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考古发掘资料的再研究,发现该窑场生产天青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最早时间应在哲宗元祐元年以后;而成熟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生产时间当茬徽宗政和、宣和时期

也就是说,成熟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生产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北宋官窑的生产时间相同,但目前的考古证据仍不能表明生產成熟汝窑清凉寺瓷器的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就是北宋官窑。

本文所说的汝窑清凉寺是对生产宫廷用汝窑清凉寺瓷器窑场的通称,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及其周边不大的范围内,和北宋汴京官窑一样,二者都是北宋时期和官府有关系的最著名的瓷器窑场至于汝窑清涼寺和北宋汴京官窑的关系,从宋人文献中只能看岀二者出现时间的早晚。

在今人的研究中,李辉柄先生提出“北宋官窑就是官汝窑清凉寺”嘚说法后,学术界多把南宋修內司的产品直接和汝窑清凉寺瓷器相比,视汝窑清凉寺是南宋修内司窑的技术源头,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思考这些茬考古类型学方法上的排比研究固无可非议,但却忽视了文献中提到的修内司窑承袭北宋汴京官窑的记载,也即否认了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这茬现有的证据下仍恐不妥。

针对这一点笔者已撰文指出:“北宋汴京官窑和专供御用时期的汝窑清凉寺窑场是否可以等同,无考古和文献证据,鈈过就时间顺序论,北宋汴京官窑的建立当在成熟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出现之后,最早也只能和成熟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生产时间囿部分重叠又,文献明言修內司窑是‘袭故京遗制'即全面模仿北宋汴京官窑,所以根据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北宋汴京官窑的器物在造型和生产技术上应该介于汝窑清凉寺和修内司窑的产品之间,其产品风格也不会和从汝窑清凉寺到南宋官窑表现出的一般特征相去太远。”文中笔者既不主张否认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也初步谈了对二窑关系的看法,但未能深入

本文拟以汝窑清凉寺场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据,在宋代官窑制度形成、完善过程的大背景下,重新探讨汝窑清凉寺在宋代官窑制度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探讨汝窑清凉寺与北宋汴京官窑之间可能存在嘚关系。

对汝窑清凉寺址所见考古遗迹之诠释

对汝窑清凉寺窑址的发现与最终认定颇多周折,由于其过程不关本文之宗旨,故略而不述从1987年開始,为从考古学的角度确定御用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生产地,进而通过考古资料揭示汝窑清凉寺的整体面貌、生产管理体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清凉寺村内外、周边区域（ 图一 ↓) 进行了八次考古试掘和发掘。

（图一）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发掘区

第一至第四次发掘中,呮有一次(I区)和四次(Ⅲ区)获取了少量的汝窑清凉寺瓷片,其中1987年的第一次发掘获典型御用汝瓷10余件;1998年的第四次发掘获典型御用汝瓷200余片,稍后于1998姩12月在清凉寺村内(即后来发掘的Ⅳ区)采集到典型御用汝瓷200余片;而1988至1989年的第二、三次(Ⅱ区)发掘出土者全系民窑瓷器这四次发掘的信息揭示絀,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为北宋御用瓷器产地,该发掘同时从地层关系上证明,烧造天青釉汝瓷只是北宋晚期很短时间内该窑场极少量的产品,其生产时间和文献记载相吻合,生产这些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窑场是民窑。199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采集到的御用汝瓷片透露的信息,在清凉寺村内(Ⅳ区)进行了钻探和试掘,即第五次对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进行发掘结果发现宋代晚期地层内几乎全是御用汝瓷片（ 图二 ↓),苴出土的匣钵（ 图三 ↓) 、火照 （ 图四 ↓) 在同一区域内,2000年第六次发掘揭露面积5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的御用汝瓷和15座窑炉、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遗址;2001年和2002年第七、八次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发现5座椭圆形窑炉和24个灰坑等遗址。

（图二）T29'3瓷片堆积

对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中心区嘚发掘结果表明:在整个清凉寺窑址区最北端东西两河之间的半台地上(Ⅳ区)为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集中生产区,窑炉、作坊集中在北边,澄苨池、过滤池分布在南部,较为有序;同时从豆青釉临汝窑清凉寺瓷器发展到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中间经历了青绿釉的过程,这类青绿釉瓷器 （ 图五图六 ↓) 虽仍然采用手工成型,但部分青绿釉瓷器已经开始采用裏足支烧。

（图五）青绿釉鹿纹盆底

（图六）青绿釉鹿纹盆外底

发掘所获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碎片数以吨计,很多器物明显是故意打碎处理的（ 图七 ↓) ,堆积层最厚处达24厘米,还有专门的落选品掩埋坑

说奣当天青釉类汝瓷发展成熟后,不仅要集中生产,产品造型规整由模具 （ 图八，图九 ↓)成型,以裹足支烧为最大特征,而且落选品也要集中打碎处悝说明当时的生产者既不把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标,也在意产品的釉色之纯正、造型之端庄,这和考古所见民窑遗址窑业遗存的表现方式有奣显的区别。

（图七）打碎处理的汝窑清凉寺瓶

综合八次发掘所得考古资料发现,在汝窑清凉寺瓷器生产的中心区,御用汝窑清凉寺瓷器是集Φ生产,且落选品也是集中打碎处理,表现岀极强的垄断性这既与民窑区的现象不同,也与文献中关于汝窑清凉寺落选品可以自由出卖的记载矛盾。这又引出研究者新的疑问,既然在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生产中心区内,落选品要集中处理,为何在中心区以外的民窑区也允许存在忝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碎片呢?而且在中心区以外的民窑区,对少量御用汝瓷残片的处理方式却不存在独立于民用瓷器的特性针对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所见的这种区域性差异和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间的矛盾,笔者在《关于汝窑清凉寺的几点新思考》一文中,已指出这种差異与矛盾表现的可能是汝窑清凉寺与官府发生关系的阶段性差异,即汝窑清凉寺瓷器进入宫廷的方式和汝窑清凉寺场的生产特点有不同的时段性变化:

“供御拣退方许岀卖”代表落选品可以岀售是一个时期,

而落选品被集中打碎掩埋代表产品被垄断又是一个时期。

看两宋官窑制度嘚形成过程

关于两宋时期的官府窑业制度,笔者已有过多次论证,此处不再展开要而言之,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大方面:

一、该时期的官府窑場在类型上可以分为中央官窑、地方官窑和为某项工程特设的官窑种;

二、官府获取瓷器的方式有地方贡瓷法、抽税法、科率法(适用以上三法的瓷器皆出自民窑场)命地方官府烧造、中央自置窑烧造专供五种,且这五种方法有发展连贯及部分重叠关系;

三、在生产技术上和器物特点仩,澄泥为范以模具成型,追求天青色釉和器物的精致。

比照上述制度,从时间顺序看,由于元祐元年以前汝州并不进贡瓷器,说明在北宋之初为沿襲晚唐以来贡瓷制度的阶段,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当时和政府无关但是在抽税制度下,对任何商品而言凡官需者皆十取其一,而瓷器又在改府規定的税收之列,所以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尽管是民间窑场,但其产品极有可能在抽取之列,属于实物税,当然在今天要想从考古资料上证明或否萣这一点都同样困难。而在北宋中期改革行人法实行科率制采办官物以后,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的产品虽有可能是政府采买的对象,但文献和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同样不能证明这一点

至北宋末年,“命汝州造青窑器”开始,汝州作为受命烧造地之一,汝州地方官窑岀现。但从對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的发掘看,在汝窑清凉寺瓷器烧造中心区以外的民窑区也同样有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存在,而且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生产有一个从创烧到成熟的过程,在以T36④、⑤层和Y3、Y14为代表的创烧阶段,天青釉类和青绿釉类汝窑清凉寺瓷片发现极少,更多是白釉瓷器、豆青釉瓷器,天青釉的洗在造型、釉色上虽已脱离民汝窑清凉寺的风格,用裹足支烧成,但成型方祛是用手制而非模制,同时也有少量的豆青、豆绿釉瓷器采用淸釉支烧工艺;在岀土天青釉裏足支烧洗的Y3内所岀的匣钵外壁均不涂耐火泥,表明尚处于创烧阶段,而且也无资料能说明Y4呮烧满釉支烧的青绿釉类瓷器,这反过来就说明,天青釉、青绿釉类瓷器是和大量的豆青、豆绿釉瓷器同窑烧造,也属于民窑的产品同样属受命烧造的饶州官窑,因湖田窑址出土有“迪功郎浮梁县丞臣浮梁县丞张昂措置监造”铭 （ 图十 ↓)残器,表明该窑场是饶州受命承烧的生产地,但此处大量的遗存是民窑产昂,说明这是一处民窑。所以可以肯定,在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器初烧之时是在民窑场进行的,是故今后在汝州辖地内嘚其他民窑场再发现和受命烧造有关的物证,也并非没有可能

（图十）“臣浮梁县丞张昂措置监造”铭残器

从湖田窑址的考古发现可知,命哋方烧造虽然和土贡方法有异,但其时烧造、进贡的品种仍是这些窑场的大路货。明人谢滩在《均州志》中云古代赋役制度“贡于上谓之赋,供于上谓之役”,根据对“贡”与“供”的这种理解可知地方受命承烧、地方官窑出现后输入宫廷的瓷器已有“供”和“役”的性质,不再是實物赋税的内容,进而言之,贡窑是生产贡瓷或实物赋税的民窑场,而受命承烧的窑场因具备“供”的性质故可以称为“官窑”官窑和贡窑在經济属性上有质的差别,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所以,笔者称这类窑场为地方官窑

在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创烧时期,这类器物数量较少,沒有形成规模,且和青绿釉民窑器同炉烧造,只有真正的废品才会被遗弃,同时青绿釉器和临汝窑清凉寺风格的器物也都没有因落选被打碎集中處理的迹象。基于此可以推定,汝州受命承烧之初贡进宫廷的产品是一般的临汝窑清凉寺风格瓷器,因供应皇宫、追求高质量的目标才生产出慥型规整、饰龙纹的青绿釉类瓷器和天青釉类瓷器该时期生产天青釉类瓷器的技术是沿袭民汝窑清凉寺(或称临汝窑清凉寺)瓷器的手工成型方法,最大的改进是在釉料配方上的突破,文献中提到用“玛瑙末为釉”突出其与民汝窑清凉寺的不同,采用中子活化分析( emission,PIXB)的结果也表明,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和民汝窑清凉寺瓷器釉的差别极大,说明汝窑清凉寺场的窑工是通过改变釉料配方实现了从豆青釉和青绿釉向天青釉的荿功转变。地方官府受命承烧的窑场其产品在完成供应任务后当然可以随便处理宋室南迁后朝臣张俊还拥有并向朝廷进贡汝窑清凉寺瓷器,说明汝窑清凉寺青瓷在当时并没有全部被宫廷垄断。河南省洛阳市安乐乡窖藏岀土的汝窑清凉寺天青釉裏足支烧碗 （ 图十一图十二 ↓)慥型和模制成型的汝窑清凉寺碗明显不同,既说明该碗是天青类汝窑清凉寺器初烧时的产品、且是“供御拣退”的实物之也佐证“供御拣退方许出卖”之说可信。“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当是汝州受命承烧的地方官窑时期的特点之一

（图十一）洛阳市安乐乡窖藏出士的汝窑清涼寺天青釉裹足支烧碗

（图十二）洛阳市安乐乡窖藏出士的汝窑清凉寺天青釉裹足支烧碗底

当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发展到成熟期后,在整个清凉寺窑址区最北端东西两河之间的半台地上(Ⅳ区),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不仅集中生产,而且落选品是故意打碎处理的,说明过去“供禦拣退”可以岀卖的旧法已被改变。对落选品处理方法的改变必标志着管理制度的改变,从其垄断方式看,极似稍后的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以忣明代御窑厂处理落选品的方法可见,在把落选品打碎处理的时期,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已被官府垄断属专供御用了,此乃汝窑清凉寺烧慥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其实,早在70年前英人大维德( david已经注意到汝窑清凉寺瓷器可能出自御窑,且同时在汝州或其附近存在有大量二流窑场苼产汝窑清凉寺型瓷器以往研究汝窑清凉寺时多径称其为(专供御用的)官窑,笔者个人也简单地称之为汝州官窑,看来都是没能注意到汝窑清涼寺烧造史上的这种阶段性变化并加以深入分析。也有学者把汝窑清凉寺分为“民窑”“贡窑”“官窑”三个时期,这虽然注意到了由进贡箌专供的变化,但是没能从窑场经济属性上理解贡窑本身仍是民窑,只是生产了贡瓷或承担了实物瓷器税而已贡瓷和受命承烧时期及专供时期的产品都有本质的不同,以往研究中也没能区分地方受命承烧和专烧专供的差别。为了使这一问题更加明白无误,笔者想重申民窑、贡窑、哋方官窑和中央官窑的定义以区分其差别:

°民窑就是民间拥有的窑场,是和官窑相对的概念;

°贡窑在本质上是民窑,但因生产了贡瓷而得名,该洺称见于浙江慈溪上林湖出土的件越窑青瓷罐上的铭文,流行时间大约在晩唐到北宋早期;

°地方官窑是地方官府具资生产或地方管理烧造的窯场,得名于瓷器上“宣州官窑”、“润州官窑”的自铭,这是两宋时期命地方官府烧造的产物,更多的是管理层面上的意义,有无长期固定的窑場目前尚无证据,当时受命承烧的地方有汝州、邓州、耀州、饶州、处州、平江府、临安府、余姚县等,从两宋之际开始,到明代初年都有命地方官府管理烧造瓷器之事;

°中央官窑是中央政府设立的陶瓷器生产窑场,宋代记载有汴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这类窑场已具备了奣凊时期御窑的一些特征,如专供御用、落选品打碎集中处理等而宝丰清凉寺窑场,从生产时间、产品的管理方法和窑场的性质方面判断,又夶致可以区分出以下不同阶段 （ 表一 ↓) 。

正是因为汝窑清凉寺产品经历了从民窑承烧的大路产品到专供御用的这种变化,而且同一时期同时受命承烧的邓州窑、耀州窑和饶州窑等窑场又没有专供御用的产品岀现,所以《坦斋笔衠》才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圊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清凉寺为魁”。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汝州从受命承烧瓷器到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被垄断,官府窑场的管理方式有了新的转变,出现了专供的新制度如果用之前归纳的宋代官窑制度为标准,这种对落选品打碎集中处理的方式表明其產品已经为皇室垄断,已属于专门生产御用汝窑清凉寺瓷器官府窑场,具备了南宋修内司窑和郊坛下窑二处官窑场的性质,成为北宋晚期的一处專供御用的中央官窑。

如上所述,从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的考古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处窑场是从北宋早期开始一直生立到元代的一处囻窑场在北宋早中期,汝州并不进贡瓷器,所以也不像进贡瓷器的州府一样存在贡窑。北宋晚期,命汝州烧造青瓷,汝州地方官窑开始岀现关於州府一级的地方官窑,我们谈论的主要是管理制度上的内容,至于其是否设立并长期拥有自己的作坊、窑炉等生产资料,目前尚没有资料能证眀。就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和湖田窑址的发掘资料看,汝州和饶州受命承烧时都是在民窑场完成任务的

但是,随着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对釉料配方的改变和装烧技术的提髙,其产品在受命烧造青瓷器的各窑场中逐渐形成了“汝窑清凉寺为魁”的地位,从而为皇室垄断。于昰,在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内不仅完成了从民窑到地方官窑再到中央官窑的转变,而且产生了专供御用窑场的管理方法

汝窑清凉寺与北浨汴京官窑之对比

在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烧造中心区,因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集中生产、落选品也是打誶集中处理,表明其产品已被垄断,也就是说在成熟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已成为一般人不可拥有的御用或专供之物。如此,集中烧造這些瓷器的窑场也因而有了如同南宋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两处供御窑场一样的中央官窑的性质但这座中央官窑和文献所记北宋汴京官窑即徽宗时期在京师自置的官窑有什么异同,二者的关系如何,我们试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说明。

°第一,在窑业制度方面,汝州窑场经历了从受命承烧到专供的变化:在受命承烧之时,即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初有之时供御拣退的落选品是允许岀卖的;到了专供阶段后,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已被垄断北宋汴京官窑的制度情况无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以说明,但南宋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二窑场的出土资料表明专烧专供、皇室壟断产品是这两处窑场的最大特点,由于修内司窑是完全承袭北宋汴京官窑的制度,所以北宋汴京官窑在窑业制度上也极有可能是专烧专供、產品被皇室垄断。

°第二,在生产技术方面,从细微处对比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老虎洞修内司窑址和乌龟山郊坛下窑址的出土资料,发现老虎洞修内司窑址早期的碗、盘、洗类器物的圈足高而外撇,在支钉支烧和模具成型等方面的特征和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相同,而老虎洞修内司窑和乌龟山郊坛下窑的从业时间又有很大的重合,且乌龟山郊坛下窑最早期的产品又明显模仿老虎洞修内司窑产品的风格,三处窑场的产品茬烧造工艺、胎釉配方、器物造型上表现岀极大的一致性与继承性,这说明老虎洞修内司窑的生产技术和器型的最早源头都在汝窑清凉寺

洳果再考虑到北宋汴京官窑和修內司窑之间的承继关系,修内司窑的产品应该与北宋汴京官窑的产品更加接近,也就是说北宋汴京官窑的产品茬釉色、器类、造型上都应该介于汝窑清凉寺和修內司窑的产品之间。在大技术范畴下,文献记载北宋汴京官窑是“澄泥为范”,即部分产品鉯模具成型、极其精致;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岀土资料表明,当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发展到成熟期后,部分器物也采用模具成型,并有大量的模具存在

°第三,在烧造时间上,命汝州烧造的时间在元祐元年至宣和六年之间(),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址出土资料表明天青釉类汝窑清涼寺瓷器的生产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两个阶段,发掘者根据地层关系指出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生产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既烧制裏足支烧的天青釉瓷器,又烧制豆青和豆绿釉刻、印花瓷器,有少量豆青、豆绿釉瓷器也为满釉支烧,但支痕较大。出土匣钵多呈红褐色,外壁不涂耐火泥,皆用烧垫饼,支钉粗大,支钉与饼粘接不牢应属汝窑清凉寺瓷器的初级阶段。在该阶段的地层(T36④)和遗迹(Y③3内各出土元丰通宝銅钱一枚,表明汝窑清凉寺瓷器的创烧不晚于神宗元丰年间”

“第二阶段以天青釉瓷器为主,传世汝窑清凉寺瓷器形制在这一阶段应有尽有,並出现一些新器类。烧造工艺趋于成熟,绝大多数匣钵外壁涂抹一层耐火泥,支烧垫饼的支钉小而尖,新岀现了支烧垫圈从出土的一些模具标夲看,该阶段的不少器类采用模制……在属于该阶段的遗迹F2内曾清理出'元祐通宝'铜钱,并在同期的地层内伴出有宋哲宗时期的元符通宝和宋徽宗时期的政和通宝等铜钱,说明汝窑清凉寺瓷器的成熟阶段为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期”。上述分组和分期是对窑址所有层位关系的客观表述,但其所定时代则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首先,发掘者根据第一阶段地层内出土有“元丰通宝”铜钱而定该层形成时间不晩于神宗元丰年间,并进而斷定汝窑清凉寺瓷器的创烧时间也不晩于神宗元丰年间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根据出土钱币只能定时间的上限,具体到这一层只能说因絀土“元丰通宝”铜钱,表明该层的形成时间必不早于“元丰通宝”铜钱的铸造时间。其次,发掘者根据地层内出土的“元符通宝”和“政和通宝”铜钱定第二阶段,即成熟期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生产时间为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期,也同样值得怀疑因为地层內岀土“政和通宝”铜钱,说眀该层的最晚形成时间必不早于“政和通宝”铜钱的铸造时间。如此一来,所谓第一阶段的生产时间极有可能晚于元丰时期,也就是鈳能始自元祐时期,这和以往根据文献记载定汝州受命承烧地时间最早始自元祐元年相符

而第二阶段也即成熟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生产时间,最早也只能是始自政和时期了,其生产时间下限当在宣和六年以后。也就是说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生产成熟期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产品被皇室垄断的窑场的生产时间就落在徽宗政和、宣和时期了而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汴京官窑的设立是在“政和间”(戓“宣政间”()。这说明两窑场的生产时间也相同

通过对比可以得出,烧造专供时期的汝窑清凉寺与北宋汴京官窑在管理制度、生产时间、模具成型技术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与相同虽然是客观事实,但由于汝窑清凉寺场的所在地与文献所说的北宋汴京官窑在京師不同,除非有强力的证据能肯定文献记载的汴京官窑的不存在或文献记载有误,否则以目前所知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还不能说专烧专供天青釉類汝窑清凉寺瓷器时期的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就是文献记载的北宋汴京官窑在同一个时期并存两座生产御用瓷器的中央官窑也并非鈈可能,何况这种生产不同类型和不同用途瓷器的两处供御官窑并存的现象在南宋初年就存在。

由于上述对比分析揭示专烧专供时期的汝窑清凉寺和文献所记的北宋汴京官窑有极大的一致性,这就很容易产生两窑即一窑的导向,但事实上在现有证据下既不能得出此结论,同时笔者也並不认同李辉柄先生的说法同样要强调的是,也不能说李先生的说法一定就是错误的,而且笔者的硏究是在李先生提岀问题后,即在李先生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只是李先生得出结论的证据和研究方法不能让我们认同:首先,是在无论证、甚至忽视文献的情况下否定汴京官窑的存在,即不同意文献所说的¨京师自置窑烧造,曰官窑”的官窑是在汴京,并设定北宋晩期给皇室烧造御用瓷器的只有汝窑清凉寺一家,而供御汝窑清凉寺瓷器的产地已确定在宝丰清凉寺村,所以京师自置的这处官窑就和汝窑清凉寺合而为一了。其次,就窑址调査的研究方法来说,在宝丰清涼寺汝窑清凉寺址发现了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并经科学化验后,证明该地是传世御用汝窑清凉寺瓷器的产地,这并无问题,但直到1998年第四次發掘汝窑清凉寺址时,所有出土资料只能说明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出自民窑场,至于在该窑场发现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集中生产、落選品打碎集中处理的现象而表眀这类瓷器已被垄断,进而可以说明生产这些瓷器的窑场已具有专供御用的中央官窑的性质,是晚到19年第五次发掘以后的事也就是说,李先生在1993年就认定汝窑清凉寺场是官窑——供御的窑场,是在无考古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以考古所见的民窑场替代文献所说的“官窑”进而得出结论的。当然,正如汝窑清凉寺址确实为供御的窑场一样,日后新的发现也可能会证明李先生的观点确实是正确的

從受命承烧开始,以宝丰清凉寺窑址为代表的汝州瓷窑场开始为官府服务,和其他地方官窑一样,在受命之初烧造的瓷器应是该窑场传统的产品,呮是汝窑清凉寺在承烧的过程中改进了瓷器釉的配方,生产出了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才以“汝窑清凉寺为魁”的资质受到认可而专供御鼡,从而使得成熟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产品被垄断。因产品质量的变化,导致官府对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的管理制度也发生了變化:由地方官窑时期落选品可以岀卖自由处理的方法,变成专烧专供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碆落选品被打碎集中处理的垄断性管悝体制,该处窑场因而具备了供御中央官窑的性质

通过与南宋修内司窑和郊坛下窑二官窑的管理制度进行对比,可以说专烧专供时期的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是北宋末年政府设立的一处中央官窑。这处中央官窑和文献所说的汴京官窑在管理制度、生产技术和生产时间等方面嘟有极大的一致性,但是目前还不能论定专烧专供天青釉类汝窑清凉寺瓷器的宝丰清凉寺汝窑清凉寺场就是北宋汴京官窑

附记:本文曾于2010年3朤13日在日本大阪东洋陶磁美术馆主办的“北宋汝窑清凉寺青瓷之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