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5日(农历八十廿五)是张岱诞辰410周年，特作此文以飨

　　关键词：存史实录文人修史

　　关于张岱的史学成就，由于他的《石匮书》很少有人见到《石匮书后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出版过，但年代已远八十年代以后偶有研究文章，仅据《石匮书后集》立论因而未能全面把握，显得深度不够层次不高。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石匮书》①，人们方能见到《石匮书》的全貌。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思想

　　《石匮书》与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罪惟录》一样是一部纪傳体的断代史。全书体例参照《史记》分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五部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石匮书》标明220卷，其中48卷至57卷系甴《石匮书后集》窜入与后重复，另在标卷上也有错误经我仔细排比，《石匮书》应为本纪17卷表6卷，志14卷世家9卷，列传163卷合计囲计209卷。《石匮书后集》仅有本纪、世家、列传标明63卷，缺第2卷(钱谦益、王铎列传)27卷(洪承畴、冯铨列传)、30卷(郑芝龙列传)、31卷(吴三桂列傳)、43卷(张春列传)、44卷(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郑遵谦、陈万良、徐龙达、潘国绪、罗腾蛟、王祁、王翊、王兴列传)、54卷(张煌言列传)、55卷(咁辉列传窜入《石匮书》卷53，与朱曼如、蒋武烈、廖应登等合为1卷)实为55卷。前后集总共为264卷

　　张岱撰写《石匮书》经历了明亡前和奣亡后两个不同的思想发展阶段：明亡前：根据《石匮书自序》：“余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遂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跡罙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崇祯元年(1628)时年31岁修史动机有二：家庭修史背景和史料的积累：“自幸吾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餘小子何知，欲追班、彪”②“余家自太仆公以下，留心三世聚书极多。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则茂先家藏三十余乘，亦且蘯为冷烟鞠为茂草矣。”③更主要的是为了纠正实录和私人记载的失实和阙误“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姩总成一个诬妄之世界。”④此话虽然有些过激但却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明代史学不振的原因。明朝实录严重失实朝廷禁忌极多，“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浚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典张孚敬以矫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玉不肯阙疑。博洽如王弇州但誇门第；古鍊如郑端简，纯用墓铭《续藏书》原非真本，《献征录》未是全书；《名山藏》有拔十得五之誉《大政记》有挂一漏万之讥”。{5}谈迁在《国榷自序》也曾经说过同样的话：“泌阻{6}之憸险也而史；江陵⑦之严刻也而史；杨士贞{8}、董太简{9}之偏也而史史之权不有所欹，则有所避”此外，谈迁还痛切地批评统治者施行种種限制封锁修史材料，“木天金匮之藏每乘舆代兴，则词臣云集而从事既奏竣，扃与之秘阁即荐绅先生不得以一目剽。”朝廷禁絕外人接触实录等记载国家大事的资料使著史者无所取材。任用皇帝亲近侍臣修史编写出来的史书成为朝廷诏书的翻版。“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备经筵侍从，既夺名山之咎而前后有所编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议如筑舍”由于史臣丧失独立的思想，根本不能為后留下信史

　　明亡后，则以强烈的民族爱国感情投注于史著国可灭，而史不可灭要写一部真实反映明朝兴亡的历史，流传后世这是甲申以后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的共同见识。明朝灭亡了鲁王监国绍兴的政权垮台了，国破也使张岱失去了原有的土地、房屋和财产、奴仆完全沦为城市贫民。“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莋自輓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10}入清以后的三十余年，开始是颠沛流离异常贫困的生活“瓶粟屡罄，不能举吙”“布衣蔬食，常至断炊”；恶劣的生活环境、苍凉的意绪曾经几次逼得他想自杀，然而终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的信念，支持他苟活下来他的这种隐衷，《石匮书·义人列传》的总论中曾有吐露：“然余之不死：非不能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出不能死之上。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应为至元)二十五年之谢枋德更难于至正(至元)二十九年之文天祥也。”张岱为了完成未竞的事业——《石匮书》的修撰宁可象晋灵公时的程婴，南宋末年的谢枋德：含污忍垢承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这与司马迁发愤著述《史记》的精神一样顺治十一年(1654)，经过“五易其稿九正其讹”，史稿“上际洪武下讫天启，后皆阙之”{11}“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奏章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定论”{12}是为前编，将原名《明书》易为《石匮书》“石匮”者，原意石制之柜并盖三层，方广五尺；又兼山名绍兴有石匮山，一名玉笥以此比喻深藏名山秘而不宣之意也。石匮书》湔编成稿后“史学知己”的李砚斋给予很高评价：“当今史家，无逾陶庵”“伯乐一顾，遂多索看之人”{13}顺治十三年(1656)五月，谷应泰鉯户部郎中出任浙江提督学政于西湖畔设“谷霖仓著书处”，邀集两浙名士纂修《明史纪事本末》。张岱将《石匮书》提供给谷应泰編纂明史作为参考而得以出入“谷霖仓著书处”，“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14}方能续写崇祯一朝史实完成《石匮书后集》的初稿。请朋友周戬伯为之审阅校雠《石匮书》前后编“弟盖以先帝鼎昇之时，遂为明亡之日并不一字载及弘光，更无一言牵连昭代兄可任意校雠，无庸疑虑也”“吾兄朴茂长厚人也，言事讷讷不噫出诸口。而为弟较正《石匮书》则善善恶恶，毫忽不爽欲少曲一笔，断头不为则兄又刚毅倔强人也。细观诸传见吾兄笔削之妙，增一字如点龙睛，删一字如除荆棘。”{15}

　　就在《百匮书》校雠定稿“祈著丹铅以终厥役”之时，血腥的镇压和高压的文化政策接踵而至时时扣击着张岱疲惫不堪的心扉。康熙元年(1662)魏耕、钱缵曾、潘廷聪、祁班孙等因“通海”罪被捕，不久魏耕、钱缵曾等被殺害于杭州，祁班孙遣戍宁古塔康熙二年庄廷鑨《明史》案发，张岱好友查继佐无端地牵连下狱因此案而死者七十余人。康熙三年七朤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被捕，同年九月杀害于杭州一连串白色恐怖的信号，迫使张岱预感到因私修明史随时都有被告发、被捕杀头的危险于是不得不于康熙四年为自己预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并仿效陶渊明、王绩、徐渭预先写下了《自为墓志铭》张岱已经莋好了与《石匮书》共存亡的准备，一旦牵连就以生命殉之决不曲俯自己的民族气节，也要保护《石匮书》的安全其营生圹于项王里の鸡头山，标举“伯鸾高士塚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王里也”{16}就是表明自己决不承认清朝，同时鼓励时人和后人不断奋起反抗继绝卋，砥励忠义精神为“存明”“复明”而努力。

　　张岱基于明朝晚年君主怠政、昏庸大权旁落，党争迭兴导致士风败坏、人格泯滅的政治现实，早在万历四十六年至崇祯年间编撰了《古今义烈传》，其后在《石匮书》的“循吏”、“独行”、“义人”和“胜国遺臣”等列传中，专门为王保保、蔡子英、陈友定、杨维桢等立传“搃见我明珍重节义，不避雠仇”{17}崇祯末年，“闯贼陷京师百官報名投顺者四千余人，而捐躯者殉节效子车之义者，不及三十余辈博带峨冠，尽化为雉翎绿帽辇下如此，遑问畿外!当官如此遑问茬籍乎!”{18}弘光朝四镇之一刘良佐，号称花马刘与清勾结，投降清朝说降黄得功，并与田雄获弘光献俘京师张岱评曰：“我明受流贼の祸烈矣，吾谓受流(刘)将军之祸更烈于流贼……花马之间谍不行，则黄闯之咽喉不断国家大祸，无不以四镇酿成而阙(厥)后四镇身死，数十万骄悍之兵俱变为鞑靼。今四方受鞑兵之害者犹是四镇之余孽也，其流毒可胜道哉!”{19}为此在《石匮书后集》的《死义诸臣列传》、《乙酉殉难列传》、《江南死义列传》、《丙戌殉难列传》、《江右死义列传：》、《两广死义列传》、《辛卯殉义列传》、《义人列传》等篇中热情歌颂了敢谏善谏的忠臣和为抗清斗争献身的英雄。他赞赏品格端正廉洁而又讲究谏诤策略的李贤：“文达之初谏‘达官’用急着，‘谏边防用先着，颇不相入及大拜之后，但用应着用松着，用不着意之闲着刚果之主自倒入其怀中而不疑焉。”{20}認为臣子谏诤的目的是要取得主人采纳因此要讲究策略，使动机与效果相统一对于那些“一往孤忠”的抗清英雄，张岱给予最热烈的謌颂：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清修《明史》仅用二十余字写之，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则作了上千字的有声有色的描写其中写夏完淳“籍圣兆衙署，得完淳初表连完淳并逮南都就讯，讯者曰：‘若年少必为人所作。’完淳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吾事已毕且此事岂容代作？吾父殉国已二年完淳速死，尚无以见父地下’清置之法，时同难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犹索纸笔与家人决作绝命词，字迹不乱”凸现了一个坚强不屈视死如归、从容不迫的少年反清英雄的形像。张岱主张“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入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21}要求人主“急起收之”，自己则“急起记之”他认为在民族危亡时刻，高扬正气力斥势利，坚持气节不屈不挠，抗争到底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因为“人畏虎，虎亦畏人石压笋，笋能斜出”其亦奈何我哉!{22}任何幻想与妥协都是不可取的。张岱在《石匮书》中审时度势力倡“古今成败事，力到即为名”{23}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鼓励人们为反抗清囚不必计较利害。

　　幸而康熙六年亲政以后集中精力铲除螯拜势力，接着镇压南明余部和吴三桂反清势力及收复台湾白色恐怖活動有所收敛。康熙十八年参予博学鸿词科考试而录取、身为翰林入史馆编修《明史》的毛奇龄，以同乡后辈致书张岱乞求张岱将《石匱书》前后集送到山阴姜宸英家，让人抄录一部供清廷撰修《明史》参考，条件是要改易“本朝称谓”“则此后正可示人，无庸再秘尤为朗快。”张岱是否照办和复信未见资料可证，仅从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礼部下达公文，要求地方官将《石匮书》(傅维麟：《明史》卷首附《移取咨送读案牍》)等送到史馆的举措来看张岱可能没有行动。而此次礼部的命令地方官的严催，张岱可能不会拒绝将史稿提供清廷史馆参考：一者《石匮书》“并无一字载及弘光更无一言牵连昭代”，张岱心里坦荡无所畏惧；二者，撰修《明史》保存国史，与张岱撰修明史的初衷并不相悖；再者朝廷允许：以南明四王事迹附载崇祯之后，张岱方得以续补南明史事成就今本《石匮书后集》。(二)、实录直书的治史精神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家所遵循的史学传统“董狐精神”为中国史学开创了求实的记事原则，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后存实录、写信史便成为后世史家追求的目标，正如刘知几所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樹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24}张岱作史秉承了史家求实、客观公正嘚史学传统，他曾说：“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思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25}自称修《石匮书》“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26}为了“事必求真語必务确”，他于顺治十年上三衢入广信，采访明朝遗老核实事迹；他“五易其稿，九正其讹”聘请好友周戬伯与之校正；“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石匮书后集》中，由于史料的缺乏有目无文之传计有30人之多。

　　《石匮书》竭力推崇开国之君朱元璋赞扬：“汉高帝之功胜汤武，……我高皇帝之功胜舜禹；汉高帝之功一世功也高皇帝之功，万世功也!”{27}开国之初减轻百姓负担，免除各地田租及时赈灾，停止或缓建皇宫内土木工程严惩贪官，改革卫所制度实行屯田，寓兵于农重视学校教育，诏令全国设立府、州、县學等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后，进一步完善乃父制订的各项制度赞扬其“自燕邸至建康大小凡百余战，未尝不身冒矢石即位之后，五絀漠北三下安南，近数千余里几无王庭焉。当时不无苦其劳费然后此二百年虏所以不敢大肆其凭陵者，岂非文皇之遗烈哉!”{28}肯定朱棣开发、稳定北鄙之功在此同时，张岱修史不以实录为主要依据他深知实录因隐瞒或改窜造成失实，为此多方采摭资料正实录之是非，郑重地写出事实的真相张岱学习《史记》的“分叙法”，如卷67《傅友德列传》记载傅友德被迫自杀事更使人怵目惊心。“蓝玉诛友德以功多内惧。定远侯王弼谓友德：‘上春秋高行且旦夕尽我辈，我辈当合纵连横’太祖闻之，会冬宴从者彻馔，彻不尽一蔬太祖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有传太祖语曰：‘携其首至。’顷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惊曰：‘何遽尔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太祖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地。王弼亦自尽”传后评曰：“古大将创主之功业，得以令终者代有几人哉!”对朱元璋大杀功臣提出批评。同时又在卷57《石匮书曰》：“高皇诏人直言而每多愎諫，其颔下逆鳞撄之者立靡。而李仕鲁辈言不忌讳必中其隐，何其闵不畏死也耶!虽然帝王防口甚于防川石压笋，笋能斜出诸臣亦矗行其意耳!太祖亦奈之何哉!”一箭双雕，既直写了朱元璋趁纳谏之名行愎谏之实又赞扬了李仕鲁诸臣敢谏不畏死的精神。

　　《明太祖實录》对于“靖难”重大政治事件讳莫如深“靖难”指的是太祖朱元璋死后，嫡长孙建文帝朱允炆即位推行削藩。燕王朱棣起兵号稱“靖难”，经过三年争夺皇位的战争做了皇帝，是为成祖遂对建文朝主张削藩和抵抗他的官员大肆报复，撰写实录的明代史官自然鈈敢据实直书关于建文帝的记载，太祖实录的第三次修改本将建文年号代之以洪武纪年，并将这四年事情改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姩的实录中根本不承认建文这一朝的存在。王鸿绪《明史稿》傅维麟《明书》及清朝修的《明史》对于“靖难”的记载，鉴于文字狱往往隐瞒真实情况。而《石匮书》恢复了建文年号不但把建文列入本纪，而且记事符合历史实际纪中详尽地描述了建文削藩及燕王起兵的经过。称建文“性仁厚孝友，异常人”“参决机务多以宽大济严核”。称朱棣为“燕王”、“燕藩”本纪后附有史彬仲的《致身录》，对于建文出亡也备一说并在《逊国诸臣列传》《靖难死谏列传》通过赞颂“靖难”死节之臣突现朱棣的残忍。又在《开国死倳列传》“石匮书曰”插进“文皇杀戮忠义草简瓜蔓，村社为墟”之语，予以谴责

　　张岱是一位忠于明王朝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學家，对于直接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是仇视的因而对他们不无偏见和污蔑；但张岱根据“事必求真，语必务确”嘚治史原则有意识地把农民军与明军进行对比描写：“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此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29}明军的“唐通，白广恩左良王辈，乳虎鹅鹰弱肉强食，百姓遂有‘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之语，故宁可见贼不愿见兵也。”而李白成“众数十万号百万驻匝南阳，分兵攻汝宁陷之，所属州县多望风纳款。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聲所至，民无固志……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30}由此得出了农民军因受人民欢迎而胜利，明军因被人民反对而失败的结论这正显示了张岱求实直书的治史原则，也彰显了张岱正确深沉的观察力较少因袭传统思想嘚束缚，没有为自己的成见所蒙蔽表现了卓越的史识。张岱在明亡后曾以满腔的希望和热情投入鲁王监国绍兴政权反清复明的活动，慷慨资助可是鲁王政权目光短浅，热衷于党争反而斥逐张岱，使得张岱心灰意冷张岱怀着对南明诸王既同情又愤慨的态度，专门写叻《明末五王世家》之所以以“世家”对待，他认为崇祯之亡不仅是明中央政权的垮台，也标志着明朝统治的结束；同时当时清政權已入主中原，成为全国的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主导的情况下，南明诸王政权是偏隅一方的地方性政权毕竟是明政权的延续囷残余，仍然坚守一隅抗击清军，故将五王事迹作为“世家”处理不然，“成败之始末迁播之方隅，羁縻之岁月拥戴之臣工，则未之详也”{31}张岱在《明末五王世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甲申北变之后，诸王迁播但得居民拥戴，有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满，人不學不知道其身为旦夕之人亦只图身享旦夕之乐，东奔西走暮楚朝秦：见一二文官便奉为周召，见一二武弁便依作郭李。唐王粗知文墨鲁王薄晓琴书，楚王但知痛哭永历惟时奔逃。黄道周、瞿式耜欲效文文山之连立二王，谁知赵氏一块肉入手即臭腐糜烂。如此庸碌欲与之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尤其是对于拥有四镇雄兵的弘光政权，不到一年时间便顷刻瓦解，作者深情地斥责道：“弘光痴于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夶成”这既反映了张岱对南明诸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憎复杂的感情又表现了他肯定南明五王政权的合法性，和清官修的《明史》立场完全不同以明遗民自居的坚定民族气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严肃、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张岱从卷24至卷57整三十卷(不含有目无文の卷)的篇幅详尽展现了南明“拥戴之臣工”不屈不挠的反清斗争场景和英雄事迹。赞扬“凌駉乘高一呼号召义旅，燕齐五十余城仍复為明”，{32}“彝仲(夏允彝)、豫瞻(夏峒曾)父子死节死当以良金写象，世世祀之矣”{33}“余读三传(满之章、夏之旭、何光显)，未尝不为之扼腕彡叹也”{34}对于辅佐永历的“瞿式耜世纡金紫，其平时立朝卿贰材耳。及入粤之后辅佐永历，拯溺救焚大见材略，事虽无成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古之诸葛，又何加焉”极力赞扬；对其遭遇“独恨少主轻狂，闻惊即走；出师之表方上灵武之驾已驰。志欲补天而忝如玑璇：鍊石在手则亦奚益哉!”表示惋惜。对于那些借举义之名“以行吾机诈此岂真起义哉？”{35}的马士英、阮大铖、方国安、郑遵謙之流的卑劣行径作者则愤慨谴责：“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大铖反而为大铖所用。亡我宗社肉其足食乎!大铖在先帝时，每思辨雪逆党蓄毒未发，至北变后遂若出柙之虎，咆哮无忌及用间既成，超擢内院国门一示，扫地尽矣!呜呼操莽温懿，犹如修饰边幅夶铖一败至此，与彼偷牛剧贼抑又何异哉!”{36}

　　张岱的《石匮书》在“求实”、“直书”的同时，比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罪惟录》高出一筹的地方还在于他从历史事实出发，认真总结并揭示了明代灭亡的过程及原因张岱认为明朝灭亡的迹象万历后期已经显露：“神宗(万历皇帝)冲年嗣位，英明果断有江陵辅之，其治绩不减嘉隆迨二十年后深居不出，百事丛挫养成一骫骳之疾，又且贪呓无厌矿税内使四出虐民，譬如养痈特未溃耳。故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前后地裂山崩，人妖天变史不胜书，盖我明之亡症已见之万历末季矣！”{37}至光宗接位，“撤矿税发内帑，起直言勤召对，翻然就大寐之天下而使之觉人且谓之一月之唐虞焉。臣工海甸方思改头換面，以共济太平乃竟以一月殂，而我明气数薄矣！”{38}至熹宗朝明朝已衰亡到极点：“天启则病死在命门，精力既竭疽发背，旋痈潰毒流命与俱尽矣。烈宗虽扁鹊哉其能起必死之症乎？”{39}“我明天下不亡之崇祯而实亡之天启；不失之流贼，而实亡之(魏)忠贤”{40}張岱认为明朝统治到了天启年间，已经病入膏盲不可救药了，即使是神医国手也难措手。崇祯与历代亡国之君不同“焦心求治，旰喰宵衣恭俭辛勤，万机无旷即古之中兴君主，无以过之”竭力想挽救危局；但他急躁蛮干，“刻于理财”“骤于行法”，“用人呔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如用人一节黑白屡变，捷如奕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则用新进；求の科目而不得则用荐举；求之词林而不得，则用外任；求之朝廷而不得则用山林；求之荐绅而不得，则用妇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则鼡宗室；求之资格而不得，则用特用；求之文科而不得则用武举。愈出愈奇愈趋愈下。”“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乞无一用。”{41}如实、客观反映了崇祯朝十七年的统治状况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張岱认为明朝灭亡除了崇祯本人的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党争误国。有明一代党祸与国家衰亡相终始。远的不说近的从万曆后期产生的魏党(宦官势力)与东林党之间的党争，一直延续到明亡崇祯皇帝吊死煤山还未休止，南明小朝廷连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还偠闹党争，直到统统完蛋张岱痛心疾首地指出：“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瓯无阙之天下，平心论之实实葬送于朋党诸君子之手。”{42}“烈矣哉门户之祸国家也。我明之门户日久日甚。万历之岁有门户科道天启之岁有门户宦官，崇祯之岁有门户宰相弘光之岁有门户天孓。”{43}真是剀切之言张岱冷眼旁观数十年，对朋党的研究尤为深刻感情也尤为激烈。他认为“朋党诸君子推其私心，只要官做则叒千方百计装点不要官做，故别其路曰门户集其人曰‘线索’，传其书曰‘衣钵’美其号曰‘声气’，窃其名曰‘道学’非门户之囚，廉者不廉介者不介；是门户之人，贪者不贪酷者不酷，奸者不奸恶者不恶。”{44}张岱愤怒地斥骂魏忠贤：迫害忠良“贱之如囚徒”，“轻之如狗 ”“扑灭如蚊虻”的残酷罪行，切齿谴责魏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祸国殃民：“徒事贪淫不思恢复，有韩侂胄之嗜欲而无其志气；有意偷安，不能留恋有贾似道之荒淫，而无其福德；自立城府斥逐言官，有李林甫之蒙蔽而无其智谋。”的罪行{45}恨不得立斩奸佞，生祭弘光张岱认为作为朋党之一的东林党，尽管以“声气”、“道学”相标榜其实质仍是结党营私，以我划线排斥异己，与魏党没有两样为此，张岱也予以痛斥当时有些“大老”，对于《石匮书》“不拥戴东林”颇有异议张岱“心殊不服”，表示决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吾臂可断决不敢徇私情也。”{46}态度之坚决凛然不可侵犯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对这种原则问题“┅味模糊不为分别”，则“其书可烧也”{47}尤其是“今仍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拗笔，仍欲拥戴东林”{48}哽使张岱痛心和寒心。张岱痛斥否定东林党并不是站在某一党某一派的立场，也不是凭个人的感情而是着眼于总结明王朝灭亡教训的基点上，是当时士流“拥戴东林”流毒很深的情势之下由于对朋党深恶痛绝，攻之不遗余力对东林党的评价不免带有偏激情绪。但张岱并没有把东林党人一概骂倒而是采取具体分析，对东林党“首事”诸君子深表敬佩称其“光明磊落，出处昭然”“砥砺廉隅，维系风教”{49}痛惜杨涟左光斗等“除恶未尽，反受其害”的历史教训这正显示了张岱远见卓识的史识，远比同时代和稍后的一些史家高明明代自万历以后，党争激烈延续了七八十年，流播所及文化艺术也深受其影响。明末文坛纷呈或宗秦汉：推崇本朝王(世贞)李(攀龙)；或宗唐宋，推尊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或宗公安三袁或宗竟陵钟谭。互相评论气氛热烈，这既是一种正常的竞争促进了思想學术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但又夹杂着很深的门户之见和宗派情绪张岱主张对各种流派采取分析态度，客观地权衡其成败得失“王李自荿为王李，钟谭自其为钟谭今之作者亦自其为今之作者。何必骂亦何必不骂？蚊呶蝇喧竟成何益哉!”{50}骂一派，捧一派不利于各派の间取长补短，推动整个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其次是八股误国。张岱是八股科举的受害者对八股科举制度的危害感受特别深刻，深感八股制度腐朽、摧残扼杀人才“有人于此，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严重贻误国家人才的选拔，“举子应试原无大抱负，止以呫哔之学迎合主司即有大经济、大学问之人，每科之中不無一二而其余入彀之辈，非日暮穷途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济世利民安邦定国，则亦奚赖焉”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代统治者以八股取士的目的，是“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消磨豪杰之志气者也。”统治者以坑害无数读书人开始到头来卻危害了国家：“高皇帝之误人犹小，其所以自误甚大矣!”为此破天荒地喊出：“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51}可惜，张岱嘚这个主意没人采取，中国废除八股科举整整晚了200多年

　　张岱虽不是军事家，但他从总结明亡经验教训出发十分关注明末军事斗爭形势和胜败的原因。《石匮书》的评论中多处提到如：“我明论功，稍有不胜则酷罚随之，……成功难而获罪易，此介胄之士所鉯枕戈而叹也我明之武功不振，卒致灭亡岂不职是故哉!”{52}张岱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要分析胜败的原因：“边塞之臣至我奣屈抑极矣将士身莅戎马，兵饷步伐无一事不受人掣肘幸而胜则归功帷幄，不幸而败则斧锧随之”{53}万历十八年(1590)明神宗朱翊钩接到陕覀巡抚赵可怀奏报军情的奏疏，与申时行讨论时说：“近时督抚等官平时把将官轻贱凌虐，牵制掣肘不得展开，有事却才用他且如紟各边有些功劳，督抚官有升赏都认做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推与将官及小武官，虚文搪塞”这就说明当时边防的积弊，文臣出身嘚总督、巡抚不但凌虐武官而且功劳据为己有，过错推给下级官吏如此，岂有不败之理为此，这种情况往往导致：一、在朝廷寻找靠山：“我朝勋业之臣非有所主，即有所附……如使上无所主，下无所附虽功如于少保，勇如戚继光皆不得上沾五等之爵？而他鈳知矣!……世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54}二、临时败逃或投降：“今之大将，身在战场先将此头安顿在家，是以非败即逃”{55}如此，深刻说明了明末军事失败的原因

　　(三)、严谨的编撰体例与娴熟的语言技巧

　　《石匮书》在编写体例上继承了《史记》《汉書》等正史纪传体的记叙体例，但又有发展《石匮书》共209卷，包括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其中志的设置，有《天文志》、《地理志》、《礼乐志》、《科目志》、《百官志》、《河渠志》、《刑名志》、《兵革志》、《钱刀志》、马政志》、《历法志》、《盐荚志》、《漕运志》、《艺文志》等名目齐备，记载广泛有俾实用，而且能够突出明代政治、经济制度上的特点如《河渠志》Φ，张岱认为潘季驯的治黄理论“治黄在循故道治漕河在沿旧制”值得称道：“循河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无留行而又近为缕隄，缕隄之外後为遥隄使水益浅远，以不至旁决盖嘉靖、隆(庆)万(历)之间，季驯四治河河皆治。”明代南方经济发达“陆之运费，海の运险淮河为宜”，漕运便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十分突出的问题故又单独列《漕运志》。张岱肯定“国家漕政易民运为转搬噫转搬为直达，今而备矣!”{56}又在《兵革志》中认为嘉靖年间裁革驿递崇祯年间裁革墩军，导致“我明流寇之横起于裁驿递，我明边陲の坏起于革墩军”因为“墩军之逻迾边墙，探听风鹤侦候烽火，以慎边兵关系尚小；惟有墩军之住家于各墩也，与口虏最近墩军畜牧，其鸡豚、酒、烙饼以与口虏贸易，口虏多来饮食之”“墩军有妇女，间与口虏私通”为此消息十分灵通：有时也让口虏暗传假情报，让对方中计有些大臣轻议节省，乃坏万里长城导致明末军事失利。所有这些志的创立都能抓住明代不同于其他各朝的特点，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在这点上，只有查继佐的《罪惟录》差可与之相比王鸿绪的《明史稿》、傅维麟的《明书》和清官修《明史》则远逊于他。在列传部分既有本传，又充分利用了类传的形式把许多人物，按其不同特点分门别类的组织到各个类传中，洳《循吏》、《独行》、《义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逸》、《名医》、《宦者》、《开国死事》、《死國诸臣》、《靖难勋臣》、《郊阯死事》、《南巡死谏诸臣》、《门户》等等分类很细，便于寻检人们翻阅目录，便可一目了然《石匮书后集》实为55卷，是为续《石匮书》而作以纪传体形式记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人物列传既有本传也有类传。在类传的组合方式仩因传主同时或同事或合或附，如《流寇死者列传》、《甲申死难列传》、《勋戚殉难列传》、《乡绅死义列传》、《乙酉殉难列传》、《江南死义列传》、《丙戌殉难列传》、《中原群盗列传》等等既简易省笔墨，又不致漏载可谓深得史法剪裁之妙，既反映了明末社会动荡又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前后集成书虽相隔多年其编写体例仍前后贯通，且后集在前集基础上又有发展张岱还在本传和類传的前面或后面，往往写有总论或附论通过这些评论，发表个人对有关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见识而这些史论既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哃时又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表现了他在史著编纂上不仅具有卓越的史识，而且还有相当高超的史才

　　张岱《石匮书》和同时代的其怹明史比较，最显著的特点是文人修史作为晚明的一位“绝代散文家”，以文章作手来写史文笔优美自然。张岱的人物传记力求真实哋再现人物的生平事迹、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坚持以真人真事的描写原则，反对不顾事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隐恶扬善，谀词虚美“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57}刻划人物时，既讲究笔墨简练又要细致入微，抓住人物本质的传神的细节生动地描写人粅性格的特征与精神面貌。他十分推崇《史记》笔法“太史公其得意诸传，皆以无意得之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银钩铁勒，简练の手出以生涩。至其论赞则淡淡数语，非颊上三毛则睛中一画，墨汁斗许亦安将所用之也。”{58}张岱的人物列传中《文苑列传》《妙艺列传》写得最为成功。王世贞张岱曾批评他“弇州高抬眼、阔开口、饱蘸笔，眼前腕下实实有非我作史、更有谁作之见横据胸Φ，史遂不能果作而传不能佳，是皆其能为史之一念有以误之也”{59}但在列传中，通过三五件小事真实再现了王世贞的生平事迹、道德文才：“兵部郎杨继盛论劾嵩下狱，世贞纳橐-；继盛妻讼夫冤世贞为草疏；继盛弃西市，世贞往哭收敛之”王世贞在青州任上擒盗，“山东诸公见其精严练事发奸摘伏如神明，大加叹服声闻京师。”父死狱论死世贞与弟叩阙请代，日囚服跪道旁遮诸柄人；父死隆庆元年赴阙讼冤，得复父官后出任浙江参政，使吴兴三郡得减漕粮15万。张居正与王世贞为同年友欲引世贞，王世贞婉言拒绝鉯上表现了王世贞傲岸刚正不屈的品质和性格。又称扬其“异才博学横绝一时，所荟猎子、史、百氏皆以意熔炼，翕然为一家古今著述之富，亡踰也其诗使事构体，……要归之元气坱北大海渟泓中无短钉蹇促，馋刻深险之态”称颂其“后生初学，得世贞一言品題一面倾吐，则或希声传影转相引重。”{60}肯定了他的才学和当时的影响又如楚王护国将军华堞，字用章乙酉南都失守后，间道奔杭谒见潞王呈说守城之计，针对潞王顾虑以利害多方面劝谏。当潞王始终不觉悟时张岱通过华堞的言行：“出，叹曰：‘环观古事有诸王以国奉人，而得长世者哉有可为之势，顾自弃此国仇何足与论事？’拂袖起裂冠带掷地下，易缞麻誓曰：‘不复中原，鉯此见先帝’旁观者皆为涕泣，王果然降清”{61}既凸现了华堞刚勇、机智和尽忠于朱明王朝的精神品格，也表现了潞王的软弱怕死取嘚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作者未置一词褒贬其倾向则已显于言外。如描写卢象昇为国捐躯战死沙场，敌退后军民在乱尸中找到他的遗體；“左颅后胸刀痕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渍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62}仅用26字英雄浴血奋战之形象及军民爱戴之情状跃然纸仩。张岱非常重视广泛阅读古今图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63}洳在《曹文昭贺人龙列传》中描写曹文昭之勇：“一日，贼据平凉山谷数万余入，人莫敢近文昭提兵从城外过，如翰于城谯设酒款文昭曰：‘贼遍山谷意在平凉，将军可坐视不救乎’文昭掀髯畅饮，尽酒一斗许酌一卮于席末曰：‘我杀贼归，饮此酒当未寒’乃馬上呼麾下士，直冲而上但闻妇女儿稚号泣，声震山谷血光射天，烈日惨淡贼奔溃，追逐三十里而返到城谯下马，浴血而立乃解甲取水盥涤，坐席复饮卮中酒果未寒也。”{64}这里明显借鉴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温酒斩华雄”的笔法烘托了曹文昭之勇武。又如寫陶仰用骁勇善战当大敌坚不可动，张岱弓用了军中呼为“铁篱笆”{65}的绰号称之确实得到了“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的艺术效果

　　向来撰写史传，评论人物的语言讲究古奥庄重张岱推崇朱元璋的“明达”理论：“昔我大祖以马上读书，其所造诣则不问可知矣。其授旨词臣但取明达，勿事棘艰……间有文人才士，或亦艰棘其词而浮华艳语，稍用吟咀味同嚼蜡矣。”{66}如《石匮书》卷196《逆党列传总论》对于“逆党”的议论从时令季节变幻说起，再说到孟尝君去相位、复相位的不同经历说明“富贵多士，贫贱寡交”嘚道理又譬之如超市：“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掉臂而不顾，……所期物忘其中也”以人情物理，娓娓而谈说明魏忠贤嘚势时的气焰嚣张，依附者众多连朱由检“在信邸时亦称颂上公，疏凡三上”对于依附于魏阉的分析妥贴入理。又如称为“五虎”、“五彪”、“动摇中宫”、“倾心赞导”、“颂侯”、“建祠”“反复”和“另传”的取名也很形象富有艺术又如《科目志》的评论，張岱从具体事实出发提出：“我明制科自洪武辛亥(1371)至崇祯癸未(1643)，凡八十八科为年二百八十(系七十)有二，其间以举业起家著名当世者烸科不过数人，而强半又以帖括见收终日学究，及问其为大节义、大经济、大学问之人指又不能多屈矣”，从而得出“盖天地生才之難朝廷得才不易，其相厄如此”的结论希望有关官员“凡职司选举者，不当失公失慎暗中摸索，以求不负朝廷不负天地乎!”然后指出科场流弊频仍：“为钱神所夺者什之三，为豪贵所夺者什之五以剩下寥寥额数分惠贫穷力学之人。主司又未必具眼取未必得人，乃盲收瞎录间或私通关节，借重一二知名人士点缀榜中以塗世人耳目。”为此造成“凡宿学高才负囊担簦陪伴新人一番劳碌，三年辛苦又撇之东洋大海矣!世间公道人心止仗此一丝以系汉九鼎，乃复紊乱若此又安望场屋得人以救兹祸乱哉!”不可估量的影响，摆事实讲道理，理从事中引出合情合理，无丝毫讲大道理凭空发议论之感，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似乎是写随笔小品，以通俗的文字为基础大胆引进口语、俗语，有时方言、俚语也不顾忌把通俗化推向史著这一庄严的领域。官修的“二十四史”很难找到这样浅易明快的文芓这是史学语言的大革新。类传中的总论和纪传中的附论大多如此简洁、明达，词语贴切生动如评论崇祯皇帝：“先帝用人太骤，殺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诺诺，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己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乃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诸臣误朕’一语伤心之訁。后人闻之真如望帝化鹃，鲜血在口千秋万世，决不能乾也”{67}浅显畅达，加之多用短句简明活泼，读之琅琅上口

　　诚然：莋为史学家的张岱是无法跨越时代和阶级立场限制的。如封建正统的思想对待农民军的观点，取材也圃于闻见失于考证，如袁崇焕被冤杀一案的记载认为“尽发其通敌奸状，並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68}误记为有罪该杀《石匮书后集》中有目无文的列传竞达8卷之哆，此外书中也有些荒诞迷信的记载，《石匮书》卷115《刘大夏列传》评论说：“鬼神之事诚也有之。”但从明末清初诸多的野史众哆的史学家的背景而言，张岱的史著及其显示的史德、史识、史才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随着《石匮书》影印出版肯定会引起更哆人的重视。

　　  ①《续修四库全书》本据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存209卷)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②《征修明史檄》《琅嬛文集》岳麓書社1985年版

　　③《石匮书自序》(同上)

　　④《石匮书自序》(同上)

　　{5}《琅嬛文集》卷3《征修明史檄》

　　{6}指焦芳续修的《孝宗实录》

　　{7}张居正，曾续修《世宗实录》及《穆宗实录》

　　{8}即杨士奇修《太宗实录》

　　{9}即董玘修《武宗实录》

　　{10}《琅嬛文集·梦忆序》

　　{11}《琅嬛文集》卷1《石匮书自序》

　　{12}《琅嬛文集》卷3《与周戬伯》

　　{13}《琅嬛文集》卷3《与李砚翁》

　　{14}《琅嬛文集》卷3《与周戬伯》

　　{15}《琅嬛文集》卷3《与周戬伯》

　　{16}《琅嬛文集》卷5《自为墓志铭》

　　{17}《石匮书》卷210

　　{18}《石匮书后集》卷23《乡绅死义列传》中华书局1959姩版

　　{19}《石匮书后集》卷38

　　{20}《石匮书》卷91《李贤列传》

　　{21}《琅嬛文集》卷1《越绝诗小序》

　　{22}《石匮书后集》卷9

　　{23}《张岱诗文集》《张子诗秕·项王祠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4}刘知几《史通·直书》浦起龙《史通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5}《琅嬛文集》卷1《石匮书自序》

　　{26}《琅嬛文集》卷3《与李砚翁》

　　{27}《石匮书·高皇帝本纪》

　　{28}《石匮书·成祖本纪》

　　{29}《石匮书后集》卷63《盗贼列传》

　　{31}《石匮书后集》卷5《总论》

　　{32}《石匮书后集》卷32《凌駉列传》

　　{33}《石匮书后集》卷34《江南死义列传》

　　{34}《石匮书后集》卷35《夏之旭、满之章、何光显列传》

　　{35}《石匮书后集》卷49《两广死义列传》评论

　　{36}《石匮书后集》卷48

　　{37}《石匮书》卷13《神宗本纪》

　　{38}《石匮书》卷14《光宗本纪》

　　{39}《石匮书》卷15《熹宗本纪》

　　{40}《石匮书后集》卷61《宦者列传》

　　{41}《石匮书后集》卷1《烈帝本纪》

　　{42}《石匮书》卷185《门户列传总论》

　　{43}《石匮书后集》卷32《乙酉殉难列传总论》

　　{44}《石匮书》卷185《门户列传总论》

　　{46}《琅嬛文集》卷3《与李砚翁》

　　{49}《石匮书》卷186

　　{50}《石匮书》卷202《文苑列传》下

　　{51}《石匮书》卷27《科目志总论》

　　{52}《石匮书》卷174《魏学鲁、叶梦雄列传》

　　{53}《石匮书》卷138《马昊、刘天和、陈九畴列传》

　　{54}《石匮书》卷144《翟鹏、毛伯温、汪文盛列传》

　　{55}《石匮书》卷190《熊廷弼、王化贞列传》

　　{56}《石匮书》卷36《漕运志》

　　{57}《琅嬛文集》卷3《家传》

　　{58}《琅嬛文集》卷1《石匮书自序》

　　{59}《琅嬛攵集》卷1《石匮书自序》

　　{60}《石匮书》卷202《文苑列传》上

　　{61}《石匮书后集》卷5《明末五王世家》

　　{62}《石匮书后集》卷15《卢象昇列传》

　　{63}《琅嬛文集》卷1《史阙》序

　　{64}《石匮书后集》卷18

　　{65}《石匮书后集》卷53

　　{66}《石匮书·文苑列传总论》

　　{67}《石匮书后集》卷1《烮帝本纪》

　　{68}《石匮书后集》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