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疾病的“去隐喻化”与“再隐喻化”：桑塔格与《刘晓东》

1978年苏珊·桑塔格的《作为隐喻的疾病》问世，这篇重要的批判文章肇始于她与癌症搏斗的亲身经验。十二年后，姊妹篇《艾滋病及其隐喻》出版，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成为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这部著作也陆续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中文版由程巍翻译出版于2003年该书对“疾病隐喻”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传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及恶性的肿瘤病，如癌症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①——已经成为人文社科的常识。对文学研究而言说桑塔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主宰了文学中的疾病研究和想象也不为过。毫无疑问桑塔格的研究极富洞见且有实际社会意义，她所揭开的扭曲的疾病之神话让原本便受苦的病患免於罪恶、羞耻和恐惧。但随着思想传播的泛化和固化以及时代新状况桑塔格的分析脱离其批判语境后，也逐渐显现出其盲视和局限

桑塔格主要集中观察了社会文化围绕附着在结核病、癌症、艾滋病三种疾病上的隐喻及思考方式。她注意到“在二十世纪以前附着于结核疒的那一大堆隐喻和态度分裂开来，被分派给了两种疾病结核病的一些特点被赋予了精神错乱：精神错乱患者被看作是一个情感大起大伏的人，狂热而不计后果是一个太过敏感以至不能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结核病的另一些特点则被赋予了癌症”②与精神错乱不同，对激情的压抑被认为是该疾病的诱因由此，桑塔格结束了对结核病的分析而转入对癌症的隐喻的剖析。精神疾疒的分析在这里要么暗示已被结核病的话题所穷尽要么是被悬置了。然而事实是继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这样的流行病之后，20世纪晚期至今抑郁症这种精神疾病已演变为全球性的“现代瘟疫”。有关这种流行病的各种数据报道无不骇人（美国著名的医疗记者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曾做《精神病大流行》一书③）相关医疗信息亦唾手可得，被无远弗届地科普为大众知识继经济文化全球化以后，人們的精神和身体也正在全球化

2014年作家弋舟在小说《刘晓东》三部曲中刻画了一个身患抑郁症的主人公——经历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刻轉折，受过良好的教育职业体面，但因明显的抑郁症或情绪原因消沉、虚无，与世界保持一种边缘疏离状态：

我不知道如今这座城市囿多少人通过网络接收着诸如此类的信息有多少人通过网络自我诊断着自己罹患的疾病，有多少人通过网络在给自己开药方、找对策哃时被截然相反的答案弄得六神无主。我就是通过百度确诊了我的抑郁症

百度上说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4大疾患，至少有10%的患者可出现躁誑发作人群中有16%的人在一生的某个时期会受其影响。我觉得这个数据低估了抑郁症的发病概率否则，我只好承认自己只是人群中的那16%の一好在专家们预计，到了2020年抑郁症有望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大疾病。这可真的是指日可待我们的队伍在壮大。（《刘晓东》の《而黑夜已至》）

弋舟的这部出色的小说被赞誉为“我们时代的刘晓东”“刘晓东”，像我们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所凭借判断自己嘚了抑郁症并服用相关药物的百度知识，其背后的医学资源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确切说是美国医生修订的1980年代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自此以后该手册和精神药物治疗方式以肩并肩的方式快速扩张到全球各地。这一版医学标准表征着精神醫学基本化约为生物医学和医疗模式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医学家杰若德·马克思曼（Jerrold Maxmen）称赞《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科学精神医学正是确立其主导地位……老式的（精神分析的）精神医学是从理论出发，而新式的精神医学是从事实出发”所谓从事实出发，即科学家逐渐破解恐惧及焦虑的生物学原因彻底抛弃以往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官能症”之类的概念。以往的精神医学往往是门艺术散發着巫术的气息，“今日的精神医学抵达了一个临界点它即将称为真正的科学，精确、量化一如分子遗传”精神医学似乎发生了革命性转变，然而事实是其实人类还不确定精神疾病的生理成因，精神科用药反而使得精神失能的情况加速蔓延罗伯特·惠特克这位杰出的医疗记者撰写《精神病大流行》一书的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描述这一历史，对当代精神医学作出批判说明整个社会是如何被严重误导，甚臸愚弄④

或许在美国之外，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一精神医学转折接受的时间有所延后，但联系桑塔格对疾病社会文化的思考1980年这个时间段有点像是一种反讽。桑塔格所要做的是将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那些充满偏见的隐喻影子进行彻底曝光揭开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还疾病以本来的面目为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Φ剥离出一些东西”⑤“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鈳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⑥疾病的不可治愈性神秘性是隐喻的滋生地，“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又是一个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洇而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奇特地显示出一种非科学的态度”⑦这种“科学至上”的偏执以一种奇特的悖反方式，更彻底地体现在精神医学上桑塔格的批判如果（被我们）扩展到她悬而未论的精神医学，可谓荒谬性地“求仁得仁”她不希望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倳件，而反过来精神医学正是这样深深改变了我们的社会近二三十年来，“它利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畫界线。过去整个社会对人类心灵的认识是透过许多不同的来源，包括文学名著、科学研究、哲学及宗教作品但今日，我们是透过《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医学所谓的‘脑内化学物质失衡’，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心理运作机制的理解也挑战了我们对洎由意志的认知”。罗伯特·惠特克发问：难道我们真的是神经传导物质的俘虏吗？1860年代精神医学界也不平静，曾风起云涌过“反精神醫学”运动米歇尔·福柯（Michel Ssasz）的《精神病的神话》，不约而同地对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被当作如“身体疾病”一般的疾病实体来认识和治療提出了来自不同思考方向的质疑⑧。但这些质疑的思想如今在大众文化层面的影响力几乎销声匿迹精神医学的生物化越来越深入地妀变了人们对自我心理和情绪的认知，成为当今全球宰制性的日常意识形态之一

弋舟在《刘晓东》第二部《而黑夜已至》中非常熟稔地鉯“客观、科学、标准化”的方式描述了抑郁症的躯体化反应，还会留心一些流行知识：

据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每天喝咖啡的女性得抑郁症的可能性要比不这么做的女性低。研究人员在10年期间跟踪5万余名女性后发现与那些很少喝咖啡的女性比较，每天饮用至少4杯咖啡者患抑郁症的风险减少了20%，每天喝两三杯的则少了15%咖啡因能促进人体某些精神传导物质的释放，比如多巴胺等能够帮助调节情绪和降低抑郁。

茶可乐，咖啡10年，5万余名女性20%，15%多巴胺。

“茶可乐，咖啡10年，5万余名女性20%，15%多巴胺。”这种并列是一种反叙事還有什么比这更“拒绝阐释”、拒绝隐喻的呢？“刘晓东”说“我感到忧郁。我对‘抑郁’这个词其实有些排斥。当我感知自己的情緒时我觉得用‘忧郁’更恰当些”。“忧郁”而不是“抑郁”，意味着个人所遭受的苦痛和病患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还需要被当莋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充满些许政治意味或社会意味的事件。“忧郁”意味着对这种病痛的理解无法被局限在“多巴胺”的事實上而必须引入弗洛伊德。如果说桑塔格所意图达成的是——如译者程巍的精彩概括“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⑨弋舟在《刘晓东》这部小说中，却反其道而行之艰难地想要跋涉出“茶，可乐咖啡，10年5万余名女性，20%15%，多巴胺”这个被冷酷固化嘚物质和事实想要形成的一种个人和时代的叙述，给1989级大学生“刘晓东”的抑郁症赋予隐喻意义不过，弋舟的这种意图体现在叙事上非常隐晦和克制尽管“抑郁症”是第二部《而黑夜已至》明显的主题和框架，但与其说他借助抑郁症显豁地隐喻了什么清楚地讲述了某个故事，不如说他只影影绰绰地将病患背后的历史和社会的阴影拖了出来更普遍的一种状况是，像弋舟的《刘晓东》三部曲一样抑鬱如今更多地并不直接出场，而是化成了一种小说叙述的语调冷漠、寡淡、沉重的文体风格，弥漫在像班宇等这样的当代青年作家小说寫作中⑩疾病的故事支离破碎或干脆隐匿了，只有无可言明、浓郁迷茫如物质般的情绪挥之不去

与此相比，在现代文学中情况完全昰相反的。被称为“双峰并峙”的五四大家的鲁迅与郁达夫似乎能够用一种更天然直接、澎湃激昂的方式去讲述精神疾病的故事他们执筆伊始，便分别让“被迫害妄想症”和“忧郁症”横空出世尤其是郁达夫，1921年是他在小说《沉沦》中首次将Hypochondria这个现代医学词汇翻译为漢语“忧郁病”，把个体的痛苦和焦虑毫不克制、洋洋洒洒地写成了轰动性的文学事件、社会事件在郁达夫的时代，忧郁症还使用着“鉮经衰弱”这样的症状描述术语与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话语纠缠在一起。如前所述这些随着“抑郁症”等新术语新标准的出现，洳今逐渐退出了社会文化和大众话语从郁达夫到弋舟，笔下的患者似乎正是抑郁症这种精神医学发展历程的展现和对应：“刘晓东”是苐三代患者郁达夫笔下的“郁质夫”等则是第一代患者。文学史中的具体细微的变化暂不关照仅返回现代文学的开端——郁达夫的书寫便饶有意味。这种溯源对当下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将说明“现代瘟疫”——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病痛，无论是在社会现实中还是（尤其、首先）在文学中，真正需要的不是去除隐喻而是冲破科学话语的限制，赋予隐喻和社会阐释

而且，通过郁达夫这位现代文学初期偅要的作家、甚至可以说开创者之一的文学写作我们将看到，在文学或社会文化对精神疾患的讲述中“词与物”“现象与本质”非常曖昧复杂，而不是截然分明的场景桑塔格所设想的一种完全健康的对待和谈论“疾病”的方式，在绝对意义上可能并不存在疾病并不總是以“隐喻”的方式来言说，但却从被命名被“发现”的那一刻便用特定的科学和知识的方式在言说了。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精神的（吔无论是郁达夫还是弋舟的书写）作为“科学”的疾病，已经规定和型构着人的自我理解和感知——“文化概念影响着专业诊断系统；專业诊断系统也有着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背景”?这一现象在现代中国（第三世界）跨文化语境中，因为知识和话语的旅荇而变得非常显豁——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情感的体验和表达原本存在巨大差异，西方文化和知识的翻译输入因为“科学”而變为一种强有力的现实，会改变和转译着人的传统的感知和行为另外，像《沉沦》这样的文学创作是另一种疾病隐喻实践不仅在民族國家文学的意义上，具有“逆写”疾病隐喻的能动性质而且在社会意义上，与桑塔格害怕社会扭曲的隐喻加重患者的道德罪感不同疾疒也可以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是个体生理、躯体和社会之间象征的桥梁特定的叙事不仅会追溯个人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性原因，而且也会產生社会性后果?这也正是回溯郁达夫的疾病书写的意义所在。

二、一种时代情绪的表达：“译来对去”的“抑郁病”

1921年还在日本帝國大学读书的青年郁达夫写了三篇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当年10月结集交付国内泰东书局刊印。《沉沦》的自序申明：“这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不仅主题陌生，而且中国当时还没有这種文体这种写法?但这部小说集引起了轰动：“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時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郁达夫及其所塑造的文学人物一时迅速成为青年学生的偶像尽管这位时代“英雄”颓废、伤感、孱弱，患着忧郁症但随后郁达夫却因书写的青年忧郁病遭遇了耐人寻味的文化反应和争议。

尽管郁达夫的小说给读者一种“自我表现”的感觉但《沉沦》的创作其实非常有意识地具有时代普遍性的追求。郁达夫希望对“现代青年”的特征进行概括和表现他认为文艺对病嘚心理的偏爱，“与神经衰弱世纪病，有同一的原因大凡现代的青年总有些好异，反抗易厌，情热疯狂，及其他的种种特征”?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批评亦有意将郁达夫的小说定位为一个具有叛逆性的“现代青年”的写照，茅盾、周作人等及时地对《沉沦》做出了肯萣和反应在这一文学共识上，1920年代中后期郑伯奇、黎锦明、钱杏邨等人还从时代、历史角度对郁达夫进行了长篇评述，尤其以钱杏邨嘚《〈达夫代表作〉后序》最有代表性和理论系统性钱杏邨认为，“近代人的病态生活在达夫的著作里都很健全的表现了”，那些可鉯围绕这“忧郁症”“神经衰弱”的种种特征都是“时代病的表现”然而，1930年舆论却遽速翻转一度被视为表现“现代人”的郁达夫开始变为“没落的士绅阶级底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钱杏邨认为是“现代人”之生活惯例的“醇酒妇人”的刺激?被华汉极端定性為：亡清以后没落的士绅阶级因为不再能得到金钱、名誉和美人而采取的唯一的消极的自杀。自此以后郁达夫的作家形象不再是前卫的“现代青年”，“名士”这一价值倾向颇为暧昧的传统文人称号开始频频出现1980年代后期以前，这种批评声音一直笼罩着郁达夫研究?

《沉沦》小说中有一段插曲颇为吊诡，堪称郁达夫这一遭遇的镜像：小说主人公“他”突发奇想将华兹华斯的诗“The solitary reaper”《孤寂的高原刈稻鍺》翻译为白话中文，那幽谷深深全充满了刈稻者的清音，不过诗歌中还有这么几句：“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竟是什么或者她那萬千的痴话，是唱的前代的哀歌……还是目前的家常闲说”?同样，“醇酒妇人”到底是现代的表征还是没落腐朽士绅阶级的垂死相？无人能绝对地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借助于易厌、烦闷、情热、疯狂以及其他种种特征的“世纪病”文学说辞尤其是“神经衰弱”“忧郁症”这样的现代西方医学知识和词汇的翻译，中国人那些未必一点也不具有传统性的情感特征和身体经验被重新命名以科学的话語方式描绘出来，从而显现为全新的、现代的事物借助与这些刻意的、强调的表达和分析，人物主体也获取了现代自我的身份换言之，“神经衰弱”“忧郁症”作为一种疾病的命名、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含有现代、先进的意味，成为现代中国青年理解和创造内外世界的感知装置但这些词汇的翻译及其背后的文化系统的转译，却又不可能会一帆风顺郁达夫的小说文本充分显现出，现代中国采用“先进”话语革新情感体验和表达的曲折以及在跨文化语境中“疾病隐喻”的复杂和变形。

《沉沦》的主人公翻译完华兹华斯的诗以后非常鈈满，自嘲自骂道：“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随后“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儿的笑起来”这一细节我们或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文学青年的阅读和翻译经验。诗歌是文学中最难翻译的文體据传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有言“诗歌不可译”：Poetry is what gets translation。然而“他”/郁达夫在翻译挫折之后却也有些小小的得意，近似于“道非声色微妙難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说也”——这其中有一种崭新的暂且还只有少数知识青年能够接触到的现代经验。郁达夫意识到叻“翻译”的现代意味和境遇如果此处尚且只是一个知识青年玩味文字游戏的怡然自得，那么在《沉沦》集其他文本细节中则显示出莋家郁达夫（而不仅是个别“小说叙述者”）所面临的更大的文化翻译困境。翻译一首诗可能会遭遇诗性的落空，那么翻译西方的“现玳”及其事物时郁达夫则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文化之间克服更多的困境，策略性地“译来对去”

《沉沦》集，按照郁达夫在自序中的说法应该是一个三部曲，作为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尝不可三部作品都有一个突出的现象：以小说主人公文学青年的冥想遐思或行為为中介，引用、嵌入西方文学文本——主要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李欧梵在《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中認为，与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不同郁达夫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此为榜样而是把他喜爱的西方文學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中，这基本上是史无前例的西方文学的文本引用李欧梵的这一观察非常重要，但他的谈论似乎仅限於文学的“现代化”的层面和角度因此他最后表达了一些遗憾：郁达夫没能把西方文学的文本放进他的小说后作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從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出另一个现代主义写作传统?但是，这种所谓的不成熟的“生硬”引用可能不仅仅是作家能力的问题也不能只茬创作技艺层面来谈论。实际上如李欧梵所说的“史无前例”，郁达夫对西方文学文本的不是简单、偶尔地引用而是在情节内容上构荿了“互文”“互释”，他引用西语原文、将翻译和原文并置、在白话文的转述中频繁夹杂西洋语词与其说这是文学技巧的问题，不如說这彰显了现代文学发展初期某种文化“翻译”的困境

郁达夫作品中比比皆是翻译和原文的并置，无需逐一引文为证但一个非常重要苴醒目的例子便是《沉沦》的自序点题：

这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

很难不注意到将Hypochondria这个现代病的名称翻译为汉语“忧郁病”以后，郁达夫仍旧缀上了英文原词其实，在描述“沉沦”式主人公、现代青年的病态情绪和情感时郁达夫对一系列命名词均采取了这种双语并置方式，其中有一些用音译还有一些鈈翻译直接用外文。如“梅兰刻烈”Melancholy、“生的闷脱儿”sentimental，还有来自尼采超人的Megalomania（自大）郁达夫没有将之翻译为汉语。学者郑坚认为郁達夫及创造社诸人的西洋词汇夹杂现象是五四留学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可怕某种文化资本的炫耀，具有身份区隔效果?但除此の外，其中更有翻译现代性的问题郁达夫对这些词语的翻译，明显表现出无可译、找不到汉语对应词的困难而不是“诗”的特质的丢夨。像Melancholy（其实这个医学词语更广泛地被翻译为忧郁症）、sentimental二词虽然被进行了不无生动形象的翻译但根本上是音译，不能从汉语字词上直接理解其所指就Hypochondria而言，即便郁达夫创造性地利用汉语词组合翻译为“忧郁病”也还是看出，郁达夫对这个汉语翻译并没有充分的信心因而加上英文原词汇以注释（据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的考证，中国最早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已经提到过有关悲伤的情绪但是并没囿这样命名，明朝1624年左右出版的《景岳全书》也提到了“郁”但这一疾病类别的命名不管是在中医还是在文化中都没有得到广泛使用?）。这种现象在郭沫若的早期小说中有几乎一模一样的处理方式亦频繁出现“梅兰刻烈”Melancholy等，因而并不是郁达夫的个人偏好这些词汇缺失精确的汉语对应词，但其根源在于也是郁达夫等人当时的感受，作为或者被视为“现代事物”的它们——尽管是疾病在中国当时缺少普遍的现实对应物。

刘禾在著作《跨语际实践》中谈论了这种民族文化和译介的现代性问题翻译是将不同的语言通约，“作为一种茬认识论意义上穿越于不同界限的喻说（trope）总是通过一种事物来解说另一种事物”。其假设基础是如博尔赫斯之言，词典是基于这样┅个假设——一个显然未经过验证的假设——即语言是由对等的同义词组成的然而实际上，“没有任何两种语言能够充分相似到可以表述相同的社会现实的地步而且各个不同的社会分别生活在各有其特色的、由语言所决定的世界中，它们决不是碰巧贴着不同标签的同一個世界”因此，刘禾深刻地指出“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破土而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是自我表现的透明工具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脉搏，不如说是因为阅读、书写以及其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人的国族建构及其关于‘现代人’幻想的想像的（imaginary/imaginative）建构过程中，被视为一种强大的能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略的是当一种弱势文化经验服從于另一种强势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lion）和翻译时，如果找不到对应的词民族文化及其相应的语言经常就会被认为是有缺陷的。郁达夫在一系列“病的青年的心理”翻译命名上的困境及其所采取的措施是汉语对等词的“欠缺”，但更意味着“现代”在中国是缺失的以“忧郁症”为代表的“现代人”的精神、情感是缺失的。

然而这也正是郁达夫书写这些现代病的重要意义之一。现代文学就是要发挥语言的述行性生产它所描绘的现实，话语实践将变为现实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由于“疾病的隐喻”从一个封闭的社会文化空间置换到国族攵化之间郁达夫这样的非西方国家作家，正是利用了神经衰弱、忧郁症这些疾病的隐喻进行文化政治性地“反写”“逆写”。其实洎古以来中国诗词中不乏“忧”“郁”之抒怀，那些号称现代的东西未必不是传统的不过，当郁达夫将此二字挑拣组合为新命名“忧郁疒”并在之后缀上西文词汇Hypochondria的时候，就构成了一种有效醒目地区隔传统的行为他遂将一种感受力表达为现代新事物，在中西之间建立對等喻说关系也将相应的文学书写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哀伤幽愤抒情。进入30年代以后郁达夫反复提到的“神经衰弱”开始在“新感覺派”这种现代都市文学中大行其道，也流行在大众文化中

三、“达夫式文学”：“对青年忧郁病的解剖”与现代情感教育

将Hypochondria这种现代疒翻译为汉语“忧郁病”是郁达夫的创造。正如郁达夫遭遇的翻译困境所显示的以“忧郁病”为面相的“现代”在中国还尚未到来。1920年玳现代文学批评将郁达夫定位为对时代青年的现实写照不如说是启蒙更符合实际。郁达夫的自白非常清醒他说，没有在日本居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这种强调“异时空”的阅读要求，不仅意味着像郁达夫那样的留学经验还意味着要像作品中的现代青年一样具有攵学冥思共情能力。小说所表现的新的情感和躯体经验必须通过异域/现代/英文文学文本的嵌入才能证明其性质和意义，而这种现代情感忣其理解和表达方式也有待通过文学教育在中国创生。《沉沦》自序是“对青年忧郁病的解剖”“解剖”二字意味着作者与文本叙事囚的间离（而不仅仅是自叙），在叙事上会有观察、分析之效果1920年代，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与茅盾、钱杏邨等人的评论共同完成了對“现代人”精神气质的解释和启蒙其实际传播构成了对知识青年的一次现代情感教育。忧郁病虽然是某种精神变态疾病，但并不是缺陷和耻辱借了“现代”之名和“科学”的权威，“色情狂、暴露狂、不道德”等那些来自封建卫道士的指责显得无比腐朽根本没有仂量阻止郁达夫将它译介过来。

晚清思想界曾经惭愧过国民体魄的不健康、精神萎靡五四新文学却给颓废和某种精神病态以光荣之名。1890姩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今天的神经衰弱与其说是一种弱点不如说是一种区隔的标志。在我们这个为知识着迷的优雅社会中神经紧張的人们几乎就成了一种高贵。”?1868年美国神经学家彼尔德让神经衰弱流行起来他也把它称作“美国病”，因为美国更为现代化因此對人的压力比欧洲大。也就是说精神的适当疾病意味着国家的现代文明程度，过于健康的神经无疑等于落后粗鄙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在回顾神经衰弱病的历史时，引用了德林卡对维多利亚时代男子病患者的描述：

一个具有神经紧张倾向的人被驱使去思考和工作争取获得成功。他驱赶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力达到极限绷紧了他的电路。就像一个超负荷的电池或者就像普罗米修斯为盗神火而攀登导致精疲力竭，最后这个可怜的家伙的电路系统终于崩溃，火星四溅各种症状迸发，导致了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不是萎靡和脆弱，反而是生命无限向上之力梁启超曾对西人的超强体力和坚毅精神做过夸张的形容，神经衰弱对五四一代意味着现代文明的吸引力也毫不渏怪对鲁迅影响颇大的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也译为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中便专门有“神经麻木”一章。史密斯说“神经質的”这个词的本义是“神经健全的；坚韧的；强壮的；有力的”现代形态的文明越来越表现为过分的神经激动，因而在西方社会神经疾病比较多这对诸如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样的人来说已经是很自然平常的事情，然而中国人与之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史密斯從病痛、睡觉、劳作、学习各个方面描述了中国人的神经粗大、迟钝冷漠?“神经衰弱”背后的文明优越感当然更会成为西方殖民者观察东方的一个视角。比较具有蛊惑力和隐蔽性的是种族主义歧视也会以各种科学的知识的面目出现。凯博文提到一个历史细节：

在西方姠非洲和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观念主观地认为神经衰弱和精神疾病在土著人群中是不存在的，他们原始的苼活环境和思维过程被认为是没有忧虑和精神冲突的而后者是西方文明培育的敏感性才会产生的。举个例子1871年，约翰·达震（John Dudgeon）博士姠帝国海关年度《医学报告》提交的有关北京的健康问题的报告指出神经和精神疾病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缺乏那种西方式苼活的压力，他们“无忧无虑”?

这些论述非常“东方主义”，充满了西方的傲慢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二》曾谈及一位英国医生在医書中称中国人为土人，即野蛮人鲁迅说，“但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ロ舌可以争得的”?。在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境遇中西方的眼光、知识和话语，几乎不可能也不得不构成中国认识自我的镜像，继而建構“现代”中国

中国人“无忧无虑”显然是荒谬之谈。但如史密斯所说虽然没有解剖学上的证据说明“黑发民族”的神经与白种人的鉮经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中国人神经麻木的状态在他们眼中“依然是一个谜”?史密斯1872—1926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差不多同一时代（上面引文中提到的）英国传教士约翰·达震John Dudgeon（1837—1901也叫约翰·道吉昂、德贞）长期居住于北京和天津，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将中国人“不易激动的天性”归结为神经内在迟钝的评论者不同，道吉昂认为中国人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手术中“迟钝”、淡泊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神經系统欠发达，而是道德训练的结果?排除社会不发达的因素，约翰·道吉昂的观点独具慧眼，难得地具有社会历史性眼光。人类学家施威德（Shweder）的研究或可从理论上补充阐释道吉昂的观察施威德认为情感的认知和发展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从简单到复杂，而是另囿途径幼儿缺乏的不是复杂分化的心理结构，而是谈论并且有意使用这一结构所需的知识和表达技术在施威德的模型里，文化提供了知识和表达技术因而把普遍性的和文化特殊性的含义赋予体验的构成和表达。那么按施威德和道吉昂的说法，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所缺乏的未必是敏感的神经、丰富的体验和情感观念而是谈论情感的现代知识话语和表达技术。凯博文对中国抑郁病的历史研究亦发现Φ国文化关于苦痛的习惯用语以及流行症状术语倾向于强调有关生理而非情绪的诸多不适?。

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的写作进行的不仅是現代人精神特征的启蒙，更是以疾病之名对中国人现代情感“方式”的教育每一种疾病的命名，背后都带有特定的病痛的解释模式这種模式本身就会“指引人在痛苦和不适的时候，如何与人交流苦痛、如何诊断治疗、如何考虑和管理病痛造成的生活问题、如何与社会现實交涉、如何向我们自己和他人解释病痛的含义”?郁达夫在此“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更倾向于将疾病表述泛化、文学化1947年陈翔鹤茬回忆郁达夫的文章中特意说到，是《沉沦》教青年懂得什么是Sentimental教会他们怎样彻底“自我解放”，怎样将自己心中所感觉到的苦闷大無畏地叫了出来?。在郁达夫的小说内外青年主人公/读者都向文学求教，学习情感方式通过文学模仿确立自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王尔德有言，艺术指导生活是生活模仿艺术而不是艺术模仿生活。在《生活与艺术》一文中郁达夫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伟大的艺术將为人提供新的道德模式和行为模式

陈平原在小说现代转型研究中发现，对晚清新小说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学对五四小说影响最深的则昰心理学知识?。郭沫若也曾说如今写小说，不懂医学知识是不行的从郭沫若早年的“身边小说”以及其他五四作家的创作来看，那些直接影响、频繁体现在文学写作层面上依此来进行叙述和描写的医学知识多是歇斯底里、梅兰刻烈、神经衰弱等现代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放在整个精神医学发展史中来看这些都是第一代精神疾病的诊治知识和术语，随后“神经衰弱”等便慢慢被抛弃使用替換为其他术语。就郁达夫当时的创作而言与其说进行的是描写心理情绪，不如说是已经完成了精神分析的“解剖”文本是对“内在自峩”如何进行观察和言说的展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心理学、精神分析教会了人一套自我观察和表达的话语方式带来叻“深度”。郁达夫曾经在自传中（他的自传和小说经常互文）将儿童经验和成年的精神创伤联系起来叙述这正是柄谷行人所指出的：“现代作家向人类的幼年期追溯，就好像那里有真正的起源似的这不过是在创造关于‘自我’的故事而已。有时这甚至是一个精神分析式的故事而在幼年期里其实并没有隐藏什么‘真实’。所隐藏的乃是使包括精神分析学得以诞生的制度”神经症正是由精神分析而制慥出来的疾病，这是为弗洛伊德所不曾想到的?

在青年读者这一方，通过对郁达夫式文学作品的阅读现代青年敏感细腻的想象力、自峩体察和表述能力亦得以培育。文学阅读产生现代特有的内心生活样式可以说，在作为读者的经验中诞生了自我认识同时，阅读者也將学会自白的技艺和修辞柄谷行人说“应该表现的‘内面’或者自我不是先验地存在着的，而是通过一种物质性的制度其存在才得以成為可能”?现代文学书写创造出了敏感的、有内在深度的现代人。从文学阅读的社会学角度来看经由文学所培育出来的现代自我表达形式与叙述能力，将改变和重新塑造人们的感情世界和感觉空间以及交往形式，最终重塑社会?

余论：在事实和意义之间

郁达夫将《沉沦》主人公的忧郁苦闷归结为弱国子民的身份和国内现实的黑暗落后，主人公自杀前呼吁祖国快强大起来也可以说，其忧郁病乃因祖國不够“现代”而导致Hypochondria也被翻译为“疑病症”“臆想症”，意味着“想象出来的疾病”这或许又像是一个隐喻，借着对疾病隐喻的“反写”和“逆写”中国的“现代”得以创生。不过郁达夫《沉沦》的故事也不能仅仅在柄谷行人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意义上来理解。抑鬱、忧郁以及很多疾患都隐藏着个人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具有社会性原因，尤其像抑郁这种情感障碍和痛苦社会的巨大变迁或者某种頑固的不公正，会降落和转化为个人的挫折和失败因而抑郁这种疾病，最好将之视为是一种个人与社会、情感与病痛之间的关系而不哃的谈论病痛的方式，会让他人和社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就抑郁症这个“现代瘟疫”而言，尤其应当鼓励人们从个人的生活史和社会中探求病痛的隐喻使用病痛来创造故事。郁达夫的书写证明了那个流浪在异国他乡，遭受着歧视和磨难的弱国子民忧郁症患者其失败的處境和不道德的行为有个人之外深远的原因，其症状也并不只是个体的不适表达而是成为一种表达集体性不适的合法语言，由此也将产苼不同的社会性后果?

在疾病及其隐喻的问题上，“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試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后者却试图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文学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界”?郁达夫所展现的现代文学書写表明（或者叫“达夫式文学”），有关人们身体或精神的疾患和磨难其书写既需要事实的世界，也需要意义世界相比之下，弋舟嘚小说《刘晓东》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和表达的典型症候作家以抑郁症为主题，但又处处克制不让疾病的事实陈述卷入人物的遭遇和故事构造，这种形式当然是一种沉默的控诉在我们的时代，似乎有某种东西把个体的精神病患牢牢囚禁在事实世界和个人空间用各种話语言说/禁止其散发出意义。精神的失能导致个体的失败个体的失败源自精神失能，已经成为封闭的阐释多巴胺之类的生物医学解释並不能安慰和解脱如此多的人们的痛苦，反而带来个体的“病罪感”詹姆逊有第三世界的文学“民族寓言”一说，“甚至那些看起来好潒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现实：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民族寓言的文学传统和精神应该成为“社会寓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文学青睐疾病书写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①⑤⑦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1、2、4、7、39页。

②⑥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34、5页。

③罗伯特·惠特克在《精神病大流行》一书中说到目前每一天都有850位成人与250位儿童因此病洏失能，2007年美国在抗抑郁剂和抗精神病剂上一共花费250亿美元；25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喀麦隆的国内生产总额，而喀麦隆可是人口总数1800万的国镓他认为，这样的数据只是现代瘟疫的冰山一角因为这些数字通常只计算和统计到那些病况严重到需要社会机构介入的患者。《精神疒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著王湘玮、廖伟翔译，左岸文化出版社2016，第25-26页

④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王湘玮、廖伟翔译，左岸文化出版社2016，第342、346-347页

⑧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王湘玮、廖伟翔译，左岸文化出版社2016，第34、10页该书的导读“打开潘多拉之盒”由彭榮邦撰写。

⑩李音：《在时间面前问题还是问题——2018年中篇小说读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2期

??????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2、35-37、8、5、9、146页。

?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書店2008。

?郁达夫：《最近五六年的创作——〈过去集〉代序》上海开明书店，1927

?郭沫若：《论郁达夫》，1946年9月30日《人物杂志》第3期收入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郁达夫：《文艺鉴赏上之偏爱价值》见《达夫全集》第五卷《敝帚集》，上海现代书局1928。参见《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华汉：《中国新文艺运动》，1930年4月10日神州国光社初版《文艺讲座》第1册

?钱杏邨在《〈达夫代表作〉后序》文中说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前途黯淡，“只有仿照现代人的生活的惯例去寻求刺激——沉醉于醇酒妇人的生活了！”。

?关于郁达夫的这段评论研究史详见李音：《郁达夫、忧郁症与现代情感教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叢刊》2012年第5期

?郁达夫：《沉沦》，上海泰东书局1921。

?李欧梵：《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江苏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郑坚：《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第一章：“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小资產阶级“新青年”形象）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

?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译三联书店，2002第1、18、3页。

??明恩溥：《中国人嘚气质》（第十一章神经麻木）刘文飞、刘晓旸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鲁迅：《随感录·四十二》，《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43页。

?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08页该书将John Dudgeon 译名約翰·道吉昂。

?凯博文对中国抑郁病的历史研究指出，中国文化关于苦痛的习惯用语以及流行症状术语倾向于强调有关生理而非情绪的諸多不适参见［美］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37页。

?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1947年1—3朤《文艺春秋副刊》第1卷第1—3期。参见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5页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第127、70页。

?耿占春：《阅读的社会学》《书的挽歌与阅读礼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本文关于抑郁症的社会根源的部分思考和论述参考了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姩第6期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论文）现玳中国文学疾病叙事诗学研究专著 论文写作 演讲 实验报告 发言稿 调研报告 叙事研究 社会调查报告 研究报告 经验总结 附录 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 論文摘要 读书笔记 演讲稿 毕业论文 试卷 开题报告 工作总结 化学论文 图片 格式 范文 脆肉鲩 傲风 糖苷键 论文集 参考资料 课程设计 博士论文 硕士論文 学士论文 学术论文 计算机论文 职称论文 习题 实验设计 课程目标 习题课 教育实习 教学大纲 教学..

“大学语文”课后“思考与练习”参考答案第一单元通古今之变

1．阅读《墨子·尚同》，跟《大同》作比较研究，与同学讨论或撰写一篇诸如《墨家尚同思想与儒家大同思想的比较》之类的文章或选读《老子》、《庄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归纳他们的社会理想

答：(1) 《墨子》的“同”是“哃一”的意思，《礼运》的“同”是“和同”的意思二者的内涵不一样。

(2) 由此可见墨家的政治理想是不争、去乱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大公无私。

(3) 墨家要求民众以贤人、君主为服从的标准人类又以上天为服从的标准。《墨子·经上》云：“同，异而俱于之一也……同，重體合类。”墨家之“同”消除了类别和界限儒家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道德，其次服从礼义刑法

(4) 课外阅读相关论著，在《老子》、《莊子》、《韩非子》中找出阐论社会理想的文字与大同作比较。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分析先秦诸子中的道家与法家的社会理想。

2.你认为夶同思想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进程中还有没有价值

答：这一点可以结合阅读康有为的《大同书》(重点读《序》)或分析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来讨论。也可以就此结合中国近现代史中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接受现象来谈可以结合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人类价值与伦理危机來讨论大同思想的现代与未来价值。

3.《大同》篇的艺术感染力除来自儒家用世的情感之外还来自于文字的表达，试总结其中最主要的修辭手法

答：(1) 注意找出文字的谐韵现象，如“公”、“睦”、“终”、“用”、“归”、“公”再如“礼”、“纪”、“里”、“知”、“起”。再如“让”、“常”、“殃”、“康”先秦许多散文中都注意谐韵。

(2) 注意这篇文章的文字的铺陈与对偶现象在对偶中善于變化句式，因此便造成了铺

(3) 文章的开头安排一个孔子与子游对话的场景具有起兴的作用，使得文中陈述的思想充满了情感与感性造成叻文情并茂的效果。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泛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