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文:勿将大欲存心曲什么意思.守分安行以待时,利可共兮不可私,专求利己怨随之求工作

本书是已故北大哲学系教授邓艾囻先生的遗著邓先生在抗战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50年代中期起任教北大专研朱子及王阳明哲学。本来计划撰写这方面的专著泹因“文革”动乱,长期受到迫害而止“文革”后,邓先生获得平反恢复工作,到1984年因癌症逝世这期间他写了几篇论文(辑成《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于1989年出版)也完成了本书的初稿。

我读过邓先生的书得益甚多。知道他有这部遗著尚未出版遂询之于陈来教授,陈教授说邓先生是他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不久他便将此书之油印稿带来,希望能在台湾出版友人陈女士主持法严出版社,热心弘揚文化慨允出版此书。后来我到北大开会得见邓夫人左启华女士,她亦以此书之出版殷殷嘱托并负责将书稿先行打字,作了初步的校对

《传习录》的注释,常见的已有数种其中叶绍钧的标点本出版较早,亦颇通行但注释十分简略。日人三轮希贤的标注(收入《漢文大系》第十六册)颇精但对于阳明思想未多着墨。陈荣捷先生的《传习录详注集评》有注有评学者称便。但陈书之注释仍是以考證之功多义理之阐释较少,其所收之评论亦未必都有价值。邓先生此书吸收了陈书之长处(陈书之英文本先出,邓先生得以见到)又参考了几种日本人之相关著作,所以此书之注释是相当确实的邓先生很注意阳明思想之前后期之发展,这是本书的特色更重要的,是邓先生将《传习录》和王阳明的其他著作如论学书、诗文等关联起来,互相印证这一步工作,对于了解阳明的思想是有很大帮助的。《传习录》固然很明白而集中地表现阳明的思想但阳明其他的著述也很重要,能两者相参必能较全面地掌握阳明的见解。相信這部邓先生遗著的出版对阳明学的研究,会有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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