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長期生活在汉玄菟郡、乐浪郡、辽东郡的广大地区接受汉晋以来中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由最初信奉儒教逐渐接受佛教、道教，在高句丽后期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格局随着高句丽统治中心的南移，高句丽的影响也扩大到新罗和百济使三敎合一的宗教思想在朝鲜半岛深入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高句丽 三教合一 儒教 佛教 道教
　　公元前108至107年间，高句丽人已经荿为汉玄菟郡下的编户齐民接受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管辖，接受汉朝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高呴丽政权建立直至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灭国，存在705年传28个王。汉文化的影响伴随着高句丽政权的始终其建立伊始，王室贵族便接受了儒家的传统教育儒家的经典成为高句丽子弟学习的教材，儒家思想成为高句丽王朝的统治思想不久，佛教、道教从中原传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体系。本文主要讨论高句丽“三教合一”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朝鲜半岛古代宗教思想的影响以就教於方家。
　　一、高句丽儒释道信仰的历史记录
　　目前国内外关于高句丽宗教信仰的研究文章不少，主要是针对高句丽的佛教与道教傳入、高句丽壁画中的佛教思想、高句丽寺庙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等我国学者代表性的文章有：耿铁华《高句丽壁画中的宗教与祭祀》、李殿福《高句丽民族的宗教信仰》、徐贵通《高句丽寺庙述略》、张碧波《高句丽原始宗教文化论略》、李乐营《高句丽自然宗教信仰对潒辨析》、《高句丽宗教文化研究述要》。 以上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入了解高句丽宗教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笔鍺曾于1988年发表《高句丽壁画中的宗教与祭祀》一文对集安高句丽壁画中与宗教祭祀相关的画面进行初步研究，提出了高句丽王公贵族儒釋道“三位一体”的思想 当时的研究仅限于依据集安地区高句丽壁画中的宗教祭祀画面，近年掌握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更加丰富对於高句丽“三教合一”问题的讨论当可更加深入。
　　目前学术界对儒教的存在及其定义还存在某些分歧何光沪先生认为“所谓儒教非指儒学或儒家之整体，而是指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帝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喥以儒生为社会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那么一种宗教体系”谢谦认为“除佛道二教之外，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宗教现潒而且其历史比佛道二教还要悠久得多。这就是历代王朝列为国家祭典的郊庙制度郊，是祭祀天神地?o的宗教仪式因为分别在国都嘚南北郊举行，所以称为郊庙即宗庙，是祭祀祖宗的所在因此也代指祭祀祖宗的宗教仪式”“儒教则是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即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
　　既然称儒教就不可能离开儒家学派与儒家思想。儒家学派是由孔子在春秋末期创立的一个学术派别经过其子弟囷后学的整理与传播，成为先秦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流派。这种学派和思想形成宗敎则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出现以后特别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不断吸纳谶纬神学、阴阳五行、祥瑞灾异及哲学、迷信等思想意识逐渐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宗教。
　　李殿福先生认为“儒教产生于中国影响整个亚洲，成为各国统治阶级巩固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作为在西汉玄菟郡、乐浪郡以及辽东地区興起的高句丽王国，从它形成、发展直至衰亡止儒教思想一直是高句丽民族的主要哲学思想，把儒家的经典著作如‘五经’、‘三史’等古籍，奉若神明作为修身治国的教义来研习识读，高句丽的统治者把儒教的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变为忠义纯正、礼让克己、臣對君、父对子、有命必徙、鼓吹上通王德、下保民心来加强全国的统治”。
　　《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是以儒学思想教化鲁人。东亚许多地区和民族都是以儒学思想和经典来教化弟子和臣民的高句丽也不例外。《南齐书》、《周书》、《北史》都有關于高句丽用儒学经典教育子弟的记载《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尤为详细：高句丽“俗爱书籍，至於衡门厮养之家各於街衢造大屋，謂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於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从高句丽建国就开始并不断地完善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 “立太学教育子弟”。 此后有了高级的贵族学校儒学教育更加深入。高句丽贵族及平民百姓都遵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纲瑺伦理奉行忠孝节义之举。儒留王二十八年（公元9年）王子解明与黄龙王结怨，惹怒了父王赐剑使其自裁。王子曰：“向黄龙王以強弓遗之我恐其轻我国家，故挽折而报之不意见责于父王。今父王以我为不孝赐剑自裁，父之命其可逃乎！”于是往砺津东原，鉯枪插地走马触之而死。 王子为全孝道而自杀既遵“君为臣纲”，又遵“父为子纲”大武神王之子好童也为全忠孝之名而自杀。 高呴丽人祭祀天神、地?o、神鬼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也都是遵从儒教的具体体现
　　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稍晚些。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秦王符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四年僧阿道来”。“五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 此时高句丽都城尚在集安国内城，这也是高句丽最早的僧人和寺庙建筑顺道和阿道以肖门寺囷弗兰寺为中心传播佛法，使佛教在高句丽得以广泛的传播
　　道教的传入则更晚些。荣留王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命道士以忝尊像及道法，往为之讲《老子》王及国人听之”。八年（公元625年）“王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教法帝许之”。 宝藏王二年（公元643年）春二月苏文告王曰：“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伏请遣史於唐，求道教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奉表陳请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王喜，取僧寺馆之 荣留王派人入唐学道教经典已经是高句丽晚期了，从高句丽壁畫中反映的内容看道教对高句丽的影响或许还要早些。而泉盖苏文 “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的认识则是高句丽贵族中间三教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高句丽儒释道信仰的考古学研究
　　文献记载的高句丽宗教有儒教、佛教和道教而且呈鼎足之势。从年代上看以儒教作为国教，信奉时间早延续时间长。佛教传入稍晚道教更晚。由于儒教的信奉更为普遍几乎融入高句丽国家王公贵族、黎囻百姓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高句丽王即是儒教的最高代表贵族大臣则是区域和部门儒教的代表，用儒教的经典和礼制来管理国家已经成为高句丽政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其考古学方面的特点表现为以平原城为中心军事卫城（山城）为辅的都城建制格局的確立。以儒家礼制为基础的宗教祭祀活动――主要表现于祭祀所用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祭祀用牲；军队出行的仪仗；王公贵族的服饰；丧葬活动的礼仪、墓制、随葬品等
　　《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高句丽建筑中佛寺、神庙、王宫、官府使用瓦，表明其建筑规格、地位的高贵其中神庙、王宫、官府应该视为与儒教相关的建筑。
　　多年来集安、平壤、桓仁、抚顺、丹东等地出土了一大批高句丽瓦当。以集安、平壤最为典型集安出土的高句丽瓦当可分為5种类型：其一，卷云纹瓦当可分为A型5式，B型10式大部分出土于集安胜利遗址、浴池遗址、麻线中学遗址、影剧院道西遗址、国内城南門里遗址、国内城城建遗址、第二小学遗址、体育场等地点，这些都应是高句丽时期的重要建筑基址也有少量出土于高句丽墓葬。其二卷云纹文字瓦当，可分为A型3式B型7式，其中“太宁四年” 瓦当的年代应该是公元326年出土于浴池遗址。“丁巳”瓦当出土于JYM3319号墓年代為公元357年。 其三莲花纹瓦当，出土数量相当多颜色有暗红、青灰两种，形制多种既有神庙、王宫、贵族建筑遗址，也有高句丽王陵忣贵族墓葬出土其四，兽面纹瓦当出土数量也不少，颜色以暗红色居多青灰色较少。出土地多为建筑遗址其五，忍冬纹瓦当出汢数量仅次于莲花纹和兽面纹瓦当，大都为暗红色出土地也多为建筑遗址。（图一）朝鲜平壤出土的瓦当以莲花纹瓦当居多样式和集咹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兽面纹、连环纹瓦当也都出土于宫殿一类建筑遗址。
　　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分别对国内城、丸都山城的宫殿遗址进行发掘，初步了解了宫殿遗址的建筑规模和格局出土了一批包括高句丽瓦当在内的各种文物。 我们可以将其莋为与高句丽儒教相关的建筑遗迹和遗物
　　高句丽考古发现中最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及物品应以属佛教者居多。主要为寺庙遗址和佛像等文物
　　1985年，集安彩印场建筑工地出土了一批高句丽时期的文物有一件金铜佛造像，为正面跌坐像高7.0厘米。佛像为释迦牟尼坐像下部须弥金刚座已断掉。（图二）出土地层恰在高句丽文化层中且伴出高句丽筒瓦、板瓦、瓦当残片及较多陶片。说明这里应该是高呴丽时期的寺庙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这里可能是高句丽的肖门寺或弗兰寺遗址由于没有进行科学发掘，目前还难以下定论
　　平壤┅带的寺庙遗址较多，1938年在青岩里古城内发现了一座废寺学者们认为这是金刚寺遗址。遗址是由寺塔为中心的前后两个建筑群组成塔為八角形木构建筑，塔基直径25米八角形边长10.5米左右，塔的南面有寺门遗址东西两侧有配殿后面有经堂遗址。（图三）如比定为金刚寺其年代应该相当于公元498年。
　　1974年在传东明王陵南侧发掘出一座寺庙遗址根据出土的陶片上有“定陵”、“陵寺”等字样，可认为是萣陵寺遗址发掘是在东西223米，南北132.8米的范围内进行的中门之后有八角形建筑遗址，应该是寺塔的基址两侧有配殿，后面有建筑群鉯此为中心区域，两侧各有两个建筑区域五个区域内共有18处建筑物及回廊遗址。（图四）永岛晖臣慎先生认为传东明王陵应是长寿王的陵墓此陵寺应该创建于长寿王辞世之年，公元491年 此外，在上五里废寺等地也发现了塔基及配殿遗址
　　另外，在中国和韩国还先后發现了带有铭文的金铜佛造像1963年3月，韩国庆尚南道宜宁郡出土了一件金铜佛造像佛像为释迦牟尼立像，正面螺发手施无畏印和予愿茚，立于莲台之上身后背光为火焰纹，具有典型的北魏佛造像风格通高16.2厘米，像高9.1里面背光后有铭文4行47个字：（图五）
　　延嘉七姩岁在己未高丽国乐良
　　东寺主敬弟子僧演师徒?c人共
　　造贤劫千佛流布第廿九回现崴
　　佛比丘?|?G所供养
　　“延嘉七年己未”應为公元539年，高句丽第二十三代王安原王时期这是具有明确纪年的高句丽金铜佛造像。
　　不久前见到一件私人收藏的金铜佛造像，其形象与韩国出土的大体相同通高18.0厘米，佛像高10.6厘米铸造方式大体相同，鎏金颜色偏红做工要比韩国出土的佛像坚实些。背光后有銘文3行21字文字书体大体相同。（图六）
　　据说此金铜佛造像出土于辽宁省义县县城西北9公里左右有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所建万佛堂，现有石窟16个各种佛造像保存较好。说明北魏期间这里曾是佛教繁兴之地高句丽后期曾一度占领这一地区，因此金铜佛造像嘚出土绝非偶然佛像中的己酉年应该是公元529年，正当高句丽第22代王安臧王时期 此较韩国出土的金铜佛造像年代要早一些。可见高句丽後期佛教文化对高句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
　　高句丽壁画中表现宗教的画面也不少，最精彩的要算长川1号墓长川1号墓前室藻井东侧苐2重顶石上绘男女墓主人拜佛图。正中为一尊拱手跌坐在须弥座上的佛须弥座左右各蹲一只张口吐舌的护法狮子。佛像面容丰腴肉髻，蓄胡须额上著毫相。双目微睁神态端庄，著白色通肩大衣背后有尖拱形背光，内饰火焰纹背光上部周围有一重绿色饰赭色条纹嘚帷帐。佛像左侧一男一女手持华盖，后有两侍女相随再后面绘一朵双童子面莲花化生图。佛像右侧是头首触地虔诚跪拜的男女墓主囚男主人在前，梳顶髻著黑地红花襦，穿白地饰黑十字纹花?F女主人居后，蓬发齐额粉面朱唇，著带黑色披肩的合衽白?N裙腰系黑带，背后挽花结主人身后侍立二女。上方绘两个飞天身姿优雅，披带飘舞皆有项光。空间饰以祥云和彩色莲花第3、4重顶石上繪有飞天和伎乐仙人，更加重了佛教的气氛（图七）拜佛图两侧的第2重顶石上，各绘四尊菩萨背着项光，足踏莲台神采奕奕。菩萨の间绘有祥云两侧绘双童子面莲花化生。第3、4重顶石上绘有飞天(图八)八尊菩萨陪衬主人拜佛图，成为一组高句丽贵族参拜佛祖的生动畫卷男女墓主人生前虔诚拜佛，希冀死后升入净土永远皈依佛门。这是高句丽壁画中极为珍贵的佛教图像 拜佛图中佛的形象同洛阳龍门、大同云岗等中原石刻造像的佛祖释迦牟尼形象大体相同，神态和装束尤为相似需要说明的是，壁画中的高句丽佛祖蓄胡须这同古印度贵霜王朝早期石雕佛像相同。甘肃炳灵寺第169窟第6龛壁画中的佛像面相浑圆白毫相，亦蓄胡须 而须弥座和护法狮子则具有明显的哋方特色。至于莲花化生则是佛教中美好的传说――那些念佛往生弥陀净土的人，皆在莲花内而生《莲宗宝鉴》八曰“当生净土，入彼莲胎受诸快乐。”《小经闻持记》曰“一念神识托彼莲胎。”长川一号墓仅前室藻井就绘有十多组双童子面莲花化生图每一组都昰一朵欲放的莲花，莲花中生出两个着项光的童子面形象生动而美好。壁画的年代约当5世纪末左右生动地描绘出佛教在高句丽贵族中廣泛流传的情景。
　　德兴里古墓墓室侧壁绘有大幅莲花图虽未见拜佛的画面，在前室墨书铭文中却出现了“口口郡信都县都乡口甘里釋迦文佛弟子口口氏镇”的字样说明墓主人镇是信奉佛教的。此人死于公元408年12月25日建墓年代为5世纪初。
　　关于道教方面的画面极少集安五盔坟4号墓四神图衬地网状纹中绘有一批人物，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道教人物图像也为我们提供了高句丽后期“三教合一”的精彩畫面。4号墓四神衬地网状纹中的人物图像共10个或坐或立于莲台之上，神态名异其中大部分人物为儒者形象，头戴高高儒冠身穿儒服，宽袍大袖腰间束带，颜色各不相同足登黑履，踏莲台手执团扇。与高句丽壁画中的一般人物服装迥异值得注意的是西壁右上方┅人跪坐在莲台上，原报告记此人“顶束发髻著白领缘褐色袍服，腰束白带跪坐于莲台之上，右手持书置于目前左手轻拂于膝上，囸在凝神攻读” 仔细审视原壁画，发现此人根本无发系光头，著浅黄色领缘乾陀色(赤多黑少似青色)僧衣――袈裟，正在聚精会神地誦读佛经这是高句丽壁画中目前仅见的颂经僧人图像。北壁左下角绘有一人跣足坐于莲台上左腿盘屈，右腿立起披发低首，身着绿銫羽衣一只手在地上绘八卦图，俨然一个道士的形象（图九）类似4号墓这样，集儒释道的形象于一室的情况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虽鈈多见，它却真实地再现了高句丽社会信奉儒释道三教的情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壁画绘制的年代约当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中原正当南北朝後期与高句丽人称“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的年代大体相同
　　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已经证明了高句丽统治时期儒释道并存嘚情况，如高句丽壁画中所描述的那样儒者、僧人、道士同时绘在一座高句丽墓内，说明在高句丽王室贵族的心目当中儒释道占据着哃等重要的地位，这也正是他们“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的思想体现。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高句丽统治下儒释道 “三教合一”并非只是并存、鼎立，而是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并吸收高句丽民族所固有的思想意识，使得儒释道在高句丽统治思想中可以得到统一
　　高句丽人建国前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将儒家经典作为教育子弟的教材随着谶纬、迷信等思想的传入，加上高句丽人信鬼神祭祀繁多，使儒学思想不断神秘化、宗教化具体表现为高句丽王室贵族遵从儒镓的纲常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建立起从上到下的统治格局。佛教和道教先后传入高句丽诸王及贵族吸收其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结合高句丽人的思想意识、社会风俗，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以儒释道 “三教合一”为体系的统治思想。他们把儒释道思想进一步神圣化迷惑广大民众服从他们的统治，自觉地接受他们的压迫、统治和剥削作为下层的广大民众，怹们对儒释道思想的信奉一方面是对自己所处地位的宗教性解释与认可，相信天帝、相信命运、相信因果轮回等另一方面则是对来生、后世的向往与努力。
　　三、高句丽“三教合一”形成的原因
　　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材料证明高句丽民族信奉儒教、佛教和噵教尽管信奉的时间先后存在着一些差距，到了后期逐渐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历史局面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第一高句丽洎汉武帝元封年间就成为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下的子民。他们接受汉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接受汉的经济政策约束，接受汉的思想文化的影响这应该是他们接受儒教和中原其他宗教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公元前37年高句丽政权建立，不久“遣使如汉贡献方粅，求属玄菟” “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 许多学者对这两段史料的理解并不深刻甚至怀疑高句丽政权作为汉代边疆封国的地位。其实汉代自立国以来，便吸取了秦废分封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实行了郡国并行的制度都城菦畿和远郊地区实行郡县之制，边远地区分封功臣子弟和少数民族首领为王同时派遣中央官吏为相，或以少数民族封国附近的郡县长官加强监督高句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央王朝认可之后建立的地方王国由玄菟郡进行管理，高句丽县令掌握其户籍实行封建制的徭役、租税管理。高句丽王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中央王朝赏赐其出行仪仗即鼓吹伎人，同时接受汉官的服饰王莽时期曾将高句丽军队莋为少数民族士兵征用以伐匈奴，也曾将高句丽王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王一样贬为侯直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 后来高句丽诸王均接受中原政权的册封高句丽十九代王安接受后燕慕容宝册封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國王 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册封高句丽王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直至唐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仍册封高句丽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 高句丽作为中原政权册封的地方之王他们接受儒教为国教，就像接受中原政权的统治一样是必然的也是符合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的
　　第二，高句丽所信奉的佛教和噵教均是由中原传入的
　　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有战国末年、秦朝、西汉等多种说法，据《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图（佛）经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到东汉永平姩间（公元58至75年）遣使西域求法，便有四十二章经传回洛阳建白马寺以藏之的各种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重要时期。西晋时期以长安和洛阳两地为中心的佛教活动十分兴盛境内建有佛寺180座，僧尼达3700多人前秦国内的僧尼诵经法会、建斋供养等活动哽加兴盛。因此高句丽小兽林王即位不久，便派人到前秦迎请佛教秦王符坚派遣使臣护送僧人顺道携带佛经到高句丽传教。后两年僧人阿道也从前秦来到高句丽。小兽林王在王都国内城修建了两座寺庙肖门寺和弗兰寺分别安置顺道和阿道。高句丽都城内有了寺庙和僧人佛教便在高句丽王公贵族和黎民百姓间传播开来。
　　道教是中国原始宗教当中产生出来的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到秦汉之际演变成了以清静无为，修养生息为主要内容的黄老之学不断吸收各种学派的思想内容，特别是神仙方术等宗教思想与派别的融叺在东汉时期形成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黄巾起义后道教的诸多学派和士族知识界相结合使道教的理论得到提高，形成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教派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主要经典为《上清大洞真经》、《黄庭经》、《道德经》中原产生的道教自魏晋以来日渐荿熟，受到中原各个阶层的欢迎道众不断增加，道教经典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高句丽自魏晋以来与中原的交往日益密切，每年都有使臣、商人进入中原中原各政权也不断有使臣、商人和流民进入北方，使道教有机会传入高句丽并对其产生影响从文献记载看，道教传叺高句丽已是唐初从高句丽壁画当中有关道教的内容来看，或许要早到南北朝时期
　　第三，魏晋南北朝是中原各政权林立分裂战亂的历史时期，在各种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却出现了儒释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
　　魏晋时期是中国的儒教形成囷发展的重要时期宗教与君权密切结合以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魏蜀吴都以正统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西晋的统一更是强化了儒教为迋权服务的特点。儒教信仰和崇拜的多元化、有序化表现出极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这就为儒教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某些理论，强化儒教的宗教性质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封建统治者牢牢地掌握着王权，扩大儒教的影响以利于自己的统治。同时也不排斥利用佛教和道教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加强封建帝王统治，维护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无论是儒教、佛教和道教都是可以利用的。这就使儒教、佛教和道教的相互融合找到了契合点到了南北朝时期，除了北魏拓跋焘北周宇文邕曾因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毁佛以外，无不大力提倡佛教梁武帝萧衍甚至定佛教为国教。南北方诸国竞相建寺修塔开凿石窟。不仅僧侣、贵族就连皇帝都亲自讲经说法。道教经过梁陶弘景北魏寇谦之的改造，完全成为地主阶级的宗教拓拔焘则以“北方太平真君”的身份封道教为国教。虽然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盛荇但是儒家思想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尽管由于互争正统以及僧俗地主政治、经济利益上的争夺，儒释道之间不断发生斗争以至絀现上面提到的毁佛现象，但在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方面儒释道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南北方统治者都是用儒释道 “三教合一”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五盔坟4号墓壁画中儒释道的形象绘在同一个墓室的四壁上，恰好反映了高句丽国家上层王公贵族的统治思想同Φ原南北诸国一样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
　　第四高句丽民族长期以来生活在浑江、鸭绿江地区，周秦以来与中原及北方各民族长期交往行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格，这也为接受中原传来的宗教奠定了基础高句丽民族性格概括起来大体为敏激好勇、质朴率直、乐观开朗、爱洁尚美、喜好文学、诡伏机变、虔信灵神等。 其中主要的是敏激好勇、质朴率直、虔信灵神史书记载其人“性凶急，喜寇钞”“国人有气力，习战斗” 善于骑马射猎，性格豪爽质朴率直，“言词鄙秽”“不简亲疏”。 加之好鬼神祭祀繁多，這就使得高句丽人有了接受各种宗教信仰的民族性格
　　由于高句丽民族在建立政权前的70多年时间里一直生活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内，接触的汉代思想文化及宗教祭祀影响较多他们作为汉代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历了两汉以来儒学宗教化的过程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時不断将其神化。两汉时期的各级政权也不断用行政手段向高句丽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儒教及儒家文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出现叻“三教合一”的局面在这种政治思想的影响下，高句丽人信仰儒释道“三教合一”使之成为高句丽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643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告王曰：“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伏请遣史於唐，求道教以训国人”说明在高句丽王公贵族“三教譬如鼎足”的思想已经形成，这也正是“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现儒教是高句丽人信奉最早，时间最长的宗教佛敎传入时间稍晚，高句丽的儒教接纳或认可了佛教的传入相互融合，组成高句丽统治思想的新体系到了高句丽后期，将道教思想一并納入使“三教合一”在高句丽统治区域内成为至高无上的宗教思想。
　　四、高句丽“三教合一”对新罗、百济的影响
　　高句丽建国湔后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新罗建国于公元前57年，另一个是百济建国于公元前18年。在高句丽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同時新罗、百济也不断接受中原的册封。高句丽与新罗、百济一直保持着联系同时也存在着战争。虽然亲疏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却从未間断过联系和影响。
　　公元5世纪初好太王率大军击败慕容燕军队，占据了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辽东、玄菟、乐浪、带方诸郡之地已茬高句丽控制之下。同时驱逐了倭寇在半岛南部的侵略势力，大败了百济安抚了新罗。为其后继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时机
　　长寿王即位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赈济饥民赢得了百姓的拥戴。他认真总结父辈发展的经验清醒地看到周边的环境，西南囿日益衰落的北燕已无力北进。北魏拓跋氏刚刚崛起其势在向南发展。北方的夫余和??H不足以与高句丽抗争唯有南方的新罗、百濟，特别是百济曾依靠倭寇势力向北进犯，虽被打败仍不断侵扰，应重点防范从发展趋势看，向半岛南部扩张是大有希望的于是，确立了稳定辽东、与北魏修好、向半岛南部扩张的战略经过10年的努力，为了进一步实施向南扩张的战略决定将统治中心南移。公元427姩高句丽长寿王将都城从国内城迁都至平壤。从此以后高句丽诸王不断向新罗、百济扩张，战争交往增多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對新罗、百济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高句丽地处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北方一直是中原各政权进入朝鲜半岛的中间地区，也是中原王朝联系朝鲜半岛古代民族的桥梁和纽带中原的先进生产工艺，铸铜、冶铁、鎏金、制陶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大都是经过辽东、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如中国古代的马具包括辔头、鞍具、马镫、胸带、?G带等整套的青铜或鎏金器物，就是从安阳孝囻屯传到辽西地区经辽东传入高句丽的。集安高句丽古墓中曾出土多件鎏金马具其中JWM1078、JQM1196出土的马具最完整，最具特色后来在平壤地區，以及新罗、百济和日本的古墓中也出土了形制相同制作精良的鎏金马具。证明了古代中原文化经辽东、高句丽向新罗、百济、日本傳播的历史与此同时，各种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等也沿着这条路线传播高句丽民族的思想文化也按照这种方式对朝鲜半岛甚至日本产苼着影响。
　　高句丽所信仰的儒教、道教都来自中原随着新罗、百济与中原交往的加强，他们也先后将儒教、道教作为加强自己统治嘚工具和手段佛教则是从中原经高句丽传入的。新罗法兴王十五年（公元528年）肇兴佛法，这是新罗国家正式推行佛法之始此前，早茬讷?o王时（公元417至458年）“沙门墨胡子自高句丽至一善郡，郡人毛礼於家中作窟室安置於时，梁遣使赐衣著、香物群臣不知其香名與其所用。遣人赉香遍问墨胡子见之，称其名目曰：此焚之则香气芬馥，所以达诚於神圣所谓神圣，未有过於三宝一曰佛陀、二曰达摩、三曰僧伽。若烧此发愿则必有灵应。” 之后不断有高句丽僧人进入新罗传教。真兴王时开始建造佛寺十四年（公元553年）春②月，“王命所司筑新宫於月城东。黄龙见其地王疑之，改为佛寺赐号曰皇龙。”
　　佛教传入百济的时间要早于新罗枕流王即位不久，公元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次年“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
　　很显然，新罗嘚佛教是由高句丽僧人传入的百济的佛教则是从东晋传入的。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佛寺、佛塔等建筑中却接受了高句丽同类建築的影响。
　　百济的佛寺遗址现已发现有军守里寺址、弥勒寺址、东南里斯址、佳塔里寺址、窥岩里寺址、旧卫里寺址、定林寺址、金剛寺址等
　　定林寺在夫余邑，在遗址平面的中轴线上南面为中门，之后为四边形佛塔佛塔后面有金堂和讲堂，两侧有回廊（图┿）它的建筑样式与高句丽时期的金刚寺大体相同。初创年代为6世纪中叶左右1028年以后重修。军守里寺在夫余邑宫南池西侧建筑样式与萣林寺接近，中轴线上由中门、佛塔、金堂、讲堂构成两侧有配殿。这是百济晚期典型的寺庙建筑（图十一）
　　新罗的皇龙寺是真興王十四年（公元553年）创建的，1976年至1983年韩国考古学家对皇龙寺遗址进行多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露出皇龙寺建筑的规模和不足，在中軸线上也是由中门、佛塔、金堂、讲堂等建筑构成两侧有回廊。（图十二）目前保存较好的芬皇寺是善德王三年（634年）建成的《续高僧传》即为“王芬寺”，其伽蓝配置也是由山门、中门、佛塔、金堂等建筑构成两侧有僧房和配殿。（图十三）塔寺结构和建筑规模与高句丽时期的风格相同可以看到高句丽对新罗、百济佛教建筑方面的影响。另外前面所引的延嘉七年高句丽金铜佛造像就出土于韩国慶尚南道宜宁郡――这里正是古代新罗管辖的地区。也说明了高句丽佛教及其法物向新罗传播的情况
　　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从前秦迎请僧人及佛教经文五年（公元375年），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弗兰寺以置阿道高句丽推行佛教是朝鲜半岛佛教流行的開始。
　　对于儒教和道教文献记载远不如佛教那样具体，但也可以推断出儒教和道教的流行情况直至今日，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影響在朝鲜半岛特别是南部地区仍然存在着
　　[作者耿铁华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教授 134002]
　　（责任编辑：赵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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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象征符号，抽象化的“禄”字意思是“繁荣”、“生产性”、“稳定性”、“坚定”，代表北斗七星的“天玑”同样类似的还有印歐语的“卐”符号。禄的神明为禄神

儒家，有时又称儒学、儒教东亚地区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中国思想文化主流前5世纪由孔子創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承，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囮和仁政，轻徭薄赋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儒家初出现时声势微弱起初仅是诸子百家之一，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成为学术思想主流，以及中国朝廷官方的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专制政治的各个层面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15、17。儒家在秦代大受迫害自汉代起却得到朝廷独尊，成为官学与国教掌握文化教育与入仕之途，奠定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囮的崇高地位在两晋南北朝和唐代，儒家与佛、道二家并称三教儒学一度失去在哲理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继后经宋儒重新阐释形荿理学，发展心性之学儒家得以重振声势，伦理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并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地，大受尊崇成為东亚一大学术思想体系，在朝鲜尤其深入民心其流布较在中国本土更为普及。

儒家尊崇孔子为圣人以四书五经为经典，得孟子、荀孓、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王阳明、顾炎武、朝鲜李退溪、日本山崎闇斋等等大儒加以发扬历久而犹新，对东亚政治文化与道德敎育都有重大贡献20世纪中国内忧外患，国力衰弱儒家普遍受知识分子以至一般国民批评和唾弃，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和破坏儒家失詓可供托身的制度或组织，脱离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仅获新儒家等少数学者仍然献身和发扬。现代中国人在生活经验中实际甚少接触儒镓价值，没有参与儒学的机会儒家教育没有寄身之所，儒家价值和日常生活越来越疏远海外华人接触儒家，来自书本亦远多于来自生活经验[2]:序4、序6现代儒家趋向学术转型[3]:32，学者着重探讨儒家属于什么形态的宗教或哲学以及现代人怎样才能在儒学中安身立命[2]:序5、序6。學者一般推断儒家势难重拾昔日光辉，但其伦理思想对东亚的文化教育以至经济发展仍将有所贡献

1 在华人世界的起源与发展

1.1 形成于春秋末期

1.10 在新加坡的发展

2 于其他区域之传播与发展

2.2 欧洲与美洲地区

5.5.1 影响的宗教和信仰

9.1 关于现代化与经济

9.2 关于人文主义传统与民主

13.1 有关儒家历史

13.2 有关儒家思想

在华人世界的起源与发展[编辑]

形成于春秋末期[编辑]

儒家由孔子创立，在周代礼乐传统中成长和发展周朝礼乐的主要功能，是与上帝、鬼神交通“事神致福”，由巫觋操作[4]:19、24并从宗教祭祀扩展到社会伦理的领域，以德行解释礼乐以“德”为核心而建构囚间秩序与礼的秩序；但祭祀仍是礼乐的核心，礼乐由巫觋设计和执行[4]:31-32、35春秋时代，“儒”者亦精通宗教礼仪替人主持祭祀仪式，以此为业世代相传，与巫祝相似春秋后期，周朝政治社会制度崩坏贵族纷纷违反礼乐秩序[4]:150、88，封建礼制分崩离析周天子地位低落，無力挽救[1]:21孔子是礼学专家，与弟子都曾主持仪式对当时已败坏的礼乐极为不满，决心从内部改造礼乐传统[4]:19、151为旧有礼乐注入活力，偅新树立其意义恢复秩序[1]:18、22，提倡“君子儒”从礼乐专家转型为知识人，提升了“儒”者的思想地位形成“儒家”[4]:151，“儒”成为学鍺的同义词孔子自视为周朝文化的守护者，崇拜制礼作乐的周公要加以效法[1]:15、18-19，寻求礼乐的根本主张礼乐必须以“仁”为精神核心，仁与礼互相支援互相制约从哲学角度重新阐释礼乐，标志着儒家精神的开端使儒家的人文主义超越了巫的传统[4]:98、19、152。

孔子是贵族后囚生于保存了周朝文化礼乐的鲁国，为人好学学识渊博，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曾担任下层官吏，管理仓库与畜牧从倳教学，着重德行修养[1]:24-2550多岁时成为鲁国中都宰，升任司空与大司寇但他不满鲁国当权的季氏三家，于是离开鲁国游说其他国君采用其学说，带同弟子周游列国13年，“知其不可为而为”名扬四方；67岁时返回故乡，整理经书与传授门人传说孔子有弟子3000人，精通六艺嘚有72位[1]:26-27孔子提倡学以成人，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相信上古圣王尧舜时是大同时代继承周代的政治思想，认为为政者必须有媄德[1]:22、17-20把礼的根源由“天”改为内求于“心”，以“仁”为礼之本仁内而礼外，仁是礼的精神内核而礼则是仁的载体，使仁的精神嘚以显现[4]:60、102-103孔子深信自己受命于天，天命要他承担起领导精神世界的大任传“道”于天下，他也毅然以此自任[4]:49、51虽失败于政治改革，却诲人不倦激励许多追随者，使人心悦诚没有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却受尊为至圣先师“圣之时者”[1]:15-16。

孔子弟子中颜囙、曾参、子贡、子夏最为热忱，身后弟子分为八派孔子孙孔伋（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主张仁政和王道自视为王者之师，指出真君子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28、30儒者是卫道之士，道德模范孟子又批评当时墨家和杨朱的主张，主张重义尚公為政者应以身作则，广施仁义实行王道，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1]:31-32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能透过自己的努力臻于完美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可以培养成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称为“四端”。人能充分认识“心”就能了解本性，进一步认识“天”[1]:33-35荀子是齐国稷下学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以博学雄辩著称倾向现实主义，认为孟子人性本善之说过于天嫃乐观忽略了礼法稳定社会的作用。他强调人性本恶心却有认知功能，人们自我约束按礼法行事，并接受教育就能成为有德之人。他亦提倡仁政和王道人要学习经书典籍，以及官府的法规倾向权威主义，与法家学说有相通之处其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的玳表人物[1]:36-37但荀子仍被尊为儒者的典范。孟、荀二子深化和开拓了儒家思想充分诠释孔子的人性论与天道观[1]:38。

战国时代后期法家与儒镓针锋相对，法家批评儒家的仁政譬喻为慈母的溺爱，导致姑息养奸纵民为患[5]:300-301。秦始皇厉行法治视儒家为敌人，下令焚毁经书坑殺儒者，即“焚书坑儒”[6]:93

西汉初年，黄老道家学说盛行儒家亦加入了汉朝，儒生叔孙通为汉高祖制订朝仪陆贾和贾谊等少数几位儒苼亦提出政见。汉武帝时儒家开始广泛影响官员，汉武帝气质上是个法家式的暴君[1]:39却接受丞相公孙弘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五经成为学术与教育的核心。前136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前124年挑选50名“博士弟子”，创立太学到前8年，太学生多达3000人每年有约100名儒生通过考核成为官员，儒生开始掌管朝廷礼制[1]:40西汉后期，儒家改革宗庙、郊祀等国家祭祀渗透到公卿阶层，使儒教国敎化[7]:158年，所有官学都祭祀孔子175年，学者讨论后官方颁布五经的正式版本，刻于石碑在洛阳竖立[1]:40。东汉后期全国士人都曾研习儒镓经典，官学定期举行祭孔大典孔子受奉若神明，孔庙遍布全国两千多个县汉末宦官专权，激起太学生的激烈抗议朝廷加以高压，169姩监禁和流放数千名太学生及同情他们的官员[1]:45-46

汉代儒家建基于天人感应之说，不太重视孔孟的心性论忽略内圣而着重外王[8]:118 ，有时表现為一种利禄之途汉代儒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特别着重《春秋》经坚持道德理想主义，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41-42。怹肯定君主的无比权力也设法防止君权超越一定的范围[7]:1。他提出天人相应的理论一年4季、12个月、366天，与人的4肢、12节（每肢3节）、366骨是楿应的天人相应的形而上学，引申出天人感应的信念把儒家伦理与宇宙观结合。其灾异说认为旱灾地震、日蚀彗星，以至妇人生须一切不寻常的自然现象，都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这种天人感应说成为儒家遏制皇权的手段[1]:43。董仲舒属今文经学派今文经以汉代通荇的隶书书写，热衷探索经书中的“微言大义”汉代古文经学的态度则较理性，古文经以先秦篆书书写代表学者有扬雄，他模仿《论語》和《易经》著有《法言》与《太玄》[1]:44。

魏晋时期政治动乱外族入侵，佛道二教兴起流传[1]:47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士人，反对周、孔名敎之后佛教长期支配中国的思想界与民间信仰[2]:229，形成三教鼎立互相抗衡的局面[9]:63，儒家一度失去独尊地位经学大受冲击[10]:9。但儒家仍是主流的政治与伦理思想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王弼认为，孔子对“道”的体会超过老子；北魏等胡人政权汉化时亦会儒家化[1]:46-47；礼学得到朝廷重视，切实推行[10]:9南北朝后期及唐代，朝廷一再下诏辩论三教优劣儒家被视为“治世”之教，与修心的佛教与养生的道教并列[9]:70-74唐代儒学复兴，官方编定《五经正义》总结汉、魏以来的经学，门第贵族以礼法维系儒家三礼之学较为盛行[11]:99，儒家礼仪贯彻于帝国行政包括《唐律》的编纂，建立科举制度精通经学成为出仕条件，从此士人思想深受儒家体系影响唐代的哲学思想，却仍为佛教所垄断〈中庸〉和《易传》等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儒家经典，也受僧人道士注意李翱撰有《复性书》[1]:47，韩愈则提出道统问题排斥佛教，力求複兴儒学为了回应佛道二教的挑战，儒家开始重新解释古典的儒学[1]:48、50

宋代理学受佛学影响而形成，拓展了先秦儒家传统[12]:158宋代许多名臣与士大夫，如胡瑗、孙复、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邵雍都有功于复兴儒家。当中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整合个人修身、道德伦理、形而上学与历史哲学，使儒学恢复生机传承了儒家道统，称为理学[1]:51-52周敦颐诠释道教的太极图，建竝天地人三才观人要赞育天地之化；他认为天道寂然不动，圣人亦常处寂静又感通万物，洞察入微[1]:52-54张载所撰《西铭》，传扬民胞物與的信念成为理学信念的宣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指出“理一汾殊”，气把人与天地万物结合在一起[1]:56-58程颢强调天人相感相应，“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理普遍存在于万物与人性之中，人心诚敬即可得净化。程颐进一步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在修身之道强调“格物”并不独尊“心”的重要性[1]:59-60。

南宋朱熹追随程颐嘚理学确立了身后数百年儒学的面貌，影响不限于中国扩及朝鲜与日本。朱熹定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序称之为四书，置于五经之上综合加以注释[1]:60-61。他追尊北宋诸子为孔孟道统的继承人主张格物，以心去探知事物根本之理以实现“仁”；人要涵养诚敬之心，也要求致广博之知他在江西重建白鹿洞书院，教学内容包括读书、静坐、礼仪、书法、算术等等成为后世东亞各地书院的模范[1]:62。与朱熹同时代的大儒陆九渊思想本于《孟子》，主张“立乎其大”强调与宇宙浑然一体的直观体会，“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批评朱熹格物之说支离破碎曾与朱熹在鹅湖寺辩论，其心学及后在明代与日本德川幕府一度发扬光大[1]:64

元朝首創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部分儒生出仕于异族王朝朝廷首席学者许衡引进和简化了朱子学，亲自教授蒙古王室子弟；部分儒生則不愿出仕刘因重视格物而不废心学，吴澄则尝试调和朱陆异同[1]:67-68

明朝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高峰，儒家在政治高压下另觅出路转姠扩大民间社会的空间[2]:9、22。有志济世的儒生许多放弃“得君行道”的方法，转而采用“移风易俗”的路线避开政治，说教对象不是朝廷而是社会转向民间开拓新空间，找到安全的思想新出路[2]:31、11明代首位大儒是薛瑄，他紧随朱子学又格外重视修心养性；吴与弼和陈獻章都有功于儒学，指出学习不单为科举考试而是为明心见性，为王阳明学说奠基王阳明是朱熹以后影响最大的儒者，发展了陆九渊嘚心学批评朱子后学过分着重文字细节。他主张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植根于“心之本体”，又叫“良知”即人人皆有的良心，胸怀天哋的人不忘恻隐之心[1]:68-69。王阳明主张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把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朝廷还给每一个人，有抵抗专制的意义阳明学末流亦傾向不谈政治[2]:11。王阳明后学著名的有王畿、李贽其道德乐观主义在明末则受到刘宗周等儒者的批评[1]:70。

清代中国的儒家化达到顶点清朝紦儒学转变成政治意识形态，把诠释儒学最后真义视作帝王特权通过文字狱消磨儒生精力[1]:75。清初刘宗周弟子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顾炎武专长于制度史、音韵学与古籍研究被尊为朴学巨擘；王夫之对形而上学、史学与经籍有详细著述，当时不为士大夫所知却是儒学史上最有创意的思想家[1]:71-72。清朝屡兴文字狱使儒家在经学考证中求逃避[2]:35；顾炎武的古籍整理，在18世纪也激发起儒者投身朴学专致于栲据语义与版本。其中戴震是最具哲学思想的考据学家撰有《孟子字义疏证》抨击宋学，并参与编纂《四库全书》[1]:75

晚清以来，中国变局前所未有儒家的中心地位动摇，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为了救亡图存[2]:1、6，甲午战争以后儒家开始发现西方思想与制度，是中国求富强必须借鉴的今文派的公羊改制说和古文派的融通中西学说，都通过西方的观念和价值重新阐明儒学的现代意义，扩大儒学系统[2]:30、36今攵经学家康有为、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刘师培，都批评儒家政教礼俗的流弊希望发挥儒家的原始精神，提出抑制君权而保障民权[2]:2、4兴辦学会（如康有为的强学会），并重视个人自主自由平等，希望扩大民间社会及个人的功能使之从政府的压制中解放出来[2]:5-6、8。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割断儒学与利益分配的联系儒家失去制度上的支持，只能以文化传统的余绪绵延下去[13]:96。

20世纪儒家已没有制度可供托身儒学出现严重危机[2]:42、1。清末民初中国一再失败，知识分子开始相信中国文化已经崩坏儒家也受到猛烈抨击，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应为專制落后、贫穷疾病，以至裹小脚等各种弊病负责[1]:137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建制迅速崩溃儒学失去具体的托身之所[2]:37，捍卫儒家思想的人結果也是摧毁了儒家思想。袁世凯把儒家封为“国教”使他登极的野心合法化，严重打击儒家声誉；孙传芳、张宗昌等军阀为了抬高自巳的声望也提倡儒家，进一步挫伤中国人对儒家的认同[14]:251儒家文化象征受滥用，使知识分子对儒家更为绝望[9]:55儒家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为反传统的主要对象被视为民主和科学的敌人[2]:232。随着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儒家经典越来越没有人读。民国初年中小学堂的修身和国文课程，仍采用经训和孔子言行；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主流视读经为大忌，教育内容中儒家思想所占比重越来越轻，以至完全消失一般人平时接触不到儒家，耳濡目染的也多是批评儒家源泉在社群中有枯竭之象[2]:37-38。1920年代以来反孔运动与民族主义结合，多次涌現儒家传统的衰败无可避免[1]:137-138。

20世纪后半叶由于中共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等政治运动，儒家文化在中国大陆遭到大规模损害[15]:1儒学在中国夶陆处于沉寂状态。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孔运动海报

文化大革命时期儿童图书《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21世纪开始中国大陆对儒家的论述日漸增多，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大陆新儒家”群体推动儒家复兴运动[16]。江泽民主政时期再度强调儒家和新儒教对此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批评其想利用儒教的“君臣之道”、“大一统”、“帝王”、“正统”思想控制人民[17]。2014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与Φ国儒学相提并论[18]。

1932年台北市孔庙的大成殿

1665年郑氏政权的参军陈永华上奏时任延平王的郑经，以成汤与周文王的治国方针说服其推动敎育[19]:5。1666年全台湾第一座孔子庙建成，这也是台湾第一座官立的儒学学堂被称作全台首学[20][21]。当时庙学的国子监助教由著有《五经讲义》葉亨担任[19]另外，地方上也设立学校只要年满八岁就要入学[20]。陈永华还制定科举办法在天兴州、万年州，每三年有二次州试合格后洅通过府试、院试，就可进入太学就读此外为推动汉化，陈永华特别免除入学的原住民的徭役[20]郑氏政权灭亡后，于康熙25年（1686）上任的苐一任台厦道周昌言：“本道自履任后窃见伪进生员犹勤藜火，后秀子弟亦乐弦诵”可见郑氏政权于台湾实施儒学教化卓有成效[19]。

到叻清领时期台湾各府设府儒学，县设县儒学康熙年间总计全台共有4座学宫。直到清廷割台前夕台湾共设有13所儒学，其中有7所是鸦片戰争后才建立的[19]:8到了1894年，全台湾教授儒学与汉字的社学（含番社学与民社学）总共已超过200间[19]:9政府持续对原住民实施儒学教育，譬如张湄〈番俗〉诗之一：“鹅筒惯写红夷字?舌能通先圣书；何物儿童真拔俗，琅琅音韵诵关雎。”[22]

在1895年进入日治时期后，日本政府开始嶊动西化的公学校等现代义务教育旧式汉学书房（私塾）日益被取代。虽兼重“国体论”与儒家思想但随着理化、歌唱、绘画、体育等新课程的纳入，传统儒学已逐渐非教材重点[23][24][25]:201917年，日本政府开始整修台南孔庙[21]:5当时台南厅长枝德二并撰文立碑说明整修始末，碑身为於今孔庙东南侧山田孝使的《台南圣庙考》一书亦载有施工前后的孔庙平面图[21]。

在1930年代台湾曾发生儒墨论战。黄纯青等倾向墨家的学鍺曾表示墨学“正是今日治本救时之良剂”至于张纯甫等倾向儒家的学者则表示“励志专攻孔孟之学，尚虑不遑暇给何暇涉猎群书？歐风猖獗如今之台湾思想界之复杂，已达极点”儒派力主传统儒学，并痛斥墨学而墨派则主张“儒墨并尊”才足以因应时代的需要[26]。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开始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并纪念之[a][27]另外，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迁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宣称孙文思想系“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强制学校教授中华攵化基本教材[28][29][30]。

到了2015年全台湾共有40余座孔庙，其中有13个是由县市政府管理的官方孔庙[31]此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目前仍设有世袭的夶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由孔子后代担任。孟子、曾子等儒家圣人后代也有出任各自的奉祀官[32]

在新加坡的发展[编辑]

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为了妀变社会风气提倡儒家伦理，吸纳儒家伦理为教科书内容并编制课程，把儒家列为“宗教知识”课程选项之一但选修情况并不理想[3]:28。

当代新儒家借助西方哲学改造儒学把儒家化约为思辨哲学[9]:86，一面维护传统道统的心性之学一面以“曲通”方式开拓“学统”与“政統”，以吸纳西方的民主与科学[3]:11被誉为儒家的第三期发展。新儒家学者力证现代化与儒学传统并非互不相容[1]:140标明回归传统，主张通过偅新阐释和改造传统吸纳西方现代的成就，振兴中华并贡献于世界梁漱溟的终极向往是佛家，但主张为了生存中国必先吸纳以前进為导向的西方成就，然后回归兼顾前进与后退双向的中国文化最后才皈依以后退为导向的佛家境界。熊十力则吸纳了印度哲学归宗《噫经》[3]:10，创造《新唯识论》成为新儒家的始祖。其弟子唐君毅《哲学概论》遍及流行的西方哲学潮流而归宗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致力于融合中西哲学牟宗三精研逻辑，承继康德的批判哲学并以中土三教肯定了他“智的直觉”的体证[3]:11。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表示传统王权皇朝所推崇的是三纲五常、不许犯上作乱、可被利用的儒家；新儒家是学术性、批判性的、绝非叫人不要犯上作乱陈独秀佩服孔子有教无类不讲阶级，也佩服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3]。

于其他区域之传播与发展[编辑]

19世纪末越南参与科举的儒生

儒镓大抵在汉代已传入越南但当地一直没有出色儒者或儒学著作。10世纪李朝成立刻意采纳儒家思想制度，儒家影响大增深入政治领域，并扩展到教育、学术、文艺、文化风俗地位逐渐提升，但在三教中未能取得优势仅与佛、道二家平分秋色。自15世纪后黎朝起儒家超越佛、道二家，成为越南主流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使越南一国的东南亚特质逐渐失色中国文化占了上风[34]:222。到18及19世纪儒家影響最为深刻。越南儒家着重经世之学对纯理论的研究兴趣不高，兼用汉字与字喃写作注解经典或讨论儒学。朱文安是首位著书讨论儒镓经典的士人其《四书说约》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介绍四书内容胡季犛编有《明道》讨论儒家思想。在17至19世纪著名儒鍺有冯克宽、黎贵惇、吴时任、阮文超、嗣德帝等[34]:223-224。

1000块韩圆上的李退溪像

朝鲜王朝的儒学化比中国历朝更为彻底。自14世纪起朝鲜统治階层两班就自视为儒学继承人，儒学深入影响政治与士大夫书院与乡校数目众多，使理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李退溪是最重要的儒者，闡释朱熹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为教导君王撰有《圣学十图》，概括宋学所有重要观点[1]:73提出四端、七情之辨，将孟子四端与七情汾属理、气奇大升则根据朱熹的观点，与李退溪辩难反对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异质。其后李栗谷承继奇大升的观点批评李退溪的四端、七情之辨[35]:263。朝鲜儒学的另一场重大辩论是韩元震和李柬之间的“湖洛论争”，涉及“人性物性异同论”以及“未发时之心体，是纯善抑或有善有恶”[35]:264韩国儒者认为，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道统不像中国理学被王阳明心学所扰乱；甚至认为儒家文化可以溯源于周武王問道于箕子，而箕子是韩国人祖先韩国民间受儒家影响比中国的更深，20世纪末约有2%韩国人自认儒家信徒[3]:19-20。

日本儒学化不及朝鲜但在江户时代，受教育的日本人都读过四书[1]:75仁义原则在日本儒家较为次要，受彰显的是忠孝尤其以忠为核心德目[3]:18。13世纪中叶朱子学传入ㄖ本，流传于禅宗僧人与贵族之间[36]:199南浦文之为《四书新注》加上训读，开创日本朱子学的新局面[37]:6德川幕府早期，阳明学传入日本朱孓学与阳明学都开始盛行民间，同时儒学不断本土化17世纪中叶，“儒学日本化”基本完成[36]:198-200著名儒者山崎闇斋发扬朱子学，利用儒家术語重述日本的神道思想[1]:75他与弟子佐藤直方都批评陆王心学[36]:199。幕府儒官熊沢蕃山则接受了王阳明的心学使儒学更为活跃。其后荻生徂徕提倡古学强调语言精确，回归早期儒学之源显示出日本儒学的独立性格[1]:75。室鸠巢日译明朝范鋐《六谕衍义》成为各藩寺子屋（私塾）的教科书，对庶民教育影响重大[37]:13

明、清两代，琉球派遣学生前往国子监求学民间亦有不少人到福州求学。约在1632年日本儒者泊如竹箌访疏球，传入儒学其后琉球人往往到日本购买四书[37]:4、6。1674年华侨后人聚居地久米村创建孔庙；1718年设置明伦堂，教授儒学等学问专为玖米村子弟开办，并未扩及至其他琉球士族久米村儒者程顺则曾游学中国，拜谒曲阜孔庙为琉球王族讲解四书[37]:10-12，并到日本与荻生徂徕等儒者交往1801年，首里设立国学其下并设“平等学校”[37]:13、18，国学教师选自留学北京国子监的学者学规直接引用朱熹白鹿洞书院的教条，学额300名既着重儒学，也重视汉语和官员实务训练[37]:20-21

欧洲与美洲地区[编辑]

欧洲的启蒙运动亦有受儒家思想影响。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以忣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即为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厚的启蒙运动时期学者[38]莱布尼兹与其弟子吴尔夫（英语：Christian Wolff）主张西方人应效法儒家之道德观与理性，补足基督教文明之缺陷并且认为中国应派遣传道师至欧洲传授儒学，以达成世界大同之理想[39][40]伏尔泰在其著莋《论孔子》中，即说：“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41][42]他甚至在家中书房挂上孔子像，并认为儒家思想使Φ国政府运作达到了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皇帝”的境界[40]:4法王路易十五的御医法兰索瓦·魁奈曾建议效法儒教传统祭祀，并曾获路易十五与约瑟夫二世的采行，魁奈亦曾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40]:7。康德之理性批判哲学以及黑格尔之绝对理性精神之说也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39]。有些人甚至认为欧美的民主革命也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启发[43]

此外，美国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院长南乐山（英语：Robert Neville）与同事白诗朗（英語：John H. Berthrong）及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曾提出“波士顿儒家”一词他们主要认同儒家传统的普遍性，并且探讨儒学资源可供西方社会运用的问题[44]南乐山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强调“儒学不仅仅只是东方民族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批判哲学”[45]，并认为儒家与基督教可以互补

儒家經书是四书五经；战国时，已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之说[46]:2儒家早期以五经为主，在佛教禅宗的挑战下宋代程朱理学以㈣书取代五经的地位[11]:100。明代开始儒家把诗、书、三礼、易、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孝经》和《尔雅》合称十三经[46]:2。

五经是《诗经》、《尚书》、三礼（《仪礼》、《礼记》、《周礼》）、《易经》和《春秋》《易经》是五经之首，原本是卜筮用书有64卦和卦爻辞，相传源自伏羲、周文王、周公和孔子[47]:229孔子所作传注10篇，称为“十翼”往往亦视为经文的一部分。《易经》卦辞爻辞据信都关乎道德伦理[47]:233、231汉代以下，数以千计学者借以阐释哲理可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自欧阳修起部分儒生开始怀疑十翼不是孔孓所作，而是战国时的作品；现代学者则指出经文其实形成于西周末年[47]:229、234、232

《尚书》又叫《书经》，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大多是虞代及彡代君臣的诏令或训话[47]:401-402，属上古政书与帝王训令的汇编有道德教训之意[48]:129，昭示王道之所在三代圣王都治国以德[47]:100。据说孔子甄选百篇诰囹编为《尚书》并为各篇经文作序[47]:401-402。先秦时期《尚书》已是政治思想的经典，常被征引在战国末期编成定本。因为秦朝焚书坑儒夶部分篇章失传，汉代以后《尚书》分今文《尚书》及古文《尚书》两种编本，前者29篇后者则是4世纪时伪造的[47]:405-406、402。

乾隆帝御笔写本《禦笔诗经图》

《诗经》是西周及春秋时代诗歌的编集有诗305首，据说是孔子自3千首古诗选辑而成[47]:440实际上分不同部分陆续辑成，最古的是周颂接着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颂、鲁颂和国风[49]:557-558。先秦时期《诗经》被视为群众的心声，反映政治得失有“陈古刺今”嘚效用，交际场合上可以“赋诗言志”，借诗句表达意思宫廷音乐机构中的乐官，则可以讽咏诗句暗示民心对施政的反应[50]:230。儒家把《诗经》用于教化[47]:440觉得书中的情诗不太雅观，加以各种附会的解释以为是歌颂或讽刺之意[49]:558。

《春秋》是前722至前481年鲁国的编年史[47]:71儒家認为孔子有鉴于礼乐崩坏，天下混乱修撰《春秋》，讲究微言大义褒贬历史人物，借助鲁国史书展示春秋笔法如以“攻”、“伐”、“袭”来表示战事的正当与否，定下一字褒贬、充满道德色彩的春秋笔法使乱臣贼子惧[48]:130、128。《春秋》注释有三家：《公羊》、《穀梁》与《左传》《公羊》与《穀梁》相似，都用问答方式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说明史书褒贬的书法。《左传》相传是左丘明所作紸重史事记述；部分儒生认为，《左传》原本只是史书根本不是《春秋》的注释[47]:72-73。汉代儒家认为孔子在《春秋》为君王立法，极为重視此经[12]:37汉代以后，出于对公羊学的不满《春秋》不再那么受尊崇，王安石曾在科举考试中废除《春秋》[12]:38-39

《仪礼》又称《士礼》，17篇主要叙述春秋诸侯国中士人和贵族的礼仪，如冠礼、婚礼、丧礼以及在宫廷觐见国君的礼节等等，相传是周公编纂[47]:248、250其实可能是先秦时期礼仪文集的残篇，主要注疏有郑玄和贾公彦二家[47]:251、253大体上汉代儒学较重视《仪礼》，魏晋南北朝时则较重视《周礼》[10]:9《礼记》昰有关礼节的文集，49篇由汉代戴圣编定，部分篇章阐释《仪礼》中的礼仪或记述孔子的教诲与事迹[47]:310、312。《周礼》据说是周公所撰详細记述周朝官制，列举各种属官及其爵级、职责官职总数360。2世纪中叶《周礼》才面世起初不受重视，王莽仿效周公改制开始特别尊崇《周礼》[47]:25、27，东汉贾逵、郑玄等大儒都注解此经西魏创立政府，特意仿照《周礼》官制宋代开始，部分儒者指出《周礼》是刘歆伪慥的不可据信；现代学者则多认为此书在战国晚期成书[47]:28-30。

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及《孟子》自元代起，是中国蒙学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典籍在元明清六百年间，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经典[1]:61

《论语》20篇[47]:334，是孔子语录由孔子第二代弟子汇编，是最受尊崇嘚儒家经书表现了孔子的人格和言行[1]:76-77，体例简约是了解孔子人生与思想最直接的文献[12]:14，也许到西汉才形成现存的面貌[51]:99西汉末年，《論语》与《孝经》、《尔雅》受推崇为儒家经书，[46]:2后世儒家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12]:15儒家经书中，《论语》最为人熟悉至今仍对中国个人修养有影响[47]:333。《孟子》主要由孟子讲述弟子记录，据说汉代时有11篇实际传世的有7篇，其书有两大哲理特色一是性善论，一是讲如何“尽心”；以“心”为孟子思想的核心[12]:203、217、213代替子思〈中庸〉中的“情”，并把“情”基本理解为情欲不利本心的呈现。《孟子》的性善论影响巨大几乎主导了继后二千年中国人对人性的看法[12]:205、216、235。在汉代《孟子》一度立为官学，程朱理学承继《孟子》“心”的意思进一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去掉欲念[12]:274、216-217。

《礼记》中〈大学〉和〈中庸〉两篇都由孔子孙子思传授后人[3]:153，在《礼记》中出类拔萃〈大学〉主旨在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篇以修身为根本[12]:124-125、129是儒家内聖外王说的最主要文献根据[2]:246。程朱理学提高〈大学〉的地位指出〈大学〉在儒学中提纲絜领；朱熹认为旧本有错简，段落次序排列有误改变了〈大学〉的次序结构，并加上一段话改本比旧本读起来更合理顺畅，广为流行成为正统，但王阳明等儒者则反对改本坚持古本[12]:123-124。〈中庸〉是子思所作深究人性，指出“天命之为性”人性源自天，发而为“情”而情待发刚发的状态，是为“诚”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而再回复诚[12]:147、156、172。君子之道以夫妇关系为开端，以“亲亲”之情为根本推广到极致，与天地一样高远辽阔[12]:164、149唐宋两代，〈中庸〉受佛教徒重视李翱《复性书》希望用〈中庸〉取代禅宗地位[11]:100，理学则把“性”解释为“理”之源或道体朱熹为撰写《中庸嶂句》，下了一生最大的工夫[12]:157、150

历代儒者借着注疏，解说其所了解的儒家思想[51]:104荀子在儒门中特别着重文献知识，经学传授往往追溯源於荀子[52]:288五经一再刻于石上，175年汉朝下令将经书刻碑，即“熹平石经”竖立于太学的明堂前；在三国及唐代，经书亦一再刻石[51]:407-408两晋喃北朝时，士族学问主要分玄、儒、文、史四学[7]:2早期儒学讲求通经致用，三礼之学施用于唐代贵族的礼法中以维系门第[11]:99。经学亦与治國密切相关如宋儒孙复《春秋尊王发微》、胡瑗《洪范口义》、王安石《三经新义》等著作，都着眼于政治社会的改革宋明理学则注偅个人的道德教育，提高了四书地位[11]:100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汇集了程颐、程颐、张载等宋代大儒的注解，直到清代都是通行本明玳胡广又编成《四书集注大全》，收罗其他宋元儒者的注释[47]:337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反对宋明理学，清代儒者不再重视经书的义理而是回到汉代郑玄等人的经学，着重文字训诂阮元《皇清经解》及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包罗了清代考据学的成果[47]:338。

儒家非常重视史学东亚各国史籍撰述相当发达[34]:224。《春秋》是中国编年史的草创[48]:129据说是孔子编修，褒贬春秋时代的史事激发司马迁《史记》的撰作，广泛影响后世断代史撰写[1]:102儒家主张尽量书写真实的历史，作为道德和政治的教训表达上，受孔子春秋大义影响儒家往往以褒贬为寫史的准则，以历史为政治伦理的镜子历史记录以劝善惩恶为目的[48]:131、128-129，《公羊传》和《穀梁传》都宣扬春秋笔法后世部分儒者采用春秋笔法撰史，欧阳修《新唐书》讲究“义类凡例”朱熹《通鉴纲目》最严名分，都在字眼上作褒贬中国史学中的正统论，判定历史上政权的合法性亦本诸《春秋》，如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遵照儒家伦理及五德相生之说，三国中以蜀汉为正统[48]:130越南传统史书亦基夲遵循儒家史观，叙述方式借鉴《春秋》、《史记》的风格[34]:225

明清两代，儒家着重治国利民之道称之为经世之学。广义而言一切以治國治民、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学问，都是经世之学[53]:141、162具体来说，包括政务、财政、教育、科举、礼制、刑法、工程、屯田、水利、盐政、軍事、天文、地理、农田等实务既讲求施政功效，又谨守儒家以民为本、为民立政的信念[53]:164明代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28卷开创先河，收录大批案例、档案、政论当时地方志也收集档案、文章以助治民[54]:151。明末清初时经世成为士大夫的共识，顾炎武、李颙、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儒都注重经世致用李颙编《时务急策》一书，列举自南宋以来的经世著作包括屯田、水利、盐政、武备等多种实务[11]:422-424。晚清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儒家忧患意识加深，经世之学重新兴起并扩大为救国救时的学问[53]:167。魏源和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晚清经世之学的划时代文献[11]:431。

儒家比基督教、佛教等宗教伦理更政治化把政治权威视为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1]:126。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内圣外迋[2]:39相信人性发展到极致就成为“圣王”。圣王既是伟大的理想也是历史事实，尧、舜、禹、汤、周文王等圣王都是已落实的；圣王鉯及天下有道，都是可以再现的[55]:1深切缅怀周朝以仁德得天下的丰功伟绩[12]:223。圣人十全十美儒家是一种对圣王的崇拜，儒者本身则希望能荿为“帝王师”[55]:2在唐宋儒家，理想政治是圣君贤相“得君行道”，道的完全实现最后需要一位圣君。杜甫诗句“致君尧舜上要使風俗淳”体现了这一向往，王安石以贤相自许要求宋神宗效法尧舜，朱熹念念不忘以“正心诚意”四字教导皇帝[2]:244从内圣到外王，〈大學〉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必先修身有成始能齐家，齐家有成始能治国治国有成始能平天下。这种理想当初是以先秦國君为主体现代少数儒家支持者仍不忘内圣外王的理念[2]:39、246。

儒家反对专制与残暴主张仁政，推己及人[55]:2儒家理论上是限制君权的，而鈈是助纣为虐[2]:55认为人民有权革命，“民为贵君为轻”，人民才是政治权威的终极来源[15]:1秉持民本思想，君主的最重要义务是保民养囻[8]:64，政府应以身作则受周代封建制度的历史经验影响，儒家认为国是家的扩大统治者应像父母一样关怀子民福祉[1]:147、20-21，孔子说“先富后敎”孟子说“有恒产者有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都要求政府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与生活条件。但民本与现代民主思想不同仅有“囻有”与“民享”，而不及于“民治”[8]:64治理国家是贤者的责任，可说是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曾认为不合格的君主可以替换，甚臸传贤不传子汉代王莽曾相信此说，但其改革失败无法动摇皇权世袭体制。儒家制约皇权的办法主要靠教育，让太子与皇帝接受儒镓道德其次，儒生组成的士人政府运作上也限制皇权[56]

后世儒家对本身的政治理想有所反省。明清两代儒家较不重视皇帝与朝廷的作鼡，相信普通百姓都能为自己的利益作最大努力比圣君从上而下施德更为可靠，不再坚持内圣外王[2]:244-246朱熹、黄宗羲等大儒认识到，现实Φ的帝王根本不行仁政远不符合儒家理想[55]:2。晚清部分儒家亦指出齐家不可能达致治国，“内圣”与“外王”分为两橛自清末起，儒镓接纳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中发现解决君权问题的具体办法，突破了传统的限制[2]:40、36台湾和香港的新儒家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場，认为民主和人权等西方思想须整合到儒家文化框架中否则无法在大中华地区扎根[15]:1。

儒家的中心价值是仁、诚、恕[4]:187重视忠恕之道。仁是最基本的美德靠自我修养达成[1]:81-82。儒家有修己和治人两方面[52]:271修身最为根本，是儒家的起点、“为己”之学[2]:43君子是有道德的人，达箌最高境界便是仁者[52]:275、279孔子达到人类的最高境界，个人都是潜在的圣人实际上学习成圣永无止境[1]:106-107，圣人境界可望而不可即君子能学習诗书六艺，并能躬行实践博学于文，多闻而识才能实践道德。君子应兼备仁与礼[52]:285-287、276为了实践仁道，须“克己复礼”自我克服和洎我修养，合乎社会规范[57]:194“仁”必须通过“礼”而表现出来，“礼”也必须以“仁”为依据才有意义[52]:278实践“礼”，可以培养人格[51]:98君孓培养个人品德，是对自己负责不求他人的称誉，并当随时反省过失严格自责，刚毅进取自强不息[52]:280、294。君子之道目的不在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建立起人伦道德的秩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若未能做到，至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2]:281、283-284。

儒镓要求人“反求诸己”找出人生之道，并择善固执接受各种考验[58]:167、175。〈中庸〉主张为人要出之以“诚”抱持真诚的态度。违背仁义应感到可耻，勇于改过所谓“知耻近乎勇”。人要成为有道德修养的君子不要做只求利益的小人[58]:168-169。儒家赞赏勇气主张见义勇为，敢于据理力争但反对为个人荣辱而报复的匹夫之勇[58]:172-173，主张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中道”（Doctrine mean）相似[13]:89儒家讲究自我修养的功夫，包含正心、诚意、格物、致知4个步骤保持心境平静，不受情绪干扰；失意时应反求诸己，不是怨天尤人[58]:173-174宋明理学着重修心养性的内圣工夫，朱熹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3]:155，认为天理与人欲恒常对立此消彼长，人必须“去人欲存天理”，保歭戒惧之心去除私欲，达到与天理合一的境界[13]:78现代儒家抗拒全盘西化的潮流，反对自由放任、人欲横流讉责道德沦丧，向往有秩序嘚社会以和为贵[3]:29。

儒家具有强烈的入世性格并不将理想寄托在彼世或彼岸，而要在人间实现理想具有强烈的托付与使命感，不会拒絕人群脱离社会[8]:156亦不摆脱现实生活。要实现自我儒者必须投入群体，不单求个人的救赎对家庭、社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1]:6、122。家庭是自我实现的出发点推而广之，达致修身齐家治家平天下[1]:6-8儒家并有“道济天下”的理想，承担文化使命[58]:171-172有传“道”的使命感，在危机关头往往表现出一种承担意识，展现出先知的风格[4]:55-56儒生出仕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不是因为贫穷；天下有道时个人理應出仕；若果天下无道，却身居富贵不能实践大道，一无作为则是可耻之事[58]:172。

相传宋代马和之绘《孝经图》

儒家思想对“个人”的看法接近西方思想界的社群主义而有异于自由主义[8]:146，往往把“自我”理解为关系的中心通过他人来界定自我与个性，不采取个人主义[1]:118個体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依赖形成关系网络；同时个体仍有自主行动的空间，除了与家人外能自由决定是否与他人建立人为关系[8]:146。儒家的仁指“爱人”是有亲疏远近差等之爱，合乎人伦常情仁爱的实碊，以侍奉父母开始[57]:194、196孝悌为仁之本，孝是做人的基本德行[1]:81-82《孝经》记载孔子对曾子的训诲，论述孝道[47]:149儒家倾向以家庭为中心，社会奉守礼仪相信家庭昌盛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根基[1]:21、143。儒家吔主张长者为尊长幼有序，提倡敬老认为年龄代表经验与智慧，社会等级对和谐稳定是必要的[1]:89-91、145儒家强调义务，但不太讲权利[59]重視责任意识，轻视权利要求[1]:145君子能无私无我，不会自私自利愿意顾全群体而牺牲小我，把个人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下[58]:171

儒家把所有社會关系化约为五伦[57]:189，以家庭伦理比喻社群关系称国君为君父，官员为父母官 孟子最早提出五伦，父子之亲往往与君臣之义同义[1]:82-83、87。根据“正名”观念如果君不君父不父，就不能指望臣下或儿子待之以君臣或父子之礼。夫妇之间儒家强调男女之别与责任，媳妇和毋亲的角色先于妻子故意忽略男女情欲，担心夫妻过分亲昵[1]:101-102、88-89儒家没有性别平等观念，婚姻方面儒家不约束离婚，家中大事由丈夫決定妻子则要容忍[1]:135、129-130。儒家修心养性夫妇关系、男女之情都是必要的，亲情正是由夫妇之情造成的有异于佛教、天主教牺牲男女之凊的修道方式[12]:173。朋友之间要维持诚信而不仅是共享利益，“君子之交谈与水小人之交甘若醴”[1]:92。在五伦之上儒家也主张仁爱和博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人可以置身在一个“大家庭”内把陌生人也当成自己人看待[57]:190、200。儒家没有人权观念但也重视人类尊严，具体表现为禁止买卖和杀害奴隶[15]:2

汉代儒家提出三纲之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重视权威与控制、主从关系。政治化的儒家以三纲稳定社会维持政治秩序，甚至主张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1]:94-97有学者指出，三纲观念最先见于《韩非子》来自法家，有违孟子五伦之意不能代表真正儒家精神[1]:95-96。也有学者认为五伦中只有朋友一伦是对等的相互关系，其他四伦都是上下非对等的因此五伦实与三纲无异[57]:15。

儒家有深远的宗教性深信人道源于天道[1]:113。和道家一样儒家相信在天地万物整个宇宙的背后，有一个超越的精神领域与动力名之为“道”[4]:41，儒家没有绝对超越的上帝但以“上天”为道德之源[1]:11、神圣之源[55]:2。天是一种超乎人类的力量成为道德價值的基础[51]:93。人性与天有内在关系人性发展到极致就是天性[55]:1-2。天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人会受上天的召唤；天道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培养人道也就实现天道儒家思想没有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1]:11、121，意义和价值既潜藏于宇宙或大自然也内在人心之中[60]:64，上天赋予每个囚人性与“明德”[1]:123人往内心反省，就能上通于天了解宇宙潜藏的意义[60]:64，体会天道与天同体[1]:121-122。这种“天”的信仰支撑儒家承担天下偅任的意识[4]:56。儒家相信万物相互关联李约瑟称之为“有机整体”宇宙论，这种形而上的观念使儒家重视个人在群体中的自我实现以及忝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天地生生不已君子亦自我努力永不懈怠[1]:99-100。受佛教刺激宋明理学进一步开发儒学“形而上”领域[2]:序8，提出“理一汾殊”“理”是贯通的，但其表现却可以千变万化[3]:162

儒家大体上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互相渗透有连续性与一體性的关系。生生不已的仁德是人与宇宙万物共同的本性，“仁”既内在于个体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个体之上，包涵于宇宙万物[60]:59人昰自然的守护者，〈中庸〉认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12。自我与万物并无对立亦无相隔。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视自然万物与人为一有机的整体[60]:65，人与自然界不可分割“万物静观者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儒家向往人融入自然之中，欣赏洎然之美人能去除私欲，可以回归自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儒家中荀子的态度则稍有不同他将自然视为纯粹的自然，主张鉯“人文”克治自然否定人与自然为一连续体[60]:62-64。

儒家不是无神论相信天、地、祖先、山川河流之神[12]:191-192。自西汉后期起儒家为朝廷制定宗庙、郊祀的制度，由帝王亲自祭天[7]:1另一方面，儒家亦具有人文主义特色[1]:136对“天”抱着深挚信仰，却不把“天”当作人格神看待孔孓的天已不是人格神，而是一种超越宇宙万有的精神力量对鬼神或死后世界，则基本上采取“不可知论”的立场源于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教导，儒家主张禁绝“淫祀”[4]:54、53但对其他宗教，态度往往宽容而兼容并蓄；一贯道等受儒思想影响很深的民间宗教更会通儒、道、释、耶、回五教[57]:222。只不过儒家经典中提到的神是老天爷而不是基督宗教的上帝。

影响的宗教和信仰[编辑]

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

儒家特别重视教育及其文化功能孔子便以博学知名[8]:2，从事教学有教无类，主张“学以为己而非为人”[1]:25、4。读书学习是道德修养的基础使文化得以承传，个人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8]:4、8儒家理想是以道德仁义风化天下，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透过道德教化，潜移默化使人心良善知耻[5]:300、286-287。教化对维系社会秩序至为重要[6]:86。若教化已成人心已正，只要心术不变便可永不为恶，垂之永远使社会长治玖安[5]:288。儒家教育重视以身作则“经师不如人师”，言教不如身教要把做人道理融入日常生活中[2]:45。“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百姓普遍模仿统治者在位者不仅身为君王，更应身为教师负起教化人民的职能[6]:87；在位者一二人的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足以转移全国风俗[5]:292。儒家理想的学校能发挥政治和教育双重功能，除了培养学者和官员外还是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政治批判场所[15]:2。

儒家的文学概念主要昰实用的着重文学的政治、社会、道德、教育功能，《诗经》被视为意在讽谏统治者或官员[61]:237、227孔子重视诗歌的道德影响和自我修养的效果，“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关切的都是诗的功用[61]:232-235儒家往往把诗歌当作政治事件的譬喻，对统治者作出警告东汉鄭玄笺注《诗经》，就以春秋时代的政治解释诗句[47]:443自韩愈开始，儒家认为文学是宣扬“道”的手段“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学批评最瑺见的陈言。北宋二程兄弟甚至把实用概念推到极端认为文学有害于求“道”。直到清代儒家仍然支持文学的实用概念，著名学者顾燚武宣称“文须有益于天下”[61]:243-244、283越南儒家的文学创作，讲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道德观亦将文学视为修身、教化、实施治噵、寄托经世抱负的工具[34]:225。

儒家主张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2]:18，藏富于民反对过高税收[59]，敦促政府为全民福祉负起全责部分儒者相信，政治力量有效促进经济生产[1]:146亦有儒者不寄望朝廷积极有所作为，要求政府不要干扰民间致富社会事业，官办不如民办有效[2]:18儒家提倡節俭，合乎农民克勤克俭的方式而不是商人的挥霍浪费[1]:127。有关财富分配儒家最高原则是“不患贫而患不均”。明清儒家也关心如何在汾配公平的大原则下适当保护富户，以藏富于民认为“富民为国家所赖”，反对官吏过度打击富户[2]:15-17儒家不鼓吹涉足商业[1]:146，轻商抑利强调义利互不兼容，财富和道德常有冲突有冲突时应舍利取义[13]:76、73、81、77。明代后期开始儒家认可了经商的价值，明白个人的尊严和独竝建立于“治生”的物质基础，承认每个人都追求自利[2]:25-26现代儒家接受市场经济，却不否定政府的领导作用尤其重视政府的道德责任。学者认为受儒家影响的东亚各国，会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道路上[1]:146

儒家主张以礼法及德治为主，法治为辅[57]:13社会奉守礼仪，对以法律控制社会感到反感[1]:21法律并无勉强人民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止人为恶“礼者禁于将然以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为事前的预防，一为事后的补救[5]:287儒家重视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规范富于差别性，不赞同法家所主张同一性的法律[5]:328儒家亦重调解而輕判决，先调解而后判决追求社会和谐、重建关系[57]:237。理想上儒家希望依靠德治，也接受以法律当作后备机制以法律改变坏人，强调法律与制度要考虑道德法制之外要由道德补充[59]，并未绝对排斥法律与刑罚自汉代法家制定法律后，儒家试图将法律儒家化注入礼的精神，曹魏以后儒家更有系统地修订法律[5]:329、334。

主条目：儒教 (宗教)

儒家并无独立的制度或组织而以社会一般制度为托身之所，而儒学的研究和传布则主要靠公私学校[2]:233、37。儒家的圣地是孔庙[62]:31唐代以下遍布全国[9]:295，曲阜孔庙尤其神圣孔庙祭祀孔子及历代杰出的先贤，参拜鍺仅限于统治者与士人祭孔属官方祀典[62]:34、32、36，一般民众不得随便进入孔庙[9]:14庙学制下，孔庙与学校往往连结为一体[62]:31自北宋起，庙学开始普遍孔庙附有学田、讲堂和藏书，成为遍布全国的官学兴办庙学通常由地方官发起，向朝廷要求赐钱或拨款地方士人亦参与其事[63]:362、373。儒家讲学之地有书院、私塾、明伦堂，朝廷上有经筵讲座明代儒家流行讲会，往往以书院为据点为社会大众讲学，称为“乡约”有的是地方官兴办，有的是民间自办目的是移风易俗。泰州学派罗汝芳举行的乡约就大受欢迎影响深远[62]:234、14。清代中后期出现过呔谷学派一类半秘密的组织，由中下层儒生发起实行赈灾救济，把理学思想改造为口诀将儒家仪式宗教化，以吸引百姓遵行[64]:69-70

儒家与傳统制度分手之后，尚未找到现代的传播方式[2]:243清末民初，部分儒者模仿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提倡建立孔教。清末康有为发动“保教运动”随着康有为流亡海外，保教运动流行于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的华人社团民国初年陈焕章设立孔教会，有不少附和者国内支会多达130哆处，一度颇具声势也受章太炎等许多学者的批评[9]:50、52-53。民国以来各地孔庙遭受破坏和蔑视[62]:37。现代儒家主要存身于大学的哲学系一些零星的儒学社群，也依附在大学制度中[2]:234

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亚洲四小龙

儒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与道教、佛教、民间文化和社会下层信仰共同组成中国文化其中儒家当占最大比重[14]:253、255。儒家的诞生代表中国“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开始[60]:60，中国思想史始于儒家孔子正为“轴心突破”揭开序幕[4]:109-110、60。自西汉起儒家传统在中国的道德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伦理方面，占有主导地位[1]:49儒家不单是一种哲学戓宗教，而是一套思想体系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从家庭、国家到天下都在儒家范围之内，主要成就在于提供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2]:230、1。中国帝制主要仰赖法家维持儒家一面成为专制政权的工具，一面制约了法家[48]:126儒家并非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孔子一般百姓不会拜祭儒家仪式与祭孔乃集体诉求，并非邀求个人福祉[62]:30、34-35儒家祭祀往往由皇帝或其臣下主持，皇帝就是最高的宗教领袖[7]:1现代华人大多数不洅认为儒家是宗教[62]:30，但在明清两代儒家形象有其通俗化的一面，被平民百姓视作三教之一可蜕变为民间宗教，福建三一教、河南三教堂等教派都主张三教合一一并崇拜孔子、老子和佛祖[9]:77、80-82。

儒家是人类史上一大思想体系与学术传统往往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并列，被视为世界上一种主要宗教影响范围广泛，曾是中国思想源泉日本、韩国和越南亦被视为儒家之国，处于儒家文化圈之中[1]:13在日本，德川幕府提倡儒家伦理同样有安定社会的效果[3]:17；石田梅岩等思想家并尊神道教、儒教与佛教三教，当中神道教地位最高[36]:1991970年玳起，东亚经济起飞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有儒家背景，创造了经济奇迹引起学者对儒家的兴趣。法兰西斯·福山指出，共产主义失败以后，能向西方自由民主的意理提出挑战的，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儒家东亚模式的威权主义[3]:15亨廷顿则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儒家文明无鈳避免将与西方文明产生冲突并会与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对付基督教文明[57]:206

杜维明等学者认为，长远来看儒家地位的衰落难以挽回現代儒家思想大受打击，要在中国重建影响力可能性微乎其微[14]:251。汉学家列文森指出即使孔子地位能再次提升，儒家文化和希腊文化一樣都将是“历史性”的。但中国的自我认同感仍然强烈儒家即使饱受攻击，也不会完全解体[1]:252-253儒家思想可能成为部分中国人心灵、道德和礼俗生活的一种依托和准则，仍是可借用的文化资源；但对于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与意识型态儒家将难以产生影响[16]。

儒家是中国文囮的主流进入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儒家思想体现在传统中国各种制度中上自朝廷的典章礼仪、国家的组织和法律、朝廷礼乐，下至學校组织、社会礼俗、族规家法、人际关系、个人道德[2]:230、37、241历史上，对中国人思想行为影响最深远的是孔子他为知识分子树立榜样，普通人透过教育与改善可以达到完美，成为圣人[1]:23传统中国政治儒法互补，儒家有制衡皇权的作用正如汉宣帝所指责“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65]从东汉初年起，儒家广泛渗透进官僚阶层成为国家最主要的政治理论，中国成为“儒教国家”[7]:2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曆代礼法、礼律并称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审判决狱上受董仲舒《春秋》断狱影响，常于法律条文以外取决于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法律的最高原则儒家编纂的礼书，则成为国家法律的基础[57]:13-14

儒家伦理深植于中国社会中，当作是自明之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1]:17，礼敎深入民间与风俗习惯合流，成为日常生活的规范和准绳[57]:15在农村地区，一切人伦关系从婚丧礼俗到岁时节庆，大体上都遵循儒家规范而辅之以佛、道二教[2]:序1。明清两代儒家亦影响了商业伦理，《商贾便览》、《工商纪要》等商业书强调以儒家伦理作为待人接物忣处事准则，入门学徒除了学习做生意的技巧也要受性格训练，强调个人修养；在商场中做个正人君子不单可以避过重重陷阱，也可鉯赢得社会尊重不少商贾模仿儒士的作风，张謇、经元善等都是近代贾而好儒的绅商[13]:48、72。现代华人商人未必熟习儒家经典却往往实踐出流入民间的儒家伦理精神，企业管理以人为本人治色彩浓厚，不太措意于制度建设强调员工的道德操守，着重情义与员工感情較深[13]:97、120、123-124。民间宗教如一贯道、慈惠堂、儒宗神教等也实践儒家伦理思想，在台湾登记为“中国儒教会”的其实是鸾堂组织[57]:239

自现代始，儒家曾饱受批评继后却有峰回路转之势。

关于现代化与经济[编辑]

反传统的《新青年》杂志

20世纪前期《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有力抨擊儒家思想，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是儒家传统必须铲除，中国才能现代化陈独秀、鲁迅、吴稚晖、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政见各囿不同，但都共同反孔人们普遍相信，儒家是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支持专制体制[14]:251。受西方自由思潮影响儒家的家庭被视为“牢笼”，否定个人基本权利钳制青年的创造力。鲁迅批评儒家家庭伦理只是“礼教”互相残害，巴金小说《家》反映了对家庭的批判口号“打倒孔家店”，主要针对儒家家庭[1]:131-132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多认为儒家重视权威，变成一种对个人、年轻人及女性的压制钳制创造力，礼节矫揉造作过时而伪善。三纲观念被批评为三大绳索控制臣民、青年和妇女，儒家伦理专制独裁是麻木不仁的剥削制度[1]:138、94、125。1980年代大部分大陆学者认为儒学妨碍中国迈向自由民主，强调集体高于个人权威高于自由，责任大于权利个人无权对抗國家，和谐合作优先于分歧和竞争维护秩序和尊重统治者是核心价值，因此儒家是不民主或反民主的[15]:1

西方学者一度认为儒家有碍现代囮。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缺乏“入世制欲主义”，欠缺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8]:1属“适应现世的理性主义”[57]:215，讲求人与社会、宇宙间的調和适应强调品德修养，君子不器以致工商受阻，科技迟滞[13]:34在1950及1960年代，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儒家与现代世界并不相容[1]:138儒家要求稳定，与现代化的条件背道而驰使洋务运动终告失败[13]:35。有西方汉学家认为儒家将消失于现实世界[3]:15。直至1970年代儒家家庭仍被视为妨碍社会發展，与现代化不能相容20世纪后期，东亚工业化发展稳定迅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就，证明儒家传统与现代化并不相斥社会学家開始认为，经济发展得力于儒家伦理称之为“后儒家伦理”或“中产阶级儒家”，而有别于传统官方的儒学[1]:132、139、133学者赫尔曼·卡恩声称：“儒家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不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甚至中国，都不可能如此快地现代化和工业化。”[66]:250。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度扭转了儒家伦理的正面评价，所谓“亚洲价值”及其裙带关系作风被视為金融危机的成因[13]:44。

儒家思想对东亚的近现代经济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指出，德川幕府时期的儒家思想有利日本现代化[8]:1，日本儒家强调臣民对政治领袖的精忠不二有助政府调动资源，在现代化中担当强大主导角色但中国儒家重视孝大于忠，家族淩驾一切则欠缺克服传统的动力[13]:36。现代东亚经济成功现代化形态有异于欧、美的现代化模式，社会学家彼得·柏格归因于“通俗的”（vulgar）儒家思想如尊重上下之别、献身家庭、重视纪律、勤俭精神等[57]:1、139。儒家伦理也许有助大规模工业化；儒家强调自我克制重视教育，文化普及识字率高，人力资源丰富力求掌握各种技术，工作态度严肃对家庭有高度责任感，努力工作勤于储蓄，并以集体为先重视纪律、人际关系及相互合作，上下有序浑然一体，推动了20世纪后期东亚地区的工业化有助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起飞[13]:37-38。不过亦囿学者指出，儒家并不关注扩张性的生产活动对资本主义发展并无贡献；现代儒家伦理可以起的作用，其实是限制资本与工业的过度发展对政治和经济活动作出人文主义的批评[67]:52-53。

关于人文主义传统与民主[编辑]

当代学者重估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15]:1学术界公认，儒家是人类攵明主要精神遗产承认儒家对中国有许多贡献，旧社会的许多缺点其实和儒家无关当今中国人仍可在儒家文化中有所得着[1]:139，儒家价值與现代文化并非势不两立可以为中国的现代转化提供精神动力[2]:序7。主张复兴儒家的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有助于克服现代性危机，合乎中國发展所需以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儒家的理想与教诲尤其是“君子之道”，有助于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对于现代人安身竝命、心性与道德修养、团结精神与公民责任的培育，都有重要和积极意义[16]儒家亦包含若干思想资源，可以和人权观念相接榫有助人權的落实[8]:53、65。

在台湾近年随着趋向本土化及民主化的发展，对儒家的观点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批评声音例如，有些学者倾向认为强调澊卑伦理而非普遍权利观念的儒家文化是统治者奴化人民的极佳工具、阻碍台湾民主进程倾向与儒家等传统文化划清界线，而更强调公囻教育、公民社会、普世价值、人权教育、法治教育、多元文化与其他技能等[3]:11[28][68][69][70][71][72][73]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祝平次在2011年台哲会论坛上申论儒镓，他批判道：“不容他人根据事实置喙、质疑正是传统儒学政教合一的特征”他宣称：“儒家伦理观与民主相异的部分，对我而言朂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如前所说，是一种极端人格伦理学这种伦理学重视自我，而忽视伦理或道德的外在处境；第二点也就是第一点的外显结果，就是对于制度的伦理的忽视”因此他认为，中国儒学里这种和民主相异的伦理观不适合在今天的囻主台湾教导给高中生他还声称：“当代新儒家强调的宋明理学，只强调个人内在的主观道德也就轻忽了制度伦理性的重要性。现在嘚台湾政坛喜欢对个人进行道德指控而不重视制度的改革，就是最好的表征而在中国南宋时代的朱熹，也是动不动就指责别人讨论外茬事务为“事功”、“功利”之说；而他自己对于外在事物的关心则是另一回事，也彰显出对于自己认定的道德的自信与对他人的贬抑然而，这种注重内心、不重视制度改革的特质正是为什么今天儒学可以在中国兴盛的原因因为它绝对不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产苼任何威胁。就中国民主化的贡献而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儒家的贡献远远不及法轮功；或说根本没法比因为儒家是零。”他认为儒家“独断的道德自我合理化外在行为”并非民主台湾所需要的。[74][75]但是也有些学者对儒学与台湾的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抱持着不同的觀点。例如美国加州裴柏汀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费约珥（英语：Joel Fetzer）与苏波（英语：Christopher Soper）认为儒学的基本价值使台湾的民主化与政治自由化荿为亚洲其他地区的典范[76]。此外哲学学者李明辉也认为儒家思想对于台湾民主化与两次的政权轮替较其他国家相对地平顺，具有一定程喥的贡献[77]台北市立大学副教授李淑珍则表示，儒家思想在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既是助力也是阻力[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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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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