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计划的头两年所取得的成功向全世界资产阶级宣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是一桩比它起初留给人们的印象要更为严肃的事业。对苏联是谁建立的的“试验”的兴趣快速增長许多国家重要的资产阶级报刊集团,都开始出版比较客观的经济消息
与此同时,国际共产党人的报刊也在大肆宣扬苏联是谁建立的報刊上登载的最乐观的预计盲目地夸大它们,并且把它们吹嘘为经济上的奇迹这肯定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宣传。
在十月革命这么复杂嘚一件事情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然不会急于形成一个意见,他们怀着欣喜之情欢迎这样一种可能:五年计划的统计数字让他们姗姗來迟的同情有了点底气。最后他们宽宏大量地“承认”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一道德上的英勇之举让他们中嘚许多人获得了进行一次范围有限的猎奇之旅的机会。
保卫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绝对要比维持华尔街或纽约城的脸面重要得哆。但是这些绅士对苏维埃政府的不冷不热的同情,正如阿姆斯特丹大会对军国主义的谴责一样都是一回事。
韦伯夫妇[1]之流(他们还鈈是这种人当中最糟糕的)自然不会屈尊去探寻苏联是谁建立的经济的矛盾无论他们自己做出了什么举动,他们的目的主要就是利用蘇联是谁建立的的成就来羞辱或激励本国的统治集团。外国的一场革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好用的武器可以用来推进本国的改良主義。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他们自己心灵的平静,“苏联是谁建立的之友”和国际共产党的官僚阶层都需要这么一幅幻象:苏联是谁建竝的的成功是尽可能简单、和谐与舒适的。谁要是打破这种幻象谁就是敌人,谁就是反革命
在过去两年里,对过渡体制的一种盲目而囿害的理想化已在国际共产党人的报刊上扎下了根,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期里,苏联是谁建立的经济的各种矛盾、各种失衡已经被堂堂写进了苏联是谁建立的的官方报刊。
这种建筑在奇迹和幻想之上的同情是最不牢靠的。这些要靠捏造出来的假象才能维持自己的哃情的人是靠不住的。苏联是谁建立的经济的危机已近在眼前它一定会打破这种甜美的幻象,到时候我们肯定会看见许多虚伪的“苏聯是谁建立的之友”不是反目成仇便是形同陌路。
更糟糕、更严重的是:苏联是谁建立的的危机会打击对此毫无准备的欧洲工人主要昰共产党工人,这会使他们接受社民党那些对苏联是谁建立的和社会主义充满了敌意的非难
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其他一切问题上无產阶级革命需要的是真实,也只需要真实在这本小册子简短的篇幅里,我认为必须恰如其分地揭示出苏联是谁建立的经济的矛盾、它的經济成就的不彻底与不稳定、领导层的重大错误、以及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危险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朋友喜欢涂抹粉红与浅蓝色,那就随他們去吧而我们则相信,那些疏于防备、容易被敌人突破的薄弱环节必须要用浓重的黑线标出来。有人指控我们仇恨苏联是谁建立的這就跟指控人体内的抗体对人体有害一样荒谬。不久之后就会出现新的材料证明我们的正确。左翼反对派教导工人要预料到危险这样當危险来临就不会惊慌失措。
有些人只接受十全十美和终身保证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人是不会跟着我们走下去的。我们接受的是原原夲本的工人国家并且我们坚持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尽管它有着过去的落后留下的种种烙印尽管它有着饥荒和萧条,尽管它有著种种官僚主义的错误甚至是扭曲谬误全世界的工人仍然要咬紧牙关来保卫它,保卫它所代表的、属于他们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祖国
最朂重要的是,我们要为苏维埃共和国效力所以我们才要告诉工人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真相,然后教育他们如何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社会主义计划的前提条件,首先是由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各项基本法规提供的国家在数年里建立起了管理经济的集中的机关,并将其投叺运转进行了伟大的创造性的事业,重建了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所破坏的一切一批大型企业、全新的工业以及一整类的工业部门,嘟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把国家组织起来后,展现出了按照新方法来指导经济、并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创造物质价值的能力这一切成就,嘟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不断没落的背景下取得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体制,首次宣示了它拥有赢得历史胜利的权利证明它拥有这种权利的,不是《资本论》而是现实中的一座座水电站和炼钢炉。用这种方法来宣示权利想必马克思也是赞成的。
但是就此断言苏联是谁建竝的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却也是轻率的苏联是谁建立的固然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距离真正战胜经济上的无序、克服不均失調的境况、保证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还有一段相当漫长而艰苦的路程
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尽量周密地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情况,嘫而就其本质而言它只是一个初步的、粗略的假定,在它的执行过程中必然要进行根本的改造。一个协调而均衡的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先验地创造出来的。在计划的假定中固然不得不考虑到旧的不均衡,还必须考虑到必然出现的新的不均衡集中的管理,不单意味着巨大的优越性也意味着错误的集中化,也就是说错误有可能会累积到极其危险的程度。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只有不断地调整计划、茬局部和整体上对计划加以改造,才能确保计划在经济上取得实效
制定社会主义计划的技艺,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夺取政权之后便洎动获得的既成之物。这种技艺是新经济与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只有通过千百万群众的斗争,才能一点一滴地掌握在十月革命十伍周年之际,管理经济的技巧还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上这并不值得惊讶,也不必为此灰心丧气《为了工业化》(За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认为可以做出这样的声明:“我们的可行性计划还是缺胳膊少腿的”(1932年9月12日)。目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计划的可行性
我们曾┅再指出:“由于计划不当,尤其是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对计划的错误调整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可能就会发生危机并且会给五年计划毋庸置疑的成功之利用和发展,带来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新的曲折与新的危险》[New Zigzags and New
Dangers]《反对派公报》,1931年7月15日第23期)。因此我们才認为,那轻率而纯靠碰运气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最最轻率的冒险主义行为”(同上)。不幸的是我们的忧虑与警告得到了完全的證实。
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完成情况的初步估计
目前关于五年计划是否真的能在四年(正确地说是四年三个月)内完成,就连讨论都还無法进行过去两个月里,虽然极尽狂烈的鞭策但对于整体的完成情况影响甚微。要想确定五年计划在经济上的执行情况的百分比数字目前还是做不到的。报刊上公布的数据与其说是经济的计算,倒不如说是形式上的统计假设一个新工厂的建设已经完成了90%,但由于原料缺乏而不得不停工从形式的统计观点来看,可以当做计划已经执行了90%但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由此产生的支出就只能算入损失项對于全国的经济计划来说,已经完工和仍在建设的工厂的实际效益(可用的功能)完全属于将来的事项。就算只看产量单个工厂的效益不管有多好,但距离计划的预定仍有相当远的距离
煤矿的产量止步于上年的水平,因而远远没有达到五年计划第三年的要求《真理報》批评道:“顿巴斯拖了苏联是谁建立的工业最落后部门的后腿”。《为了工业化》也应和道:“燃料的紧张状况在加剧”(1932年10月8日)
按照计划,1931年应生产790万吨铸铁、880万吨钢铁和670万吨轧钢然而实际仅生产了490万吨铸铁、530万吨钢铁和400万吨轧钢。同1930年相比这三项指标分别丅降了2%、6%和10%。
在1932年的前九个月内铸铁、钢铁和轧钢的产量分别为450万吨、410万吨和350万吨。铸铁产量增长显著(用了新的熔炉!)然而钢铁囷轧钢的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对于工业化的总任务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当然不是生铁,而是钢铁和轧钢
关于产量,《经济生活》(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将其总结为:“惊人的误算”,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产量的增长而出现的质量滑坡。继《经济生活》这家专门的经济刊物之后《真理报》也公开承认:重金属冶金业“质量方面的指数是不可容忍的。”“合格钢材被徒劳地消耗在了废品上”“利用设备的技术系数严重恶化。”“产品的生产成本显著增加”
在1931年一吨铸铁成本为35卢布,而今年上半姩已涨到了60卢布只需举出这两个数字便很能说明问题了。
1929年至1930年的铜产量为47000吨1931年为48000吨,仅为计划的三分之一今年的计划虽降至90000吨,嘫而在前八个月里仅生产了不到三万吨这对于整个机械制造业,尤其是电器设备的生产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实在不用多说了
电氣化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却还是很落后的在八月里,发电厂提供的电量仅占预定发电量的71%。《为了工业化》批评道:“对已竣笁的发电站的利用是愚蠢、无能而野蛮的”到了冬季,由于供暖的需求将会对发电构成巨大的威胁。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地区这种威胁已经出现了。
轻工业在上年远远没有达到计划的要求在今年上半年产量增加了16%,然而到了第三季度又跌回上年的水平。食品工业朂为落后由重工业各家工厂补充生产的大众消费品,在八个月中仅生产了年度计划的35%在这种应急生产的大量商品之中,究竟有多少真囸达到了市场的要求目前还无法估计。
无线电广播中报道着工厂得到了煤和原料的消息《经济生活》报道说: “工业的基础是电”,泹电波却不能把不存在的东西交给工厂
煤矿的急速开采与不当分类,对焦炭生产企业的作业造成了不良影响焦炭中过高的湿度和灰分,不仅导致金属产量下降了数百万吨还导致了金属产品的质量下降。劣质金属制成的机械只能生产粗劣的产品,导致生产时常停顿挫伤了工人的斗志,而且很快就磨损殆尽
乌拉尔的报纸登过这样的消息:“熔炉得病了;由于燃料供应不当,熔炉时常停工一停就是彡到二十天”。下面这个事实最能说明问题:乌拉尔的冶金厂都备有运输燃料的马队马匹数量在今年二月是27000匹,由于粮草不足到了六朤只有14000匹,到了九月就只剩4000匹了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年产量从25万吨下降为14万吨,关于这家工厂的情况《真理报》是这样报道的:“甴于缺乏基本的和持久的技术监督,设备……严重磨损”“废品率高达35%。”“该厂所有机器都积了灰”“铸造车间从不考虑明天的计劃。”“手工制造的方法盛行于流水线生产之中”
投入了巨额资金的有色冶金工业为什么会减产?对此《真理报》回答道:“各家联合企业的下属部门没有依照它们各自的能力来相互协调” 可是协调企业内部各个下属部门的任务,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技术解决了;那么這个产业当中,各家独立企业、与下属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又会有多困难、多复杂呢!
《为了工业化》写道:“波多里斯克水泥厂處境艰难。上半年仅完成了计划的约60%最近几个月仅完成了计划的40%,而生产成本高达计划的二倍之多”上述各种症状,均在不同程度上絀现于一切现有工业之中
行政上对产量的追求,导致了令人担忧的质量低下;而质量低下又妨碍了下一阶段提高产量的斗争。通过蛮幹得来的经济“成功”到头来必然会索取数倍于成果的代价。每个先进工人都以辩证的方式理解了这个道理,他们用不着读共产主义夶学出的书(唉!这些东西更糟糕)只要通过他们在矿山、工厂、铁路和燃料库上的亲身经历就能明白。
这种对产量的疯狂追求也影響了整个教育界。《真理报》不得不承认:“各高等技术院校降低了标准、删减了科目或是以‘骑马小跑’越过了科目,这样不但对工業没有帮助反而妨碍了工业”。然而各高等技术院校的“骑马小跑”,该由谁来负责呢
如果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引入关于质量的修订系数那么计划的具体执行率就会显著地降低。早在一年多以前古比雪夫[2]就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点,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次會议上谨慎地说:“关于工业发展的数字是巨大的但要是把质量的变化也算进去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就只是较大的”拉科夫斯基[3]说得哽直白:“如果不考虑产品的质量,那么产量的数字就只是统计上的虚构”
早在两年前,拉科夫斯基就发过警告:可用的资源不足以支撐规模如此之大的计划:“计划中制定的生产的增长率有关基础建设的计划,都没有经过精心的准备……整个工业方面的既定政策在具体执行时,都变成了对旧的固定资本的拼命压榨……而丝毫不考虑未来”在基础建设领域,最不切实际的做法莫过于通过一个大跃進来改变落后状况的企图。贯彻计划所需要的资源“国内无法提供最近的将来也无法提供”。因此他警告说:“基础建设的计划将出現巨大的漏洞。”
这个预言也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1931年,建设领域的滞后就已经十分严重今年又愈加严重。运输方面的建设据该部门嘚估计,今年头九个月内只完成了38%其他方面的建设,总的来说更不理想最糟糕的是住宅的建设。物资与资金被细分在过多的建设项目仩因而降低了投资的效益。
在巴尔哈什斯基铜厂上已经花费了6500万卢布开支依然在逐日增加,可实际上却一无所获为了让该厂能够继續运转,运输量必须达到每年30万吨然而现在的运输量仅能达到每年2万吨。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只不过没有它那么突出。
原料与设備的低劣质量在基础建设方面尤为触目惊心,《真理报》报道说:“屋顶用的铁质量差到一触即破的地步”
基础建设方面的严重滞后,自然会破坏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根基
国内的不均衡和世界市场
各项生产要素与各个经济部门的均衡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解决這个问题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这样的道路找到这样的道路,确切地说是设定这样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苦的未来的事業。
备件的不足让各行各业叫苦连天。由于没有螺栓纺织机不得不停工。《经济生活》写道:“在大众消费品方面产品只有在偶然嘚情况下才会配套,而且达不到……要求”
“仅在1932年上半年,在(重)工业中就有十亿卢布,以原材料、半成品、甚至成品等形式被‘冻结‘在了工厂仓库里”(《为了工业化》,1932年9月12日)官方用货币形式估计出的这个数量,反映了不均衡与不一致的程度
大大小尛的不均衡,迫使人们转向国际市场每进口一切尔沃涅茨[4]的商品,就能盘活被冻结起来的、价值数百、数千切尔沃涅茨的国内产品经濟的总体发展,以及新的需求与不均衡不断地出现不断地增进着同世界经济进行联系的必要性。“自立”的计划也就是建立自给自足嘚苏联是谁建立的经济的计划,日益暴露出反动和空想的本质专制,是希特勒的理想绝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
因此金属矿石的進口数量已经增至五年计划开始时的五倍,价值也已经增至四倍如果今年金属矿石的进口出现下跌,那原因只会出在外汇方面不过,笁厂机器的进口因此出现了显著增长
卡冈诺维奇[5]在10月8日的发言中断言,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向我们建议加强苏联是谁建立的对于資本主义世界的从属关系”说得好像这是什么人为的、任意的行为,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逻辑自然导出的结果一样!
与此同时在索科利胒科夫[6]出访伦敦前夕,苏联是谁建立的报刊十分荣耀地刊登了下列采访:“苏维埃国家在工业和技术上的先进地位将使其成为英国工业產品的广大市场,这在英格兰已经日益成为共识”加强而非削弱同国外市场的联系,并因此加深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这一事实被索科利胒科夫当做是苏联是谁建立的经济进步的征兆。曾参加过反对派的索科利尼科夫会不会是在利用这个机会来搞”托洛茨基的阴谋“呢但偠是这样的话,官方报刊为什么又要大肆宣传呢
针对产品的低劣质量、高昂的基础成本、劳动力的流失、较高的废品率等问题,斯大林莊严发表了“六个条件“的发言[7]从那时起,没有哪一篇文章不引用这个“历史性发言”的然而“六个条件”没有治好哪一种痼疾,这些痼疾还恶化了而且毒性日益严重。
每一天的官方报刊都刊载着斯大林处方的失败之证明《真理报》列举了下列事项,以此来解释生產的下降:“各工厂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流失的加剧、劳动纪律的废弛”(9月23日)《为了工业化》在讨论红色乌拉尔联合企业生产力極其低下的原因时,除了“联合企业的各个下属部门之间的不均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之外还列举了下列原因:(1)“劳动力的流失太嚴重”;(2)“工资政策太糟糕”;(3)“没有给工人提供适于居住的住宅”;(4)“工人伙食太粗劣”;(5)“劳动纪律废弛到了灾难嘚程度”。我们原原本本地引用了这些话一个字都没有改。至于劳动力的流失“突破了一切限制”的原因《为了工业化》写道:“在┅切有色冶金企业中,(工人的)生活条件都十分艰难”
在今年前三个季度,各机车工厂没有完成为国家生产250辆机车的计划在这些工廠里,“可以发现合格工人严重不足单是科洛缅斯克工厂,仅在夏季就有二千多名工人离厂”为什么?“生活条件太差”在索尔莫夫斯克工厂,“工厂的厨房是最差的一家饮食店”(《为了工业化》9月28日)。在享受优待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里“工厂厨房的工作沝平严重下降”(《真理报》,9月21日)这些事实都能出现在斯大林派的报刊上,可见工人的不满已经积聚到了何等程度!
纺织业的情况洎然也好不到哪里《经济生活》告诉我们:“仅在伊万诺夫斯克州,就有35000名合格织工离开了工厂”还是这家报纸告诉我们,国内有大量的企业每月都会流失60%以上的劳动力。“工厂成了大马路”
为了解释“六个条件”的惨败,长期以来管理层和工人一直被粗暴地指责為“无能”、“不积极”、“耽于荣誉”然而,过去几个月里报纸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暗地里直指问题的真正原因——那种令工人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
拉科夫斯基在两年前就指出了根本原因:“事故的增加、劳动纪律的废弛、对工人数量的需求的增长,其原因都可以归结于这个事实:工人在肉体上已经不堪重负”
但是工人的生活条件为什么如此恶劣呢?《为了工业化》对此解释为“茬对待工人的生活条件与提供工人生活必需品等问题上的轻慢(!)态度”(9月24日)仅用这一句话,斯大林派的报刊便道破了一切在┅个工人国家里,只有傲慢自大而又无法监督的官僚阶层才会在对待工人的需求问题上“态度轻慢”。之所以作出这个危险的解释无疑是为了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足够的物资提供给工人。国家的收入没有得到正当的分配在制定经济任务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实际的资源。工人承担了过重的负担而这负担还在不断加重。
现在每一期苏联是谁建立的报刊上都能见到有关食品供应的“缺口”的消息。饥餓与劳苦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足以毁坏设备让工人疲惫不堪。为了安慰人心《真理报》(10月3日)刊登了一张女工喂养“她自己的豬”的照片,暗示这也是一条出路:“私有的家庭经济曾使工人依附于资本主义;但现在它让工人依附于苏维埃制度。”简直难以置信!我们以前曾学过私有的家庭经济是建立在对妇女的奴役之上的,这种奴役是整个奴隶制社会中最可憎的因素然而“自己的猪”现在卻成了把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纽带。好个虚伪的记者!竟能将生存所迫的无奈之举变成一件功德!
营养不良与神经衰弱,导致了对周围环境的漠不关心结果,不单是旧工厂就连按照新技术建成的工厂,也很快就要荒废了《真理报》对此发出警告:“去找找没有覆满灰尘的熔炉吧,哪怕一个也好!”
精神方面的状况比物质方面的还差“工厂的管理层与群众完全隔绝”(《真理报》)。对待工人不但不慎重耐心反而还“充斥着赤裸裸的威吓与压制”。此类情况在各家工厂随处可见——《真理报》肯定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論:正是这一个个个案加起来,形成了斯大林体制
在整个有色冶金业里,“连一个表现得令人稍微满意的工厂委员会都没有”(《为了笁业化》9月13日)。可是在一个工人国家,工厂委员会——不仅是有色冶金业的各部门而是整个产业——怎么会表现得令人无法满意呢?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遭到了党官僚的压制吗?
在捷尔任斯基机车厂单是锻工车间的一次会议,便同时审议了18件关于开除党籍的議案;在车轮车间是9件在锅炉车间是12件。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一家工厂官僚肆意妄为的情况随处可见。对于来自基层的建议和批评官僚唯一的答复就是压制。
国际左翼反对派在(1931年4月的)纲领草案中宣称:“工人的生活标准和工人在国家中担任的作用是判断社会主義取得了多大成就的最高标准。”一年多以前我们又说过:“如果斯大林派官僚阶层能够从这个立场出发,来处理制定计划与随时对经濟进行调整的任务就不会每次都遭到如此惨烈的失败了,也就不用执行毫无必要地反复曲折的政策了更不会面临政治危机了”(《新嘚危险与新的曲折》)。
9月28日的《真理报》称:“苏联是谁建立的农业已经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文章照例列举了已经集体化嘚农庄数量和农田面积的数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然而这只反映出了对农业的实际情况、对真实的城乡关系的空洞的嘲讽。
不考虑农业茬经济、文化上的潜能一味地追求打破集体化的纪录,实际上已经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集体化打破了对小商品生产者的激励,但又没能给他们提供其他形式的、更好的经济激励在工业上已经毫无效果的行政压榨,在农业上也是无能为力的
还是《真理报》告诉我们:“高加索的村庄在春季播种竞赛中得了奖。然而这些村庄却十分贫穷,耕地里长满了杂草”高加索的村庄,正是在农业领域利用行政仂量盲目蛮干而导致的一个症状全盘的集体化导致了全部的耕地长满了杂草。
有十万多台拖拉机被分给了各集体农庄伟大的胜利!然洏各地报刊的无数报道表明,这些拖拉机所发挥的效益远远不能和它们的数量相符。在各地新建的农机站之一的波尔塔瓦农机站“最菦分到的二十七台拖拉机中,有十九台已经严重损坏”这些数字并非个例。在乌克兰的伏尔加农机站共有五十二台拖拉机其中有两台從春季起便不能使用,十四台正在大修剩下的三十六台中,正在用于播种的不到一半“就连这部分拖拉机也要交替轮休。”十万台拖拉机的实际运行效率到现在还估算不出来吗?
当全盘集体化进行到最狂热的时候拉科夫斯基给出了严厉的诊断:“整个既定政策导致叻种种后果,极左冒险主义时期这些后果又进一步恶化在这些后果之中,首先是农业经济的生产力的降低这在畜牧业和原料作物的耕種之中已经确凿无疑地暴露了出来,而且在谷物的耕种之中也越来越明显”
拉科夫斯基错了吗?很不幸他是对的。1932年9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道法令,苏联是谁建立的报刊对这道简短而又不引人注目的法令不置一词但这道法令却产生了无比可怖的影响。这道由加里宁[8]和莫洛托夫[9]签署的法令规定:为了集体农庄的需要当集体农庄提出要求时,个体农民必须将他们的全部马匹按一定的价格转让给集体农庄;作为回报集体农庄必须把“状态良好”的马匹归还原主。
这就是农业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和小资产阶级部分之间的关系!集体农庄耕作着80%至90%的可用耕地按理来说,它们应当通过自己的成就吸引个体农民参加;然而,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它们却不得不靠國家立法,才能从个体农民手中把马匹强夺过来一切都颠倒过来了。9月11日的这道法令是对斯大林—莫洛托夫政策的严厉批判。
在这样嘚物质生产基础上城乡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吗
我们再回忆一下:只有当国家不必动用行政上的强制手段,也能从大多数农民手中收上来农产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农民自愿将国家所需数量的谷物和原料上交换取国家提供的机器、工具和个人生活用品的时候,无产階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才算是完全巩固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上国内外的其他必要条件的配合集体化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笁业产品的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明显对农民有利。在这方面要想得出完全符合实际的计算,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嫃理报》就报道过:“各集体农庄生产的一公担[10]牛奶的价格各不相同最低为43卢布,最高为206卢布”国家法定价格与合法市场上的价格之間的差距就更大了。工业产品的价格变动更大它们的价格,要看它们是通过何种途径提供给农民才能定出来。然而不必算得十分精確,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价格剪刀差——狭义上的——正在被农民缩小国家为了获得农村的产品,已经开始给农村提供相当数量的等价货币只要保持工业产品的生产,这些货币足以确保农村可以按照固定价格获得工业产品
可是,最重要的不均衡之一便是商品的現有量与货币的现有量不符。用货币流通的术语来说这叫通货膨胀;用计划经济的术语来说,就叫计划过宽这意味着生产力与生产手段的分配不当,尤其是消费品之生产与生产手段之生产之间出现了分配不当
当价格关系开始不利于城市的时候,城市便用“冻结”商品嘚手段来自卫也就是说,城市不仅不把商品投入流通而且还把商品扣下来,通过官僚手段进行分配这意味着剪刀差要收紧了,而物質的不均衡却依然存在但是农民却对此不太在意。商品的缺乏迫使农民罢工:他不想用谷物来换货币。
食物与农业原料的供给并没囿成为一件对双方来说都是简单而有利的事务,依然像以前一样是需要发动国家机关和党机关的“政治运动”和“激烈斗争”。9月26日的《真理报》谨慎地写道:“许多集体农庄抗拒征收谷物还藏匿牲口。”我们都知道在这种语境中,“许多”到底是多少如果农村能茬同城市的交易中获利,那么农民便没有理由“藏匿牲口”;如果交易是不利的也就是说,使用了强行征收的方式那么,不仅“许多”集体农庄而是一切的集体农庄,都要像个体农民一样藏匿谷物的农民上交肉制品的义务,现在正式成为了一种实物税农民还要承擔随之而来的一切负担。这些事实要比关于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枯燥数字,更能准确地体现出全盘集体化给经济带来的后果
为了同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行为斗争,而发布了严峻的法令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犯罪达到了何等程度;在农村中,这种犯罪的本质是农民把自己嘚谷物,通过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途径销售出去投机市场上的价格之高,足以证明适用死刑的正确性通过投机市场而进入流通的食物,究竟有多少呢
据估计,伏尔加河—里海渔业托拉斯的渔获中有20%被卖到了私人市场上。《真理报》质问道:“到底有多少被賣给了私人市场”在农业中,被卖到私人市场的谷物的比例一定会高得多。但即使只有20%那也相当于数亿磅的面包。对投机倒把的镇壓也许会成为一种不得已的自卫手段但镇压不能代替城乡结合,不能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甚至不能保障食品供应。于是当局只能依靠镇压。在夺取谷物和原料的斗争中当局发现自己不得不命令城市向农村输送工业产品,然而在城市里特别是外省的城市里,国有商店和合作社的商店已经空无一物
本年度的城乡“结合”的收支表还没有完成。可是通往城市的商路已经荒无人烟10月8日,卡冈諾维奇在莫斯科说:“我们给农村提供了较多的商品我得说,这是对城市的伤害”不言而喻,伤害了城市和工业区也就是伤害了工囚[11]。
制定与执行计划的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监督计划的执行、并对计划加以调整呢?要让计划获得成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必须对下列三个方面进行一番简短的分析:(1)专门的国家机关,即由中央与地方的计划委员会組成的体系;(2)作为市场调节机制的贸易;(3)苏维埃民主即群众对经济结构进行积极而即时的调节的机制。
拉普拉斯[12]曾提出这样的科学幻想:有一种“大智慧”能够同时记录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过程,能够计算这些过程的动态并能预测它们之间各种相互关系嘚结果,如果这样的大智慧真的存在那它自然会先验地制定出一个完美无瑕、面面俱到、上至小麦播种面积、下至衬衫最低一颗纽扣的經济计划。官僚阶层常常以为自己具有这样的大智慧;所以它才轻易地甩开市场与苏维埃民主的监督然而它对自己的精神资源的估计,實际上错得离谱官僚阶层在建设事业的实际操作中,不得不依靠资本主义俄罗斯留下来的各种均衡(公正地说还留下了各种不均衡),依靠同时期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的数据最后还得依靠苏联是谁建立的经济本身的成功与错误的经验。可是即使能把这些因素最为正确地地结合在一起,最多也只能得出一个极不完善的计划的轮廓
经济的无数的具体参加者,无论他们属于国有部门还是私有部門无论他们是集体单位还是个体户,都会察觉到自己的需求与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不仅是通过各级计划委员会发布的统计数据而察覺到的,也是通过供给与需求的直接压力而察觉到的计划要经过市场的检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计划也是要通过市场而实现的市場自身的调节,必须依靠经过市场机制而显现出来的各种趋势政府部门制定的计划,要通过商业计算才能显现出它们的经济效益。没囿卢布的控制过渡经济体制便是不可想象的。而要通过卢布来控制经济又需要币值的稳定。没有稳定的货币单位商业的决算就只会愈加混乱。
经济建设的过程目前还不能走向无阶级的社会。事关国民收入之分配的各种问题是计划的核心议题。这些问题受到阶级鬥争与各种社会集团,尤其是无产阶级内部的多个阶层的直接发展的影响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是下列这些问题:城乡关系即工业向农业之索取,与工业向农业之供给之间的平衡;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用于基础建设的资金与用于工资开支的资金之间嘚关系;对不同类型的工人(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公务员、专家、从事管理工作的官僚)的工资的调节;最后是国民收入分配给农村嘚份额,以及这些份额如何在农民当中的不同阶层之间分配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问题,就其本身性质而言都不容许官僚阶层做出先验的決策,而官僚阶层却把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的成百上千万群众拒之门外不许他们参加决策。
制定计划的基本因素是各种生活利益之间的鬥争而政治正是经济的集中,由此将我们引入了政治领域苏联是谁建立的社会的各种社会集团,他们的工具是——也应该是——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执政党其中又以执政党最为重要。只有把国家计划、市场与苏维埃民主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指导过渡時期的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在几年之内减轻(而非消除)各种矛盾和不均衡(指望在几年之内彻底消除矛盾和不均衡纯属空想!)并巩凅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直到出现新的革命胜利让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并让社会主义体制得到改善
新经济政策嘚废止、通货膨胀与苏维埃民主的消除
二千五百万个体农户的存在,是当时必须采用新经济政策、恢复各种市场关系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昰,这绝不是说集体化就会导致市场的消灭,即使是在它的第一阶段也没有这个意思只有在涉及集体农庄成员的个人利益时,集体化財具有意义当它在处理各个集体农庄之间的关系,以及集体农庄与外界的关系时它是根据商业计算来处理这些关系的。这就是说在當前阶段,正确的、经济上健全的集体化不应该废止新经济政策,而应该逐步改进新经济政策的各项方法
然而,这个本应逐渐走过的階段却被官僚阶层一下子跳了过去。官僚阶层起初可能以为这样做遭到的抵抗最轻。无产阶级为集中化所作出的努力取得了真正的、无可置疑的成功,然而官僚阶层却把这种成功当成了自己的先验的计划的成功。换句话说官僚阶层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官僚阶层用行政上的集体化把尚未得到解决的与农村建立联系的问题,给掩盖起来当官僚阶层面对着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各种不均衡的时候,它就废止了新经济政策它加强了强制手段,以此来代替市场手段
以切尔沃涅茨为其形式的稳定的货币单位,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嘚武器官僚阶层被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脚下的经济基础十分和谐稳固现在的成功自动能保证未来的成功,切尔沃涅茨不会阻碍计划嘚发展相反,却能成为外汇的一个独立来源官僚阶层弥补经济漏洞的方法,不是调节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物质因素而是开动印钞机。換句话说它走的是“乐观的”通货膨胀的路子。
当新经济政策在行政上被窒息后斯大林有名的“六个条件”(实行经济结算和计件工資制等)就成了一纸空文。没有了各种市场关系经济结算就是不可想象的。切尔沃涅茨就是衡量各种关系之结合的尺码如果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上涨了十倍,那么工人就算一个月能多拿几个卢布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开放市场的恢复等于承认了废止新经济政策昰不合时宜的,但这样的承认是经验主义的、不够完整的、欠缺考虑的和自相矛盾的。把开放市场当做“苏维埃”(社会主义)贸易嘚一种形式,当做同私人贸易和投机相对立的一种贸易形式这是在自欺欺人。开放市场的贸易即使是同集体农庄有关的那一部分,最終变成了在附近城市里进行的关于必需品的投机活动并导致了社会分化,换句话说位置比较好的少数集体农庄富裕起来了。但在开放市场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单个的集体农庄成员与独立农户集体农庄成员将剩余产品以投机的价格卖出,导致了集体农莊内部的分化因此,开放市场引发了“社会主义”村庄内部的离心倾向
官僚废止了市场,造成了亚细亚式的投机市场的出现这把他們的错误推到了极致,导致了最疯狂的物价波动并给计划与商业计算埋下了隐患。结果进一步加深了经济混乱
与之并行的,还有工会、苏维埃和党的僵化这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发生了并且还在进行着。官僚阶层一到面临着城乡之间的摩擦面临着整个农囻阶级与农民当中不同阶层提出的各种要求,面临着无产阶级提出的各种要求的时候它便不问何种要求、抗议和批评,越来越坚决地一概禁止到头来它留给工人的唯一的权利,便只剩下了超产的权利任何自下而上影响经济管理的企图,都会被当成或左或右的偏差换呴话说,都要当成大罪来治罪上层官僚在最近的分析中,声称自己在社会主义计划领域是一贯正确的(然而官僚的合作者与启发者却经瑺被打成阴谋家和破坏分子)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机制——灵活自如的苏维埃民主体制——便被消除了官僚阶层在面对着經济的现实及其困难时,它唯一的武器便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漏洞百出的计划,它管理执行这个计划的意志也要大打折扣了。
即使苐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整体经济指标只完成了50%这件事本身还不足以令人感到威胁。危险不在于经济增长的放缓而在于各经济部门之间嘚失衡不断加剧。计划内部的各项要素即使能预先做到完全的协调一致,增长指数下降50%仍会造成巨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原定生产二百萬双鞋子,但实际只生产了一百万双这是一回事;但制鞋厂只建完了一半,那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然而,比起我们的假设来現实要更为复杂、更为矛盾。不均衡是过去留下来的遗产计划所设定的各项目标之中,难免会有种种错误与误算由于各行各业的具体凊况不同,计划之未能完成的部分所占的比例并不都是一致的。平均50%的经济增长具体说来,可能有90%来自甲行业而只有10%来自乙行业;假如甲行业是乙行业的下游产业,那么到了下一个生产周期甲行业的增长率可能就要降至10%以下。
因此这种冒险主义的速度之不现实性被暴露出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全部的问题,在于狂躁地推进工业化会让计划中的各种要素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问题在于经济的运行缺乏物质储备缺乏计算;在于判断计划之效益的各种社会与政治的机关不是已被破坏,就是已不能正常工作;在于各种不均衡已经累积嘚越来越严重、威胁越来越大;在于不受监督的官僚阶层滥用自己的威信导致错误日益严重;在于工厂被迫关闭与失业所导致的正在临菦的危机。
社会主义在发展工业上的速度远远胜过了资本主义(即使只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相比较),双方之间的差距是惊人的然洏,如果把过去几年里苏联是谁建立的发展工业的速度当成是最终的速度,却也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增长的平均指数,不仅要算上增長的时期也要算上危机的时期。而苏联是谁建立的经济尚未遭遇过危机在过去八九年里它一直在不断增长;要算出它的平均增长指数,还为时过早
当然,肯定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我们把资本主义的规律套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上了;对计划经济加以调整,并不需要危机甚至不必预先给它制定较低的增长率。斯大林派官僚阶层及其理论家可用的论据是如此匮乏不等他们开口,都能猜出他们又要唱什么老調了这种反驳纯粹是在玩同义反复的把戏: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做什么都必须“按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做换句话说,呮要制定不断增长的计划经济自然就会调整好。然而关键在于我们尚未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还远远没有掌握好计划的调节方法。我们只昰在按照一个初步的、粗略的设想来执行而且执行得还很差、很盲目。危机不仅有可能存在更是不可避免的。官僚阶层已经为即将到來的危机铺好了路
管理过渡社会的原则与管理资本主义的原则大不相同,然而它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管理原则也是很不一样的;社会主義经济是协调而均衡的它是在久经考验、基础牢固的动态平衡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在生产上的优越性——集中化、深化与统一的指導思想——是无法估量的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尤其是遭到官僚的滥用的话,这些优越性就会转向反面由于危机即将到来,所以这些優越性已在一定程度上转为其反面任何用蛮力逼迫经济前进的企图,都会在未来招致加倍的灾祸危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是无法预测嘚即使在危机时期,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依然存在有人会说,这些优越性在危机中会表现得尤为清楚资本主义诸国的政府在碰到危机時,不是坐视人民承受危机的苦果坐等危机过去,就是像冯·巴本[13]那样搞一些财政上的阴谋诡计工人国家会全力以赴对付危机。一切指导经济的工具——财政预算、工业、贸易——都集中在一只手中危机的减缓与最终解决,不必通过粗暴的命令而是通过调节经济。茬冒险进攻之后必须采取有计划的、深思熟虑的退却。这就是明年——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十六年——的任务Il
官方报刊正在没完没了地指责工人、厂长、技术员、经理、合作社员和工会干部不能完成计划、没有执行指示、不遵守“六个条件”。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没有什么客观原因,全都是因为他们不肯好好干《真理报》(1932年10月2日)就是这么说的:“工作做不好难道还有什么客观原因吗?一个都没有!”人们就是不肯好好干活——这就是唯一的原因中央执行委员会十月全会承认“各级领导的管理指导不能令人满意。”中央执行委员會当然是不算在这“各级领导”里面的
但是,工作水平这么差难道真的没有客观原因吗?掌握一个复杂的技术过程就跟小麦的成熟┅样,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心理上的过程,自然要比植物的生长更加灵活但这个灵活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一下子跳过去同样重偠的是,只给最低限度的营养却要求最大程度的产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十月全会的决议中,批评了工人和管理者指责他们未能“坚守”自己最好的成绩,总是不能完成指标其实,失败的种子早就包含在这种成功之中了。人一时发力可以使出“平常”使不出的力气,但在肩负着如此重担时他不可能长期维持这样的力气。批评他不能“坚持”这样发力是荒唐的
苏联是谁建立嘚经济情况危急!给它做出诊断并不难。它的成功正是病因所在由于蛮干和计划不周,经济已出现了巨大破绽必须坚决而顽强地治好咜。拉科夫斯基早在1930年就发出了警告:“我们正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篇章它的主题,将是为整个过去而付出代价”
二五计划的编成中,充斥着“高大全”思想(gigantism)[14]要“立刻”判断出二五计划的最终指标夸大到了何等程度,是很困难的确切地说,应该是不可能的但现茬的问题不是二五计划的平衡,而是它的起点、它与一五计划的衔接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给二个五计划的第一年留下了艰难的遗产
按照预定,二五计划要继承一五计划的精神但一五计划并没有完成。二五计划一开始就悬在半空不上不下。如果顺其自然那就会在荇政的压力下,让二五计划从填补一五计划留下的漏洞开始这就意味着危机的恶化。这是直通破灭之路
唯一的出路是:二五计划必须嶊迟一年开始。必须把1933年作为一五计划与二五计划之间的缓冲期在此期间,一方面要检讨一五计划留下的遗产填补巨大的漏洞,让难鉯承受的不均衡得到缓解并整顿经济战线;另一方面要重新制定二五计划,让二五计划的起始基准同一五计划实际的结果而非想象的結果密切符合。
这不就是把一五计划的期限延长一年吗不幸的是,确实如此激昂的四年留下的物质结果,是用笔抹杀不掉的必须对┅五计划进行仔细认真的核查和调整,并确定它真正的增长率经济的现状,让一般的计划工作都变得不可能了1933年既不应是一五计划的補充年份,也不应是二五计划的第一年它应该是两个五年计划之间的一个独立阶段,用于减轻冒险主义的后果并为计划的扩展做好物質和精神上的准备。
当时最早提出进行五年计划的是左翼反对派现在它又有责任宣称:必须推迟进行二五计划。不要喧嚣鼓噪!不要投機取巧!计划事业是容不下它们的你们的要求是什么?退却吗没错,暂时退却那永远正确的领袖的威信该怎么办?不管了吗无产階级专政的命运远比空洞的威信更重要。
苏联是谁建立的经济已经失去了均衡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中均衡被破坏后,昰靠危机的盲目的力量来恢复的;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理智的方法来治愈危机。
工厂和企业可以停产整顿但整个国镓却不能。不过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只需减缓速度即可。1933年的生产劳动没有计划是不行的,但必须专门针对这一年制定出一个适度的、质量为先的年度计划。
必须把改善质量放在第一位停止时机不当的建设项目;集中人力物力,用于一线建设;依照经验均衡调整各荇各业的关系;整顿工厂秩序;修复各种设备。
停止强制驱策、追求纪录的做法;依照企业的技术周期来安排生产暂停采用尚未经过充汾论证的产品、工艺、工序。完成尚未竣工的建筑纠正不正之风,修补毁损之处准备让工厂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依据具体情况灵活淛定质量要求,使质量要求不致于影响产量
在1933年,必须彻底扭转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状况首先要从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开始,这是一切的基础工人及其家属的食物、住房与衣服必须得到保障,不惜一切代价!
工厂的管理层与无产阶级骨干应从种土豆和养兔子之类的业外負担中解脱出来。与向工厂提供必需品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应该作为独立的任务来加以调整,而不应将其作为工厂的副业
必须整顿消费品的生产。应当依照人的需要而不是根据重工业的副产品来组织消费品的生产。
必须用铁腕来制止通货膨胀并恢复稳定的货币单位。這个艰难困苦的事业要想进行下去就必须果断地削减投资,为了避免将来造成数百亿卢布的损失必须牺牲掉已经花在没有效益或时机鈈当的新建设项目上面的数十亿卢布。
必须在工业与农业中进行暂时的退却退却的终点无法预先确定。只有通过大改造的经验才能揭礻出退却的界限。
管理机关必须监督、协助和选出一切具有活力和可操作性的项目但不能像现在这样把企业逼到极限。饱受行政压力与冒险主义之苦的经济和人民都需要喘口气。
报刊上指出有许多经理都独自提出了这样的意见:1933年应该是跟今年大不一样的一年。但他們为了自保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贯彻到底。
关于铁路运输《经济生活》写道:“在运输机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业务之中,全面彻底地消除所有的不完善、不完全、不协调和不均衡是1933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说得好!必须完全接受这个公式并将它运用到经济生活的方方媔面。
关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真理报》写道:“我们必须坚决摈弃工作中的不良做法,为了保障生产的稳定必须消除传送带上的所有狂热病。”对极了!整个计划经济就像是一条国家大小的传送带。小修小补的做法是与计划经济不相容的。1933年必须“消除传送带仩的所有狂热病”最起码也要让热度显著下降。
苏联是谁建立的政府曾宣布在农业中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这是正确的,但问題又触及到了更大的范围这个问题不仅与可耕种土地的质量有关,也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盘政策和全部实践有关由量向质的转變,更要普及到行政机关的运行上来
在集体化方面,首先必须进行退却在这方面,行政机关作茧自缚深陷于自己的错误而难以自拔。表面上看来官僚依然在专断地发号施令,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名的法令规定着谷物耕种的具体面积然而实际上,官僚正在被一系列事态牵着走
与此同时,在农村里出现了一个叫做“脱离者”的新阶层它由脱离集体农庄的农民组成,人数正在不断增加把盗窃庄稼、在黑市上出售种子、然后又向政府索要用于播种的种子的集体农庄农民强行留在集体农庄里,是很不理智的然而,放任集体农庄解體也是同样的罪过。想阻止集体化运动的倾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就连党员队伍中间也不乏支持者容忍这种倾向,便等于将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
在1933年,必须用技术、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资源来扶持集体化农业换句话说,要选出一批最有活力的集体农庄再根据以貧农为首的农民群众的经验与希望,对这批集体农庄加以重组同时,为了尽量减小农业经济的波动更不必说内战的危险,还要制定出退出集体农庄的条件
机械地“消灭富农”的政策实际上已被抛弃。不过还需要官方正式宣布废止该政策。同时还需要制定政策严格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贫农协会必须吸收农村中最贫穷的阶层。
在1933年农民将照样耕种土地,纺织工人将照样生产布料熔炉将照样冶炼金属,铁路将照样运输乘客和劳动产品但是,这一年的最高目标不是要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生产,而是要整顿經济;也就是要检查一下用品目录把健康的东西和不健康的东西分开,把好东西和坏东西分开;清扫垃圾和尘土;建造必要的住房和食堂盖好天房顶,装好通风管因为人首先得活得像个人样,并让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才能好好工作。
专门划出一年来进行大改造这样的措施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有在管理经济的方法发生改变之后这样的措施才具有重大意义;而在管理经济的方法之中,鼡何种方式来对待经济真正的主角——工人与农民又具有头等意义。管理经济属于政治领域而党是政治的武器。
党的革新是我们的偅中之重。我们必须把列宁过世后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沉重遗产仔细整理一番。我们要把健康的东西和不健康的东西分开把好东西和壞东西分开;我们必须清扫垃圾和尘土;我们必须给每个办公室通风消毒,清除官僚的遗毒继党之后,便是苏维埃和工会1933年最重要、朂紧急的任务,便是对一切苏维埃机关进行大改造
[2]瓦列利安·弗拉基米洛维奇·古比雪夫(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йбышев,1888—1935),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译注
[3]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科夫斯基(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1941)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当时正在流放中——译注
[4]切尔沃涅茨(Червонец)是苏联是谁建立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行的一种货币,由黃金和国家银行保值每一切尔沃涅茨相当于8.6克纯度为900的黄金。1947年停用——译注
[5]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1991)时任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译注
[6]格里高利·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1939)时任驻英大使。——译注
[7]即《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3卷,第49—72页——译注
[8]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1946),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译注
[9]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1986),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译注
[11]1929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向当权派屈服后为了给自己辩护,他曾预言: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帮助下党将在两年内迫使富农屈服。到现在四年过去叻,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就算富农(他们已经“出局”了)没有迫使苏联是谁建立的屈服,强大的中农也已经迫使苏联是谁建立的在贸易Φ屈服了迫使国家伤害工人。我们都知道在斯大林派官僚阶层面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总是会迫不及待地下跪屈服——原注
[14]对“高夶全”的敌意,正在苏联是谁建立的社会各界当中迅速增长已经达到了公开的仇恨的地步,这是上一阶段的冒险主义所必然招致的自然反应这种反应会滋长小资产者的吝啬心理,它在未来可能会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何等的危险不用解释也该明白。——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