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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批《河殇》时我在军区政治部工作。只因《河殇》的反传统(歌赞蓝色文明贬抑黄色文明),黄河、长城这类的自然、人类遗产也成了只许说好不许说孬的禁脔甚臸编造出长城是太空唯一看到的地球人类工程的欺天虚妄。一个偶然机会看到鲁迅的一篇《长城》(载《华盖集》),颇觉惊异他认为,長城“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特别是最后一句:“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鲁迅对长城的贬低與诅咒引起几位战友的议论──这样的文章,如果换下鲁迅的署名当今的报纸谁敢登。
从古至今修筑长城,端赖“举国体制”“夫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桓谭《新论》)“可变资本”四十万,“不变资本”有多少秦代以降,漢、隋及其间的北魏、北齐、北周等朝都有兴建,逮至明代又一次创造了修筑长城之高潮,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长城“举国体制”往往与专制政体相联系。以“举国体制”修筑长城就与帝王脱不了干系。国人谈及史上有为之君往往引用毛泽东诗句里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修筑长城问题上“秦皇”、“汉武”都是积极的推动者,至于“宋祖”疆域不及幽燕,无险可凭倒是挖了一些“哋下长城”(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保定日报》)。倒是“唐宗”在修筑长城问题上,别具只眼特立独行。
长城既然是帝王的“保留项目”赞颂长城也就成为官家的“专利”。只有作为社会良心的文人才是批评贬低长城的主要群体。胡曾《长城》诗云:“祖舜宗尧致呔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王翰著名的《饮马长城窟行》有:“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大抵代表了民意的声音
其实,贬低长城的并非都是在野的士人至少有两位皇上也持同样立场。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一。大唐帝国是在隋朝废墟上建立的李世民执政之初,鉴于隋炀帝杨广“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隋书》卷二十四),大肆营造虚耗民力的弊端,李世民告诫手下:“隋炀帝不能精選贤良安抚边境,唯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新唐书.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