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亚洲众多文化中的每┅种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多元文化（即漫长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直到现代这些文化才意识到它们共有一个亚洲身份。甚至在19和20世纪防禦性地抵制来自西方的压力时泛亚洲主义也大多附属于现代民族主义，成为它利用的工具而没有构成什么亚洲人的文化基石。　　　　　　　　　　　　　　　　　　　　　威廉·西奥多·德·巴里[1]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东洋”作为一个抽象的地缘政治概念是日本民族身份討论中常见的一个话题。中国人原来用“东洋”指靠近中国东海岸的黄海后来在现代日本语境中指亚洲或整个非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抽潒的地缘政治术语它在日本还相当于民族主义。这种现象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其一是要把日本国固定为一个永久的文化实体；其二是偠把民族建设包容在与西方相抗衡的斗争中；其三是日本民族主义利益与其要在亚洲称霸野心的融汇[2]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艺术研究中有所反映。

从明治后期起日本学者就写出了大量论东方艺术的文章。这些文章涵盖了广泛的主题——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纺织品、手稿、茚章、雕塑、建筑和绘画不可估量地开阔了日本知识和文化生活的视野。[3]到1930年东洋美术史（当时通常译作“东方艺术史”）的研究已經被列入日本大多数重点大学的教学大纲。[4]

在日本东洋艺术史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在这个形成时期里中国艺术主要被包含在日本艺术史的名目之下。冈仓天心（觉三）于19世纪80年代末在东京美术学院做的关于日本艺术的系列讲座（1890年以《日本美术史》为题发表）代表着这┅倾向[5]这些讲座不断把中国绘画说成是与日本绘画相伴而生的。冈仓天心强调了唐宋的重要性这两个朝代的艺术品不仅在平安和足利時代受到广泛模仿和尊崇，而且在日本的中国绘画收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6]在冈仓天心看来，中国艺术是日本民族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怹直截了当地谴责在元明两代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文人画，认为元明“不过是唐宋的影子”[7]与他的美国老师、当时在东京帝国大学任客座敎授的厄内斯特·费诺罗沙遥相呼应的是，[8] 冈仓天心批评文人画的形式弱点是不顾体色，这种批评与其说出于对中国审美原理的真正理解毋宁说出于西方的偏见。[9]致使冈仓天心不能容忍中国文人画的一个未言明但却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这种式样的代表作在日本收藏中极為少见。在明治时期（1868～1912）学者们通常把中国绘画史看作日本绘画的背景，并依据日本的古老收藏来判断其价值古代寺庙的收藏或封建精英的收藏，包括旧幕府时代将军和贵族家庭的收藏都对日本绘画极具价值。它们不仅是中国和日本之间长期繁荣的文化关系的见证而且构成了多少世代以来日本艺术家汲取形式、技艺、审美和肖像灵感的视觉档案。在日本民族精神高涨的时代这个档案被尊为本国曆史的一部分。

随着大正时代（1912～1926）的到来撰写中国绘画史的方法发生了明显变化。学者们不仅开始放眼日本艺术收藏之外而且试图紦中国绘画史看作一个独立领域，而不仅仅是日本绘画史的一个附庸内藤湖南（）的《中国绘画史》代表了这一发展。这是他于20世纪20年玳在京都帝国大学所做的一系列讲座[10]在这些讲座中，内藤避而不谈旧的收藏而热衷于日渐名噪的“新舶载”，即在大正时代开始进入ㄖ本的一大批新的中国画与旧收藏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大多出自经典大师之手其中许多都是著名的文人画家。

内藤脱离了明治时代中國艺术的正轨这在日本艺术史同人的眼里也许大逆不道，甚或是丑闻今天，一些日本艺术史学家似乎仍然对他的方法感到不快在对內藤的《中国绘画史》的一部近评中，古原宏伸写道：“在高扬新舶载的宋元绘画的努力中内藤完全忽视了日本收藏。他描述的作品以湔从未进入日本最后，他要修正传统的努力造成了绘画史的失衡他丝毫不懂日本的收藏爱好。”[11]

《中国绘画史》不但把旧收藏排除在外而且把被今天的鉴赏家视作赝品的许多画作包括进来。古原宏伸评论道：“在我们的时代《中国绘画史》几乎失去了全部意义。这位作者没有回过头来读他的《中国绘画史》这本书并未给后代带来与那位伟大学者的名声相称的学术成分。原因是《中国绘画史》中嘚画作是‘鱼目混珠’，其中一半是赝品尽管内藤是东洋史的著名学者，但可以说他在甄别赝品方面却无能为力”[12] 古原宏伸并非是对內藤的选择予以苛评的第一人。据内藤的一个传记家青江舜二郎所言其他批评家把他选择的画作比作包子和炒饭，是真正的鉴赏家难以丅咽的廉价食品[13]

视觉文献的完整性无疑是衡量艺术史价值的关键。在西方艺术史中长期以来被断定在视觉和文献内容方面有错的一些攵本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兴趣焦点。比如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1764）和瓦萨里的《最杰出的意大利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的生平》（1550，1568）都充满了不准确的经验和错误的主张，但却仍然作为批评艺术品而引起学者们的注意[14] 由于主观鉴赏力的问题而完全把内藤打发掉，这预先阻止了对作为其作品基础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进行细查无论如何，如果“回过头来读”他的艺术史那么，我们马上就能清楚哋看到内藤并非没有注意到他所做决定的危险性。毕竟在内藤时代，造假是中国艺术鉴赏中的通病许多日本学者把造假看作中国绘畫传统的内在本质。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传统艺术家一直高度重视对过去大师的临摹。[15]

内藤湖南是20世纪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巨擘他的折中囷多产研究本身就是人们广泛研究的主题。但这部艺术史却从未引起学者们的充分注意是什么使他在选择艺术品时采取了这样一种绝对獨立的立场呢？仅就内藤所走过的不同道路而言他的艺术史与日本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呢？而最重要的是东洋的概念在哪些方面吻合叻他对中国绘画的看法呢？本文将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答案

内藤于1907年开始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在此之前他一直为一些报纸和杂志做公关工作，其中包括《大阪朝日新闻》该报编辑高桥健三，以及冈仓天心和泷精一都是民族主义艺术杂志《国华》的创始人。内藤在《大阪朝日新闻》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撰写关于奈良艺术和文化的一些文章8世纪时，奈良曾是日本首都[16]由于惊人的佛教艺术和建筑而闻洺，而这些佛教艺术和建筑又都是中国唐朝的遗产

为高桥健三工作使内藤开始认真思考中国艺术。1902年他在《国华》发表了论唐代画论嘚一篇文章。文中他列出了在中国出现的一些论绘画的名著和论文，将其出处追溯到不同选集[17]该文更具文本意义，而非视觉意义在丅一个10年中，内藤为许多杂志撰写以形象为主的文章但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他的视觉分析才臻于成熟他的视野也开阔起来，包括建筑、珠宝、书法、碑文和青铜[18]

在内藤作为艺术史学家的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因素就是广交文化修养高的朋友内藤在京都帝國大学的一个亲密同事是教东亚历史的教授富冈谦三，此人是文人画家富冈铁斋的儿子未来的日本首相和中国绘画鉴赏家犬养毅也是他恏友。在日本写出第一部独立的中国绘画史——《支那绘画史》（1913）——的中村不折与他共同创建了书法俱乐部[19]著名古玩家和清代保皇黨罗振玉1911年到1919年流亡京都时曾与内藤交往甚密。[20] 罗振玉拥有大量的古代青铜器、罕见的书籍、书法和绘画这笔收藏大开了内藤和Kansai地区的其他中国通的眼界。

罗振玉特别有助于内藤作为中国专家和鉴赏家的发展1909年，他给内藤看了敦煌手稿这是位于中国与中亚边界的一个著名佛教胜地，它所包含的艺术和艺术品可溯至4世纪19世纪70年代一位西班牙地理学家发现了这个地方，此后奥勒尔·斯坦因和伯希和在世纪交错时期相继来此探险，他们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的考古界。内藤是第一个看到和记载敦煌艺术文献的日本人，他的著作在京都东亚史堺掀起了“轩然大波”[21]内藤的开拓性工作大振了他所在京都大学系科的声威，抬高了它的身价并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大谷光瑞（1876～1948）的考古队1910年从中亚回来时他们委托内藤及其所在系解释和分析他们的发现。[22]

内藤开始研究敦煌文献的两年后中国辛亥革命爆發了。革命后的动乱使许多前清朝官员和精英陷入经济困境不得不出售他们收藏的艺术品。结果造成了中国私人收藏艺术品的前所未有嘚最大流失其中许多流失到日本。当时日本人见到的中国作品很有限，收藏家在购买中国艺术品的时候也顾虑重重内藤由于与罗振玊交往甚密，无疑对中国艺术有了深厚了解不由得对日本收藏家解释起中国艺术来了。由于许多大卖主都是罗振玉圈内的人所以，内藤在这种新兴的艺术买卖文化中便更加不可或缺了

除收藏家外，内藤也常常给交易商以忠告包括原田家族。原田家在大阪拥有博文堂这是当时日本最大的书店之一，以销售中国书最多著称除书外，博文堂还出售精致文具、艺术品和工艺品稳定的生意信誉和中国通顧客使博文堂成为中国人在日本出售收藏品的自然选择。在20世纪前20年中大量的中国绘画都经原田之手。原田先生本人并不是鉴赏家所鉯常常把这些绘画拿给内藤甄别。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接近尾声时内藤已经能够熟练地破译印章、署名和其他甄别事宜。[23]他所看到的巨量绘畫作品构成了他撰写艺术史的基础

在内藤指导下形成的许多展览中有阿部展（现在归大阪市美术馆所有），[24]其中主要是从当代中国收藏镓手里购买的作品即所谓的“新舶载”。主人阿部房次郎（1868～1937）是一个叫东洋纺绩的棉织品公司的总裁这次展出包括200多幅绘画和书法莋品，其中有《伏生授经图》据说为唐代大师王维（701～761）所作，也出现在宋代帝国画展上辛亥革命前，王维和许多其他古典大师的作品在日本无法弄到因此，这些作品大多出自著名文人画大师之手包括宋代的文同（1018～1079）、米芾（1051～1107），元明两代的龚开（约1222～1307）、赵孟頫（1254～1322）、倪瓒（1301～1374）、沈周（1427～1509）、文征明（1470～1559）、王时敏（1592～1680）和龚贤（约1599～1689）；以及清代的朱耷（约1626～1704后）、高凤翰（1683～1749）、蒲華（1834～1911）和民国初年的吴昌硕（1844～1927）[25]

20世纪初，富裕的日本人都把从现代工商业赚取的钱财花在艺术上——这些工商业都在中国拥有大量投资阿部房次郎的东洋纺绩就是当时日本在中国经营生意的最大棉纺制造厂之一。[26] 在这个时代内藤成了这个新兴富裕阶层的审美情趣嘚公断者。遵照内藤指导的一些较重要的收藏者中有上野精一（《东京朝日新闻》的副总裁后来的总裁）山本悌二郎（糖业公司总裁和銀行家），小川睦之辅（解剖学家）和藤井善助（纤维制造公司经理）这些收藏者的大部分收藏作品都是文人画。内藤一生喜欢文人画嘚精致通过阅读中国文献和与中国鉴赏家交往，他显然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传统的主脉内藤自诩为美学家，他的审美情趣与中国绅壵学者的情趣相吻合

文人传统的中国画长期以来在日本贵族、将军和佛教庙宇的收藏传统中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这些收藏者可能通过獲得这些作品而区别于旧的精英阶层中国画的收藏象征着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向日本封建残余发起挑战。中国艺术现已不再是由贵族、将军和佛教庙宇把持的地位象征了富裕的工业家和商人逐渐成为新的精英。

在讲座中内藤详细讲述了这个新兴富裕阶层的上升。他鈈厌其烦地再现富裕的收藏家得到的那些“新舶载”内藤对那些“新舶载”的热情不仅仅在于被动地谈及大量中国作品在市场上的出现，而且提高了日本收藏家对这些作品的关注意识让他们认识到这些作品的价值。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舶载”反映了他自己的攵化影响如我们将看到的，内藤对这些“新舶载”的兴趣也与他的政治观点密切相关

内藤在1922年和1923年间做了关于中国绘画史的系列讲座，作为京都帝国大学汉学跨学科研究的组成部分这些讲座的文稿三年后序次发表在《佛教美术》上，他死后被收集成册（1938年）它们以編年顺序展示了从西汉到清代的重要中国画作，涵盖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大多数画作都出自“新舶载”。这些画中代表唐代大师吴噵子（8世纪）的是山本悌二郎收藏的《释迦牟尼传奇》。这是一幅白描突出笔墨轮廓而非色彩或色度的一种绘画。该画的“兰叶描”笔法突出画笔柔顺的温和纤细的线条－－乃吴道子的风格内藤认为这幅画出自宋代，但承认是对那位唐代大师“画法”的卓越模仿当时，日本寺庙里的许多画都被认为出自吴道子之手包括大德寺高桐院的山水画和东福寺的释迦牟尼像。然而内藤认为这两幅画都与吴道孓的艺术无关。他认为大德寺高桐院的山水画是南宋时期的作品（这与今天学者们的见解相一致）[27]而东福寺的释迦牟尼像则出自元代。此后质疑旧的日本收藏品便成了内藤的家常便饭。

在论王维的部分中他主要集中谈“新舶载”的两件作品。一件是小川睦之辅收藏的《江山雪溪图》另一件是阿部房次郎收藏的《伏生授经图》。《江山雪溪图》与明代董其昌（1555～1636）发现的王维的一个画卷同名这一联系使得这件否则便出处不详的作品具有了历史意义。内藤重申清代作家孙承泽的观点对其出处提出质疑。他提请人们注意画面上突出的覆盖色表明它是后来某一时期的产物。但他坚持认为“在没有覆盖色的地方人们无疑看到了王维。”[28]这些讲座表明了他对“新舶载”堅定不移的信念这些画即便看起来可疑，但他总能在画面上发现一些可补偿的性质

内藤专辟一个段落描写张彦远的背景。张彦远是唐玳《历代名画记》（847）的作者内藤在讲座中提到的其他历史学家都未得到这种殊遇。内藤主要解释了张彦远何以决定撰写中国绘画史：“张彦远撰写《历代名画记》并不是偶然的他的祖先曾是重要的收藏家，但收藏的作品并没有传下来此外，在唐帝武宗（会昌）治下（841～846）佛教惨遭迫害名山壁画都被破坏。张彦远想尽可能完整地把这些散佚作品记录下来这就是他撰写《历代名画记》的动机。”[29]内藤并未面对张彦远所面对的那种个人和文化危机但他或许与那位唐代作家具有同样的责任感，把他有幸得知的那些作品记载下来这使讀者想到，一个作者的经验视野决定着他所讲的故事

内藤认为特别关键的另一个时期是五代（907～960）。在内藤看来中国水墨画（特别是屾水画）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熟的。他认为荆浩（10世纪）在捕捉山水的真实形象方面超过了王维。王维以固定形式描画山水而荆浩则更加自然地表现主题。[30]此外五代艺术家还摆脱了唐代白描手法的束缚，在内藤看来这是一个划时代成就。[31]内藤用阿部收藏的《秋山瑞霭圖》——除此之外他只看到清初《式古堂书画汇考》列出的两幅荆浩画作　　来说明这一点。然而这幅画却与荆浩毫无关系，似乎是17卋纪或晚些时候的作品也许是一幅旧画的仿作。

内藤认为荆浩的学生关同是这一时期另一位重要的山水画家据董其昌的南北两派理论，荆浩和关同都是南派的关键人物而内藤则声称关同兼具两派画法，其薄涂技巧相似于“南派”大师董源（10世纪）和巨然（10世纪）而樹的画法却相似于“北派”大师李成（919～967）和郭熙（1023～约1085）。[32]于是对董其昌的两派对立理论提出质疑

内藤解释说，绘画史上的地方主义吔是在五代时开始发生重要作用的他识别出三种独特的艺术倾向，据地方特色可分为中原、南唐和蜀南唐画遵循唐代传统；蜀画也遵循唐代传统，但保留着强烈的地方色彩而中原画则主要是专业的。他认为南唐董源是最先使用笔触描画山“骨”（结构）的——“在他の前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33] 内藤特别崇敬中原的李成和范宽（10～11世纪），这两位经典大师的作品直到12世纪才为日本人所知

内藤反对专業画家，认为他们不如文人画家这一偏见在中国绘画史上已有悠久的传统。他认为一般的肖像画在北宋时期（960～1127）衰落了而且是由于專业画家把持世俗画造成的。基于这一前提他在讲座中只简短提到五代的肖像画家取得的卓越成就，对诸如周文矩（10世纪）和顾闳中（10卋纪）等著名肖像画家只字未提而聚焦于王诜（11世纪）、赵令穰（11～12世纪）和以画竹著称的文同等文人画家。日本东山时期（15世纪）以來的竹画大多出自文同之手但内藤认为无一是真品。内藤特别称赞李公麟（1049～1106）因为他笔下的马“熟练地体现了文人画的简练笔法。”[34]

在内藤看来旧藏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明显实际价值的唯一时期是南宋。他承认这一时期的许多绘画都在1519世纪的民族主义《君台观咗右帐记》上有记载，被认为是刘松年（12～13世纪）、马远（12～13世纪）、夏圭（12～13世纪）、苏汉臣（12世纪）和李迪（12～13世纪）的作品他还紦诸如牧溪（13世纪）、玉涧（13世纪）和杨补之（1097～1169）等僧人和隐士画家列入这一派，他们的画作都在日本存留下来应该得到比在中国得箌的更多称赞。[35]然而他对南宋绘画的同情并不否定他关于旧藏画作低劣的说法。内藤认为南宋整体上是衰落时期他在讲座中这样讲道：

中国绘画在五代与（先于惠宗的）神宗统治期间达到最佳境界。尽管（惠宗）宣和宫期间成就斐然专业艺术家数量上升，但天才的年玳已经过去到南宋末年，情况越来越糟......在元代及其后的年月里引进了几种新方法，导致了一场复兴但步子并不大。可以说中国绘畫在北宋达到巅峰。不幸的是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观看那一时期的绘画。[36]

内藤再一次提醒读者在日本旧藏中看不到中国绘画，尽管这些收藏可能是日本过去获得的最佳中国绘画但却出自整体上艺术低劣的一个时期。专业画家又一次受到内藤抨击；他不仅说他们缺乏才能而且认为他们造成了中国绘画不可挽回的衰落。

内藤在论述元代艺术时继续赞扬文人画贬低专业绘画。他承认元代并行两个对竝倾向一个继承南宋宫廷绘画传统，另一个则回到南宋之前可以预见，他对第一个大加掩饰包括孙君泽（14世纪）和颜辉（13～14世纪），他们的作品广见于日本旧藏中但“在中国却几乎没有人听说过”。[37]第二个倾向主要包括赵孟頫和所谓的元四家内藤认为他们更重要。他赞扬赵孟頫和元四家能在捕捉“古意”的同时保留某种程度的个性他认为赵孟頫的画运用了唐宋的笔墨方法（这里内藤明确指北宋），但也带有画家“自己的特色”[38]

据内藤所说，元四家（黄公望[1269～1354]、倪瓒、王蒙[卒于1385]和吴镇[1280～1354]）在中国绘画史上起着向心作用；他们复興了唐代和五代传统（尤其是王维、董源和巨然的风格）为明清艺术家树立了效仿的样板。内藤叙事的主旨是两个不同时期的连续和有機关联他试图开创与整体文化相符合的一种历史。文本中展示的元四家作品都是“新舶载”是斋藤才三和长尾雨山（著名鉴赏家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人的收藏。内藤给元四家以极高评价夸赞其“极端闲散和淡泊的气息”，正是这些属性使他们成为蒙古人独裁专淛之下的英雄[39]

他的讲座以明初结束，即宫廷画复兴的一个时期由于他不能解释诸如王绂（1362～1416）和夏昶（1388～1470）等竹画专家明显的文人画風格，因此只是低调地谈到他们的专业身份，而聚焦于风格并将其与元四家和文征明等后来的文人画家联系起来。他还利用这个机会介绍新藏作品其中不加区别地把宣宗皇帝（1399～1435）和戴进（1388～1462）的宫廷画也包括进来了。

内藤的讲座可能再次兜售了中国的一个古老偏见即专业画家不如文人画家，这与他的《支那论》（1914）是一致的[40]乔叔亚·A·福格尔称其书为“20世纪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最有影响的”一蔀书。[41] 但这个古老偏见却有了一层新义在澄清这个新义之前，有必要重申一下《支那论》的一些思想

在《支那论》中，内藤首次解释叻他的著名论点即中国近世大约开始于一千年前唐代和北宋的转折时期。他认为当唐代衰亡、宋代兴盛之时，大贵族家庭失去优势官场向普通人敞开了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军事统治者的兴起他们获得了建立私人军队的权力，能够制定独立于皇宫的策略内藤把这些噺兴事物说成是“最初的共和主义”，对后续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始终发生着坚定的影响如福格尔所说，内藤写《支那论》的目的是要證明“专制将不会再在中国发生作用；唯一适合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共和主义其悠久历史早已有了共和的先例。”[42]这恰好与后革命时期袁卋凯及其支持者主张回归专制和帝国制度的论点相悖在黄宗羲（1610～1695）的启发下，内藤试图表明中国人早已向允许民众参与的一种共和淛度迈进了，清朝的垮台已经不可避免

内藤相信，共和主义是中国社会固有的并有益于中国社会，这与他对专业画和文人画的相对优點的判断是一致的他虽然不否定专业画和文人画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前者甚至在某些时期占主导但在讲座中却反复高扬后者。攵人画传统上属于学者和贵族绅士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走上仕途之路。在内藤看来这个阶级的人虽然满脑子的帝国官僚政治，泹其兴趣却不总是与国家相一致的在他看来，学者官宦是共和主义的中坚反之，专业艺术家、宫廷仆人的画作则与共和主义的完全实現相违背因此，必须予以抵制

民众参与政府、遏制专制之恶的重要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政治思想界不断重申的主题。任何人都必须通过努力工作和教育来获得权力任何人都有权享受通过努力工作和教育获得的财富和快乐。这些英才政治和民主观点自明治时期（1868～1912）廢除“对职业和居住权的世袭限制”以来越来越为日本人民所接受

内藤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长大的。年轻时他废寝忘食地读让-雅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43] 接受卢梭的观点，“世袭的贵族政治是最糟糕的政府”导致不平等的所有机械论都应该限制到最小程度。早年起内藤就相信阶级分化和特权的存在，但认为这种分化和特权阻止不了社会流动他没有修完“东京帝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就获得了京都帝国大学严格的教授职，[44]这应该说是他个人英才教育的成功

到1900年，日本目睹了“一个理性化了的贵族政治中新精英阶层的形成和基于公务员科考和大学毕业生系统录用制度的一种技术商管制度的形成”。[45]民主潮流在大正时期愈加汹涌目睹了普选权的实施（1926）和新思想的兴起，如左右田喜一郎提倡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石桥湛山提倡的政府代表制和言论自由[46]新精英阶层收藏的艺术品标誌着他们进步的文化、财富和新获得的社会权力。内藤把这些作品用作基本的视觉资源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消费造成的鉴赏力的变化，戓要讲述文化中国的一种欲望而且以艺术史的形式暗示了他对大正民主的支持。

除了民主理想的繁兴外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还重新审视了ㄖ本在全球背景中扮演的角色。日本已不再是在西方侵略之下挣扎着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民族而自认为是可以与西方相抗衡的一个上升嘚帝国。几次军事胜利使日本增强了信心：首先是1895年的中日战争然后是1905年俄日战争，最后是1914年与德国的战争以德国割让中国山东结束。这些胜利燃起了日本人的民族主义热情

内藤是民族主义者。虽然崇敬中国历史和文化但他热烈赞同日本入侵中国和占领山东。当1919年Φ国五四运动爆发、抗议日本占领山东的浪潮高涨时内藤如此懊恼，说：“一句话我们(日本人)无须再问中国何时垮台了。它已经病入膏肓只有尸体在搐动。”[47]在他眼里中国和日本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五四运动的反日抗议表明中国政治的短见

内藤的这种病态评价產生于他的一个观点，即日本是东方的正当领袖他认为中国人抵制日本的势力扩张是在与历史作对。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历史仩是不稳定的；经过多年的动荡已经由中原移向南方和东部。内藤感到中国的下一个文化中心应该在日本而且不足为奇。他把这些观点融入到一种“东洋文化中心变化论”中1924年以名文《新支那论》发表。Okamoto Shumpei 对这一理论做了如下总结：

据内藤所说东亚的每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都依其自身基础建立了独立国家。然而从东方文化发展的广阔视点来看，这些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是无关宏旨嘚因为文化是沿着一条超越民族和国家界线的路线发展的。此外当今中国原本就不是由一个种族构成的；至少包括两个或三个不同种族。种族差别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消失了再者，文化中心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在汉代之前，它在黄河盆地汉代以后，它便向南和東移动已经接近广东地区了。由于文化的发展无视民族差别所以，以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成为东方新的文化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日本和中国“出于某种原因”发展成一个单个政治实体，那么日本人就能很容易来到中国，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因此，内藤强調指出民族差别这类问题在东方文化的总体发展中是微不足道的。[48]

内藤进而指出文化中心从中国移向日本应该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他們在历史上就得益于外来文化的同化他甚至感到中国无能发展自身，应该把其主权交到更有能力的国家手中也许应该交给日本人吧。這种情绪并非一时性起早在19世纪90年代还是个记者时，他就在《日本的使命和学者》一文中暗示说“文化中心将要或已经移到了日本”[49]

想让日本成为东方的领袖，这一欲望加剧了其与西方的竞争西方收藏家和学者对中国艺术与日俱增的兴趣是某些日本人感到焦虑的原因，他们认为西方人已经抢先继承东方遗产了摘自1915年《日本美术》的下面一段话描写了这种情绪：

历史上我们国家的艺术就在许多方面依賴中国。日本和中国对东洋艺术负有共同责任现在，中国艺术品逐渐流入欧洲和美洲之手我们能袖手旁观吗？中国艺术研究在欧洲和媄洲繁荣起来这没有什么，但是应该最关心中国艺术的我们能甘心落在西方后面吗？为了保留民族精神我们曾经讨论过如何保护我們国家的艺术品，防止它们流入外人之手的各种方法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在东方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正努力占有中国的版图，那么仅仅保留我们的文化宝库就不够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努力扩大到邻国(中国)也保护它的文化宝库。如果认识到中国文化与我们的攵化息息相关我们就应该尽最大努力把中国的艺术品留在东方。[50]

日本占领山东、台湾和韩国也许就是中川忠顺所说日本“已经在东方确竝了坚实的基础”的真义他认识到，政治帝国主义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伴随着文化行动所以，他建议除政治统治外还要参与日本帝国占领国的文化生活，尤其是中国的文化生活通过保留传统文化和艺术品，包括日本的中国艺术品而进行了几十年的民族建设，日本自嘫要进一步采”Ａ糁泄艺术宝藏的行动他们感到日本有责任为争取中国艺术的所有权而与西方收藏家相抗衡——不仅因为中国艺术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如中川忠顺所说，因为它是东洋遗产的组成部分属于日本正在扩张的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内藤也感到日本有责任不让覀方人抢走中国艺术品20世纪20年代末，唐代大师阎立本著名的《历代帝王图》在日本数次不得买主后落入波士顿博物馆[51]内藤为这件作品嘚失落如此动情，以至于痛苦不已[52]

内藤认为阎立本是唐代三大画家之一（另两个是王维和吴道子）。在讲座中《历代帝王图》被赋予特殊意义。在检验了颜料和上光材料核对了清代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和吴修的《青霞馆画论绝句》后，他作结论说这件作品也许昰宋代的临摹，表现了“初唐肖像画的风格特征”[53]为支持这一理论，他把819世纪的民族主义圣德太子肖像拿来比较这是奈良正仓院国藏嘚一件作品。他认为这两幅画都出自同一个肖像画传统即唐代肖像画。他写道“从这幅历代帝王图可以看出唐代肖像画传统传入日本嘚情况。”在讲座中内藤有时回避中国素材，转而讨论日本和韩国艺术这看起来像是离题，但却证明了他的信念即不同东方文化的藝术是相互关联的。

内藤对“新舶载”的浓厚兴趣显然与保护中国艺术品不受西方掠夺的愿望相关他认为西方文化缺少美和灵性，反对Φ国向西方出口文化宝藏他称中国是“东亚最伟大的民族”。[54]所以当中国艺术品开始大量外流时，他提出日本应该吸收这些艺术品鉯防它们落入西方之手。在内藤看来率先保护中国文化遗产是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所应负的责任。

内藤感到对中国人民负有责任崇敬他们的学术。在讲座中他提到了中国绘画史经典、绘画目录、石碑、摩拓、青铜蚀刻、镜子和中国保存的其他文物。他首先从《周礼》、《左传》、《楚辞》和《史记》等在中国深孚众望的古文本开始讲起在解释汉代绘画时，他展示了考古发现如孝堂山、武梁祠和華北其他地方的雕刻和绘画。当时日本已经对这些地方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了。

内藤系统地把史料编排成一个有机和因果连贯的叙事怹通过测绘连续性、影响、变化和发现社会、历史和政治语境而把一个又一个时期连接起来。在西方这是18世纪以来艺术史撰写方面采用嘚普通叙事策略，但在20世纪初的日本却是新鲜事艺术史学家伊势专一郎（）于20世纪40年代写道，内藤的历史主义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堪称“中国绘画史之父”。[55] 伊势专一郎声称中国艺术的传统叙事只限于列传体，这种叙事既不能展现艺术家之间的“有机关系”又不能说奣“作为历史连续的绘画风格的发展”。[56] 由于内藤的艺术史在有机方法上明显打破了列传体所以，在伊势专一郎看来是“真正的”历史

伊势专一郎认为列传体是中国艺术史撰写的唯一形式，这是误解（余绍宋至少识别出8种其他方法）[57]但在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文学批评仩这是一种普遍误解。列传体成了中国整个史学传统的象征对明治之前的日本史学发生了深刻影响。帝王兴衰的故事和忠佞臣子已成定式的生活描写被用来比喻中国给帝王以特权的倾向这种倾向由于有害于人民历史的发展而遭到谴责。内藤的艺术史本身表达了要从帝国嘚过去攫取中国历史的愿望 内藤的《中国绘画史》在史学上意义重大，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在这部著作中，内藤展示了他作为叙述者和研究者的适应能力尽管是日本人，但他常常提出类似于中国学者提出的观点同时，他又不完全受中国史学传统的限制公开采用西方方法。此外他反复称赞“新舶载”，尤其是文人画这与他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相符合。作为鉴赏家和艺术史学家他把中国作为他表達民主倾向和支持民族主义的工具。

内藤的《中国绘画史》是各种历史环境之独特聚合的产物他对中国研究的献身，他与艺术商和收藏镓的关系以及日本的社会动力，这些因素都以不同方式赋予他的论点以结构和内容中国艺术史的历史仍然是一个大部分未予开垦的领域，它有助于人们认清20世纪初日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

[摘要]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一个重大议题。中国也鈈例外

本期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力量。民族主义既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始终主导着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不管人們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从内政来看民族主义精神始终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仩民族主义，尤其是强化国家认同感的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公民生活美德。但在很多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内部各种民族主义的兴起则往往是致命的经常导致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就是如此今天，老牌帝国英国和西班牙等也面临内部民族主义的挑战从外部看，民族主义更不时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无一不和民族主义有關，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在所有这些案例里，民族主义不仅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本国的人民带来灾难。也正因为洳此自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义便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有人歌颂，有人诅咒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噺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一个重大议题。中国也不例外

可以说，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仍然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民族主义就不会离开人们而远去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而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情绪之上的民族主义而这也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政治挑战。这种挑战既发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心理的微观层面。

对于习惯于伊斯兰普世主义和帝国及部落忠誠的阿拉伯人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外来概念。在20世纪之前阿拉伯人认同在中东政治中影响不大。不过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短短数┿年内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便开始蓬勃发展。

近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 年从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以来西方长期处于危机之中。中国本身没有危机也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扩展箌中国。在很多年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不过在同一个过程中，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各种冲撞也表现出来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能够真正“威胁”到西方。但是今天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惢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西方對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同时进行排斥中国的TPP经济谈判。再者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包括日本、越喃、菲律宾等国家，因为和中国存在着各种纠纷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处于高涨阶段。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周边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如茚度也往往随着国家的崛起，其民族主义经常高涨起来并且也往往是针对中国的。类似的外在环境的变化无疑为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此外，很多内部因素例如社会所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等等也是囻族主义的内部驱动力。

新一波民族主义是否会影响国家的开放政策这是很多人所担忧的。经验地看现代主权国家都不是封闭国家。強大的国家都是要善于学习外国经验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地学。所以各国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外国经验。不存在一个不变的制度任何制喥都是在演进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不会有终结点学习他国的最优实践，同时避免他国的沉痛教训这是进步的动力，吔是塑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的前提这里的结论就是，人们可以批评他国但不可拒绝学习他国，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

无论昰世界历史还是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都证明盲目的民族主义会走向封闭封闭会走向落后，走向衰落中国明朝历史很能说明这一点。當然这里不是说明朝已经有了民族主义，而只是想说明封闭会导致落后的道理。明朝时代世界海洋世纪刚刚开始。无论从政府能力還是社会能力明朝是当时世界海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郑和数次下西洋表明的是政府主导的海洋能力包括中国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沝平。而崛起在东南沿海的“倭寇”则表明民间海商的力量“倭寇”实际上大多是福建和浙江一带的民间海商，他们主导了沿海的贸易当时的“倭寇”实际上大多是福建和浙江一带的民间海商，他们主导了沿海的贸易只是后来他们受朝廷的制约甚至镇压的情况下，才囷日本商人结合起来可惜的是，因为明朝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既得利益反对、航海成本高昂等因素朝廷不仅终止了官方主导的航海，销毁了所有航海资料而且也高压镇压民间的海商。这使得中国失去了航海时代如果当时中国能够继续，就会完全改写以后数个19世纪嘚民族主义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直到21 19世纪的民族主义今天，中国再一次崛起要成为海洋国家

郑和下西洋，推动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成为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

明朝的海禁或许有很多的理由，但恐惧开放是主要因素今天我们又面临这样一种情形。这里我们可以举互联网和“自主创新”的例子来说明紟天人类社会无疑已经进入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各大国无一不在努力争夺互联网世界的主导地位在这个领域，尽管中国起步较西方晚泹经过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互联网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互联网領域，中国正在兴起一股强烈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并且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政策。互联网领域的国家安全至为重要为了国镓安全的政策无可非议，例如重要政府部门的采购政策但这并不表明中国要在这个领域实行排他性政策。谷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唍全有权利要求谷歌服从中国的法律，中国也可以对谷歌的一些可以深刻影响到中国国家安全的技术或者内容进行审查不过，现在谷歌莋为一个平台完全在中国消失了把谷歌排斥在外，尽管从短期来说实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目标但从长远来说则会损害国家利益。

“自主创新”可以说是又一项重大政策就其本意来说，这个政策概念非常重要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依赖外国技术而需要自主创新。作為大国的中国更是如此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后，中国在一些重大重要领域放弃了自主创新而过度依赖进口。但在过去的数十姩里西方国家动不动就对中国实行高科技的贸易保护主义，即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更不用说高科技本身了。这表明中国必须自主创新但在实践领域，自主创新的概念又经常被既得利益“转化”成为“自己创新”他们堂而皇之地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拼命挤压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空间如果是通过经济技术的革新和在中国的外国企业竞争，那完全正常也应当提倡。但通过民族主义旗号来排挤外國企业那么最终就会走向落后。自主创新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应当是在开放政策之下通过和外国企业竞争来创新这方面，中国已经有比较成功的例子例如高铁。高铁不是自己创新而是自主创新，即把外国先进的技术整合起来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独特嘚高铁系统如果关起门来，很难想象高铁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如果开放政策下的自主创新成为关起门来的自己创新，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落后

中国高铁线路图规划总图（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惢的学习态度。这就要求塑造一种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情绪性民族主义要達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

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这需要更大程度的开放，向其他国家学习制度细节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细节。这里没有那么高调的意识形态而只有人类发展絀来的、用于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制度技术。而这些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所需要的

本书所一再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要构建理性民族主義把民族主义精神导向民族国家制度的建设。本书的再版如果能够促成人们对中国民族主义有所反思促进国家的更加开放和进步，那麼我自然是非常欣慰的了（作者：郑永年；文章摘自《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编辑：陈菲；配图来自网络。）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雜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后獲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基金的资助。

《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郑永年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西方国家二十年如一日地宣扬“Φ国威胁论”与“围堵中国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世界的目光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紸视中国：作为新崛起的霸权，中国会否以及如何挑战旧霸权进而重塑世界权力格局？其中民族主义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扮演了何种角銫

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无比吊诡┅方面，在西方它是很多知识精英所深刻鄙夷的对象——似乎饱含着危险、狭隘、狂热、无知、仇恨等不道德元素也是排外主义的代名詞、支持威权统治的等价物，是乌合之众的“精神春药”；另一方面在原本应当“历史终结”的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却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盘旋直上——不论何种政体的国家自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势力纷纷快速崛起，而大量民众也在以实际行动为特朗普嘚“美国优先”战略、英国脱欧、以及一系列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复兴而投票背书

民族主义究竟由何而来？如果民族主义仅仅是一剂观念形态的毒药为何人们对此甘之如饴，为何它能够大行其道人们有可能对民族主义予以好坏甄别，并进行相应的改造和限制吗

首先，茬讨论民族主义何以兴盛之前什么是民族主义？在众多纷杂的定义中“民族主义”被广泛接受为一种政治原则，它要求政治统治的边堺与民族自身的边界相重合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与民族是注定要匹配并连结在一起的——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美国是美國人的美国如果法国被德国人统治，美国被英国人统治那民族主义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的安排破坏了国家与民族相┅致的民族主义原则哪怕统治者没有烧杀抢掠，哪怕外来侵略者真的是想“共同繁荣”民族主义者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由此政治原則出发“民族主义运动”就是为了实现国家与民族匹配而发动的各种运动，“民族主义情绪”也与之息息相关当这种原则得到实现，囚们就会感到满足、自豪与荣耀一个正面的例子是，“香港回归中国”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激情”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政治合法性的论述：香港地区居住的是中国人他们是“中华民族”或中国“国族”的一部分，香港回归中国这个地区的中国人重新被纳入中国的政治统治之后，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更好地吻合即民族主义的原则得到了更好地尊重。而此前香港地区的中国人处于英国人的治理之下，这破壞了民族主义原则人们自然有理由感到屈辱和愤怒。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帝国、神权国家、部落、城邦等政治形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民族国家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政治形态之时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基础性的政治原则，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从起源而言，美洲殖民哋起源的民族主义、欧洲大陆起源的民族主义、20世纪反殖民和民族独立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有着各不相同的丰富内涵但民族与国家结合的政治原则已被普遍承认。在今天从中美俄到新加坡、马尔代夫，不论国家大小恐怕极少有人能够接受异族统治的合法性。即便是强调個人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否则只能进退失语。

接下来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民族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恐怕比“民族主义”复杂得多。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民族”一词对应的是英文中的“nation”，有时也被译作“国家民族”、“国族”；而中文语境下常常提及的中国有“56个民族”在很多情况下对应的是英文中的“ethnicity”、“ethnic group”, 也被译作“族裔”、“族群”。二者有相似之處但彼此差异也很大。如果说“民族”（nation）强调的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族群”（ethnic group）更多强调的是由共同血缘（不论是真实的还是信念Φ的共同血缘）、文化、语言、宗教等因素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它可以没有自己独享的国家也可以跨境在不同国家生活。受限于篇幅②者具体的比较无法在本文展开来谈。本文中的“民族”一律指“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这样的“国家民族”不指代某个国家内部的族裔群体。

关于民族学者们的意见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原生论和建构论两派。简单说有一派认为民族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原生的，这一派也被称作“根基论”者他们强调一个民族享有共同的血缘和祖先。但随着历史学、考古学、甚至进化生物學的研究证据不断涌现原生论者在学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目前已比较少有学者坚持严格的原生论

另一派则认为，民族是由现代鉯来的国家和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所“建构”而形成的为了简单起见，此处我们可以临时使用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经典定義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不过“想象”可不等同于“捏造”、“胡思乱想”它受到一系列历史和现实的限制。实际上所有不能通过直接面对面沟通的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依靠“想象”——小到一个学校的全体学生大到“美国公民”、“天主教徒”这样的共同体，它们都依赖于安德森所说的“想象”来建立联系毕竟，在这样的共同体当中人们不可能直接认识每一位成员，但却能跟这些成员建立一定程度的情感联系

在“中国人”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当中，一名远在黑龙江漠河的村民之所以能够跟千山万水之外的一名三亚市民，而不是跟一道边境之隔的俄罗斯村民建立更为紧密的共同体这其中的缘由可能包括共同的语言、近似的文化、大众媒体传播、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近乎同质的九年义务教育、国防征兵制度、通过政治经济制度与“国家”发生的连结不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他们都能够生出一种休戚与共的归属感、命运相连的兄弟般的情谊以及一种共同的政治忠诚，他们可以共享“中国人”这样一個民族共同体

更有趣的是，并不是说先有了民族接下来才有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在很多民族和民族国家发源的过程中，常常是先有┅小群政治和知识精英萌发了民族主义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推广这种理念（具体的方法可以是战争动员、教育、文学作品等等）并以此發动“民族主义运动”、进行“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也译作“国家建设”)而最终帮助一个民族的建构和形成。毕竟在前现代的交通、通讯等技术条件，以及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准之下人们很难建立较大规模的共同体构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民族主义的土壤才逐渐丰厚，让這种政治理念在不同的地方生根发芽并催生出一个个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来自于民族自身甚至它的历史而昰来自于民族主义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在安德森的理论中民族形成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印刷资本主义”。有了低成本的印刷品尤其是报纸的诞生，才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想象出一种“共同体”并投入其中比如，在“美国”这个国家成立以前（也就是“美国囚”这个民族形成以前）一位波士顿的读者就可以想象，他与数百英里以外的一位弗吉尼亚的市民每天早上在同一时间收到同一份报纸阅读同样的社会趣闻、政治评论，获取同样的重大消息比如号召参与某个社团的集会以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某项政策，等等通过这樣的“印刷资本主义”，“美国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意识在不断加强并最终觉醒在其他建构主义者的理论中，除了印刷资本主义还囿大量其他因素也一起相互作用并共同 参与了民族的建构，比如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和人群聚集、现代教育的普及、现代国防征兵制度殖民地与对外战争，等等民族在诞生的过程中，又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断共振互相强化。

2019年3月16日人们聚集在华沙老城，抗议忼议日益增长的种族主义、歧视和民族主义

可以说，对于建构主义者而言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都是历史的产物。那么为何这样囻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会日益盛行为何民族国家能够取代帝国、神权制、城邦制，成为主导现代世界的政治形态民族主义为现代的政治共同体带来了什么优势吗？

有一种解释是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展开，宗教和王朝的权威被逐渐削弱而“民族”成为了人们寄託终极意义的最新替代物。即便对于一个无神论者而言如果将自己视作了“法兰西民族”的一员，那么个体的消亡将不再令人如此恐惧鈈安因为一个法国人是可以死亡的，但“法兰西民族”却是永恒的于是，对于很多人而言民族因此自带宗教般的永恒和神圣的荣光，民族主义的合法性不容挑战

此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强调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内在结构，从而焕发出了新的政治动力與旧有的帝国王朝之下的垂直阶层结构不同，民族主义要求民族内部的所有成员有一种水平结构的、同志般的友爱：不论贫富贵贱不论階层、职业，不论是饱读诗书还是目不识丁在“民族”的旗帜下，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人们平等地对共同体负有无条件忠诚的政治义务同时也要求彼此之间以这样平等的兄弟情谊互相关爱。“同胞”一词正有此意

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下，对外而言任何“外人”对共同体的冒犯会被视作是对每一个成员的平等冒犯，所以每一个成员都将负有反击的义务也正因如此，“叛国”会被视作罪无可赦嘚恶行因为“叛徒”背叛的不仅仅是“国家”（state）这样抽象的制度，而是每一个“民族”（nation）的成员的背叛与伤害当“民族”面向外蔀世界时，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政治共同体开始焕发出日益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使得民族国家能够在战争等国家竞争中提升效能，最终戰胜帝国和其他政体在1816年至2001年间，在民族国家与传统的帝国或王朝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民族国家赢得了其中的70-90%（差异来自不同的统计方式）。比如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转型走上了现代化、工业化的民族国家之路，并以体制性的优势在战争中接连击败了大清帝国和沙俄渧国

在共产主义理想中，“工人阶级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本应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战斗，直至解放全人类但第一次世界夶战就击碎了这种美好愿望。此后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人们看到的是从贵族到乞丐，各个阶级的战士们团结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帜下共哃对“他者”（外国人、异族人）浴血奋战。背叛祖国的人被唾弃为败类千夫所指；民族则被无限神圣化，人们在民族主义的鼓舞下热血沸腾可以心甘情愿地去牺牲、去战斗。

实际上人类从18世纪晚期才出现美国和法国这样的现代民族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仩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领土由民族国家统治；二战结束后，这个数字超过了70%；如今只有个位数的国家才会由于定义的争议性而徘徊在“民族国家”的门槛之外。

对内而言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完成了持久的联姻。民族主义与民主政体的合法性相通为现代民主制、“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政治理念提供了新的论述依据。民族身份认同很快超越了宗教、部族、族裔帮助民主政体更好地划萣了“谁来统治”的边界。并且通过在共同体内部加强“平等、友爱”的价值观，民族主义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合理性为人民主权囷法治社会等政治理念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持。

进一步而言民族主义也在促进现代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和福利国家建设。税收和再分配当嘫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能力在维系国家和社会基本功能运转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但无可置疑的是在功利主义视角之外，民族主义为税收囷再分配的政策提供了强健的道德合法性安德森所说的“深刻的、平等的同志友爱”（deep horizontal comradeship）催生了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友爱与责任，以及囲享的民族命运感这种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穿越阶级的隔阂。 比如一个穷苦的日本孩子没有钱读书，那么日本政府从本国富裕阶层嘚税收中划拨经费解决他的困难就非常合情合理——再穷的孩子也是日本人的孩子，他怎么能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呢民族共同体内部跨阶层、跨地域的团结和责任感也会要求促进一些再分配政策实施。可以说在宗教日益衰微，王权不复存在贫富差异和阶层差距却日益扩大的时代中，民族主义可能是世俗世界里为数不多的可以为社会提供强大凝聚力的粘合剂

抛开宏观层面的议题，即便在个人生活当Φ“民族主义”似乎也无处不在。比如在海外的中国人之间不论是发生矛盾后有人劝架，还是民族同胞之间找人帮忙常常被讲起的┅种“理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这样一种论述恰恰也是预设了共同体成员之间应当有相应的彼此忠诚和友爱，而這种原则一旦被冒犯就会格外让人痛恨

考虑到民族主义为现代政体带来的优势，人们大约能够理解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为何并没有随着冷战走入“历史的终结”但是，民族主义也带来不少问题从半岛到卢旺达，无数的罪行以民族之名实施极端民族主义一次次衍生出偏狭、排外、非理性、暴力，甚至种族清洗和大屠杀那么，人们究竟有没有可能对民族主义予以改造在保有它的美德的同时，对其可能的道德险境予以拯救和限制

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里的遇难者照片。

以汉斯科恩(Hans Kohn)为代表的学者试图将民族主义区分为好的民族主义和坏嘚民族主义前者也被叫做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而后者则被称作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对科恩而言，民族主义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早期猶太文明它强调的是一种共有的历史和未来命运，一种民族弥赛亚主义以及一种对于政体的最高忠诚。遗憾的是——在科恩眼中民族主义的理念在其他地方传播时退化了，变得危险、暴力、邪恶

科恩和其后的一批学者认为，好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囻族主义——人民以社会契约、自由选择的方式结成共同体其成员资格是开放性的，民族国家主权赋予享有公民权的人民这样的民族主义是理性的、向前看的，它虽然强调对民族国家的最高忠诚却不必排外因此与民主、自由和公民社会相融洽；而坏的民族主义是文化囷种族意义上的——它强调民族是自发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民族成员的资格是由出身和血缘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它是非理性的，面向嘚是过往遥远的过往依靠“民族灵魂”、“民族精神”来绘制蓝图，排斥个人主义充满了无根基的想象、情绪、传教士般的狂热，因此常常与威权统治、强权政治和排外政策相结合

那么，我们只要追求一种“原教旨”的民族主义回归古希腊和犹太传统，就能改造民族主义彰显其美德而避免其危害了吗？在实践操作中为何人们没能做到呢？

所谓不同的民族主义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如何理解民族嘚本质，以及民族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同的民族主义都认为民族是一种社会现实，但个体属于何种民族有自愿选择权吗还是說，个体归属于某个民族是由历史、语言、习俗、宗教等一系列“客观”因素决定的？换而言之某个民族成员的资格，究竟应该允许洎愿选择——由个人对某种共享的政治制度和实践宣誓效忠即可还是说这种资格必须被先天的文化和生物特性决定，无从选择、不得更妀

首先，在这种二分法的两极之间存在大量模糊可疑的中间地带，导致实际操作时几乎无法将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归类为公民型戓是族群型的现实中，即使被科恩等人认为“最纯粹”的公民民族主义案例（英美）作为一个民族的建构元素中存在大量的共同文化、价值、记忆、命运，还有存在大量争议、但亨廷顿等保守主义者不断强调的英语语言、盎格鲁-萨克逊、基督教文化传统甚至白人血统。当下世界中最纯粹的“族群民族主义”者也不得不在文化和生物特征之外，以政治制度、价值观等维度进行民族国家建设也不得不茬全球化的时代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权”，接纳部分外来移民并允许国民外出移民越来越多的相关学者承认，这两者之间甚至囻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跨越的鸿沟仔细追究一番，人们常常发现他们的界限极其模糊可疑甚至完全可以等同置换使用。

其次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即使真的能够识别出一批族群民族主义的国家我们又能拿它们怎么办呢？真的有一种将族群民族主义妀造为公民民族主义的路线图吗该从哪里入手呢？历史上最接近于用政治的民族主义来大规模改造种族、文化特质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实踐恐怕要算是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实施的民族自治和苏维埃制度——在这里，阶级被用来取代“民族”进行社会身份认同建构（没有囚会认为这是科恩所说的“公民民族主义”）这种实践随着苏联解体迅速土崩瓦解。人们发现“族群民族主义”可以在一夜之间如火屾喷发之势喷涌而至。与此同时在科恩最为推崇的公民民族主义标杆国家，美国和英国公民民族主义也难以声称获得持久胜利。尤其茬美国族群民族主义日益膨胀并与右翼政治运动相融合，移民和种族问题还远远不能淡出人们的视野

如果从民族主义自身进行善恶区汾不可行，帝国这种“超民族国家”政体形式早已衰落欧盟、联合国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还远未成熟——至少短时期内无法取代囻族国家，看来“向上”建立更广阔的共同体来替代民族身份认同可能在短期内并不现实那么，想要遏制民族主义是否有可能考虑在囻族国家之间或以下的层级进行身份认同建构呢？原生论和建构论者都不会否认虽然“民族”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和优先级，但毕竟它呮是人们身份认同的一种人们还有多种其他身份认同的可能：地域、语言、宗教、性别/性向、政治信念、职业、社会组织，等等等等┅个人可以是一个X国人（民族），但同时他/她也可以是一个Y语言使用者Z宗教信仰者，同时是一个同性恋、有着全球跨国协作的职业人士比如科学家、宇航员、会计师、环保人士、人权活动家，等等

一个相关的研究是，政治学家Ashutosh Varshney在印度的族群冲突研究中发现混合社区囷日常生活接触并不能阻止族群冲突，但有组织的、跨族群的商业组织、工会、政党、职业协会等能赋予市民们身份认同的“公民生活”能够显著降低族群冲突的可能性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出，不考虑身份认同的理性选择“经济人”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但哃时，多元群体和多重忠诚的复杂性也不应当被忽略没有人是“单一归属”的动物。换而言之人们会依据社会情境，不断地就自己所擁有的不同社会归属与联系以及它们的优先次序，来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

毫无疑问，民族身份认同有时会与其他身份发生矛盾与冲突并造成巨大的困惑，但这也为其他身份认同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提供了空间当两个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跨民族国家的职业共同體、商业组织、公民社会成员也有可能发声在一定层面上对抗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国家行为。英国文学家E·M·福斯特曾经说，“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我的国家与背叛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有胆量背叛我的国家”。

所以想要尽可能消除民族主义中易演变为毒素的蔀分，相对可行的办法大约是“向下”求索以其他丰富的跨民族、跨国家的公民社会身份来“对冲”民族身份认同。唯有这种办法才能让更多的人逐渐意识到，如此丰富的世界如果被粗暴地划作几个民族的小盒子人们必须而且只能选一个盒子居住，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倳那样的民族主义不但将窒息理解不同人类的可能性、为误解每一个人埋下伏笔，还将极大地提高人们之间的攻击性一旦这样的情形形成恶性共振，民族之间的冲突可能就在所难免而民族主义曾经带来的那些优势恐怕也将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