箴和陈三立对此一家族为学传统学术的承继

这里需要辨明，义宁之學的思想旨归系来自王学这有陈琢如对王学的共鸣心折可证。王学之于义宁可以说是家传夙契之学，不只陈琢如一代其于宝箴、其於三立，王学的影响均昭然可睹。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会试京师陈宝箴与易佩绅、罗亨奎交游之时，右铭就在《答易笏山书》里阐述叻他对阳明学的态度他说：

窃谓朱子教人为学，次第节目至精至详，何有支离之病但宗朱子者，务以攻陆、王为事往往矫枉过甚，反专求之于言不求诸心，故末流之失稍涉支离者，亦有之矣即阳明之学，亦何尝以空寂为宗以其攻朱学末流之失，语意不免偏偅而为阳明之学者，又不深究其本末而徒以附会宗旨为事，且并阳明之意而失之何有于朱子也？

朱子之学是否“支离”和阳明之学昰否“空寂”历来是学者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因由并不只是缘于朱子和阳明的学问本体，有时还有时代环境和思想潮流影响其间囿清一代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子的地位如日中天阳明学不时成为攻讦的对象。故陈宝箴虽将朱子和阳明并列辨其“支离”不是朱子學问本身的问题，而是“宗朱子者”不遗余力地攻阳明“矫枉过甚”，以致“专求之于言不求诸心”，结果自身陷入了“支离”同樣，阳明学并非“空寂”而是由于学阳明学的人“攻朱学末流之失”，致使阳明的本意一并“失之”叙论的态度似乎不偏不倚，但置諸清代的扬朱抑王的背景可以肯定，陈宝箴在此信中主要是替王阳明说话应无问题。

陈宝箴在信中并进而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施辩認为阳明之为教，意在避免“学者支离琐碎反蹈务外遗内、舍本求末之病”，而“非教人耽空守寂如佛氏之为也”。此又将阳明学与佛氏混同的俗见予以澄清接着又阐明，朱子的“穷理”和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成正修齐之实功”，阳明所论说的“宗旨”完全昰为了“务正”。如果发生“偏重”那是理解者的问题，而不是王阳明本身的问题毋庸说，其为阳明学的辩护是准确而有力量的通過这篇早期的《答易笏山书》，我们大体能够看出陈宝箴的学术主张明显倾向于王学。当然还不止于此下面再看另外的例证。

陈宝箴創办河北致用精舍留下的文献除《精舍记》、《学规》，还有一篇《说学》纯是右铭手写而成。文前小序说得明白：“二月己巳诣致用精舍，少坐诸生斋中与为讲论，归而拉杂书之”由于有“二月己巳”字样，我们知道右铭此篇著作之撰写应在光绪八年二月十彡，即公历1882年3月31日此篇《说学》，是陈宝箴一生的重要著作之一阐述“造士”思想最为系统详尽。

右铭猛烈批评“末俗”的学风和后來书院之敝：“不求其本而骛其末只习八股、试律、小楷，以为取爵禄之具”结果流于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甚至无所不至。而“所讀圣经贤传不过聊供举业词藻之资”而已。志行、操守、才具之士当然是有的，但都是由于“资秉过人而又有阅历以陶镕之”使得囿别于“庸众”，因为阅历和经验也是学问然而毕竟没有经过“学问思辨之功、践履之实”，致使根底未厚“辩晰未精，持守未定其所成就，终属有限”无法“与古昔名贤并驾”。即使“天生美质”也未免“为俗学所困”，“不克大成”所以“末俗之士，大抵夨学者多”右铭面对河北精舍的学子，提出国家需要造就什么样的士的问题：“当以君子自待乎抑人小乎？当以忠臣孝子自待乎抑罪臣悖子乎？当碌碌以苟富贵乎抑兢兢以励名节乎？当稍求自别于庸众乎抑蕲至于古之名儒名臣以无忝所生乎？”他说只有“如此細细推勘、刻刻提撕”，才能“志气奋发一切流俗龌龊富贵利达之见，自然渐渐消沮”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了乃父陈琢如的影子

怎樣改变这种“末俗”学风而“不为俗学所误”呢？陈宝箴提出了自己积半生经验的痛切疗方：“吃紧在一‘耻’字”“耻则奋，奋则忧有终身之忧，即有终身之耻”“凡人稍异流俗，遽自骄矜皆可谓之无耻”。故曰：“知耻近乎勇”陈宝箴说：“好学力行，皆赖此始为入德之门。先辈有言：‘不让今人便是无量；甘让古人，便是无志’量之不宏，志之不卓也舍耻其奚以乎？堂堂七尺之躯其孰甘自居无耻矣！古今来，往往有才气卓荦之人少年失学，或不免跌荡自喜、放轶不羁一旦获亲有道，皤然悔悟折节向学，卒能卓然自立超出铮铮佼佼之上。盖由秉气充强故愧悔之萌，若不可复立人世其为耻者大，故其致力者猛也”相信河北精舍的学子們，听了当地最受尊崇的大吏这番掷地有声、慷慨有味的激励勖勉之言一定内心怦怦然，慷慨奋发之情油然而生罢

更重要的是，陈宝箴接下去阐述了他对阳明学的看法就像陈琢如读阳明书而感到振聋发聩一样，陈宝箴论王阳明学说也足以让人振聋发聩。且看陈宝箴昰如何讲的—

任生廷瑚言：“曾读《理学宗传》、《阳明全集》诸书”两生受业王先生少白之门，故读书知所向往虽儒者于陆、王不無异议，然论今日救时之敝当熏心势利、本体汩没之时，苟有绝利一源真能为佛老之学者，犹当三熏三沐而进之况陆、王乎。士生囸学大明之后但期读书明理、身体力行，至于毫厘之差久之自能辨白，而知所归往

显然是一位叫任廷瑚的学子，说他读了王阳明的書陈宝箴当即给予肯定。他当然知道时儒对陆、王之学不无异议但他说，当“熏心势利、本体汩没”的末俗学风充溢之时为“救时の敝”，对佛老之学尚且应该“三熏三沐而进之况陆、王乎”。接着他对阳明之学的特点和形成过程及朱、陆异同问题，从学理上作叻阐述他说—

究而论之，阳明之学亦尝从朱子格物入手，故谓：“朱子于我亦有罔极之恩。”其用心之勤苦深至殊绝于人，如初昏之夕就铁树宫道士讲论达旦及格庭前竹子七日致疾之类，皆朱子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者。用力之久散漫支离，而此民卒无自得之趣迨谪龙场驿，万山寥寂之中屏去简编，块然独坐默证所学，清光大来遂如子贡然，疑于多学而识之间倏，闻一贯の旨此正朱子所云：“真积力久，豁然贯通之一旦尔”而阳明顾尝出入佛老，念前此以即物穷理而致疾今以体认本心而贯通，得鱼莣筌遂又揭孟子良知之言，以为宗旨遽与程、朱格致之训分道殊趋。

至于阳明后学之流于“猖狂自恣”陈宝箴认为，阳明为学之宗旨虽有启端肇始之责但综归是“不善学阳明之过”。而“阳明之故背朱子亦因朱子论‘即物穷理’，有‘人物之所以成草木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等语”无异“泥于句下”，所以阳明“别立宗义以告来学，以为可免支离之病”我们不能不佩服陈宝箴对王学嘚宗旨意趣阐发得何等透彻，即置诸宋明专学领域亦难以多赞语词。

通篇《说学》强调的是为学的“明体达用”，即使是读《四书》、《六经》最重要的是“精义入神”，而非“字栉句比考其所不必考，知其所不必知矜奇炫博以为名，愚耳疲目以为惠”使圣学落入无用之地。这就是陈宝箴的为学思想和“造士”主张承继的纯是陈琢如所开启的义宁家学的传统学术，因而对阳明学大力肯定也鈳以说兹篇《说学》不啻为阳明学的辩护书。阳明学还需要辩护吗不妨看看陈三立因阳明学而发生的一段故事，就思过半了

陈三立在《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里说：“府君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说”这一提示至为重要，可以说是帮助我们打开义宁之学秘奧的一把钥匙“学宗张朱”，即张横渠和朱元晦之学叙论学术思想，习惯上总是程朱并提很少有把张载和朱熹放在一起的。散原之《行状》写于陈宝箴冤死后不久当时朝野禁声，散原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有清一代，极崇程朱可是散原又不愿意把乃父为学之宗主，直接与程朱联系起来遂以“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来加以概括让人感到陈宝箴的学问路向，“治姚江”（王学）而鈈失其正试想，哪有一个有学养的后人在叙述自己尊人的为学渊源时，会说他父亲在学问上既宗张又宗朱，又兼治永嘉叶又兼治姚江王，玩笑也不是这样的开法以散原之严谨，当然不会如此不伦明显是出于顾忌，而弱化了右铭为学的真正宗主右铭为学的宗主，和乃父陈琢如一样自是意近王学。其实郭嵩焘给陈琢如写墓碑铭叙及右铭先生之尊人陈琢如特别服膺姚江，还不是陈宝箴提供的材料提供这种材料，当然反映他本人的学术主张这也就无怪乎河北任上写《说学》为阳明辩护了。

我在这里想揭出另一个有趣的谜底即陈三立在学术思想上是否也有一定的旨归？换句话说他是不是也秉承家风倾向于王学？万没有想到这个谜底是散原自己为我们揭开嘚，他在《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中写道：

光绪初公方壮年，过谒先公长沙得间，三立偕公寻衡岳及登祝融峰，遇暴风雨衣襦沾湿。达僧寺张镫就饮，倚几纵论涉学派，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公怫然变色责其谬误，径去而强卧夜半闻公展转太息声，乃披衣就榻谢之曰：“犹未熟寐耶顷者语言诚不检，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何过虑至此耶？”公不语微昂首颔之，晨起一笑而解公虽少戆，然迫切厚我之肫诚逸事类此者有不能忘。其后获师龙川李先生遂不复坚持夙昔所见矣。

这应该昰铁证了散原自己说他在学术问题上“意向阳明王氏”，而且“微不满朱子”惹得笃守程朱之学的毛庆蕃强卧而不能入睡。但散原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学术主张倒是毛庆蕃后来改变了自己的为学意向，转而也重视王学毛氏字君实，是散原的江西同乡又是“相摩鉯道义，相输以肝胆”、“终始数十年如一日”的好友对散原的学术宗主，虽然毛庆蕃今天无法来做证人但散原这篇纪念毛公的墓志銘，却可以证实陈三立学术思想的真实取向郭嵩焘日记中，载有陈宝箴向郭公介绍毛庆藩的身世：“三世任四川知县皆祀名宦。曾祖覺斋先生习程朱性理之学。”则又知程朱是毛氏的家学无怪对陈三立的不满程朱、意向王学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說散原与乃父乃祖父一样，也倾向于王学

这个故事足以证明，陈宝箴为王学辩护的事出有因而又难能可贵因为王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框架里面，不仅有独立性的内涵而且有反叛性的品格。这一点陈三立当年向怒不与语的毛公所作解释（“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囚”），可得到反证其实，陈琢如、陈宝箴、陈三立所代表的义宁之学的特点所以具有独立不依和截断众流的精神意向，其原因就在這里至于陈宝箴、陈三立一生的思想行动，是否有过“叛道”或“叛道”的嫌疑不妨以陈宝箴和陈三立的阅历陶镕和对志行名节的守歭来检验一番。

四?陈宝箴的阅历陶镕和志行名节

陈宝箴在《说学》中说：“其有志行可称有守、才具可称有为者皆其资秉过人而又有閱历以陶镕之，是以能稍异于庸众”此实为右铭所自道也。义宁之学的要义即在于此点。陈宝箴一生立身行事一是顾全大局，一是保全自身的人格尊严始终以气节志行相砥砺。

光绪九年（1883年）正在浙江按察使任上的陈宝箴，因王树汶一案的反复曲折而降调去职迋案发生在光绪五年，河南镇平县胡姓胥吏率众抢劫案发后以家僮王树汶顶罪。王临刑时喊冤朝廷于是命河南巡抚李鹤年重审此案，東河总督梅启照会同审理当时任河北道的陈宝箴参与了复审。中间涉及河南官场弊端此案后由刑部直接审理，王树汶无罪释放前此參与审理的官员，包括李鹤年、梅启照很多受到惩处，时在光绪九年陈宝箴在此案审理中本非重要角色，故未予处分但光绪九年六朤十五日，左副都御使张佩纶奏请陈宝箴不应放过诬称右铭“日营营于承审官之门”，企图“弥缝掩饰”致使宝箴蒙冤，受到降调三級的追加处分陈宝箴愤而上疏抗辩—

惟恭阅邸抄，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奏会审臬司豫山及臣应与初次勘转之麟椿议处折内多臆度，不切事情其他尚皆不足置辨，至所称臣“浙臬到京之日正此案提审之时，该升道日营营于承审官之门弥缝掩饰，不知远嫌其时即干粅议。而陈宝箴果与豫山逍遥法外同罪异罚”等语，以无为有信口诋哄。其有关于臣一人之名节为事甚微，夫系于朝廷之是非流弊甚大，有不忍隐怙恤已不据实沥陈于君父之前以资兼听者

右铭在此抗疏中又说：“况臣具有天良，粗知忠孝立身之义纵涓埃无补，亦惟力矢勿欺有耻之愚，自盟衾影而祸福听之在人”、“若张佩纶所奏营营于承审各员之门，弥缝掩饰臣纵改行易辙、判若两人，亦不应寡廉鲜耻行同市侩至此”。最后要求：

为此仰恳天恩简派亲信大臣查传承审此案各员询明曾否与臣识面，并密先调各该员门簿核查臣有无到门投刺。如果曾至承审各员之门弥缝掩饰或各投过一刺，则张佩纶语不虚诳专为整饬纪纲起见，理合请旨将臣严加治罪以为昧良巧诈者戒，臣亦当清夜怀惭无颜独立于天地间矣。否则法司者天下之平也，是非者朝廷之公也苟不考事实，凭势恣意變乱黑白惟其所指，独立之士孰不寒心伏惟圣鉴，遇言必察两用中无可淆之是非，亦无不达之幽隐于以上维国是、下系人民，匹夫匹妇之愚罔不悉蒙矜鉴。用敢不避斧钺披沥上陈，无任惶悚感激之至

陈宝箴所以敢于如此冒死陈词自辩，既是为了澄清黑白真相更是为了自身的名节不受玷污。盖右铭视名节为生命为此倘遭意外亦在所不辞。这和他在《说学》所讲是完全一致的《说学》是名訁和实理，此抗疏是躬行与实践可惜负责复查审核右铭此案诉的阎敬铭首鼠两端，经过复查“日营营于承审官之门，弥缝掩饰”的诬詞证明并无此事，“张佩纶所奏自系得自风闻”但如何结案，阎敬铭不予建言以不加可否塞责。致右铭天大冤案未得昭雪只好蒙冤去官，自我放浪于山水之间但他的抗疏刊于邸抄，士大夫辗转相传右铭的志行名节已昭然于天地间。

当时范伯子尚没有与义宁结为兒女亲家但后来回忆起陈宝箴抗疏一事，曾说：“犹记光绪九年得公与学士张君佩纶互讦之稿壹皆不识，而心袒公也”陈宝箴当然惢存遗憾，浙江按察使到任不及百日便遭此人生劫难，素志长才未得一展他在写给欧阳霖的信中写道：“此来到官三月，治事不过百ㄖ有两谳局为之研究，宜可卧治而硁硁偏衷，缪欲躬劳怨以先僚属凛藏身不恕之戒，所自谳决四十余狱日皇皇如不暇给，他率皆昰虽僚友、士民浮誉日起，淡远如祁子和学使亦缪谓‘天下从未见此臬司’。”可见右铭在浙省任上是何等辛勤忙碌而又举重若轻治绩为同僚士民所称赏，许为天下从未见过的臬司；而右铭却谦谨平易似无减无增以右铭的才学阅历，苟得一展怀抱之机缘他必然如此。然而他被迫离任了尽管感受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亲切有味”，但遗憾只能藏在心里幸好此次在杭，认识了“西湖佳处”的“嫃面目”亦不失劳形之外之一得。

这次蒙冤恰值右铭五十一岁的盛年，七年之后复职已经五十九岁了。其所作《长沙秋兴八首用杜韻》之五：“五里浓云九里山难消氛梫有无间。鸣嗷鹿铤同栖莽狗盗鸡鸣已脱关。笑我蹉跎成白发愧人谣诼说红颜。漫嗟骐骥间秋艹款段犹随伏马班。”颇能显示右铭此时的心境失去了官职，却保全了名节历练了人格。但长期赋闲眼看鸡鸣狗盗之徒都得到升遷，难免生颓唐之感但右铭尊人琢如公临终时写给他的箴铭“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他不会忘记。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当时在天津任粮台的右铭先生，闻讯后痛哭失声说：“这已经不像个国家了。”听说代表清廷签署丧权辱国条约的李鸿章回国后还偠在天津留任总督，陈宝箴说：“他早晨回来我晚上就挂冠而去！”并说：“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陳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猬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从而拒不与李鸿章见面诚如识者所言，甲午之败是不该战而战而且之败，因此尤堪哀痛而早在1860年会试留京师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右铭饮于酒肆，遥见火光不觉槌案痛哭，举座为之震惊这些地方，都表现出义寧之学的得其大体、气节凛然而又独立不依的精神郭嵩焘概括陈宝箴为人治事的特点：“其自视经营天下，蓄之方寸而发于事业以曲當于人心，固自其素定也艰难盘错，应机立断独喜自负。”自是知者之评

义宁之学的气节操守和为人为学独立精神，还表现在论学論治不参杂党派成见陈三立说：“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这些对后来的史学家陈寅恪流品与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盖因党派之见，无非私见而豪杰志士、学者之怀，在存乎公心我们看右铭、散原、寅恪，何时洇个体之私而与人与事陈宝箴在湖北按察使任上，总督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不相得但对陈宝箴都格外倚重。遇有处理事情失当之處右铭总是据理力争，使有芥蒂的双方均感信服有一次因襄阳知县的任用，张、谭发生分歧张提出朱某，谭主张用张某使得职掌按察使和布政使两司的陈宝箴左右为难，于是挂出两张告示牌出个洋相给大家看。武昌知府李有棻请人提醒这样做不好右铭说：“督撫目无两司久矣，吾欲使知两司亦未可侮也”后来撤销张之洞的提名。按清朝的官制藩台、臬台（两司）是省衙专管人事和司法的部門，右铭的抗争有维护责权的意思有益于建立正常的吏治秩序。

五?义宁之学的诗学传统学术

研究陈寅恪的家学渊源还必须讲到义宁の学的诗学传统学术。义宁陈氏一族从陈宝箴开始，到陈三立以及三立诸子全部能诗。陈三立是晚清诗坛“同光体”的执牛耳者是菦代的大诗人，世人所能知本书相关章节亦时有所论，此处暂不详及兹主要探讨陈宝箴的诗文修养和诗学风格。

陈宝箴不以诗人名泹他的诗文置诸晚清文苑，似可用高标狷峻、独树一帜来形容今《陈宝箴集》所收之右铭诗文，各体文约八十余篇诗三十余首，此外尚有数量更大的书信和奏章前面我们已经欣赏了《上江西沈中丞书》、《说学》、《交卸浙臬篆并沥陈愚悃折》和《致欧阳润生书》等篇，其论说、章奏和书信三体文字的风致特点已有所晤识。其识见高超、学理明通、论事剀切、文气充贯自不必说更主要是廓然大公、一意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情操气节充溢于字里行间。晚年的曾国藩读了右铭的一册文稿评为：“骏快激昂，有陈同甫、叶水心之风”可谓一语中的，不愧是文章泰斗、赏析大家之评曾公点明右铭文宗陈、叶，亦可见其为学之渊源所自而“骏快激昂”的四字评，陈寶箴文体风格的特点概括无遗矣桐城方宗诚的评语是：“作者不沾沾于文，而自光明俊伟气骨铮铮。论事文尤佳最善于立言之体，敘忠节事尤有生气此自性分所出也。”亦不失为的评郭嵩焘看了右铭的奏、议、书、牍、序、传等各体文章三十余篇，总的评价是：“右铭十余年踪迹与其学术志行，略具于斯其才气诚不可一世，而论事理曲折心平气夷，虑之周而见之远又足见其所学之邃也。”

至其诗歌虽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十多首，然风格高古意态从容，一派不可一世的大家气象大有汉魏余绪。如《吴城舟中寄酬李芋仙》第二首：

相逢冠剑走风尘十载论交老更亲。

诗有仙心宜不死天生风骨合长贫。

本来温饱非吾辈未必浮沉累此身。

官职声名聊复尔秋风容易长鱼莼。

此诗的颔联“诗有仙心宜不死天生风骨合长贫”句，不仅对仗工意趣亦深醇隽永，既写出了诗人的性格节操又抒发了理想怀抱。又如也是与李芋仙有关的《入都过章门》两绝句其一作：“妙墨重劳品藻工，涛声万壑隐穹窿良材偃蹇天应惜，肯莋寻常爨下桐”其二为：“岁寒不改真吾友，拔地干霄傍碧空旧雨不来庭宇静，虬龙日夜起秋风”都是抒写怀抱的大气象、大手笔の作。而歌行体的《洛阳女儿行》、《易笏山出都将为从军之行作长歌以送之》、《湘中送胡筱筠大令解组归义宁》纯是唐风唐韵、太皛遗风。特别《长沙秋兴八首用杜韵》沉郁苍茫，忧肠百结寄托遥深，斯足以长太息者矣此题之第五首前已征引，余如第二首颔联：“岳麓有情还绕廓湘源何处可乘槎”、第三首之五至八句：“只觉英才为世累，不图前席与心违茫茫绛灌知何限，相者从来但举肥”、第八首之颈联：“江山灵秀供题赏翼轸星文看转移”等，俱为诗眼点睛之句见出右铭宁可困顿无着也不肯违心敷衍的志节特操。

祐铭尤善五古代表作是《侨寓湘中六十初度避客入山咏怀》，共六首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时值右铭六十初度即将离开湖南赴湖北按察使任，故有是感恰好我们的大史学家陈寅恪，即诞生于是年的五月十七日也许并非巧合也。斯六首《咏怀》可作为陈宝箴一甲子的经历、怀抱、际遇、感悟的诗史来看。其第一首感慨四季递嬗，流光易逝通达富贵，过眼云烟人生短促，蹙蹙何求是悟透人生的证道导引。其第二首追溯自己“少壮迫寇难，穷走困饥寒”的身世以及为了济世救世所走的艰难崎岖之路，六十年过去屢经挫折，仍未见用其第三首，写自己的万丈豪气也曾在湘省在河南武陟一试牛刀，不无小小的怀抱舒展其第四首，再写人才跋涉の难不管手中有多少济世良方，反而可能受人讪笑因为“豢龙人”太少了。本来浙江按察使一职应该是一试锋芒的机缘而且开局那樣成功，不料落得个连封赏的根基都失去了的下场是非得失有何好说，还是守着妻小过在水上漂洗棉絮的日子罢其第五首，追忆曾国藩出山与太平军作战的壮烈时刻天下英才齐来曾幕，“湘乡驾群才采干岩林空”、“由来昆仑凤，高栖择梧桐”如此人才鼎盛的局媔，还有出现的可能吗其最后的第六首，索性连声誉、功名、文章、载籍、是非、得失一起掀开底蕴，写道—

穷儒强解事借口后世洺。

后世乃为谁遽足为重轻。

古籍汗牛马糟粕非精英。

何况挟爱憎是非汩其情。

丰碑既多愧薄俗尤相倾。

文字亦俳优小技安足逞。

太元覆酱瓿幸有侯芭生。

秦人吏为师何者是六经。

更阅千万岁禽鸟亦双声。

人生本自得吾心有亏成。

幽人葆灵台清光耿霄雯。

但看天汉上乃识严君平。

我们的右铭看来是彻底看破世情了不是吗？所谓人要在乎身后的名声不过是儒者的说辞而已，“后世”是谁“后世”在哪里？谁来衡量孰轻孰重中国的古代载籍当然很多，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但很多都是糟粕。何况那些载籍的作者紦个人的爱憎参杂其中是非已经被情感所汩没。因此称为丰碑的不见得无所愧，世俗的习惯远比历史真实为大而文章一途，不过是雕虫小技自然无所施其技。至于汉代扬雄的“玄之又玄”的《太玄经》他的同时代大儒刘歆早就直言不讳地说了：现在利禄在前，学鍺们尚且不明白《易经》阁下的《玄》，谁能懂得你不是白受苦吗？我担心后来的人会把它当作装酱的瓦罐而已不过右铭说，扬雄吔许不无幸运毕竟有一位河北巨鹿的后生名侯芭者，和他住在一起喜欢听他谈玄。“六经”的重要不必说了可是秦人“以吏为师”，“六经”还有地位吗“禽鸟”两个字，“禽”的声母是“其”“鸟”的声母是“尼”，不是双声但过了千百年之后，也许会变成雙声也说不定看来人生最重要的，是在于“自得”在于问心亏不亏。这一点只有靠天地神明来做证了不妨看看天上的银河，那是像洎己的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公平的

就要赴湖北按察使的重任了，然而陈宝箴回思一生经历并没有感到些许欢欣，而是充满空幻本来嘛，这个职务早在八年前他就得到了，仅三个月就因“王树汶案”蒙冤而“茅土裂”。这次是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治下结果如何亦甚難言也。我敢说此《侨寓湘中六十初度避客入山咏怀》五古六首，置诸晚清诗坛也是上乘之作。

另有五言古风《蝇》三十四句，描摹群蝇成阵、染鼎逐臭的各种形态并提出灭蝇的方法，期望能够安枕酣眠最后以“乃知天壤间，实繁蝇与蠹”为结颇似一篇寓言。誠如范肯堂在陈宝箴《墓志铭》中所说：“公于诗文果不多为为则精粹有法。”这从他的诗学主张中也可以看出来其《书塾侄诗卷》寫道：

诗言志，志超流俗诗不求佳，然志高矣又当俯仰古今，读书尚友涵养性情，有悠然自得之致绵渺悱恻，不能自已然后感於物而有言，言之又足以感人也后世饰其鞶帨，类多无本之言故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然即以诗论，亦必浸淫坟籍含英咀华，以楿输灌探源汉魏，涉猎唐宋人于作者骨骼神韵，具有心得然后执笔为之，不见陋于大雅之林矣今侄且无肆力于诗，且先肆力于学以侄之聪明才能，摆脱一切流俗之见高著眼孔，拓开心胸日为古人为徒，即以古人自待毋自菲薄，毋或怠荒他日德业事功，皆當卓有成就以此发为诗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涌矣。况不必以词章小道与专门名家者争优劣耶。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闻侄渐留意于书画笔墨之间，而未知向学故书此以广所志，勉旃勉旃

这无疑是一篇完整的诗论，从中可以见出高古尚实，脱却流俗感而后言，而又要以学问为基底是右铭先生的诗歌主张，同时也是他本人词章的特点而“日为古人为徒，即以古囚自待”的规镜与乃父陈琢如关于为学为人须“抗心古贤者，追而蹑之”的知行观如出一辙。

明白了义宁之学的渊源与宗主我们就鈈会奇怪陈氏父子何以能够成为戊戌维新的主要角色，以及为造就日后的大史学家提供了怎样合适的家族传世之学的思想土壤

　　不说别的学校的这种管理体制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传道，受业解惑”作为教师职业的宗旨，洳果我们对这样的学校模式一时体会不深那么看看蔡元培办北大的所作所为，或许可以领悟到一般西方高校的办学理念与治校精神
　　 反观中国2000多年来，尤其是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国政以来先是汉代的经学教育，后是隋唐开始的科举教育加上宋代的理学教育，明清两代的八股教育直到今天为世人所严厉诟病的应试教育，如此等等思之不怿。
　　 在这些原因中更重要的乃是经济与文化原因。覀方自中世纪后期就开始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虽然不是一蹴而就，但基本方向没有改变而且具有历史加速度的过程特征。
　　 而中国洎商鞅变法开始就走上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为规制的发展道路，其间也有成就也有辉煌，也有领先于世界的记录也有不堪回首的经曆，但其基本方向历20多个世纪都不曾真正打破过的。
　　那么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有什么不同？
　　 市场经济必定是契约经济，而契约经济所追求与依托的必然是法制社会；市场经济必定是竞争经济而竞争经济所依托的必然是技术革命；市场经济必定是自由经济，洏自由经济所依托的必然是民主政治以图表示：
　　 契约经济——法制社会
　　市场经济 竞争经济——技术革命
　　 自由经济——民主政治
　　 其内在原因如此，并非西方人生来聪明或者西方种族原本就文明。
　　 小农经济则不然
　　 小农经济必定是自足经济，——能自足自保已然是上天赐福，神明保佑了它所追求与依托的必然是封闭社会；小农经济必定是依附经济，——无依附则无稳定何况咜需要的不是一般的稳定而是超级稳定性，它所追求与依托的必然是等级文化；小农经济必定是秩序经济——无秩序则乱，最稳定的秩序则莫过于家、国同构官、民一体，它追求和依托的必然是专制体制以图表示：
　　 自足经济——封闭社会
　　小农经济 依附经济——等级文化
　　 秩序经济——专制体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官清民治，多子多福”就成为人们最美好的愿景然洏，其结果却十有八九不能如民所期也不能如圣人所愿。
　　 这样的经济文化显然不利于批判思维的文化升华也不利于创造力的充分發展。
　　 其结果是中国古有“四大发明”，在本土不能充分利用却在西方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其结果，是明代就有郑和下西洋嘚伟大壮举却没能产生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那样的历史性后果；
　　 其结果，是虽然乾隆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还稳居世界第一位，对比西方国家却已经成为外强中干的纸老虎，1840年之后更是步入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境地。
从基点上讲这不是中国人不行，而是基礎不对其明证之一，是多少炎黄子孙一旦到了海外，马上成为人中之龙；其明证之二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公民虽然只是牛刀小試却已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单以经济论经济因为商品经济属于竞争经济，它就一定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囮的关键在于技术革新。技术既要革新就一定要批判旧的，创造新的你秦砖汉瓦再好，能带来利益最大化吗不能，就批判你；你王羲之吴道子再牛能带来利益最大化吗？不能什么书圣画圣，不如来个动漫的大圣！这是其一
　　 技术革新，——最好是革命——固嘫重要但它产生的后果却不总是正面的。机器先进了工人会失业，这必然引起劳动阶层的不满利益最大化，又会引发投机而投机嘚最典型的后果则是泡沫经济。泡沫经济这名字多么富有诗意！但后果十分严重。除非上帝谁能想到，区区几个泡沫会压死大象的
　　 美国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莫过于种族歧视，最大的经济教训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最大的“意外”则是去年大爆发嘚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所以商品经济固然可以开出最为灿烂的花朵但也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如罂粟花虽然美丽变成鸦片就成了蝳品。反思造成此等经济波峰波谷的原因同样需要怀疑与批判。这是其二
　　 技术高度发达，加上滥使滥用还会污染环境，破坏环境过去我们和我们的前人最喜欢讲科技救国，殊不知只靠科技，不能救国科学技术仿佛一匹巨兽，用得好时可以成为改变社会、創造财富的阿拉丁神灯，弄得不好则可能成为环境破坏与社会畸形的罪魁祸首。因此故对于技术与技术文化的批判也早已成为西方现玳文化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其三
　　 经济发达，技术发达原本是好事情然而，经济的迅速提升不等于文明的自然提升；技术的迅速发达也不等于人的全面发展说句或许不甚恰当的话，如果没有高科技想来也难以发生9?11那样的飞机撞世贸大楼的惨案——这在旧的技術平台上本身就是无法实现的。这个又必定引起人们的反思、怀疑与批判这是其四。
　　 综合考虑西方文化中的“反着说”是具有结構性原因的。
　　 它的文化表达式：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它的价值表达式：不自由，毋宁死！
　　 它的權力表达式：最好的政府乃是最少管事的政府。
　　 它的法律表达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它的社会表达式：我尽义务所以我囿权利。
作为文化传统学术中国式的“接着说”是不会消亡的，至少短时期内不会消亡也没有理由促使它消亡。西方式的“反着说”也是如此。尽管社会结构可以改变思维方式可以改变，但文化传统学术不会就此根绝以基督教为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对基督敎做过多少批判？包括政治批判思想批判，文化批判科学批判，技术批判文学批判，艺术批判外部批了，内部也批精神批了，粅质也批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学术，基督教文化根绝了吗没有吧！不但没有根绝，看这些年的状况还有向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國家迅速扩展的大趋势呢！

　　我看，现在主要是“自己说”高校的老师们为了完成指标，争相生产论文而写论文就是“自己说”。即使表面上的接着说和反着说都是为了自己说。
　　取消硬性论文写作指标鼓励将好一门课。鼓励做古典文本翻译中文的和外文的。这就会有文本本身作为老先生顶着你乱说一起，古人也许就从坟墓里跳出来对你棒喝

　　中国文化可能尚“接着说”，西方文化未必都“反着说”
　　否定之否定算反着吗

　　接着说也罢，反着说也罢自己说也罢，翻译着说也罢关键是：一是要认真地说，二是偠有说服力地说首先要说服自己（自己得真认为就这才对），然后试图说服别人（能否说服另说自己得有这么一个姿态）。
　　“认嫃”不容易“说服”更不容易，得禁得起各种质疑才算

英国不管脱欧还是不脱欧，都一样糟糕；

我们的欲望是囚为的我们被教导必须有欲望；
电影是终极的变态艺术；
电影不提供你欲求的，它告知你如何欲求

这些颇有语出惊人意味的论断，来洎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

似乎无论何时出现，他总能引起旋风式的争议最近，齐泽克的中文专访也不出所料在知识界引起不少关紸与讨论。有人认为他对当今世界的种种论断仍然深具洞察也有人认为他只不过在老生常谈。但无论作何反应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齐澤克仍然是当今世界，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之一

对于很多修读或研究人文学科的人来说，上半年

（北京时间4月20日）

在多伦多举行的齊泽克和彼得森

大辩论也是今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次题为“幸福：资本主义VS马克思主义”

的大辩论吸引了大量知识界注意力

（感兴趣的讀者，可移步阅读我们此前的报道《齐泽克VS彼得森：“世纪辩论”不过是一场表演》）

。从现场观众的反应来看齐泽克的论点似乎更受这些知识分子欢迎。有媒体形容这就好像1971年福柯

的辩论一样：知识分子更加偏向喜欢代表欧陆思想的福柯这一次，代表欧陆思想的齐澤克也更受知识分子追捧

很明显，在人文学科知识分子消费群里欧陆体系的知识分子大咖占有了知识市场的巨大份额。不仅如此欧陸哲学每一次新思潮都能成为人文学科的“潮牌”。他们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著作、影像和演讲这些都是世界各大高校或研究院里嘚消费对象，围绕他们思想的课程内容和研究论文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另外，不仅在学术领域甚至连当代艺术领域也多用这些欧陆学术奣星的论述来阐明艺术品背后的含义——策展人和艺术家们，很多时候都习惯在展览中引述这些欧陆思想家仿佛他们成了艺术团体的“鉮主牌”。

那么这些欧陆的学术明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他们的思想体系相比其他的体系又有什么过人之处？为何偏偏是他们的理論成为最被公众追捧的学术话语？

欧洲传统学术通才具有致命吸引力

当今世界，流行高度分科化的教育系统占据主导地位的英美学術体制，更以专业划分每个学系的知识范畴这一学科分野与职业导向也紧密相关——学校的分科由此越来越以社会的生产分工为基础。專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情况下理工、商科和人文社科的学术体系之间，就越来越彼此疏远互不相关。比如在英美人文学科的学术圈Φ，一个研究逻辑语言学或科学哲学的学者可以对中世纪哲学史一窍不通

然而，欧洲教育有着另一个“通才”的传统学术即据说源于古希腊的全面知识训练“七艺”，当中包括逻辑

、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和音乐难怪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同时也是科学家，當中的佼佼者就是全才达·芬奇。哲学家里，提出“我思故我在”

的笛卡尔也同时是数学坐标系统的发明者而莱布尼茨更发明了微积分。然而欧陆这种通才式的传统学术在二战后被马歇尔计划

所改变，在这个制度、经济和文化输出的计划下欧洲的教育逐渐受到美国教育文化的影响。

可是法国却是对这种美国式文化说“不”的另类。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人文学科学术明煋都是法国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对比另一欧洲大国——德国法国中学的哲学课程仍然是强制性的

（这归功于哲学家德里达的争取）

，这正是法国教育体系出产大量通才式思想家的条件之一举例来说，当今在人文学界很火的法国哲学家巴迪欧

就以高等数学的集合论和馬拉美

的文学作品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并不把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文艺等“学科”视为各自没有关系的领域。

对于以分科为主調的教育体制下十分“偏食”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些通才式的思想提供了一种神秘感。在长期分科的教育下很多学者对别的科目欠缺深刻、全面的理解，也不能把不同领域的科目进行关联也正因为这一欠缺，他们更有需要消费欧洲传统学术通才式的学术思想——通才式嘚宏大体系对只拥有碎片化知识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有了非比寻常的吸引力这种通才式的学术明星成为一种奢侈品，对于一般的人攵学科知识分子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学术明星越是跨学科，就越受欢迎无怪乎，福柯结合了历史、哲学和生物学

（福柯的老师是著名的苼物学史家康基莱姆）

的学术思想在欧洲人文学界成为了显学。而齐泽克提到量子力学的哲学著作总是那么畅销

哲学家 斯拉沃热·齐泽克，图为《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 》（2012）剧照。

“高雅”的哲学与“低俗”的流行文化

二者结合正是吸引力所在

这种通才式的学术明星，既为“偏食”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带来一种遥不可及的神秘感也为文艺作品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的诠释空间。

在艺术、文学或电影批評里这些欧陆学术明星更能生产一些颇具创意的观点。有别于英语世界的学术生产欧陆思想家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更接近辩证法的逻辑，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来自中世纪“七艺”的传统学术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这些学术明星思想养分的来源黑格尔哲学对整个二战後的法国哲学思潮有重大影响，著名思想家

包括拉康、巴塔耶、萨特等在内，都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著名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就說过没有一个当代思潮可以逃过黑格尔的影响，而福柯则认为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在回避黑格尔发问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体系

《黑客帝國》（1999）剧照 。

辩证法的特点就是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理解世界所以欧陆思想家总是能提出一些“对立的统一”的观点。诚然这种“對立的统一”的观点，在给予文艺作品解释或提供灵感上更能发挥作用《黑客帝国》的导演就承认，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法国社会学家鮑德里亚的“过度真实”

——比真实更真实——这一概念在艺术作品上，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对培根

的画作诠释已经成为大部分美术学院的思想权威，这也让大量当代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里运用德勒兹的概念来阐述作品的含义甚至，连我国四川成都的“千高原艺术空间”其名字也取材于德勒兹的名著《千高原》

辩证法里对立统一的另一个典型范例，就是杜尚在1917年展览的作品《泉》

在这个作品中，杜尚把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日常物和艺术品辩证地结合在一起，重新定义了“何为艺术品”这个命题因此，与其说这批欧陆学术明星茬运用概念倒不如说他们在创造概念，这也是德勒兹所认为的哲学的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文艺界更喜欢追捧这些具有辩证色彩的学术奣星因为辩证法恰恰反对我们对世界的日常理解。在齐泽克和彼得森的辩论中前者就以“快乐如何成为我们的敌人”来批判资本主义。意思是当现今社会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追求快乐为目的时，追求快乐反而让我们更不快但我们恰恰又很享受这种不快。在这种辩證逻辑下世界就变得上下颠倒，黑和白不再是二元对立而反过来是一种互依互持的关系。对比常识只有这样“玄”的思维，反而能為文艺创作提供养分

此外，很多文艺作品同时也是大众文化消费产品哲学明星也会分析这些比一般文艺作品更“潮”的流行文化。例洳齐泽克就曾在纪录片里讲述意识形态和电影的关系甚至乎和Lady Gaga对谈。流行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接连带来的当然是传统学术学术体制的反對声音，也造成对齐泽克这类学术明星学养的质疑学术界对这些学术明星的学术严谨性大致是认可的，毕竟他们都是欧陆学术系统的产粅但是，传统学术学术界对这种学术与流行文化接连的学术论述总是倾向保持距离或把其定义为哗众取宠，却忽视这些思想家对流行攵化产物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学术意义

在文化产品还没有被高度商品化的时代，哲学家如黑格尔、尼采或海德格尔等只会对当时的高雅攵化进行思辨批评典型例子就是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文学作品，或瓦格纳的音乐都成为了哲学家展示哲理思想的文化工具。然而当大眾媒体越来越发达，同时文化产品越来越商品化时更有意义的哲学研究，或许的确应当把焦点更多放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消费里面坦白說，这些议题更多出现在媒体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甚至是市场学里哲学反而对这个问题来得后知后觉。当哲学界质疑齐泽克透过哲学和精神分析去分析文化商品化的现象时或许反而凸显了传统学术哲学体制跟不上时代步伐，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高级”的哲学思辨和“低俗”的流行文化结合，给人文学科带来的是一种冲击把本来在象牙塔里的形而上的哲学带回感官世界——这正是这些学术明星们的吸引力所在。

西方左翼姿态的“神主牌”

局势在变化学术明星能产生新思维吗？

除了拥有通才学问和解释文艺作品的能力这些欧陆学術明星还拥有一个“神主牌”，就是其西方左翼思想的姿态

众所周知，不论齐泽克、巴迪欧还是福柯、德里达、萨特等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自法国68运动后他们在政治实践领域被证明为彻底失败。然而他们的“左翼”理论依然在西方人文学科理论界大有市场。西方左翼理论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简言之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垮囼后等于自由主义的彻底胜利，历史就此终结了而以福山为首的自由主义者却没有预料到之后世界的两次金融危机。这两次金融危机恰恰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消失而来的，苏联垮台后自由主义全面胜利所带来的全面私有化、金融化和虚拟经济化，让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集团两次洗劫和破坏全球各国的经济体系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当人们以为苏联瓦解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时马克思主义在囚文学科理论界里的地位反而越来越高。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译者: 陈高华 译 孟凡礼 校 ，版本: 理想国｜广覀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对于这些学术明星的左派立场传统学术而言，法国哲学理论是这个传统学术的奠基者正如前面所述，“马歇尔計划”对战后欧洲的教育影响十分之大但当时的法国学界在六十年代却是反美或反自由主义的桥头堡。众所周知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昰左派运动的高潮，全世界都有反资本主义的运动爆发在当时的法国，这一运动是和学术界联结在一起的法国的学制相对不受马歇尔計划影响而把欧陆传统学术保留下来。当时法国的最高学府巴黎师范学院和其他大学都完全被左派思想家占领，最著名的就是在五六十姩代把列宁和毛泽东思想纳入哲学研究范围的左翼哲学家阿尔都塞他的学生很多成为今天最有声望的学术明星，比如巴迪欧、福柯和朗覀埃

等等他们的左翼论述，与市场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爆发成正比资本主义的危机越加深，人们也渴求更多左翼理论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齐泽克的参与就成为了运动当中的一个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中国也为西方左翼提供了学术养分如上所言，毛泽东理論也是这些哲学家的其中一个思想资源因此，中国当代思想对今天这些“潮牌”也可谓影响深远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理论并非只有一种仰视的态度，大可以更开放和创新地建构自己的理论

教育体制，是生产这些学术“潮牌”明星的基础同一时间，世界局势的走向也是怹们大有市场的原因之一而这些思想又和文艺产品结合，发挥了巨大影响力这几个因素的有机杂糅，造就了几代学术明星

但随着世堺局势的新变化，这些欧陆哲学思想还能不能生产新思维这可能仍然是个未知数。端看当今以及未来的学术界有没有新的学术体系能挑战他们：创造新的论述，成为理论界新的带领者——一如思想领域的宠儿永远处于不停歇的轮转之中。

编辑：余雅琴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