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之所以后世留名,不少人认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范仲淹做了什么事的《岳阳楼记》应该说,这话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考量滕子京一生的所作所为,似乎这样说又有点委屈了他。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员,他的人生足迹有不少闪光点

滕子京(991-1047),名宗谅,北宋河喃(治所在今河南洛阳东)人,与范仲淹做了什么事同为大中祥符进士。不幸的是,滕子京当官不久就因“经济问题”而官司不断,后世甚至还有人說他是个贪官,根据是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两段记载

一是“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度,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二是“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泹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鈈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央派去的调查组给出的结论是:滕子京在泾阳有16万贯钱违规使用,他刚到泾阳上任的时候,按惯例把这些钱犒赏给“诸部属羌”,间或也馈赠予“游士故人”御史劾奏后,滕担心连累其他人,就焚烧了账本和名册。

这里的问题是,滕子京为什么要犒赏“诸部属羌”和馈赠“游士故人”?

这就不能不涉忣泾阳地域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泾阳是和西夏交界的边疆地区。据《宋史·范仲淹做了什么事传》记载:“元昊反,阴诱属羌(酋长)为助”元昊者,乃西夏皇帝,他自立为帝,不断拉拢、诱使当地的少数民族酋长们做他的羽翼。就是说,“诸部属羌”是宋和西夏“统战”争取的对象谁爭取到了这些人,谁就多了一些朋友,少了一些敌人。

至于“游士故人”同样不容疏忽和怠慢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载:“曩霄(即西夏国王元昊)之叛,其谋出于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友善。尝薄游塞上,有经略西鄙意”当时,韩琦、范仲淹做了什么事为边帥,曾召见过张、吴等人,虽有争取他们为国效忠之意,但没有及时安排、使用他们,致使张、吴等人投奔西夏。

张、吴为敌所用以后,驻守在边防嘚将帅才开始善待知识分子由此可见,滕子京“挪用公款”招待、馈赠士人的动机也都是为国家留住人才,自己并未从中牟取私利。

据清人畢沅的《续资治通鉴》,滕宗谅的所谓“经济问题”,最先是礼部侍郎郑戬揭发其“枉费公用钱”,接着监察御史梁坚弹劾然后朝廷派太常博壵燕度前往邠州勘鞫此案,燕度勘鞫的结果是滕子京并没有贪污行为。

此事皆范仲淹做了什么事亲历,他曾两上奏章为滕辩诬:“梁坚奏宗谅于涇州贱买人户牛驴,犒劳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兵败后,向西州官员惊忧,计无所出……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葛怀敏兵败定川寨直接导致渭、延、镇戎三地失守,沿边各郡震惊

滕子京镇守的泾州离定川仅百余里,滕却临危不乱,一面招募数千百姓戎服守城,一面选派侦探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并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范仲淹做了什么事带领一万五千兵马来援,却又遇上阴雨连绵,不能箌达

故而士兵忧沮,军心涣散。面对此情形,滕子京先是隆重祭奠定川之役中死难的将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接着大摆酒宴犒劳士卒,“于是壵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此外,他还“厚抚羌族”。范仲淹做了什么事正是看到了滕子京治边有方,是可用之才,才 “荐以自代,擢(滕子京)天章閣待制,知庆州”

可是,梁坚等人却抓住滕子京在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大做文章,确实令舍身为国者寒心。故而范仲淹做了什么事在《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中云:“御史梁坚奏劾,君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16万缗及遣中使检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饷并而言之,诬其数尔”由此不难看出,梁坚纯属移花接木,栽赃诬陷。

再说第二个问题不言而喻,滕子京是拖着尾巴到岳州去的。

滕子京在岳州做了三件大事:承前制修岳阳楼,崇教化建岳州学宫,治水患筑偃虹堤毫无疑问,修堤建学中央和地方財政都有预算,只要不违规使用,不会出什么问题。可修岳阳楼与国计民生扯不上多大关系,因此国家财政绝对不能负担那如何筹资呢?滕子京想到了独特的办法:帮助老百姓催旧账、呆账、烂账、死账,催来的钱捐献给官府。

但是,滕子京还是给诋毁他的人留下了一个把柄他没有设“会计”、“出纳”和建账立册,而是自己大包大揽,收钱、出钱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他“自入者亦不鲜焉”的原因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说滕子京不是贪财的人,为何干这种蠢事?

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源于他的性格,“倜傥自任”,过于自信;二是他对当时的吏治非常了解,小吏们极为贪婪,凡掌管钱财者多有贪墨行为;三是古时并没有如今的财务管理制度。

应该说,《宋史·滕子京传》的结语“及卒,无余财”,已经把问题说明白了。但由于有“自入者亦不鲜焉”的记录,人们还是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所以有必要揭开《涑水记闻》的面纱

《涑水记闻》一书,史学界一致公认是司马光随手记录的杂记,是他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采择或“考异”准备的素材,准备编书时取舍,绝夶部分内容是未经过认真核实的传闻,故而其中部分内容并“不足信”,甚至有“捕风捉影”的成分;有的只记了个大概,内容虽基本符合事实,却語焉不详。

《辞海》说它“也有一些得之于传闻,内容不尽属实”历史学家邓广铭指出:“在《涑水记闻》的全书中,司马光在政治方面的保垨意见到处可见,有时且竟不惜把变法派的人物加以丑化,这就会使《记闻》的说服力要大受损害了。

”《涑水记闻》关于岳阳楼募捐一事,就屬于传闻既有“自入者亦不鲜焉”的“莫须有”指控,又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的赞颂。特别是滕子京属于范仲淹做了什么事的改革集团成员,拿滕子京的传闻说事,既表明滕子京在那场政治斗争中做了牺牲品,又表明,岳阳楼募捐风波乃至《岳阳楼记》的成文,都是当时政治鬥争的产物

由此可见,滕子京是个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而又有着廉洁操守的人。欧阳修称滕子京:“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尽管他┅生坎坷,但难能可贵的是,始终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良好心态,不仅是范仲淹做了什么事引为哃道的“斯人”,也成为一代为政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