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见过世面的小说家经常会写海外背景小说。张爱玲如前述不提老舍先生写《二马》是纯英伦背景，但到底有两个中国男主角鬱达夫、施蛰存都有过类似小短篇。

解放后进步作家们继续写苏联背景的小故事。上海那些风花雪月流作者们的追随者转而写准读者流故事叶圣陶、叶君健、叶永烈几位老先生们都写过以小读者为对象的（至少我觉得是给小读者看的）外国背景东西。

到80年代后三拨人馬。

順便说几句。以异国风情写东西古已有之。中国人会编《镜花缘》欧洲人也会来《波斯人信札》，甚至浪漫主义时期夏多布里昂特别囍欢写他又去哪个蛮荒地带游历了遭遇如何神奇的经历了云云，但大多数以异国为背景的故事都多少带有符号化色彩，哪怕博尔赫斯夶名鼎鼎的《恶棍列传》里面写中国女海盗那篇也显得多少造作和西方概念化；《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的中国人，更是充满了符号（凉亭、丝绸、绢册）巴里科的《丝绸》写日本，也是一塌糊涂完全抽象化基本上，写异国风情的除非本身是顶尖学人（高罗佩），能撫触到每个细节否则肯定会带标签化、符号化和想当然耳的因素。非只小说电影亦然，美国人拍《功夫熊猫》和《最后的武士》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一望即知不是本土产物。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老舍先生《二马》这样的小说虽然是外国背景但非纯外国主角，但品其对伦敦当时的把握还是远胜过许多伪劣标签化的全外国背景故事（类似于《读者》许多开篇文章）。

内容提示：（论文）创造性叛逆：从文学文本到电影影像——论外国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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