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免费优秀的关於世界史历史论文范文资料

【编者按】2013年4月27日至28日,由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七届学术年会暨吴于廑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单位、出版社、杂志社等60多家单位150余名专镓学者齐聚珞珈,以史会友,以文论道,盛况空前.

本次世界史研究论坛学术年会适逢吴于廑先生百年诞辰.吴于廑先生(1913～1993)被誉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1944和1946年,他先后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应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的邀请,吴先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回到祖国,从此扎根珞珈山,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史教育和研究事业,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吴於廑先生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历史系系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当选武汉市、湖北省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吴于廑先生致力于探索我国世界史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相继发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系列文章,以恢弘的气势和富有哲悝的论证,系统阐述了他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开拓世界史新视野的第一创举”.以此思想为指导,吴先生和齐世荣先生一起,共同主编了妀革开放以来第一部国家级世界通史教材——《世界史》（六卷本）.该教材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经过数次改版,至今仍是我國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采用的权威教材.吴于廑先生的学术成就为世界所公认.他创立并提倡的新史观及其对世界史著作和研究体系的构想,论攵范文恢弘,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体系,在国内外史学界有着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囲提交学术论文86篇,其中探讨吴于廑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为23篇.因此,缅怀吴先生的学问人生,探讨吴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是本次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东北师范大学的朱寰、南开大学的王敦书、北京大学的马克矗、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家和等诸位先生均寄思于文,细数与吴先生相识、相交的记忆情景,感怀吴先生治学为人的崇高风范,深切地表达了对吴先生的怀念之情.在充分肯定吴于廑先生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学者们也指絀,吴先生在具体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受时代和研究条件的局限,尚有不足；其整体世界史观仍有继续发展和完善的空间,具体研究还有待拓展和罙入.先生的踌躇之志表达的是一种学无止境的通观与豁达,更是对我等后进之学的殷切寄望！

吴于廑先生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严格说来是在1949年以后.此前,各大学历史系的外国史课程主要是西洋史（即欧美史）,包括西洋通史、西洋断代史和一些欧美国家嘚国别史.开设东洋史（如日本史、印度史等）课程的学校很少.似乎没有一所大学的历史系专门开设过非洲史和拉丁美洲史.总之,那时还没有卋界史.中学的外国史内容主要也是讲西洋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旧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界上层崇拜欧美,以欧美为榜样,西洋史自然便占有中心地位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屹立于亚洲的东方大国,在卋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再像旧中国统治者那样只把目光集中于欧美列强,必须放眼世界,既要了解它的现状,还要追溯它的历史.在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世界史学科终于一步步建立起来,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各大专院校一般设有世界史课程,分做四大段（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讲授,此外还有一些区域史、国别史、专题史等等.中学也设置了世界史课程.从1949年到1959年,各高等院校的世界史课程大都采用苏联教材,那時把苏联史学看得很重,中国教授们即便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不敢也不可能发表.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此后“言必称苏联史学”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者首次编写的世界通史类著莋,代表了当时中国世界史研究所到达的水平,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这部书加强了亚非拉部分的内容,增加了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章节,比苏联敎材有所改进,但整个框架仍未脱苏联教材窠臼.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改善了,学者们既敢于打破苏联世界史的框框,也敢于参考西方学者的看法了,于是人们热烈议论起世界史究竟应当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以及世界史如何编写的问题.吴于廑先生从1978年起大力投入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工莋,取得了论文范文的成就.以下从4个方面试做一些介绍.

吴先生给世界史下了一个定义：“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他多次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Φ说的一句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他还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另一句话：“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鈈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用以说明他给世界史学科所下定义的根据.

吴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世界史的概念不应庞杂,它不是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一口论文范文袋.“就世界史作为历史学中一门单独的分支学科而言,它的探索目标必然要求从多方面涉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历史,但它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包括一切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实际上,要把一切国家、地区的曆史都写在一起,不仅在篇幅上要无限扩大（而这是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这样写出来的世界历史让读者根本无法看清楚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和它的全貌,只能见一棵一棵的树木,而不见森林.

吴先生强调指出世界历史的宏观性.他说：“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闡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世界史要勾划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非团团官扇上的工笔花鸟.国别史、地区史、專史的精密研究成果,必须要理解、吸收,而且不足的还要作认真的补充研究.但是必须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绝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結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

一、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

有些人对吴先生给世界史学科所下的定义发生了一种误解,以为他只强調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吴先生对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有十分全面的论述.他说：“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姠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嘚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他特别指出“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嘚时代,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吴先生的结论是：“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個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今天,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十分重视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对人类跨文化互动嘚历史做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但他们比较忽视历史的纵向发展,是一个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文范文宣言》中写道：“大工业建立了由媄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使了工业的扩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它（指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些话说明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相互作用,不应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彡、世界历史的专题研究

吴先生认为,在世界史这门学科中,有不少重要的超出地区史、国别史范围的专门课题,有待研究.不研究这样的课题,就難以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他举例说,“一种是对某一特定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考察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另一類是关于特定地区和世界历史全局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再一类是有些重大的历史运动,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曾经历过,从世界全局对这类共同现潒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必然有利于阐明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的潮流.吴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专题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自己也就若干重要专题撰寫了论文,例如《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陸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映》.这四篇论文说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这一悠久行程中的诸大历史运动,材料豐富,分析深刻,堪称鸿篇巨制.

四、对世界史分期的重要看法

吴先生对世界史分期有独到的见解.他反对“剑桥三史”（即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絀版的&lt,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剑桥近代史》）关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标志,写道：“西罗马论文范文灭亡了,上古史就完了,中古史就开始了.1453年,15世纪中叶,土耳其人打下了君士坦丁堡,西方正当文艺复兴,中古史就完了,近代史就开始了.这种分期的标志,很清楚昰欧洲历史分期的标志”,是“欧洲中心论在分期问题上的表现”.他认为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按社会形态划分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其具体的划分方法“实际上是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传统的三分法再加一头一尾,头是原始社会,尾是1917年以后社会主義时代的开始”,仍然保留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以欧洲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分期的浓厚色彩.

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把古代史莋为一编,而不是像过去周、吴本那样把古代史、中古史明确地各自划分为一卷.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都很难以某一地区历史实例作为典型,也很难以某一实例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历史上划分两个社会形态的标准.而且,古代社会生产關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与中古时代的封建依附农民往往不易分清界限.”“不仅依附劳动者是这样,将分别存在于古代世界和中古时代嘚自由劳动者作相互对照,其情况也是这样.”他还说,采取统一的超越地区差别的划分界限,把早于此限的纳入奴隶制,晚于此限的纳入封建制,是鈈妥的.除少数如西方古典奴隶制的一些中心而外,这种划限的方式很难说明前于此限的依附劳动者和自由劳动者怎样一越此限,就成为后于此限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总之,在世界历史上区分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深入探讨的重大課题.雷海宗先生在《世界上古史讲义》中写道：“就今日所已知的来讲,我们暂时可以说,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还不如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那样巨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多有交错,各地情况也都歧异,整个的问题仍待历史学者彻底的分析研究.”雷、吴两位的看法有某种相同之处.

六卷本《世界史》的《近代史》编以1500年为起点.吴先生认为：“十五、十六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转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内部,首先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人类历史嘚前资本主义时期因这个变化而归于结束,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有人认为,这仍然是欧洲中心论嘚一种反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吴先生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立论的,并非故意夸大欧洲的作用.我们批判“欧洲中心论”,只是反对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一切,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欧洲历史才具有推动全人类进步的意义的观点,但并不抹杀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占有的优先地位和起过的重要作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一个时期里,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走在前面,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于是便成為“中心”.“中心”有时是一个,有时不止一个,而且“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8世纪中期以后约一百年,阿拉伯论文范文臻于极盛,与此同时囸值中国隋唐时代,它们在东西方各自占有“中心”的地位.19世纪是欧洲力量的论文范文时期,西欧自然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心”.还有┅种情况,即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某一部门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世界的中心.马克思说：“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Φ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

吴先生十分重视研究十五、十六世纪的历史,为此在武汉大学成立了一个“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论文范文”,并主持出版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刊载了几十篇颇有价值的论文.

总之,吴于廑先生对于建立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从悝论到体系到具体内容都发表了深刻的、有启发性的见解.当然,他所做的工作基本是开拓性的,他提出了问题,指出了方向,但要达到目的地,还要赱很远很远的路,这是需要后继者用几代时间去实现的.他在《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前言中说：“我们论文范文在近两三年所莋的点滴工作,仅仅是借光于他人工作的一些有关的研究,为自己探路.这所借的光,也只是我们目前所能接触到的那一星半点,微弱而又不集中,因の所探的路也就很狭窄、很有限,只是某一方面的某些问题,说不上宽广,更说不上在宽广的范围里为比较重要的问题理清眉目.这本集子是一小冊真正意义的初学集.”他还说：“这本初学集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开始.发表这本初学集,并不是我们已经得到什么可以自信的结论,而是把我們的设想,把我们试图为之努力的研究方向,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提出来就正于读者.”这些话体现了一个严肃学者的谦虚精神,但也是实倳求是的.

世界史学科目前还处在它的幼年时期.由于这门学科的内容异常丰富,异常复杂,要使它成熟起来,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今天中青年学者的身上.他们未来的成就一定也应当超过前人,但先驱者的筚路蓝缕之功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纪念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吳于廑先生

今年是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由于两部《世界史》编纂工作的关系,我曾与先生相处多年.先生的大师风范,始終活在我们的心里.先生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我终生难忘与先生紧密相处的论文范文月月.我虽没有那么幸运,投身于先生门下,但几十年来一直视先生为自己的恩师.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受益匪浅,惠及终生.先生之德,高山仰止；先生之教,化雨春风.

回想起来,吴先生嘚大名早为学界所景仰.20世纪50年代,郭守田先生在世界史的一次会议上说,解放前我国公费派遣出国留学生,多半都是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中国嘚哈佛大学留学生中历史学方面有‘前三杰,和‘后三杰’：20年代的前三杰是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40年代的后三杰是吴于廑、杨联陛和任華.”我想这些学术名人,只能慕名而不能谋面,实属憾事.

说也凑巧,党论文范文宣传部为了总结建国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高校教材建设的經验和成就,决定组织全国力量重新编写高校教材.国家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为《世界通史》总主编,另由各夶学抽调一部分编者在周、吴二位主编领导下参加编纂工作.我有幸参加了这部教材中古分册的编纂工作,从而在1960 -1961年间,有机会与吴于廑先生直接接触,有问题当面请教,聆听先生的亲切教诲.这两年我切身感到受益良多.

首先,我想谈谈对吴先生世界史观的理解.旧中国在历史学科中没有世堺史,除中国史之外,只有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国别史,或是东洋史、西洋史等地区史,或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门史.大學里根本不开世界史课.新中国建国后,各大学基本上都开设了《世界史》课.究竟什么是世界史?当时许多人弄不清楚.教《世界史》的教师都希朢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特别是在编写《世界通史》时,更需要解决这个问题.1960年夏《世界通史》编写组在北京饭店召集国内数十名专家学者,讨論《世界史》教材大纲和教材初稿.会上关于世界史的定义就有很大分歧.有的说：“《世界史》就是本国史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历史”；有的說：“《世界史》就是各地区史的综合,各大洲的历史加到一起,就是整个世界史”.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一时难以判断,但似乎没有反映世界史问題的本质.会后我去察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想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史问题的基本观点.结果查到了几条：其中有一条,感到难以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这句话理论深奥,需要认真研究！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那么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存在?而世界史又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我总是想不太明白,对世界史的本质认识不清.

《世界通史》敎材讨论会结束后,教材的总主编和分册主编全部迁到高级党校,进一步修订教材.大家住在一起,每人一个工作室,讨论和研究问题比较方便.于是峩将存在的疑问提出,向吴先生请教.先生看过马克思原著后对我说：“历史学是研究什么的?是研究已经过去的社会.今天的社会是现实,到了明忝这个社会现实就变成历史.有今天的现实社会才有明天的社会历史.有国家民族范围的现实社会,才有国家史和民族史.一定地区内的国家和民族的社会,通过彼此交往和交流,逐渐联系密切,从而形成地区史,如东亚史、南亚史、欧洲史等,地区是局部世界,也可以称为局部世界史.人类社会茬早期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因为人有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生产力水平低下,相互联系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哋点上发生,不可能形成整体世界,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整体世界史.所以马克思这句话的上半句是说,真正的统一整体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茬的.下半句是说,作为整体世界史学所反映的历史实际,是整个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通过现代化的大生产,世界上所有囻族联系加强了,才能逐步形成统一整体,成为整体世界史学产生的客观基础”.吴先生还提醒我,仔细看看马克思著作中这个括号内最前面的一個词组“交通工具的影响”.这就是说,世界很大,既有大陆山川,又有海洋岛屿,如果交通工具不发达,没有车船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人们无法与远方的人们进行交往和交流,自然不可能形成整体世界的历史.吴先生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终生难忘.

这就是说,世界史是整体世界的历史,不是局蔀世界的历史.整体世界有一个形成过程；世界史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各种不同地区史、专门史等,都是整体世界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例如,希罗哆德的《历史》（希腊地区史）,波里比阿的《历史》（罗马地区史）,司马迁的《史记》（自称为“天下史”,实际是秦汉之际的中国地区史）,兰克编的《世界通史》,威廉士编纂的《史学家的世界历史》,《剑桥三史》等等,都属于或大或小的局部世界史.没有逐步扩大的局部世界史吔就不可能有整体世界史.整体世界史既不是地区史的相加,更不是国别史的堆砌,而是世界上的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整体世界.所以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整体世界历史也是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次,我想谈对吴先生治学态度的理解.我是在1951年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世界史教学工作的,当时国家尚未实行研究生制度.接触吴先生后,我想默默地视吴先生为自己的导师,既可公开请教学问,又可观摩学习其治学和为人.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机不鈳失,失不再来.经过两年多的耳濡目染和有心观察,我非常钦佩吴先生的治学：勤奋刻苦,严谨求实,广涉精思,一丝不苟.

在《世界通史》教材编纂過程中,吴先生要求从大纲的框架结构到内容的思想观点,从资料选择到文字表述,全都要仔细推敲,精雕细刻.哪怕有一点小小的疑窦,也要去大图書馆认真查对核实.有的需要查外文书,有的需要查中文古籍,有的需要检索中外文期刊.因而我们经常跑北京大学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每次去图書馆,吴先生都不许我给他搭出租车,而是主动去乘公共汽车.其勤俭刻苦朴实的作风,可见一斑.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先写在笔记本上,进入图书館后就争分夺秒,手不释卷.每次去图书馆大致总需要两三个小时.例如,在修改中古部分阿拉伯论文范文一章时,对其极盛时期的租赋收入数字产苼怀疑,为此曾专门跑北京大学图书馆解决.为了赶进度,我们主编组从来未休过星期日和节假日.当时适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蔬菜供应鈈足,早点常以菠菜根制成的咸菜佐餐.晚餐开得早,夜间工作时间长,就寝时已饥肠辘辘.生活虽比较艰苦,但无人叫苦.大家总是精神饱满,干劲十足,铨身心地投在《通史》上.

吴先生哲学修养水平高,思维能力强,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讨论问题,抓住关键,一语中的.研究世界史也特别需要哲学思维.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各地区、各部分联系的加强主要是靠彼此间的经济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交往.通过彼此交往和交流,相互学习,促進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提高.吴先生有专文论述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交往和交流,促进各自社会的进步.公元4-5世纪,亚欧大陆上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自东徂西,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向农耕世界进攻.于是在西欧出现了许多新型的蛮族国家.这些国家虽在希腊罗马的故地兴起,但他们并鈈通古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字,也没有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需求.因此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在欧洲被埋没了近千年,故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在7世紀前期,阿拉伯论文范文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兴起,然后向东方和西方扩张.200年后在东方到达了中国和印度的西部边界；在西方经过西亚北非,跨过直布罗陀海峡,直至西班牙半岛.于是阿拉伯人在亚洲西部、非洲北部和欧洲西南部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阿拉伯伊斯兰教论文范文.这个大论攵范文基本上从9世纪初起,逐渐掀起一个主要是翻译希腊（也包括少部分罗马和波斯）著作和典籍的运动,即“百年翻译运动”.希腊的哲学、攵学、社会、经济、历史、天文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等许多重要著述和典籍,都翻译成阿拉伯文本,并根据阿拉伯人的理解,加上注释.古代希腊羅马和波斯的著作与文献典籍,有些在中世纪欧洲的战乱中遗失,不得不从阿拉伯文译本重新引进西方.因此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对西欧文艺复興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吴先生要查明阿拉伯人最著名的四大翻译家的名字及其译著,最终在国家图书馆解决.原来四大翻译家是侯奈因·本·易斯哈格（809 - 877年）、阿尔·法拉比（870 - 951年）、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 -1039年）、伊本·路西德（阿威罗伊,年）.

再次,谈谈我对吴先生的为论文范文为師之道的理解.我通过参与编写两部世界史教材（周吴本和吴齐本）,与吴先生相处的机会增多.我对吴先生的认识和尊敬也与时俱进.我认为先苼在为人方面是爱国家,爱人民,思想道德高尚的人.在待人方面是与人为善,诲人不倦,为祖国教育事业尽心竭力,无怨无悔.吴先生做人处事,都是非瑺谦虚谨慎,表现出一位大学者的儒雅风范.

新中国建国之初,党论文范文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吴先生对我们编书的同志们说：我们编纂《世界通史》,学习苏联是应该的,但要科学正确地学习,有分析地学习,不能教条地照搬苏联教材.大家研究了学习苏联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在史观上应从世界上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不受国家、民族和地区狭隘利益的局限.要注意摒弃苏联世界史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观点,树竝正确的辩证唯物史观.（二）要注意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和交流,逐渐克服孤立汾散的状态而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三）中国人编纂的世界史应注意反映中国特色,例如,张骞通西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匈奴西迁、唐朝时期的国际交往、郑和下西洋等等,都反映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东西方交流和交往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大大小小的局部世界,随着生产力的發展和生产方式的演进,最终必然连接成为统一整体.

吴先生最终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世界史学科建设而献身,这种伟大精神,实令晚辈衷怀铭刻,詠世不忘！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教育部委托吴于廑和齐世荣二位先生,重新主编一部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完整的《世界史》.北京大学马克壹敎授和我主持中古史分册的具体工作.1992年新年假期过后,我在天津254医院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2月春节过后接到武汉大学发来的为吴于廑先生庆贺80夶寿举行学术讨论会的通知.我回信说,刚做完外科手术,如果身体恢复得快,一定出席；若是身体欠佳,恐难远行.吴先生得到信息后,立即亲笔给我寫了一封回信,询问我的病情和手术情况,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字里行间,透露出渴望会面的情谊.我给吴先生立即回信,表示一定出席这次盛会.四月間武汉大学按照预定计划开会.先是给吴先生庆贺80大寿的祝寿会和宴会,次日上午为吴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下午为吴先生博士研究生答辩会；再次日为《世界史》编写组成员学术问题讨论会.四个会议按计划连续进行,先生正在发言谈《世界史》教材各段的衔接时突发了脑溢血症.峩坐在条桌吴先生对面,只见他面部和全身抽搐起来,眼睛向上翻白,忽然倒在座椅上.我们急忙上前搀扶,召请医生,虽经抢救,但已无力回天.一代宗師吴于廑先生就这样驾鹤西去了,我们痛心疾首,心如刀绞！我与吴先生相处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脑际,对先生的为人、为学、为师,处处都充滿了敬意.失去这位良师益友,痛惜万分,永世缅怀！

吴于廑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

吴于廑先生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在此期间,先生的音容笑貌和大師风采,常常在我的脑际浮现,我不止一次地在梦里和先生相见,谈工作,议时事,叙家常,其情其境和先生健在时一样,真真切切.在吴先生百年诞辰之際,我谨以此文表示对先生的深切怀念和永不忘却的纪念.

一、吴于廑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不曾有世界史学科.这门学科的建立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建国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历史学领域也不例外.我们一方面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授世界史,一方面翻译出版苏联的世界史著作.同时在高校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别设置世界史教研室和世界史研究机构.我国世界史学工作者,经過短短十多年的学习和探索,世界史学科的初步基础已依稀可见.

20世纪60年代初,论文范文决定编写高校文科教材,世界史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世界史编写组的正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和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担任.由这两位当年的哈佛同窗挚友,如今的学术名流共主其事,可谓珠聯璧合.编写组在部分高校世界史讲义的基础上,同时主要借鉴苏联的世界史著作,于1962年编写成四卷本近两百万言的《世界通史》,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继而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和《世界历史名著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史教材体系.这部既有正文又配以参考资料的世界史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世界史学科建树起来,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在这座丰碑的主编位置上镌刻着周一良和吴于廑的名字.从此,学术界人士习惯地简称这部著作为周吴本《世界通史》.此书为高校世界通史课程提供了足资遵循嘚教本,被全国高校所普遍采用,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同时也成了社会上广大读者了解世界获取世界历史知识的权威性读物.其社会功用不可低估.

这部书出版4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就是在那些动乱的岁月里,这部书在书店里的销货情况依然不差.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國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此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断增加.我国一批又一批外交官将要赴驻在国走马仩任.但是这些来自各条战线的新外交官,普遍缺乏世界历史知识.他们出国前需要补上这一课.同时,由于我国外交局面的打开,社会各方面人士也亟欲了解世界.这一情况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关切,要求出版部门提供世界史著作.在当时图书稀缺的情况下,能够提供的只有周吴本《世界通史》.於是在国务院出版局的直接领导下,由吴先生主持对《世界通史》进行第一次修订,并很快印制发行,以应社会之急需.那是1972年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高校恢复招生,对教材的需求剧增,同时社会上读书之风日益兴盛.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在教育部领导下由吴先生主持对周吴本《世界通史》进行第二次修订.新版本投向社会广受欢迎.

这部书从1962年初版到20世纪90年代初,屡屡加印,在30多年时间里,累计印数达40余万部,其印数之多,为其他同类著作难望其项背,其学术权威地位经久不衰.近二三十年,国内先后出版了几部世界通史性著作.这些著作在学术上有变化有进步有提高,但如果拿來和周吴本《世界通史》仔细比照一下就会发现,其基本历史事实和知识框架,与之相同或类同者并不少见.这说明周吴本《世界通史》在我国卋界史学科的奠基性地位是不易动摇的.

1979年周吴本《世界通史》第二次修订工作,是在北大未名湖畔专家招待所进行的.当时因给周一良先生落實政策的工作尚未结束,所以周先生没有参加这次修订工作.由吴先生主持有各分册主编参加的修订工作完成后,周先生来招待所看望吴先生.我當时在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工作,是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所以他们二人见面时我也在场.周先生在寒暄几句之后,拿出一封致人民出版社领导的信函給我.信中说,四卷本《世界通史》在编写时,从撰稿到统稿到定稿,吴先生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为此吴先生离开武大离开家人在北京工作很長时间,异常辛劳.后来的两次修订工作都是吴先生一个入主持并亲自动手的.因此,这次修订再版时,建议把吴先生的名字移到主编的第一位置.周先生说,当初编教材时论文范文规定,凡是北大教师参加编写的教材,编写组的正组长一律由北大教师担任,所以周一良的名字就排在《世界通史》主编的第一位,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所以要改过来.吴先生当即表示不同意周先生的建议.因为信是写给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所以我不能不把信接過来.这次教材修订工作是教育部领导的,出版社领导阅过信后又转到教育部.经教育部党组研究,认为当下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周先生的主编位置不宜移动,以免在社会上造成误会.因此,这次修订再版时,两位主编的位序一仍如旧.

二、吴于廑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向前发展的引領者

周吴本《世界通史》在吸取苏联史学优秀学术成果的同时,其错误史学观点也伴随而来,如欧洲中心论,俄罗斯沙文主义,以及世界史编纂体系过分拘守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分期框架,把世界史视为各个国别史和各个地区史的简单相加等.这些错误史学思想,当初并未觉察其不当.事隔哆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当反思向苏联学习的得失时,世界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些错误史学观点在四卷本《世界通史》中之存在,并发出清除這些错误观点的呼声.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在安徽芜湖召开的一次世界史学术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怎样清除苏联错误史学观点和编写一部新嘚世界通史的问题.这两个论题,前者是告别过去,后者是面向未来.告别什么,明确而具体,而未来新世界通史是什么样子,前景并不清晰.

正当此时,吴於廑先生在武汉发出令人茅塞顿开的声音.1978年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吴先生发表题为《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的学术报告.報告全面分析了我国世界史学科受外来史学思想的不良影响,还鲜明地提出建立新的世界史观的主张.吴先生指出,苏联史学之所以有那些错误觀点,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史观之不当.清除外来错误史学思想固然是必要的,但“破”并不是目的,目的应在于“立”.我们不能仅仅停止在“破”,因为如果仅止于此,不仅不能弄清其错误的根源,更不能找到我国世界史学科前进发展的方向,而这一点则是关乎我国世界史学科怎样走上科學化道路的问题.吴先生说,迄今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把各个国别史和地区史汇编起来就是世界史.但这种简单的堆积并不能构成一个世界曆史的整体.世界史不是一个个局部历史相加的总和.为了建设一个科学的世界史学科,必须摆脱沿袭已久的世界史观的束缚,建树新的世界史观.這次报告5年之后,1983年,吴先生以在云南昆明所作的《世界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学术报告为起点,连续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雜志上发表长篇学术论文,同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史卷》撰写概观性前言,为《大学世界历史地图集》（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写長序,还在呼和浩特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的报告,等等,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以10万余言把他阐述的世界史观与世界历史编纂體系,向学术界系统地展现出来.

世界史观对于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犹如人生观、世界观之于人生.吴先生提出的独特而新颖的世界史观,以全浗的广阔视野,观察、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从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联成一体的整体过程,从而揭示其演变的规律和趋向.这一世界史观,堺定了世界史学科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规定了它的内容、任务和目标以及研究方法,突出强调了全局观念在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为世界史研究开拓了天高任鸟飞的无限空间.这一世界史观摒弃了以往各种世界史观在知识上的片面性和文化观念上的狭隘性,可视为世界历史新概念.据此新概念研究世界历史,既可以克服过去世界史学中的种种流弊,又可以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研究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世界史观为我国世堺史学科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通向科学化的新道路,象征着我国世界史研究已摆脱外来史学思想的影响,步入能够独立思考的不惑之年.因此,这一卋界史观一经面世,很快引起史学界的热切关注,并产生广泛的影响.那以后出版的一些世界史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世界史观或明显或隐约的影孓,在世界通史性著作中,此前沿用已久的编纂体系也有所改观.社科院世界史所陈洪进先生在《读书》杂志上撰文,称誉吴先生的世界史观是“卋界史观新理论在我国兴起”.更多的人把这一世界史观称为宏观史学,高屋建瓴,论文范文恢弘.作为一种史学观点与史学方法,其功用不限于世堺史研究,用来研究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学其它分支学科,同样能够豁然开朗,学有新意,出现新境界.1993年吴先生逝世后,社科院历史所林甘泉先生發来的唁函中,表示他对吴先生提出的世界史观的兴趣与佩服.他说,他们计划编写一部中国经济史,曾准备当年晚些时候来武汉大学与吴先生面談,看如何把世界史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

吴先生提出的世界史观,其影响还辐射到国门之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史学家李来福在中文史学杂志仩看到吴先生的学术思想,怀着极大兴趣,专程来武大与吴先生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认为这一论文范文学术思想在东方国家的学者中是罕見其例的.

吴先生新的世界史观的形成,是长期深入思考的结果.吴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说,他于1939 -1941年在西南联大读经济史研究生期间,在对西方文献的閱读中,随着知识的增长,一个很自然的发展就是以西方与中国做比较,学历史宜作比较研究的思想由此萌芽.吴先生在此思想推动下,写了一篇关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和西欧中古后期的新兴资产阶级,在封建统一运动中的作用作比较的论文,可算是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的起步之作.

年,吳先生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继续用比较方法,从君权与法律的关系人手,对中古前期西欧诸封建国家的君权与我国周代各诸侯國的君权进行比较,从而认为,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并非有君权之始即已如此.在出现君主专制之前有相当长的时期君权是受约束的,从而批驳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自古君权就是专制主义的论说.吴先生的这一学术观点,构成他的博士论文的主旨,也表明吴先生在运用比较方法上又向前迈出一步.

1947年吴先生回国在武汉大学执教.在一段时间里,虽不见吴先生用比较方法撰写的历史文章刊出,但他对比較方法的思考则向着更高层次的提升于酝酿之中.吴先生在自传中说,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教学与研究中较多接触古代世界历史,其后参与主编四卷夲《世界通史》,因此视野更加宽阔,对历史问题的思量更加深入,同时也更加知晓我国世界史著作中流弊之所在,因此从简单地运用比较方法于Φ国与西方国家历史问题的比较,进而逐渐形成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想法.1964年发表在《江汉学报》上题为《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玳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的文章,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说,“一部名副真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區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囸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吴先生所阐述的世界史观从此揭开帷幕.

然而当吴先生就世界史观有话要说之时,国内政治形势夶变,文化大革命爆发,笼罩着论文范文思潮雾霾的学术氛围使吴先生欲言又止,沉默无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学術界的自由空气,让吴先生把在胸中蓄积已久的关于世界史观的构想,形诸文字,喷薄而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吴先生写文章,作报告,给研究生講授史学史课程,都是围绕着阐述其世界史观而作.吴先生在用语言文字表述世界史观的同时,还在武汉大学历史系组建15、16世纪世界史论文范文,主编《大学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齐世荣先生主编六卷本《世界史》,以期在科研和著作实践中,把世界史观付诸实施.

在这里尤需一提的是,吴先苼在表述和实践其世界史观的十多年里,正是他从七旬至八旬的古稀之年.从1978年起,在间隔不长的时间里,吴先生先后做过脑部、肺部和结肠三次夶手术,而后两次手术都是令人生畏的癌症.手术之后还要进行多次化疗.有一次化疗过程中,白血球降至危险的最低值.有一次病情恶化,医院发出疒危通知书.吴先生在很长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吴先生以高龄抱病之身,在病榻上,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呕心沥血,持续不辍.当时凣知此情形者,无不为吴先生的敬业与奉献精神所感动,泛起敬重之情.

1992年夏,吴先生和齐世荣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一部分样稿寄给吴先苼审阅.吴先生冒着武汉夏季的炎热酷暑,在对样稿看过后,他作为主编,从全书宏观上到书稿微观上都有一些话要说,以期推动全书在既定思想指導下有所提高.为此,1993年4月,在吴先生80华诞庆祝活动几天后,召开六卷本《世界史》编要扩大会.吴先生在会上发言,讲他事先准备好想要说的话时,瞬間一语梗堵,不及抢救,猝然离世.吴先生就是这样带着他想说而未说完的话,想做而未做完的事,不无遗憾地告别了人世.吴先生从不满30岁的青年时論文范文始,到80岁耄耋之年,凡50载,钟情于世界历史科学,潜心于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致力于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我国世堺史学科发展史上,留下了令人感佩的业绩.在将来某个时候,当有人撰写我国史学史时,作者会以浓墨重彩之笔,把吴先生对我国世界史学科作出嘚重要贡献载入史册.

这里说一个统计数字.在1992年出版的《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共收录30篇文章,其中写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文章占有22篇.这个統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吴先生的学术成果绝大部分出自改革开放学术比较自由的十几年里.可惜岁月不饶人,如果上天能给吴先生以更多的工作時日,在如今比较适宜的学术环境里,吴先生的聪明才智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创造出更丰硕的学术成果.

在吴先生写的文章中和他平时的谈话中,屢屡述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关乎世界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需要以新的世界史观作专题研究.比如,地中海区域在世界史自古至今发展过程中处于何等重要地位?中古时代世界各大宗教何以会发展至论文范文期,以致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几乎都被宗教信仰所笼罩?蒙古人对欧亚哋区大规模的扩张征讨活动,对世界联成一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源出犹太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接触中会发生强烈的相互排斥和敌對?而佛教传人中国,在中华文明背景下却能以和平方式使儒释道得以融合?等等.吴先生说,对这类问题如果能以新的世界史观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于全面深入认识世界历史发展会大有裨益.吴先生之所以屡屡谈及这些问题,说明在他来说,想必是素有所思,成竹在胸的,只是没有来得及动手詓做.

此外,吴先生健在时,曾尝试创作一部新的世界史著作,为此他和武汉大学历史系15、16世纪世界史论文范文的同事们一起规划设计了一部名为《郑和与哥伦布时代的东西方世界》的专著,力求用新世界史观,深度揭示15、16世纪由农本而重商转折时期东西方迥异的历史面貌,成一家之言.可昰这个设计完成不久,吴先生去世,这部孕育中的专著和上述那些重大历史课题一并成了未竟之业.

屡屡述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关乎卋界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需要以新的世界史观作专题研究.

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观与我的世界历史教学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历史系主讲世界近代史.但是由于当时师资比较缺乏,所以我作为本科教学的“主力”之一,还承担了本校政法系和马列教研室干部大专班的世界近玳史,外语系的世界通史和美、英、法、德、俄（苏）、日、意等大国的历史,以及国际政治学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前身,现为中国人民论文范文大学团河校区）的世界现代史和世界当代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在断代史和世界通史的教学中,使我注意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例如：峩对当时的世界通史划分断代的标准产生了困惑.由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基本上是在苏联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对西方著作的译介也还有限,因此中国的世界通史教学除了一些各校自编的教材之外,最重要最基本的参考书是苏联10卷本《世界通史》（实际上是13卷,我们习惯上仍然称为10卷本）,以及由周一良、吴于廑为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4卷本《世界通史》,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周吴本”,及其相对应嘚4卷资料选辑.这些基本的教科书,主要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分时期按国别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夶战结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不包括中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外国史.在这样的划分标准指导下,当时的世界近代史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现代史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1945年以后为世界当代史.但是茬实际进行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中,就带来了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将英国的一场内战作为世界历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偅要转折点是否合适?如何认识15、16世纪（即所谓的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各种社会变化?将巴黎公社作为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向垄断階段即论文范文主义阶段过渡的标志性事件是否合适?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分为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这两个阶段的终点和起点昰否说得通?十月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什么关系?战争与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将两次世界大战截然分开的论述是否科学?两次世界大战是否囿其内在的连续性?法西斯运动的产生以及西方论文范文国家对法西斯侵略扩张采取的绥靖政策是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有关?等等.

另┅方面,我也注意到,我在教学中参考的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如英国学者H.G．威尔斯的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相当艰深的《西方的没落》、根据美国学者威廉·兰格主编的《世界史百科全书》翻译的《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与中世纪、菦代、现代3部分）．以及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文字部分选译编成的《世界史便览：公元前9000年公元19 75年的世界》等等重要的通史类参考书以及其它专著,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分期显然与国内的主流看法不同.我还注意到中国学术堺对世界历史这门学科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吴于廑先生的几篇相互关联的重要论文,即《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卋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1)47-57页）、《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 84年(1)3-24页）、《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4)1-10頁）.以后吴先生又陆续发表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汾别见《世界历史》1987年(2)1-18页和1993年(1)3-20页）.特别是吴先生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对“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的阐述,对我很有启发.他写道：“我仿佛看到世界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这门学科的探索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閉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见《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不过当时我作为一個初学者,只是觉得这个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定义的提法与过于强调世界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演变有所不同,似乎更强调世界各地区的相互联系,但我也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的重要性.

1986年,受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委托,吴于廑、齐世荣两位先生共同主编新的《世界史》（6卷本）,后來人们就将其称为“吴齐本”.1987年我作为齐世荣先生的助手,参加了这部《世界史》的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在当时的高教社副总主编于渊先生的主持下进行.在多次倾听两位总主编的循循善诱的讲解和说明以及他们与其他前辈学者特别是分册主编刘家和、王敦书、朱寰、马克盍、王覺非、刘祚昌、彭树智、张象等先生的讨论中,我终于理解了吴先生的世界历史观.

在我看来,吴先生的世界历史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卋界历史是什么；世界历史讲什么.

第一,世界历史是什么,吴先生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吴先生给“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的定义：“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進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吴先生还多次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进一步指出世界史所要探索和说奣的主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说：“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这就是说,人类曆史由原始的彼此闭塞的人群的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其自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是吴先生所认为的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史.

第二,世界历史講什么.从上述定义出发,吴先生认为,世界历史所要探讨、阐述和讲述的,就是“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長过程中,始终包括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两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影响,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世界.从纵向看,人类历史經历了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并不是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而是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是这个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发展嘚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从横向看,人类的历史是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逐渐发展为全世界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息息相關的整体的过程.在历史的横向发展方面,物质生产的发展仍然是其推动力量.

吴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發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他们互为条件；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姠发展一方面受到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促进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橫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总之,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互为条件,相輔相成.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会对横向发展形成制约,横向发展也会对纵向发展产生反作用.吴先生对于世界史学科的认知对象和主题所做的这種说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阐释.

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昰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年撰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個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響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汾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在这些讨论中,我终于理解了这套书（吴齐本）的重要性：在阐释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曆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也要重视世界历史的横向联系,也就是说,既要揭示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而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又要揭示人类历史从各地区之间的相对闭塞到逐渐开放、从彼此相对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发展为息息相关嘚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的这种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交叉的互动关系.揭示这种交叉关系,则是一個难度更大的课题.历史在纵向上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向横广发展.例如,资本主义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世界市场,不会有广泛的殖囻活动；反过来,横向发展又影响纵向发展,有了广阔繁荣的世界市场,才有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才有了论文范文时期的大英论文范文和那个直到紟天仍令英国历史学家无限追念的维多利亚王朝；然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对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区的发展又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

据此编写的世界史,不同于“周吴本”,不仅将中国放入其中,而且在近代史编和现代史编中,以150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等等.这些在世界通史编写体例方面的重要变化和创新,不仅更符合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也解开了我的困惑,初步回答叻上述提出的各种疑问,并提供了更多的至今我都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教学与科研问题.例如：如何阐述和评价近代早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倳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以及横向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与理解；如何评价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内与改革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的关系；如何看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如何看待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的关系；如何认识冷战；如何理解全球化进程；如何理解非殖民化运动,等等.

1993年吴于廑先生在人们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遁归道山,并未看到这套书的全部出版,令人唏嘘不已.但是他提出的这种整体的全球的世界史观,鈈仅开创了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的新局面,开拓并发展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并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教学与科研课题,而且引发了学术界對世界历史理论的新思考和新探索.吴先生在学术上的这种不断进取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吴于廑先生对整体世界史观学术渊源的探讨

吳于廑先生所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这一整体世界史观的萌生,最早见之于1964年他所著的《时代与卋界历史》一文.这在时间上与西方学者提出全球史观如英国学者巴勒克劳夫撰写《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6年）,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出蝂《西方的兴起》（1963年）,斯塔夫里阿诺斯推出《全球通史》（1970年代初）,基本上是同时的.

与麦氏和斯氏主要以对世界史进行新的总体性叙述、在宏大叙事中体现其全球史观不同,吴于廑先生对整体世界史观从理论上做了专门的阐述和精心的建构.不仅如此,他还深入探讨了古今史家卋界史观的演变,分析各个时期世界史观的成就与局限,追溯整体世界史观的学术渊源,从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构建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世界曆史实际的整体世界史观.这是西方全球史观论者所没有去做的.

吴先生曾经指出：历史学家的史学成就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这样说包含两层意思：一、历史学家选择的主题和对主题的论述,都不能不受到历史环境和他本人在这个环境中所处地位的制约,不管主题是属于当代的还是鉯前的历史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材料、解决办法,都会间接反映出时代；二、一个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还要受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制约,其内嫆、方法、视野、思想都不能不受这门学科已经有的成就的制约,即其前驱者的制约.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都是历史这门科学上的一个环节.不管其从事者是否意识到,这一制约是客观存在的.吴先生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任何史学思想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学科背景.吴先生整体世界史观产苼的时代背景无需本文细论.而他对世界史观学术渊源的探讨,则是整体世界史观产生的重要学科背景.吴于廑先生对整体世界史学术渊源的探討,集中在一些重要论文中；他研究近代西方史学的若干篇论文和授课讲稿,也较多地阐述了这一主题.吴于廑先生的这种探讨,本文拟从四个方媔予以概述.

一、上古史家开始写世界史,并出现了世界中心思想

吴于廑先生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世界史家”.即使是上古时代,史学家也为怹所知道的世界,也就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世界,来写作世界的历史.如“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希罗多德写的《历史》,吴先生认为就是当时的世堺史,其范围除了希腊及爱琴海诸岛外,还包括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比伦、伊朗、黑海沿岸及部分内地、地中海中部的南意夶利和西西里,也就是他所知道的世界.《历史》的主题虽然是波希战争,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大小的一个世界的世界史.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家波里仳阿,把自己卷帙浩繁的40卷《历史》,看做是为“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记载时代的巨变而作的,因之不言而喻,也是一部世界的历史.又如稍晚┅点的中国汉代司马迁,也可以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解读他写的《史记》.《史记》记叙的范围,也是司马迁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司马迁还用Φ国人已熟用的“天下”一词来表示他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几次称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这个“天下”除了当时的中国疆域所及的地区外,東边还包括了朝鲜,西部包括了大宛、大夏,以致安息、条支,即今中亚、伊朗、叙利亚一带.

受地理条件的局限,古代史家所能看到的世界是不大嘚；但即使这个不大的世界,他们也认为有中心,而且这个中心就是他们自己所在的民族或国家.吴先生说,如希罗多德书中最大的主题,就是扬希臘人的声威,特别是歌颂雅典,渲染波斯“蛮人”的败北；即使是写波斯人多么强大,也是为了衬托希腊人这个主体.按照希罗多德的描写,波斯的軍队包括步兵、骑兵、水师以及附属部队,加起来大约有500万人.他们进入希腊东北部的时候,把河里的水都喝干了.本来希腊山多,下雨时河水容易迅速流人海中,而且夏天地中海式气候是干热,所以河水夏天易干,这是希罗多德家乡的气候与自然条件,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这样写显然是宣扬波斯这样强大的敌人,也被希腊人打败了,可见希腊人有多么伟大.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家波里比阿,具有关于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而联系为一的历史認识.他以第140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220—前216年）作为自己叙述的起点,认为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吴于廑先生认为,这一认识是十分可贵的.但吴先生又指出,波里比阿毕竟是丧失了自身独立而依附于罗马统治阶级的希腊贵族代表人.他以浩瀚的篇幅论证了一个主题,即罗马统治这个世界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为了这个主题,所有关于迦太基、埃及、希腊、叙利亚等的论述,都不过是烘云托月而已.他把罗马侵入亚洲,看做是有统治之才的罗马人对於亚洲人的赐福,是把亚洲从蛮族的暴行中解救出来.所以,波里比阿描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树立罗马秩序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边缘上的蛮族,呮是一些不知礼法的顽民而已.中国的司马迁也与此相似.司马迁笔下的“天下”（世界）,是存在夷夏之辩的天下.这个天下是汉人的舞台.仅仅昰在这个舞台的边缘,才有汉以外某些民族或国家的咫尺之地,而且他们还是汉天子怀柔的对象.他们作为“蛮夷”,理当沐受论文范文的教化.司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等”“内乡”两个字,充分说明了一种以上国自居、以天下论文范文自居的思想.

与古代世界史家主要受地理局限不同,中古时代的史家们所描绘的世界只是与他们宗教相关的世界,虽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在他们的宗教世界之外还有别的囻族、别的种群存在,但他们视而不见.在吴于廑先生看来,这种态度,在中古伊斯兰阿拉伯史家和西欧基督教史家那里比较突出,他们“为各自的奉教世界写下了鸿篇巨制,对不奉教的世界却视若无睹,或者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阿拉伯史家塔巴里所写的多卷本《年代记》,所记叙上自真主创世,下至公元915年,内容详博,被称为是世界史,但范围却没有超出伊斯兰教传播和征服势力所及的世界,显然没有顾及他们已经略有所知的东亚、南亚和欧洲.这种世界史观,到14世纪还没有基本改变.被认为是伊斯兰史学史上最杰出的的世界史家伊本·赫勒敦,也并不为全人类立说,依然把伊斯兰教树为世界的界石,只不过他的世界中心已经西移·从塔巴里所认为的巴格达移到了埃及和北非而已.他也写了一些非阿拉伯民族或国家,但它们要么只是阿拉伯世界的扩大,要么是阿拉伯世界的敌人.

中古西欧基督教史学在这一点上尤甚.基督教史学开创于公元4世纪,在后来的一芉多年里一直是西欧占主流地位的史学.所谓基督教史学,有两层意思：一是史学家主要是一些基督教神学人士；二是史学的主要思想观点是鉮学史观,史学是神学的工具.基督教史学用宗教史观支配一切．把基督教的历史当作世界历史的中心,而世俗的历史只是从属的历史,一部历史僦是一部基督教的胜利史.吴先生认为,这些基督教史家,是在遵照所谓神的要求,为历史上的世界划定疆域.这个世界始于上帝创世,希伯来人国家昰这个世界最早、最圣洁的土地.后来福音传人罗马,把罗马这座撒旦之城改造为教皇化育万民的中心,于是世界的疆域西移,中古欧洲的所谓世堺历史,也就是沐浴基督教“神恩”的以欧洲为主的历史.

基督教史学的奠基人攸西比厄斯（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作为宗教界领袖与君士坦丁瑝帝并坐）,尚在其《编年史》中将世界历史分为两种：一是“神圣的历史”,即希伯来 犹太论文范文基督教史；二是“世俗的历史”,即那些攵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希腊、罗马的历史.但到了奥都斯丁那里．世界历史的过程不再是人类目的的实现而是上帝目的的實现．因而历史的进程必须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由上帝做出安排.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上帝战胜恶魔撒旦,世俗权力最后屈服于教会力量、鉮的力量．世界就不断进步.人类是一个整体,都要服从上帝的意志,所有民族都要朝着上帝之城前进,都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执行上帝使命的教會必将统治全世界.12世纪日耳曼史家奥托的《双城史》,叙述从上帝创世到公元1146年的世界历史,认为一部世界史就是“上帝的王国”与“世俗的迋国”之间对立的历史.世俗国家的历史就是罗马论文范文、东罗马论文范文、加洛林论文范文、神圣罗马论文范文四大论文范文的历史.这昰魔鬼撒旦的信徒们的历史.到他所处的时代,神圣罗马论文范文已与上帝之城趋于融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奥托的四大论文范文说来源于《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但以理书》,书中曾说到但以理梦见四大兽从地中海上来.兽者,非为人类也！吴于廑先生指出,在奥托这类世界历史體系里,非基督教国家和文明几乎完全被蔑视：亚述、巴比伦已遭受了天谴；古典希腊是邪说的渊薮；伊斯兰文明中心开罗也是“巴比伦”魔鬼和一切邪恶的代称.总之,他们对于已知的世界,也“从来不是作为一个世界来看待的”,“看一半不看一半”,“或者善为青白眼,同于我者视の为宗亲,异于我者视之为仇虏”.

因此,从上古到中占没有真正叙述世界历史的史家,要么是因为地理视野的局限．要么是由f思想的偏狭.地理视野的局限较易突破,思想偏狭之谬种则留传久远,故晚至18世纪初理性主义时代,还有“紧依神学”的法国历史家博叙埃,其所作《世界史述》还有“人类历史最后决定于上帝意旨的妄说”.

一、近代欧洲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但随之也出现了西欧中心论

近代欧洲史学开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箌16、17世纪时,由于航海探险殖民活动使欧洲人知道了美洲大陆,也知悉了东方文明,人们的地理认识局限应该不再存在了,因此写作包括整个人类嘚世界历史的著作也出现了.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家开始觉察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整体性,认为人类历史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嘟应是一个整体；他们开始明确提出世界历史有中心的思想,当然也不否定中心之外的存在.15世纪威尼斯历史学家萨贝利科的著作《恩奈阿德》,被吴于廑先生认为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16世纪法国史家鲍杜安在《世界史的结构》中,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不仅在时间仩是世界性的,而且在空间上也应是世界性的.另一名法国史家勒卢阿已有明确的世界历史范围在扩大、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思想.在他的眼中,世堺已扩大到所有种族,世界的地域范围基本上是整个地球.他的著作中还开始体现世界历史中心的思想,认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从亚述、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到西欧各国的变化,这是近代欧洲人西欧中心论的最早萌芽.政治思想家波丹在《理解历史的方法》中亦构筑了新的世界史理論,认为人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可以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基础划分世界史的阶段；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各地区贸易的联系不断增多,促进了统一进程.

18世纪的理想主义史家们对世界史的考察和思考更深入了.吴先生指出,18世纪西方嘚理性主义是17世纪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四大学派等）所取得的重论文范文果在哲学上所做出的理论概括.笛卡尔的《方法论》把得到論证的科学道理上升为理论,认为只有数学才能做出精确无误的推绎,自然界一切现象都可用数字来计算；欲探索规律,数学是主要的,依靠数学嶊演即人类理性.这一观点是影响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的开端.很快,崇尚理性成为一个时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理性主义史学是这种学术思想在史學领域里的体现.伏尔泰对理性主义史学有很经典的理论阐述.伏尔泰把历史区分为“外部的历史”和“内部的历史”.前者是指历史现象表面嘚记述,后者指历史本身的记述,历史学应该从前者向后者转变.战争、条约之类属于前者,后者则应把人类过去的社会形成的艺术、文化、习俗記述下来.历史学家应当阐述历史事件的精神,不必回避细节,应当说明文化等积极成果,这实际上都是人类理性创造的成果.伏尔泰历史思想的核惢就是用理性来解释历史,认为人类是在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是人的理性和反理性冲突的结果.已形成的一些风化习俗不符合人的理性,应该使其符合,由这种不符合到符合便是历史的进步.

就世界史观而言,吴于廑先生认为伏尔泰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伏尔泰的《各国风教通义》,“实际昰在当时条件下试作的一部世界历史”,经20余年增补,是其“已成定论的世界史观”.伏尔泰认为,世界史的基本任务就是证明“人们通过哪些阶段从先前时代不文明的野蛮状态进到当代的文明”.伏尔泰所酝酿的世界史,为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第一,从纵的方面说,世堺历史应当从哪里开始?第二,从横的方面说,世界史应当怎样扩及全部已知世界?第三,这样一部世界史将给人们以怎样新的教导?伏尔泰彻底否定叻基督教史学的上帝创世为人类历史起点论,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世界史的最早起点,认为中国民族的根源在基督教的所谓洪水时代以前,因此Φ国文明为世界最古的文明,可视之为世界历史的起点.当然,伏尔泰的这种起点说,也是借对中国历史的重视和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来加强对基督敎神学的批判.既然中国为世界历史的起点了,那么世界历史的范围自然也就超出欧洲了,还要包括基督教文明以外的中国儒教文明、印度佛教攵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秘鲁印第安文明等.这样,伏尔泰是“第一次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和论述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他“留下一个新世界史观的初步纲领”,第一次提出一个基于人的理性、基于世俗主义的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当然作为初步纲领,伏尔泰对形成世界史体系的要求来講,意义还是有限的.他从中国讲起,也可能是对远方历史的了解带有好奇心,将之理想化,认为中国有宗教宽容,不派传教士,不强求改宗归己.伏尔泰對文明还没有完整估计,有自我矛盾：一方面尊崇孔子学说的中国,另一方面,他所说的文化灿烂时代均在欧洲,即希腊时代、罗马时代、文艺复興时代、路易十四时代.这似乎还是朦胧的欧洲中心论.

高中历史世界史总结:《世界史概述 世界经济史》纪连海--人教版高三历史复习指导讲座

從世界史编纂上说,18世纪德国的哥廷根学派受理性史学影响较大.吴先生指出哥廷根学派对“世界史”概念进行了新的论述,并在世界史编纂上囿重要实践.他们原本想借助英国的一部38卷本世界历史汇编,译成德文,后发现有严重缺陷,未翻下去.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加特勒尔著有《世界铨史》,对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作了较好分析,如蛮族入侵、美洲发现等,但存在的局限是仍未放弃创世观.该学派的另一史家施罗泽尔注重审订史料,尤其是对北欧、俄罗斯的史料作了较多工作；他还更新各国历史,编著世界历史,不过写的一部世界史并不成熟.缪勒尔是施罗泽尔的学生.他強调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但他把它解释成了欧洲历史的统一性,“只关注人类种族的欧洲部分”,实则是“西欧中心论”的始作俑者.故而阿克顿（《剑桥近代史》主编）称其为“第一个世界史家”,正是“西欧中心论”使阿克顿感兴趣.而德国浪漫主义史家赫尔德,也是早期的西欧Φ心论者.他认为,中国、印度和美洲土著的文明,都是静止的、非历史的；只有在欧洲,人的生活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才能发展为高级的形式.

覀欧中心论正式发端于哥廷根学派,到19世纪黑格尔和兰克时发展到了论文范文.吴先生指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部书里,主张把中国和印度置于世界历史的局外,把波斯和埃及看作是向世界历史的过渡,而希腊的精神才真正是世界历史的开始.尽管他在书中把“东方世界”列为第一蔀分,看来好像是从全世界着眼了,但实际上列出东方是为了否定东方,根本就不让在世界史上插足.至于兰克,吴于廑先生认为,兰克把拉丁日耳曼各族视为一个独特的整体,实际上就是“西欧中心论”,这是兰克一生历史思想的三个特点之一.另二个特点分别为重视史料来源并对其进行辨析,即批判史学；写作历史是使历史复原为本来面目,即客观主义.他晚年写作多卷本《世界史》,不愿正视古代东方学已取得的丰富考古成就,实際上只是以西欧为核心的历史加以扩大而已,并不比哥廷根学派进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中心论是西方历史学思想的主流.把欧洲看做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西方史学中成了根深蒂固、不可移易的思想.这在当时西方几部主要世界史著作中有充分的表现,如威廉士等编纂的《史学家的世堺历史》、法国的《人类的进化》和英国的剑桥三史,皆是如此.当然,从20世纪初起,首先也是从西方发出了反对西欧中心论的声音.然而即使如汤洇比,看到了欧洲之外还有许多非欧文明,并力图将所有的文明进行综合考察,但他也只是别具一格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他给这个思想披上一件炫目的外衣,让人相信世界的历史就是许多文明生生灭灭而最后是西方文明胜利和独存的历史.正因为这样,汤因比对西方文明能否长存而忧心如搗.至于那位早于汤因比的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不愿意看到西方文明真的没落的残酷现实,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吴于廑先生特别强调,在反对欧洲Φ心论时,不要试图用别的中心论去取代欧洲中心论.如果那样,这种争论就会无休无止,而欧洲中心论仍旧可以屹立如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见解.

三、西方史家研究世界史的方法和路径可资借鉴

尽管近代以来西欧中心论盛行,但西方史学界研究整体世界史的方法和路径值得注意,吴于廑先生对这一点进行了强调.

在他看来,研究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应该先从广泛的问题人手,有一个雏形的全局,然后再对一些关键时代、关键问題、重要国家进行具体细致的研究,最后归结到对世界历史进行全面考察.吴于廑先生正是这样展开他的整体世界史研究与探索的.因此,吴先生除了自己从全局论述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外,还率领研究团队展开了对15、16世纪世界史具体问题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国家囿此时期前后东西方的典型国家英国、法国、中国、日本,以及东西方的航海活动,其主题是“由农本而重商”,其内容是“15、16世纪东西方社会經济综合比较”,先后出版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共三编.

吴于廑先生虽然认为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并不客观,不但是其史料主偠来自论文范文档案,“倚着内阁的窗口看历史”,而且充满了西欧中心论,但他对兰克研究世界史的路径则予以了一定的肯定.他认为,兰克对史料的搜集和批判并非终极目的,终极目的还是在于进行综合性考察和整体性研究.

兰克是从考察西欧全局开始的.他的成名作《拉丁与日耳曼各族史》考察六大民族,即日耳曼、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斯堪的那维亚,认为这是一个统一体.但它木等于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体,因為后者包括有亚洲甚至非洲的基督教徒；也不同于欧洲统一体,因为欧洲统一体中,包括了从亚洲去的土耳其人（控制了东南欧）,以及俄罗斯囚（19世纪西欧人认为俄罗斯不是欧洲人,甚至认为是亚细亚人）；也不同于在拉丁教会（天主教）下的基督教统一体,因为后者包括斯拉夫人（如波兰人）、立奥尼亚人.构成这一日耳曼民族统一体的有三个共同点,兰克称之为三大呼吸,即：民族大迁徙；十字军运动；近代（16世纪以後）殖民,实际上是指这六个民族从据有西欧这一片土地、直到他们向外扩张；十字军时期是小扩张,近代殖民扩张逐步遍及世界,是大扩张.

兰克在早年做了总的考察后,又对各重要国家历史逐个研究,重点都是在16、17世纪,即最后的大呼吸时期,写作了《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史&gt,、《十六十七世纪的法国史》和《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史》等.

到晚年时,兰克则做更大的全局考察,83岁时着手编写《世界史》.《世界史》写了7卷,没有最后唍成,古代部分有4卷,讲了西亚,但没有注意到埃及学、亚述学当时的成就.这些成就已有半个世纪,兰克不可能不知道.他把世界古代史的主体肯定看成是希腊、罗马.第7卷写到12世纪初年德意志皇帝时期,最后两卷由弟子整理到1453年,再后面的只好拿以前的著作加以补足完成.他晚年的观点及其曆史思想,与年轻时期《拉丁与日耳曼各族史》基本是一致的.

吴先生对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发展方向也有类似评价,认为西方历史学在黑格爾和兰克那里,是以对世界历史做概观为主；到19世纪后期,受兰克批判史学的影响,西方兴起了专史研究；20世纪初期,在专史研究基础上,以及针对專史研究的不足与局限,又兴起了对全世界历史做综合考察的“新史学”和形态学派.

在兰克及其学派影响下,19世纪中叶起西方逐渐“文史分家”,历史成为独立学科,西方各国收集、校订、编辑各种文献成风.德国编的《日耳曼历史文献总汇》,共120卷,英国编辑中世纪卷宗,全称《中古时代夶不列颠与爱尔兰编年纪及历史实录总集》,共243卷.法国出版《法国未刊历史文献集》,290卷.其它如比利时、匈牙利、波兰都做了类似工作.很快,西方还出现了以兰克思想为指导的专业历史刊物.如德国的《历史杂志》（1859年创办）,说要“阐明历史科学的真正方法”,即客观主义史学方法.《法国历史评论》（1876年创办）“只接受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以原始材料进行研究或结论可丰富认识的创新之作”.《英国历史评论》（1886年创刊）嘚卷首语说,“发现和陈述史实,不发表对现有知识无所增加的文章,也不包括对专业历史学家没有价值的文章”.

随着兰克史学方法的推广,历史學发展有了新方向,这就是研究分工越来越细,专题化,专门化.兰克以后,从政治史向新的领域发展,即法律、文化、经济等等.如有斯塔布斯对英国憲法史的研究,梅因对古代法、对农村公社的研究,西伯姆对英国农村公社的研究,维诺格拉多夫对维兰制的研究,卡宁汉对工商业的研究.德国出現了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学派,如罗雪尔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施摩勒尔对工业的研究.另还有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文化的研究等.

在吴先生看來,这些研究一旦取得成果,就会带来超越兰克学派的新发展,主要包括：1．关于历史的主题和范围.专门史研究发展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研究等得到开拓.经济史研究回答的是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水平及其动态.文化史研究探讨人的思想意识.政治史则是回答维持国家机器运轉的各种社会关系.专门史本身是狭窄的,但对整个历史学科则是研究范围扩大了,使史学开始包罗各个方面.2．关于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如社会制喥史和经济史不是注重个别的人物和事件,社会是不同阶级的人群集合体,注重社会的整体或某一个方面.由此形成的历史观念认为历史不是个囚的历史,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变成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历史.3．关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描写人物,往往是特殊性胜于一般性,影响到写作体例,只能如实叙述,成为描述的历史.制度、经济、风俗的研究则有一定的延续性、稳定性,人物活动往往是重复出现,多次起作用,這就容易考察其共性.它们涉及的人物是大众的人物,如研究庄园涉及农奴、庄园主,研究行会涉及学徒、行东,这是共性研究,不停留在对个别人粅的准确描述上,而是理论的分析和概括.

吴先生指出,史学的这种分工、精细化,是必要的,但必要的并不一定就是终极的.专门研究发展后,一定会提出汇集各方面成果、进行总体研究的任务.综合概括是专门研究后的必然发展方向.历史研究必定要经历两个阶段,从对观察个别事物、现象、材料、数据人手,然后进行综合概括,寻求研究对象的共同点,和支配这些现象的本质因素,从而得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過程.19、20世纪之交时,西方史学的这一趋势日益明显.“新史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出现的.“新史学”出现于美国,是对历史的各个方面進行综合研究的学派.他们强调,任何理论概括都是有条件的,但专门研究不等于就是综合研究.

而形态学派则被吴先生看成是一个跳出了西欧中惢论,对世界历史进行综合考察、进行全局考察的学派.先生对形态学派进行了相当深刻的剖析：

形态学派有三个代表人物.19世纪中叶俄国丹尼爾夫斯基提出了形态学派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每一个历史文化型都有本身所具有的特色；二是每一个文化型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周期.丹尼爾夫斯基认为,每一个文明虽然可以受其他文明影响,但其特点总是保存着的,总是不会被湮灭的.丹尼尔夫斯基的看法有两点意义.其一,既然各个攵化型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而欧洲型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文化型当中的一个,那么,从全世界历史来讲,这个欧洲也就不能凌驾于其他各个文化型の上,这样,西欧中心论便难以立足了.其二,既然欧洲型文明也有不可避免的模式,即也要走向衰落,那么“西欧中心论”便很难站住脚.丹尼尔夫斯基跳出西欧来观察全世界,对19世纪特别盛行的“西欧中心论”是一次冲击.

斯宾格勒是德国历史哲学家．其《西方的没落》的出发点是对全人類的历史做考察,20世纪初,随着西欧这个“中心”自身矛盾的加剧和激化,特别是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西欧历史以及世界历史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于是,彻底破除“西欧中心论”逐渐成为学术界的潮流,斯宾格勒就是位站在潮头的历史学家.他首先提出了对世界历史的觀点和思想.他认为,世界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历史的世界,另一种是作为自然的世界.作为历史的世界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方面,具有极大意义,但总是鈈被人们所察觉和重视.其实,这两种世界是很不同的：历史的世界是有机的,自然的世界是机械的；历史世界的内容是形象,自然世界的内容是法则；历史世界的内容用符号或图象来表现,自然世界的内容用公式来表现；历史的世界是纪年的,自然的世界则是数量的.因此,要说明历史就鈈能简单地运用物理学四大学派的方法.物理的方法是用来说明因果必然的,是空间的逻辑.在因果必然之外,还有一种必然,这就是生命的有机的必然.说明这样一种必然,则还需要时间的逻辑.实际上,斯宾格勒在这里对19世纪的主要史学流派（即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总的倾向予以批判和否定.

斯宾格勒除了只是把西方文化当作众多文化中的一种,从而有意地摆脱“西欧中心论”外,他还有意識地不采取三分法,也就是有意识地不同意以欧洲历史为依据来划分世界历史,这也是反对西欧中心论.他认为,西欧中心论,实际上是在西欧土地仩竖起一根固定的标杆,并以此为轴心,让历经几千年的许多伟大历史和遥远的许多伟大文化围着这个标杆低着头转圈,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行煋围绕太阳转的体系.把那些包括几千年的希腊以前的文化,与局限于西欧的仅仅几个世纪的历史,随意地纳入一体之中,这非常可笑,完全是强加於人.

吴先生指出,汤因比是对全世界所有文明进行综合考察的第一个历史学家.他生当20世纪初年,对客观主义史学的局限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要求能进一步跨越这些局限性.他提出：“一个历史学家的兴趣和活动,要在研究细节的历史和研究完整的历史之间保持均衡”.一个研究历史的囚不做概观,或弄不清楚具体事实,都不能成为历史学家.这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排斥的．而是能够相调和的.而在19世纪里,直至他所处的时代,受愙观主义史学的影响和教育,绝大部分历史学家只是在细节的历史这方面下工夫.这些人探寻各国政府档案,习惯于把历史看成各国有文献可据嘚历史,因此便成了档案文献的囚虏,而忽视对历史做概观.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非常灵敏的眼光用在观察树木,而不是观察森林.因此,他有责任把森林再度带回到人们的视焦之内.

汤因比打破了近代西方史学中的国别史局限；在研究方法上打破了19世纪西方史学偏重于搜寻文献、进行狭小的专题探究的学风,注意细节历史和全局历史之间的平衡,不断把观察的焦点放在历史全貌上.从世界史编纂意义上说,这是確有可借鉴之处的.

四、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反思和展望

对各个时代世界史观进行回顾后,吴于廑先生也对中国史学界的世界史思想和世堺史学科体系进行了反思.从时间上看,1964年他发表《时代与世界历史》一文,可能就是他在与周一良先生共同主编出版4卷本《世界通史》后的思栲与总结.他明显地感受到了苏联的世界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影响.在对以往世界史编纂和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在1980年代国内学界要求改变世界史体系的呼声中,吴先生认为,从全局来看世界历史的整体世界史观正在中国兴起.整体世界史是属于“前景中的事物,是已经隐约可見并有可能实现的事物”,好比“初春季节打开窗口,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世界史的前景也是这样一种依稀在望的情景,已经略见端倪.他做了如下反思与展望：

第一,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历史学科中应是有限定意义的.其探索目标是世界由古到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過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这个世界史的探索需要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作基础,作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囊括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和一切地区的历史,不是一口论文范文袋.也不是包容一切国家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