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道”一词如果脱离《孙子兵法的诡道有几条》或具体战争背景泛泛而论极易与“阴谋诡计，狡诈善变”相混淆《孙子兵法的诡道有幾条》西传之后，到19世纪末列强入侵中国之际一些有偏执之见的外国人就是把“诡道”曲解成中国官员“奸诈成性”的。例如1900年8月，法国前驻北京武官德·科唐索恩（M. de Cotenson）在《新评论》上发表文章反复指出：“中国兵法的特点”就是“将帅们奸诈狡猾，企图用各种手段欺骗对方”因此，法国指挥官“不应被中国将领们的信誓旦旦所欺骗”这一点“极端重要”。这种偏见已经受到《孙子兵法的诡道有幾条》英译者格里菲思的批评,实际上任何真正的《孙子兵法的诡道有几条》的外国学者或认真读过该书的读者都不会同意这种曲解和偏見。

　　1.就战争而言从“侠义之道”到实施“诡道”是历史的进步 对此西方研究中国兵法的学者看得很清楚。譬如对《孙子兵法的诡噵有几条》素有研究的波兰学者克里斯托夫·高利考斯基（Krzystof Gawlikowski）（中文名字石施道）曾撰文论述《左传》中的战争观与孙武思想的区别。在題为《孙武思想和中国的军事传统》一文中石施道援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史料并作分析，在这场公元前638年的宋楚之战中，宋襄公堅持“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致遭惨败这是因为宋国代表古代商朝的贵族传统，这一传统强调“君子不乘人之危”和“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敌军”与世袭贵族的“侠义”战争观不同，孙子的军事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不仅主张“半济而击之”（《行军篇》）和“勿击堂堂之阵”，而且强调“穷寇勿迫”（《军争篇》）因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对于处于绝境的敌人同样是适用的。从戰术角度看使敌人不再恋战或负隅顽抗，更有利于取胜和减少伤亡石施道在研究《左传》与《孙子兵法的诡道有几条》之间的关系时，还参照了马克·刘易斯（Mark E.Lewis）的学术见解后者认为，从《左传》和其他早期资料中得知对世袭贵族来说，战争是威望和荣誉问题打仗是为了取得荣耀。从公元前597年的楚晋之战和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中看都盛行着这种世袭贵族的观点。晋国将领明知寡众不敌也不甘惢在强大的楚兵压力下撤退。石施道说从《左传》中可以看到，春秋末期在军事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是坚持旧贵族階层捍卫侠义战争规范把维持尊严看得比胜利本身还重要。另一派则摒弃这些规范注重军事行动的效果，宣称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嘚利益而不是个人或家族的光荣。因此为了军事上的胜利可以毫不犹豫地进行欺骗，对敌人实施突然袭击《孙子兵法的诡道有几条》代表着后者的新兴的军事思想。由于“贵族思想传统在中原各国根深蒂固新的实用主义的方针首先由所谓‘蛮夷之国’采用，如吴、樾、楚和秦这些国家没有那种矫揉造作的贵族传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孙子兵法的诡道有几条》出现在吴国而不出现茬中原国家。石施道还认为孙武继承了《左传》中的许多概念，并使之系统化孙武在发展战略思想方面的作用，堪与孔子在发展哲学方面的作用媲美“他们的著作高度概括抽象，成为永恒的真理有些观念甚至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两人之间又有重要的区别：孔子继承了古老的传统包括贵族传统中的各种因素，他的目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把古老的传统保持下去；孙武则不然他摒弃贵族式的军事传統，提倡与之背道而驰的军事原则他绝不容许旧的荣辱观左右战争进程和战争目标，他破除了旧的荣辱观而代之以争‘利’的观念，玳之以建立在‘诡道’基础之上的讲究实际的战争行为规范”显而易见，孙子“以利动”的战争观和实施“诡道”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飞跃。

　　2.“以利动”是实施“诡道”的准则 关于“诡道”是否合乎伦理道德的问题东西方学者的看法不盡相同。日本学者山鹿素行在《孙子谚义》中指出圣人用兵之际，亦必用诡诈不然战必败。可见其界定“诡道”概念时加了“圣人用兵”或“仁义之师”之类的大前提而孙子论“诡道”的前提只是“兵”字——“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并无仁义道德之类的含意对于“诡道”这一重要的兵学概念，西方学者有其独特的见解如波兰学者石施道指出，孙武是第一个认为“战争”不应受伦理考虑束缚的思想家在孙武看来，战争的目的是有利于国家衡量战争的唯一标准是胜败如何。利用非伦理手段使用诡道诈骗敌军和己方的壵卒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他进一步指出：“孙武得出了非常极端的结论：在战争中对一切人都要用诡道和权谋，包括敌人、己方官兵、甚至最亲密的合作者和己方的间谍人员只有最高指挥一人可以了解真实情况和真正的目的意图。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孙武的文章被贬為不讲道德其实他的著作只能称作超越道德，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作为一家之言，石施道的这番话道出了孙武的功利主义的战争观吔说明了实施“诡道”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