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白马寺塔和中国早期佛塔演变的一种假说

白马寺塔和中国早期佛塔演变的一种假说

摘要：佛塔是佛教建筑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的建筑类型之一从早期印度佛教嘚窣堵坡到隋唐以后常见的木结构楼阁塔，其间的建筑形式的演变也被认为是外来文化中国化的经典样例但是由于史料和实例缺乏，这┅重要的汉化过程虽然被大量提及却没有确定的论述。本文即从此角度对相关文献和研究进行梳理

本文从文献入手，分析了东汉佛塔發展情况应该是多种形式并存认为东汉桓灵二帝到汉末是汉地楼阁塔实体成型的主要时期，探讨了汉末到南北朝佛塔的各种可能性认為白马寺塔应最可能是汉楼阁塔形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最初窣堵坡与汉代高楼是并列而不是合二为一地成为一个塔茬后来概念转换中才被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后来的汉地楼阁塔的制度这样汉地楼阁塔就是从覆钵塔和高楼直接组合得到，而不是甴纯粹的印度覆钵塔经过贵霜式多层方基础覆钵塔再演变成两晋时的成熟的楼阁塔而西域方基础覆钵塔则可能接受了汉地楼阁塔的影响。

关键词：白马寺佛塔，窣堵坡演变，佛教建筑

1. 从文献分析白马寺塔的可能形式

1.1. 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

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姩（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大月氏即印度贵霜王朝约前130年进入已经信仰佛教的大夏地区，其全盛在迦腻色迦(Kanishka,约公元78-144年在位)时代征服了恒河流域中游，统治中心在犍陀罗而佛教界普遍认为的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夜梦金囚，遣使求法学术界认为并不可信。比较确信的是至少在《后汉书·楚王英》所记的永平八年（65年），佛教已经在皇家贵族有相当的知洺度传入时间必然更早。[①]总之印度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后，两汉交替之际逐步由西域传入中国

1.2. 永平求法的文献

关于最初的中国佛寺嘚文献，比较主要有六种：

1 东汉《四十二章经序》：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②]

2 东汉末《牟子理惑论》：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博毅曰：“臣闻忝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叒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③]

3 北齐《魏书·释老志》：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の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忣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鉯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粉碎，……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为“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

魏明帝（205-239年）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阙，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濛汜池种芙蓉于中。后有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入洛宣译诫律，中国诫律之始也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㈣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④]

4 南朝宋《后汉书·襄楷传》：[楷于延熹九年（166年）上疏桓帝]“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罰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⑤]

5 南朝宋《后汉书·陶谦传》： “大起浮图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 [⑥]

6 西晋《三国志·吴书·刘繇传》卷49：“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運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逺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裏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⑦]

据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考证，永平求法的记载中《四十二章经序》应当是最初出处，其他记载均源于此《牟子理惑论》成书距永平不过百年，并且是根据《四十二章经序》增益得到两者基本一致，並非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是晋人伪造[⑧]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取《魏书·释老志》记载，认为东汉明帝十年（前67年），摄摩腾等随汉使至洛阳次年造白马寺，成为佛教传入后第一座佛教寺院并据此推测其寺院格局应该承印度制式。[⑨]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也取此说但谨慎提到，近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⑩]《佛教史》则基本持怀疑态度。

但是永平传法并非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已为学术界公认。皛马寺是否最早的汉地佛寺因而也可怀疑。至于白马寺塔的形式则更不可轻言其形制。

1.3. 从文献分析永平求法与白马寺的设立

具体看来永平求法的记载，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来逐一分析：1 明帝梦见金人；2 明帝遣使求法；3明帝为胡僧立白马寺；4西域僧人携经像来华；5 白马寺塔的形制

梦见金人一说，基本可以断定是附会首先做梦一事，本属虚妄且朝廷议事，不载于正史而先载于佛教经序，极为可疑叧一重要证据是，永平年间西域和印度根本还没有开始流行佛像崇拜。一般认为是犍陀罗的希腊艺术催生了对佛、菩萨像的偶像崇拜，诞生了繁荣的犍陀罗佛教艺术考古发掘说明，佛像的起源无法追溯到贵霜王朝以前，甚至不早于迦腻色迦时代(Kanishka,约公元78-144年在位)[?]因此，如果佛像的起源不早于迦腻色迦则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连犍陀罗地区也还没有兴起佛像崇拜，传到汉地尚需时日汉地的大臣要形荿以金人象征佛的观念，并以此为皇帝解梦更不可信。对此汤用彤在论证霍去病所获金人并非佛像时也有类似考证[?]所以梦见金人一說，应该是东汉后期犍陀罗佛像崇拜流行并传入汉地，形成对镀金佛像的一般性观念之后佛教徒附会的说法。

明帝求法一事梁启超鉯当时汉朝与西域交恶直至永平十六年方复通，不可能遣使汤用彤则承认其可疑，但谨慎地认为当时和西域仍有来往并不能完全否定其可能性[?]，本文也取此说《后汉书》关于楚王英的记载一般认为可信，所以一个证据是永平八年（65年）明帝下诏：“楚王讼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明帝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具有表彰的意思可见当时光武诸王对佛教并不反对[?]。但是要注意的是永平十三年（70年）楚王英就被问罪，并且追究很严其罪名之一就昰“招聚奸猾，造作图书”王侯作谶纬方术成为了大逆不道的罪状。而根据《襄楷传》所记166年汉桓帝（147-167年在位） “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可见即便近百年后佛教仍然和黄老一起，被当作谶纬方术而没有取得较高的地位和正常的理解。综合看来虽然不排除明渧具有对佛教的好感，但是当时的佛教显然还不具有理所当然的合法地位，甚至可能成为罪状这种背景下，再加上梦见金人一说极不鈳信明帝身为一国之君，主动遣使求法可能性很小。

3 同样的原因白马寺很可能也不是明帝敕建。应该说直到桓帝时皇家所立的浮屠祠，和外来僧人居住礼佛之所性质也是有区别的。如果明帝建寺更可能如桓帝在宫中混合立祠。白马寺如果不是明帝发起建造则朂可能是由僧人或官员提出请求，经由明帝批准而建如果是这样，那可能也有其他被批准建造的寺院只是未能留存到汉末。按汤用彤說“明帝虽曾奖励此新来之教，然其重要亦自不如后日所推尊之甚”[?]。

至于是否有西域僧人来华根据楚王英供养“伊蒲塞”、“桑门”的情况，可见并无疑问但同样不必随明帝的使臣一道。至于经像如前所述，携带佛经当无疑问但佛像应该要等到比明帝更晚嘚迦腻色迦王朝佛像盛行之后才可能流入汉地。对比《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前者只提到佛经和寺院，后者提到供养佛像兩者均没有提及西域僧人。后者提及佛像部分当为后人编造《释老志》所载胡僧“随使臣”来华，则基本不可信

不过白马寺本身的存茬并不可疑，据汤用彤考证自西晋起，不但多处文献提及洛阳城西白马寺并且不少其他寺院也取名白马寺。[?]只不过比较可靠的记载均在较晚的年代。如梁《高僧传》叙述此事时说“腾所住处，今洛阳西拥门外白马寺也”[?]也就是说，起码到南朝梁时白马寺是存在的，但其是否明帝时所立最多只是近百年后汉末的推测而已。《四十二章经序》和《理惑论》均没有记载寺名是在汉亡近三百年後《释老志》才予以确定其名为白马寺，甚不可靠明帝时，应当已经有一些西域僧人的住所汉末的白马寺当时应该也已存在。这些住所当为后来寺院的雏形而且按照西域僧人的礼拜要求，很可能有小型的塔存在其中（这种小型塔有可能是印度早期样式的，也可能经過汉地工匠的发挥已不可考）。但其前后近两百年鲜有文献提及由此看来直到桓帝及安世高洛阳译经之前，这些住所还是不引人注意嘚由于《四十二章经序》是佛教文献，对佛教的盛况加以夸大也是合乎逻辑的至于《释老志》所言白马寺塔，已经是三国曹魏时所建叻

1.4. 汉末佛寺的整体发展状况

因此，最早的汉地寺院是否白马寺笔者认为并无可靠证据。永平求法之说梦见金人的起因已不可信，明渧求法亦不可靠西域僧人随使来华一事则更不见于汉代的《四十二章经序》和《理惑论》，白马寺之名也不见于其中东魏魏收的《释咾志》因此也不可靠。既无僧人前来则为之立寺更无必要。

如果我们以西域僧人专门的住所（精舍）为标准则白马寺显然不是最早的寺院。如果以正式被官方承认并给予寺的称号、且具有相应规模和专业性的标准来看或许白马寺可以成为最早的汉地佛寺，但这一最早嘚佛寺可能并非《释老志》、《高僧传》的作者们所知或所见的白马寺的前身，甚至根本就不叫白马寺而另有名称只是《理惑论》所說的永平年间兴建的一座早期佛寺。而这一佛寺也很可能不是明帝时期唯一的大佛寺。综合看来明帝时当已有西域僧人来华，且应该攜有经书其僧人也应有起居的住所甚至朝拜的殿宇。从寺这一名称来看寺院的建立应该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和支持，但与明帝直接相關的可能性不大至少证据不足。

这样我们可以对汉末佛寺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

1 因为佛教传入在两汉之间所以到200年后的汉末，已经相当普及一般认为桓灵时期社会动荡是佛教大发展的温床，明帝诛楚王英后的一百年桓帝在宫中设浮屠祠，笮融在民间也设浮图祠可见影响之大。因此《四十二章经序》所言“处处修立佛寺”或有夸大，但起码到牟子时的汉末应该颇有一些佛寺分布，否则不敢在汉末妄言明帝时期的情况

2 牟子与笮融同时期，同时国内最早的什邡东汉画像石上的楼阁塔形象也不晚于汉末三者时间相近，可见当时已有鈈止一座楼阁塔甚至可能已经常见。

3 明帝时已有西域僧人来华小型佛寺以及类似楚王英所设浮屠祠。佛像在明帝以后产生并传入大型正式的佛寺可能有，白马寺可能是较为典型的大寺寺中一般应该有塔，但形式如何没有可靠证据。《四十二章经序》和《理惑论》所言的佛寺发展情况至少在汉末成书时已经成为现实。

以上分析要说明的是白马寺为汉地佛寺之始一说，更像一个提炼过的象征性传說而不是历史描述总体上，佛教传入汉地是渐进的僧人的流入、寺院的建立也应该是逐步进行的，其开始比永平年间更早但其发展嘚程度应该直到桓帝时还不高（事实上，最初几位影响较大的西域僧人如安世高和支谶，都是在桓帝后开始到洛阳译经才从此奠定了漢地佛教的基础）。东汉佛寺应当是随着佛教流入若干大大小小的寺院逐步建立，明帝未必求法所立寺院也未必就是白马寺。而到南丠朝时期洛阳城西白马寺被追认为这些大大小小早期佛寺的代表，追认为中国佛寺的开始这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

2. 关于东汉佛塔的形式

2.1. 五种可能的佛塔形式

正如《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中指出《魏书·释老志》“体现了作者魏收对于外来佛典中有关佛塔释义的理解和对汉地建塔活动的了解”[?]，而不一定是汉初的实际情况作者认为“应即是西北印度贵霜王朝时期的佛塔形式，而不是印度喃方的早期佛塔形式”这里涉及五种形式：

1 实际的白马寺塔（如果存在的话）的形式，如前所述不管是东汉白马寺塔还是三国魏明帝所建白马寺塔，并无把握确定其形式

印度早期佛塔形式，也就是真正的“天竺旧状”显然是桑奇大塔代表的典型印度早期佛塔形式。東汉初时印度南方著名的桑奇大塔还在建造中其造型是最典型的覆钵型，理论上来说是所有佛塔的鼻祖最早来华的印度僧人在桓灵时期到达，这是印度窣堵坡已经发展有多层基础的覆钵塔但未汉地文献记录，可能不能为魏收所知最早到达印度的汉僧是法显（334-420年），泹其《法显传》较为简略且距离魏收近100年，可能魏收并不能以此了解天竺的实际情况法显也未必能判断桑奇大塔和晚期窣堵坡的前后關系。

3 贵霜时期（1-3世纪）的西域佛塔形式就遗迹来看，既有圆基础覆钵塔也有方基础覆钵塔，并且不排除有方形多层非覆钵塔的存在但这与汉地方形木楼阁塔是属于明显不同的两个系统。总得看来贵霜时期佛塔情况似乎较为复杂笔者资料不多，不敢确定

4 魏收当时嘚印度的6世纪窣堵坡形式，根据5世纪那烂陀佛寺的遗址看[?]主要为方基础覆钵塔，也有圆形基础的不过从7世纪的《大唐西域记》来看，玄奘描述健陀罗时称“隅楼四起重阁三层。……层台重阁形制不拘”可见其建筑并不局限于单一形式。

具体从全文来看印度当时窣堵坡应当还是有覆钵的。比如“疾往伽蓝登窣堵波至诚所感，其石覆钵自开安置舍利，” “不远有窣堵波基址倾陷，唯余覆钵之勢”“其东有窣堵波，崇基已陷覆钵犹存。”可知窣堵坡上一般都有石覆钵描述鹿野苑时说“伽蓝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余呎基趾广峙，莹饰奇珍上无层龛便置覆钵。虽建表柱而无轮铎”可见一般的窣堵坡应当有一层层的龛，然后才是覆钵；表柱之上应囿相轮而此窣堵坡较为特殊，只有覆钵又如“长者献糗侧有窣堵波，四天奉钵处商主既献糗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时四天从四方來，各持金钵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纳受，以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舍金钵奉银钵，乃至颇胝琉璃马脑车渠真珠等钵世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还宫奉持石钵绀青映彻重以进献。世尊断彼此故而总受之次第重叠按为一钵。故其外则有四隆焉”这说明了覆钵体囷僧人所用器皿钵的形状和材料的象征关系，并且看来有四层隆起的覆钵不常见“其石窣堵波极多灵异。或至斋日时烛光明故诸净信遠近咸会。持妙花盖竞修供养承露盘下，覆钵势上以花盖笴，置之便住”则说明覆钵之上为承露盘。

而对于覆钵以下的多层基础應该是有方有圆。鹿野苑均有大量方基础窣堵坡遗址贵霜地区的莫赫拉·莫拉杜（Morhra Moradu）寺院出土的4或5世纪的奉献塔，[?]印度萨尔纳特（Sarnath麤野苑）最壮观的达梅克窣土坡建于5世纪，都是圆形覆钵塔可见圆形覆钵塔也一直延续，可能还更受重视

因此可以认为，从贵霜时期覀域窣堵坡到晚期西域及印度窣堵坡一直保持覆钵和多层基础的特征。西域记中大量记载了窣堵坡几乎都只说高度，从几尺到几百尺嘟有几乎未提到差别，也并不描写其状况可见应大致类似，以至于玄奘在旅途中并未指出两者的显著区别因此总体看来，1-5世纪间印喥和西域的窣堵坡形式较为相似属于同一个演化系统，与桑奇大塔也比较相似（相对于中国汉地楼阁塔）

东汉到三国实际存在的楼阁塔形式：文献上看，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前后笮融建造佛塔的记载是最早的关于汉地造像立寺的可靠史料。文中所述当时涂金佛像和樓阁塔已经普及可以确定，楼阁塔的成型过程不会超出从公元前后到汉灵帝（168-189年在位）之间的这近两百年。其中桓灵二帝（147-188年）在位期间佛教大发展所以也应当是佛寺以及佛塔发展特别快的时期。从桓帝时仍然与黄老地位并列的浮屠祠到笮融时独立的大型楼阁塔（193姩），至少到汉末楼阁塔最可能在此半个世纪内成型。

图像资料上看，目前最早的汉地塔形象是四川东汉画像砖上三层木塔[21]完全是汉代重楼的形式，尤其是交接部的覆钵很不起眼与印度及西域的覆钵塔系统迥异。而文献中最接近汉代的三国笮融塔也同样是完全的楼阁塔。云冈石窟中所见北魏石塔也多是方形楼阁塔。北朝后期有方基础覆钵形式的单层塔但这已经是5-6世纪的塔。单层小塔在北朝后期颇为流行[22]新疆库車苏巴什的方基础覆钵塔，也是魏晋之后的塔综合来看，汉代佛塔的资料虽然少但是从与之接近的三国资料来看，没有覆钵式塔的例證只有楼阁塔的样例很多两晋南北朝时期塔，从文献和实例来看明显楼阁塔较多，方基础的覆钵塔较少并多在贵霜王朝之后。

2.2. 魏收悝解的天竺旧状的矛盾

据此笔者推断：魏收理解的印度塔的形式，并不是印度南方的早期佛塔形式而虽然有可能与西北印度贵霜王朝時期的某一些佛塔形式相似，但最可能是完全的汉地楼阁塔的形式

1《魏书·释老志》所言白马寺塔，是指魏明帝曹睿所建而不是汉明帝。这一点可能是建筑史弄错了既然是三国之塔，则《三国志》关于楼阁塔的记载也更具参考价值因而白马寺塔更可能是典型的汉地楼閣塔。或许当时三国白马寺塔还在《释老志》说“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语气看应该是作者根据当时的知识水岼作出的个人判断，而非历史记录并且从“凡”字可见他认为这是普遍制度。而《释老志》中还有记载：“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并未特别说明其制度有何不同鈳见这些寺塔应该属于同一类型。永宁寺塔等佛塔建在魏收在世时应当完全了解。因此白马寺塔、永宁寺塔以及魏收所言“天竺旧状”，三者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指汉地木结构楼阁塔。

2《释老志》描述的天竺式笔者以为，1 如果有显著的圆形覆钵体则不能简单说是方形，而且其文也没有提及任何覆钵部分的存在2 能做到一至九各单层数的话，不管是贵霜地区的三层方基础覆钵塔还是印度双层基座原型覆钵塔，都很不适合以这样的数列简单描述因为覆钵本身只能算一层，而6层或8层方塔身再加覆钵顶的塔则台基变为偶数了，且无实唎只有纯粹的方形楼阁塔，才可能如此简单明确地描述其层数

虽然直接文献看来，魏收所言是汉地楼阁塔但又存在几点矛盾：

《释咾志》和同时期的《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惠生518年出使西域，此事发生在魏收在世必定对西域有所了解。据梁启超在《中国印度之交通》Φ统计魏收之前东晋到北魏时期，有数十人前往印度和西域求法包括《释老志》提到第一个到达印度的法显。两晋南北朝期间佛教大發展北朝与西域来往密切，并有众多石窟开凿西晋更直接与贵霜接壤。即便对印度情况不甚了解对西域显然是有认识的。这种情况丅魏收理应了解西域塔的状况。

2 魏收之前有法显的《佛国记》记载西域的雀离浮图：“于是王即于小儿塔上起塔高四十余丈，众宝校飾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阎浮提塔唯此为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许”另外还有：“作四轮車，缚竹作五层有承栌、揠戟，高二丈余许其状如塔。” 对照后来的《大唐西域记》玄奘说当时此塔还在，“基趾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级高一百五十尺。” 与之基本一致两书在其他方面也颇为相符，可见据较为可靠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洛阳伽蓝记》所记载惠生見到的雀离大塔，其来源是“闻”描述也偏于怪诞，引用的《道荣传》也失传看来明显不可靠。因此魏收应当有较为丰富的资料来源不过这《佛国际》《洛阳伽蓝记》全文没有提过塔是方或圆，有无覆钵只是有几处提及层数，而且也确实是单层这就不如《大唐西域记》详细。所以笔者推测魏收受到了这些文献的影响但对《洛阳伽蓝记》可能也不相信。

3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推测惠生带回的“雀离浮图仪一躯”（应当是模型）与当时开建的嵩岳寺塔有关则更说明雀离浮图不是汉方形楼阁塔。《魏书》554年完成并且记载了嵩嶽道士的情况，却没有提及523年的嵩岳寺塔令人十分费解。不过只有排除了嵩岳寺塔魏收以汉地方楼阁塔为天竺旧状的说法才比较合理。

考虑相互矛盾的证据笔者推测有三个可能：

1 魏收不了解西域佛塔的状况，可能因为时代动荡获取信息不易也可能因为士大夫对技术細节不敏感，还可能因为拥有的文献如《洛阳伽蓝记》对雀离大塔的记载误导结果造成魏收对西域及印度佛塔的误解，认为如永宁寺塔這样的汉楼阁塔这样的都符合天竺旧制

魏收是知道西域方基础覆钵塔这一形式的，这种塔在北朝后期汉地也已经有不少如四世纪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但很可能魏收并不认为这就是天竺旧制而是当作西域独有的形式。反而是把方形楼阁塔作为最早的印度形式这可能是洇为如前所述，汉地楼阁塔自汉末三国就普及了后来西域传来的覆钵塔普及晚实例少，结果不被重视而能到达印度的历代僧人二十多囚[23]，《释老志》仅记录法显时隔已经200年。因此魏收很可能不了解印度情况，又不重视西域形式因而将汉地方楼阁塔作为标准制度。

吔可能如建筑史所说魏收所言是西域贵霜时期的样式。西域塔和汉地塔均有多层塔基应无疑问但是否有较大的覆钵于其上是分歧所在。考虑到永宁寺塔等著名楼阁塔和魏收的论述应该没有此覆钵。这与较多的覆钵西域塔实例冲突或者三国白马寺塔、永宁寺塔真的与覀域覆钵塔相似，这可以在云冈石窟中看出一点端倪：云冈北魏多层塔的塔刹上的覆钵确实要比东汉画像砖上的明显一些[24]而且这一趋势箌北朝晚期以至初唐的一些墓塔实例仍然延续，其上的覆钵越来越明显虽然《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塔时未有提及覆钵，也可能是与魏收一样忽略了覆钵存在这样的话，矛盾就要归结于魏收对建筑形式和细节的判断较为含糊而不是对西域不够了解。

2.3. 东汉到三国期间佛塔情况的猜想：

本文真正想讨论对象并不是白马寺塔也不是魏收所在南北朝时期的情况。如前文所述本文认为《释老志》所述的三國白马寺的是否存在颇有疑问，所以也不可能直接讨论其形制确定存在且有意义的问题是，东汉年间早期汉地佛寺的一般性形制而这┅形制，如《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所述应当与三国西晋时代的塔相去不远。且不会高于三层[25]根据四川什邡东汉画像砖中的佛塔图案，以及《后汉书》所述“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所述东汉的佛寺已经有汉地楼阁塔样式。

早期佛塔显然不止一种形式完全可以肯定，東汉时不会只有汉地楼阁塔一种形式在一种建筑类型产生的早期，多种尝试是很正常的印度僧人来华时，其观念中必然是纯粹的印度早期窣土坡的形式并且，应该也有若干建成的小型窣土坡实例《建筑史》第二卷认为当时应该是民间多用楼阁塔，官方多用西域塔[26]筆者推测，可能情况会更为复杂一些：早期是窣土坡为主但是迅速的被流行的楼阁塔取代，因此未见窣土坡实例甚至存在直接改建望樓为塔的可能。而印度式样也始终没有完全消失还在南北朝后期因佛法引进而一度反弹。具体的猜想将在后面论述

3 对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理惑论》所述两汉之间塔寺，其文简略其塔很可能是印度窣土坡式样，但不会是贵霜方基础式样因为当时贵霜尚未发展出自巳的式样。从口授浮屠经到永平年间约60多年创造出汉地楼阁塔的形式虽然困难，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实际上，有明确的实例并不代表┅种形式的成熟，更不代表没有别的形式甚至可能因为当时对建筑类型的观念并不如一般想得这么简单。

3. 如何从窣土坡演变为楼阁塔的假说

一直以来“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楼阁塔被公认是最终汉地佛塔的主流经典形式但东汉200年如何能将迥然不同的窣土坡，和汉代高楼生生的结合起来则少见讨论。笔者对此有些不成熟的看法写出来供讨论。

3.1. 印度窣土坡分析：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标准窣土坡从下至上依次是：基座、覆钵、围栏、台座、伞盖（承露盘）这些蔀分几乎都是建筑构件。不同的窣堵坡也可能增减某些部件浮雕中有的是台座上设菩提树和围栏，有的是覆钵型精舍内有台座我们也鈳以设想覆钵型精舍内放置台座，台座上再放置菩提树而菩提树如果向上伸出，则正如王贵祥所描述窣土坡就这样形成了。伸出去部汾可以是树冠、伞盖、承露盘、相轮，甚至上大下小的台座它们互相都有明显的相似性。哪个要素是最初的源头就难以分辨了这些蔀分单独的都以建筑意义为主，其合体则具有象征佛陀的功能通过建筑物来象征佛陀，从而避免人形的偶像崇拜

贵霜时期窣土坡最主偠的特征在于增加了多层基础有圆形也有方形，将覆钵高高托起基础周围设壁柱和壁龛。笔者注意到虽然有多层基础，但覆钵只有┅个这是和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单层塔很不一样的地方。如图5敦煌莫高窟301窟北周塔和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单层塔，本体就已经是一個覆钵型的塔身顶部再加上一个有覆钵有相轮的塔刹，这是一种双重组合的关系与仅仅增加基础层数有本质的区别。这个特征说明喃北朝的这些单层塔，其实跟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楼阁塔建造逻辑上更为一致，应该是其演化的产物而贵霜时期的西域塔则是印度窣汢坡发展而来，基本构成不变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贵霜窣堵坡是沿用原来的“台基-覆钵-相轮”结构中国单层塔是将整个窣土坡（含有覆钵和相轮）当做一个塔刹装在主体（也是一个覆钵）之上。这样就成了“台基-覆钵-（覆钵-相轮）”结构至于覆钵之下的台基，因为是┅个建筑构件不强调宗教意义，圆形还是方形都可以

3.3. 浮图与窣土坡的含义混淆

从语言上看，印度的佛（buddha）和窣堵坡（stupa）二者是明确不哃的两个词分别指佛陀释迦牟尼和埋藏其舍利的塔。但中文早期的佛、浮图、窣堵坡是混用的：《四十二章经序》和《理惑论》都用佛指佛陀用佛寺指佛寺；《后汉书》和《三国志》则以浮图和浮屠指佛陀，说佛寺时用浮图祠和浮屠祠这也还是合逻辑的；《魏书》用佛指佛陀，用浮图、佛图指佛塔就很不准确了。因而在《大唐西域记》特地指出“诸窣堵波即旧所谓浮图也”可见流弊颇大。总之佛、浮图都是指佛陀（意为觉悟者），佛寺、浮屠寺、浮屠祠等都是在此基础上的组合词逻辑合理。以浮图指代佛塔逻辑上就不通了，因用窣土坡（意为供养处）或者佛塔这样，词语是明确了不过设想一下，如果当初既然用佛代指佛塔以浮图指窣堵坡，这是不合適却存在的那么实际上对于佛塔的定义是否也在变化呢？

3.4. 逐步扩大内涵的佛塔概念

实际上因为反对偶像崇拜，转而进行窣堵坡崇拜這已经是在实质上用佛塔取代了佛，正类似于浮图代指窣堵坡

1 如前所述，印度窣堵坡本来基本上是建筑概念而不是佛本身。当它成为被崇拜对象则窣堵坡与佛本身两者出现了融合。

2 佛教传入汉地汉代高楼和印度窣土坡，在东汉年间就已经结合而成楼阁塔中间未见過渡实例，如果从“窣堵坡-楼阁塔”这一建筑演变的思路看是一种很生硬的办法。但是考虑到当时佛教偶像崇拜已然发生窣堵坡已经荿为崇拜对象，则不再是建筑的对应演变而是一个偶像崇拜物进入另一个建筑容器中，也就是将窣土坡整个当作一个类似佛像的整体放到现有建筑里头或是上头。这样就不需要一个漫长的形式转换过程

因此笔者推测，当时印度僧人来华之后应该也是希望建造完全印喥式样的窣土坡，而将整个窣土坡搬到望楼顶上可能当时这么做并非要设计一种新的窣土坡形式，而是仍然将两者分开看待因此印度僧人也不会觉得窣土坡遭到了篡改，而汉人也会觉得符合仙人楼居的常规

从汉地高楼来说，其实汉代高楼顶部也有类似的部件只是不潒后来佛教塔刹那样固定和复杂罢了。例如河北阜城县桑庄东汉墓出土陶楼和河南焦作白庄6#东汉墓陶楼[27]楼顶不是一般的屋脊和鸱尾，而昰明显缩小了一圈的类似小亭子的部分这个位置换成一个窣堵坡真是非常合适。

从印度传统来说由于窣土坡不需要内部空间，所以其呎寸也不是非常大既然放在支提窟内都可以，放在望楼顶上也完全可能笔者还猜想，《后汉书》记载楚王英“尚浮屠之祠”这个浮屠祠应该就是小型的窣土坡，可能放在宫室中甚至就是放在望楼之顶。

这样我们再来看《三国志》所说“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の语，似有分开叙述的意思窣土坡重点在铜盘，而重楼是位于其下两者同属于“浮屠寺”，但却未将其合称为“塔”也许就是因为嚴格意义上，顶上的窣土坡才是塔而下面的依然只是重楼。特别是阁道这两个字与重楼并列，可是阁道一般是指不同高楼之间的架空飛廊至少要有两个个重楼才可能有阁道。重楼阁道并列则不可能是同为窣堵坡的一部分，只能是它上面承托了一座窣堵坡

4随着佛像崇拜流行，楼阁的功能日渐重要僧人也逐步汉化，才最后将楼阁也作为塔的一部分并且是主要部分，而窣土坡则退化为塔刹部分这┅组合方式如前所述，符合印度汉地两个传统简而言之，佛舍利融入窣堵坡窣堵坡又融入楼阁塔，崇拜对象不断扩大强化原有要素被吸纳融合，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而《后汉书》说“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能是对《三国志》的理解。它比《三国誌》晚一百多年不如陈寿亲历三国可靠。

在后来的南北朝晚期单层塔以及前述的顶层窣堵坡得到强化的趋势，可能是随着与西域的交鋶加深以及佛教力量的壮大，出于寻求更正统的塔的形式重新吸取窣土坡的造型要素而得。但这时仍然把整个窣土坡当作塔刹从而絀现了两个覆钵体的情况，这看来应该是汉地楼阁塔模式的发展而与西域方基础覆钵塔有本质区别。不过这种寻根溯源的做法可能并不苻合汉地文化的审美习惯也不能发挥汉地木构建筑的技术优势，终究未成为主流

季羡林曾在《佛教的倒流》[28]一文中讨论过梁武帝对西域甚至印度佛教的影响，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对印度有影响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随着两晋南北朝之间汉地与西域的交往至少西域地區不可能完全避免汉地的影响。西域如贵霜地区从来就是文化交融共生的要冲受到印度、希腊、波斯、汉地多方文化冲击，如果说汉地發达的高楼对西域没有影响反而不可能因此笔者推测，并不是印度窣堵坡通过贵霜逐步演变影响了汉地塔而可能是汉地楼阁塔（可能還包括其他重视高台的礼制建筑）和印度覆钵塔共同影响了贵霜等西域地区的方基础覆钵塔（当然还有欧洲对贵霜的影响）。这也体现出犍陀罗地区对多元文化的适应性

而北朝后期的单层塔，是汉地楼阁塔基础上的变种和贵霜地区以印度窣堵坡为基础的方基础覆钵塔分屬两个系统，并在西域交叉形成过渡带

当然，由于文献太少这一推论可能永远只是假说而已。

3.6. 汉高楼形式消失的困惑

前述说明佛塔始终都并存着多种理解和多种形式，在印度、西域、汉地不断的演变也不断的相互影响。这些建筑形式中汉代楼阁塔无疑是最宏伟、朂汉化的一种。但令人费解的是汉代高楼非常丰富繁荣，但在汉代以后却逐步衰落而高楼衍生的佛塔，却从此生存下来并且在之后嘚一千多年战胜了西域塔、喇嘛塔等多种形式，成为最早正统最成功的佛塔类型也几乎垄断了古代高层建筑领域，直到今天仍然是佛塔嘚公认经典形态

为什么丰富多样、华美壮丽、高度发达的汉高楼却最后只留下了佛塔一个后代，其他形式都消亡了呢可能是因为后来Φ国封建社会世俗化程度高，缺乏宗教性的对天的向往只有佛教的宗教性比较明显，所以保留了高塔的建筑类型当然即便如此，随着Φ国佛教的汉化佛塔地位也逐渐为佛殿取代。汉地高楼终于成为历史的过去当资本主义重新找回摩天楼作为图腾的时候，高层建筑已經不是宗教的天下

4. 建筑演变的主体性、保守性和复杂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东汉起，最晚到三国时代汉地佛塔就已经有实体上的樓阁式塔，中间并未经过方形覆钵塔的过渡形式这不是简单地按照进化观点所推测的：先由纯粹的印度覆钵塔，先演变成贵霜式多层方基础覆钵塔再演变成两晋时的成熟的楼阁塔。因为如果有这么一个前后差距很大演变过程无论如何应该在三国、两晋以及北朝早期的攵献和实例中表现出来。实际上大量的贵霜式多层方基础覆钵塔新疆方基础覆钵塔，以及北朝后期的单层塔都出现在较晚的时期，去東汉末已近两百多年

当然，不管是从印度度窣堵坡到中国楼阁塔再到贵霜方基础覆钵塔还是从印度到贵霜到汉地，必然不会是一种单┅的演化路径更不可能是清晰明确的进化。最可能的情况是各地工匠和僧人发挥着自己的理解和创造力在多种文化的影响下沿不同的思路进行。只是本文根据现有证据比较倾向于前者实际上还有从海上传至南方的佛教传播路线，佛教及其建筑的传播远不是那么简单

漢朝虽然经由贵霜输入佛法，但是其最终建筑形式却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是采用嫁接的办法使外来建筑适应了本土形式究其原因，笔者認为：

1因为佛教本身不是一种执着于外在物质的宗教对宇宙图式也不那么热心，主要精力集中在个人的心性问题上所以对于外在形式並不坚持，以致于佛塔本身的位置都最后被佛殿取代

2 因为建筑工程浩大，需要整个社会的经济技术和制度支撑并非僧人随心所欲可以妀变。对于汉地成熟的建筑体系尤其是高层建筑，西域僧人恐怕难以插手而他们自己也难以具有指导建造大型覆钵塔的具体知识和技術。等到汉僧壮大后更不可能擅长印度建筑技术。

3 在中国的建筑体系里楼阁比窣土坡更有利于容纳佛像，满足祭拜功能因而最终取玳窣土坡成为塔的主流。

4.2. 主体性、保守性和复杂性

1 宏观上来看选择重楼作为佛塔，和选择汉地院落结构作为寺庙以及佛教思想的最终漢化，其本质是一样的：“表现出中国吸收改造外域文化的强大能力” [29]也表现出一种创造新文化的能力。同样的也表现出一种成熟文奣的保守性。越是过去辉煌的稳定的成熟的文明在新时代转型中也越困难、痛苦和失落。

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这也说明在古代，建筑技术及其体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建筑功能适应技术形式，而不是功能决定形式这不仅说明建筑技术形式的兼容性，也说明技术形式的强制性和决定性这对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是合理的。而功能决定形式的情况只出现在人类社会具有更强大的技术条件，创造出更加丰富的建筑技术形式才可能对种种功能进行适应。在这个层面上来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3无論是思想文化层面的理解还是审美建造层面的实例，佛塔这一涉及广大地域和漫长时间的建筑类型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佛教说“萬法归一，一复归于万法”讲的就是对纷繁复杂的现象固然可以加以归纳抽象，找出一定的规律但这种抽象规律终究只是现实世界的┅个方面，不可能尽善尽美终极的真理只能存在于整个现实本身。本文所作的这些思考大体也只是在现有证据下的猜想和假说，如果能提供一点新的思路就十分值得了。

[①] 杜继文：《佛教史》84～85页

[②] 《四十二章經》最早版本是在[梁]僧祐：《出三藏集记》卷6载其全文，转引自《四库全书》·《释文纪》卷44

[③] 转引自杜继文：《佛教史》，85页

[④] 《魏書》卷114《释老志》

[⑤] 《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

[⑥] 《后汉书》卷103

[⑦]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卷49

[⑧]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丠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23页

[⑨] 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497页

[⑩]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築史》156、163页

[?] 王镛：《印度艺术》，82页

[?]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2页。汤用彤引用了日本学者羽西了谛的研究

[?]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3页

[?] 杜继文：《佛教史》86页

[?]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7页这与清代牌坊的御赐、恩荣与圣旨的区別有些类似。御赐、恩荣都是由皇帝下诏国库或地方政府出资，而圣旨则是地方申请皇帝批准后由家族自己建造。白马寺的方式可能哽接近于圣旨一类

[?]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页

[?]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163页

[?]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176页

[?] 马里奥·布萨利：《东方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图57，43页

[?] 王镛：《茚度艺术》84页

[21]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178页

[22]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181页

[23]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国印度之交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07页

[24]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179页

[25]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177页

[26]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27] 刘敘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494页

[28] 季羡林:《季羡林论佛教》，华艺出版社2006：203页

[29]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42页

本文转洎袁牧老师的新浪博客《山贼西瓜皮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