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无疑以《尚书文体》为最古后人论《尚书文体》文体，或称八体或称十体，视《尚书文体》文体已备就后人的认知来看，谓其文体已备是就现存的各体名称而言，事实上《尚书文体》各体起初并无固定的体制，但形成文献专书之后尧、舜、禹等的发言，便由史官或整理者根据他們的身份和内容而定某一名称这便成为某种文体。试以《尚书文体》为例以说明之

　　上古写作，先有史史官记言记事，初无体制然王之言行，视其场合不同而有不同记载。故尧、舜之言称为“典”皋陶、大禹称为“谟”。典训为常与经相同，但名典不名经孔《疏》说是“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伪孔《尚书文体序》说：“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故以典定为尧、舜之言即此文体在先秦时具有特定意义，亦见先秦时其文体已经定型所以后之文体不可再称“典”。《国语?楚语》記申叔时对楚庄王问傅职说：“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韦昭注称《训》《典》指五帝之遗书。春秋时《尚书文体》容或未成编，故《左传》往往称“夏书”此处《训》《典》或即《尧典》《伊尹训》一类。

　　“谟”训为“谋”孔《疏》说是“皋陶为帝舜陈其谋，禹为帝舜陈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陈从而重美之”。是说《大禹谟》《皋陶谟》乃皋陶与禹同为帝舜所谋故知其文体命名，亦是因文成篇后人因见《书》载圣贤之谋，非能因袭故解释说：“谋之已定谓之谟。”（宋黄伦《尚书文体精义》引張氏语）专谓皋陶、大禹之言虞夏书年代缅邈，文献不可稽征故《尧典》诸文见疑于后人。但若全盘否定亦未有确当之证据。要之或为周人据上古文献整理而成，故曰“曰若稽古”这样的话，名“典”、名“谟”或亦为后人所为。后人存意以先圣之言与后圣之訁区分故定其文体为“典”为“谟”。故就文体看《尧典》诸文与誓命之文，有明显的区别孔《疏》说“其尧、舜之典，多陈行事の状其言寡矣……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辞则古史所书于是乎始”，是孔颖达亦以为虞夏书与商、周书不同古者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与事相分，然虞夏书言事并记则似为后人所整理。就此而言上古时或有记言记事之官，但文体并无固定只是以言、事区分而已。后人名篇亦如孔颖达所说“但致言有本，名随其事”若《甘誓》以下，记征伐之誓师之辞则为信史。“誓”孔《疏》引《曲礼》训为“约信”。将战之前与将士设约，示赏罚之信如《甘誓》所言“予誓告汝”之“誓”。誓辞曰：“今予惟恭行天の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威逼利诱兼而有之，是所谓“誓”之体其后如《汤誓》《泰誓》《牧誓》诸文，虽其经文或为伪《书》然其文体，则为古《尚书文体》所载诸《誓》并与《甘誓》同，是其文体具有固定形态的证明然《誓》并不仅用于战，孔《疏》引《周礼?太宰》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孔《疏》解释说：“《礼》将祭，而号令齐百官亦谓之誓。”祭礼重大亦须与百官誓戒。誓取其约信之义，或用於军旅或用于祭礼。《尚书文体》所载多是誓师之辞祭誓不载。至于《秦誓》与征伐誓师不同，是“誓告群臣之辞”当是誓之变體。

　　诰体《尚书文体》有《仲虺之诰》《汤诰》《康诰》《召诰》等，诰本义即告训为示，以己意告示别人但《尚书文体》所載多为王言，故又解为以上告下称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引《字书》云，告上曰告发下曰诰。此以上下分告、诰其实上古未必如此。《书》载《仲虺之诰》即仲虺告汤之语。此诰伪孔《传》解为“会同曰诰”，孔《疏》引《周礼?士师》“以五戒先后刑罚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作注脚并说：“‘诰’，谓于会之所设言以诰众。”但仲虺此处仅对汤一人而言非昰会同，孔《疏》解释说孔安国是泛解诸篇诰义其实会同曰诰，当是周以后新起之义解释的不同，正说明上古时文体并未如后人所说那样分明

　　《尚书文体》诸文体，记王言为主初未必有文体篇名，正如孔颖达所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制随便為文。”是上古诸文体皆据事而成名，非有固定体制但随着社会活动的日益丰富，尤其是周以后制礼作乐，体制周密司职清楚，掌文之职均各有分工。如《国语?周语》所说“瞽献典、史献书、瞍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