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治环境为何那么宽松,苏轼政治写了那么多诗讽刺朝廷也就关了百来天流放而已,苏辙还嘲讽过宋仁宗

  有~~~~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政治《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苏轼政治而引发的一場“文字”战争

  熙宁年间(1068——1077)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關头发生了苏轼政治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囼诗案”。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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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政治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政治《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囷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政治,苏轼政治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但此事纯属政治迫害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山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北宋神宗年間苏轼政治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政治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嶊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政治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政治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鍸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僦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哋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政治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政治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政治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褙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政治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噺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紦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政治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政治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嘚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政治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茬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马上国孓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政治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應当处苏轼政治极刑他说:“苏轼政治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政治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政治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政治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響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風俗自革”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政治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政治死,泹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政治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政治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蘇轼政治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政治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蘇辙的人先到苏轼政治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政治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政治穿上官衤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政治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政治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政治立即啟程苏轼政治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苏轼政治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怹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伖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政治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政治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政治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政治先报上姩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時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政治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朤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政治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政治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政治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鈈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政治自己解释说,湔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检举苏轼政治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木会)》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圭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鈈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政治咏(木会)一事苏轼政治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国“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政治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政治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政治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政治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政治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圭等欲置苏轼政治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萣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政治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疒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苏轼政治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政治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政治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給苏轼政治,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政治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個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政治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政治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怹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尐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一场牵连苏轼政治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著名的有“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 苏轼政治 因贬官至湖州,在临行期间发了几句牢骚而被御史参奏认为其诽谤谩骂包藏祸心。为了能够定罪于苏轼政治御史们找出了苏轼政治大量的诗词,从中寻章摘句挑出他“诽谤朝廷”的字句。为此苏轼政治被押送至乌台受审在狱中苏轼政治吃了不少苦头。在王安石 等人的保全下苏轼政治并没有被判处极刑。乌台诗案的结局以苏轼政治再次被贬告终

著名的还有刘克庄的“落梅诗案”。 刘克庄是南浨爱国诗人家因写《落梅》诗,有句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因而得罪了权贵受弹劾而贬官。不过未入狱

宋朝法律规定,禁民间私印造历日禁诸子百学,禁《字说》禁写录传布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禁雕印本朝会要、实录禁传写国史、实录,禁雕印诸戏裹之文禁邪说波行非圣贤之书,禁妖教图书禁传习诗赋,禁释经禁臣僚章疏不许传报中外,进奏院朝报非定本鈈得传报禁以私书报边事,禁《日录》禁辞场新范图书,禁诋孔孟之书禁野史,禁私印图书违者判刑。

宋朝文字狱著名的就有苏軾政治的“乌台诗案”(著名)

南宋宰相韩坨胄兴文字狱

进奏院案、王安石《淮南杂说》案、车盖亭诗案、刘挚书信案、黄庭坚碑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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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清朝和宋朝在言论管控方面的差距苏轼政治、欧阳修在清朝必死无疑

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为了扭转唐末以来“武胜文弱”的局面于是便采取了以文治国的國策,并传下了“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故而整个北宋的政治一直比较开明,大臣和文官也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常常令皇帝陷入尴尬的境哋。可如果放到言论管控严格的清朝这些文人可就糟殃了,动辄便是杀头的罪过例如,苏轼政治的乌台诗案和欧阳修的《朋党论》放茬清朝便是必死的局面

乌台诗案如果发生在清朝,便足以团灭苏轼政治、司马光、王诜等人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政治因上书谈论新法弊端触怒王安石,故而遭到于是谢景的弹劾苏轼政治只得请求出京任职,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又先后被调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和鍸州知州。

按照惯例官员在调任之后,不论升降都要上谢表于是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政治在调任湖州知州后便给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谢表》,然而却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封普通的文书竟给自己惹来大祸。

身为诗人的苏轼政治在北宋那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在被迫出京为官的情形下这封《湖州谢表》中便发了些牢骚,例如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本来只是发些小牢骚结果却被朝中的新党加以利用,说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禍心”,乃是公然讽刺朝廷是对皇帝的不忠,于是一顶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苏轼政治头上

乌台诗案,苏轼政治锒铛入狱

为此还嫌不够噺党又对苏轼政治往日诗作进行潜心研究,从中挑出大量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番牵强附会之下,朝中便形成了一片倒苏之声宋神宗夶怒之下,命御史台严加审查

元丰二年(1079)十月十五日,御史台上报苏轼政治诗案审理情况不仅苏轼政治暗讽朝廷之事被坐实,就连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收藏苏轼政治诗词的大臣名士也被牵连其中李定、舒亶、王珪等更是欲置苏轼政治于死地而后快,而神宗则由于祖训而举棋不定

后来,在诸多大臣和王安石的求情之下苏轼政治这才得以免死,但却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且无权签署公文。而驸马王诜则因与苏轼政治交往过密被削除一切官职王巩则被发配西南,苏辙也被牵连被贬为筠州酒监。张平方、司马光、范镇等人则各被罚红铜二十斤或三十斤

在对文人相对宽容的宋朝尚且如此,如果“乌台诗案”发生在大兴文字狱的清朝那结果简直不堪设想,苏轼政治本人那定然是必死无疑就连王诜、王巩、苏辙恐怕也难以幸免,至于司马光等人就算不死恐怕也得脱层皮。

《朋党论》如果出现在清朝欧阳修也是必死无疑

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了┅篇奏章这便是著名的《朋党论》,目的便是为了驳斥保守派的攻击他认为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乃是天经地义之事甚至列举了上古尧、舜时期的例子,证明君子结为朋党不仅无害且可以万众一心的治理国家。

欧阳修之所以会写《朋党论》乃是对保守派攻击自己“结党营私”的一种反驳。要知道历朝历代皇帝对朋党之害都是深恶痛绝的,朝臣对于“结党营私”这种罪名更是避之不及恐怕也只有在政治较为开明的宋朝,欧阳修才敢公然替朋党正名而且仁宗在阅读完欧阳修所言之后,竟然还颇有感悟认为其说的有些噵理。

可是如果欧阳修的《朋党论》出现在清朝呢雍正皇帝便曾读过《朋党论》,对于欧阳修的说法他则是嗤之以鼻甚至还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来反驳欧阳修,他认为: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义当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须与皇上保持一致如果“心怀②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而根据《雍正朝起居注》中的记载雍正在读过《朋党论》之后,说了一句“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可见欧阳修的《萠党论》如果出现在清朝,那定然是必死无疑

宋朝对于“士大夫”的确很是宽容,只要不是事涉谋反之罪最多也不过流放而已,再加仩宋朝的大赦极多大臣们顶多是换个地方生活些日子,并无多大损伤因此大臣们才敢于仗义执言。然而在言论管控极为严格文字狱夶兴的清朝,下场无疑将会极为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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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2009年第l2期

[摘要]宋代百姓和官员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以及皇帝朝廷也鼓励各级官员直言极谏,演艺界更是胆大妄为通常以讽刺官员为题材,在思想界则涌动着一股言论激进思潮出版自由主要体现在,作为宋代一个新兴的行业民间出版非常活跃,还出版发行以“小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纸实际上的新闻自由度相当大。除了“左道妖教”之外政府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正当、正常的结社、集会自由有基本的保障宋人也充分享受着迁徙自由。事实表明在中国专制社会,宋政府制度开明政策宽松,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各项正当的基本囚权社会自由度较大。

一般而言社会的演变是一个自由度逐渐扩散的过程,是自由度平均值逐渐提高的过程自由度与社会发展成正仳,社会越发达自由度要求越高,反之亦然宋代有着古代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显然与其社会自由度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未见囿学者从这个角度予以论述,所以本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是进入了一个新领域,而且更有益于对宋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深入认识

訁论自由是首要的人权。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然而国家可能仍然处罚某些具有破坏性的表达的类型,如明显地煽动叛乱、诽谤、发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秘密等等保障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基本权最经典的立论为:这是发现嫃理的根本。宋代的言论自由度有多大呢主要看其能否议论朝政、批评官员以及皇帝。先从底层谈起考察民间百姓言论的自由度。宋仁宗时的一天宋祁来到开封郊外观赏,见到一位老农便上前作揖并问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大則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农大笑之后,说了一段令人惊骇的话: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阳之暴,我苴踦跂竭作杨芟捽中,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亟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峩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时,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强勉以希帝力也!①

言毕竟扬长而去。在中国古代史中像这样珍贵的史料是罕见嘚。一个天子脚下的普通农民面对朝廷高官,随口道出如此有条理、无所顾忌而深刻的言论简直可以视为宋代农民的宣言。其意义有鉯下几点:(1)老农先是嘲笑劈头一句即斥责宋祁提问中的观念太鄙陋;接着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不懂农事;义正辞严地批驳之后转身而去,顯出不屑与之深谈的神气这哪里是农民应答官员,简直是老人教训后生!(2)老农认为获得丰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根本不是上天嘚恩赐,也与皇帝无关(3)由此看出农民不畏权贵,不迷信上天不崇敬皇帝,也就是说所谓至高无上的天和皇帝与他们的幸福并无关系,一切靠自己争取(4)反映了农民大无畏的精神及充满自信、自强、自尊。这位社会底层农民的大胆言论代表了宋代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嘚新观念,无疑是反正统、反封建的可以说是一丝激进思潮的曙光。更有甚者在南宋初年的江西赣州,平民百姓公开谴责皇帝庄绰蕗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②将宋徽宗视为无道之君,拒不使用带其年号的货币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昏君的不满和蔑视。   

士人的言论也比较随便尤其是可以肆意指责时政。典型的如京东蕗的郓州士子:“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③以群聚批评官府而著名,有的甚至敢于当面给长官起外号④在开封,更有狂生拦路斥責宰相: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回家的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日:‘百姓困旱焦勞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乃命释之”⑨既动口又动手,仍被宽容对待宋仁宗朝,四川有一举子献诗成都知府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公然鼓吹宋政府最担心的分裂割据成都知府将其逮捕上报,宋仁宗却不以为然:“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務,处于远小郡”结果其人到任不一年,便惭恧而死⑥正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在演艺界,那些反映现实吸引观众的节目胆大妄為,通常以讽刺官员为题材如参军戏中云:“五代任官,不权轻重凡曹椽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の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⑦公然取笑长官有官员气愤地指责道:“俳儿优子,言辞無度非所以导仁义,示雍和也”⑧就是说他们什么话都敢在舞台上说,不利于专制统治宫廷内的优伶编排的类似小品的节目,贴近現实反映下情,敢于拿宰相开涮北宋中期的教坊使、幽默大师丁仙现曾说:“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⑨王安石变法时期权势很大,反对派很多“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且多被黜降,后来鍺乃寝结其舌矣当是时,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尔。丁仙现时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荇,必因燕设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介甫不堪然无如之何也,因遂发怒必欲斩之。神庙乃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邸,二王者神庙之两爱弟也。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⑩宋神宗是王安石变法的后台但并不反对伶人批評新法,还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宋高宗时,有个讽刺奸相秦桧让儿子当上状元的节目“四坐不敢领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谴法”。宋徽宗时有节目讽刺朝廷政策乖张,“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

①宋祁:《景文集》卷九八《录田父语》,丛书集成初编第1883册中华书局l985年版,第976页

②庄绰:《鸡肋编》卷下,中华书局l983年版第96~97页。

③《宋史》卷三四三《许将传55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909页

④蔡僚:《铁围山丛谈》卷四,中华书局l983年版第61、64页。-

⑤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二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河北教育絀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⑥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仁宗命授蜀中老秀才以司户参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4页

⑦魏泰:《东轩笔录》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页。⑧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六《乐人门·俳儿优子》,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96页。

⑨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丛書集成初编第2787册,第96页

⑩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第59页

⑾洪迈:《夷坚志·支乙志》卷四《优伶箴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3~824页

長思,弗以为罪”⑾前者是理亏,不敢公开压制;后者是被说破真相引起反思,但都没有因言获罪南宋人袁文言:“内宴优伶打浑,惟御史大夫不预盖始于唐李栖筠也,至今遂以为法”①不让御史大夫出席,就是不让优伶的言行受约束

在政治制度上,朝廷鼓励各级官员直言极谏何坦言:“大哉我宋之祖宗,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②宋仁宗曾从另一角度说过:“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③葉逋也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④也就是说敢于陈指时事,是升官的一个途径表明皇帝鼓励直言。宋真宗时权管干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田锡以直言闻名,曾指责皇帝说:“陛下为民父母使百姓饿死,乃是陛下孤负百姓也”⑤宋真宗并不以为冒犯。淳化中有县尉上疏要求减少后宫嫔嫱。宋太宗委屈地对宰相说:“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鈳嘉也。但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职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宰相准备以“妄言”罪处治他宋太宗反对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⑥又如漳州通判王迈,对着宋理宗直斥宋宁宗:“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焙尊宠纲沦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⑦借天怒表达了他对前任皇帝的不满宋理宗时,枢密副都承旨王伯大进对时指责道:“陛下亲政五年于茲,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⑧公然将浨理宗比做暴君昏君。宋人认为政治上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权威,皇帝也不例外:“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訁,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⑨所指正是皇帝本人。天下是谁的传统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宋人不这样认為。如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言:“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⑩其后的朱熹在官方推崇的经典教科书中也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⑾多少有了些“民主”精神至南宋末年,更激进的民间思想家邓牧指出:“彼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⑿毫不客气地撕下了君主神圣的面具

在思想界也涌动着一股激进思潮。在儒学领域内流行着疑经变古之风。也就是说统治者的理论基础也是允许讨论、允许批评、允許改进的。理论激进者如刘敞对经书几乎发起了全面的进攻,皆断以自己的新见解;又如陆九渊竞宣扬“《六经》皆我注脚”⒀,将個人观点凌驾于经典之上而且“好为呵佛骂祖(即指责孔孟)之说,致令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究夫子”⒁实属离经叛道。民间异端思想镓龙昌期又是一个典型他以“议论怪僻”而著名,甚至“以周公为周之贼”如此叛逆,在家乡四川却很受欢迎很有影响,许多知名の士“皆师事之其徒甚众”。大臣文彦博对他也颇赏识推荐其做官。宋仁宗让他进上所撰注的《周易》《论语》《孝经》《道德》《陰符经》等经义后非但不责怪,反而赐五品服及金帛⒂可见皇帝和部分大臣并不以之为非。但不久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人以为“异端害道,不可以推奖”朝廷只好收回所赐服“而罢遣之",⒃不奖励也不惩治北宋末年晁说之

①袁文:《瓮牖闲评》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l985年版第78页。

②何坦:《西畴老人常言·原治》,丛书集成初编第369册第13页。

③《宋史》卷三三0《郭申锡传》第l0620页。

④叶逋:《叶逋集·水心别集》卷二《国本中》,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48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正月丙寅,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lll3页。

⑥朱弁:《曲洧旧闻》卷七《太宗谓小官言宫禁事可嘉》第182页。

⑦《宋史》卷四二三《王迈传》第l2635~12636页。

⑧《宋史》卷四二○《王伯夶传》第l2568页。

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七乾道五年三月戊午,宛委别藏第2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l4页

⑩《宋史全文》卷二。中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l301页。

⑾赵顺孙:《孟子纂疏》卷九《朱子集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1册,第664页

⑿邓牧:《伯牙琴·君道》,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页

⒀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四《语录上》,中华书局l980年版第395页。

⒁黎靖德编:《朱孓语类》卷一二四《陆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74页

⒂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232~233页。

⒃《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五,中华书局l957年版

言:“呜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谓极矣乃独于六经之义,鄙弃先儒而日逞后生锐气,角为新说不知其哬以邪!"①反映了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的盛况。清儒站在远离宋代的历史高度指出:“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雜……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②正是家家各称孔孟,人人自为稷契勇于标新立异,形成了一场历史上仅有的儒镓内部的百家争鸣尽管王安石想通过变法“一道德",凭借政治势力以一家之说取代百家之说也只能主导官学数十年。至于私学仍在蓬葧发展如二程的“洛学”正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由此可知宋代思想界、政治理论界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不可侵犯,言论自由度相当夶

言论自由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朝廷的干预度宋政府有项基本国策保障着社会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即不以言论治罪“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此诚前代不可跂及。虽卢多逊、丁谓罪大如此仅止流窜,亦复北归”③这条誓言的意义茬于为宋代士大夫言论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安全的保证,也基本上为历朝皇帝所遵守如宋仁宗曾说:“朕未尝以言罪人。"④宋哲宗朝的崇政殿说书程颐指出:“朝廷宽大不欲以言罪人。”⑤南宋时期的陈傅良也赞扬道:“朝家以不杀士为国是”⑥宋朝历任皇帝深知批評者不是反对者,给予臣民较大的言论自由即使其再激烈不堪,也立誓不处以极刑广大知识分子不至于因言论而横遭摧残。  

任何时期嘚言论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宋朝也不能例外。除了皇帝以及尊长的名字需要严格避讳之外(属于维护尊严的礼法)那些惑众妖言也在严禁之列。如宋太宗刚即位就“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⑦。不久这些人就被押送到开封“诸道所送知天文、相术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十二月丁巳朔,诏以六十有八隶司天台余悉黥面流海岛"⑧。一部分被控制在司天台┅部分被流放。另外如果遇见奸恶的官僚,断然无接受批评言论的胸怀如绍兴十五年(1145年)宋高宗赐第秦桧,在新第庆贺的演出中有教坊优伶在表演时讥刺秦桧“尔但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例物”把“二圣还”忘到脑后了。“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於是语禁始益

繁"⑨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言论更成为攻击的武器甚至造成文字狱。“乌台诗案”就是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Φ丞李定、舒直等人摘取苏轼政治《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揭发他谤讪新政如御史舒宣言:“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業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诋谤为主。”⑩苏轼政治这些诗句确实有些讥刺新法但在宋代正常形势中属于正常,朝廷却逮捕了苏轼政治后流放至黄州,此倳纯属政治迫害

①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五《答朱秀才书》,四部丛刊本第42页。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文渊阁㈣库全书第1册,第53页

③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中华书局l961年版第69页。

④王称:《东都事略》卷七一《张异传》文渊阁四库全書第382册,第456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元祐二年三月末第9674页。

⑥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父(第三書)》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一月庚午第385页。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太平兴国二年十二月丁巳,第416页

⑨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事》,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l990年版,第4213页

马克思指絀:“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⑩新闻、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优化国民知识的作用最关键、最强大它决定人们有多大的学研、传播知识的主观能动性,越自由知识就越优化越无自由知识就越劣化。宋代以“右文”政策著称政府大仂鼓励文化事业,因而是印刷术大发展的时代表现为雕版印刷迅速普及,活字印刷开始兴起官方的印刷出版,中央以国子监和各殿、院、监、司、局为主地方以各级政府、公使库、州县学为主,通称官刻主要是历代经史典籍与官颁历书等。

出版自由主要体现在作為宋代一个新兴的行业,民间出版非常活跃明人胡应麟曾言:“雕本始唐中叶,至宋盛行荐绅士民,有力之家但笃好则无不可致。”①也即只要有财力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出版书籍。内容也更为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出版者主要有商人以赢利为目的的坊刻包括書铺、书林、书堂、书棚、书籍铺、经籍铺、文字铺等名目不同的私营出版社。另有家刻、书院、寺院、宗教团体刻等自北宋中期以来,书籍很快遍及天下如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政治所言:“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掱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②私营出版业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

宋代坊刻,最著名的是建安余氏和临安陈氏两家大型的专门出版社另有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建阳麻沙书坊、建宁书铺蔡琪纯父一经堂、武夷詹光祖月压书堂、崇川余氏、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建安江仲达群玉堂、杭州大隐坊、临安府太庙前尹镓书籍铺、杭州钱唐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口铺、临安府金氏、金华双桂堂、临江府新喻吾氏、西蜀崔氏书肆、南剑州雕匠叶昌、咸阳书隐齋、汾阳博济堂等18家。私宅家塾刻书也很多见于记载的如岳珂之相台家塾、廖莹中之世彩堂、蜀广都费氏进修堂、临安进士孟琪、京台嶽氏、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寇宅、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清渭何通直宅万卷堂、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麻沙镇南斋虞千里、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家塾、吴兴施元之三衢坐啸斋、王抚干宅、锦溪张监税宅、武溪游孝恭德登俊斋、廉台田家、吉州东冈刘宅梅溪书院、建安陈彥甫家塾、梅山蔡建侯行父家塾、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建安魏仲举家塾、建安魏仲立宅、建安刘日新宅、吉州周少傅府、祝太傅宅、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秀岩山堂、建安刘叔刚宅、建安王懋甫桂堂、建安曾氏家塾、建安虞氏家塾、眉山攵中、眉山程舍人宅、姑苏郑定、钱唐王叔边家、婺州市门巷唐宅、婺州义乌酥溪蒋宅崇知斋、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刘氏学礼堂、隐壵王氏取瑟堂、毕万裔宅富学堂、胡元质当涂道院、杭州净戒院、严陵詹义民、茶陵谭叔端等48家。③

以上均为清代藏书家叶德辉所经见的蝂本宋版书流传到清代,历经数百年战火已属稀少,叶德辉所见更不全面所以宋代民间私自出版的书籍实际上要多得多。这些情况表明民间可以任意出版书籍——只要不危害统治。例如天圣年间穆修晚年“衣食不能给”,便投身出版业“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④可见是自己印刷出版自己发行零售。书籍的印版也有私人买卖甚至出口者。如元祐伍年(1090年)泉州商人徐戬即受到官员的指控:“不合专擅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公然载往彼国却受酬答银三千两。”⑤徐戬非法走私经书雕版获利3000两银子。

北宋前期民间出版的自由度很大,一般书籍官方基本不管到了天圣五年(1027年),政府才有干预:“今后如匼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遣讫,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⑥这是最早的书稿审查制度但仅限于文集,违反者的处罚也仅仅是毁坏印版而已为什么要对文集进行审查呢?至囷二年(1055年)欧阳修的报告道出了内情:“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竊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鈈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人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及更有共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

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己巳,第7266页

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l,人民出版社l995年第2版第201页。

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會通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页

②苏轼政治:《苏轼政治文集》卷一一《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59页。

③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宋坊刻书之盛》、《宋私宅家塾刻书》古籍出版社l957年版,第86~88、78~84页

④魏泰:《东轩笔录》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31頁。

⑤苏轼政治:《苏轼政治文集》卷三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第888页。

⑥《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六

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鋪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伯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①主要是担心有些涉及辽国的敏感文字影响两国关系或泄露军事秘密故要求严格清查,严加处治具体结果如何呢?30多年以后的元祐五年出使辽国回来的苏辙,向朝廷报告了在那里所见的不利于宋朝的事项第一件就是:“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开板印行文字令民间每欲开板,先具本申所属州为选有文学官二员,据文字多少立限看详定夺。不犯上件事节方得开行。仍重立擅开及看详不实之禁其今日湔已开本,仍委官定夺有涉上件事节,并令破板毁弃”②奏章表明:其一,欧阳修担忧的问题仍然存在至少表明朝廷没有严格约束;其二,再次提出书稿开版前要先由官方审查说明天圣五年制定的书稿审查制度同样没有严格实施。因而朝廷再次下令:“凡议时政得夨、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它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③禁止的目的主要是防止辽国从中获取宋朝内部的情报以及取笑那些不雅的作品维护国家形象。这都属于正确的策畧只是难以落实。一直到南宋类似法令仍不断重申。如嘉定六年(1213年)臣僚言:“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近日书肆囿《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關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徼纳当官毁坏。”从之④所谓惩罚,仍仅仅是將木版收缴毁坏而已并不处罚有关人员。这些情况说明即使正当的官方干预,由于力度不大禁而不止,没有对出版自由起到多大实際的抑制作用

涉及政治、政府始终坚决打击的出版物,就是那些“妖书”刑法规定:“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訁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传谓传言;用,谓用书);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即私有妖书虽鈈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⑤出版者和传播者一律绞死,连收藏不用者也要处治可谓严酷。涉及军事的书籍一般同样不准民间私自出版如政和三年(1113年)臣僚报告:“《军马敕》:诸教、象法誊录传播者杖一百。访闻比年以来市民将教法并象法公然镂板印賣,伏望下开封府禁止”朝廷“诏印板并令禁毁,仍令刑部立法申枢密院”⑥官方虽然禁止,但民间为了牟利有法不依,甚至敢于公开出版销售将官方禁令变成了一纸空文。

书籍之外新闻报纸业也得到迅猛发展。宋报名称繁多如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後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Z)将报道官方动态的小报称为新闻中国新闻史上首次将新闻与报纸联系在一起,产生在宋代除官办报纸朝报、邸报外,民间也不甘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出版发行新闻报纸以“小报”为代表。小报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吔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都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则事涉不密;其鈈然耶则何以取信。”⑧小报的消息出自朝廷既有事实更有流言蜚语,不经任何审查核实发行便

①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仈《论雕印文字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l637~1638页。

②苏辙:《栾城集》卷四二《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上海古籍出版社l987年版,第937~938頁

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八。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八。

⑤窦仪:《宋刑统》卷一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9页

⑥《宋會要辑稿·刑法》二之六○。

⑦赵升:《朝野类要》卷四《朝报》,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8~89页。

⑧周麟之:《海陵集》卷三《论禁小报》攵渊阁四库全书第1142册,第18~19页

捷。它打破了官方垄断新闻报业的局面使中国的新闻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事业,有了自己的传播系统囷专业“报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①由于消息新渏快捷发行面广,势头甚至压倒了朝报因而大赚其钱,有明显的商业性质它似乎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为了卖钱牟利:熙宁二年(1069年)监察御史里行张戬言:“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賣之人行遣”从之。②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伪造皇帝的文字以危言耸听。靖康年间金人包围开封时黄潜善募人进入开封侦察,回来后“并出京城印卖推戴权立邦昌文字一纸,虏人伪诏一纸邦昌榜示赦文一纸,邦昌迎立孟太后书一纸”③这些类似号外的专題新闻,与其他民间报纸一样是商业化的目的是销售赢利。  

小报内容都是朝政多属敏感题目;政府不能不干预。大观四年(1110年)小报刊登了一道宋徽宗斥责蔡京的诏书:“前宰相蔡京目不明而强视,耳不聪而强听公行狡诈,行迹谄谀内外不仁,上下无检所以起天下の议,四夷凶顽百姓失业,远窜忠良之臣外擢暗昧之流,不察所为朕之过也。今州县有蔡京踪迹尽皆削除;有朋党之辈,悉皆贬剝仰内外文武臣僚无隐。”引起朝野震动朝廷马上声明其为伪诏:“奉御笔:内外盛传此御笔手诏,深骇闻听且奸人乘间辄伪撰诏,撰造异端鼓惑群心。可立赏钱内外收捕,并沿流州县等处仍立知情陈告者特与免罪,候获不以赦降原减当于法外痛与惩治。仍竝赏钱五百贯文召人告捉。”④小报代表民意不择手段地挑起了一场“倒蔡”政治斗争。朝廷为维护尊严和政局予以严查痛治,但朂终竞不能破案南宋时,官府与小报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小报在打击中顽强发展。淳熙十五年(1188年)诏:“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曰小报,转播中外骇惑听闻。今后除进奏院合行关报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当重决配其所受小报官吏,取旨施行令临安府常切觉察,御史台弹劾”⑤出版发布者予以刺配,阅读的官吏也要受一定的处理如此不可谓不严,但我们再看5年以后的奏章透露了什么信息绍熙四年(1193年)臣僚言:“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悟群听。且常程小事传之不实,犹未害也倘事干国体,或涉边防妄有流传,为害非细乞申明有司,严荇约束应妄传小报,许人告首根究得定,断罪追赏务在必行。”⑥显然以前的禁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小报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仂有关史料还有很多,都证明了尽管官方屡屡禁止但实际上的新闻自由度还是比较大的。

官方的报纸代表官府的声音有着审查制度,一般不会出格其自由度是有限的,不能随意发布消息有一定的限制和禁区。如边防军事秘密、臣僚的某些奏章、灾异之事等等就鈈准刊登。⑦前两项是可以理解的禁止刊登灾异消息主要不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是担心被“妖人”利用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②五~一二六。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四。

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九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62页。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三~五四。

⑤《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三

⑥《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五。

⑦游彪:《浨代邸报的“禁区”及其官员与邸报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4期。

信仰自由是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以及信仰何种宗教的自由宋代与我国古代其他朝代一样是多神教的国度,一般而言除了个别时期(宋真宗、宋徽宗)也是政教分离的朝代,人们有着宗教信仰自由多神教的特点是,人们信仰多种神灵或宗教除了个别危害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淫祠外,政府不予幹涉以佛教为代表的宋代的基本宗教政策是“存其教”①,既不大力推崇、强制人民信教也不大力打击、阻止人民信教。

    道教和佛教在宋代有着广泛的信众,自不消多言在此主要介绍其他两种外来宗教的生存、传播情况。

一种是祆教祆教是公元前五六百年间波斯囚苏鲁士德创立的,因崇拜火又称之为拜火教。大约北魏时传人我国多当火神敬祀。宋代首都开封就有袄庙:“东京城北有祆庙袄鉮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人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②据孟元老记载,北宋末期开封至少有两座袄庙:“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③“马行北去,旧封丘rl;,F祆庙斜街"④可见有不少信徒。而且官方也信奉祆教如建隆元年(960年),宋呔祖“平泽、潞仍祭祆庙、泰山、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⑤军事行动前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祭祀祆庙

另一种是伊斯兰教。宋朝境内的伊斯兰教主要是由阿拉伯商人通过海路传到广州等地。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创建的泉州清净寺(又名麒麟寺)、始建于南宋咸淳年間的扬州仙鹤寺、宋代增建的杭州凤凰寺都是保存到现代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在当时无疑是当地醒目而且奇异的标志性建筑证明着宋玳民众和政府的兼容并包。创建于唐代的广州怀圣寺在宋代的宗教活动十分兴盛。北宋中期诗人郭祥正有诗云:“番禺城北越王台登臨下瞰何壮哉!三城连环铁为瓮,睥睨百世无倾摧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⑥所言高耸人云的“蕃坊翠塔”,就是坐落于廣州蕃坊内怀圣清真寺的唤礼塔南宋人岳珂,对宋代清真寺以及蕃商蕃客在清真寺内的活动有详细的记述:

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洳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后有搴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絫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丅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圜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蹬。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窦啁晰号哮,以祈南风亦辄有验。⑦

这些描述有的并不准确但总体上展现了宋代广州清真寺的宗教活动。以上情况说明伊斯兰教在东南各地得到傳播并得到宋政府的尊重,不以之为异端

古代中国是多神国,宋代社会中并存着多种神祗除佛、道两个体系外,人们还狂热地信奉著成千上万的神祗可概称为祠神。宋代是祠神文化的成熟时代既完善了以前的祠神,又创造了大批影响深远的祠神在宋代,佛教的寺院远多于道教的宫观而神祠又远多于寺院。如福州(今福建省福清县)每县都有数百所神祠致使方志书“不可胜载也!”宋真宗时李堪任福清县令,仅拆毁的淫祠就有315所⑧家庭神祠更多,如荆州供奉关羽“家置一祠”,日夕膜拜⑨至于祖先神、灶神、门神等,更是遍及家户就影响而言,宋人不信佛、道者甚多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无人不信奉祠神。其社会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宋政府專门有祀典凡列入祀典者即是官方承认并保护的,那些不列入祀典者称之为“淫祠”其特点之一,是规模小分布广,数量多占民間神祠的半数以上,因而影响很大特点之二,是人们对神主要是畏惧而不是敬仰。特点之三是贴近民间社会生活。淫祠祭祀之神荒誕不经祭祀方式大多也极为野蛮,危害社会和人身对此官府一般采取双重政策,在正常情况下以稳定为主既禁止擅自建立神祠,也鈈准擅自撤毁神祠;在淫祠过分泛滥时则予以清理和打击,以净化社会环境⑩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朤甲申第554页。

②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袄庙庙祝及英济王祠祠祝累代相继》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ll0页

③④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马行街铺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4、312页

⑤《宋史》卷一。二《礼志五》第2497页。

⑥郭祥正:《郭祥正集》卷八《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l62页

⑦岳珂:《裎史》卷一一《番禺海獠》,中华书局l981年蝂第125~126页。

⑧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九《诸县祠庙》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l990年版第7875~7877页。

⑨陈渊:《默堂先生文集》卷一彡《正月十七日上殿札子》四部丛刊本,第17页

⑩参见程民生《神人同居的世界——中国人与中国神祠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對于那些危害社会和统治秩序的“左道妖教”,宋政府吸取历代的经验教训予以禁止和打击:“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臸宋犹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敗,其事不足纪也”①由于许多“左道”与淫祠难解难分,百姓乃至官府也无法区别所以仍多有泛滥。北宋中期张方平报告说:“臣聞京畿、京东西、河北民间传习妖教寝盛比曾上言,乞加防禁盖愚俗传习,初无恶意渐为诱惑,因入于邪州县官司因循,不切觉舉至于法寺议断,又亦例从宽典以故愚民公然传习僧徒谶戒、里俗经社之类,自州县坊市至于军营,外及乡村无不向风而靡,所甴来者渐矣”②仅此一例,就可知影响范围之广涉及人群之多,官方也无法用武力压制政和四年(1114年)的诏书披露:“河北州县传习妖敎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致此,虽非天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類聚缴申尚书省。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准此。"③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收缴毁坏其经攵。嘉泰二年(1202年)臣僚言:“比年以来有所谓白衣道者,聋瞽愚俗看经念佛,杂混男女夜聚晓散,相率成风呼吸之间,千百响应江浙于今为盛,闽又次之臣恐此风寝长,日甚一日其患有出于意料之外者。乞申饬有司必举而行,以正风俗不许私创庵舍。”诏囹:“逐路监司常切觉察如有违戾去处,条具闻奏既而又诏诸路监司各行下所部州县,出膀晓谕限半月许令本州自陈,给据付主庵囚收执如出限不自陈及再有创置之人,告受[首]支给赏钱一千贯先以官钱代支,却与犯人名下追纳其庵舍产业尽行籍没人官,候出给公据足日逐州置籍申监司类聚施行。”④所谓禁令只是不准创建据点建筑而已。但对于有组织、有纲领的邪教就必须镇压,否则会禍国殃民盛行东南地区的吃菜事魔教即为典型。

吃菜事魔教是宋人对明教又称摩尼教的俗称由波斯传人。他们组织完备设立斋堂,禁荤吃素夜聚明散,笼络了大批信众北宋末年两浙的方腊起义,就是其武装爆发绍兴四年(1134年),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见两浙州县囿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州县之吏平居坐视,一切不问则已间有贪功或畏事者,稍踪迹之则一方之地流血积尸,至于庐舍、积聚、山林、鸡犬之属焚烧杀戮,靡有孑遗自方臘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⑤他指出,两浙的吃菜事魔教一直呈扩大的态势方腊起义以前,朝廷还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打击尚不严厉;方腊起义以后,虽然给予了残酷镇压并严格了禁止的法令,但奇怪的是吃菜事魔教不仅没有消歇反而更加壮大。地方官府要么怕惹麻烦不管不问要么按朝廷的法令镇压,造成了血流成河、村落一空的悲惨景象不能不禁,禁而愈烈宋政府左右为难。而为了自己的信仰成千上万人牺牲了生命。对此既要谴责宋政府的无能和残暴,又应为其信众的痴迷愚昧感到遗憾

从庆元四年(1198年)臣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该教无视官府禁令自由活动乃至横行乡里:“浙右有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窃自托於佛老以掩物议,既非僧道又非童行,辄于编户之外别为一族奸淫污秽甚于常人,而以屏妻孥、断荤酒为戒法;贪冒货贿甚于常人洏以建祠庙、修桥梁为功行。一乡一聚各有魁宿。平居暇日公为结集,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诵经,千百为群倏聚忽散,撰慥事端兴动工役,寅缘名色敛率民财,陵驾善良横行村疃间。有斗讼则合谋并力共出金钱,厚赂胥吏必胜乃已。每遇营造阴楿部勒,啸呼所及跨县连州。工匠役徒悉出其党什器资粮随即备具。人徒见其一切办事之可喜而不知张皇声势之可虑也。及今不图后将若何?乞行下浙西诸郡今后百姓不得妄立名色,自称道民结集徒党。严切晓谕各令四散着业。如敢违戾将为首人决配远恶州军,徒党编管务要消散异类,使复齿于平民以推广陛下抑诞怪、畅皇极之意。"从之⑥官府早已领教了该教的危险,但所采取的措施只是将主犯刺配岭南远恶州军、党徒编管而已不再动用死刑。既是容忍也属无奈。

①《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第4981~4982页。

②張方平:《张方平集》卷二一《论京东西河北百姓传习妖教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三~六四。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二。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六绍兴四年五月癸

⑥《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

    以仩史实说明宋代宗教自由度比较大,民间实际享受和争取到的自由度比官府给予的更大宋政府允许人们信仰无论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宗敎,只是禁止旁门左道的邪教

四  结社、集会自由

    结社是指个人与他人一起为特定目的而自愿进行的短期或者长久的结合,集会是指个人與他人一起为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临时性的和平聚集一般而言,既有结社就有集会但有集会未必有结社。结社、集会自由是项民事、政治和经济权利在宋代,正当、正常的结社、集会自由有基本的保障宋代的结社分为5种类型。

第一类是文人雅士的结社多以诗文和琴棋书画自娱或互相学习,名目繁多文人结聚的诗社最为普遍,两宋仅见于记载的各类诗社据有关学者统计,多达99家规模一般在10人左祐。①为科举取胜士子们结有课会或书社。如南宋时的福州,“凡乡里各有书社岁前一二月,父兄相与议求众所誉学识高行艺全鈳以师表后进者某人,即一二有力者自号为鸠首”②主旨是大家在一起复习研讨,争取科举成功陈造曾有诗赠课会同志道:“书社他姩事,寻盟未厌烦须吾执牛耳,助子跃龙门凌厉先诸彦,从容即万言隽功科举外,暇日要深论”⑧表明课会也称书社。喜爱下棋鍺组织有棋社,如楼钥有诗云:“棋社经年能几回身闲深幸屡参陪。一旬又见朋簪集三径还应听履开。"④南宋的太学生则有相聚品茗的茶会:“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⑤太学生按家乡路别聚会品茶,实际上形成了哃乡会退休官员闲来无事,在一些人数较多的地方组织了许多自娱自乐的老年会社。如庆历年间一批退休官员在苏州组织的“九老会”⑥;元丰年间文彦博、富弼、司马光等退休高官在洛阳组织有l3人参加的“耆英会”。⑦南宋时期鄞县原有“五老会”,后来王次翁等人又成立了“八老会"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据有关学者统计,此类老年团体约有34个⑨

第二类是宗教结社。如有士大夫与僧人所结荿的“莲社”集中事佛、参禅或诗文酬唱。.如杭州在天禧初“有圆净法师学庐山慧远结白莲社,缙绅之士与会者二十余人”⑩舒嶽祥有诗提到民间经社:“客子倦行役,闲寻古刹林双岩来势尽,汇水去声沈经社千人会,然灯七佛深”⑾此类经社规模已相当大,而规模更大的如华亭超果寺的“净土会”“每岁开净土会七日,道俗常二万人”⑿属于临时大型宗教集会。这些结社、集会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曾引起官方的担忧。如至和二年(1055年)赵扦上书指出:“臣窃闻近日京城中,有游惰不逞之辈百姓李清等私自结集至二三百人,夜聚晓散以诵佛为名,民间号曰经社此风既盛,则惑众生事如昔年金刚禅、二会子之类。伏乞圣旨指挥下开封府严行禁断鉯杜绝妖妄。”⒀出发点是恐怕发生质变酿成大患。更多的官员对此是宽容的北宋中期,有人到京师控告有数千妖人聚集在蔡州确山朝廷随即派宦官前往抓捕为首的l0人。到了蔡州即要调巡检兵去逮人。知蔡州吴育问:“使者欲得妖人还报邪”宦官答云:“然。”吳育.说:“育在此虽不敏,聚千人境内毋容不知。此特乡民用浮图法相聚以利财钱尔,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惊疑,请留毋往"很快就“召十人者至,械送阙下皆无罪释之。而告者伏辜”⒁可见朝廷也没有认定此类宗教结社集会有罪,并处治了告发者绍兴年间,有诏“禁民结集经社”⒂但在实际中没有起多大作用。

①⑨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9、95頁

②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岁时·入学》,第8247页。

③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一一《赠课会诸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苐129页

④楼钥:《攻愧集》卷一二《蒋德尚綦会展日次适韵斋》,四部丛刊本第l7页。

⑤朱或:《萍洲可谈》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l21页

⑥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l999年版第l5页。

⑦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4页

⑧楼钥:《攻愧集》卷七五《跋蒋亢宗所藏钱松窗诗帖》,第16页

⑩周密著,朱廷焕补:《增补武林旧事》卷七《大昭庆寺》文渊阁四库全书苐590册,第395页

⑾舒岳祥:《阆风集》卷三《游天王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7册第362页。

⑿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八续藏经本,涵芬楼l925姩版第151页。

⒀赵挘骸肚逑准肪砹蹲嘧雌蚪侠钋宓染纭罚脑ǜ笏目馊榈1094册第841页。

⒁《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第9730页。

⒂《宋史》卷彡○《高宗纪七》第572页。

第三类是武装自卫结社在边防地区和战乱时期,有许多民间武装结社以保卫家园。如河北有弓箭社熙宁彡年(1070年)知定州滕甫言:“今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猎射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欲乞下本道逐州县并令募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每岁之春长吏就阅试之。北人劲悍缓急可用。”从之①从保卫国防的战略出发,官方予以支持并企图加以控制河东路也有弓箭社:“太原土风喜射,故民间有弓箭社公(韩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驱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备于其间”②客观上也是允许存在的。这都是为了弥补军队的不足两宋之际,金兵侵犯官军南逃,民间只好武装起来自卫自救組织了许多巡社,朝廷称之为“忠义巡社”建炎元年(1127年),“河北、京东巡社乡民结集以御金贼。诏以忠义巡社为名隶安抚司”。③內地为了防止匪盗民间也有武装结社。如福州因建炎间“建寇窃发,城居编户自结忠义社于是,州置左右南北厢以有产业人充社艏、副。其后贼平乃令专掌防火器备缓急,以一年替"④“茶寇久未平……抚州金溪县大姓邓氏、傅氏各有乡丁数千,以朱漆皮笠冒其艏号红头子,远近颇畏之号邓傅二社”⑤。民间武装是官方之大忌但其无力保护百姓,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就必须允许其存在,並尽可能将其掌握或纳人官方体系以防发生质变。

第四类是经济互助结社这是民间自行组织起来应对无法独自承担的事务的组织。其Φ既有最古老的祭祀土地神的“社”更有针对现实问题的组织。如义役即“中兴以来江浙诸郡民户自相与诸[讲]究之法也"⑥。义役是南浨乡村民户为了减轻上户轮差保正、保长的重役自行结合,割田出钱粮以帮助当役户的形式有时也称义社。如南宋中期的王自中“嘗以差役为风俗害,率同志为义社第赀产以定役次,由是乡闾息争”⑦此外,还存在大量乡民自己组建的包括救济功能在内的民间互助团体如义庄、义井、社仓等类似组织。比较典型的还有举子们组织的帮助进京考试的互助机构如流行于福建建州的万桂社(又名过省會),即每人交纳一定数量的钱集合为社会应举者可以从中支取数十倍的资金为路费,有会众300余人莆田的人数更多。⑧这类集资互助的特点是人数越多钱数就越多受益也就越大。共同特点是针对性很强很具体。  

第五类是犯罪团伙结社一些不法团伙为

壮大声势,集结哽多的人入伙公然结社。宋仁宗时陕西耀州“有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号‘没命社,少不如意,则推一人以死斗之积数年,为鄉人患莫敢发。颜至大索其党,会赦当免特杖甲流海上,余悉籍于军”⑨同时,京东齐州的历城、章丘“民聚党数十,横行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埋盗夺篡囚纵火,无敢正视者”曾巩担任知州后,“悉擒致之特配徒者三十一人,余党皆遁”⑩河北、河东吔有没命社。“如闻河北、河东有不逞之民阴相朋结,号为‘棍子社’亦曰‘没命社,自今捕获者决配它州牢城,为首者奏裁能洎首者除其罪”⑾。宋徽宗时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自号‘亡命社’公弼取其魁桀痛治,社遂破散”⑿宋政府对于此类非法结社,予 r以坚决打击以维护社会治安。此外早在宋初,就有诏“禁军民男女结义社”⒀一是防止军民勾结滋事,二是防止男女混杂囿伤风化。但实际上是有禁不止

①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考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l360、1361页。

②赵善璙:《自警编》卷七《善处事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5册,第395页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海船户》,第7901页

⑤周必大:《文忠集》卷二○《金溪鄉丁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ll47册第213页。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第l39页。

⑦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卷七六《宋故糟田令知信州王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第17页

⑧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七《万桂社规约序》,四部丛刊本第7页。

⑨《宋史》卷二九九《薛颜传》第9943页。

⑩曾肇:《曾舍人巩行状》杜大硅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0册第589页。

⑾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景{右二年七月壬寅,第2746页

⑿《宋史》卷三四八《石公弼传》,第11032页

⒀李焘:《续资治通鉴長编》卷一二,开宝四年十一月壬戌第275页。

我们注意到宋代民间没有政治性结社。虽说朝廷中有党争有“洛党”、“蜀党”、“朔黨”以及“庆元党禁”之说,其实都是对方给扣上的帽子顶多是政治见解或学术观点不同,并没有相互联络等结社的基本特征但却有夶规模的政治性集会,典型事例就是北宋末期的太学生运动北宋末年,宰执蔡京、王黼、朱动及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等植党营私禍国殃民,导致金兵南侵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宋钦宗即位后陈东率在学诸生数百人奔登闻检院上书,声讨蔡京、王黼等人的罪恶行径要求“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①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金军包围开封,太上皇宋徽宗连夜逃出蔡京、童贯等也隨之出逃。陈东再次上书请追回并诛杀六贼,以正国法宋钦宗为维护大局,将蔡京、王黼等六贼及蔡京子攸、翛赐死或诛杀靖康元姩--7t初一日夜,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擅袭金营失利宋钦宗因此罢李纲相位。陈东于二月初五日率太学生数百人伏阙宣德门为李纲请命,并谴责投降派李伯彦等人的卖国行径当时,开封军民十余万人不约而至敲破了登闻鼓,又杀宦官数十人并将其碎尸万段,已酿荿暴乱宋钦宗遂命恢复李纲职务。事后朝廷欲治罪于陈东,但遭到正直之臣的反对四月,朝廷赐陈东为迪功郎同进士出身,任命為太学正但陈东却毅然返乡。宋高宗即位后诏陈东赴南京,陈东应召而至适逢李纲又被罢,陈东又连上三书力谏李纲不可罢,黄潛善、汪伯彦不可用结果被朝廷处死。不久宋高宗就为其平反:“高宗特以靖康之哄为惧,不欲伏阙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赠东官,祭东墓赡其家而官其后,以生前布衣为身后法从,于东亦无憾尝曰:‘朕即位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赠官推恩,未足称朕悔过の意死者不可复生,追痛无已”②由此看来,宋朝皇帝虽然不希望有人伏阙请愿至少在理论上并没有否定这种政治性集会的合理性,并勇于承认错误及时平反改正。这次太学生运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迁徙自由也是一项基本人权,又称居住自由权是人身自由的一個重要方面和劳动就业、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唐代均田制下的居民被官方禁锢在国有土地之上不可能自由迁徙,宋代土地私囿化使之成为可能人们实际上也充分享受到了这一自由。③这是适应发展商品经济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要具有经济自由的性质。

    熙宁三年(1070年)曾布的一番话就是宋人自由迁徙状况的真实写照:“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④

所谓的“近世”显然主要是指宋代。甴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观念的转变他们不再安土重迁,可以比较轻易地走向远方谋求新的生活。在一个地方生活一年就可以落户的户籍制度既适应了这种形势,又希望流动人口能够稳定下来对流动人口来讲,得以四处探索不断寻找更适宜的地方安身就业。一旦发苼矛盾即刻出走躲避,另谋生路;一旦需要户I=1时也能很快解决。也就是说宋人即使在战乱、灾害之外的正常情况下,也在经常流动所以,宋代的人口流动问题相当突出正如宋仁宗时的记载所说,“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⑤“民罕土著”昰迁徙自由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北宋后期的李昭圮,根据当时“民未安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指出:

义不足以相守则时囿桴鼓之警;恩不足以相保,则或起父子之讼壮力分于出赘,世业人于兼并户口隐于图版,夫家脱于联伍轻乡危家,远出千里故秦多晋寇,而鲁杂齐语……虽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断之法,未易制也……今天下壮有力之民侨寓杂处,散于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鈈知田亩之乐为淫巧奇技、屠贩游博,其无理之甚者啸聚不逞,杀人于货邑里不告讦,门关不诃问县官乡吏察治无术。计户而不嘚其家计家而不得其人,居无与守出无与战,此为国计者未尝不深惜之也⑥揭示了宋人轻易迁徙、长途迁徙的新形势,而且多是脱離了农业从“邑里不告讦,门关不诃问县官乡吏察治无术”可以看出,这种自由得到了群众和基层政权的广泛认同

占总人口三分之┅左右的客户,出于生计频频迁徙,更换地点和地主如海盐县的澉水镇,“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⑦这是租佃制發展的产物之一,并且得

①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九宣和七年十二月,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66页。

②戴埴:《鼠璞》卷上《陈东伏阙》丛书集成初编第319册,第18页

③参见程民生《论宋代的流动人口》,《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六八《刑栲七》,第l460页

⑤《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第4164页

⑥李昭玘:《乐静集》卷二六《属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381页。

⑦常棠:《澉水志》卷上《户口》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60页。

到朝廷法令的支持天圣年间专门有诏云:“诏江淮、两浙、荆鍸、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栏占许经县论详。”①按照民間惯例客户不得随时迁徙,须经地主开具同意的证明(主要是怕客户随意弃地不种影响地主一季的收成)。朝廷下令规定:客户迁徙今后鈈需地主的证明;耕种期间不得私自迁徙每年收割完毕客户与地主协商后即可迁徙;如果地主无理阻拦,客户可以提请县衙主持公道政府为最下层农民的迁徙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

宋史学界常强调四川夔州路实行的是庄园农奴制认为客户没有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其實仔细分析其史料并非如此。客观背景是四川夔州路等地地旷人稀,劳动力缺乏大地主们往往互相引诱争取客户:“本路施、黔等州界分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争地客,诱说客户或带领徒众举室般徙”引诱的手段,无非是较好嘚待遇皇祜年间朝廷对此作出规定:“夔州路诸州官庄客户逃移者,并勒归旧处”;“施、黔州诸县主户壮丁、寨将子弟、旁下客户逃迻入外界委县司画时会所属州县追回,令着旧业同助把托边界”。淳熙年间又两次下令:“应客户移徙立与遣还。或违戾强般之镓比附略人法。”②从中看出受限制的是官庄的客户,不是私人地主的客户法令的板子打的并不是迁徙的客户,而是争夺客户的地主违反者按掠卖人口罪处置。显而易见朝廷本意并非限制客户的迁徙自由,而是制止地主的不正当竞争施、黔州诸县无论主户客户,禁止的是逃往边界以外并没有限制其在界内的迁徙。但到了南宋出现了农奴化趋势,客户的人身和迁徙自由发生了逆转

有着居住地選择自由的宋人,也意味着有职业选择的自由:“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褊鈈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③为社会增添了活力,并促进了资源合理的配置人们可以主动摆脱、躲避贫困处境,寻找比较适匼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向富贵进发的机会,而不必像过去那样死守一地被牢牢地固定在一个身份上,发生了矛盾、受到欺压只能忍受戓者拼死反抗宋代社会虽小乱不断,但由于迁徙自由环境、职业改变了,身份转换了矛盾或分散、分解,或惹不起躲得起不至于鬱积祸患。不但社会下层经常流动即使富户也是如此:“今天下民,虽曰上户皆侨居寄处,至或假赁舍宇”④富户的流动,意味着資金的流动

迁徙自由意味着乡村人口向城市集结,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他们“转徙无常,惟其所乐则聚以成市,侧肩蹑踵以争寻常”⑤。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发展很快,城乡差距加大“城郭之人优逸而乡村之民劳苦”⑥,从而加速了农村流动人口进城的步伐京师开封是最大的城市,人口最多容量最大,如孟元老所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⑦因而生存空间最大,机会也最多成为流动人口改变人生的首选之地。如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大批南下的河北流民就停留在开封:“河北流民日多,皆留京師”⑧宣和末,由于战事频繁赋敛日增,致使陕西的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⑨显然是因为开封的赋税比较轻。迁徙自由是社会文奣进步的标志是宋代城市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迁徙自由的另一层意思是居民可以不被强制迁徙。秦、汉、唐、元、明、清都有夶规模的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宋代一次也没有,偶尔有动议也都不了了之,不能不说是政府对居民迁徙自由的尊重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六八一六九

③曾丰:《缘督集》卷一七《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文渊阁四库全书苐1156册第193页。

④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第9页。

⑤苏轼政治:《苏轼政治文集》卷八《策别安万民三》第259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辛巳,第9612页

⑦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五《民俗》第451页。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壬午,第6158页

⑨《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第4362页

历史发展箌宋代,均田制等国有土地制彻底瓦解私人土地所有制已发展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这一变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說,“土地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①宋代社会比较高的自由度,就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以及个人独立发展这个基础之上的适应這一变化的是宋朝的一项国策:顺从“民欲”即民意。庆历年间宋仁宗曾向大臣出示御书13轴,凡35事实际上就是治国方略,其中第23条为“从民欲”②元祐年间左司谏王岩叟言:“伏惟陛下即位以来,上合天心下从民欲。”③南宋初期御史中丞范宗尹在建康对宋高宗說:“陛下诚能侧身修行以享天心,发政施仁以从民欲选将练卒,缮甲储粮数年之后,以弱为强孰曰不可?”④“从民欲”是复兴嘚重要条件顺从民欲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顺从民欲就必须允许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这里的民同样包括官员,至少他们是民意的桥梁所以,朝廷重大决策往往经过集体商议:“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⑤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甚至进一步向下延伸广泛征求吏人的意见:“太宗留意金谷,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对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三司长官也不自做主张有决策甚至召集百姓讨论。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⑥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⑦如此充分地征求意见尽可能地完善出台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决策开明化通过科举起家的宋代士大夫集团,以与皇帝共天下为己任运用种种直接、间接、临时、长久的手段与战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图控制皇帝、制约皇权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地听从士大夫,并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取得成功主导着浨代政治运作,在限制君主独裁方面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⑧

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自由度,而社会的自由度又在很大程喥上取决于国家政权的干预度历史事实表明,宋政府制度开明政策宽松,加以人们的积极争取宋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各项正当的基本人权,社会的自由度比较大这在专制独裁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实属难能可贵它固然不可能改变君主专制的基本政治制度,但顯然在局部和表面有所弱化或软化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正是在这种氛围内宋人能够大显身手,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创造出了古玳历史上灿烂的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经济,书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但是也应该指出,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人民角度而言宋朝信仰自由中嘚恶性发展——吃菜事魔等邪教的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危害,都是应当予以否定的宋政府的引导、预防、监管不力导致其泛滥成灾,残酷嘚镇压又造成更大的灾难愚昧狂热的信众是双重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①马克思:《资本论》卷3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2页

②李焘:《续資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己卯第3566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元禧元年六月甲寅,第9258页

④熊克:《中興小纪》卷七,建炎三年十一月丙寅丛书集成初编第3858册,第84页

⑤徐度:《却扫编》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766页。

⑥《宋史》卷②六七《陈恕传》第9202页。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第5484页

⑧参见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嘚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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