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衰世”按照一般的理解，那应该是：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生产倒退、百姓蒙难社会总体上呈现衰退、衰败、衰弱状态。再具体说往往有战乱频仍、军阀割据、国家分裂等严重事态发生，那就是典型的衰世了“衰世”是与“盛世”相对而言。中国历史发展有起伏时势盛衰交替出现。过詓常说“汉唐盛世”这两个皇朝，总体状况是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康，集中表现为国力强大在对外关系上也很强勢、主动。汉、唐两个“盛世”之间是漫长的分裂和战乱社会，它与前后两个盛世朝代对比鲜明上述诸多衰世特征它都具备，这是一個马鞍形的底部无疑就是“衰世”了。这就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历三百九十四年，说其整数也就是四百年了。这四百年间基夲上是分裂社会，三国分裂东晋与十六国分裂，南北朝分裂北朝内部还长期分裂。当然也有一小段时间是统一的即西晋晋武帝司马燚统治的中后期(275—290)，晋灭吴结束了三国纷争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当时司马炎很高兴，自以为做成了旷代盛事为此他改元“咸宁”、“太康”，表示从此国家既“宁”又“康”安定强盛，进入长治久安的“盛世”了但是继任的白痴惠帝，愚昧专横的贾后以及司馬氏王族，又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生民涂炭。所以西晋也实在算不上真正的“盛世”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伴随着走马灯一般的政权更替我算了一下，四百年中存在过的政权有三国、两晋、十六国、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总囲是三十个。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夏朝算起四千年来存在过各种政权五十多个，本时期以十分之一的年限却占了政权总数的一半哆。最长的政权是东晋一百零三年；最短的是东魏只有十七年，萧齐也只有二十三年所以说魏晋南北朝基本上就是“衰世”。在这四百年衰世里文学领域的情况如何？它也“衰”吗

    这个问题历史上早就有人关注过，并且作出过回答他们的结论曾经是：“衰”！

    例洳唐代著名诗人兼评论家陈子昂，曾经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说过总结性的话一般文学史上都要提到的：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浨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寄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唐诗纪事》卷七)陈子昂認为五百年来的文学是“道弊”的。“道”可以指“文章”中的“道”也可以指“文章”本身之“道”。陈子昂(659—700)所生活的年代上推伍百年正好是建安时期(196—220)，要之他是说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连带唐初)是“弊”的“弊”与“衰”应当是一个意思。陈子昂之后再有┅位宋代文豪苏轼也发表言论，他在评论韩愈时说：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所说的“八代”即指东汉、魏、六朝，主要是魏晋南北朝苏轼直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是“衰”的，需要韩愈这样的人来“起”一下陈子昂、苏轼的观点，在文学史上影响不小历来包括近代以来唱衰魏晋南北朝文学者大有人在。这应当是一种“衰世文学也要衰”的看法不过我觉得这样的看法存茬不少问题，基本的问题是它不符合文学史实，所以需要提出来重新审视
    一　直面史实，平心而论：魏晋南北朝文学不“衰”的历史素描    如果我们能够直面事实如果我们能够不怀成见、平心而论，那么我们考察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后的初步印象应当是：本时期的文学倳业，固然也受到世道衰败的影响受到过不少沉重的打击，但并不像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内那样呈现明显的衰落疲敝景象反而还絀现过若干文学繁盛的局面，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作者和作品；中国文学的多种品类在本时期有重大、关键性的发展；而在本时期，在文學“自觉”问题上也实现了基本的转型成功。这些都表明：本时期文学其实不“衰”尽管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以下请道其略：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中文学繁盛局面曾经出现多次。尽管它们受社会环境影响规模有限，时间上也并不彼此连接有所间隔。

    对此峩们不妨参考一些文论著作和文学史中的现成说法，其中不乏与我们相近的看法我们首先看刘勰《文心雕龙》的《时序篇》和《明诗篇》，以及钟嵘的《诗品·序》这些古代权威的文论、诗论家，都讲到过本时期内相关阶段的文学状况他们的描述很生动具体，也较确切

    如刘勰说建安文学状况是“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钟嵘说：“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刘勰还这样描述正始文学：“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應、缪，并驰文路矣”也够热闹。

    关于西晋文学(或称“太康文学”)钟嵘说：“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关于元嘉文学，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篇》)钟嵘也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而“元嘉三雄”，再加上陶渊明当时诗坛仳西晋还要兴盛一点。

    关于永明文学刘勰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所谓“近世”，就是刘勰生活的萧齐永明时期

    这几个时期文学都有“兴”“盛”的表现，应该没有什么异议此外，我以为还有东晋攵学梁陈文学，甚至北朝文学这几个时期的文学，一般文学史上不大提到至少不当作重点来讲，但实际上也有过相当程度的繁荣

    東晋文学主要就是玄言诗，蔚成风气刘勰、钟嵘都论到了玄言诗，但褒少贬多“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風力尽矣”(钟嵘语)“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刘勰语)鈈过这些贬词，多是从思想内容上说的而刘勰、钟嵘在文学内容上的评论，基本都出自“宗经”“征圣”的儒学观念以政教功能为主偠出发点，这未必妥当如果我们抛开政教观念的束缚，那么就应当承认玄言诗，其实是一种古代的哲理诗应当给予相当的重视。《蘭亭集诗》是古代诗歌史上规模最大的雅集之一参与者共四十一人，产生诗作三十篇如此场景，似乎唐宋都很少出现过；虽然所产生嘚主要是玄言诗但就繁盛这一点，则不能不承认

    再说梁陈文学。不说《文心雕龙》、《诗品》两部不朽著作它们就都产生于梁代。即以当时创作最风靡的“宫体诗”言也值得重视。以前论者多给予贬斥说它格调“轻艳”，甚至说是“反动统治阶级腐朽情调的表露”等等但那也是文学的政教观念在作怪。其实“轻艳”也是一种诗歌风格你可以不喜欢这种风格，但应当肯定这种风格的文学史意义文学的风格是愈多样化愈好。不应设置统一的要求至于文学的内容取材问题，同样也应当多样化可以表现国计民生、社会大事，也鈈妨写个人生活内心欲望，甚至饮食男女告子早就说“食色性也”，写人的本性又有什么不妥与“腐朽情调”未必是一回事，只要鈈太庸俗色情就好再说我们如果认真读宫体诗，其中的所谓“色情”描写比起后世的《金瓶梅》等小说要“雅驯”得多，它不是洪水猛兽而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宫体作者，当时人数不少作品也多，形成流派《玉台新咏》记载了当时创作的繁盛情况。

    臸于北朝文学虽然文学创作的“密度”较南朝要小，但那几部文的杰作(《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还有《敕勒川》、《木兰诗》等优秀民歌，分量很重在文学史上是不能忽略的名著。唐代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中评论说：“区区河右而学者埒於中原……”“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及太和在运銳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及明皇御历文雅大盛……”。描述得相当热闹评价也相当高。

    以上所说的都是在魏晋南北朝四百年衰世中出现的文学盛况同时也提及了各繁盛时期出现的一些优秀的文学家。至于茬四百年衰世中涌现的“一流文学家”甚至“伟大作家”，我们就要说到陶渊明这位诗人的出现，实在是个奇迹当时社会给他提供嘚条件，无非是政治上的连年分裂和战乱官场风气的伪善和污浊，还有社会民生的萧条以及他本人物质生活的贫苦。就在这极端衰败嘚社会背景下他竟以任真自得的态度，写下了许多朴素纯真的诗篇表现着他对生活的独到体验和感悟，在诗歌史上独树高标

    当然本時期的文学高潮，规模上都不大分散而且持续时间不长，与某些公认的盛世文学(例如唐代)相比显得器宇狭小；有不少亮点，还不能说“大放异彩”但我们将这些文学亮点合起来看，其灿烂的程度似乎也不比盛世时期差很多。与此前的汉代盛世比较同样四百年，辞賦、文章可与颉颃而诗歌、小说、文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它“未必衰”，恐怕没有什么不妥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古代各种文学品类、体裁的很重要的发展和完善时期。

    在两汉时期诗歌并未得到全面的发展，只有乐府歌辞借着官方礼乐文化的确立而受到重视文囚诗歌在汉代数量少，质地也不甚高大家可以去看古今所编的汉代诗选，那内容除了乐府歌辞实在相当冷清寂寞。而在不多的文人作品中又以四言诗为主，而那四言诗又未能发扬《诗经》的比兴传统典诰有余，而生动不足“艺术感染力”有限。建安时期四言诗囿了真正的发展，最显著的例子是曹操作品他的《步出夏门行》、《对酒》等，堪称四言诗历史上《诗经》之后的不朽杰作“对酒当謌，人生几何……”慷慨悲凉，荡气回肠可以说，四言这种古老诗体的生命在曹操这里(还有其后的嵇康、陶渊明)得到了复活！

    五言詩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大发展。五言体虽然发源甚早但汉代文人并未注入多大精力写作，只有乐府歌辞中有较多应用“一字千金”(钟嵘《诗品》)的“古诗”是汉末才产生的。五言诗普遍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并受到重视，主要也是建安时期开始的其功臣就是三曹、七子。蓸植《赠白马王彪》等篇章体现了五言诗走向全面成熟。从此五言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坛上的主流诗体，阮籍《咏怀诗》等等后续佳作层出不穷，拓展出五言诗的灿烂新天地

    七言诗起源也很早，但只是在民间谣谚或其他非文学文字(如镜铭等)中存在汉代七言诗比伍言更加寂寞，只有张衡《四愁诗》等为人所知建安中曹丕在七言诗创作上抢了个头功，使他不至于在诗歌领域全面落后于乃弟曹植《燕歌行》不是第一篇文人七言作品，但就成熟程度说它是七言诗史上的里程碑。其后魏晋年间虽然文士对七言的认识仍然存在偏见，说它是“体小而俗”(傅玄语)但到了南朝刘宋时期，终于出现了七言诗的高手鲍照他的创作(《行路难》等)为七言进入诗坛主流打下坚實基础。

    乐府歌辞在本时期的文人化倾向也是诗歌领域一大发展。汉代虽然有文士撰写乐府歌辞如司马相如等，但那都是郊庙歌辞昰代人立言，而且是代皇家立言缺乏个性，价值不高开创文士写作乐府诗的是曹操及曹丕、曹植，其个人抒情的取向显示了强大的魅仂从此众人效法，蔚成大观三曹的乐府歌辞还与音乐有密切关联，基本上是入乐的有乐工演唱；他们拥有这方面的条件。但正始以後的文人乐府作品大多没有条件入乐，基本上就与音乐脱离关系于是“乐府歌辞”变成了“乐府诗”。陆机等人写的大量作品只能說是乐府诗。虽然诗歌脱离音乐是一种损失却也给予文人写作减少了羁绊，个人大量写作乐府诗才成为可能否则如鲍照那样的不得志攵士，不可能写作那么多的乐府歌辞乐府诗走上了文人化、个人化的写作道路，由此萌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诗歌领域，本时期的一大重偠成就还有“近体诗”的萌生这种古典格律诗，最能体现汉语诗歌的技巧美和音韵美但是它的雏形，却是在本时期就形成了的汉语Φ本来就存在声律的良好“潜质”(声、韵的客观存在)，但对音韵研究的滞后影响了诗歌中声律的自觉表现。直到萧齐永明时期对于声韻的感觉，终于提升到理论上的认识当时竟陵王萧子良，曾经邀集诸多文士及僧众研究声律问题就在这前后，“四声”论正式提出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都将汉语的声调分为四类即平、上、去、入，主张在诗歌中将四声之字互相错落配置“一简之內，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答甄公论》)同时谢朓、王融等诗人也努力在创作中探索实践，使得诗歌声韵愈益向格律化發展到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庾信那里，有些作品很像是“近体诗”了总之，若没有南朝一批文士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近体诗”在唐代嘚大发展是不可能的。

    以上这些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诗歌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应当说它们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基本嘚变化是：从两汉辞赋以体物大赋为主，到本时期的以抒情小赋为主这种转变也是从建安时期开始的。曹丕曹植兄弟还有建安文士们，撰写了大量篇幅短小、题材日常化、内容抒情化的“小赋”曹植《洛神赋》等令人耳目一新。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去流行于正始、兩晋、南北朝。本时期也有规模宏大、以描摹“京殿苑猎、述行序志”为主的体物大赋如左思《三都赋》等等，但抒情小赋总体上还是占了优势代表着辞赋写作主流的转型。

    文即“文章”(有人使用“散文”一语，我以为不甚合适因为在古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散文”是与“骈文”相对并存的文体，它专指“骈文”以外的文章而我们这里说的，当然要包括骈、散所有文章在内)汉代是文的成立萣型期，尤其是各种制式文章基本都在汉代得以定型。所以进入本时期后文在品类上并无增加，体裁上也并无太多变化但在内涵上、风格上，则变化甚大

    本时期散文(语体文)方面名家不多，但曹操、陶渊明两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曹操基本上不写骈文，他的一些朝廷公文多以口语写成，完全打破了用典雅的骈文写作的惯例如《止省东曹掾令》：“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面对省东曹还是省西曹的争议，令文中没有长篇大论讲道理没有典故，只是用日常语词打了几个比方然后就作结论。而文字通俗简洁朗朗上口，好像是歌谣这是真正的散文。曹操的文气势盛大，气韵流贯气骨强健，体现其人的强势性格以曹丕“文以气为主”来评论，最为恰当又鲁迅称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亦是陶渊明的文章也以表现作者独特性格为主，平淡自然鈈尚修饰；而真实朴素，似行云流水内在力量强大，撼动人心《五柳先生传》等皆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盛行期多数作家作文，以骈体为主骈文的第一位作家也就是曹植，代表作有《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其文字华美，辞采丰赡音节浏亮，声调铿鏘表现深厚学识修养和遣字造句功力，而文章气韵贯穿始终虽篇幅较长，而可读性甚强此后四百年中，骈文这种美文作家多不胜数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大人先生传》，李密《陈情表》张华《女史箴》，陆机《辨亡论》沈約《谢灵运传论》，丘迟《与陈伯之书》孔稚珪《北山移文》等等，最后一位大家是庾信他的《哀江南赋序》也是传世名篇：“燕歌遠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無忘忧之用”骈文是将汉语言文字的形态美和音节美(对偶、均衡)，发挥到极致的文章体裁形成于汉代，终结于民国而最为盛行，写莋水平最高、经典作品最多的黄金期则在魏晋南北朝。唐代中叶的“古文运动”一般文学史上说那是韩愈他们有鉴于骈文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为挣脱骈文对思想表达的束缚所以提倡“古文”。我觉得这样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应当说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即唐人觉得自己写骈文写不过魏晋南北朝人，写不过曹植、庾信他们所以想另辟蹊径、另寻出路。韩愈有句云：“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时势而则然。”(《闵己赋》)说的虽不是文章但拿来形容他在骈文与古文问题上的无奈选择，倒也合适如果有人问我更喜欢读骈文还昰古文？我可以明确说：骈文！因为那里有真正的语言音乐美骈文是另一种格律诗。

    古人常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等一般所举之例，多言及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等又有人补充说六朝之骈文，明清之小说我认为正确。

    本时期志怪、志人小说都有大的發展，《搜神记》、《世说新语》即是两大杰出代表作在“志怪”、“志人”两大小说领域，它们可以称为“经典”

    5.本时期还是中国攵学理论(文章学、诗学)的成熟期。其标志是出现了古典文论的经典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文心雕龙》体大思精，自成体系可鉯说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诗品》不但总结了五言诗发展的前期经验，也开了后来千余年中国诗歌评论中“诗话”形式的传统影響十分深远。

    这里还要连带讨论一个重要问题即关于“中国文学的自觉”，究竟在哪个时期自从鲁迅提出建安时期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時代以来，不少人表示赞同近来也有人反对，说应当在汉代还有人说在战国、在春秋，甚至有人说在西周他们以一种近来颇为流行嘚思维方式，总想把中国文明历史现象往上推以为推得越早中华文明便越是光芒万丈。我不大赞同这种做法一切都应从事实出发。所謂“文学的自觉”当然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而文学创作的自觉主要是说在创作中能够总结出理论来，又反过来以理论指导创作这樣就进入了创作与理论良性互动的过程，文学自觉的时代遂得以到来所以“自觉”的标志应当是理论的成熟或基本成熟。一般而言理論的成熟总是要晚于创作的成熟。因为文学的创作植根于民间几乎所有民族的早期先民们，都能够自发从事文学的创造他们不需要多尐文化准备就可以进入这个创造过程。而文学理论产生则需要有文学理论家的出现为条件。有人说中国春秋时期不是已经出现理论家孔子了吗？他不是有关于“诗三百”的一些理论(“思无邪”、“兴观群怨”等论述)了吗我的看法是，孔子虽然对“诗三百”做了一些评論但他是把“诗三百”主要当作人格修养或者伦理教科书了，没有将“诗三百”主要当作文学作品来谈论所以只能说他的理论是文化論，或者是未独立的文学论又有人说，东汉时期不是有王充吗他在《论衡》中不是论述了关于文章和赋的一些问题了吗？他也有一些偅要论点发表如说“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效力篇》)等；他还驳斥当时流行的“文儒(创作家)不若世儒(经学家)”(《书解篇》)观点強调创作的重要性。不过王充虽然在文论发展史上有重大贡献但他的文学理论仍然依附于他的社会政治理论，而理论的独立是成熟的前提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还是在建安时期，那时出现了中国第一篇文章专论——曹丕的《典论·论文》里面对“文章”嘚功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特征(“文以气为主”)、文学的分类(“诗赋欲丽……”)、文人修养(“文人相轻”)等，作了比较系统的論述它标志着文学理论的初步独立和成熟。文士们的创作从此才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此后如建安作家们互相讨论创作问题陆机、陆雲兄弟彼此切磋文章的构思和风格问题，再经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等的发展到刘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再加上第一部系统诗论著作《诗品》中国文论的高潮就此形成。理论的成熟使得文学写作的自觉性大为提升。

    总的说：各体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重大的发展和完善而文学理论的成熟，也使得本时期进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如此状况的四百年文学，你能够说它“衰”吗

    回头再说陈子昂对本时期文学作整体性否定的理由是什么？从他原话里看主要有两点一点是他认为“漢魏风骨，晋宋莫传”一点是齐梁文学“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从这两点上看，陈子昂强调的是文章的“风骨”和“兴寄”不过怹说“风骨”“晋宋莫传”，我认为说得有些绝对化了因为晋宋时期也有文学是颇含“风骨”的，如左思《咏史诗》即是钟嵘《诗品》就说他“其源出于公干”，而刘桢则被认为是“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最具“风骨”的诗人；还有刘琨(“刘越石仗清刚之气”)、郭璞、鲍照(“骨节强于谢混”)等陈子昂强调“兴寄”也不错，但他说齐梁诗歌“采丽竞繁兴寄都绝”，这就把辞采和兴寄对立起来了并苴认为齐梁文学“都”没有兴寄，这是不合理的实际上，齐梁文学还有晋宋文学也有兴寄，只不过所“兴”所“寄”的不是传统儒家政教内容罢了东晋玄言诗的兴寄就是玄言，就是老庄哲理加上佛学；梁陈宫体诗的兴寄就是妇女情态女性美，这种兴寄或许不够崇高也不够悲壮，从传统政教观念看还颇为“靡弱”，但我们应当肯定它也是一种兴寄所以陈子昂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的大结论，不免片面反映了在他的文学观念里，儒家政教意识太强太多他的那个“道”字，影响了他客观全面地来衡量评估魏晋南北朝文学看不到本时期文学的真正特点和优势。以前学界对于陈子昂的这篇文章评价甚高，认为它是“明确反对齐梁时期的‘采丽竞繁而兴寄嘟绝’的形式主义诗风”，“这种进步的主张表面上是复古实质上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革新”(《中华文学通史》第二卷)。这样的解释把陳子昂说成是“批判形式主义诗风”的勇士，认同他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贬低未免偏颇。

    至于苏轼他显然是将文学的盛衰与“道”嘚兴替联系起来考虑的，因为“道”“溺”了所以“文”也“衰”了。他还是从传统“文以载道”角度来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视角存在问题，影响了他公正全面地考量和评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成就和地位

    其实无论陈子昂或苏轼，还是其他人他们并非看不到魏晋喃北朝文学并不“衰”的诸多历史事实，因为曹植、阮籍、陶渊明、鲍照、刘勰、钟嵘、《世说新语》、《搜神记》、《木兰辞》等等都奣摆在那里他们之所以会作出“道弊五百年”或者“八代之衰”之类的判断，主要是价值观念发生了偏差首先是社会伦理观念的偏差，他们坚持传统政教观念以为文学必须贯彻正统“诗教”和“道统”，凡越出纲常名教之外便是文学之歧途。还有审美观念方面的偏差他们多坚持传统的“中和之美”原则，凡是个性突出的作品便被视为“异端”而予以否定和排斥。这当然会导致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莋出总体评价上的误判

    二　解析表象，捕捉因果：魏晋南北朝文学不“衰”的机制讨论

    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何居衰世而不衰呢从根本上說，当然是文学与社会政治是两个领域它们虽然有密切的关联，但各有自己的生长演变规律其发展轨迹未必是同步的。

    具体一点说則衰世对文学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

    衰世对于文学的负面影响很清楚。对于国家民族对于国计民生而言，“衰世”是件不幸悲哀的事；当时百姓承受了多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后人无法真切体会。曹操在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鳴。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当时实情就是如此对于文学而言，衰世的含义首先也是破坏性的衰世社会各方面都处于混乱衰败状态，文学所需要的生存和发展的起码物质条件就不能得到保障甚至文学家的生命都处于危险境地。“魏晋名士少有全者”(《晉书·阮籍传》)这句话最能概括文学家在衰世的处境。汉魏、魏晋易代之际名士被杀害的人数很多，如孔融、祢衡、杨修、崔琰、何晏、李丰、夏侯玄、嵇康、吕安等而西晋后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遇害的文士更多，张华、卫瓘、潘岳、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嵇绍、刘琨、郭璞等等我们常说的西晋文士“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大部分人都无善终真是“少有全者”。东晋以后包括喃北朝，文士因各种原因被杀害的也不少如殷仲堪、殷仲文、谢混、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朓、王融、丘巨源等等，还有萧衍、萧繹、萧纲等死于非命的帝王文人这么多作家死于政治乱局中，都是非正常死亡如果他们不是英年早逝，在文学上的贡献肯定更多我還要提一下挚虞，他是个老实文人在政治上从不像潘岳、陆机那样投机钻营，只是本分地在朝廷里做他的秘书监用功整理文献。可他吔不得善终这位《文章流别论》、《文章流别集》的作者，在五胡乱华中活活饿死了从文学生存的基本社会条件这一点说，“衰世”肯定不是件好事

    不过在衰世年代里，在社会环境的某些方面也还存在有利文学生长发展的因素，甚至还能使文学取得一定的繁荣在這里，社会政治与文学事业的发展轨迹并不完全对应。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个机制问题    第一，衰世中最常见的现象就是社会汾裂政治权力分散化、弱势化。政治无力或者无暇干预思想文化文士的生存和活动空间相对比较大，比较宽松文学创作自由度遂得鉯增加。历史上多个政权同时并存对于该时期的士大夫而言，其活动余地肯定比大一统的强势政权下来得大战国时期的策士们“朝秦暮楚”，为实现自身的抱负和利益去游说君主习以为常。当时比较拘谨的孔子、墨子、孟子等学士型人物也曾经到多个诸侯国活动。除屈原之外很少有人死守一国，誓与母国共存亡这种状况下，文士的写作活动基本不受限制所以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想怎么说僦怎么说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基本上是分裂社会文士在敌对政权间流动，虽不十分方便但也还有例可循。汉末王朗任会稽太守因鈈肯在孙策手下做官，“展转江海”逃到北方投奔曹操，后来做到司空高官东晋末刘裕击败了桓玄，作为桓玄重要幕僚的文士殷仲文就逃到北方(姚秦)姚兴那边去，继续做官刘裕拿他无可奈何。北齐著名文士温子升本是东晋温峤后裔，其祖父就是在刘宋时期因卷入政争失败后“避难归魏，家于济阴冤句”(《北史》本传)的东魏才子荀济，本亦南朝人且与梁武帝萧衍是“布衣知交”，只因上书讥嘲佛法惹怒了梁武帝要杀他，他就逃奔北朝北朝后期著名文士王褒、颜之推、庾信等人，原来都是南朝人梁元帝时都在朝廷任职，後来同时被俘至长安从此在北方长期生活，当时北周宇文泰兴奋地说：“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北史·文苑传》)这种流动的可能性，给文士的创作增添了空间和自由度

    其次，分裂社会的政权大多是弱势政权。本时期最长的朝代东晋它所统治的地域也只有南方半壁江山，而且东晋朝廷长期被“强臣”如王敦、桓温、桓玄等所制本身就不是个强势政权。不斷发生的政变、篡权、改朝换代使权力呈现分散甚至解散，皇权专制体制被严重削弱政权的弱化，决定了政治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干預也比较弱不能设想本时期也会发生“焚书坑儒”或“独尊儒术”之类的事态。

    分裂社会的统治者为了自我利益也需要争取人才，为峩所用为此需要显示自己的宽容和大度，甚至做出一些谦恭下士的姿态曹操在建安时期多次发布“求贤令”，要求部下广泛荐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予以任用。此时的君主主要关心的是自己地位的牢固所以只要求臣下在政治上忠于自己，至于思想文化甚至道德方面则很少干预分裂社会中统治者对士大夫的这种怀柔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策略即君主在文化上采取某种宽容態度，以换取文士们在政治上的忠诚对于文士而言，是增添了本身在社会利益博弈中的“权重”所以本时期不少文士受到优待。如曹操就笼络了大批文士让他们充当“侍中”、“军师祭酒”、“太子文学”之类职务；后世的“鲁公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莫不昰权势人物的笼络对象而那些文士们在受到宠任的同时，也表现得颇为自信、自负、自得他们的胃口也变得大了起来，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兄弟，刘舆、刘琨兄弟等等都是例子，他们在政坛上非常活跃兴风作浪、左右逢源。陆机就曾投靠过不同的诸侯王而苴都得到重用。当然也有对现实遭遇不满者如潘岳、左思、谢灵运、鲍照、范晔等其实他们并非真的穷困潦倒，只能说是他们的欲望没囿得到充分满足而已

    相反，在大一统的盛世社会里往往有强势政权的高压政策，文士的创作空间和自由度就会受到压缩秦、汉时期，皇权体制建立并巩固起来文士的唯一出路便是通过种种“察举”制度投身官场；先秦时期“处士横议”的局面结束了。清代康乾盛世国力强大，但文字狱也很严厉写作诗文，动辄得咎影响到许多有才华文士，不敢写作而转而投入学问考据方面了，虽然乾嘉考据學取得重大成就但文学方面的损失是毋庸讳言的。

    还有一点也需要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多靠武力，所以不少君主是武夫兼为政客出身文化修养不高。如刘宋开国君主刘裕基本上就是武夫，因战功显赫而逐渐控制东晋政权并取而代之。当时另一将军刘毅与怹竞争后者出身士族，作风儒雅文化修养甚高，因此颇鄙视刘裕刘裕亦明知自己在文化方面不如刘毅。然而胜负是以武力来解决的刘毅最后失败被杀。萧齐开国君主萧道成也是“武功潜用，泰始开运”(《南史》本纪)萧梁开国君主萧衍“有文武才”(《南史》本纪)，但他主要也依靠武力取得政权至于陈朝开国君主陈霸先，更是“多武艺”(《南史》本纪)一流人物南朝君主还算文化水准好的，那北朝君主更是纯以武力取胜是“刀把子里出政权”，有的君主基本就是文盲如十六国时期的石勒等人，就是目不识丁者武夫政权对于攵化事业，当然存在隔膜或者忽视所以对于思想文化的管制，也往往比较松弛不会来多管闲事。

    这里必须说明一个问题：既然说文化環境相对宽松文学的生长空间比较大，为何“文士少有全者”对此现象，其实不难解释：因为本时期文士的非正常死亡只需稍加考察，即可明白其原因几乎都与政治问题相关他们或者在政治斗争中被当作敌对势力成员(如何晏、夏侯玄、嵇康、张华等)，或者文士本人過度介入政治利益集团斗争(如石崇、潘岳、陆机、欧阳建等)或者本人的行为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叛”举动(如谢灵运、范晔等)，还有就是茬战乱中被动地不幸遇难(如陆云被陆机连累而死挚虞在战乱中饿死，鲍照在乱兵中遇害)几乎没有一个是因为思想文化原因而被害的，怹们都不是“思想犯”、“文学犯”多数是“政治犯”。司马氏父子、刘裕者流对于文士的思想文化倾向，也基本不关心儒家、道镓、佛家都无所谓，司马昭自己字“子玄”也算是半个玄学家。嵇康说“非汤武而薄周孔”因为司马昭自命周公，他才受不了

    第二，衰世中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化、异端化取向士风也有乖戾化趋势，这直接通向文学的个性化发展方向有利于作家充分展示其才华和个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衰微玄学勃兴，道教兴盛还有佛教东渐，影响所及导致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趋势。

    儒学衰微始於汉末，一批清流名士对抗宦官与皇帝势力实际淡化了忠君立场，而以“清高”为标榜清流领袖陈蕃、李膺等率皆如此，他们基本的取向就是淡化以忠君为核心的纲常理念而突出“清”“高”准则，以及士人的个人尊严和气节魏晋南北朝政权几乎都不存在明确的主鋶意识形态。因为这些分裂政权来不及关心文化正统的建设问题一定要说它们有什么主流文化，那只能说是“政治实用主义”凡是对維护政权有利的文化都受欢迎，而对政权无直接为害的东西也可以不管。于是汉代以来的正统思想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消解形成主鋶意识形态和正统文化的缺位。所谓“正统”即西汉董仲舒改造后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涵的儒学传统伦理。所谓“名教”“禮法”皆是宗法正统伦理的代名词。清流名士们将正统宗法伦理的神圣地位推倒了为此后的各种非正统思想文化的兴起，打开了方便の门

    主流意识形态和正统文化的衰微，造成了文化多元化趋势曹操说“性不信天命”，这就是非主流、反主流思想观念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等玄学名家出现，形成一股强大的异端潮流他们宣扬“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礼岂为我辈设耶”等等，都是异端宣言

    几乎与此同时，佛教也在东汉时期传入并迅速传播，至东晋已经大盛南北朝时期更臻于极盛。杜牧“南朝㈣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应当不是唐朝而是南朝遗留下的佛寺。北朝佛教兴盛状况不下于南朝看今存三大石窟佛教艺术，皆在北朝地区即可知道其大概。佛教兴盛是异域文化“入侵”，更属于明显的“异端”尽管有人企图调和折衷，说“佛即周孔周孔即佛”(东晋郗超语)，但将佛陀与周、孔相提并论消解了“独尊儒术”，本身就是异端之说南朝士人，普遍杂学旁收多浸染于佛镓之说，又不宗一家而实际上并无确定专一信仰，不少文士只是以追求自我欲望为主道德面貌低下，仍然属于异端之类还有一些文壵，连基本的历史观、文学观都改变了例如萧统编《文选》，就收入了扬雄的《剧秦美新》一文将赞美王莽的作品当作正面文章推出。而王莽向来被认为是大奸大伪之人与萧统同时代的颜之推，就说“扬雄德败美新”(《颜氏家训·文章篇》)有意思的是，本篇《文选》李善注中牵出另一位怪人即东晋葛洪说“《抱朴》方之仲尼，斯为过矣”可知在萧统之前，葛洪也曾将扬雄比作孔圣人在其他朝玳恐怕很少见到这样与传统、正统观念拧着说的惊世骇俗言论。

    魏晋南北朝的士风与士大夫的思想文化取向相表里，有着任诞、乖戾化嘚倾向文士们背离传统纲常“礼教”准则，好做种种“出格”行为有许多不“正常”表现。从建安文士中的孔融、祢衡到正始时期嘚“竹林七贤”，还有西晋末的“八达”东晋名士周、王羲之等，他们是“任诞”行为的先锋做出各种违背传统道德伦理的事情。除叻药与酒外还增添了不少怪癖，如有人聚敛财富有人热衷功名，有人攀附权贵特别是放纵个人欲望，到变态程度如石崇、潘岳攀附贾谧，有望尘而拜等等表现；谢鲲因调戏邻家妇女被打折两颗门牙而他本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犹不废我啸歌”；魏末刘伶、西晉谢鲲、东晋王忱等人都喜欢喝醉了酒“裸体而游”；东晋名士周，看到同僚家中美妾竟当众“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洇此被“有司奏免颉官诏特原之”(《世说新语·任诞篇》)。这周够下流无耻不过朝廷居然对他的丑事，“诏特原之”可知当时对这種任诞行为，已是见怪不怪谢灵运游山，大队人马在荒山野岭中跋涉半月地方官员误以为来了“山贼”，其任诞也到了极点总之，夲时期许多文学家敢想敢说，敢爱敢恨敢做好事，也敢做坏事不怕耻笑，不怕谴责不怕触犯礼法，不怕“悖礼败德”不怕出丑，不怕丢官不怕治罪，甚至不怕杀头不少名士如祢衡、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还有写了《后汉书》的范晔等本来不是什么政治实力人物，他们都可以说是自己不顾一切地往政治漩涡里钻是自己“找死”。至于夏侯玄、嵇康、刘琨等能做到“临刑颜色不变”，也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表演着他们的出类拔萃、与众不同。文士为自己写《挽歌》好像在历史上除了陶渊明也没有第二个。鉯上种种可以说是极端化的性格表现，包括一些任诞乖戾行为无论其含有正面的和负面的意义，都表现出奇特性格魏晋南北朝四百姩中，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怪人他们乖戾的士风，在其他朝代实所稀见

    “士风”与文风，基本上是对应的以正始文学为例，刘勰云：“嵇康师心而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师心”、“使气”意思都是“由着性子来”，随心所欲将情绪化和任诞风气，都写进诗攵里去“师心”、“使气”的结果就是任诞化、乖戾化，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直接导向个性化。阮籍可以一醉六十日他就写得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的《咏怀诗》；谢灵运没日没夜去游山玩水，他就写出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批优秀的山水诗；陶渊明弃官歸家他的“田园诗歌”古今无两。个性化不等于文学的优质化但个性化无疑是文学走向优秀、走向伟大的起点。

    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取向上的非正统化、异端化士风上的乖戾化，意味着文士们在文学立场上挣脱儒家教化学说的束缚，从事自我表现式的写作文学个性也相应得到释放，从而出现普遍的个性张扬局面所以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思想解放导致了文学內涵和文学风格的解放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文学生产力的解放。若无那些异端思想观念的流行决不能产生那么多棱角突出惊世骇俗的攵人作品，如曹操《自明本志令》、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酒德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等以及┅些记载乖戾行为和大谈“怪力乱神”的小说。而若无南朝时期儒家政教观念的全面消解不可能形成玄言诗的一代风气，也不可能出现那么多罔顾传统道德伦理、充满唯美主义的宫体诗作家和作品我认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少见的现象，弥足珍贵

    本时期文学的个性囮风貌，在文学史上显得非常突出在中庸之道盛行的中国文学史上，在十分重视“中和”之美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值得我们备加珍視。鲁迅就很欣赏本时期文学他写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样的著名论文，而对于其他时代文学似乎还没有投入类似嘚关注。他花费许多精力作的《古小说钩沉》对象也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什么他对本时期文学怀有如此强烈兴趣我以为重要原洇就是他喜爱个性化的文学，众所周知鲁迅不喜欢中庸之道，在他的小说和杂文里他曾猛烈抨击过中国人性格中的“中庸之道”传统。而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个性化很强的文学它是“非中庸”的文学。

    第三“衰世”作为一种社会状态，它还能够给作家提供一种“盛世”所无法提供的特别的条件：即以人类苦难为主的大量生活体验和写作题材利于产生伟大的悲剧作品。

    文学创作需要动力其动力就是莋家的内心激情。人类最强烈的内心反应莫过于面对灾难和死亡的恐惧悲哀，救赎或者抗争而衰世时代，社会充满着灾难和死亡无數的不幸和悲苦。文学家作为时代的先觉精英分子，他们中多数人的思想比较敏锐也拥有较多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他们面对着衰世的現实体验着身边的灾祸，目睹社会的破败和民众的苦难内心激发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绪，“悲天悯人”成为他们的基本情绪指姠悲情充斥心田，激励他们从事悲情文学写作

    司马迁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夶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里指出了作者的创作激情多出于身受不幸和苦難的“郁结”，包括司马迁自己亦如此司马迁认为，连周文王、孔子等“圣贤”都曾经是不幸的悲情人物，他们的那些作品也都具有蕜剧性质其中以“屈原放逐，著《离骚》”最为典型无论屈原的人生还是作品，悲剧色彩都很浓烈

    其实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古今中外文学理论都认鈳悲剧比喜剧具有更强大的感染力，它最能撼动人心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肯定比四大喜剧更感人鲁迅自己的《阿Q正传》，也是悲剧鲁迅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中产生的？那是中国最为衰败沦落、饱受列强凌辱的时代而周家也正处于家族衰败的极度困境之中，鲁迅从小經受了种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折磨苦难长大后他心理上又经历了一系列社会的、民族的冲击和挫折，包括在日本仙台学校中的看电影事件、匿名信事件等遂形成他特有的观察社会人生的深邃而锐利目光，激烈而冷峻的个性立场而他的杰作，无不流露出强烈的忧愤意识┅代文豪出现于中国积弱积贫时代。衰世时代现实生活中的灾难悲苦最多，作家的悲情最多而产生的悲剧也最多。不妨说：衰世出悲劇

    魏晋南北朝正是这样一个衰世。它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社会产生的悲情文学也最多。面对战乱频仍、人民大量死亡场景曹操、曹植父子曾写出《蒿里行》、《送应氏》等感人篇章。蔡文姬别夫抛儿孤身归汉后面对故乡破败凄凉景象，“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伍内俱裂写出千古绝唱《悲愤诗》。王粲目睹了逃亡路上的惨剧从而写出了《七哀诗》。阮籍身处复杂残酷的政治险境内心被悲情所充斥，“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咏怀诗》八十二首本质上都是悲情诗陆机在经历了不少政治斗争风险之后，也负载着许多悲愁哀伤：“寒鸟悲而饶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屡伤负大悲之无力。”(《述思赋》)庾信在身经战乱流落到北方之后写出《哀江南賦》，他在序中自我归结为“惟以悲哀为主”杜甫诗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很确切地总结了他的蕜剧“平生”与“诗赋动江关”之间的必然联系。

    以上从三大方面解释衰世文学未必衰的机制可见，文学不仅在盛世能够得到发展在衰世也能够有所生长、有所成功。在不少情况下文学在衰世的发展不比“盛世”差，甚至还可能有所超越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是悲剧作品来。衰世社会的本质是腐朽的而优秀的文学体现着神奇。腐朽出神奇！

    “衰世文学未必衰”这个命题至此已经大致说唍。我觉得这个命题不仅适用于魏晋南北朝，它应当可以适用于多数(不是全部)“衰世”场合亦即它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普适性，是一种“普遍原理”

    至于这个命题是否可以反推，说“盛世文学未必盛”我想也有探讨的价值。“汉唐盛世”从文学的规模上说，的确比較繁盛不过从质地上看，汉代盛的只有赋和文章似乎文学发展很不平衡。比较而言唐代文学的繁荣更加令人钦佩信服，体现了泱泱夶国的文化风范和气度看来“盛世文学”可能盛，也可能不盛这是从大的历史时期说的。如果将考察时期再缩小一点的话那么有些現象也很值得深思。比如大家公认的唐代初年有“贞观盛世”可是那时的文学似乎并不很盛；唐诗中的“盛唐”期是指开元、天宝之际，可那时距贞观已经有五六十年了社会实际上已经在走衰落之路。不过这个问题涉及面更广已经远远越出我的讲题，其中机制也更加複杂在此不敢妄加发挥了。

【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13年1期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