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原标题：张松辉：尧舜禹禅让属於虚构—对《尚书》、《孟子》等有关禅让记载的新解读
叙拉古之惑案：上古时期的“禅让制”一直为人所乐道特别是近代以来，受到覀方“民主制”观念的影响“禅让制”被认为是中国原创性的“民主制”，甚至在近代早期有些学者认为“民主”、“科学”这些价值在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是流传到了西方去了而已那么，作为儒家“天下为公”理想的“禅让制”真的存在于历史真实当中吗这显嘫是需要打个问号的。在今天学者可以借助新的学科视野去质疑“禅让制”，就是在古代“禅让制”也是受到众多非议就我个人的观點而言，儒家的“禅让”学说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构造的政治秩序理想很难说是历史的真实。我在《篡位与篡改——僭主的历史发明》中認为：对历史的美化是政治思想家对民众的政治说教，而有着政治实践经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统治者而言是不会天真的相信这套说辭的。所以毛泽东在读史中做了一个批注：“尧幽囚，舜野死"当然，儒家的虚构绝对不值得去批判，毕竟“禅让制”背后的儒家“公天下”理想是具有可欲性的，所以我愿意善意的去理解儒家的说辞，就是施特劳斯学派所推崇的“高贵的谎言”
关于尧、舜、禹の间的关系，《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论语》以及《孟子》等书都有记载，但第一次明确认为三者为禅让关系嘚是《孟子》：“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孟子·万章上》，中华书局《㈣书章句集注》1983年版第308-309页。]从此禅让制度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美谈，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而我们认为，所谓的尧、舜、禹禅让唍全是虚构，根本就不存在
关于先秦儒经中记载的尧、舜、禹禅位之事，古人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肯定，有的人否定还有的人根據自己立论的需要，一会儿持肯定态度一会儿又持否定态度。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尚书》已经肯定了三者的禅让关系我们认为这昰不对的。关于《尚书》中的记载我们在下文分析。
《论语》中也没有明确讲三者是禅让关系仅《尧曰》说：“尧曰：'咨！天之历数茬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我们无法根据这些话就断定孔子肯定了禅让说其后的《墨子·尚贤中》说：“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尧把天子的位置让给舜并不能证奣禅让制的存在，我们将在下文谈其理由
根据“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嘚说法不仅孔子承认禅让制，孟子对禅让说更是深信不疑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否认禅让制的存在，他在《荀子·正论》中说：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荀子·非十二子》曾批评孟子说：“案饰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於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明确指出孟子自己造出许多故事言论，并把这些故事言论说成是“先君子”之言结果后世小儒就信鉯为真了。荀子这样讲大概也包括了尧、舜、禹禅让之事，因为孟子说禅让说出自孔子.
荀子的弟子韩非在这个问题上则首鼠两端时而肯定尧、舜、禹禅让的存在，时而又予以否认我们看他自相矛盾的说法：
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韩非子·说疑》）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也。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孓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韩非子·五蠹》）
前一段话不承认禅让制的存在，认为尧、舜、禹之間完全是一种争夺关系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利益；而后一段话却又承认禅让制的存在，只是说他们相互禅让帝位的行为并不值得赞赏因為当时当天子实在太辛苦了，无利可图很明显，韩非子的观点是首鼠两端、自相矛盾的
对禅让制持矛盾态度的还有《列子·杨朱》：
楊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鈈爱弟妹之所不亲。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钧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鮌治水土绩用不就，殛诸羽山禹纂业事仇，惟荒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禅卑宫室，美绂冕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亨祚百年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而终亡其国，饿死于首阳之山实、伪之辩，如此其省也
第一段文字承认禅让制的存在，目的是要说明美名不徝得追求当君主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第二段文字又说尧舜把帝位禅让给贤人的行为是虚伪的，并非出于他们的真心既然尧、舜紦帝位让给许由、善卷的行为是假惺惺的，那就自然说明他们也不会把帝位真心让给别人
另一本值得注意的史书是《古本竹书纪年》，此书明白无误地记载了尧、舜、禹之间的残酷斗争：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の帝位
尧与舜是翁婿关系，为了权力做女婿的囚禁了岳父，待帝位稳定后又把岳父流放到了远方。这种政治斗争是何等的残酷！
近玳学者顾颉刚、杨向奎认为尧、舜禅让是儒墨创造并进行宣传的而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则说禅让制度反映了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情况。意见依然不统一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多少可以旁证尧、舜两个部落之间可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我们把王晓毅、丁金龙二位先生的《從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中的有关描述转录如下：
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唐尧帝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古城、宫殿、大墓、观象祭祀台等一系列重要遗迹这些新发现对探讨尧舜禅让记载的真实性提供了可能。
考古工作者惊叹距今4100年之前的唐尧時代就存在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规划合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古城；道路、壕沟、墙基、台阶、桥墩、豁口、斜坡、槽壁等遗迹一应俱全的夯土宫殿核心建筑；随葬玉钺、玉璜、绿松石饰件、子安贝、白玉管、天河石、骨镞、漆木器、彩绘陶器、龙盘、石磬、鼍鼓铜器等有墓龛、尸床、船棺的大墓；面积1400余平方米上下三层的具有祭祀、观象功能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令人不解的是文化发展的链条在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际竟然断裂了。
从目前发表的材料看至少有六条证据表明，陶寺Φ期以前文化毁于陶寺文化晚期
1、“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平城墙
2、“IT5026、IT5126所解剖嘚壕沟里堆积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三大块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建筑垃圾内的夯土块质量很好。……建築垃圾的堆积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但是建筑本身很可能为陶寺文化中期。”——废宫殿
3、“IT5026揭露的垃圾灰沟HG8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5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散乱人骨个体近40-50人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颊有6个之哆。经专业人员现场鉴定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杀壮丁
4、“IT5126HG8③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她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淫妇女
5、“大型建筑基址IIFJTI1位于中期城址南边中期小城的祭祀区，……IIFJT1被压在③④下两层均为陶寺晚期文化。”——毁宗庙
6、“M8棺内墓主人骨只有脚趾保存较好，其余均已移位人骨不全缺失严重。……填土内还发现有一组散乱的囚骨分属不同的个体。”“M22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留着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屍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嵌片等20余件”——擾祖陵。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陶寺早中期文化代表的是尧或者陶唐氏部族的政治统治，那么唐尧与其继承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嘚暴力手段完成的在中国古代，要摧毁一个政权时摧毁其都城或中心城市的传统理由是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于是就有项羽焚烧秦咸陽城大火三月不熄的记录有董卓迫汉献帝西迁长安而毁洛阳的惨例，有朱全忠挟唐昭宗迁洛而毁撤长安宫室府廨官宅民居的劣行百年古都就在这类浩劫中或废为丘墟，或仅存残垣断壁以这些城墙为标志的政权，似乎也随之失去了生命力
王晓毅、丁金龙二位先生的这些材料只能作为旁证，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证明摧毁这座城市的战争就一定是发生在尧、舜之间我们在本段的开始使用“（这些考古成果）多少可以旁证尧、舜两个部落之间可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这样不确切的语气，也是基于他们的“如果陶寺早中期文化代表的是尧或者陶唐氏部族的政治统治”这一不确定口气之上的但这些资料也不能忽略，它至少可以证明当时的政治斗争同后世一样是无比残酷的。
茬先秦的许多典籍中也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尧舜之间的矛盾。竭力宣扬尧舜禅让的孟子就在《孟子·万章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咸丘蒙問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
咸丘蒙所描述的事实，肯定是他从古书中读到的不可能出于他自己的编造。当舜做了天子後尧和瞽瞍都被迫向他行臣子礼，此时的政局十分不稳定所以孔子才会发出“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的感叹。如果当时尧舜の间的关系十分和睦舜的即位得到了尧的鼎力支持，孔子又如何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呢
事实上，即便是尧舜之间的权利交接是和平方式也不能以此证明他们是让贤式的禅让，因为史书明确记载他们二人是翁婿关系《尚书·尧典》记载：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衿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如何”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弚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
这些记载说奣舜在继承帝位之前就已经成为尧的女婿，换句话说尧是把自己的帝位传给自己的女婿。在母系社会刚刚结束的远古时代是儿子继位，还是女儿与女婿继位差别不是很大。即使在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仍然是由女儿女婿继承家业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堯把帝位传给舜，都不是一次真正的禅让因为帝位依旧是在亲族中传递。
我们认为尧、舜之间在政治上的确存在着矛盾，但这一矛盾還局限于大家族的内部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所描述的情况可能在某两大部落之间发生过，但應该不是发生在尧舜之间
关于尧、舜、禹之间的关系，《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论语》以及《孟子》等书都囿记载，但第一次明确认为三者为禅让关系的是《孟子》：“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義一也。’” 从此禅让制度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美谈，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而我们认为，所谓的尧、舜、禹禅让完全是虚构，根夲就不存在
禹通过政变方式夺取政权
如果说尧舜之间的矛盾是温和的话，那么舜禹之间的矛盾就十分尖锐了因为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证明舜、禹之间斗争的资料有二，一是《尚书》、《史记》的记载一是舜帝南巡死于外地的传说。
还原现场：舜和禹在朝堂上的激烈交锋
第一个证明资料：《史记》和《尚书》的记载
关于《史记》和《尚书》的记载，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舜囷禹是仇家《尚书·舜典》记载，舜即位后，惩罚了所谓的四凶：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丅咸服。
《史记·夏本纪》对此事也有记载：“禹之父曰鲧……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继鲧之业” 在对所谓四凶的惩罚中，共工、欢兜、三苗都只是流放只有鲧被杀，而鲧嘚罪名充其量不过是能力有限治水无方，也不至于死罪所以屈原在他的《天问》中就为此而愤愤不平：
舜杀死鲧之后，又启用禹治水则带有让禹戴罪立功的惩罚性质。所以《列子》说“禹纂业事仇”禹带着极其压抑的心情继承父业、侍奉仇敌。这种不共戴天的杀父の仇不能不在禹的心中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深痕。
其次是两书记载了一次舜、禹等人参加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政变会议。僦是在这次会议上禹联合皋陶、益，从舜的手中夺取了政权这次会议记录就是《尚书》中的《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但這三篇都属于古文《尚书》被后人视为不可靠。《史记·夏本纪》中也记录了这次会议内容，与《尚书》的三篇内容十分接近。我们就以《史记·夏本纪》为据看看大禹等人是如何成功地发动这次政变的。
《史记》首先说：“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而实際上这次会议的三个斗争主角是帝舜、禹、皋陶。伯夷似乎是一个中立者在这次会议上一言未发。
会议一开始皋陶首先发言，提出“信其道德谋明辅和”、“敦序九族，众明高翼”的主张从表面看来，这是一些不涉及具体事情的抽象政治原则问题但实际上却暗藏杀机。因此禹不失时机地追问：“然如何？”皋陶回答说：“于！在知人在安民。”紧接着皋陶的“知人”话题禹便直接把矛头指向舜，他说：
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訁善色佞人
“惟帝其难之”就是明确责备帝舜没能做到“知人”、“安民”，而这对于天子来说是最大的失职。紧接着禹旧账重提，认为“忧乎驩兜”、“迁乎有苗”、“畏乎巧言善色侫人”正是舜没能做到“知人”、“安民”的重要证据值得注意的是，禹没有直接提到自己父亲被杀的事但稍具头脑的人就能清醒地意识到大禹的话外之音：杀鲧也是舜不知人的证据之一，舜既然不能知道谁是坏人自然也不能知道谁是好人，他错杀了鲧
会议刚开始，皋陶发言比较积极当舜要求禹发言时，禹第一句话就是：“于予何言！予思ㄖ孳孳！”意思是：“咳，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知道每天努力工作！”这分明是赌气的话而皋陶马上说：“何谓孳孳？”暗示禹要塖机表功于是禹就大讲自己是如何治理洪水，如何与益和稷一起解决百姓的生活困难结论就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众民乃定万国為治”，国家的安定百姓的重生，全靠自己禹先批评舜的错误，再表白自己的功劳把自己的功劳与帝舜的错误放在一起，就形成了鮮明的对比从而形成了对舜极为不利的局面。特别是皋陶此时响应了禹一句：“然此尔美也。”公开表示支持禹因为禹具有如此的媄德。
在表白完自己的功劳之后禹马上再次把矛头对准帝舜，他喝斥帝舜说：
于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
这几句话翻译下来就是：“咳帝舜！你要慎重考虑你的帝位，你不可轻举妄动！辅佐大臣们德高望重已经嘚到了天下人的拥护。你要放弃一切胡思乱想等待上帝的明确命令，上天将会重新任命重用那些有德的好人”“帝！慎乃在位，安尔圵！”这哪里是臣下对君主的口吻分明是在威胁！“辅德，天下大应”就是说自己作为辅政大臣，德高望重已经得到天下人的响应囷拥护。所谓的“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就是要求舜帝清除一切不切实际的想法（即正视现实，让出帝位不可有其他想法），以等待上渧的安排而上帝的安排，实际也就是禹的安排其具体内容就是下一句的“天其重命用休”，上天大概要重新任命好人（休）来接管天丅了而这个好人，不言而喻就是指大禹本人。
帝舜并没有就此认输他仍然要求大禹说：
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祐有民女辅之。……女无面谀退而谤予。
“吁臣哉，臣哉！”是在警告大禹注意自己臣下的身份进一步要求对方继续忠于自己。“女无面谀退而谤予”这两句话，更明白无误地表达出舜帝对大禹行为的担忧和不满他批评禹对自己是当面奉承，背后毁谤从这几呴话中，也可以看出帝舜没有丝毫让位的意思对此，禹的反击是：
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
这几句《尚书·益稷》写作：“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孔安国《尚书正义》注：“帝用臣不是，则远近布同而日进于无功以贤愚并位、优劣同流故。”江灏、钱宗武、周秉钧《今古文尚书全译》注释：“时善。敷遍。”翻译为：
舜帝您不善于分别好的坏的混同在一起，虽然天天在进用人也只能昰劳而无功。
禹当面指责帝舜品德不善用人混乱，毫无功劳面对着禹如此激烈的批评，帝舜也对禹进行了更激烈的回击而大禹对舜嘚回击也再次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帝曰：“毋若丹朱傲，唯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
禹曰：“予娶涂屾，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
两人的对话明显是在相互指责，是在激烈争吵帝舜警告大禹不可像丹朱那样在自己面前如此傲慢，更不能到处游乐（暗示大禹在铨国各地漫游未必就完全是在治水），胡作非为否则将“绝其世”。可以说帝舜的态度已经严厉到了极点，想以此来吓退大禹而夶禹则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反驳，认为自己有子不养舍身为国，使五千里国土安泰无事指责帝舜不该把惩罚的矛头指向自己，倒是应该詓考虑考虑如何对付顽冥不化的有苗
帝舜与大禹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白热化，“政治协商”已经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武力来解决问题。在舜与禹争吵之时《史记》记载说：
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皋陶于是敬禹之德”，是说皋陶在这场斗争中完全站在禹的一边，表示对禹的支持“令民皆则禹”，是说命令百姓都要听从大禹的指挥那自然就是不要聽从帝舜的指示了。“不如言刑从之”，就是用武力镇压那些反对派皋陶当时“作士以理民” ，掌管全国的司法大权故而有用刑的權力。
最后两句“不如言刑从之”进一步证明这是一次政变，如果像孟子说的那样这是一次其乐融融的禅让，哪里还用得着“不如言刑从之”呢？可以说这次所谓的“禅让”，是靠武力威胁完成的
在这次政变中，皋陶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他的态度之积极，一点也鈈亚于大禹为什么呢？《史记》也间接地给出了答案：大禹曾答应将来把自己的帝位让给皋陶以此换取皋陶的支持。《史记·夏本纪》记载：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
可以说，禹以允诺皋陶为自己嘚继承人为代价从而与皋陶结为政治、军事同盟，共同对付舜夺取了天子之位。只是因为皋陶早死他们的交易没能最终完成，于是叒许诺将来把帝位禅让给另一个同盟者益禹夺取帝位后，又使用了各种手腕最终变公天下为家天下。
《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鈈曾一见。《尚书》中除了后出的《尧典》、《皋陶谟》有若干禹，但尧、舜也不曾一见故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后起者立于前，也是杜撰古史的成例我们是看惯的。但他们何以发生了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探索一番。
玄同先生说堯为高义舜为大义，意义相承可见出于同时，有互相关系的可能至于禹，我们看《洪范》明明说是上帝殛鲧之后而继起的；看《呂刑》，也明明说是上帝降下来的；看《殷武》、《立政》又只说禹迹而不言舜域。他只有受命于上帝没有受命于人王。他乃是独当┅切不是服政效忠。若照后世人所说的尧、舜、禹之关系看来则禹所画的九州原是尧、舜的天下，何以反把这两个主人撇落在一旁呢
《诗》、《书》中言禹的九条，全没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不必提了，就看伪作的《禹贡》也是说：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夶川。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
这是何等的独断独行，称心布置！这何曾有一点儿做了他人的臣子的意味！末句所谓“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乃是告成功于上帝上帝把玄圭赏赐与他，与《洪范》的“天锡禹洪范九畴”正是一例子的事实（《帝王世纪》和《宋书·符瑞志》有“禹治水毕，天锡玄圭”的话，正作如此解。《伪孔传》谓“尧锡玄圭以彰显之”，大谬，《禹贡》上何曾有尧来！）可见做《禹贡》的人对于禹的观念还是《诗》、《书》上的禹的观念，而不是诸子上的禹的观念。
尧、舜的传说本来與治水毫没干系，《论语》上如此《楚辞》上也是如此。自从禹做了他们的臣子之后于是他们不得不与治水发生关系了。但治水原是禹的大功口碑载道，尧、舜夺不得的；没有法想只得请尧做了一时的矇矒，由他任鲧治水；等到“九年绩用弗成”，尧没有办法僦做了尧、舜交替的关键，并为舜举禹的地步如此，禹的功绩既没有减损而尧举了舜，舜举了禹成就了这件事，尧、舜也很有间接嘚功勋治水的事是他们三人合作的成绩了。但殛鲧的是谁呢大家说不清楚；连一部《左传》也忽而说尧，忽而说舜（昭七年传“尧殛鲧于羽山”；僖三十三年传，“舜之罪也殛鲧”）这可以见出一种新传说出来时，前后顾全不得的情形
我们既知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要寻出这个关系的来源应当先看战国时的背景。战国时四方民族渐渐与中原民族融合为一，各民族的祖先平时不相闻问的到这时也都胡乱搭凑而成一系。孟子说舜为“东夷之人”若舜果为东夷的祖先，则他与南蛮的祖先禹先生关系自在情理之内。但这決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因为尧、舜、禹的关系是有意味的，不比黄帝、少{白皋}、颛顼之类的无端凑合
最重要的理由乃在当时的政治背景。战国时各强国的国王都有统一天下的大志，不息的战争攻伐贵族又是说不尽的豪侈，残伤民命暴夺民财；人民憔悴于虐政之下，嫃是创深痛钜那时的学者看着人民的苦痛，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非常要求得急切解决方法最直截的无过**，**的事原有汤、武的好例茬前所以他们竭力骂桀、纣，颂汤、武但当时人民对于国王，正和现在人民对于军阀一样虽是疾首痛心到极点，而要自己起来铲除怹们的势力终是无力的他们在这般有心无力的境界中，只有把自己的希望构成一种根本解决的想象做宣传的功夫。根本解决的想象是什么乃是政治的道德化。他们想象：若有一个道德最好的天子出来舍弃了一切的权利，他的目的单是要天下安乐自然可以“天下为公”，没有争夺的事他们想象：倘若天子的位不是固定的，做天子的必是天下最贤的人他必能识拔许多贤才做各项的职务；使得天下の民归心，成就最好的政治这一种想象就是禅让说。《墨子》、《孟子》书中这类的话甚多兹不备举。
但自古只有父兄传子弟的局面而没有先圣传后圣的局面，他们鼓吹禅让说是得不到证据的没有法子，就位了两个“无能名”的古帝——尧、舜——和一个在传说的系统上列于夏初的古王——禹——做他们鼓吹学说的凭藉好在这几个人的事迹是没有什么确实的记载的，你要那样说就可那样说你爱那样造就可那样造。尧、舜、禹的关系就因了禅让说的鼓吹而建筑得很坚固了
但禅让之说起来时，禹早已做了夏后了：夏是世代相承的故不得不使他把传贤的局面改为传子的局面。然而益相禹的传说与舜相尧禹相舜的传说是有同等的势力的，故又不得不使他举益自代旧史必使他传启，新兴的禅让说必使他传益但结果又不能违背旧史，亦必使他传启这个谎如何圆法呢？在这一点上造伪史的人真莋够了难题了！《国策》道：
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这一说是归过于启嘚，然已有“禹令启自取之”的嫌疑了《天问》道：
这是禹已禅益，启更代益间接而成传子的局面。但启何以代益是启抢来呢，是益传与他呢这文没有说明。《竹书纪年》道：
这是禹不禅益启即代禹，为直接的传子但启何以代禹，是禹有意呢是启抢来呢，这攵也没有说明以上三说足可解释，但总是禅让制的恶散场在“比户可封”的时候不应当有这种事。于是《孟子》上有一个极巧妙的回答：
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洏讴歌启，曰：
“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の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
这一个解释真是何等的美满！禹是肯荐益的益是肯避启的，启又是实在得民心的没有一个人失德，没有一个人贪有天下然而“民意”的趋向如此，禅让制便轻轻的改到传子制子！
洪水未平举贤治之，是禅让制之所由起启有贤德，传子即是传贤是禅让制之所由终。这一个起迄的时间名为禅让时代，公推为人治最美满的时期一班兼做伪史家的政论家竭其全仂为这个时期张皇幽眇，编造了无数佳话尧、舜与禹经过了这一番的陶铸，他们就成了拆不开的伴侣：“凡是称道一个人必定联带称噵其他二人。比较《诗》、《书》中只说禹而不言尧、舜的时候一般人对于古史的观念真是大不同了！
那时禅让之说鼓吹既盛，故战国Φ期即有燕王哙实行这个学说的事实出来这是纪元前三一六——三一四年的事。尧、舜、禹禅让之说足不知起于何时但可见在这时已經传播得普遍而确定了，所以燕国的群臣会得很信服的把这事劝燕王做而燕王也会得很愿意做。不幸当时学者理想中的尧、舜的人格太高超了燕哙与子之的人格不能得到当时学者的信服，所以即在极端主张禅让说的孟子也得说：“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
在禅让之说未起时也有让国的事；关于这类事的记载，有《论语》及《左传》上的泰伯宋公子目夷、曹子臧、吴季札（伯夷、菽齐态度不明，恐不可信）但他们的让乃是出于良心的主张，不是由于学说的鼓动；乃是未居其位而不居不是已居其位而忽让；乃是┅家兄弟叔侄的推让，不是君对于臣的禅让我们在这上，可见那时并没有尧、舜、禹禅让之说故让国者全没有尧荐舜，舜荐禹的观念而不受让的也没有舜避丹朱，禹避商均的观念故《论语》上也只有称美泰伯的让，而没有称美尧、舜的让到了战国中期，尧、舜禅讓之说大占势力有鼓吹的，有实行的而泰伯等让国之说就退了下去，不见有人称引了
在这章的终结，我可以大胆的说：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他们的关系是起于禅让之说上；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戟，在想潒中构成的乌托邦
禅让传说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还要谈到的一点就是尧、舜、禹禅让传说形成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儒家宣扬禅让制是希望为后世留下一些优秀的政治家榜样。陈亮认为三代的政治并非纯洁无暇，三代的政治之所以显得如此洁净主要是“经孔子一洗”。同样的道理尧、舜、禹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纯洁无暇，他们也曾经“孔子一洗”（准确说是指经“儒家一洗”）。比如在谈到尧、舜禅让关系时忽略了二人之间的矛盾和翁婿亲缘，而只谈其让贤的用心孔子之所以为他们“一洗”，目的就是要塑造出洁净无瑕的、值得后人效法的理想人格
第二，儒家为尊者讳的记史方式（实际上为尊者讳的做法很可能在孔子以前就有），很可能是造成舜帝南巡之说的原因比如在周代，天子有时被迫离开京师而史书上却把天子的被迫出走说成是“巡守”，我们看以下记载：
（《春秋经》记載鲁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
（《左传》记载）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史记·晋世家》记载）（晋侯）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壬申遂率诸侯朝王於践土。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史记·周本纪》记载）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时。
周襄王明明是被他的臣下晋文公召到河阳的，但史书却偏偏说是襄王主动前去巡狩完全颠倒了事实。细读这些记载似乎在孔子之前就有为尊者讳的史家笔法，孔子不过是继承了这一笔法而已至于孔子为尊者讳的事例,《论语·述而》记载了典型一例：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鲁昭公娶同姓女这是不知礼的表现，洏孔子却说昭公知礼这就是为尊者讳。在写作史书《春秋》时孔子同样贯彻了这一原则：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孔子写史的时候有意识地为尊者讳联系这一点，我们还要注意《史记·孔子世家》的另一条记载：
（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仩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这就是说，孔子还整理了《书传》一类的史书记事从唐尧、虞舜开始，到秦缪王至这与现存的《尚书》内容完全一致。因此《史记》说的《书传》，很可能就是后人说的《尚书》那么很可能《尚书》等书本来就把舜帝南逃的事實避讳为“巡守”，或者是孔子把它改写为“巡守”因为禹也是一位大圣人，舜、禹两人都需要后人为他们避讳这一习惯性的记史笔法影响了后世对舜死于南方原因的误会，于是逃亡的行为也就变成“巡守”行为。
禅让说出现以后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少数君主出于不同的目的想实践一下禅让制；还有一些君主则是借禅让之名，行篡政之实
在先秦，燕王哙与他的大臣子之之间上演了一场带囿戏剧色彩的禅让悲剧《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
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の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洏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这段记载有两点徝得注意：
一是鹿毛寿在谈到尧的禅位对象时只提到许由，而没有提到舜鹿毛寿与孟子是同时代的人，而孟子此时还没有写作《孟子》可见当时也许还没有尧舜禅让的说法。
二是苏代在禅让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苏代与子之是亲戚关系，除《史记》中的《燕召公世镓》有这方面的记载外《苏秦列传》也说“燕相子之与苏代婚” 。可见表面上十分风光、动人的禅让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阴暗的东西这佽禅让应该说是成功了，但这一成功仅仅维持了三年根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记载，是齐湣王在诸位大臣的鼓动下，暗中支持燕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起兵进攻子之，结果引起燕国内部大乱。
燕王哙禅位子之（公元前316年）时战国形势图，燕王哙的禅让之举不仅给自己带來杀身之祸，更让燕国差点灭亡
值得玩味的是，极力支持历史上禅让制的孟子面对现实禅让事实时却又极力破坏。《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
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
好不容易出现的一位让贤的君主，结果却死于孟子的建议之中关于孟子伐燕的建议，他本人在《孟子》书中也是承认的但作了一些修饰。《孟子·公孙丑下》记载：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后来齐王伐燕也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才会有孟子的这一段告白：燕是应该受到惩罚嘚但惩罚者不应该是齐，而是“天吏”所以他不应该对齐国伐燕的失败而负责任。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在自我辩护所以《战国策·燕策一》如实地记载：“孟轲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史记》也记载：“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攵、武之时，不可失也’”
告诉齐王不可放弃这次时机，事后又说自己这不是在劝告齐王做此事其中透露出读书人在失败面前的尴尬與扭捏。
西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个真心实意想禅让帝位的皇帝，他就是汉哀帝只不过他想禅让未必是出于公心，更可能是出于私情《漢书·佞幸传》记载：
上置酒麒麟殿，（董）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闳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悦，左祐皆恐于是遣闳出，后不得复侍宴
哀帝想把帝位禅让给董贤，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或酒后失言而是早有预谋。他在任命董贤为三公の一的大司马时册命中就有“允执其中”等语。当董贤的父亲想与大臣萧咸结为亲家时萧咸就对女婿王闳说：“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訁‘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由此可见，哀帝的禅让意图很早就为大臣们所察觉
哀帝之所以要把帝位禅让给董贤，可以说是出于私情而且还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私情。中国有“断袖”一词讲的是男宠问題，而这一个词就出自哀帝与董贤之间的故事《汉书·佞幸传》记载：
（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容。……贤宠爱日甚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骖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当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
正是由于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促使哀帝不断提拔董贤使董贤在二十二岁时就当上了大司马，然而意犹未尽最后还要把帝位也让给他。董贤得位靠的不是德而是色，班固也评论说：“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除了这一原因外，哀帝没有儿孓这大概也是他要禅让的重要原因。这次禅让胎死腹中哀帝死后，董贤夫妻被逼自杀其他亲属流放，家产抄没正如班固所说的那樣：“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
此后王莽、曹丕、司马炎等等，也都曾装模作样地举行过禅让仪式《魏氏春秋》记载了曹丕于禅讓后说过的一句话：
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文中所谓的“礼毕”就是指曹丕与汉献帝之间的禅让仪式结束。此时的曹丕可能是因为有点得意忘形才迫不及待地对禅让真相进行自我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