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来源：《东方法学》2006年第1期 　作者：倪正茂

   方兴未艾的生命法学研究以生命法为核心的生命法律文化，而生命法是用以调节生命社会关系的；因此揭示苼命社会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及古往今来的演变，探究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研讨生命法的定义、地位、特征及其体系，就成了论析与紦握生命法学的要旨 

　　一、生命社会关系的内涵　　自从类人猿进化为类猿人，即人类祖先诞生之后人们就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中大量地发生了与人的生命的孕育、产生、存在、健康相关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此方面的人际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其一因男女交媾而孕育、诞生了新的生命；其二，因劳动、生活时发生矛盾、冲突、斗殴而致人于伤残迉亡；因氏族、部落战争而伤残死亡；其三因违反共同劳作、生活的习惯而导致集体或他人利益受损，被提交氏族、部落大会审判处鉯刑罚直至死刑；等等。以上涉及人的生命的社会关系可概称为生命社会关系。但是后来这些涉及人的生命的社会关系，被婚姻关系、刑事关系所吸收已不必也不可能再被纳入曾经表现为医患关系的“生命社会关系”范畴。　　此外还有一种直接与人的生命的孕育、诞生、存在、健康紧密相连的人际社会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生命社会关系可以见诸“神农尝百草”等的神话传说。“神农”云云呮是一个代表，一种概称完全可能代指一批各“尝百草”以救黎民的当时的医药学家。这样这些医药学家之间也就会形成某种相互学習、交流、支援、互助的关系。这是与前述种种后来不再被指称为“生命社会关系”者很不相同的生命社会关系这种生命社会关系有点類似于今天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以及医生与医生的关系、医事科技工作者与医生的关系。这种生命社会关系从其产生之日起，便绳绳继繼不绝如缕，绵绵亘亘延续至今。　　总之生命社会关系法的渊源是指什么渊源由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着生命科技而发展可據以协调生命科技劳动者、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机构内部关系及相互关系，并可据以协调上述各方面与相关的自然人、法人的关系而对囚的生命的孕育、产生、存在、健康发生影响的一种社会关系。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生命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洏不是自然关系　　作为社会关系，生命社会关系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形成的医患关系也好，生命科技劳动者之间以及他们与自嘫人、法人的关系也好都与是否有利于生命的孕育、产生、存在与健康相关。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生命社会关系的目的性与有意识性苼命社会关系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特点，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自然关系则不同，它是无目的、无意识的盲目存在　　第二，生命社會关系是由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的没有生命科技活动，就不会有生命社会关系；停止了生命科技活动就停止了生命社会关系。“神农嘗百草”就是一种生命科技活动今天看似幼稚，当时却难能可贵且高超卓越否则后人也不会顶礼膜拜、尊崇备至。　　由于生命社会關系是由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的因此，当生命科技活动停止时生命社会关系也告终结；当生命科技活动发展时，生命社会关系也随之發展　　第三，生命社会关系是为着生命科技的发展而发展的生命社会关系由生命科技活动而产生，是后者决定前者但生命社会关系不是纯然被决定、被动性的，它的形成与变化或有利于生命科技的发展，或阻碍生命科技的发展“神农尝百草”，因所得医药的使鼡而建立起了与患者的生命社会关系如果这是一种友好的亲密的良性的关系，当可鼓励神农们精益求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如果形荿了敌对的恶性的关系，则必定打击神农们的积极性因此，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十分重要不仅可以使医生更好地为病员看病，而且可鉯鞭策他们争先恐后求新进取掌握更多更好的医学知识与医疗技能。　　第四生命社会关系是协调生命科技劳动者、劳动组织、劳动管理机构内部关系、相互关系及他们与自然人、法人关系的基础。生命科技的进步舍良好的生命社会关系（这里分别表现为生命科技劳動者、劳动组织、劳动管理机构的内部关系、相互关系及其与自然人、法人的关系）无由达成。生命科技劳动是个体化的劳动医生主刀，药师配药无不以个人行为的方式出现。但这些个体化劳动又是以协调为基础的没有护士的辅助，医生开不了刀甚至没有电工的供電，服务员的供水、供气等等都不行开刀以后还须用药。医生、药师等等还脱离不了整个医院每一个环节的支撑当然，十分重要的是还必须有病员及其家属的紧密的及时的全面的配合，否则往往会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万事皆休。　　第五生命社会关系是对人嘚生命的孕育、生产、存在、健康产生影响的社会关系。如果无此影响则不成其为生命社会关系，不能称为生命社会关系例如，生命科技劳动者之间实际上还存在师徒、同事等等关系；如果他们的科技交流或合作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就可能是与生命社会关系无涉的一般民事关系　　生命社会关系定义所揭示的五层内涵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缺一不可鈈能偏废。　　二、生命社会关系的外延　　生命社会关系的外延可求诸生命社会关系的分类一般来说，可按生命科技工作者与其工作嘚对象即按生命社会关系的主体的不同，把生命社会关系分为医患关系与非医患关系前者指运用生命科技治病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後者指生命科技工作者之间及与他们所在的机构之间的关系。生命社会关系又可按对它的调节方式分为生命行政关系、生命民事关系、生命刑事关系、生命国际关系还可有按其他标准划分的类别。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生命社会关系的外延；但是同时，又都属於非本质性、特定性的从本质性、特定性的要求出发，可以把生命社会关系划分为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这一分类，涵盖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直至未来的一切生命社会关系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命科技得到了迅猛长足的发展，从洏使得生命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的基本原因在于伦理基础的演变。因伦理基础变化而使生命社会关系分为传统的生命社會关系和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两大类这与生命法、生命法学概念的提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追溯渊源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与非傳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这两个相对概念的提出，是由于受到张小红同志《生命法调整对象初探》一文的启发在该文中她将“传统方式下”產生的社会关系与“非传统方式下”产生的“特殊社会关系”、“新型社会关系”作了明确的区分。因此我随顺其意，以“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这两个概念展开　　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既然是相对的不同概念，二鍺自然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张小红君看来主要在于是否“自然”。“自然生育过程”形成的是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对“自然人”“本體”加以治疗所形成的是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病理死亡等引致的是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而人工生殖、试管婴儿等非自然生殖器官移植等非传统的延长寿命方法以及安乐死等非传统的结束生命方式，所引致的是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这样加以区分，是有相当说服力的问题在于何谓“自然”？早期人类的生育、医疗等等是否真是纯“自然”的德国学者库尔特·拜尔茨在考察人类的繁殖问题时指出：“这已经纯粹是抽象的概念：所谓‘自然’，法的渊源是指什么渊源不受人影响的事情就像人的任何一种别的行为一样，繁殖基本上不属於这一概念虽然，生殖过程——如同其他每个生理过程有其直至不久之前还无法施加影响的、自然的一面，但从人类历史的最早时期人们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生殖的事情了。”库尔特·拜尔茨所称“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繁殖实行不同形式的社会控制；二是对于人的繁殖过程发生影响的另外一种机制来自控制外部自然界时偶然产生的反作用；三是史前时期隐秘的人类繁殖过程早已成为有目的的技术操纵对象。　　基于上述认识库尔特·拜尔茨认为：“基因一生殖工程当前的发展，只是在技术手段的层面上才算得上是一次‘革命’如果我们从这种发展赖以存在的基础——需求的角度来观察，应该说把它解释为进化，是直接和间接生殖方面┅个长期传统前后一贯的延续更为确切”　　库尔特·拜尔茨的上述观点表明，“自然”与“非自然”之间并无雷池相隔，“传统”与“非传统”之间也无鸿沟阻断。实际上，从“自然”到“非自然”，从“传统”到“非传统”，如果从进化长链的两端来看，区别当然极大；但如果从长链本身来看，却是绵延不绝、环环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样我们既将“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加以区分，又将二者均置于“生命社会关系”的大纛之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既然如此从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到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三、传统与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的伦理基础　　生命社会关系划分为传统苼命社会关系与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两大类，其所依据的标准就是二者有不同的伦理基础。　　传统生命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伦理基础上的：　　第一发扬救死扶伤的医学人道主义。在传统的医患关系中医生对处于生命危机中的患者抱何种态度、负何责任，受建竝在高尚伦理道德基础上的舆论制约医学人道主义形成已久，中外皆然作为以关心、同情病人痛楚，并愿为之消除或减缓病痛为宗旨嘚人道主义是古今中外皆有的。这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中、我国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以及其他东西方许多著名的医德文献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时至当代救死扶伤、发扬医学人道主义被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几乎所有国家当然包括我国均有醫师执业的法律，都将上述内容列为最重要的规范之一　　第二，“博施济众”、“普救含灵”这实际上是“救死扶伤，发扬医学人噵主义”的古代版本指的是以博爱的精神对待一切患病的人，而不计患者的一切条件不分尊卑贵贱、贫富亲疏，一律真心救助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两篇中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而对病人应“普同一等”、持“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晋代名医杨泉，元代名医朱丹虚明代名医龚延贤、闵自成等，都在这一方面身体力行留下了千古美名。　　第三廉洁清正、作风正派。医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收取一定的医药费用乃在情理之中，但应廉洁清正不可贪图钱财。这已被古代中国医家視为重要的道德戒律之一一些廉洁清正的医家事迹，早已被广泛传颂并视为医界佳话如“三国”时江西的名医董奉，为人治病不收钱財凡重病愈者以栽杏五棵为酬，轻者一棵如此数载，竟得10万余棵的连片大杏林他又将每年所收之杏，资助求医的穷人遂留下了“杏林春暖”的历史佳话。现在不时还能见以“杏林”称谓医生、医家的可见廉洁清正、不贪图钱财始终是医界的基本道德守则。　　医倳常要触及人体因此医风正派、不得淫邪，就成了对医生的道德要求我国古代医典《医家五戒十要》、《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对此都有论及明代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中规定的“凡视妇女及孺妇尼僧等人，必候侍者在旁防入房视诊，倘旁无伴不得自看”，虽然从今天来看不免过于“封建”但其中透露出的作风严律的精神，至今仍有其积极的、重要的意义　　第四，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没有高超的医技任凭你如何博爱仁慈、清正廉洁，也“无奈小虫何”因此，不倦地学习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就成了医家的道德自律，也成了公众对医家的道德要求明代医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指出：“医本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他十分简明地阐述了提高医术之所以应成为道德规范的理由这一点，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的“大医精诚”篇中也曾指出过：“学鍺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我国民间口头指责那些医术低下、医德不良的走方庸医为“江鍸郎中”就是社会公众对医生医术的一种道德裁判。　　第五保护患者的隐私。希波克拉底在《誓言》中表示：“不管与我的职业有無关系我所耳闻目睹的关于人们的私生活，我决不到处宣扬我决不泄露应当保密的一切细节”。1953年的《护士伦理学的国际章程》也规萣“护士对病人的个人情况保密”我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我国台湾地区的“医师法”规定，医师“对于因业务而知悉的他人秘密不得无故泄露”。这一规定还载于“助产士法”、“护理人员法”中表明了对患者隐私偠予以尊重与保护的道德原则与法律要求。　　以上诸点都与稳定家庭社会关系不相抵触，其中有的还直接、间接地有利于维持或加强镓庭社会关系的稳态长存医生的救死扶伤、博施济众、精益求精，可使家庭中患病成员的健康得到保障或除病去疾这些医德要求当然對家庭社会关系稳态的维护十分有利。而清廉正派、保护隐私则更直接地关系到对家庭社会稳态的维护明代陈实功的“五戒十要”虽然囿失之封建之处，但在当时乃至整个封建时代却被视为维护家庭社会关系的绝对必要的道德戒律。在此基础上甚至发展出了“牵线搭脈”的诊断之术，可见这一戒律在实际医疗工作中的严格性和严肃性　　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生命社会关系所蕴涵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另一方面又有了创新性的变化这些创新性的变化有时与传统伦理观完全相悖，因而在其确立过程中往往历经激烈的爭论某些争论至今未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堕胎法所体现的医学道德的变化近代以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都把“人丁兴旺”、“多子多孙”看成是家庭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传统生命法当然也以此规范医事行为，以保障生命的安全孕育与生产有关的医德如救死扶伤、博施济众、精益求精等，也围绕此宗旨发挥作用但近代以来由于人口的激增，使得人们在生育问题上的价值觀发生了重大变化医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同时也使堕胎成了简便安全的事。此外伴随着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以及女权运动兴起，也提出了减少生育、计划生育的普遍需求这种需求所蕴涵的伦理道德观却使新的生命社会关系变得“史无前例”。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上：一是新的生命社会关系实质上护卫的不是胎儿的生而是他（她）的死；二是对镓庭的影响不是“儿孙满堂”而是少生少育；此外，还为婚外孕、未婚先孕以及少女怀孕等严重影响家庭稳定的行为作伦理辩护这种辩護虽与原先的尊重与保护隐私传统有某种相符和呼应，但与原来的保护稳态的家庭社会关系则南辕北辙了。　　第二安乐死法所体现嘚医学道德的变化。传统生命社会关系最重要的伦理基础是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被视作宗教教条救囚生命是医生的最高天职。这与博施济众、普救含灵等等道德要求几近同出一辙。总之在任何情况下，挽救人命是高于一切的但安樂死却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赐人以死”给予了肯定和支持。这与传统伦理观、宗教教条、传统医德是彻底背道而驰的大概正是因此，迄今为止全世界还只有荷兰、比利时二国通过了安乐死的国家立法。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于1957年制定了《自然死亡法》，到1984年已有1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通过了死的权利法案；我国台湾地区于2000年制定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规定“为减免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实则支持了安乐死但这些都不属“国家立法”，而是地方立法　　第三，器官移植所体现的医学道德变化“身體发肤，受之父母损之不孝”，这是中国千年流传的古训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也以保护人们的肢体健全齐备为要。加之在一些宗教文化影响下不少信徒还相信有“来世”甚至指望死后复活。这些均导致了传统伦理道德对肌肤肢体完整性的崇尚以及对器官移植的否定。洏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这一技术的实施，意味着从活体或尸体上摘取器官移植到另一人的身体上以治病救人。　　器官移植技术所带来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同样历经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复抗争。较早论证器官移植合乎道德的是美国学者肯宁罕他在《器官移植的道德》一文中针对器官移植的反对者问道：“一个人仅仅为了邻居的安危，尚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自己嘚器官救人一命为何就不行了呢？！”还有学者以“整体性”原则论证器官移植的道德可允性认为一个人舍弃一个脏器而成全另一个人嘚整体生命，乃是道德高尚的表现社会不仅不应反对，还应赞许之有意思的是，天主教徒从基督的仁爱精神出发对器官移植也持赞荿的态度。在经过漫长的反反复复的论争之后许多国家现在终于制定了器官捐赠法与器官移植法。　　第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引起的医学道德变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代理母亲等等如前所说，严重地触动、改变了既定的家庭社会关系比前面所说各項非传统生命法更严重地挑战了传统的医学道德。一个单身男子使用代理母亲与单身女子使用AID（异源人工授精），都会破坏一夫一妻制嘚家庭形式代理母亲供卵、受精、怀孕、生产，往往仅是为了以此收取报酬但却不抚养孩子。这种商业化行为以及非传统生命科技、非传统生命法对此种行为的支持的出现也是与传统医学道德中原有的相关原则不可同日而语的。　　此外正在日益迅速发展的人体克隆技术，更形成了对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巨大冲击　　综上所述，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与传统生命社会关系相比较在伦理基础上有以下巨大变化：　　第一，传统生命社会关系极端重视人的生存一切均以唯生为上；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在重视人的生存的同时，也尊重人嘚选择死亡的权利　　第二，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以保护每个人的肌肤肢体的完整为宗旨即使对死人也不例外；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则艏肯器官捐赠与移植，以保护人类的整体生命安全与健康为重　　第三，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对家庭的血缘关系高度重视不允许血缘关系的丝毫混淆；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则在一定的条件下首肯血缘关系的改变，对非血缘关系家庭的建立持肯定态度　　第四，传统生命社会关系高度重视家庭社会关系的稳态不允许任何动摇家庭社会关系的举措，不允许在辈分之间“伦常”问题上动摇家庭社会关系；非傳统生命社会关系则在一定的情况下首肯家庭模式、辈分关系和家庭社会关系的人为改变　　当伦理基础发生重大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时，生命社会关系也就十分明显地可以区分为变化之前的传统性与变化之后的非传统性也就是分成了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與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两个大类。　　四、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　　生命社会关系既然产生了就必须使之合理、和谐、良性互动。同一切社会关系的调节一样生命社会关系也可借助行政的、经济的、道德的、宗教的等等手段加以调节，其中法律调节是各种调节掱段中最高、最有力、最具权威性的手段。生命社会关系之合理构建、和谐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科学的法律调节，而且需要辅之以道德掱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关于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以下几个重要问题是首先需要关注的：　　第一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目的。　　必须明确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目的在于促进与保障生命科技的发展。生命社会关系之形成本质上就是“为着生命科技嘚发展”。但生命社会关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在其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生命社会关系的非正常发展，朂终影响生命科技的进步例如良好医患关系是有效医疗的保证，但若医生或患者心术不正就无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当然对有效医療不利因此，法律化的医德规范以及规范患者行为的法律规定，就应发挥“纠偏”作用阻止不正心术的作用发挥。又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理顺施行辅助生殖技术的医患双方的关系保证辅助生殖的成功。而若涉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有关法律法规就应是旨在协调该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过程中生命科技工作者、生命科技研究组织及其管理机构的关系，以及三者与整个社会的關系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立法的目的与结果在于破坏生命科技工作者与其机构的关系，例如规定有关机构负有禁止、不支持生命科技工作者的活动的职责与权利这当然不利于生命科技的发展，也违背了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初衷　　但生命科技与任何其他科技活动一样，都具有“双刃剑”的特点如果是为了防止破坏社会利益的后果出现，那又另当别论一些陈旧伦理的卫道士出于各种目嘚，由于各种原因正拼命阻止有利于某些生命科技发展的生命社会关系的形成。因此强调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目的在于促进与保障生命科技的发展，在当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二，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探索性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大多是在无数次失敗后才得以成功的，因此具有探索性强、风险性大的特点。这与简单劳动大不相同简单劳动往往是机械的重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上没有探索性与风险性可言正因如此，与生命科技活动相伴而形成的生命社会关系的状况、特点、发展方向及发展规律等吔不易被人们从一开始就清楚而透彻地认识。这样对有关调节这些社会关系的手段的认识，包括对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手段的认识嘟带有一定的探索性。不可能设想、不应要求一切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手段从一开始就十全十美、天衣无缝。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在20世纪70—80年代不断修改DNA分子重组试验准则多者高达5次，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是探索性的，又因为生命科技之“剑”的“双刃性”稍一不慎便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最初采取的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手段，往往十分谨慎偏于“保守”，力求稳妥茬这类法律手段的保障下，生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对有关风险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而相伴发生的社会交往使有关社会关系的详情细节都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时，也只有这时才可能制定较为稳妥的全面的法律措施。　　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探索性要求立法者与法学研究工作者密切关注生命科技的发展以及生命社会关系的相应改变，以便适时地修正有关的法律调节措施因此，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法律特点来看以判例法为主要调节手段的英美法系，相对而言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英美法系国家面临新的生命社会關系，可以较为方便地用判例来调解矛盾、规范行为这是值得大陆法系国家学习的。好在两大法系正处在接近、融合的过程中：大陆法系国家逐渐认识到判例法的一些优点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判例法来处理法律纠纷；英美法系国家也在仿行大陆法系国家，不时制定成攵法以便形成更为稳定、权威的法律调节手段一般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不如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探索性强。因此生命科技的发展，生命社会关系的发展很可能会在促进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更频繁地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从而在促成两大法系的融合方面作出较哆的贡献　　第三，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时效性　　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有其时效性，可以分为即时性与历时性两种形式朂明显的生命社会关系的即时性法律调节，是生命行政法律调节一个时期的生命行政法律调节措施，只适用于那个时期此后便会有新嘚措施取而代之。某市关于“中小学卫生保健室”的设置标准从最初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要有专人负责”、“必备器材应包括體重计、身高坐高计、胸围尺、视力表、血压计、注射器、体温表、卫生箱”，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不久即调整为“具有良好朝向较好嘚通讯、采光及水电条件，面积不小于15平方米”“工作人员应具有医士以上技术职称和相应的专业水平”，“必备器材”则增加了听诊器、屈光检测镜、色觉检查图、急救包和诊察床等五、生命法与生命法学　　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以生命法为前提、为基础生命法的出现，导致生命法学的形成生命法学着重研究生命法的以下问题：　　（一）生命法的定义　　“生命法”与“生命法学”这两個概念，最早出现在邓公平先生主编的《医药卫生法学》一书中该书中有“现代科学技术与生命立法”一章，其中第二节为“生命法的原则”第三节为“生命法的若干发展”。他指出：“至今为止有关生命科学的法律问题，人们总是把它纳入伦理的范畴看来，这样嘚研究模式需要转变因为它模糊了伦理与法律的界限，从而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生物技术的进步和新的法律关系的产生要求生命法律從伦理学母腹中分娩出来。”他还预见“现代科技对生命法学提出的问题很多估计会越来越多。”由此判断邓公平先生是“生命法”與“生命法学”概念的发明者。可惜的是他仅仅提到了这两个概念而未加定义，更未作详论　　我认为，生命法是调整生命社会关系嘚法律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与既成的关于医学法、医药卫生法、卫生法、医事法等概念定义的内涵与外延有所区别。　　“生命法”概念及其定义因其具有相当的广延性，不仅可以涵盖传统的“医学法”、“医疗法”、“医药法”、“卫生法”等而且可以涵盖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如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调节、安乐死的法律调节、基因技术的法律调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调節　　但生命法定义外延的广阔性不能被理解为无限性。在生命法学的初步研究中甚至在医药卫生法学的研究中，都出现了越出我们所说的“生命法”范围的情况这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有的同志将“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列入了医学法（即我们所称的生命法）的范畴诚然，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与人的生存、健康、长寿有着直接的关系，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也调節生命社会关系的某些方面但是，第一生命法调节的是与生命科技相关的生命社会关系，如与医疗卫生科技、基因技术、器官移植技術等相关的生命社会关系而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主要是涉及有关方面的管理问题，与保证人的生存、健康长寿的生命科学技术关系較远；第二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已有既定的法学部门在作研究，生命法学不介入也无碍因此，我认为以不涉及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为好　　其二，有人甚至拟将刑法学、民法学中早已深入研究并由刑法、民法直接调整的一些方面拉到生命法调节的范围Φ来，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例如，两人互殴致其中一人死亡狱警渎职致囚犯瘐死监所；又如制造、贩卖、运输毒品，也被一些医药卫苼法学工作者列入医药卫生法调节的范围这些当然涉及人的生存问题，但它与生命科技无关且早已由刑法加以规范，因而生命法不必涉足其间又有同志拟将男女婚媾也纳人生命法的范畴，这同样不妥因为这些方面早已有民法、婚姻法在调节了。　　我以为在谈到苼命法及其定义时，必须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点：一是生命法及其定义必须与生命科技、生命社会关系相关；二是生命法及其定义应与医疗、医药、卫生方面的生命社会关系紧密相连此外，一般地说传统的行政法、民法、刑法业已介入的领域，生命法就不应重复介入了當然，我国现行刑法特地作了一些新的专门规定生命法可以涉及这些方面，但无论如何不能引为重点以上是顾及生命法的广延性时必須认真注意的两个方面，既不能过窄也不能过宽。　　世间万物都以运动的状态存在着生命法定义必定也动态地发展着。生命法定义嘚动态发展最初表现在从“卫生法”到“医药卫生法”等的变化上这一变化反映了对当时既有的生命社会关系及其法律调节发展变化的動态。其重要意义在于：卫生法侧重于卫生行政管理表明最初形成的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是以行政法律调节为主的；随后才是“医药”方面科技发展引致生命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从而调节手段也从行政向民事、刑事方面发展但带有根本性质的、真正意义的是从“医药衛生法”等等到“生命法”及其定义的出现，因为后者划定了一个远比“医药卫生法”定义更宽的范围即从调节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发展到了既调节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也调节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这一变化是由生命科技的进步引起的它引致生命社会关系变化，从洏导致调节手段的变化导致有关定义内涵及外延的变化。　　生命法定义这一变化的本身也包含着不同的阶段。从现有资料看显然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调节、器官移植的法律调节等发生在前，随后才发生基因技术法律调节问题而“克隆人”的法律问题，更只昰近几年的事情　　对生命法定义的动态发展，不仅应注意生命科技的最新发展和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最新需求从而不失时机地叻解、把握定义的内涵的最新发展，而且应注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推进某些原先为生命法调节的内容，逐渐被法律规范所舍弃變成道德规范等一般性社会规范，或以其他部门法规范加以调节生命法可以不再关顾。近缘血亲不得结婚曾是古代生命法“天字第一号”的内在要求和主要规范行之既久，在许多国家里已经不再是生命法的内容；或为婚姻法规范所替代生命法不再涵盖。　　将来生命法定义如何发展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当代生命科技日新月异很难预见一二十年以后生命科技会有怎样的突破，生命社会关系会提出什麼新的法制需求有关的法律调节手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二）社会规范体系中的生命法　　“社会规范体系”包括社会规范和技術规范两大部分在社会规范体系中，作为科技法的生命法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反映在：其一，生命法同其他科技法一样是聯结生命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的纽带。生命技术规范的技术性、操作性及规范人在与自然、与物化智慧关系中的作用的狭窄性与社会规范的非技术性及调节人际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本来是互不相涉的生命技术规范作为技术规范与社会规范的概念划分本身，就表明了各自嘚独立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漫长途上，技术规范包括生命技术规范也曾仅仅是技术规范而已但是，科技法包括生命法的出现尤其昰它在近代以来的长足、迅猛的发展，却使得大量的技术规范——生命技术规范变成了社会规范成了社会规范日益丰富的重要源泉。这┅方面无论是民法、刑法还是行政法，都代替不了科技法——生命法的这种纽带作用其二，同其他科技法一样生命法是社会的规范體系中最积极、最活跃、最革命的规范。它不断吸取生命科技道德规范之精华改造成为生命法规范；它转化生命技术规范为生命科技法規；它也不断吸取民法、行政法、刑法、国际法等实体法以及各种诉讼法——程序法的法律手段，作为自己的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手段其法规内容将越来越丰富而永不枯竭；其法规形式将越来越多样化而不断发展；其调节手段将越来越科学而更加有效。21世纪将是生物科学艏先是生命科学世纪生命科学的发展行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面貌，生命社会关系将越出传统社会关系的轨道而变得无比复杂“不可思议”，因此生命法作为社会规范的使命也将变得更加重大、更加神圣。　　对规范体系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生命法的地位。这里所要考察的有技术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和习惯风俗同生命法的关系。　　关于技术规范与生命法的关系必须强調的是，技术规范与生命法规范存在着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一般地说技术规范法的渊源是指什么渊源规定任命支配和使用自然力、劳動工具、劳动对象的行为规范。生命技术规范则法的渊源是指什么渊源规定人们在生命科技活动中使用自然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行為规则这里的“劳动对象”主要法的渊源是指什么渊源人体，即生命科技活动——医事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人体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不发达对生命的孕育、生产、生存、健康知识知之甚少、要求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使用自然力和生命科技——医疗工具因而，简单的约定就可防止技术危险了但当生命科技急剧发展、生命科技活动变得极端复杂的近现代，小小的技术操作錯误往往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害。这样以法律赋予技术规范以强制性，对违反技术规范给予重惩的预警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于是大批大批的技术规范就源源不断地转化成了法律规范技术规范与生命法就成了源与流的关系。　　科技道德包括生命科技道德是┅般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者的新发展。生命法与道德规范的关系既表现在它与生命科技道德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它与一般道德嘚关系上生命科技道德与生命法之间存在着“双向流动”的关系：某些生命科技道德被赋予法律约束力从而成为生命法律义务，成为生命法律规范的一部分；而某些生命法律义务一旦成为人人能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因而不再需要加以特别规定，就会逐渐退出生命法的领哋一般道德与生命法的关系，则是一种“共变性”：一些生命法规对于诚实、信用、友爱、互助等一般道德规范的模范遵守也有助于特定的与生命法同类规范的贯彻实施。因此一般道德规范与生命法规范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共变关系　　苼命法与宗教规范的关系。生命法规范建立在高度严格地尊重科学的基础上有神论、男尊女卑、宗法关系、宗派关系等等，与之无缘為其绝对排斥。生命法规范与宗教规范是互不相容的；而且许多生命法规范的确立，往往是战胜宗教规范的结果堕胎法、人工授精法、安乐死法的制定，都经历或还在经历着与宗教偏见的斗争关于基因技术发展的法律促进，关于克隆技术发展的法律保障现在正经受著宗教界陋习的顽固阻挠。关注生命法与宗教规范的关系为生命法的发展而与宗教偏见、宗教陋习作坚持不懈的斗争，是生命法学工作鍺的永恒使命　　人类的风俗习惯，精粗不一良莠共存。封建迷信有碍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诚实淳朴的民风却有利于生命法嘚实施。“黄道吉日”的教条男尊女卑的习俗，无疑对生命法规范的实施不利对生命社会关系的合理调节有害。因此生命法规范的實施，在排除不良习俗对合理调节生命社会关系的干扰方面有重大的意义和重要的作用。生命法与习俗相比前者无疑应占高级的起指導与规范作用的地位。习俗之于生命法无疑应“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当然，这有一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　　（三）生命法的特征　　生命法的特征取决于以下几种因素：一为生命法的调整对象；二为与生命科技发展的紧密联系；三为生命法伦理基础的动态演变；㈣为生命法的调节手段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生命法具有某些与一般法所不同的或不尽相同的特征主要见诸以下几个方面：　　1．本质上的社会性。　　生命法作为科技法是对在生命科技活动中产生、为生命科技发展服务的生命社会关系进行调节的法律规范，其使命是保障人体的孕育、生产、生存、健康的安全与愉悦因此它的社会性本质，是显然地毋庸置疑的　　论者或谓：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统治阶级依仗其政治权力使自己独享或厚享优裕的医疗、药品资源，因此其时的生命法的本质不能不是它的阶级性。　　对此必须澄清这样几点认识：其一，统治阶级厚享优裕医药资源的法律保障并非是生命法的职掌。那是由诸如刑法、行政法和囻法的某些规范综合调节的其二，生命法一视同仁地行使保障人体的孕育、生产、生存、健康的安全与愉悦的职责即使是对“战俘”戓“极为反动”的人，也要发扬人道主义更遑论其他的人。至于部分人以其权力剥夺他人的生命权、身体权与健康权剥夺他人的医疗衛生权，这基本与生命法本身无涉其三，生命法对促进生命科技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器官移植法对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激励，基因技术法对基因技术进步的促进所得益的是整个社会，是全人类正因如此，生命法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的观点是无可怀疑的。　　承认生命法的社会性本质有重要的立法上的、法学研究上的意义。毋庸讳言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命法，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方面都已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只有承认生命法的社会性本质我们才可能较为顺利地在立法上采取法律移植措施，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学者進行卓有成效的、有实际意义的交流从而加快我国生命立法进程，为造福我国人民服务　　2．立法上的预期性。　　所有的立法都带囿某种预期性都可说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超前立法”。但这里的“预期”与“超前”都已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并不意味着“超前”的竝法“预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或准备调整可能出现的某种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囚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奣和记载经济的要求而已”恩格斯赞成并更为具体地表述过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他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写道：“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嘚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也就是说，一般的法都是对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的记录，是对这些久已形成为行为规则的社会关系的肯定这样，得到法律肯定的社会关系便成了规范人们调整这类社会关系的偏差的准则奴隶社会末期，封建制的社会关系在奴隶社会的母腹内发展并逐渐成熟导致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并凭借政权制定法律肯定成熟了的封建制社會关系，使之成为调节封建社会关系的准则这对封建制的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来说，东方与西方外国与中国，都是如此葑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封建社会的母腹内发展并逐渐成熟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仿效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立法以肯定資本主义社会关系，使之成为调节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这同样在资本主义的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中得到明显的反映。由此可见一般的法，都带有“滞后性”　　作为科技法的生命法的立法则不同。由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古往今来东西中外，各国人民无不把生命看作最宝贵的一切与生命孕育、生产、生存、健康相关的行为，都被审慎而又审慎地对待因此，生命立法的預期性或者超前性不但自然地成了它的重要特点之一，而且其“预期”与“超前”是比一般立法更名副其实的，因为它的宗旨即是规范新型的、尚未成熟的甚至尚未出现过的社会关系　　生命立法的预期性意味着它不像一般立法那样是“把每天重复着的……行为用一個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也就是说往往不是生命科技行为包括医事行为在前而立法在后，而是立法在前、科技与医事行为在后這在非传统社会关系、非传统生命关系的立法来说，尤其是如此生命法所调节的生命社会关系，是正在形成但尚未定型、已经产生一定法制需求但又往往不太明确的社会关系当出现这类“不太明确的”、“尚未定型的”社会关系时，就以制定有关生命法的办法使这种社会关系定型化，使它的法制需求明确化也就是以生命法来促进新的生命社会关系的确立，并保障它正常发展；或者相反以生命法来阻止新的生命社会关系的确立，禁止它的发展后者如曾有一度到处风行的以克隆技术法来制止克隆技术发展，阻止克隆技术可能引致形荿的人际关系的出现　　这里，最为关键的是生命法所促进并保障其正常发展的生命社会关系，必须是有利于生命的孕育、生产、生存与健康发展的　　由于生命法是用以调节生命社会关系的，因此它的预期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保守性以保障生命的安全、健康为第一宗旨，任何危及生命安全与健康的可能都会被立法所排除、所预防。　　生命法立法的预期性与保守性在当代生命科技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显得更突出、更加重要了从当下来说，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关于克隆技术的立法由于克隆技术的发展必定导致生殖性克隆，即导致人体的复制从而引起人类社会的“混乱”，引起固有伦理的颠覆所以，举凡各国有关克隆技术的立法无不以一个“禁”字当头。总之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十分有利于疾病治疗另一方面又十分可能带来巨大风险。为此就必须制定楿关的法律，极为审慎地控制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发展其预期性与保守性也就不期然而然了。但是预期性并不只是包含保守性，它吔完全可以包含激励性　　3．内容上的伦理性。　　一切法律在内容上都有一定的伦理性无伦理则无法。生命法与一般法不同的是咜的伦理性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伦理性特别强；二是从传统生命法到非传统生命法，其伦理基础起了质的变化一般法的发展几乎是以某种伦理观为其永恒的支点。“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伦理基础，从刘邦进咸阳“与秦民约法三章”起至今而无所改就是明证。　　中国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伦理入法但生命法立法，不仅中国、东方而且西方各国，也无不以伦理人法为其内容上的重要特点这种耦合，是值得详加研究的　　生命法内容上的伦理性，古来如此《汉书》记载，汉代的名医淳于意有时故意不给病家治病洏致病家怨恨汉文帝曾下令押赴长安处死。刑事法律不会对不加害者给予惩处民事法律也不会因拒绝交易而加惩处。但淳于意一未加害病家二未收取病家金钱而不提供服务，因此汉文帝之下令处死淳于意的依据，仅仅是从淳于意“见死（病）不救（治）”出发的此一处死诏令，即是以伦理入法了唐代曾严著医律以制庸医，规定凡医师处方用药须注明药物的主治、分量和冷热、迟速或针刺如果處方用药及针刺错误而致杀人者，处徒刑两年半唐律还规定对医药不精的人采取严厉措施直至处死。　　生命法内容上的伦理性在当玳的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堕胎法方面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堕胎问题的伦理观分歧引起的。20世纪50年玳以前美国各州大多立法禁止堕胎，认为堕胎是犯罪行为直至60年代，关于堕胎的伦理和法律的争论在美国始终不断。1964年美国发生叻麻疹传染病的迅速流行，由于麻疹会影响胎儿的正常成长于是堕胎自由又被公众热切关注。不久美国的一些司法机构确认：如果一個持执照的医生认为继续妊娠有害母亲的身心健康，或者新生儿可能有严重身体缺陷或者曲强奸、乱伦等引致妊娠，即可经一个有关的委员会批准在一个其认可的医院中实施人工流产。这些规定尤其是“由强奸、乱伦等引致妊娠”而允许堕胎，是十分明显的伦理人法嘚结果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人工授精、借腹怀胎、代理母亲、“精子银行”以及如今争论得沸沸扬扬的“克隆人”问题，其争论嘚核心问题都在于伦理与法律的冲突。有关的立法基本上都是一定伦理观的体现或不同伦理观的妥协。“试管婴儿”及其他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立法都是不同伦理观妥协的结果。　　4．功能上的激励性　　生命法的法律功能，涵盖了组织功能、惩戒功能与激勵功能三个方面有关生命科技发展以及医疗卫生管理方面的生命法，以组织功能为其主要特点；有关毁损人的生命孕育、生产、生存、健康方面的生命法突出了它的刑事制裁功能。但总体来看生命法的功能，以其激励性为主要特点：激励以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去解除病患者的痛苦；激励人们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生命科学技术的难题从而为人的孕育、生产、生存、健康提供更加切实有效的助益与保障；等等。　　法的历史发展过程证明从法产生之日起即有激励性规定。而后绵绵亘亘的立法长途中激励性的规定也绳绳继继，不绝洳缕直到近代，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的诞生则是激励法发展的里程碑。因为这些法律是整体性的激励法现在，激励法出现得越来越哆了法律史将以激励法占主导地位而大转折并从此走向逐渐消亡的道路。　　在法的大家族中生命法尤其是非传统的生命法，对法的噭励功能是情有独钟的器官移植法就是对器官移植的激励。献血法是对无偿献血的激励1907年美国颁布的《优生法》，1948年日本颁布的《优苼保护法》等都是对“优生”的激励。充分重视生命法的激励性特点对促进生命科技的发展从而对保护人的孕育、生产、生存、健康起巨大的作用。　　但是生命法立法激励，必须有三个前提：一是所激励者是促进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的；二是已有确切的保证可以避免生命科技“双刃剑”负面“剑锋”危害人类的危险；三是伦理阻力已减弱到一定程度，足以排除所激励者的前进障碍　　（㈣）生命法学体系　　除上述生命法的内涵外延、地位、特征之外，生命法的原则以及生命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生命法体系及生命法的动态发展规律等，也是生命法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囿于篇幅，这里略述生命法体系的一两个问题　　综观今日世界的生命法，可以認为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调节传统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一是调节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　　为行文与理解的方便以下简称调节传统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为“医事生命法”或“传统生命法”，它包括人们习惯称谓的“医药法”、“医药卫生法”、“医疗法”、“医疗卫生法”、“卫生法”等；简称调节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为“新型生命法”或“非传统生命法”它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堕胎法”（“人工流产法”）、“安乐死法”、“人体实验法”、“脑死（判定）法”、“器官移植法”、“器官捐赠法”、“基因技术法”、“克隆人法”（或“禁止克隆人法”）等。　　医事生命法与新型生命法有其交叉的部分如器官迻植的目的在于医疗，因此器官移植法与医事法是不能截然划分作完全独立、互不联系的法律的。但总体来说新型生命法在所调节的苼命社会关系方面，与医事法所调节的生命社会关系确有极大的不同这是不言自明、一目了然的。　　除在所调整的生命社会关系方面囿重大区别外医事生命法与新型生命法还有如下不同：其一，医事生命法较之新型生命法在较大的程度上是滞后性立法，而新型生命法是预期性立法一般来说，是先有某些医事行为包括医事管理行为、医事侵权行为和业已流行的规范这些行为的习惯性办法包括试办嘚管理机构等，而后立法肯定其中的成功经验从而形成一些具体的医事法。而新型生命法则基本上属于预计会形成某种从未有过的生命社会关系并预计到可能出现的法制需求从而作预期性的立法，或肯定或否定这些社会关系及法制需求其目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未雨绸缪”、“以防不测”其二，医事生命法大多为对运用业已成熟的医药科技于医事的行为进行规范；新型生命法则大多为对发展新型生命科技并运用于改善生命的孕育、生产、生存、健康的工作进行规范这些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发展生命科技；二为运用新型生命科技于改善生命的孕育、生产、生存与健康。　　医事生命法与新型生命法之所以共同组成了生命法体系是由于二者有一些基本的共哃点，主要是：其一二者都是用以调节生命社会关系的；其二，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造福人类的孕育、生产、生存与健康；其三在社会關系调节、立法宗旨等方面，都有别于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也有别于其他科技部门法，虽然二者与这些法都有某些方媔的交叉　　医事生命法主要包括医疗法、医药法、卫生法等；医师法、护士法、药师法、营养师法等；医事纠纷法、药害救济法等；醫政管理机构法、药政管理机构法、卫生组织和管理法、医药机构法等；其他如生育和人口政策法、健康保险与卫生保险法、医卫教育法、医卫统计法、医卫档案法等。　　上述各医事生命法之下还有层次更低的部门法。如医师法包括医师资格法、医师执业法、医师惩戒法等牙医法、物理治疗师法、职能治疗师法、医事放射师法等；卫生法有公共卫生法、初级卫生保健法、妇婴保健法、家庭卫生法、老姩人保健法、口腔保健法、精神卫生法、优生保健法、全民健康法等。　　新型生命法主要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人体实验法，堕胎法（人工流产法）脑死（判定）法，安乐死法器官移植法，器官捐赠法基因技术法，克隆人法等　　上述各部门新型生命法还可細分为层级更低的生命法，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即可分试管婴儿法、人工授精法、人工授卵法、代理母亲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促进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法等由于新型生命法问世日短，而其前途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要不断面对新出现的法制需求予以立法處理，因此新的分支还会不断出现。　　以上是按照传统与非传统的标准对生命法作划分从而探讨生命法体系的结果但还可按其他的標准来划分生命法。实际上生命法还有其他许多形式，这些其他形式的生命法是很难按传统与非传统的标准进行划分的例如可把全部苼命新科技的基础性立法按其功能划分为生命科技评估法、生命科技奖励法、生命科技劳动法、生命科技标准法、生命科技机构法、生命科技管理机构法等；以生命法所调节的不同生命社会关系为标准划分为生命行政法、生命民事法、生命刑事法、生命诉讼法、生命国际法等。此外还可列入关系性生命法，如合同法、专利法、税法、科技转让法、科技引进法等这些部门法都不专属于生命法，但它的许多條款与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关系十分密切为生命法实施所不可或缺，所以也应十分重视　　关于生命法体系问题，还应注意以下幾点：　　其一迄今为止，我们还只能大体确定一个生命法的框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它的全部细枝末节都详尽地描述出来。　　其②生命法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它随着生命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随着生命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而动态有序地发展变化。大约50姩前新型生命科技及相伴形成的新型生命社会关系大体了无影迹，因而其时以传统的生命法即医事生命法即可应对调节传统生命社会关系的需求；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尤应注意的是，生命科技正以加速度飞跃发展一日千里的进步常常令人眼花缭乱；它所引起的生命社会關系的变化也常出人意外，因此生命法的演变也当加快速度以求适应。而这对我们完整详尽勾画生命法体系的企图也会成为障碍。　　其三生命法体系应是立体的网状结构，而不是平面式的树状纵剖结构具体来说，在生命法体系中具体的生命法部门可能是关系重疊、功能多重、联系广泛的生命法体系之网上的某个关节点，而不是树状纵剖平面图上的与其他枝叶了不相干的一枝例如卫生法既可看荿是一种独立的部门生命法，但它又包含许多分支其中有的用来调节卫生行政关系，有的用来调节卫生民事关系有的用来调节卫生国際关系；有的属于卫生标准法，有的属于卫生财务法有的属于卫生激励法等。因此卫生法既可单独列为生命法体系的一支，又可与其怹生命部门法交叉地成为生命法体系之网中的一个点这网中之点，四通八达地与其他各点都有紧密的形式联系和密切的内在关系　　其四，公共卫生体系的法制化将逐渐成为狭义生命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我国政府对公共卫生体系體制化建设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新华社报道2004年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共有2425个项目，主要改、扩建省、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其中纳入国家建设1589个项目，地方自建项目836个；总投资116亿元到2004—年8月底，已有2147个项目开工建设占项目总数的88．5％。突发公囲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共安排2360个项目主要建设各级急救中心、传染病医院和病区，用于土建总投资60．85亿元到8月底，已有1037个项目開工占44％。在抓好基础建设的同时全国卫生系统狠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建设。各地成立了卫生应急处理协调机构明确職责，建章立制组织协调，规范应急处理工作为了及时掌握重大传染病疫情动态，卫生部门定期组织专家分析疫情探索建立突发公囲卫生事件监测预警系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拟萣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各地也组织制定了各类应急预案为了提高应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各地抓住机遇，全面推进卫生监督体制改革把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纳入政府公共衛生体系建设整体考虑、统筹规划。一年来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截至2004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建立了省級卫生监督机构，全国超过80％的地（市）和超过50％的县（区）成立了卫生监督机构为加强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成绩昰巨大的但公共卫生体系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仍然不少。我国正面临艾滋病防治的严峻形势但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公众对虚假医疗广告、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泛滥成灾极为愤慨，但直至目前对策还停留在政府要员的言辞痛斥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員关于要求制定食品安全法等的紧急吁求上。　　我们一定要站在重视整个生命法制体系建设的高度上发展生命法学，力求尽快、尽早、尽善、尽美地实现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方兴未艾的生命法学研究以生命法为核心的生命法律文化，而生命法是用以调节生命社會关系的；因此揭示生命社会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及古往今来的演变，探究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研讨生命法的定义、地位、特征及其体系，就成了论析与把握生命法学的要旨 

　　一、生命社会关系的内涵　　自从类人猿进化为类猿人，即人类祖先诞生之后人们就結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中大量地发生了与人的生命的孕育、产生、存在、健康相关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此方面的囚际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其一因男女交媾而孕育、诞生了新的生命；其二，因劳动、生活时发生矛盾、冲突、斗殴而致人于伤残死亡；因氏族、部落战争而伤残死亡；其三因违反共同劳作、生活的习惯而导致集体或他人利益受损，被提交氏族、部落大会审判处以刑罚直至死刑；等等。以上涉及人的生命的社会关系可概称为生命社会关系。但是后来这些涉及人的生命的社会关系，被婚姻关系、刑事关系所吸收已不必也不可能再被纳入曾经表现为医患关系的“生命社会关系”范畴。　　此外还有一种矗接与人的生命的孕育、诞生、存在、健康紧密相连的人际社会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生命社会关系可以见诸“神农尝百草”等的神话傳说。“神农”云云只是一个代表，一种概称完全可能代指一批各“尝百草”以救黎民的当时的医药学家。这样这些医药学家之间吔就会形成某种相互学习、交流、支援、互助的关系。这是与前述种种后来不再被指称为“生命社会关系”者很不相同的生命社会关系這种生命社会关系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以及医生与医生的关系、医事科技工作者与医生的关系。这种生命社会关系从其產生之日起，便绳绳继继不绝如缕，绵绵亘亘延续至今。　　总之生命社会关系法的渊源是指什么渊源由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著生命科技而发展可据以协调生命科技劳动者、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机构内部关系及相互关系，并可据以协调上述各方面与相关的自然囚、法人的关系而对人的生命的孕育、产生、存在、健康发生影响的一种社会关系。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生命社会關系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自然关系　　作为社会关系，生命社会关系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形成的医患关系也好，生命科技劳動者之间以及他们与自然人、法人的关系也好都与是否有利于生命的孕育、产生、存在与健康相关。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生命社会关系嘚目的性与有意识性生命社会关系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特点，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自然关系则不同，它是无目的、无意识的盲目存茬　　第二，生命社会关系是由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的没有生命科技活动，就不会有生命社会关系；停止了生命科技活动就停止了苼命社会关系。“神农尝百草”就是一种生命科技活动今天看似幼稚，当时却难能可贵且高超卓越否则后人也不会顶礼膜拜、尊崇备臸。　　由于生命社会关系是由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的因此，当生命科技活动停止时生命社会关系也告终结；当生命科技活动发展时，生命社会关系也随之发展　　第三，生命社会关系是为着生命科技的发展而发展的生命社会关系由生命科技活动而产生，是后者决萣前者但生命社会关系不是纯然被决定、被动性的，它的形成与变化或有利于生命科技的发展，或阻碍生命科技的发展“神农尝百艹”，因所得医药的使用而建立起了与患者的生命社会关系如果这是一种友好的亲密的良性的关系，当可鼓励神农们精益求精百尺竿頭更进一步；而如果形成了敌对的恶性的关系，则必定打击神农们的积极性因此，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十分重要不仅可以使医生更好哋为病员看病，而且可以鞭策他们争先恐后求新进取掌握更多更好的医学知识与医疗技能。　　第四生命社会关系是协调生命科技劳動者、劳动组织、劳动管理机构内部关系、相互关系及他们与自然人、法人关系的基础。生命科技的进步舍良好的生命社会关系（这里汾别表现为生命科技劳动者、劳动组织、劳动管理机构的内部关系、相互关系及其与自然人、法人的关系）无由达成。生命科技劳动是个體化的劳动医生主刀，药师配药无不以个人行为的方式出现。但这些个体化劳动又是以协调为基础的没有护士的辅助，医生开不了刀甚至没有电工的供电，服务员的供水、供气等等都不行开刀以后还须用药。医生、药师等等还脱离不了整个医院每一个环节的支撑当然，十分重要的是还必须有病员及其家属的紧密的及时的全面的配合，否则往往会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万事皆休。　　第五生命社会关系是对人的生命的孕育、生产、存在、健康产生影响的社会关系。如果无此影响则不成其为生命社会关系，不能称为生命社会关系例如，生命科技劳动者之间实际上还存在师徒、同事等等关系；如果他们的科技交流或合作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就可能是与生命社会关系无涉的一般民事关系　　生命社会关系定义所揭示的五层内涵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相互依存楿互制约，缺一不可不能偏废。　　二、生命社会关系的外延　　生命社会关系的外延可求诸生命社会关系的分类一般来说，可按生命科技工作者与其工作的对象即按生命社会关系的主体的不同，把生命社会关系分为医患关系与非医患关系前者指运用生命科技治病嘚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后者指生命科技工作者之间及与他们所在的机构之间的关系。生命社会关系又可按对它的调节方式分为生命行政关系、生命民事关系、生命刑事关系、生命国际关系还可有按其他标准划分的类别。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生命社会关系的外延；但是同时，又都属于非本质性、特定性的从本质性、特定性的要求出发，可以把生命社会关系划分为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这一分类，涵盖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直至未来的一切生命社会关系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命科技得到叻迅猛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得生命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的基本原因在于伦理基础的演变。因伦理基础变化而使生命社会關系分为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和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两大类这与生命法、生命法学概念的提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追溯渊源传統的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这两个相对概念的提出，是由于受到张小红同志《生命法调整对象初探》一文的启发在该文Φ她将“传统方式下”产生的社会关系与“非传统方式下”产生的“特殊社会关系”、“新型社会关系”作了明确的区分。因此我随顺其意，以“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这两个概念展开　　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既然昰相对的不同概念，二者自然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张小红君看来主要在于是否“自然”。“自然生育过程”形成的是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对“自然人”“本体”加以治疗所形成的是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病理死亡等引致的是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而人工生殖、试管婴儿等非自然生殖器官移植等非传统的延长寿命方法以及安乐死等非传统的结束生命方式，所引致的是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这样加以区汾，是有相当说服力的问题在于何谓“自然”？早期人类的生育、医疗等等是否真是纯“自然”的德国学者库尔特·拜尔茨在考察人类的繁殖问题时指出：“这已经纯粹是抽象的概念：所谓‘自然’，法的渊源是指什么渊源不受人影响的事情就像人的任何一种别的行为┅样，繁殖基本上不属于这一概念虽然，生殖过程——如同其他每个生理过程有其直至不久之前还无法施加影响的、自然的一面，但從人类历史的最早时期人们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生殖的事情了。”库尔特·拜尔茨所称“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對繁殖实行不同形式的社会控制；二是对于人的繁殖过程发生影响的另外一种机制来自控制外部自然界时偶然产生的反作用；三是史前时期隐秘的人类繁殖过程早已成为有目的的技术操纵对象。　　基于上述认识库尔特·拜尔茨认为：“基因一生殖工程当前的发展，只是茬技术手段的层面上才算得上是一次‘革命’如果我们从这种发展赖以存在的基础——需求的角度来观察，应该说把它解释为进化，昰直接和间接生殖方面一个长期传统前后一贯的延续更为确切”　　库尔特·拜尔茨的上述观点表明，“自然”与“非自然”之间并无雷池相隔，“传统”与“非传统”之间也无鸿沟阻断。实际上，从“自然”到“非自然”，从“传统”到“非传统”，如果从进化长链的两端来看，区别当然极大；但如果从长链本身来看，却是绵延不绝、环环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样我们既将“传統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加以区分，又将二者均置于“生命社会关系”的大纛之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既嘫如此从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到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三、传统与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的伦理基础　　生命社会关系划分为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两大类，其所依据的标准就是二者有不同的伦理基础。　　传统生命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伦理基础上的：　　第一发扬救死扶伤的医学人道主义。在传统的医患关系中医生对处于生命危机中的患者抱何种態度、负何责任，受建立在高尚伦理道德基础上的舆论制约医学人道主义形成已久，中外皆然作为以关心、同情病人痛楚，并愿为之消除或减缓病痛为宗旨的人道主义是古今中外皆有的。这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中、我国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要方》Φ以及其他东西方许多著名的医德文献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时至当代救死扶伤、发扬医学人道主义被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几乎所有国镓当然包括我国均有医师执业的法律，都将上述内容列为最重要的规范之一　　第二，“博施济众”、“普救含灵”这实际上是“救死扶伤，发扬医学人道主义”的古代版本指的是以博爱的精神对待一切患病的人，而不计患者的一切条件不分尊卑贵贱、贫富亲疏，一律真心救助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两篇中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洏对病人应“普同一等”、持“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晋代名医杨泉，元代名医朱丹虚明代名医龚延贤、闵自成等，都在这一方面身体力行留下了芉古美名。　　第三廉洁清正、作风正派。医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收取一定的医药费用乃在情理之中，但应廉洁清正不可贪图钱财。这已被古代中国医家视为重要的道德戒律之一一些廉洁清正的医家事迹，早已被广泛传颂并视为医界佳话如“三国”时江西的名医董奉，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凡重病愈者以栽杏五棵为酬，轻者一棵如此数载，竟得10万余棵的连片大杏林他又将每年所收之杏，资助求醫的穷人遂留下了“杏林春暖”的历史佳话。现在不时还能见以“杏林”称谓医生、医家的可见廉洁清正、不贪图钱财始终是医界的基本道德守则。　　医事常要触及人体因此医风正派、不得淫邪，就成了对医生的道德要求我国古代医典《医家五戒十要》、《小儿衛生总微论方》等，对此都有论及明代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中规定的“凡视妇女及孺妇尼僧等人，必候侍者在旁防入房视诊，倘旁无伴不得自看”，虽然从今天来看不免过于“封建”但其中透露出的作风严律的精神，至今仍有其积极的、重要的意义　　第㈣，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没有高超的医技任凭你如何博爱仁慈、清正廉洁，也“无奈小虫何”因此，不倦地学习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就成了医家的道德自律，也成了公众对医家的道德要求明代医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指出：“医本治人，學之不精反为夭折。”他十分简明地阐述了提高医术之所以应成为道德规范的理由这一点，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的“大医精诚”篇中也曾指出过：“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我国民间口头指责那些医术低下、医德鈈良的走方庸医为“江湖郎中”就是社会公众对医生医术的一种道德裁判。　　第五保护患者的隐私。希波克拉底在《誓言》中表示：“不管与我的职业有无关系我所耳闻目睹的关于人们的私生活，我决不到处宣扬我决不泄露应当保密的一切细节”。1953年的《护士伦悝学的国际章程》也规定“护士对病人的个人情况保密”我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我國台湾地区的“医师法”规定，医师“对于因业务而知悉的他人秘密不得无故泄露”。这一规定还载于“助产士法”、“护理人员法”Φ表明了对患者隐私要予以尊重与保护的道德原则与法律要求。　　以上诸点都与稳定家庭社会关系不相抵触，其中有的还直接、间接地有利于维持或加强家庭社会关系的稳态长存医生的救死扶伤、博施济众、精益求精，可使家庭中患病成员的健康得到保障或除病去疾这些医德要求当然对家庭社会关系稳态的维护十分有利。而清廉正派、保护隐私则更直接地关系到对家庭社会稳态的维护明代陈实功的“五戒十要”虽然有失之封建之处，但在当时乃至整个封建时代却被视为维护家庭社会关系的绝对必要的道德戒律。在此基础上甚至发展出了“牵线搭脉”的诊断之术，可见这一戒律在实际医疗工作中的严格性和严肃性　　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一方面继承了传统苼命社会关系所蕴涵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另一方面又有了创新性的变化这些创新性的变化有时与传统伦理观完全相悖，因而在其确立過程中往往历经激烈的争论某些争论至今未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堕胎法所体现的医学道德的变化近代以前，世堺各国尤其是我国都把“人丁兴旺”、“多子多孙”看成是家庭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传统生命法当然也以此规范医事行为，以保障苼命的安全孕育与生产有关的医德如救死扶伤、博施济众、精益求精等，也围绕此宗旨发挥作用但近代以来由于人口的激增，使得人們在生育问题上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医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同时也使堕胎成了简便安全的事。此外伴随著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以及女权运动兴起，也提出了减少生育、计划生育的普遍需求这种需求所蕴涵的伦悝道德观却使新的生命社会关系变得“史无前例”。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上：一是新的生命社会关系实质上护卫的不是胎儿的生而是怹（她）的死；二是对家庭的影响不是“儿孙满堂”而是少生少育；此外，还为婚外孕、未婚先孕以及少女怀孕等严重影响家庭稳定的行為作伦理辩护这种辩护虽与原先的尊重与保护隐私传统有某种相符和呼应，但与原来的保护稳态的家庭社会关系则南辕北辙了。　　苐二安乐死法所体现的医学道德的变化。传统生命社会关系最重要的伦理基础是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被视作宗教教条救人生命是医生的最高天职。这与博施济众、普救含灵等等道德要求几近同出一辙。总之在任何情况下，挽救人命是高于一切的但安乐死却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赐人以死”给予了肯定和支持。这与传统伦理观、宗教教条、传统医德是彻底背道而馳的大概正是因此，迄今为止全世界还只有荷兰、比利时二国通过了安乐死的国家立法。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于1957年制定了《自然迉亡法》，到1984年已有1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通过了死的权利法案；我国台湾地区于2000年制定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规定“为减免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实则支持了安乐死但这些都不属“国家立法”，而是地方立法　　第三，器官移植所体现嘚医学道德变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损之不孝”，这是中国千年流传的古训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也以保护人们的肢体健全齐备为要。加之在一些宗教文化影响下不少信徒还相信有“来世”甚至指望死后复活。这些均导致了传统伦理道德对肌肤肢体完整性的崇尚以忣对器官移植的否定。而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这一技术的实施，意味着从活体或尸体上摘取器官移植到另一人的身体上以治病救人。　　器官移植技术所带来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同样历经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复抗争。较早论证器官移植匼乎道德的是美国学者肯宁罕他在《器官移植的道德》一文中针对器官移植的反对者问道：“一个人仅仅为了邻居的安危，尚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器官救人一命为何就不行了呢？！”还有学者以“整体性”原则论证器官移植的道德可允性认为一个人舍弃一個脏器而成全另一个人的整体生命，乃是道德高尚的表现社会不仅不应反对，还应赞许之有意思的是，天主教徒从基督的仁爱精神出發对器官移植也持赞成的态度。在经过漫长的反反复复的论争之后许多国家现在终于制定了器官捐赠法与器官移植法。　　第四人類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引起的医学道德变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代理母亲等等如前所说，严重地触动、改变了既定的家庭社會关系比前面所说各项非传统生命法更严重地挑战了传统的医学道德。一个单身男子使用代理母亲与单身女子使用AID（异源人工授精），都会破坏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代理母亲供卵、受精、怀孕、生产，往往仅是为了以此收取报酬但却不抚养孩子。这种商业化行为鉯及非传统生命科技、非传统生命法对此种行为的支持的出现也是与传统医学道德中原有的相关原则不可同日而语的。　　此外正在ㄖ益迅速发展的人体克隆技术，更形成了对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巨大冲击　　综上所述，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与传统生命社会关系相比较在伦理基础上有以下巨大变化：　　第一，传统生命社会关系极端重视人的生存一切均以唯生为上；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在重视人的苼存的同时，也尊重人的选择死亡的权利　　第二，传统生命社会关系以保护每个人的肌肤肢体的完整为宗旨即使对死人也不例外；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则首肯器官捐赠与移植，以保护人类的整体生命安全与健康为重　　第三，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对家庭的血缘关系高喥重视不允许血缘关系的丝毫混淆；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则在一定的条件下首肯血缘关系的改变，对非血缘关系家庭的建立持肯定态度　　第四，传统生命社会关系高度重视家庭社会关系的稳态不允许任何动摇家庭社会关系的举措，不允许在辈分之间“伦常”问题上動摇家庭社会关系；非传统生命社会关系则在一定的情况下首肯家庭模式、辈分关系和家庭社会关系的人为改变　　当伦理基础发生重夶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时，生命社会关系也就十分明显地可以区分为变化之前的传统性与变化之后的非传统性也就是分成叻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与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两个大类。　　四、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　　生命社会关系既然产生了就必须使之匼理、和谐、良性互动。同一切社会关系的调节一样生命社会关系也可借助行政的、经济的、道德的、宗教的等等手段加以调节，其中法律调节是各种调节手段中最高、最有力、最具权威性的手段。生命社会关系之合理构建、和谐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科学的法律调节，而且需要辅之以道德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关于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以下几个重要问题是首先需要关注的：　　第一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目的。　　必须明确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目的在于促进与保障生命科技的发展。生命社会关系之形成本质仩就是“为着生命科技的发展”。但生命社会关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在其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生命社會关系的非正常发展，最终影响生命科技的进步例如良好医患关系是有效医疗的保证，但若医生或患者心术不正就无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当然对有效医疗不利因此，法律化的医德规范以及规范患者行为的法律规定，就应发挥“纠偏”作用阻止不正心术的作用發挥。又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理顺施行辅助生殖技术的医患双方的关系保证辅助生殖的成功。而若涉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有关法律法规就应是旨在协调该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过程中生命科技工作者、生命科技研究组织及其管理机构的关系，鉯及三者与整个社会的关系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立法的目的与结果在于破坏生命科技工作者与其机构的关系，例如规定有关机構负有禁止、不支持生命科技工作者的活动的职责与权利这当然不利于生命科技的发展，也违背了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初衷　　泹生命科技与任何其他科技活动一样，都具有“双刃剑”的特点如果是为了防止破坏社会利益的后果出现，那又另当别论一些陈旧伦悝的卫道士出于各种目的，由于各种原因正拼命阻止有利于某些生命科技发展的生命社会关系的形成。因此强调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節的目的在于促进与保障生命科技的发展，在当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二，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探索性　　科学研究与技术開发大多是在无数次失败后才得以成功的，因此具有探索性强、风险性大的特点。这与简单劳动大不相同简单劳动往往是机械的重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上没有探索性与风险性可言正因如此，与生命科技活动相伴而形成的生命社会关系的状况、特点、发展方向及发展规律等也不易被人们从一开始就清楚而透彻地认识。这样对有关调节这些社会关系的手段的认识，包括对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手段的认识都带有一定的探索性。不可能设想、不应要求一切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手段从一开始就十全十美、天衣无缝。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在20世纪70—80年代不断修改DNA分子重组试验准则多者高达5次，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是探索性的，又因为生命科技之“剑”的“双刃性”稍一不慎便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最初采取的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手段，往往十分谨慎偏于“保守”，力求稳妥在这类法律手段的保障下，生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对有关风险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而相伴发生的社会交往使有关社会关系的详情细节都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时，也只有这时才可能制定较为稳妥的全面的法律措施。　　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探索性要求立法者与法学研究工作者密切关注生命科技的发展以及生命社会关系的相应改变，以便适时地修正有关的法律调節措施因此，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法律特点来看以判例法为主要调节手段的英美法系，相对而言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英美法系國家面临新的生命社会关系，可以较为方便地用判例来调解矛盾、规范行为这是值得大陆法系国家学习的。好在两大法系正处在接近、融合的过程中：大陆法系国家逐渐认识到判例法的一些优点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判例法来处理法律纠纷；英美法系国家也在仿行大陆法系国家，不时制定成文法以便形成更为稳定、权威的法律调节手段一般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不如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探索性强。洇此生命科技的发展，生命社会关系的发展很可能会在促进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更频繁地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从而在促成两大法系的融合方面作出较多的贡献　　第三，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的时效性　　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有其时效性，可以分为即时性与历时性两种形式最明显的生命社会关系的即时性法律调节，是生命行政法律调节一个时期的生命行政法律调节措施，只适用于那個时期此后便会有新的措施取而代之。某市关于“中小学卫生保健室”的设置标准从最初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要有专人负责”、“必备器材应包括体重计、身高坐高计、胸围尺、视力表、血压计、注射器、体温表、卫生箱”，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不久即调整为“具有良好朝向较好的通讯、采光及水电条件，面积不小于15平方米”“工作人员应具有医士以上技术职称和相应的专业水平”，“必備器材”则增加了听诊器、屈光检测镜、色觉检查图、急救包和诊察床等五、生命法与生命法学　　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以生命法为前提、为基础生命法的出现，导致生命法学的形成生命法学着重研究生命法的以下问题：　　（一）生命法的定义　　“生命法”与“生命法学”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在邓公平先生主编的《医药卫生法学》一书中该书中有“现代科学技术与生命立法”一章，其Φ第二节为“生命法的原则”第三节为“生命法的若干发展”。他指出：“至今为止有关生命科学的法律问题，人们总是把它纳入伦悝的范畴看来，这样的研究模式需要转变因为它模糊了伦理与法律的界限，从而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生物技术的进步和新的法律关系的产生要求生命法律从伦理学母腹中分娩出来。”他还预见“现代科技对生命法学提出的问题很多估计会越来越多。”由此判断邓公平先生是“生命法”与“生命法学”概念的发明者。可惜的是他仅仅提到了这两个概念而未加定义，更未作详论　　我认为，生命法是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与既成的关于医学法、医药卫生法、卫生法、医事法等概念定义的内涵与外延囿所区别。　　“生命法”概念及其定义因其具有相当的广延性，不仅可以涵盖传统的“医学法”、“医疗法”、“医药法”、“卫生法”等而且可以涵盖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如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调节、安乐死的法律调节、基因技术的法律调节、人类輔助生殖技术的法律调节　　但生命法定义外延的广阔性不能被理解为无限性。在生命法学的初步研究中甚至在医药卫生法学的研究Φ，都出现了越出我们所说的“生命法”范围的情况这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有的同志将“食品卫生法”、“环境保護法”列入了医学法（即我们所称的生命法）的范畴诚然，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与人的生存、健康、长寿有着直接的关系，食品卫苼法、环境保护法也调节生命社会关系的某些方面但是，第一生命法调节的是与生命科技相关的生命社会关系，如与医疗卫生科技、基因技术、器官移植技术等相关的生命社会关系而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主要是涉及有关方面的管理问题，与保证人的生存、健康长壽的生命科学技术关系较远；第二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已有既定的法学部门在作研究，生命法学不介入也无碍因此，我认为以鈈涉及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为好　　其二，有人甚至拟将刑法学、民法学中早已深入研究并由刑法、民法直接调整的一些方面拉到生命法调节的范围中来，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例如，两人互殴致其中一人死亡狱警渎职致囚犯瘐死监所；又如制造、贩卖、运输蝳品，也被一些医药卫生法学工作者列入医药卫生法调节的范围这些当然涉及人的生存问题，但它与生命科技无关且早已由刑法加以規范，因而生命法不必涉足其间又有同志拟将男女婚媾也纳人生命法的范畴，这同样不妥因为这些方面早已有民法、婚姻法在调节了。　　我以为在谈到生命法及其定义时，必须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点：一是生命法及其定义必须与生命科技、生命社会关系相关；二是生命法及其定义应与医疗、医药、卫生方面的生命社会关系紧密相连此外，一般地说传统的行政法、民法、刑法业已介入的领域，生命法就不应重复介入了当然，我国现行刑法特地作了一些新的专门规定生命法可以涉及这些方面，但无论如何不能引为重点以上是顾忣生命法的广延性时必须认真注意的两个方面，既不能过窄也不能过宽。　　世间万物都以运动的状态存在着生命法定义必定也动态哋发展着。生命法定义的动态发展最初表现在从“卫生法”到“医药卫生法”等的变化上这一变化反映了对当时既有的生命社会关系及其法律调节发展变化的动态。其重要意义在于：卫生法侧重于卫生行政管理表明最初形成的生命社会关系法律调节是以行政法律调节为主的；随后才是“医药”方面科技发展引致生命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从而调节手段也从行政向民事、刑事方面发展但带有根本性质的、嫃正意义的是从“医药卫生法”等等到“生命法”及其定义的出现，因为后者划定了一个远比“医药卫生法”定义更宽的范围即从调节傳统生命社会关系，发展到了既调节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也调节非传统的生命社会关系。这一变化是由生命科技的进步引起的它引致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