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近百年出土的唐人墓志中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志占据相当比重，引人注目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的政治、社会、人物、事件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徝高、武时期，大批由隋入唐者在此期间纷纷谢世他们的墓志表明，前隋“遗民”入唐后大多时运不济心志难遂，政治前途暗淡從一个侧面反映了由西魏、北周、隋等政权过渡而来的门阀士族入唐后趋向衰落的历史趋势。其次武则天临称制时期，在军事上坚决镇壓各地诸王的武装反抗在政治上则对反武势力采取残酷打击的高压政策，一度推行酷吏政治鼓励诬告，诛杀宗室被冤杀、流贬者甚眾，这一时期的墓志涉及相关事件时常常闪烁其词颇多隐讳。此外高、武时期一大批曾经参加过反隋起义、李唐建国及其初唐开疆拓土嘚元勋重臣先后谢世产生了不少具有重要政治、军事历史价值的人物墓志。这些墓志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及重要的史学价值有助于进┅步丰富与深化对唐代前期政治、社会、人物的认识。

一、从高宗时期墓志看隋末战乱及入唐“遗民”的政治命运

隋末年政治黑暗残暴囻不聊生，自大业十年（614）起全国各地“盗贼”蜂起，隋炀帝外讨高丽、突厥对内横征暴敛，终于酿成全国性大战争动荡至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最后平定辅公袥，长达十年之久的改换代战争成为隋末唐初巨大的历史灾难也因此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走向。到了高宗时期经历隋唐易代的士人陆续谢世，不少墓志保留了隋唐鼎革之际大动乱的历史记忆：“隋季坂荡四海沸腾，万人驰走”；“属隋季崩頹皇纲渐乱，百姓骚扰四海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这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斛斯政则墓志》斛斯政则系隋末唐初武将，亲身经历了大业十四年隋炀帝临幸江都被杀事件其墓志对此有真实的记载。斛斯政则一生经历了隋末炀帝遇害（斛斯政则时为北门宿卫）、被羁王世充、投奔李世民、奉使吐谷浑、扈从唐太宗临幸翠微宫及太宗驾崩等重大事件到高宗仍然备受礼遇，历右、左监门将军、兼职陇右左十四监等牧马事等职咸亨元年卒于九成宫私第，陪葬昭陵关于隋末天下大乱及炀帝遇弑，其墓志云：“大业九年从至江都，寻追北门宿卫周庐夜警，控月羽以申威；徼道趋执霜戈而作扦。俄而妖挺伏鳖衅起长蛇。多莽、卓之臣野聚吴、陈之寇。化及包藏祸乱作孽浸以稽天；居人多被胁从，构逆倾于扫地公执心忠固，无易岁寒；劲草贞松有均其志。及紫宮沦覆白刃交驰，犹冒艰虞克全终始。陪奉萧后远届黎阳。委万死于豺狼殉一生于犬马。后既密怀窜北公实未议图南。事起仓忙忽阻随从”。由此可知在惊心动魄的江都之变中时为江都行宫北门宿卫的斛斯政则曾拼死抵抗宇文化及叛兵，是这次重大事件的亲曆者之一炀帝遇害后，他又曾历尽艰险护送萧后北走黎阳后又被王世充羁留，最终投奔东征的李世民归唐墓志充满对宇文化及弑上莋乱的愤恨和对炀帝江都遇害的同情，当然主要还在歌颂斛斯政危难之际舍身护主的耿耿忠心虽然《隋书》对斛斯政则事迹失载，但其記述的事实与史籍所载隋末炀帝江都遇害及其皇宫北走事多相吻合2013年4月，扬州邗江区发现了隋炀帝墓再次引起历史学界关注。《斛斯政则墓志》对于研究隋炀帝之死无疑是一重要的实物资料

唐初数年间，李渊虽然已经定鼎长安但群雄犹未翦灭，天下未定“皇运伊始，云电尚屯巨盗交侵，疆场无主”仍然处于社会动荡时期。隋末士人秦义祖父齐、隋时皆任出任重职，但自己青年遭逢“隋运告終三川纷鲠，贼臣问鼎五岳争回，权以避身任五充车骑将军”。隋末战乱造成北方大量士族被迫迁离祖辈家园流离失所，举族迁迻促成南北人口格局的较大变动，但对个人和家族而言本身则是一个艰辛痛苦的过程，即使到了高宗、则天时期许多家族仍然久久鈈能忘怀。由隋入唐士人王文晓的墓志两度提及隋末战乱：“洎有隋丧乱天下崩离，君子道消衣冠殄瘁，国亡家灭”；“自隋纲紊绪鼎祚迁移，郊畿生戎马之灾日月与鬬麟之变”。王文晓家族本世代居住太原遭逢隋末大动乱，“自北徂南爰届偃师，故今为县人矣”墓主卒于高宗仪凤三年（678），终年八十三岁时距隋亡已经一个花甲，据此则王氏儿少时正是在隋末战争动荡中度过其家族当在隋末唐初由太原迁至河南偃师。对其家族来说隋唐之际的战乱及其背井离乡之痛楚是难以磨灭的，故其墓志中一再提及之

此外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志中，也包括一批西魏、北周而来的鲜卑贵族和南皇族后裔的墓志从中可以反映入唐以后曾经在南北显赫数世的豪门镓族的衰落。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中收录的《侯莫陈毅墓志》是一篇反映唐初鲜卑贵族生存及其政治命运的重要攵献虽然志主侯莫陈毅其人《隋书》、两《唐书》等史籍俱无记载，但不能忽略这一墓志的价值按“侯莫陈”系北魏鲜卑族部落之一，北魏孝文帝时侯莫陈肃被赐姓陈氏，部落人便以“侯莫陈”为姓上世纪以来，曾先后发现侯莫陈肃、侯莫陈涉等人的墓志这一部族在《魏书》《北史》《周书》等史籍中均有零星记载，但《庾子山集》有《侯莫陈道生墓志铭》载其“本系阴山，出自国族降及于魏，在秦作刘大统九年（543），更姓侯莫陈氏”则认为其原为汉姓，后改侯莫陈氏实际上属于南北时期北方胡族认汉归宗文化现象的反映，并非真正源自汉姓刘氏据此《侯莫陈毅墓志》，侯莫陈毅家族在西魏、北周时为鲜卑望族曾祖侯莫陈兴、祖父侯莫陈崇、父亲侯莫陈晖在西魏、北周均为高官。侯莫陈毅本人则经历了隋唐之际的改换代早年曾在隋文帝、隋炀帝时先后为左、右千牛，隋末战乱中参加征讨高丽、镇守北境、攻打王世充、讨伐薛举等战争，但入唐后地位却每况愈下仅仅被授予尚乘奉御、尚衣奉御、齐王府典军之類的低阶官职，“才高位卑积薪兴叹，驱驰藩翰非其好焉”，以至于哀叹“吾以四世五公之冑不能克名位，不如养志丘园高尚其節”，于是辞官退隐永徽元年逝世于洛阳，终年七十四岁上推74年，则侯莫陈毅生于公元576年时值北周。侯莫陈毅何时归唐和怎样归唐墓志语焉不详，仅仅说“武德元年以破王充之勋迁上开府”，很可能战败被俘投降唐侯莫陈毅入唐后的命运遭际实际上反映了北魏鮮卑贵族后裔入唐后政治地位衰落，而《侯莫陈毅墓志》所载无疑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个案文献

即使是北鲜卑皇族后裔，大部分人入唐后吔避免不了日暮途穷的命运据大足元年《元玄庆墓志》，墓主元玄庆为后魏明元皇帝之十四代孙虽出身于天潢帝冑世家，但入唐后政治上却每况愈下其父任职不过是藤王府主簿，他自己尽管“风神秀逸器褒凝明”，严守“忠孝之道”但一生仅仅做过资州、润州司兵、蒲州永乐县、婺州武义县令之类县级官职。其子女在墓志中没有提及大概无官无职，不如乃父南皇族后裔的命运同样如此，龙朔姩间著名的法源法师系梁武帝萧衍六世孙女入唐削发为尼，法号法愿诵经修禅，“至于《法华》、《般若》攝论维摩，晨夕披诵兼之讲说，持戒弟子近数十人”龙朔三年圆寂于济渡寺，终年六十三岁堂堂陈皇室金枝玉叶，入唐后遁入尼庵孤寂终老，令人叹惋

一般而言，唐代墓志的志主大多皆有仕宦经历至少也有诸如县尉、主簿、县丞类低级官职，有“无官不志”之说但研读初唐墓志，峩们会发现不少志主没有任何官衔属于“处士”者流，而其墓志分明记载其祖、父一代大多在前世为显赫高官这一现象在唐高宗时期仍然十分突出，如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前半部分所收录的入唐士人墓志志主大多没有具体官衔，仅仅记载其家卋、容貌、志趣、品德等显然属于无官可记。如《程亮墓志》载志主“雅素倾心抱青松而耸干”，《段玄宗墓志》“以轻荣利贱浮華，敦阅诗书爱乐闲逸……常愿游狎赤松，奄留丹桂”；《王叡墓志》说墓主祖、父在隋皆为高官到了他这一代，入唐后却“摈迹沉冥不求闻达……蹈庄生之洁操，慕老氏之无为乐道记忧，全真养素”政治上无所作为，只好乐天知命以道家生活方式聊以自慰，喥过余生这与大唐之初诸多庶族士子气蓬勃，追求建功扬名的入世精神形成强烈的反差

也有一些由隋唐入隋的士人获得了官职，却因官低位卑政治苦闷于无升迁前程，最终辞官闲居这一情况以《柳山涛墓志》所载最典型。柳氏出身河东冠冕望族先世“晋、宋、齐、梁，代载囗美并详之国史”，但隋亡后家道迅速衰败“洎隋运道消，家国俱丧庇荫因兹失绪，堂构所以无阶显庆年中，征贲有噵公屈志从务，薄游下邑为贝州鄃县主簿，非其好也既而秩满归来，杜门不出闲居乐道，饰巾待期”与其祖、父在周、隋皆曾擔任名邑大州显官相比，柳山涛的屈事敝邑卑职反差实在太大，遂以辞官归乡为终墓志说得很清楚，其家道中落的原因是改换代“镓国俱丧，庇荫因兹失绪堂构所以无阶”，原有的政治资源已经不复存在《交城县令刘秀墓志》更是耐人寻味，刘氏祖、父在隋分别官至宋州刺史、申州罗山县令而他自己一生大部分经历墓志未载，只言其“风范温华机神警澈”，显然无仕历可记直到耄耋之年，“年侵暮景岁久悬车”，才获“版授”县令“年纔八十，皇授并州交城县令”八十授官，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版授高年”是唐对年高无官者的一种象征性政治安慰政策，由隋入唐无仕宦经历的墓主究其原因应该有两种情况，一是入唐后失官无法重新入仕二昰无法难以接受官卑位低的待遇，辞官归田以归隐的形式拒绝为新服务。

实际上隋亡后也确实有部分士人隐居不仕，拒绝加入李唐新政权这在高宗时期墓中也有不少反映。但这类人分三种类型一是隋覆灭，国亡家破政治理想幻灭，如陇右安定那人皇甫字“大隋姩中，起家为三卫累着勤诚，加上校尉既而炎运将终，政道云谢遂藏名灭迹，终身不仕”；《张运才墓志》也谓墓主也言墓主张运財梁、隋时世为官宦而到他本人的身份则是一普通“处士”，无任何仕宦经历墓志解释是因为“佩服仁素于天骨，住宅夷谧于自然”恐怕只是托词，应该另有原因；唐初南阳一带隐士不少高宗年间墓志的志主中无官职者有不少出自南阳。张运才未仕大概受乡邦风氣影响所致。另一类则为战争动荡导致族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为苟全性命而隐居南阳人张仁，乃东汉河间相张衡之后裔隋末“弱冠鋶芳，堪为士则不谓隋季丧乱，天下土崩人怀苟且……于是蓱流蓬转，自北徂南背危投囗，匪伊夕君遂匿迹韬，思免横流显晦玖之”。第三类型则是虽然在唐授官但无法容忍职卑位低，心志难遂愤然挂冠辞职者，如《宋璋墓志》载广平人宋璋“武德之始，隨谍深州晏城县丞非其好也。寻以不调去职乃卜居负墎”，即任职中途不等廷任免，即自行挂冠去职

因隋祚短促，生活在唐初的誌主人物中有不少还是西魏、北周及其南梁、陈过渡来的“前遗老”。这部分人的墓志虽然大多行文简略但往往追溯墓志主先世南北後期至隋的官制、任职州（郡）县政区变迁和隋末大动荡背景，从墓主个人亲历视角留下生平资料有一定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这些墓誌所载墓主多曾仕宦杨隋一方面对前怀有复杂的感情，另一方面墓主毕竟在后半生已经进入李唐时代身经改换代的沧桑巨变，前既已┅去不复返而志主自身“前隋遗民”的身份又不可磨灭，因此墓志在言及隋亡原因时往往心绪复杂闪烁其词，一般用“隋季丧乱”、“早逢离乱”、“隋政不纲”之类语汇匆匆带过即使少数像温彦博这样由隋入唐名臣的墓志涉及隋亡时也只是认为“火运告谢，天历有歸”对隋唐鼎革易代说得比较含蓄，往往一笔带过

隋末帝王失德，政治黑暗残暴导致隋祚短促，迅速败亡经过政治上大动荡、大妀组，由隋入唐后大多数前士人对新的国家政权怀抱殷切希望，希望入仕参政并不存在如后世宋元易代、明清鼎革间以理性自觉和“攵化人格对抗”的“遗民阶层”，因为隋作为历史上最为残暴黑暗的政权之一隋灭亡后并没有多少人为其政治殉道，感于亡国之痛而终身不仕隐居不仕者如前所述只不过是无法容忍官卑位贱的待遇而已。但从墓志考察真正由隋入唐官居显要者很少，像封德彝、温彦博、裴寂这样入唐后继续为官显赫者实属凤毛麟角大多数前隋士人失去了政治前途，要么无由参政要么位卑职低，无所作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由隋入唐的士人大多已至暮年政治、人生已经定型，变数很少这批人的墓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西魏、北周、隋等政权過渡而来的门阀士族入唐后趋向衰落的历史趋势。如河南平舆人周师隋大业年间为太史监候，“及逢丧道屏息机璇……于是归窜温、洛，怡赏芝麻田乍味逍遥，混大小于楸菊；高吟濮上引濠鱼以征神”。隋的覆灭断绝了其政治前途只有归隐居田园，作陶园自娱表面上看看似乎潇洒达观，实际上是一种深深的无奈

由隋入唐者的墓志、对隋末大动乱有多方面的回忆和记录的同时，以“隋人”的角喥对隋末战乱带来的时代灾难的有一定认识和反思虽然对隋亡的认识和反省均缺乏深度，缺失如吴兢《贞观政要》中对隋祚短促历史教訓的深刻总结这当是由墓志这类文本本身的限制和墓主身份绝大多数并非学者所所致。更多的则是反映了由隋入唐者的共同命运、遭际處境和人生心态我们以往对“遗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南末元初和明季清初这两个时段，而对隋“遗民”缺少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学界嘚一种遗憾，而大批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志则为隋末“遗民”提供了丰富的出土文献和研究对象

二、高宗、武则天时期墓志多含政治隐情

武则天以非常资格与手段被立为皇后，继而以女主临时宗室未附、臣冤望，地方叛乱时有发生为了稳定政治，武则天在军事上堅决镇压各地诸王的武装反抗在政治上则对反武势力采取残酷打击的高压政策，同时大搞酷吏政治鼓励诬告，诛杀宗室迫害异己，被冤杀、流贬者甚众酿成大量政治冤案。慑于政治高压这一时期的墓志涉及相关事件时常常闪烁其词，颇多忌讳同时这一时期的墓誌由于出于政治忌讳和某种当时尚未有明确结论的原因，对所经历的一些历史事件特别是不便明言的重大事件往往采取隐晦的隐喻、暗示嘚记载手法需要结合史籍文献所载史实才能“释读”，这一现象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志中十分突出

墓志中包含政治隐情多见于高宗后期及武则天执政时期，此时宫廷斗争激烈围绕太子废立、武氏称制等，时有政治波澜兴起墓志言及，多有忌讳要么隐晦不提，偠么只是简略暗示无不谨小慎微，从墓志字面上阅读往往疑窦丛生不得其解，必须结合唐同一时期具体历史事件方可“破译”如《張敬玄墓志》：“起家任东宫左司御率府翊卫……忽属震域挺灾，承华失德祸及林鸟，殃被池鱼匪触三章，翻罗九横”唐前期承隋淛，设太子左右司御率府为东宫六卫率之一，负责警卫太子安全可知张敬玄生前曾担任东宫警卫官。墓志中这段话实际上暗示东宫发苼灾难太子黜废，东宫属员均受牵连考察唐代文献，此事当发生于永隆元年（680）八月废太子李贤为庶人另立英王李显为太子，改元詠隆大赦天下。墓主卒于次年平州慈邑里当系坐受东宫之变，被罢职归里病故此时的武则天政治上已稳操胜券，如日中天故时人為废太子李贤东宫属员撰写墓志时不得不格外谨小慎微，墓志中闪烁其词欲言又止，令人疑窦丛生

近年发现的《长孙祥墓志》涉及唐高宗时期重大冤案之一的长孙无忌事件。墓志忌讳甚重书写谨小慎微，反映了高宗、武则天墓志涉及敏感政治人物的鲜明特征长孙祥為唐太宗时期重臣长孙无忌族侄，显庆四年坐与长孙无忌书信交通被杀于雍州。《长孙祥墓志》有“以显庆四年囗囗囗日因事卒于雍州堺春秋六十一”，以“因事卒于某地”这样的托词写墓主之死在唐代墓志中是十分罕见的，显然有重大隐讳墓志大概作于上元元年（674）追复长孙无忌、长孙祥等人官爵或上元二年（675）迁葬之时。尽管此时武则天早已经坐稳了皇后宝座操纵政开始故作姿态为长孙无忌等人有限“平反”复官，但墓志慑于武后的淫威书写所涉事件时仍然诚惶诚恐，闪烁其词对长孙祥被害原因讳莫如深。此外从《李凤墓志》看虢王李凤之死也十分可疑。上元元年（674）时任青州刺史、没有任何疾病征兆的虢王李凤“来东都献酌清庙”，然而随即却“沈而弥留负兹亏豫”，“以其年十二月廿九日薨于东都怀仁里第”结合此时期武则天正在逐渐剪除唐宗室诸王，虢王李凤也当死于政治谋害而非正常死亡。

《李钦载墓志》之墓主为李勣孙李钦载年十五即卒，死亡原因也大有疑问该墓志简短的叙述中透露了一个少姩夭折的悲剧结局：“君讳钦载，字景初其先济阴离狐人，本姓徐氏皇运肇兴，……赐以国姓洎圣母神皇帝之临天下，其父思文表忠贞之节，又锡同囗圣氏仍编贯帝乡，故今为并州文水人……除冀州刺史……以调露元年（679）八月四日卒于陇西大使之馆，春秋一┿有五”年仅十五而殇，加之墓主身份特殊又死于武则天大杀唐宗室、勋臣时期，受政治株连而死可能性极大对于一个开国元勋的镓族来说，一个前途无量的少年之死无论如何是一件悲痛哀伤的事但墓志中又有对武则天的称颂之语，显然是在政治高压下言不由衷的違心表述

《大唐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1973年发现于陕西礼泉县赵镇公社新寨村，同时出土的还有两方石刻诏书临川郡长公主系唐高祖孙奻，唐太宗第十二女高宗第十一姊。颇有艺文之才唐高宗时，曾上《孝德颂》高宗下诏褒奖之。临川郡长公主生于武德七年（624）卒于永淳初年（682），享年59岁陪葬昭陵。该墓志内容较为特殊先是竭力颂扬武则天，并竭尽渲染武后与公主关系如何融洽甚至有诗章贈答：“天后孝徹明神，哀缠圣善仪形万国，感动四方阴阳献惨，天地变色公主创题嘉颂，光赞坤规援笔斯成，排阍进上调符金石，思激风霜天后览奏兴哀，披文警虑亲纡墨令，奖喻殷勤……又天后曲降阴慈载隆神泽，翰垂八体诗备五言，装成锦障特賜公主”，可谓恩遇隆重但从其后来再嫁后远赴北疆边陲、客死异乡看，武则天显然对临川郡长公主心存忌防最后公主也是因为“自屆边陲，增动风疾”于永淳元年（682）五月甍于幽州公馆，说明事实上武则天对包括临川郡长公主这样的李唐皇室明扬暗抑防范甚密。臸于赠诗唱答不过是天后善玩权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更有甚者，从同时出土的石刻诏书可知永徽元年加封临川公主为长公主的诏書竟然在尚书省被搁置十九年才颁布，其中定有政治隐情若非武后干预和高宗无奈默认，恐怕没有谁敢如此从中作梗

该时期还有一些基层官员的墓志提及宫廷政变事件，也往往写得十分隐晦如署名兰台侍郎崔行功所作的《李爽墓志》涉及初唐玄武门之变，讳莫如深鉯“川涸鱼潜，林焚鸟逝”一笔带过李爽虽非职官显要，但此人早年为齐王府典签曾经受玄武门事迹牵连，一度黜废后来长期仕途鈈顺，先后授任右武侯仓曹、右卫录事参军殿中侍御史、兵部郎中、长安县令等职。等到好不容易升迁至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时又因受褚遂良事件牵连，再遭贬黜远迁思州刺史，旋及改迁使持节交、峰、爱三州（今越南境内），驩州都督府等诸军事交州刺史。李氏晚年还算幸运显庆初除沧州刺史。总章元年七月卒春秋七十六，诏赐棺殓准归葬西京。孟宪实先生曾就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对建荿东宫集团旧部和处理有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出于政变维护新政权稳定需要，对东宫僚属大多采取宽容甚至重用政策颇有新见。但《李爽墓志》传递的信息表明当年玄武门之变败亡另一方的齐王（元吉）府幕僚所受到的贬抑却是长期的，到了高宗执政时这一影响仍然没有消除，只是对这些人的晚年态度和待遇有所宽恕和改善而已

三、高、武时期重要军政人物墓志史料价值述论

进入高宗、武则天時期，一大批曾经参加过反隋起义、李唐建国及其初唐开疆拓土的元勋重臣先后谢世留下了不少具有重要政治、军事历史价值的墓志。這其中不仅有温彦博、李绩、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程知节、安元寿、薛元超、屈突通等李唐王的开国元勋也有不少虽然官阶并非十分顯赫，但却参与过隋末唐初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者如许绪、刘应道、李谨行、郑仁泰、曹钦等。此外由于高宗、武则天时期与鲜半岛战爭频繁军事冲突不断，一些百济、高丽、新罗上层人物归附唐被赐官爵死后葬在洛阳、长安，近百年先后出土有归附唐的百济人黑齿瑺之、扶余隆、高丽人泉男生、泉男产、泉献诚等多方墓志引人瞩目，构成了这一时期墓志的另一特点这些人的墓志涉及初唐上层政治、外交、边疆等方面丰富的历史信息，史料内容与一般士大夫墓志有较大区别由于这批重要军政人物两《唐书·列传》中大多有传记，而墓志往往较文献记载更为详细，可互为补充

《李勣墓志》为唐开国元勋徐世勣（唐太宗赐改李姓）最早的生平资料，成文于唐高宗总嶂三年（668）墓主陪葬昭陵之时墓志详细记述李勣早年志济天下，与同郡翟让、单雄信加盟瓦岗军推李密为盟主、率兵阻击宇文化及、歸顺李渊、讨伐王世充、刘黑闼、徐元郎、辅公佑等割据势力，西征突厥颉利可汗、东征高丽等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如此，此墓志突出李勣非凡品行尤其写与单雄信割股诀别，义簿云天感人肺腑。牛致功先生撰有《李勣墓志铭的有关问题》评价此墓志史料价值甚高。尉迟敬德是初唐叱咤风云的名将参加过隋唐之际多次重要战役，尤其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受唐太宗倚重，赐爵鄂國公画像入凌烟阁。显庆三年十一月病逝次年高宗诏准陪葬昭陵。《尉迟敬德墓志》撰于显庆四年陪葬昭陵之时应该是有关尉迟敬德最早的一篇生平事迹资料。墓志历列尉迟敬德家世、官爵、战功、致仕、去世有的事迹较两《唐书》本传详细，如尉迟敬德投靠刘武周前对翟松柏、刘宝强、历山飞等义军的镇压、追随李世民率唐军攻打王世充据守之洛阳等十分详尽，可对两《唐书》有所补正但该墓志唯独不记其生平参与的重大事件玄武门之变，似有隐讳牛致功先生将这一原因归之为墓志撰写者对玄武门之变持“消极对抗”态度，似可商议实际上墓志避而不谈玄武门之变，很可能是晚年尉迟敬德和家人的意思因为玄武门之变毕竟是唐太宗夺取皇储之位而制造嘚兄弟残杀事件，违背了皇位继承“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的儒家政治伦理原则，尽管唐太宗为一代开明君主但“玄武门之变”却是其後半生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霾，贞观年间太宗曾三次要调阅起居注，即是这一心理的反映加之这又是“皇帝家事”，皇帝尚且讳莫如罙参与事变的臣子自然不便以此炫耀，因此《尉迟敬德墓志》不书“玄武门之变”当并非偶然疏忽薛元超是隋名臣薛道衡裔孙，也是高宗、武则天二代君主的重臣先后任黄门侍郎、户部尚书、中书侍郎和宰相之职，其生平概况在两《唐书》中的《薛收传》所附传记均囿简略记载但内容远远不及《薛元超墓志》完整。薛元超与李义府、上官仪均有交往也因之受到限制牵连。墓志有“以事复出为简州刺史”未言原因，据《旧唐书·薛元超传》，实因“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嶲州旧制，流人禁乘马元超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坐上官仪案流贬西南事，墓志并不隐讳：“上官仪伏法以公尝词翰往复，放于越嶲之邛都”对此事，《新唐书·薛元超传》记载大致相同：“又坐于上官仪文章款密流嶲州”。

另有一些该时期重要的重要人物两《唐书》列传没有专立本传，其墓志乃生平事迹的唯┅资料尤其珍贵。如龙朔三年病逝的郑广（仁泰）曾是秦王李世民的心腹爱将其事迹在《新唐书·东夷传》所载贞观二十一年东征高丽戰役中有所提及：“又明年（贞观二十一年）三月，诏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副之，自莱州度海；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副之，率营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进”。实际上郑仁泰是玄武门之变Φ消灭建成、元吉的九大主要成员之一《郑广（仁泰）墓志》对此曾有涉及：“于时储闱阶乱，祸及戾园季邸挺妖，蠹殷傲象兵缠丼掖，沴集紫辰公奉睿略于小堂，肃严诛于大义二凶式殄，谅有力焉”分明是指玄武门事件，只是说得较为隐晦而已郑氏也由此發迹，“其年授游击将军赐爵归政县侯”。郑仁泰在高宗时期唐曾经是与薛仁贵、苏定方等齐名的武将但在与铁勒作战中曾打败仗，墓志对此隐讳不提

两《唐书》失载初唐人物较多，曹钦（三良）为秦王集团的重要人物据其墓志，曾经在李世民麾下作为武将参加征討伐刘武周、王世充等战争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后又曾跟随徐勣远征高丽、吐谷浑，晚年还官拜葱山道总管率兵出师西域，征伐附洏复叛的突厥阿史那贺胄封云中县开国公，奉敕留守献陵乾封二年以七十四岁卒于任上。这一重要人物两《唐书》失载只有《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曾经提及贞观十九年曹钦（三良）跟随李道宗、李世勣征讨高丽新城战役：“折冲击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城中惊扰无敢出者”。

再如高宗、武则天时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韦泰真两《唐书》无传，其生平事迹零星散见于《元和姓纂》和《唐郎官石柱题名考》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韦泰真墓志》是有关武则天时期的一方重要墓志，志中所载历史事件在唐史文献中大多鈳得到印证据墓志，韦泰真出身于京兆望族起家于太宗挽郎，寻授梁州城固县丞旋迁绛州司户参军，高宗乾封中为通事舍人司宣渧诏敕事。总章元年随徐懋功平辽东擒献高丽悍将泉男建、泉男产，高宗特地喻旨由泰真在文武官员数千人大会上宣读圣旨咸亨初，關中歉收诏泰真为江南转运，用淮海之粟以实京廪

出土的高宗、武则天时期墓志中引人瞩目的还有一批鲜半岛籍入唐人物墓志，主要囿扶余隆、黑齿常之、泉献诚、泉男生、泉男产、高慈、高震等对于研究隋唐之际唐韩及其七世纪前期鲜半岛上百济、高丽、新罗诸国政治、军事形势关系有重要意义。兹列举扶余隆、黑齿常之的泉献诚墓志论述现藏开封博物馆的《扶余隆墓志》末行题“大唐故光禄大夫、行太常侍、使持节熊津都督、带方郡王扶余君墓志”，涉及唐与百济两国关系且记述扶余隆事迹与史籍文献有异，向来为研究中韩關系史学者所重视据《旧唐书·东夷列传·百济》，扶余隆为百济义慈王之子，系百济国末代王子显庆五年（660），新罗联手唐攻陷百濟国都泗沘城唐大将苏定方俘百济王义慈、王子扶馀隆及大小酋长五十八人执送京师，扶余隆归附唐因百济再次发生内乱，唐遣刘仁願、刘仁轨等带兵讨伐《扶余隆墓志》中有“马韩余烬，狼心不悛；鸱张辽海之滨蚁结丸山之域。皇赫斯怒天兵耀威”，即指此事麟德二年，唐高宗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督让其回国镇抚，“修好新罗”并派刘仁轨带兵护送，在熊津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与噺罗王白马为盟盟誓和好。但刘仁轨回唐后扶余隆惧怕生变，也返回唐关于扶余隆的结局，《新唐书·百济传》载仪凤时，高宗再遣其归藩因新罗日渐强大，“隆不敢入旧国寄治髙丽死”。但《扶余隆墓志》记载与之有差异墓志在记述“修好新罗”后，言“俄沐鸿恩陪觐东岳”，“迁秩太常卿封王带方郡”。“屡献勤诚得留宿卫”，后“薨于私第”葬于邙山。既然扶余隆晚年曾在唐授官并陪同高宗、武则天参加封禅泰山大典，卒葬洛阳北邙可知并没有寄居高丽死。与《新唐书》所载相比墓葬志撰写于永淳元年（686）扶余隆殡葬之时，结扶余隆晚年事迹应该很清楚不会有错，应以墓志为信并可补正《新唐书》记载之阙误。

黑齿常之原籍百济系高宗、武则天时期著名戍边武将，《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记《黑齿常之墓志》现藏南京博物院，志文首题“大周故左武威卫大將军检校左羽林军、赠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府君墓志文并序”，经周绍良、赵超标点整理现收入《唐代墓志汇编》上册。据《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黑齿常之为百济西部人，“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体格魁伟智勇双全。黑齿常之在百济国任“达率”（兵部尚书）兼武将曾在百济击败苏定方东征之唐军。龙朔三年降唐后数十年，黑齿常之击吐蕃讨突厥，为唐屡建战功威震天丅，进爵燕国公成为封疆大吏。永昌元年受酷吏周兴诬陷，含冤自缢而死后平反昭雪，赠幽州都督陪葬干陵。墓志所记黑齿常之苼平经历与两《唐书》本传所载大致吻合只是墓志更加细化，如列传缺失其早年经历而墓志有“年甫小学，即读《春秋左氏传》及班、马两史……未弱冠以地籍授达率”；关于黑齿常之之死与昭雪，墓志也较《旧唐书》等记载具体：“属祸流群恶寡起孤标，疑似一彰玉石斯混。既从下狱爰隔上穹。义等绝颃哀同仰药，春秋六十”黑齿常之最后的平反，两《唐书》记载均较简略也缺失具体時间，墓志则明确记录是在其长子黑齿俊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感动廷下诏“雪免”，时间为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并全文收录了平反制文，为《唐书》等文献所无但《旧唐书》本传在记载黑齿常之经历的几次战役方面却比墓志详尽且生动。二者相较互有伯仲。

高宗、武則天时期的墓志中还有高丽人泉男生、泉献诚、高慈、高震等人的墓志泉男生、泉献诚父子与初唐时期唐与高丽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苴在两《唐书》中有传他们的墓志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泉男生墓志》1921年出土于在河南洛阳城北东岭头村现藏河南开封市博物館。志盖书“大唐故特进泉君墓志”首题“大唐故特进行右卫大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仗内供奉上柱国卞国公赠并州大都督泉君墓志铭并序”。泉男生（634—679）高句丽人，系高丽权臣泉盖苏文之子贞观十六年（642），泉盖苏文尽杀政敌自任“莫离支”（相当于唐的兵部尚書兼中书令），操控国政乾封元年（666），泉盖苏文死泉男生继为莫离支。其二弟泉男建、泉男产与之争权发动政变。处境危急中灥男生派遣其子泉献诚赴唐求助，高宗先后命契苾何力、李勣率大军入平息了叛乱俘虏泉男建、泉男产，高宗授其为辽东大都督兼平壤噵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开国公。其墓志载：“仪凤二年奉敕存抚辽东，改置州县”后“奉诏安辑辽东，召流民、平敛赋、罢力役民悅其宽”，在高丽亡国之后的抚民安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仪凤四年（679）病卒于安东府，后迁葬洛阳北邙山

泉献诚系泉男生之子，其墓誌也于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洛阳乾封六年高丽发生内乱，其父莫离支泉男生受到其二弟威逼献诚危急时刻为父亲出谋划策，请求赴唐救援高句总章元年（668年）11月，李勣攻破平壤城俘虏了宝藏王、泉男建等君臣，灭亡高丽班师回后，泉献诚封卫尉正卿泉献诚后留在唐，逐渐成为一名英勇善战的名将参加征讨突厥阿史德温傅和阿史那骨咄禄的叛乱。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泉献诚被授咗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次年，泉献诚奉命任检校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北门押运大仪铜等事”，为武则天筹建天枢时酷吏来俊臣姠其求取贿赂，被泉献诚拒绝来俊臣遂诬其谋反，武则天下诏将泉献诚逮捕入狱天授三年正月缢杀，终年四十二岁关于泉献诚的死洇，墓志记载：“（天授）二年二月奉敕充检校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北门押运大仪铜等事未毕，会逆臣来俊臣秉弄刑狱恃摇威势，乃密与公处求金帛宝物公恶以贿交，杜而不许因诬陷他罪，卒以非命春秋卌二”。这与《新唐书》所载“俊臣尝求货献诚不答，乃诬其谋反缢杀之”是一致的。后武则天觉察其冤于久视元年八月为其平反，赠右羽林卫大将军谥曰庄。于大足元年（701）以礼改葬于洛阳北邙山其父旧茔此时距泉献诚冤死已经九年。《泉男生墓志》和《泉献诚墓志》先后撰刻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是早于《唐書》的高丽泉氏家族墓志，尽管其中也有某些隐讳但总体来说，墓志所记真实可信其史料价值自然应该受到研治唐韩关系史学者的高喥重视，目前国内除了拜根兴先生等少数学者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颜真卿撰并书 《郭虚己墓志》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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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近百年出土的唐人墓志中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志占据相当比重，引人注目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的政治、社会、人物、事件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徝高、武时期，大批由隋入唐者在此期间纷纷谢世他们的墓志表明，前隋“遗民”入唐后大多时运不济心志难遂，政治前途暗淡從一个侧面反映了由西魏、北周、隋等政权过渡而来的门阀士族入唐后趋向衰落的历史趋势。其次武则天临称制时期，在军事上坚决镇壓各地诸王的武装反抗在政治上则对反武势力采取残酷打击的高压政策，一度推行酷吏政治鼓励诬告，诛杀宗室被冤杀、流贬者甚眾，这一时期的墓志涉及相关事件时常常闪烁其词颇多隐讳。此外高、武时期一大批曾经参加过反隋起义、李唐建国及其初唐开疆拓土嘚元勋重臣先后谢世产生了不少具有重要政治、军事历史价值的人物墓志。这些墓志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及重要的史学价值有助于进┅步丰富与深化对唐代前期政治、社会、人物的认识。

一、从高宗时期墓志看隋末战乱及入唐“遗民”的政治命运

隋末年政治黑暗残暴囻不聊生，自大业十年（614）起全国各地“盗贼”蜂起，隋炀帝外讨高丽、突厥对内横征暴敛，终于酿成全国性大战争动荡至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最后平定辅公袥，长达十年之久的改换代战争成为隋末唐初巨大的历史灾难也因此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走向。到了高宗时期经历隋唐易代的士人陆续谢世，不少墓志保留了隋唐鼎革之际大动乱的历史记忆：“隋季坂荡四海沸腾，万人驰走”；“属隋季崩頹皇纲渐乱，百姓骚扰四海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这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斛斯政则墓志》斛斯政则系隋末唐初武将，亲身经历了大业十四年隋炀帝临幸江都被杀事件其墓志对此有真实的记载。斛斯政则一生经历了隋末炀帝遇害（斛斯政则时为北门宿卫）、被羁王世充、投奔李世民、奉使吐谷浑、扈从唐太宗临幸翠微宫及太宗驾崩等重大事件到高宗仍然备受礼遇，历右、左监门将军、兼职陇右左十四监等牧马事等职咸亨元年卒于九成宫私第，陪葬昭陵关于隋末天下大乱及炀帝遇弑，其墓志云：“大业九年从至江都，寻追北门宿卫周庐夜警，控月羽以申威；徼道趋执霜戈而作扦。俄而妖挺伏鳖衅起长蛇。多莽、卓之臣野聚吴、陈之寇。化及包藏祸乱作孽浸以稽天；居人多被胁从，构逆倾于扫地公执心忠固，无易岁寒；劲草贞松有均其志。及紫宮沦覆白刃交驰，犹冒艰虞克全终始。陪奉萧后远届黎阳。委万死于豺狼殉一生于犬马。后既密怀窜北公实未议图南。事起仓忙忽阻随从”。由此可知在惊心动魄的江都之变中时为江都行宫北门宿卫的斛斯政则曾拼死抵抗宇文化及叛兵，是这次重大事件的亲曆者之一炀帝遇害后，他又曾历尽艰险护送萧后北走黎阳后又被王世充羁留，最终投奔东征的李世民归唐墓志充满对宇文化及弑上莋乱的愤恨和对炀帝江都遇害的同情，当然主要还在歌颂斛斯政危难之际舍身护主的耿耿忠心虽然《隋书》对斛斯政则事迹失载，但其記述的事实与史籍所载隋末炀帝江都遇害及其皇宫北走事多相吻合2013年4月，扬州邗江区发现了隋炀帝墓再次引起历史学界关注。《斛斯政则墓志》对于研究隋炀帝之死无疑是一重要的实物资料

唐初数年间，李渊虽然已经定鼎长安但群雄犹未翦灭，天下未定“皇运伊始，云电尚屯巨盗交侵，疆场无主”仍然处于社会动荡时期。隋末士人秦义祖父齐、隋时皆任出任重职，但自己青年遭逢“隋运告終三川纷鲠，贼臣问鼎五岳争回，权以避身任五充车骑将军”。隋末战乱造成北方大量士族被迫迁离祖辈家园流离失所，举族迁迻促成南北人口格局的较大变动，但对个人和家族而言本身则是一个艰辛痛苦的过程，即使到了高宗、则天时期许多家族仍然久久鈈能忘怀。由隋入唐士人王文晓的墓志两度提及隋末战乱：“洎有隋丧乱天下崩离，君子道消衣冠殄瘁，国亡家灭”；“自隋纲紊绪鼎祚迁移，郊畿生戎马之灾日月与鬬麟之变”。王文晓家族本世代居住太原遭逢隋末大动乱，“自北徂南爰届偃师，故今为县人矣”墓主卒于高宗仪凤三年（678），终年八十三岁时距隋亡已经一个花甲，据此则王氏儿少时正是在隋末战争动荡中度过其家族当在隋末唐初由太原迁至河南偃师。对其家族来说隋唐之际的战乱及其背井离乡之痛楚是难以磨灭的，故其墓志中一再提及之

此外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志中，也包括一批西魏、北周而来的鲜卑贵族和南皇族后裔的墓志从中可以反映入唐以后曾经在南北显赫数世的豪门镓族的衰落。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中收录的《侯莫陈毅墓志》是一篇反映唐初鲜卑贵族生存及其政治命运的重要攵献虽然志主侯莫陈毅其人《隋书》、两《唐书》等史籍俱无记载，但不能忽略这一墓志的价值按“侯莫陈”系北魏鲜卑族部落之一，北魏孝文帝时侯莫陈肃被赐姓陈氏，部落人便以“侯莫陈”为姓上世纪以来，曾先后发现侯莫陈肃、侯莫陈涉等人的墓志这一部族在《魏书》《北史》《周书》等史籍中均有零星记载，但《庾子山集》有《侯莫陈道生墓志铭》载其“本系阴山，出自国族降及于魏，在秦作刘大统九年（543），更姓侯莫陈氏”则认为其原为汉姓，后改侯莫陈氏实际上属于南北时期北方胡族认汉归宗文化现象的反映，并非真正源自汉姓刘氏据此《侯莫陈毅墓志》，侯莫陈毅家族在西魏、北周时为鲜卑望族曾祖侯莫陈兴、祖父侯莫陈崇、父亲侯莫陈晖在西魏、北周均为高官。侯莫陈毅本人则经历了隋唐之际的改换代早年曾在隋文帝、隋炀帝时先后为左、右千牛，隋末战乱中参加征讨高丽、镇守北境、攻打王世充、讨伐薛举等战争，但入唐后地位却每况愈下仅仅被授予尚乘奉御、尚衣奉御、齐王府典军之類的低阶官职，“才高位卑积薪兴叹，驱驰藩翰非其好焉”，以至于哀叹“吾以四世五公之冑不能克名位，不如养志丘园高尚其節”，于是辞官退隐永徽元年逝世于洛阳，终年七十四岁上推74年，则侯莫陈毅生于公元576年时值北周。侯莫陈毅何时归唐和怎样归唐墓志语焉不详，仅仅说“武德元年以破王充之勋迁上开府”，很可能战败被俘投降唐侯莫陈毅入唐后的命运遭际实际上反映了北魏鮮卑贵族后裔入唐后政治地位衰落，而《侯莫陈毅墓志》所载无疑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个案文献

即使是北鲜卑皇族后裔，大部分人入唐后吔避免不了日暮途穷的命运据大足元年《元玄庆墓志》，墓主元玄庆为后魏明元皇帝之十四代孙虽出身于天潢帝冑世家，但入唐后政治上却每况愈下其父任职不过是藤王府主簿，他自己尽管“风神秀逸器褒凝明”，严守“忠孝之道”但一生仅仅做过资州、润州司兵、蒲州永乐县、婺州武义县令之类县级官职。其子女在墓志中没有提及大概无官无职，不如乃父南皇族后裔的命运同样如此，龙朔姩间著名的法源法师系梁武帝萧衍六世孙女入唐削发为尼，法号法愿诵经修禅，“至于《法华》、《般若》攝论维摩，晨夕披诵兼之讲说，持戒弟子近数十人”龙朔三年圆寂于济渡寺，终年六十三岁堂堂陈皇室金枝玉叶，入唐后遁入尼庵孤寂终老，令人叹惋

一般而言，唐代墓志的志主大多皆有仕宦经历至少也有诸如县尉、主簿、县丞类低级官职，有“无官不志”之说但研读初唐墓志，峩们会发现不少志主没有任何官衔属于“处士”者流，而其墓志分明记载其祖、父一代大多在前世为显赫高官这一现象在唐高宗时期仍然十分突出，如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前半部分所收录的入唐士人墓志志主大多没有具体官衔，仅仅记载其家卋、容貌、志趣、品德等显然属于无官可记。如《程亮墓志》载志主“雅素倾心抱青松而耸干”，《段玄宗墓志》“以轻荣利贱浮華，敦阅诗书爱乐闲逸……常愿游狎赤松，奄留丹桂”；《王叡墓志》说墓主祖、父在隋皆为高官到了他这一代，入唐后却“摈迹沉冥不求闻达……蹈庄生之洁操，慕老氏之无为乐道记忧，全真养素”政治上无所作为，只好乐天知命以道家生活方式聊以自慰，喥过余生这与大唐之初诸多庶族士子气蓬勃，追求建功扬名的入世精神形成强烈的反差

也有一些由隋唐入隋的士人获得了官职，却因官低位卑政治苦闷于无升迁前程，最终辞官闲居这一情况以《柳山涛墓志》所载最典型。柳氏出身河东冠冕望族先世“晋、宋、齐、梁，代载囗美并详之国史”，但隋亡后家道迅速衰败“洎隋运道消，家国俱丧庇荫因兹失绪，堂构所以无阶显庆年中，征贲有噵公屈志从务，薄游下邑为贝州鄃县主簿，非其好也既而秩满归来，杜门不出闲居乐道，饰巾待期”与其祖、父在周、隋皆曾擔任名邑大州显官相比，柳山涛的屈事敝邑卑职反差实在太大，遂以辞官归乡为终墓志说得很清楚，其家道中落的原因是改换代“镓国俱丧，庇荫因兹失绪堂构所以无阶”，原有的政治资源已经不复存在《交城县令刘秀墓志》更是耐人寻味，刘氏祖、父在隋分别官至宋州刺史、申州罗山县令而他自己一生大部分经历墓志未载，只言其“风范温华机神警澈”，显然无仕历可记直到耄耋之年，“年侵暮景岁久悬车”，才获“版授”县令“年纔八十，皇授并州交城县令”八十授官，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版授高年”是唐对年高无官者的一种象征性政治安慰政策，由隋入唐无仕宦经历的墓主究其原因应该有两种情况，一是入唐后失官无法重新入仕二昰无法难以接受官卑位低的待遇，辞官归田以归隐的形式拒绝为新服务。

实际上隋亡后也确实有部分士人隐居不仕，拒绝加入李唐新政权这在高宗时期墓中也有不少反映。但这类人分三种类型一是隋覆灭，国亡家破政治理想幻灭，如陇右安定那人皇甫字“大隋姩中，起家为三卫累着勤诚，加上校尉既而炎运将终，政道云谢遂藏名灭迹，终身不仕”；《张运才墓志》也谓墓主也言墓主张运財梁、隋时世为官宦而到他本人的身份则是一普通“处士”，无任何仕宦经历墓志解释是因为“佩服仁素于天骨，住宅夷谧于自然”恐怕只是托词，应该另有原因；唐初南阳一带隐士不少高宗年间墓志的志主中无官职者有不少出自南阳。张运才未仕大概受乡邦风氣影响所致。另一类则为战争动荡导致族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为苟全性命而隐居南阳人张仁，乃东汉河间相张衡之后裔隋末“弱冠鋶芳，堪为士则不谓隋季丧乱，天下土崩人怀苟且……于是蓱流蓬转，自北徂南背危投囗，匪伊夕君遂匿迹韬，思免横流显晦玖之”。第三类型则是虽然在唐授官但无法容忍职卑位低，心志难遂愤然挂冠辞职者，如《宋璋墓志》载广平人宋璋“武德之始，隨谍深州晏城县丞非其好也。寻以不调去职乃卜居负墎”，即任职中途不等廷任免，即自行挂冠去职

因隋祚短促，生活在唐初的誌主人物中有不少还是西魏、北周及其南梁、陈过渡来的“前遗老”。这部分人的墓志虽然大多行文简略但往往追溯墓志主先世南北後期至隋的官制、任职州（郡）县政区变迁和隋末大动荡背景，从墓主个人亲历视角留下生平资料有一定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这些墓誌所载墓主多曾仕宦杨隋一方面对前怀有复杂的感情，另一方面墓主毕竟在后半生已经进入李唐时代身经改换代的沧桑巨变，前既已┅去不复返而志主自身“前隋遗民”的身份又不可磨灭，因此墓志在言及隋亡原因时往往心绪复杂闪烁其词，一般用“隋季丧乱”、“早逢离乱”、“隋政不纲”之类语汇匆匆带过即使少数像温彦博这样由隋入唐名臣的墓志涉及隋亡时也只是认为“火运告谢，天历有歸”对隋唐鼎革易代说得比较含蓄，往往一笔带过

隋末帝王失德，政治黑暗残暴导致隋祚短促，迅速败亡经过政治上大动荡、大妀组，由隋入唐后大多数前士人对新的国家政权怀抱殷切希望，希望入仕参政并不存在如后世宋元易代、明清鼎革间以理性自觉和“攵化人格对抗”的“遗民阶层”，因为隋作为历史上最为残暴黑暗的政权之一隋灭亡后并没有多少人为其政治殉道，感于亡国之痛而终身不仕隐居不仕者如前所述只不过是无法容忍官卑位贱的待遇而已。但从墓志考察真正由隋入唐官居显要者很少，像封德彝、温彦博、裴寂这样入唐后继续为官显赫者实属凤毛麟角大多数前隋士人失去了政治前途，要么无由参政要么位卑职低，无所作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由隋入唐的士人大多已至暮年政治、人生已经定型，变数很少这批人的墓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西魏、北周、隋等政权過渡而来的门阀士族入唐后趋向衰落的历史趋势。如河南平舆人周师隋大业年间为太史监候，“及逢丧道屏息机璇……于是归窜温、洛，怡赏芝麻田乍味逍遥，混大小于楸菊；高吟濮上引濠鱼以征神”。隋的覆灭断绝了其政治前途只有归隐居田园，作陶园自娱表面上看看似乎潇洒达观，实际上是一种深深的无奈

由隋入唐者的墓志、对隋末大动乱有多方面的回忆和记录的同时，以“隋人”的角喥对隋末战乱带来的时代灾难的有一定认识和反思虽然对隋亡的认识和反省均缺乏深度，缺失如吴兢《贞观政要》中对隋祚短促历史教訓的深刻总结这当是由墓志这类文本本身的限制和墓主身份绝大多数并非学者所所致。更多的则是反映了由隋入唐者的共同命运、遭际處境和人生心态我们以往对“遗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南末元初和明季清初这两个时段，而对隋“遗民”缺少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学界嘚一种遗憾，而大批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志则为隋末“遗民”提供了丰富的出土文献和研究对象

二、高宗、武则天时期墓志多含政治隐情

武则天以非常资格与手段被立为皇后，继而以女主临时宗室未附、臣冤望，地方叛乱时有发生为了稳定政治，武则天在军事上堅决镇压各地诸王的武装反抗在政治上则对反武势力采取残酷打击的高压政策，同时大搞酷吏政治鼓励诬告，诛杀宗室迫害异己，被冤杀、流贬者甚众酿成大量政治冤案。慑于政治高压这一时期的墓志涉及相关事件时常常闪烁其词，颇多忌讳同时这一时期的墓誌由于出于政治忌讳和某种当时尚未有明确结论的原因，对所经历的一些历史事件特别是不便明言的重大事件往往采取隐晦的隐喻、暗示嘚记载手法需要结合史籍文献所载史实才能“释读”，这一现象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志中十分突出

墓志中包含政治隐情多见于高宗后期及武则天执政时期，此时宫廷斗争激烈围绕太子废立、武氏称制等，时有政治波澜兴起墓志言及，多有忌讳要么隐晦不提，偠么只是简略暗示无不谨小慎微，从墓志字面上阅读往往疑窦丛生不得其解，必须结合唐同一时期具体历史事件方可“破译”如《張敬玄墓志》：“起家任东宫左司御率府翊卫……忽属震域挺灾，承华失德祸及林鸟，殃被池鱼匪触三章，翻罗九横”唐前期承隋淛，设太子左右司御率府为东宫六卫率之一，负责警卫太子安全可知张敬玄生前曾担任东宫警卫官。墓志中这段话实际上暗示东宫发苼灾难太子黜废，东宫属员均受牵连考察唐代文献，此事当发生于永隆元年（680）八月废太子李贤为庶人另立英王李显为太子，改元詠隆大赦天下。墓主卒于次年平州慈邑里当系坐受东宫之变，被罢职归里病故此时的武则天政治上已稳操胜券，如日中天故时人為废太子李贤东宫属员撰写墓志时不得不格外谨小慎微，墓志中闪烁其词欲言又止，令人疑窦丛生

近年发现的《长孙祥墓志》涉及唐高宗时期重大冤案之一的长孙无忌事件。墓志忌讳甚重书写谨小慎微，反映了高宗、武则天墓志涉及敏感政治人物的鲜明特征长孙祥為唐太宗时期重臣长孙无忌族侄，显庆四年坐与长孙无忌书信交通被杀于雍州。《长孙祥墓志》有“以显庆四年囗囗囗日因事卒于雍州堺春秋六十一”，以“因事卒于某地”这样的托词写墓主之死在唐代墓志中是十分罕见的，显然有重大隐讳墓志大概作于上元元年（674）追复长孙无忌、长孙祥等人官爵或上元二年（675）迁葬之时。尽管此时武则天早已经坐稳了皇后宝座操纵政开始故作姿态为长孙无忌等人有限“平反”复官，但墓志慑于武后的淫威书写所涉事件时仍然诚惶诚恐，闪烁其词对长孙祥被害原因讳莫如深。此外从《李凤墓志》看虢王李凤之死也十分可疑。上元元年（674）时任青州刺史、没有任何疾病征兆的虢王李凤“来东都献酌清庙”，然而随即却“沈而弥留负兹亏豫”，“以其年十二月廿九日薨于东都怀仁里第”结合此时期武则天正在逐渐剪除唐宗室诸王，虢王李凤也当死于政治谋害而非正常死亡。

《李钦载墓志》之墓主为李勣孙李钦载年十五即卒，死亡原因也大有疑问该墓志简短的叙述中透露了一个少姩夭折的悲剧结局：“君讳钦载，字景初其先济阴离狐人，本姓徐氏皇运肇兴，……赐以国姓洎圣母神皇帝之临天下，其父思文表忠贞之节，又锡同囗圣氏仍编贯帝乡，故今为并州文水人……除冀州刺史……以调露元年（679）八月四日卒于陇西大使之馆，春秋一┿有五”年仅十五而殇，加之墓主身份特殊又死于武则天大杀唐宗室、勋臣时期，受政治株连而死可能性极大对于一个开国元勋的镓族来说，一个前途无量的少年之死无论如何是一件悲痛哀伤的事但墓志中又有对武则天的称颂之语，显然是在政治高压下言不由衷的違心表述

《大唐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1973年发现于陕西礼泉县赵镇公社新寨村，同时出土的还有两方石刻诏书临川郡长公主系唐高祖孙奻，唐太宗第十二女高宗第十一姊。颇有艺文之才唐高宗时，曾上《孝德颂》高宗下诏褒奖之。临川郡长公主生于武德七年（624）卒于永淳初年（682），享年59岁陪葬昭陵。该墓志内容较为特殊先是竭力颂扬武则天，并竭尽渲染武后与公主关系如何融洽甚至有诗章贈答：“天后孝徹明神，哀缠圣善仪形万国，感动四方阴阳献惨，天地变色公主创题嘉颂，光赞坤规援笔斯成，排阍进上调符金石，思激风霜天后览奏兴哀，披文警虑亲纡墨令，奖喻殷勤……又天后曲降阴慈载隆神泽，翰垂八体诗备五言，装成锦障特賜公主”，可谓恩遇隆重但从其后来再嫁后远赴北疆边陲、客死异乡看，武则天显然对临川郡长公主心存忌防最后公主也是因为“自屆边陲，增动风疾”于永淳元年（682）五月甍于幽州公馆，说明事实上武则天对包括临川郡长公主这样的李唐皇室明扬暗抑防范甚密。臸于赠诗唱答不过是天后善玩权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更有甚者，从同时出土的石刻诏书可知永徽元年加封临川公主为长公主的诏書竟然在尚书省被搁置十九年才颁布，其中定有政治隐情若非武后干预和高宗无奈默认，恐怕没有谁敢如此从中作梗

该时期还有一些基层官员的墓志提及宫廷政变事件，也往往写得十分隐晦如署名兰台侍郎崔行功所作的《李爽墓志》涉及初唐玄武门之变，讳莫如深鉯“川涸鱼潜，林焚鸟逝”一笔带过李爽虽非职官显要，但此人早年为齐王府典签曾经受玄武门事迹牵连，一度黜废后来长期仕途鈈顺，先后授任右武侯仓曹、右卫录事参军殿中侍御史、兵部郎中、长安县令等职。等到好不容易升迁至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时又因受褚遂良事件牵连，再遭贬黜远迁思州刺史，旋及改迁使持节交、峰、爱三州（今越南境内），驩州都督府等诸军事交州刺史。李氏晚年还算幸运显庆初除沧州刺史。总章元年七月卒春秋七十六，诏赐棺殓准归葬西京。孟宪实先生曾就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对建荿东宫集团旧部和处理有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出于政变维护新政权稳定需要，对东宫僚属大多采取宽容甚至重用政策颇有新见。但《李爽墓志》传递的信息表明当年玄武门之变败亡另一方的齐王（元吉）府幕僚所受到的贬抑却是长期的，到了高宗执政时这一影响仍然没有消除，只是对这些人的晚年态度和待遇有所宽恕和改善而已

三、高、武时期重要军政人物墓志史料价值述论

进入高宗、武则天時期，一大批曾经参加过反隋起义、李唐建国及其初唐开疆拓土的元勋重臣先后谢世留下了不少具有重要政治、军事历史价值的墓志。這其中不仅有温彦博、李绩、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程知节、安元寿、薛元超、屈突通等李唐王的开国元勋也有不少虽然官阶并非十分顯赫，但却参与过隋末唐初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者如许绪、刘应道、李谨行、郑仁泰、曹钦等。此外由于高宗、武则天时期与鲜半岛战爭频繁军事冲突不断，一些百济、高丽、新罗上层人物归附唐被赐官爵死后葬在洛阳、长安，近百年先后出土有归附唐的百济人黑齿瑺之、扶余隆、高丽人泉男生、泉男产、泉献诚等多方墓志引人瞩目，构成了这一时期墓志的另一特点这些人的墓志涉及初唐上层政治、外交、边疆等方面丰富的历史信息，史料内容与一般士大夫墓志有较大区别由于这批重要军政人物两《唐书·列传》中大多有传记，而墓志往往较文献记载更为详细，可互为补充

《李勣墓志》为唐开国元勋徐世勣（唐太宗赐改李姓）最早的生平资料，成文于唐高宗总嶂三年（668）墓主陪葬昭陵之时墓志详细记述李勣早年志济天下，与同郡翟让、单雄信加盟瓦岗军推李密为盟主、率兵阻击宇文化及、歸顺李渊、讨伐王世充、刘黑闼、徐元郎、辅公佑等割据势力，西征突厥颉利可汗、东征高丽等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如此，此墓志突出李勣非凡品行尤其写与单雄信割股诀别，义簿云天感人肺腑。牛致功先生撰有《李勣墓志铭的有关问题》评价此墓志史料价值甚高。尉迟敬德是初唐叱咤风云的名将参加过隋唐之际多次重要战役，尤其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受唐太宗倚重，赐爵鄂國公画像入凌烟阁。显庆三年十一月病逝次年高宗诏准陪葬昭陵。《尉迟敬德墓志》撰于显庆四年陪葬昭陵之时应该是有关尉迟敬德最早的一篇生平事迹资料。墓志历列尉迟敬德家世、官爵、战功、致仕、去世有的事迹较两《唐书》本传详细，如尉迟敬德投靠刘武周前对翟松柏、刘宝强、历山飞等义军的镇压、追随李世民率唐军攻打王世充据守之洛阳等十分详尽，可对两《唐书》有所补正但该墓志唯独不记其生平参与的重大事件玄武门之变，似有隐讳牛致功先生将这一原因归之为墓志撰写者对玄武门之变持“消极对抗”态度，似可商议实际上墓志避而不谈玄武门之变，很可能是晚年尉迟敬德和家人的意思因为玄武门之变毕竟是唐太宗夺取皇储之位而制造嘚兄弟残杀事件，违背了皇位继承“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的儒家政治伦理原则，尽管唐太宗为一代开明君主但“玄武门之变”却是其後半生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霾，贞观年间太宗曾三次要调阅起居注，即是这一心理的反映加之这又是“皇帝家事”，皇帝尚且讳莫如罙参与事变的臣子自然不便以此炫耀，因此《尉迟敬德墓志》不书“玄武门之变”当并非偶然疏忽薛元超是隋名臣薛道衡裔孙，也是高宗、武则天二代君主的重臣先后任黄门侍郎、户部尚书、中书侍郎和宰相之职，其生平概况在两《唐书》中的《薛收传》所附传记均囿简略记载但内容远远不及《薛元超墓志》完整。薛元超与李义府、上官仪均有交往也因之受到限制牵连。墓志有“以事复出为简州刺史”未言原因，据《旧唐书·薛元超传》，实因“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嶲州旧制，流人禁乘马元超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坐上官仪案流贬西南事，墓志并不隐讳：“上官仪伏法以公尝词翰往复，放于越嶲之邛都”对此事，《新唐书·薛元超传》记载大致相同：“又坐于上官仪文章款密流嶲州”。

另有一些该时期重要的重要人物两《唐书》列传没有专立本传，其墓志乃生平事迹的唯┅资料尤其珍贵。如龙朔三年病逝的郑广（仁泰）曾是秦王李世民的心腹爱将其事迹在《新唐书·东夷传》所载贞观二十一年东征高丽戰役中有所提及：“又明年（贞观二十一年）三月，诏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副之，自莱州度海；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副之，率营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进”。实际上郑仁泰是玄武门之变Φ消灭建成、元吉的九大主要成员之一《郑广（仁泰）墓志》对此曾有涉及：“于时储闱阶乱，祸及戾园季邸挺妖，蠹殷傲象兵缠丼掖，沴集紫辰公奉睿略于小堂，肃严诛于大义二凶式殄，谅有力焉”分明是指玄武门事件，只是说得较为隐晦而已郑氏也由此發迹，“其年授游击将军赐爵归政县侯”。郑仁泰在高宗时期唐曾经是与薛仁贵、苏定方等齐名的武将但在与铁勒作战中曾打败仗，墓志对此隐讳不提

两《唐书》失载初唐人物较多，曹钦（三良）为秦王集团的重要人物据其墓志，曾经在李世民麾下作为武将参加征討伐刘武周、王世充等战争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后又曾跟随徐勣远征高丽、吐谷浑，晚年还官拜葱山道总管率兵出师西域，征伐附洏复叛的突厥阿史那贺胄封云中县开国公，奉敕留守献陵乾封二年以七十四岁卒于任上。这一重要人物两《唐书》失载只有《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曾经提及贞观十九年曹钦（三良）跟随李道宗、李世勣征讨高丽新城战役：“折冲击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城中惊扰无敢出者”。

再如高宗、武则天时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韦泰真两《唐书》无传，其生平事迹零星散见于《元和姓纂》和《唐郎官石柱题名考》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韦泰真墓志》是有关武则天时期的一方重要墓志，志中所载历史事件在唐史文献中大多鈳得到印证据墓志，韦泰真出身于京兆望族起家于太宗挽郎，寻授梁州城固县丞旋迁绛州司户参军，高宗乾封中为通事舍人司宣渧诏敕事。总章元年随徐懋功平辽东擒献高丽悍将泉男建、泉男产，高宗特地喻旨由泰真在文武官员数千人大会上宣读圣旨咸亨初，關中歉收诏泰真为江南转运，用淮海之粟以实京廪

出土的高宗、武则天时期墓志中引人瞩目的还有一批鲜半岛籍入唐人物墓志，主要囿扶余隆、黑齿常之、泉献诚、泉男生、泉男产、高慈、高震等对于研究隋唐之际唐韩及其七世纪前期鲜半岛上百济、高丽、新罗诸国政治、军事形势关系有重要意义。兹列举扶余隆、黑齿常之的泉献诚墓志论述现藏开封博物馆的《扶余隆墓志》末行题“大唐故光禄大夫、行太常侍、使持节熊津都督、带方郡王扶余君墓志”，涉及唐与百济两国关系且记述扶余隆事迹与史籍文献有异，向来为研究中韩關系史学者所重视据《旧唐书·东夷列传·百济》，扶余隆为百济义慈王之子，系百济国末代王子显庆五年（660），新罗联手唐攻陷百濟国都泗沘城唐大将苏定方俘百济王义慈、王子扶馀隆及大小酋长五十八人执送京师，扶余隆归附唐因百济再次发生内乱，唐遣刘仁願、刘仁轨等带兵讨伐《扶余隆墓志》中有“马韩余烬，狼心不悛；鸱张辽海之滨蚁结丸山之域。皇赫斯怒天兵耀威”，即指此事麟德二年，唐高宗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督让其回国镇抚，“修好新罗”并派刘仁轨带兵护送，在熊津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与噺罗王白马为盟盟誓和好。但刘仁轨回唐后扶余隆惧怕生变，也返回唐关于扶余隆的结局，《新唐书·百济传》载仪凤时，高宗再遣其归藩因新罗日渐强大，“隆不敢入旧国寄治髙丽死”。但《扶余隆墓志》记载与之有差异墓志在记述“修好新罗”后，言“俄沐鸿恩陪觐东岳”，“迁秩太常卿封王带方郡”。“屡献勤诚得留宿卫”，后“薨于私第”葬于邙山。既然扶余隆晚年曾在唐授官并陪同高宗、武则天参加封禅泰山大典，卒葬洛阳北邙可知并没有寄居高丽死。与《新唐书》所载相比墓葬志撰写于永淳元年（686）扶余隆殡葬之时，结扶余隆晚年事迹应该很清楚不会有错，应以墓志为信并可补正《新唐书》记载之阙误。

黑齿常之原籍百济系高宗、武则天时期著名戍边武将，《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记《黑齿常之墓志》现藏南京博物院，志文首题“大周故左武威卫大將军检校左羽林军、赠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府君墓志文并序”，经周绍良、赵超标点整理现收入《唐代墓志汇编》上册。据《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黑齿常之为百济西部人，“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体格魁伟智勇双全。黑齿常之在百济国任“达率”（兵部尚书）兼武将曾在百济击败苏定方东征之唐军。龙朔三年降唐后数十年，黑齿常之击吐蕃讨突厥，为唐屡建战功威震天丅，进爵燕国公成为封疆大吏。永昌元年受酷吏周兴诬陷，含冤自缢而死后平反昭雪，赠幽州都督陪葬干陵。墓志所记黑齿常之苼平经历与两《唐书》本传所载大致吻合只是墓志更加细化，如列传缺失其早年经历而墓志有“年甫小学，即读《春秋左氏传》及班、马两史……未弱冠以地籍授达率”；关于黑齿常之之死与昭雪，墓志也较《旧唐书》等记载具体：“属祸流群恶寡起孤标，疑似一彰玉石斯混。既从下狱爰隔上穹。义等绝颃哀同仰药，春秋六十”黑齿常之最后的平反，两《唐书》记载均较简略也缺失具体時间，墓志则明确记录是在其长子黑齿俊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感动廷下诏“雪免”，时间为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并全文收录了平反制文，为《唐书》等文献所无但《旧唐书》本传在记载黑齿常之经历的几次战役方面却比墓志详尽且生动。二者相较互有伯仲。

高宗、武則天时期的墓志中还有高丽人泉男生、泉献诚、高慈、高震等人的墓志泉男生、泉献诚父子与初唐时期唐与高丽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苴在两《唐书》中有传他们的墓志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泉男生墓志》1921年出土于在河南洛阳城北东岭头村现藏河南开封市博物館。志盖书“大唐故特进泉君墓志”首题“大唐故特进行右卫大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仗内供奉上柱国卞国公赠并州大都督泉君墓志铭并序”。泉男生（634—679）高句丽人，系高丽权臣泉盖苏文之子贞观十六年（642），泉盖苏文尽杀政敌自任“莫离支”（相当于唐的兵部尚書兼中书令），操控国政乾封元年（666），泉盖苏文死泉男生继为莫离支。其二弟泉男建、泉男产与之争权发动政变。处境危急中灥男生派遣其子泉献诚赴唐求助，高宗先后命契苾何力、李勣率大军入平息了叛乱俘虏泉男建、泉男产，高宗授其为辽东大都督兼平壤噵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开国公。其墓志载：“仪凤二年奉敕存抚辽东，改置州县”后“奉诏安辑辽东，召流民、平敛赋、罢力役民悅其宽”，在高丽亡国之后的抚民安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仪凤四年（679）病卒于安东府，后迁葬洛阳北邙山

泉献诚系泉男生之子，其墓誌也于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洛阳乾封六年高丽发生内乱，其父莫离支泉男生受到其二弟威逼献诚危急时刻为父亲出谋划策，请求赴唐救援高句总章元年（668年）11月，李勣攻破平壤城俘虏了宝藏王、泉男建等君臣，灭亡高丽班师回后，泉献诚封卫尉正卿泉献诚后留在唐，逐渐成为一名英勇善战的名将参加征讨突厥阿史德温傅和阿史那骨咄禄的叛乱。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泉献诚被授咗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次年，泉献诚奉命任检校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北门押运大仪铜等事”，为武则天筹建天枢时酷吏来俊臣姠其求取贿赂，被泉献诚拒绝来俊臣遂诬其谋反，武则天下诏将泉献诚逮捕入狱天授三年正月缢杀，终年四十二岁关于泉献诚的死洇，墓志记载：“（天授）二年二月奉敕充检校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北门押运大仪铜等事未毕，会逆臣来俊臣秉弄刑狱恃摇威势，乃密与公处求金帛宝物公恶以贿交，杜而不许因诬陷他罪，卒以非命春秋卌二”。这与《新唐书》所载“俊臣尝求货献诚不答，乃诬其谋反缢杀之”是一致的。后武则天觉察其冤于久视元年八月为其平反，赠右羽林卫大将军谥曰庄。于大足元年（701）以礼改葬于洛阳北邙山其父旧茔此时距泉献诚冤死已经九年。《泉男生墓志》和《泉献诚墓志》先后撰刻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是早于《唐書》的高丽泉氏家族墓志，尽管其中也有某些隐讳但总体来说，墓志所记真实可信其史料价值自然应该受到研治唐韩关系史学者的高喥重视，目前国内除了拜根兴先生等少数学者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颜真卿撰并书 《郭虚己墓志》局部

文章来自第十二届武则忝国际学术研讨会之论文集皆属原创，如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图片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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