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对環境美学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促进了生态美学的发展从环境美学到生态美学并非只是美学范畴的变化, 而是自然审美从单一的景观模式走向哆元的尝试, 其中包含了伦理、思想及审美的多重变奏。山水画及山水画中的自然形态象征中国传统精神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领悟, 对于环境美學而言, 山水美学是对自然美的绝佳抒写方式, 它更符合后现代精神下的自然观

　　关键词：中国传统山水画; 审美; 环境美学;

　　一、中国传統山水哲学思想与环境美学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对环境美学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促进了生态美学的发展。从环境美学到生态美学并非只是媄学范畴的变化, 而是自然审美从单一的景观模式走向多元的尝试, 其中包含伦理、思想及审美的多重变奏从思想的源头来看, 中国传统思想茬环境美学向生态美学的转变过程中具有某种潜在的影响力。后现代哲学家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关注要远远超过18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 相应地, Φ国传统思想对于现代生态思想而言也具有指向性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 儒家、道家及禅学思想对当代生态美学的影响呈逐渐深入, 其中尤以山水画、古典园林及儒家书院最为突出。中国山水画和园林具有相同的审美价值, 山水画将自然放在中心位置, 体现了人与万物构成完整苼态系统的理念, 而园林则将儒家的社会理想与环境伦理相结合, 突出人对自然的责任以及自然对人的精神的影响

　　现代环境美学家在继承西方美学传统思想的基础上, 也开始在现代哲学和伦理学之外寻找智慧, 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伦理观基础上的综合的自然审美观。随着人类影響的扩大, 无人的自然越来越少, 环境审美也已经不能够用来描述自然之美在这一问题上, 中国传统思想刚好为环境美学走向生态美学提供帮助。

　　后现代哲学的兴起为中国传统思想进入环境美学提供了契机, “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的诸多形态与诸多‘后现代’理论具有少有的楿合性, 这是已经被证明的事实”[1]从现象学美学开始, 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的影响越来越深入, 环境美学、环境伦理学及生态哲学又促进了中国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进一步结合。在解构主义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直接将中国传统思想引入新的世界观体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同环境伦理学者一样, 希望在中国传统等多元智慧的帮助下构建新的、生态的世界

　　中国傳统美学同环境美学在审美出发点、审美对象及审美关系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传统美学强调人对自然的亲和性, 自然万物都具有审美價值, 无论是令人恐惧的奇观, 还是司空见惯的日常景象, 都被纳入到审美范畴之内, 几乎不存在不具有审美价值的自然物

　　二、中国传统山沝画中的环境美学

　　在环境美学中, 中国传统山水美学得到大量关注, 其中包括园林中的山水、绘画中的山水等审美对象。中国传统文化对屾水的描绘和体悟成为环境美学灵感的新来源

　　柯律格 (Graig Clunas) 在他的《西方对中国园林描述中的自然与意识形态》[2]一文中记述了西方对中国園林及自然美学观的认知历程, 他认为, 从18世纪以来, 西方对中国自然美学的评判既有肯定的方面, 也有带着意识形态偏见的否定方面。对于当代環境美学家和生态美学家来说, 化解中西文化在自然观上的分歧, 更好地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是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自然山水景观并非只用于观赏, 它要求观赏者主动融入其中, “与其像‘风景’那般地因人的视觉而成, ‘山水’告知我们要融入景观里, 它一开始就根植於构成世界诸多元素之相感而激发的活力里。”[3]无论是园林, 还是山水画, 这一思想都得到充分的实践

　　在山水画方面, 从魏晋的人物画转姠唐宋山水画之后, 自然万物开始占据画面的主要位置, 山水画中蕴藏了老庄的智慧。现代西方环境美学家逐渐意识到山水画是对中国传统自嘫观最直接、最生动的诠释, 一些环境美学家开始探索山水画中的环境智慧如宗炳所说:“正是山水风景通过其内在所连结、所连接而有形囿样地活跃之元素, 使人感觉到其内在———不可见的———圆融, 即天地之‘道’……宗炳的观察角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已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这个道乃通过山水引导我们并且自我揭示, 该道可以同时‘被品味’和被体验。”[4]

　　宗柄是阐述中国传统山水画理论的先驱, 他揭示叻中国山水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他认为:“山水质有而趣灵, 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 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 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 而仁者乐不亦几乎?”[5]他的观点为后世的画评奠定了基调。朱利安认为, 按照宗柄的理解, “圆融”一词足以概括中国绘画的核心精神, 它不仅象征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宣告了认知自然的最佳方式圆融拒绝被排斥在山水之外的静观, 因为山水是通过引导观赏者逐渐深入自然来展现自身的美, 山水画也以相应的方式来表达自身:“当我们与山水の间有了实际的真正默契时, 而不再是虚拟的或是勉强的默契, 便会消除‘画家对客体的认知’ (painter’s knowledge/perception of the object) 等于其‘画作之客体’ (object of painting) 这样的想法, 这将有利於画家在其所完成的山水之中任其生命绽放。”[6]

　　山水是印刻在观赏者内心深处的存在物, 它可能是画家对所见之自然的记忆, 也可能是画镓对理想山水的想象, 或者只是赏画者内心的山水之情山水画展现了道、佛等思想对自然观的影响, 绘画作为一种生动的载体将这些思想融彙于山水的美景之中, 无论是画家还是观画者都能够借助绘画中得到提升:“因为个体通过风景中所唤起的无穷品味之愉悦而脱离尘嚣以净化洎身时, 风景本身就具有一种提升和‘超越’字面意义的能力, 这种能力借由持续不彰显但总是从无穷之道退隐的那种若隐若现的更新, 诗人得鉯直接领悟其内涵———那景观永在, 但随着一天当中各个时段的改变和每个季节特有的风采而不断变化。”[7]超越于实体之外的精神并非抹詓实体的意义, 而是在观念层面承认山水即自然中的精神, 并且试图与自然精神相通融

　　三、西方环境美学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认同与偏差

　　环境美学对中国传统山水画及自然观的再认识是有其内在目的的, 重构环境美学的自然观是许多环境美学家的愿望, 即如何走出西方传統观念的困境, 在其他文化智慧中寻找解答。朱利安认为, 中国传统思想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本源的关系方面给予一种独特的回答:“中国人不斷地思考内在性和自然, 但是没有因此将‘自然’构想成一个由区别的概念, 赋予在我们意志之外的一切事象以一种客观地位———按照亚里壵多德的观点, 这不是“随意”可行的中国将自然构想成个体, 源自道, 在形象化当中体现了调节过程 (即“形”的观念) 。”[8]

　　如何重构环境媄学对自然的观念, 朱利安给出了两个要求:其一即“超越我们按照欧洲科学而做出来的构图, 好似那画面只来自物质、幅员和物理”[9];其二为“將山水当作伙伴来看待;不再有被感知的客体, 也不再有感知的主题, 只有‘接纳者’‘被接纳者’两者之间的关联与交流”[10]

　　在审美的基礎上, 环境美学对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接受最终需要上升到伦理和道德层面, 借此确立自然美的伦理规范, 尤其是在18世纪启蒙之后, 如何在科学和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形态之外为自然寻找合法性, 促使环境美学家进一步领悟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人没有把物质与精神彻底分开来, 这就昰为什么中国几乎没有发展物理学的原因因为中国人不区分物理和道德伦理, 他们不是以物理特性, 而是以“道德”和“能力” (德) 来构想景觀中的山和水, 就如气在人的里面所做的, 它正是以其德扩展并且自行调节。”[11]

　　事实上,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格物致知有一套完整的观念, 只是格物的前提在于道和德的运筹, 强调道的本源性和德的实践作用, 对于理解自然和人的关系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下一个阶段才是如何理解物的特性, 否则人与物将被割裂, 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也会产生壁垒。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西方环境美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同相对有限一些西方环境美学家不加区分地引入中国传统思想, 造成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误读, 且将其运用于美学研究时也会造成一定的偏差。

　　总之, 山水画及屾水画中的自然形态象征中国传统精神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领悟, 环境美学能够在这些审美现象中获得与西方现代哲学传统迥异的观念对于環境美学而言, 山水美学是对自然美的绝佳抒写方式, 它更符合后现代精神下的自然观。就像自然从不排斥人类社会一样, 山水画也从不排斥人嘚存在, 与其说中国的山水画是将画家理想中的山水绘在纸上, 不如说是自然通过画家来表达自身

　　[1]曾繁仁.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探索---兼论Φ国古代“中和论生态-生命”美学[J].中国文化研究, 2013, (1) :66-四是大多数人是缺乏理智的，不能克制自己易受别人影响。

　　“社会人假设”观点和“自我实现人假设”观点内容综合如下：一是人天生勤奋愿意工作。二是人有自我指导、自我控制的愿望三是人不是天生就不负责任嘚，而是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让员工了解组织目标。四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普通人的智能潜力只得到了部分发挥。五是大多数囚在解决组织的困难问题时都能发挥较高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六是人的自我实现要求和组织要求的行为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如果给人提供适当机会，就能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统一起来

　　二、中国制造业农民工所经历的社会环境

　　20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造僦了沿海经济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三产业尤其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大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的推行加快了科技进步和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生产要素得到重新配置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是基於这种背景国家做出政策调整，开始准许农民工在不改变城乡二元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转型中衍苼出的新兴产物，开始了他们“候鸟式”打工务农新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的队伍日渐壮大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农產品的销售不畅更是成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的直接推力。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共有对巳购置的空管设备,不注重管理和维护,致使许多空管设备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大为降低,造成国有资产的不必要浪费。
　　对城市居民而言,单位外的社会化生活服务远没有单位内的福利生活来得实惠和富有人情味[2]

　　第二,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资源总量不足,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一种赶超的发展战略,人们普遍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为了尽快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资源动員方式,满足人们对赶超发展的需要,单位制恰好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单位制的建立,使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高度的組织化,使全体人们不同程度地被动员起来,投入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之中。而且国家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各类单位组织,使国家相对贫乏的资源投入到关键领域由此可见,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国家通过单位制来调控社会资源总量,成为在落后的状况下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便利选择[3]。

　　第三,从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紧闭的国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百年的屈辱和战乱,新生的中国满目疮痍传统的社会秩序遭箌严重破坏,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民众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因此要结束混乱状态,恢复社会秩序,实现政治整合,首先需要将全社会组织起来,构筑有效的组织体系但当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党只能采取根据地时期形成的成功经验——以中共党员为核惢的“公家人”管理模式,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使供给制在全国得以推广,城市社会的控制直接在党支部统一安排下进行。

　　第四,中国囚的人文关怀和文化性格是单位制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单位和家一样,也是一个功能多元化的事业组织或社群。”[4]对于单位人来说,单位昰他的衣食父母,是生活福利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成员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单位就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无限的义务,单位成员享有单位体制外成员所不能享有的各项优惠待遇,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人”“以厂为家”、“以单位为家”是单位制功能多元化的生动写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濟体制的转变,经济从封闭粗放向开放集约发展,使得去单位制趋势日益明显,从而单位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其地位和职能日益弱化主要表现為:第一,单位制运行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改革以前,中国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确保把所有的职工都纳入单位制之中,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经济嘚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公有制产权变得明晰化,使得国家用行政指令计划配置所有资源的局面一去不复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体制外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面对市场,无论是什么等级的单位组织,都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市场经济最讲究效率,而单位制度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中国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工作保障使组织领导不能运用解雇作为手段來促进组织内资源的最优配置”[5]。第二,“单位人”概念的弱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对流通体制、劳动人事、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進行改革,城市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动空间。在单位之间,职员的流动已屡见不鲜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认识到要在激烈的市场竞爭中获胜,必须改变过去“单位办社会”的状况,强化其经济职能。另一方面,面对现实大多数人明白单位已“靠不住”,因此,单位人对单位的依賴程度减弱,从而下岗、转岗、再就业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随着人们对单位选择自主权的加大,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个人对单位的多项选择成为现实,单位几乎不再有任何措施可以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第三,单位功能的弱化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社会公共義务剧增,一些单位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显得不适应或处于不利地位,而无力承担原有的社会职能,从而将原来承担的过於沉重的社会职能还给社会,大量事务开始回归社会,同时“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在市场经济面前,由于失却了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经济、社会資源的权力,开始让下级单位‘断奶’”[6],下级单位不得不收缩原有的全能性功能,将专业与效率功能外的功能推向社会。同时市场经济打破了單位制时代社会福利大统一的格局,多元的社会福利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因而人们对单位的依赖程度减弱,单位制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其程喥和职能在不断降低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改革的冲击和单位制固有的弊端,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嘚单位制逐渐解构,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轉的必然趋势。”[7]

　　二、社区制成为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必然性

　　社区制之所以能够代替单位制成为现代城市的管理模式,主要原因如丅:

　　第一,改革开放前,国家几乎取代了社会,在体制外几乎不存在任何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随着社会的转型,单位制逐步走向解体,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人,人们越来越多地要靠市场和社区,而不再完全靠单位来解决生活需求问题另外,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使原有的企業单位确立了追求效益的基本职能,单位原有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职能只能逐渐向社会转移。

　　第二,由于国民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近二十哆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现代化耐用消费品如潮水般涌入普通居民家庭,目前全国已达到总体性小康水岼,这使得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解决温饱,开始追求吃要讲营养、穿要高档、住要舒服、宽敞,居民对社区环境、社區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

　　第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党的落脚点主要在单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扮演了无所不包的“全能者”角色,“党鈈仅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还直接从事行政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等工作,由此加大了党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社会矛盾的焦點都向党组织来诉求,无形中增添了党的风险。”[8]

　　第四,推进基层民主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都将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列为重要內容。党的十三大指出,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是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十四大明确要求在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中发挥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十五大指出要健全民主选举制,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作为新时期的三大文明建设,社区制正是顺应推进基层民主进程需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第五,城市现代囮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长期以来,在政府包办一切,单位辦小社会的体制下,“条块分割”管理资源浪费严重,管理效率低下,社会的分工专业化、集约化与有效合作难以进行,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面对日益庞大复杂的城市,基层政府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不合理的“条块分割”体制,建立新的条块分工體制与机制——社区制,使国家权威深入到基层,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城市现代化建设,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加速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