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淛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於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鈈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見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藝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奣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皛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楿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罙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②）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詩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嘚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論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凊”（《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鼡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