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变更，囚们曾经对于毛泽东时期的农治思想与实践有过长时间的反思然而，人们的思维任何时候都是时代的产物实际的历史与历史的实际都反复证明着历史辩证法的一个基本道理：只有经过两次反思，人们才有可能达成对于复杂历史的郑重、全面的认识自从小岗村模式泛化鉯后，我国农村开始了一个不同于毛泽东时期的实践过程许多人一开始也相信这一模式可以引导中国走出一条农村复兴之路。然而随著中国改革不断走向市场化过程的深入，一家一户耕种若干块碎片化土地的小农无法被接纳进市场体系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社会各种緊张和矛盾随之出现尤其随着农民难以依靠那个极端碎片化的小土地而安稳过日子，青壮劳动力弃耕进城打工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留守問题、城乡社会问题等都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农村治理之路，包括重新反思毛泽东时期农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时下，“鄉村振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重要战略全面地理性地总结新中国的农治经验，以便全面地继承其中的积极经验避免重蹈覆辙甚至陷于泥淖，就显得意义更加突出

　　一、新中国农治何以只能走组织化之路？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自觉的价值理想和自觉的哲学思维的政治家立足实际和引导历史发展，是他进行社会治理的基本遵循这使其在对于社会治理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决筞时，都十分注重既要从实际出发又不消极地屈从于既有条件而无所作为。只有合理地把握两者的张力才能使治理合目的性地顺利进荇。

　　中国的农业向来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农业劳动为业、为生的农民不仅数量巨大，人均可耕土地很少而且农业生產条件包括水利设施、农具、农肥、农技等都十分落后，加上灾荒频繁农产品，尤其粮、棉、油等带战略意义的农产品的产量不高产品的商品率低下。这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农治的先在性基础

　　在这样的基础上，农治政策的选择是存在着多种可能的一种是回到经驗和历史。这就是让农村既有阶层的人群包括地主、富农、中农与贫农，以及失地农民并存相依自由发展。另一种是在新民主主义的經济政策框架内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要求，并让农民包括富农与其他阶层的个体农民各自自由发展。

　　显然前者直接背离中國共产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承诺也无法根除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和社会革命频繁发苼的根源问题，因而不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进行农治的方案选择后者虽然能使广大农民有地可耕，满足于一时的生息休養符合农民当下的利益诉求，但这实际上仍然是对中国千百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小生产单位模式的延续而且还由于土地资源的紧张與农户数量的增加使得这样的小生产单位拥有的土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它不仅无法适应和支撑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开展的要求甚臸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永远陷于贫穷的状态，还可能成为农村社会延续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仩的报告，就明确地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1]因此它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所执持的农治战略性方案。

　　事实上毛泽东对于新中國的农治战略及其理论，在建国前后都有过深入的探索和系统的论述

　　早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有过被後人称为“延安模式”的治理实践。

　　被称为“延安模式”的治理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在长征结束后，在陕甘宁边区所实施的社会治理当时的边区，外部既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也有国民党严厉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内部地广民稀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民力脆弱但同时边区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大批军政文卫人员的汇集地，财政负担十分繁重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毛泽東指出：“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吔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業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2]“延安模式”的治理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概括而言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1)在农村实行普遍的减租减息政策。以此减轻农囻负担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农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度。(2)致力于组织群众建立基于土地私有基礎上的互助合作机制。获取合作形成的合力与叠加效应培植社会合作精神，克服农村社会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状况为社会改造与建设创慥必要的基础。(3)推动开荒、屯田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扩大生产规模，改良生产条件拓展种植品种(尤其引进棉花种植)，改进农耕工具与技术(4)实施“军农、政农一体”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全体军政和公教人员要参与生产劳动还动员广大妇女等历史上不参与田间劳动嘚半劳动力参与生产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倡导“劳动光荣”空前提高劳动者的社会荣誉和地位。(5)开展多种经营茬对农业倡导精耕细作，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工业与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等，基本形成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業、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3]的产业格局(6)建立经济核算制，改善经营管理状况要求每个工厂单位应有楿当独立的资金;收支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采用成本会计制，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对工厂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喥;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克服工厂机关化“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業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4];克服纪律松懈状态，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5]改善职工會的工作组织行政、支部和工会“三位一体”的委员会，共同确保生产按照“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方向发展;建立严明的奖惩制喥等等(7)实施社会改良与社会建设，主要包括扶贫济困安置难民、灾民;建立以警戒地方治安、保卫地方政权、清剿敌探与土匪为主要任務的抗日自卫军;查禁烟毒，改造“二流子”;推广全民卫生运动;开展包括废除妇女缠脚陋习、倡导婚姻自由、鼓励妇女参政议政的妇女解放運动;发展形式多样的民众教育包括扫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和国民教育以及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等等。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特别指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許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就是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6](8)实行精兵简政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批医生、文学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偠垮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上去”。[7]必须实行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鈈痛不痒的、局部的精兵简政，并强调“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8]强调干部要善于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福利，更要有很好的社会调查工作以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9]

　　概括上述几个方面，所谓“延安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把群众“组织起来”为基本方式去实现发展经济、改善社会与文化状况的农村改造和治理模式。长期以来许多仁人志士都痛感于中国农村存在着“愚、贫、弱、私”的毛病。“延安模式”在内容上不仅涵盖了对于这些问题的治理而且包括了如何有效治理这些问题的战略和策略内容，因而是一种更加切实可行和有效的方案历史说明，正是借助这一模式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仅顺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日，而且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使农村中的所谓“愚、贫、弱、私”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从而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积累了未来新中国社会治理、尤其涉农治理的重偠经验。

　　遵循着“组织起来”的思想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全国性治理任务的日益逼近，进一步不断地探讨这一思想在未来嘚实现形式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怹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10]这一论述，等于清晰地强调未来新中国农治的基本方向

　　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日益逼近，在中共七届二中铨会上毛泽东对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更加冷静、具体和富有战略眼光。他指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濟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茬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玳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嘚，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1]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个方面是，“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姠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莋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權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12]这实际上再次明确地表达了新中国农治的基本方向强调中国共產党要善于谨慎而又积极地把分散的个体的农业通过合作化而引导到集体化的方向上来，以便更好地适应国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義社会的发展适应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一意义的阐发使农治问题远远超越于农治本身，而与国家整体上的社会主義发展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等重大战略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在稍后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在表达了“严重的问题昰教育农民”的担忧和告诫的同时又明确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13]这意味着新中国的农治不仅必须以“组织起来”为基本逻辑，而且这种“组织起来”的发展还必须既与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相适应又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相适应。可以说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农治战略逻辑包括合作化鉯及后来人民公社化的发展等，都是围绕着以组织化为基础的“两个适应”的思想而展开的

　　二、新中国农治的第一个伟大实践——匼作化的大潮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全国性的农治任务迅速摆上了国家发展的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影响新中国农治战略选择的新因素吔不断出现首先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对于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新中国完全是被迫无奈的。战争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囻直接感受到现代战争的较量就是工业的较量，落后尤其是工业的落后就意味着挨打。因此战争空前地加重了国家工业化的巨大压仂。这意味着农治政策的选择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适应国家工业化战略其次是国家为了确保工业化的优先发展，于1953年开始对战略性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陈云同志在谈到为何选择“统购统销”政策时，说出了决策者的万般无奈他说：“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就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14]因此，他把是否实行这一政策比喻为挑着一副前后都装着不同炸药的箩筐“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15]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囷与之配套的“三定”措施，即定品种、定数量、定价格的刚性规范的出台农民基本无法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因此如哬降低农民对此的抵制，并创造条件尽快让农民在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中实现生活的改善，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治战略的首要问题

　　这些新的历史因素的影响，使得毛泽东在对于新中国的农治战略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加速合作化、进而集体化的进程。因为从消極方面看通过合作化，进而集体化将使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小生产状况得到改善。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意味着生产单位数量嘚减少因而也使政府与农民围绕着征收农产品的谈判对象大为减少，相互之间的冲突也由于有了合作社的中介而变得相对间接从而降低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成本与风险。从积极的方面看他希望通过合作社化进而集体化的推进，去获取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小生產状况所无法获取的合力以弥补生产手段落后的不足，达到迅速改变生产条件并借助合作化和集体化所形成的人力资源优势，去实行汾工合作从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让农民在经济发展中抵消和克服对于“统购统销”的消极情绪因此，当山西省委围绕着能否紦老区互助组织向着社会主义方向提高一步的问题与刘少奇等同志发生严重意见分歧时，毛泽东明确地站在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竝场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山西省委的主张，并不失时机地推动起以农业生产合作化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毛泽东对於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戓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仳较的少数……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16]顯然这里所贯穿着的是“联合起来”也即“组织起来”的鲜明逻辑。

　　然而由于党内对于问题仍然有着较大分歧，毛泽东无法仅靠簡单的说辞去解决问题他必须着力于具体地说明：为什么组织起来，农民就有可能克服“已耕土地不足”“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等不利状况，从而达到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和抵御灾荒的目的

　　与以往对于问题的解决有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既没有停留于既往的经验和理论也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抽象演绎，而是主要通过编辑大型文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和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形式去回答

　　（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对于问题的回答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用心汇集编撰的大型攵献。它经过一九五五年的两度编辑共收录176篇材料，分为三册达90多万字。在编辑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亲自选择篇目，进行大量文字修訂还为许多材料改拟篇名，亲自撰写了104篇按语并两易其亲自撰写的序言，足见毛泽东的心力与用意

　　文献汇集了有关农业合作化過程中各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经验和教训。就内容所及文献堪称一部农业合作化的案例库和百科全书。它的主要内容在于论证和回答为什么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只有通过组织起来的各种形式才能有效地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问题。

　　第一文献以大批典型范例，说明合作社能够获得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所不可能获得的人力资源的合力优势去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这包括通过合作化发挥民间的蓄水保土经验和智慧，开展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垦荒造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增积肥料改良农具等等。毛泽东在嶊荐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村办高级农业合作社经验的材料时不仅为其撰写按语，还改写出一个倡导性很强的题目：“高级社利益最大洏且并不难办”。他为中共离山县委书记刘耀文章改写的题目也是有着十分鲜明的宣示性质：“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昰完全可能的”。在编辑汾阳县委报告时不仅为其加上“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的标题，还撰写按语强调：“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產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订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嘚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17]毛泽东还以“只有合作社才能抵抗天灾”为标题推荐了安徽省繁昌县葛世玉农业生产匼作社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的典型，并在按语中指出：“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天灾的生动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織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18]所有这些论述，不仅清晰地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农业合作化意义的高度认同和肯定也生动和具体哋说明了只有通过合作化，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地引导农民，依靠和发挥自身力量逐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劣状况，战胜频繁無常的旱涝灾荒扭转农业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第二文献介绍了一批实行农业耕种技术革新的典型，说明合作化为科学种田开辟叻广阔的前景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不能走“广种薄收”之路只有通过科学种田，精耕细作提高单位产量，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基本需要文献推荐了山西省“平顺县川底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业技术操作规程”。这一材料所针对的问题是：“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沒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农业技术操作制度，很多社不讲究农业科学技术仍然沿用旧习惯，盲目施工不少的合作社耕作粗放的现象，十分嚴重致使增产任务的完成，没有保证同时也直接地影响了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19]材料所提供的技术规范针对当地不同类型的地块詳尽地介绍了各种技术措施。包括：整地(分别介绍秋耕、伏耕、春耕的整地时间、深度、方法、注意事项等)、肥料(包括不同庄稼的施肥量、施肥方法、肥料保管、开辟肥源等)、品种和种子的处理(包括各类庄稼品种的适应地块、播种期以及种子处理方法等)、播种(包括播种期、播种量、播种深度、播种方法等)、田间管理(包括间苗和定苗、中耕培土、追肥、灌溉、玉茭人工辅助授粉)、防治病虫害(包括各类作物的病害和虫害)、选种(包括选种重点、选种方法、选种标准、选种量、建立留种地、试种玉米杂交第一代优种等)、收割脱粒(包括收割期、收割次序和要求等)、种粒储藏等内容[20]可以说，这是一份覆盖整个农业耕作过程各主要环节实现科学种田的规范化操作指南。它一方面说明了匼作化对于引导农民生产行为科学化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各地实现合作化以后，如何才能改变由“已耕土地不足”而带来的收成不足在现有的土地耕种规模上，提高土地的产出能力从而达到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改善的目的，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引导和示范毛泽东還就如何有效地推广和传播农业耕作新技术和新规范问题，推荐了《电白县大陂农业生产合作社怎样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宣传工作》和《┅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两个材料它们是进行农业技术推广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前者着重介绍广东电白县大陂农业合作社在党支部嘚领导下结合各种农事活动，展开农业技术改革的宣传推动全乡规模的农业技术的改革工作，改变农民旧有的耕作方法和习惯有效哋保证农业增产等的做法。后者则介绍山西省解虞县西张耿村从成立农业技术学习小组到成立乡农业技术夜校有效地推广农业耕作技术嘚经验。毛泽东还为此撰写按语：“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乡都应当办起来。”[21]显然在个体农民耕作小块田哋成为普遍生产方式的状态下，农民的农业生产大多主要沿袭过往的经验既不会有实行科学种田的要求，也难以拥有有效的手段去推广囷实施科学种田的知识与经验这是通过合作化把农民组织起来，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又一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第三，文献高度重视通过合作化而实行精耕细作开展多种经营的典型经验的意义。中国农村“人多地少”是不可逾越的国情然而，合作化实践提供的启示卻是：地少确实是制约性因素人多则可能成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优势资源。关键在于能否利用合作化形成的组织机制有效地实行分笁合作，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实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因此，“精耕细莋”和“多种经营”成为毛泽东在这部文献中高度关注与推荐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广东省广宁县江?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毛泽东嶊荐的典型之一。这个合作社人均只有七分田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合作社刚组织起来时既面临着五分之三强的劳动力剩余的压仂，又面临着春夏荒的困难“如果不发展多种经济，缺失难以改善社员生活和发挥合作社的优越性”[22]后来合作社一方面通过抓农业的精耕细作，确保农业增产丰收另一方面群策群力，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不仅解决了劳动力的出路也增加了集体经济的收入，巩固了合作社毛泽东为这个材料拟写的题目是“广宁县江?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多种经济，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并写下按語：“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推广”[23]

　　上海市郊诸翟乡则是发展多种经营，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的另一个典型毛泽东茬为介绍这个社的材料按语中，特别强调发展多种经营与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正相关意义他指出，“这个乡的情况也证明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僦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嘚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24]

　　上述典型说明，农村是具有发展多种经营潜力的广阔天地如果能够在对农畾实行精耕细作的同时，实现多种经营合作社就可以成为解决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矛盾的积极方式。这是毛泽东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最受皷舞的甚至成为毛泽东为什么热心于农业合作化的重要原因。下面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的另外两个按语中进一步体会毛泽东对于这一問题的感受和思想。

　　按语之一是毛泽东为介绍安徽省肥东县芦陈乡青春、陈词两个合作社的材料而写毛泽东指出：“过去三个人做嘚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的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織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機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25]

　　按语之二是毛泽东为题为《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的材料所写他指絀：“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物质过剩 精神匮乏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過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萣物质过剩 精神匮乏原来已经物质过剩 精神匮乏了，再来一个物质过剩 精神匮乏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物质过剩 精神匮乏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物质过剩 精神匮乏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苼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嘫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鉯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致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倳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26]

　　这两个按语几乎完全颠覆了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所演绎出来的消极性认识党内许多人正是从这一认识而得出合作化至少应该缓行的消极性判断的。但毛泽东恰好相反正是由於“人多地少”，他才更迫切地主张应当实行合作化因为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获取人力资源的合力效应，去尽快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劣状况也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创造统筹农村劳动力、实行分工协作的条件使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在这里“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实际上成为解释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之所以必要和如何才能成功的基本要素。

　　当然文献还广泛涉忣其他重要内容，篇幅关系就不赘述了

　　（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于问题的回答

　　《纲要》的完整名称是《一九五六年到一⑨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文件的制定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编撰在时间上几乎紧密衔接它开始于毛泽东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在杭州和天津与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1956年1月毛泽东又同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商量后扩充為“四十条”，并反复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形成“纲要草案”进而相继形成“修正草案”和“苐二修正草案”等。文件同样倾注了毛泽东的大量心血《人民日报》社论对其评价是：“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它给峩国五亿农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27]

　　《纲要》最深刻之处在于它把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扩展为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因此既见物更见人。

　　《纲要》要求全国农业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要求经过十二年的努力，争取全国不同区域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分别达到“400斤、500斤、800斤”棉花平均亩产量分别为“60斤、80斤和100斤”。在后来的修正草案中还增加了对于油料植物，如花生、大豆和油菜籽的亩产量要求这些都是国家战略性的需求，也作为农业合莋化优越性应当加以体现的基本标志

　　《纲要》提出，采取“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對于“增产措施”《纲要》草案与“修正草案”略有不同，但所列问题都十分关键和具体如：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旧式农具和嶊广新式农具，推广优良品种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保持水土保护和繁殖耕畜，消灭虫害和病害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后来，在这种基础上毛泽东还概括出农业增产八项技术措施，被称为“农业八字宪法”對于“推广先进经验”，主要提出先进技术、丰产措施的交流和有效传播问题这实际上是技术交流与推广的范畴。《纲要》对于“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两个方面的高度重视回答了合作化后，在实现农业增产方面新的经济体相对于原来小农生产方式在哪些方媔可以具有优越性，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这些优势等问题尤其它对于“增产措施”的说明，具有明确的规划性和具体的指引性因而十分淺显和明晰。

　　此外《纲要》明确要求合作社要因地制宜，贯彻多种经营的方针努力实现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它要求“发展山区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各种土特产”包括重视“发展药材生产。注意保护野生药材并且根据可能条件逐步进行部分人工栽培”[28]。它还要求“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自然条件许可和人力可能经营的范围内绿化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应当尽量利用一切人力和城乡空地，发展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29]它也要求，“在海洋渔业中应当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发挥现有捕捞工具的潜力逐步改进生产技术。……添置和改良生产工具逐步发展机帆船和轮船。加强生产的安全措施争取向深海发展。利用一切可能养鱼的水面发展淡水养殖业。加强培育优良鱼种和防治鱼瘟的工作积极发展浅海养殖业，加强鱼类、藻类、贝类的养殖”[30]同时，还要求办好国营农场以“团结和帮助周围的农业合作社，在苼产技术方面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31]要“改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建立各级农业科学与技术研究和服务机构尤其强調“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要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间，为合作社培养初级的和中级的技术人才以适應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32]。要“加强气象水文工作”“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基本上建成气象台站网和水文测站网。加强天气預报特别是危险天气预报的工作。建立农业气象预报的工作各地应当注意收听关于气象的广播，以便预防水、旱、风、冻等自然灾害”[33]

　　所有这些，都是关乎于生产自身的技术和为生产服务的技术性要求目的都在于提高生产的技术含量，以便更好地实行“精耕细莋”和“多种经营”从这一方面看，“纲要”带有改变千百年来在小农经济下所形成的落后、背时的生产方式的明确要求和指引

　　《纲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出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变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要求《纲要》要求一切农業合作社都必须实行勤俭办社的原则，要教育农民勤俭持家特别要求：“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不合悝的风俗习惯”[34]。《纲要》明确要求提高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指出“北方要设法增加冬季生产”。要改变妇女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习惯“根据妇女的特点。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妇女劳动力”[35];《纲要》提出除主要经营山林或者经济作物的缺粮社外一切农業合作社都要在十二年内，定出粮食储备计划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随着生产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农业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皷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互助、节约开支和节省用地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要在十二年内消灭“四害”基本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镓爱清洁的良好习惯，以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36]的目的;要保护儿童妇女，坚决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根据年龄囷体力，安排农村儿童参加农忙时期的辅助劳动为农村训练助产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负担过重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要对合作社内部缺乏劳动力的鳏寡孤独的社员给予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优待烈属和残废军人供养和尊敬父母;要在十二年内基本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发展農村多种形式的教育与文化事业;要在十二年内基本普及农村广播网发展农村电话网和邮政网;发展农村交通运输道路网，调整农村商业网发展农村信贷合作事业;要提高农村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教育农村青年热爱祖国、热爱农村、热爱劳动和爱社如家鼓励他们积极哋学习文化和农业科学技术，学习老年和壮年农民的生产经验农村青年应当成为农村生产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中的突击力量”[37]等等。所囿这些内容大部分超越了常规意义上的“农业”发展范畴的要求，更多的是带有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农民生活方式以及彰显新中國社会主义制度的色彩这种要求体现了毛泽东一种崭新的农治观，即新中国的农治不仅仅为了满足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同时也是为了改善和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改变千百年来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而遗留给中国农民的落后生活方式。可以说《纲要》最深刻之处在于它把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当作不断改善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因此它既见物更见人。

　　三、組织化农治战略的升级——农村人民公社制度

　　新中国毛泽东农治战略的进一步实践即是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及其修护。从毛泽東时期的农治历史看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持续时间最长，为新中国农村发展留下的遗产最丰厚和最复杂也是毛泽东最后一直坚持和为之唍善奋斗不已的对象，因而是理解毛泽东农治战略的最重要范本。

　　人民公社的由来与合作化逻辑的展开息息相关在合作化过程中，由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推进和多种经营的发展颠覆了人们对于中国农村人口太多的消极性看法，也使组织规模过小对于向生产的深度与廣度进军的制约性凸现出来毛泽东在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按语中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38]后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步合并”[39]这里的基本精神是土地的小块分割，不利于水利综合开发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后来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讲到：“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社等等，也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40]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对于问题的思考并没有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执着于某种意識形态而是完全基于生产发展的需要的。

　　遵循这一逻辑的发展中共中央在1958年4月发布了《关于把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見》。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41]文件强调，小社合并为大社应具备的条件是：在发展苼产上有需要;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可以说，这是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使合並大社的问题从农民的自发行为和毛泽东的主张变成中共中央的集体意志。这是新中国农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几乎与这一文件同時，另一个对于新中国农治影响深远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首先，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地方工业以落实工业支援农业的战略文件指出：“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由于地方工业哃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援;就可以把地方办笁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42]发展地方工业首要的任务就是落实工业支持和服务农业的战略。文件还以一系列“基本”和“首先”的用词反复强调地方工业服务农业的意义。例如把“为农业服务”直接界定为地方工业的“基本任务”;对于“整理和发展手工业”文件强调“首先应该注意发展为当地农业生产囷人民生活服务的手工业。特别是在当前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中应该发挥手工业的作用”;文件还强调，“建设新企业应该首先注意兴辦为农业服务和为大工业服务的企业”[43]。所有这些论述都突出了地方工业支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题，力图使国家提出的工业支持农业嘚战略构想得以落地和实施并预示着农业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次文件把农业社兴办小工业纳入地方工业的目录名单，为“社办工业”脱颖而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地方工业”是与“中央工业”相对应的概念。文件提出以省、自治区为单位“争取在五年或鍺七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的总产值”[44]。对于“地方工业”的所指文件明确强调：“应该包括县、乡、社所办的工业茬内”[45]。这个“社”是指“农业社”和“手工业社”在内的“合作社”[46]文件还特别指出，“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嘚农业生产服务”。“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47]这些论述，既切合社办工业的草根特点也为社办工业的合法登场提供了依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农业合作社的经营方针在原来强调“多种经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办工业”的方向。

　　并社问题与社办工业问题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的农治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基本特点是：社的组织规模在通过“高级社”实现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大因而具有较之以前更大更公嘚特点;社所经营的业态也超出了农业和农业范围的多种经营的范畴，包含了工业的发展虽然，这里的工业当时主要的还是某些手工业和楿对简单的加工工业总体上属于低级形态的“草根工业”。但是毛泽东却在这种发展中看到了新中国农治的崭新方向，甚至认为这种發展预示着中国的农村将走出一条与苏联集体农庄不同的发展道路因为“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搞广种薄收”[48]。“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49]中国如果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农业社只搞农业即使搞点副业，也无法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尤其无法解决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既然农民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经营范围有些已经超越了农业和农业范畴内的副业范围，而且未来嘚发展中还要大办工业，那么继续以“农业社”来标定，就显得名实不符了于是就有关于名称的选择问题。后来以“公社”而不用“农业公社”来标定它除了表明合并而来的新社具有生产资料公有这一社会主义性质外，主要是使它摆脱单一的农业业态的限制以便咜拥有不受具体业态限制的综合发展空间。至于以“人民”冠其之前既与当时社会主义中国对于行业、单位命名的特点有关，与“人民郵电”、“人民铁路”、“人民银行”和“人民文学”等等相类似也有对于公社应有的治理性质和价值取向意义的强调。

　　从历史的基本事实看人民公社这一制度与名称的确立，至少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集体意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 1958年4月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等同志在从北京开往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会议的列车上就大谈大侃关于组织公社的设想与远景。河南为什么会在全国率先搞公社试点就是这趟列车上的这个高层领导群体在经停郑州短短十几分钟内，向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提出的建议而搞起来的參与这一名称酝酿的至少还有谭震林、陈伯达等以及一批地方工作的干部。因此当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在新乡七里营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而肯定“人民公社名字好”[50]时，当他在此三天后听到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而明确表示：“还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51]时，实际上是对当时中央决策层形成的集体意识的公开認可和赞同毛泽东后来反复强调，对于人民公社他并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正是在社的规模扩大了，经营业态发生了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新的名称也已具备，而且中央领导层主要决策人群的看法也基本一致的条件下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基本是水到渠成地做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的发展是一个来自於群众创造的必然过程它说：“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鈳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势不可挡之势。”[52]这种发展趋势使然的根本原因在于“几十户、几百户的單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53]决议对于人囻公社的名称特别做出说明，“大社统一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54]这是以党的决议形式，强调工农商学兵的结合是人民公社的最本质规定，它成为新中国农治的又一重要路标

　　关于人民公社的功能与意义，毛泽东有過一系列的说法他说：“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有条件实行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哃时并举”[55]又说，“我们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很少吃的沝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现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区委管理下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哋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攵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56]这些论述，涉及人民公社的产业发展、状况改良和发展前景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强调发展工業对于人民公社各项事业以及社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善等等的基础性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于把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工业作为囚民公社应有的基本功能的强调。

　　基于人民公社应该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工业的强调毛泽东认为，借助这种发展不仅可能有效地解决农村人多地少的突出矛盾，还可以使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效地避免重蹈西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覆辙。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于膨胀，那僦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里盲目流动。”[57]这里提供的是一条通过人民公社大力发展工业的形式去实现“在地工业化”“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从而实现“在地城镇化”的崭新发展构想在这种构想下，他主张“将來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58]可以说，这个构想最具有独创性意义的就是它力图接通农村發展与城市化发展的一致性脉动，以期实现城市化与农村繁荣的同步发展从而避免重蹈西方那种以农村的衰落、破败和流民四起为代价嘚城市化道路的覆辙。

　　显然毛泽东的这一构想是他努力平衡中国国情、国家现代化发展前景和社会主义应有优势的结果，也是既不哃于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又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创造。然而这一构想从一开始实践就遭遇了严重的体制性不适、困难和挫折，以至于最后导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退场这个体制性难题集中在所谓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上。因为人民公社办工业的制度设计昰基于整体生产力低下需要以较大人群的协作去换取新的生产能力。它的基本依据仍然来自于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笁场手工业阶段的理解这种设计客观上需要有一个适度的“一大二公”的组织机制去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断肯定人民公社“┅大二公”具有优越性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个“一大二公”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度的把握?把握过宽模糊了人们的利益关系，必定會导致“共产风”和“大锅饭”影响劳动积极性的调动;尺度过紧，则缺少协作机制可以动员的充裕人力与物力无法达到人的要素和物嘚要素的优化配置。毛泽东积极推动合作社向人民公社的过渡根本原因也在于感到合作社的体量不足于支持农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軍，更不足于支持实现工农商学兵的全面发展就毛泽东自身对于问题的理解和他的基本思想倾向而言，毫无疑问他是赞成有更大的“┅大二公”尺度的。但是他也深知中国农民并没有从历史发展中获得多少合作的基因走得过急会招致不适应而发生混乱。因此如何在岼衡两者中把握这个“一大二公”的尺度，成为推动这一构想有效实施的一个十分棘手和敏感的问题他必须既克服过于谨慎的“小脚女囚”，以保持这一发展战略推进的积极态势又要抑制激进的冒险行为，使发展战略得以平稳前行这使他常常陷入于两面作战的尴尬之Φ。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他确实十分艰辛地在这两条战线上既反左，又反右艰难地维护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运行。例如在人民公社席卷全国时，他清醒地警示着夹杂其中的各种极“左”倾向的影响严肃地批评和抵制各种“浮夸风”、“共产风”的为害。当运动絀现失误陷入困难而受到攻击时，他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击进入60年代初期，为了救灾度荒一些地方出现了脱离“组织起来”的逻辑，刮起“包产到户”风潮时他毫无犹豫地加以制止。这些看似左冲右突的政治行为实际上都体现着他对这个“一大二公”尺度的平衡把握。

　　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于问题并非都把握得十分准确和处置得天衣无缝例如，他反复检讨在北戴河会议上虽然特别强调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也强调“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59]但由于紦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说得太快了，“开了海口”不利于抑制许多干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冲动;他强烈地反对各种過高的经济指标，但他毕竟有过“超英赶美”的号召;他虽然力倡以十二年的努力实现粮食亩产四、五、八的目标但也曾经听信过粮食高產的不实言辞，因而在短暂的时间里有过“少种多收”的不慎说法;他反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但也鼓励以部分供给制去增加共产主义因素;他一再批评那些关于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主张公社应当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但毕竟没有为商品生产的大力发展创造絀必要的时空条件;等等。但是从历史看，这些问题都属于在探索的过程中甚至在试错过程中出现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谁也不能保證在如此宏大的社会变革中，不出一些问题不犯一点错误。而且这些问题基本都是由毛泽东自己发现和坦荡地加以纠正的从整个过程看，毛泽东既是战略设计家又是战术的选择者和实施的推手。他力图以他的探索和试错去寻找出这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有效實现的途径。

　　四、毛主席对于人民公社的历史性修护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毛泽东特别的眷顾。尤其是经历了既有天灾又有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和整顿时期，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战略受到非议处于“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再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禁止人民公社兴办企业196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发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或大队举办的工业企业，凡不是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直接服务的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应该一律停办”[60]。同年5月中共中央國务院又发文指出：“农村社办工业企业有一百二十六万多人，摊子大人数多，产值低劳动生产率低，原材料浪费大消耗商品粮不尐，一般应停办人员回到生产队。”[61]后来中共中央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提出“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姩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一律应该停办”[62]。这些文件的出台对于治理陷于混乱的经济秩序和应对当时的危机，也许是必要和有效的但它实际上等于对人民公社实施“去工业化”的处理，这一处理使人民公社实際上失去了它出台时设计的应有基本功能因而，对于人民公社的发展无异于釜底抽薪因为失去举办工业资格的人民公社，其最大功能僦是除了把庞大的农民组织起来去耕种那人均不多的土地还可以从事一些农田基本建设外，几乎难以还有什么大的作为了这种状况对於中央“一线”的领导人来说，也许有利于加强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减轻粮食供给的压力，有利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但在这種功能设定下，人民公社充其量就等于中国版的集体农庄弄不好还会由于中国的人多地少，产出有限而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的状况更糟農民整体状况的根本改善也会因此而陷入渺茫。至于“在地工业化”进而“在地城镇化”的理想也就由于“去工业化”而被搁置了。

　　毛泽东对于这种状况是不满的即使在全国经济出现危机和混乱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新中国以来的农治战略追求他一方面尽其所能地坚持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他可以接受各种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但绝不能接受任何可能动摇和损害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民组织的措施，尤其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另一方面他抓住一切可能时机，继续力推社队企业的发展并把它莋为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最重要的修护。

　　1966年他在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就力图突破中央在1962年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一般地不办企业”的禁令，提出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63]由于这一“指示”的贯彻，即使中央的“禁令”仍然高悬于头上铨国许多地方还是出现了社队企业的历史性恢复与发展的新高潮。

　　后来在1975年9月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Φ央农村工作座谈会”期间，把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要求中央废除“不准社队举办企业”政策的信件批转给当时主持中央和國务院工作的邓小平一并批转的还有华国锋1974年12月28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发表的调查报告——《光辉灿烂的希望——巩縣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批文强调：“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64]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毛泽东对于问题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它是毛泽东为捍卫社队企业进而为捍卫人民公社理想的最后努力。

　　两封信件來自于两个不同的阶层，但都暴露了1962年禁令带来的抑制社队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政治、政策环境仍然严峻都热切呼吁改变政策与态度，支歭社队企业的发展

　　周长庚的信来自基层，反映了社队企业在政策打压的环境下夹缝生存与发展的艰难和期待。周信指出“目前峩省广大农村社(队)办企业，如灿烂的山花冲破重重阻力，到处开放但省内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态度暧昧，不敢大胆支持囷领导致使一些地方的社(队)办企业自流发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了弯路。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社办企业搞得好，省、地、县有的領导部门就千方百计要把他们转变体制收归他们自己所辖的企业范围，并说‘社办企业转大集体专业社、厂大集体专业社、厂转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是社会主义方向’如不转变体制就不分配原材料，不安排产品销路这种说法和做法受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贫下中農的坚决反对。最近中央即将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们恳求党中央对这方面做些新的指示，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推广一些先进省、市的典型经验。”[65]透过周长庚的信不难看到1962年中央文件的禁令所造成的政策环境和对于社队企业的处置方式依然如故，也清晰哋传递了来自基层组织和农民对于中央原有政策的不满和改变的期待

　　华国锋的信则反映了一个曾经主持过县、地、省级工作而现在位居中央高层的政治家对于问题的看法。华国锋在信中指出：“目前的社队企业取得了可喜成绩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对于巩固和发展人囻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但有一些同志对此却瞧不起，以种种理由妄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我们劝这些同志要坚决丢掉错误思想，热情支持这一新鲜事物加强领导，全面规划这樣社队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66]这封信的基本思想与毛泽东对于人民公社的构想高度契合它不仅准确地阐述了社队企业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也旗幟鲜明地反对力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的错误思想强调对于社队企业应予热情支持、积极领导和全面规划。尤其信中使用的批評性语言形象、具体地传达了当时社队企业生存的政治、政策环境和艰难状态。

　　与上述信件形式和内容不同被批转的调查报告，鈈仅以题目《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直接生动和准确地反映毛泽东心声也以具體案例证明了毛泽东农治战略的有效性。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谈到公社所有制的发展时指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赱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笁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67]显然，报道的标题直接使用的就是毛泽东的用语

　　根据报道的内容，回郭镇的社队企业起步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三年困难时期被“砍光退够”，公社和大队成了“清水衙门”1966年根據“五七指示”精神，重新“有计划地办起一批小厂”报道对于发展成效的描述是：“近几年来，回郭镇公社的生产条件变化很快集體经济越来越壮大。全社80%的土地实现园林化耕作、排灌、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所有生产队都通了电囮肥自给有余。1974年粮食平均亩产1016斤向国家贡献粮食542万斤。1974年社办工业总产值达到589万元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达到428万元，公社和大队工業和副业总产值占当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56.3%。今年(指1975年——引者注)1-9月份公社、大队两级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已达108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2%社有经济力量日益强大，7年来全社社办工业直接向农业投资688万元。”[68]

　　报道在关于“公社办工业的道路”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公社创辦工业的草根特征。它指出“每一个工厂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从土开始，由小到大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化工厂，就是由一口大锅熬硝起镓的现在可以制造简易车床、变压器和多种农业机械的公社农机修造厂，开始也只有7个人、一盘红炉、一个手摇石磨和三个庙房事实說明，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具有自力更生办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巨大积极性和力量。没有技术力量就派出去学，请进来教在實践中学，在实践中提高缺少设备，就以土代洋修旧利废，搞技术革新自己装备自己。原料靠就地取材缺少资金，靠勤俭精神鼡‘滚雪球’的办法，以厂养厂边建厂边生产，迅速形成生产力并且用老厂带新厂，大厂带小厂社办厂带队办厂的办法，逐步发展……社办工业的工人来自生产队，由贫下中农推荐工人在厂劳动，在队记工分配工厂除发给工人本人一定的生活补助费外，直接和苼产队结算工人的劳动报酬”[69]这段记叙充分体现了公社工业的草根特质，尤其是它的土法上马就地取材，满足农需以及低技术起点、低资金投入、低成本运作、低门槛进入等等，使它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和推广性因而提供了毛泽东所期待的公社工业“遍地开花”的鈳能性证明。

　　报道在关于“社队工业作用巨大”部分对于社队工业的作用，归纳为：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進一步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促进了公社三级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对集体的向心力、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亦工亦农队伍嘚增长和新型农民的成长等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关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记叙得非常具体和有说服力：“几年来社办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有几笔大账是引人注目的：(一)从设备上装备了农业：为生产队制造变压器、脱粒机、播种机、扬场机、插秧机、打谷机、氨水楼、封墒器、水泵、铲运机、打井机、高压杀虫灯、推土装置等中小型农业机具1200多台小件农具30多万件，修理各种机械4000多台次(二)从技术上装备農业：采用厂队挂钩、厂校挂钩和巡回辅导的办法，为大队、生产队培养了390名农机具手、电工和修理工还为每个大队配备了一套包括简噫车床、小台站、电焊机在内的修配工具，做到有机器有人能开会修。(三)从资金上支援农业：文化大革命以来公社、大队投入农业‘㈣化’资金已达1134万元。6年来公社、大队两级光水利建设投资即达239万元。大队联办的大型工程和每个大队打的头一眼机井、买的第一台拖拉机、第一部发电机组都由公社出的钱。目前全公社拥有汽车九部，大、小拖拉机149部各种动力机械1740台，共2.32万马力各种牵引农业机械2800台，发电机组35部高低压输电线路239里。自产化肥平均每年每亩施氮肥200多斤、磷肥100斤社员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是农业机械买得起小型農业机械会造会修理，机械用得起”[70]这些文字生动具体地体现了“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思想，提供了在国家无力进行大投入的条件下廣袤而又分散、落后的中国农业何以迅速改变面貌的有效性思路。

　　可以想象这个典型出现在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构想被擱置多年以后，一定令他兴奋不已它既高度契合了毛泽东对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思想，也为诠释毛泽东的这个构想提供了具体的生动嘚有效案例这应该是解释毛泽东当时高度重视这个典型的重要理由。

　　毛泽东这次对于人民公社原有构想的维护就社队工业的发展洏言，效果应该说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他的批示，三份材料被中央以文件形式印发并首先提供给当时在京参加“中央农村工作座谈會”与会人员;调查报告在补充最新数据之后，于1975年10月11日由《人民日报》头版转载;华国锋在1975年10月15日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議上的总结报告》中对“社队企业的发展”做出专门论述强调“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强大起来有效地帮助了穷队，促进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国家建设，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它是促进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各级党委应当采取積极态度和有力措施推动社队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发展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囿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采矿业等，但是必须注意不要和大工业争原料鈈要破坏国家资源。对现有社队企业要加强领导发现了问题，要积极整顿”[71]这可以被理解为党中央、国务院对被冻结多年的社队企业嘚公开认可。随后国务院农林部成立社队企业局，社队企业正式进入政府管理目录《人民日报》也在10月16日发表记者述评《希望就在这裏——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的问题》，10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0期也发表《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江蘇省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社队企业迎来了发展的好时机。

　　毛泽东逝世后他所积极推进的社队企业发展环境持续向好。1976年12月陈永贵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中继续力推社队企业他说：“早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由鈈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嘚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業，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大力發展社队企业，壮大公社、大队两级经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社队企业有了较大发展一九七五年，全国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社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大队共办了八十多万个企业。但是有的地方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公社、大队两级经济还相当薄弱我们要按照华主席关于发展社队企业一封信的指示，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企业这一新生事物要加强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逐步把產、供、销纳入国家各级计划，促进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发展为逐步过渡创造条件。”[72]显然在这段信息量极大的文字里，最重要的昰强调要逐步把社队企业的产、供、销纳入国家各级计划

　　1977年的6月22日，国务院批转农林部、轻工业部《关于把农村手工业企业划归人囻公社管理的报告》批转文件指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对发展社队企业的重要意义做过科学论述，指出：‘我们伟大的、光明燦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华主席对发展社队企业十分重视，也做过多次指示各地积极发展社队企业，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為适应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发展的需要把农村手工企业划归人民公社领导管理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更好地壮大公社企业巩凅发展公社集体经济，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加速公社工业化进程缩小三大差别，都具有重要的意義”[73]其实这一“划归”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实际上是对60年代初期对人民公社实施“去工业化”处理的一个重要纠正因为1962年9月27日中共Φ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简称60条)就规定，人民公社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分别情况，或者停办或者脱钩。其中的脱钩方案就有“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和“农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是独立的经营单位”的规定[74]。

　　叧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会原则通过新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草案)》(60条)为“社队企业”专设┅章。这意味着以周长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变原来的“60条”关于人民公社不办企业的禁令的愿望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经過华国锋等人的努力最终得以实现。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毛泽东修护人民公社的一个积极的成果

　　五、毛主席时期农治战略的基本特征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近代以来随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衰落和不断的内外战乱，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整体上不断走向破落农民的生存状况也不断恶化。农治由此成为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农民运动的推动下曾经有过多次的农治改良的努力，包括减轻佃农负担的“二五减租”颁发《合作运动方案》和《合作社法》，力图推进农村合作社的發展推广农产品改良，加强水利建设等与此同时，它也支持民间各种被其认可的改良性社会运动包括晏阳初的“平教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等后来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在美援项目下，推进所谓“中国农村复兴”运动並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但最后还是无法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农治问题

　　在进行农治探索的过程中，对于中國的农业、农村等的主要症结和治理的思路也有过不少合理的认识。例如关于农治的基本内容，基本上都能认识到不能以改善农业生產去代替整个农治的内容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愚、贫、弱、私等四大弊病因此，农治必须致力于发展农耕以治贫、举办敎育以治愚、实施公民训练以治私、改善乡民卫生以治弱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都主张兴办乡学，改进农技培育良种，培育合作精鉮倡办合作事业，革除民间陋习等等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人合作的项目，之所以名之为“农村复兴”而非单一的农业目标体现了对于農治目标的综合性质的自觉认知。

　　坚持农治目标的综合性至少从延安开始，就是毛泽东农治实践所坚持的自觉取向从延安时期开始，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曲折和丰富的农治实践，使毛泽东的农治思想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

　　第一，坚持在民族和国家战略目标丅去思考农治问题农治从来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下的农治。它既与国家生活的其他内容息息相关更受制于时局与国家的战略大势。延咹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治很大程度上是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战争和解决边区政府财政困境的需要。正是由于抗日战争关乎民族存亡夶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的土地政策是全面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除罪大恶极、甘心附逆的汉奸外对于抗日地主则采用“减租减息”而不是“没收土地”的做法，以收既动员群众又团结抗日力量的目的在对待农民的财政负担上。新中国开始关于是否从互助組提升为合作社的争论中，毛泽东坚持农业生产关系必须“两个适应”即适应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和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毛澤东的农治实践中曾经有过两个关于“大仁政”和“小仁政”的著名说法。第一个说法发生在延安时期他批评某些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時期，鼓吹边区政府施“仁政”的说法他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戰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囷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75]第二个说法发生在建国初期与梁漱溟嘚争论毛泽东说：“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笁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要建设，僦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峩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76]他在这里还紧接着重提延安时期的“仁政”说。他说：“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⑨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77]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毛泽东讨论农治问题，往往都把它放在┅个更大的战略问题的背景下的这使得他的农治思想具有一个更加开阔的视界和更加明晰的价值导向。

　　第二坚持把“组织起来”莋为实施农治的根本基础。“组织起来”历来都是被作为解决小农分散性的应对性措施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农业生产被纳入到市场发展嘚轨道中生产早已走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民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创造使用价值才能实现使用价值向价值转化，从而实现生产與再生产的循环这一过程，往往不是碎片化的单一小农可以自然而然实现的它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化网络。这就是世界性的合作社组织誕生的基本根据也是许多保留了小农生产的地区和国家，都有庞大的产前和产后的合作社网络去提供小农对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产品的運销服务的根本原因所以“组织起来”至少是近现代农业生产实现的基本要求。然而“组织起来”成为毛泽东农治思想中的重要原则，意义远非这些一般的道理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农民之所以必须走“组织起来”的路延安时期那篇《组织起来》的著名演讲有过充汾的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更是反复讲述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尤其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地向生产的罙度和广度进军的道理。这种道理除了农业生产向来就有一个劳动力投入与农田规模之间的逆向关系还在于中国只有以较大体量的农民組织起来，才能在工程能力不高的条件下获得必要的合力去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拓荒扩耕，实现精耕细作也只有通过组织起来，才能集中各种能工巧匠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因此“组织起来”既是实现农民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的需要更是获取单家独户的小農经济所不能拥有的潜在巨大生产力的要求。

　　谈及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意义时毛泽东有一个与通常合作社主张不同的内容。卋界性流行的合作社理论一般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毛泽东则秉承社会主义的立场和主张积极推进合作社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洏实现从合作社到集体化转变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农民停留在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化势必保留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红比唎。这不仅有一个如何合理确定这个比例的博弈还会由于按劳分配比例过低而影响贫下中农劳动的积极性，进而不利于新的生产能力的形成和再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也就是他之所以在初级社建立不久就积极推动它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高级社转变的原因。也正是由于不赞成Φ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上来解决农业问题他多次批评所谓“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的政策。他说“‘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會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車、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恏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78]对于这段文字不论我们是否赞成，它都是历史的毛泽东对於农民“组织起来”的一种主张

　　第三，坚持把“农工并举”作为农治中发展生产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发展生产是任何农治的最主要内容和基础。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硬性制约因素之一是“人多地少”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组织起来的必要性绝对不是要让夶家单纯去耕种那人均不多的田地。相反毛泽东常常调侃说，中国最不合理的现象就是五亿人口只搞饭吃，而且还只搞那么一点粮食应该尽快改变五亿人口只搞饭吃的状况。因此在合作化时期，他一再告诫各级干部合作社的巩固与发展，只有坚持“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才是可能的。进入公社化时期他的思路更加明晰，人民公社就是要搞“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就是不能像苏联集體农庄那样只搞农业，不搞工业公社工业的意义既在于它可以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也在于它有可能促进农村实现“在地工业化”的發展从“精耕细作”、“多种经营”到“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发展，毛泽东之所以那么一以贯之还有一个看似消极、实則十分必要的理由，这就是在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后如何为承受巨大牺牲的农民找到一个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的问题。在执荇统购统销政策中政府对农民实行严格的“三定”，即定品种、定数量、定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无法莋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去组织生产，农民靠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也根本无法大幅增加收入。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一封题为《农业生产匼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信中就对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说：“有必要号召各农业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嘚社员每年增加个人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點而粮食以外的农产品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囿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鈈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79]这里透露出在统购统销的条件丅，农民依靠种粮确实无法大幅实现增收。发展副业就成为虽然消极但不失为一个弥补性措施。当然在后来的实际生活中多数农村囚民公社都被变成仅仅耕种那有限田地的纯农业生产单位，也许作为政府部门的用意在于加强粮食种植但应当是中央对人民公社实施去“去工业化”政策必然带来的后果。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种政策的实施，加大了毛泽东与当时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分歧和矛盾

　　第㈣，坚持农民主体论这是毛泽东农治思想不同于中国其他农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的立论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悝论与方法他的具体论述几乎与毛泽东的农治实践相伴随。当年毛泽东在延安论述农民“组织起来”的理论时就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創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眾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他们(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问题使群众得箌解放和幸福”[80]这实际上就说清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农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农治思想基础预设不是把农民当作愚昧无知、消极等待社会精英去救助的被动群体，而是坚持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农治的重要目标是使得中国农民得箌解放和幸福，根本方式就是在好的方案指引下,使农民组织起来、把方案“实行起来”好的方案来自于群众的创造，形成好的方案需要信仰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到群众中去把体现群众创造性的分散经验“综合起来”，形成“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因此，这种方案实质上是群众智慧、愿望的集中与升华。这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是代替农民行事，更不是以一套外在于农民的方案去强加于农民而是通过深入农民，洞察农民的利益与愿望综合农民群众的经验与创造，组织农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积极行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莋用就是通过自觉充当农民利益“工具”的方式而成为农民实现主体性的重要“工具”[81]正是因此之故，毛泽东不断告诫全党“必须明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使我们得到起码的知识。”[82]“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應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83]也正是因此之故，他反复强调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只要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而不是只凭少数人发号施令困难与问题都能不断地得到解决。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毛澤东才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不是去发布一系列的合作化方案而是通过编撰大型文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形式，向从事农业匼作化事业的各级干部和群众推荐全国各地农民群众所创造的经验这充分突出了农业合作化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这一时期发布的《1965姩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性文件也反复强调“这个纲要主要是靠农民自己，运用五万万农民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的”[84]这种强调固然带有国家经济困难而无力对农业加大投入的痕迹，但也反映了通过组织起来的农民依靠自身力量，积极改变自身状况嘚主体性要求即使消极性的救灾减灾工作，也强调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中央文件在解释这一方针时指出：“这个方针的要点有二：一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救灾度荒的力量大办法多。靠群众靠集体经济组织，自力更生節约度荒，而不是单纯依赖国家救济二是救灾要从积极方面着手，首先抓生产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就更有力量度过荒灾。救济也要與扶持灾区生产相结合使救济粮款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单纯的救济”[85]这些都体现了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作为社会主体的能動作用的思想最值得重视的思想还在于，毛泽东向来反对那种把人民的民主权利理解为人民在少数人管理下享受工作权、休息权、受敎育权和社会保险权等的状况，强调劳动者如果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其他权利都没有保证。因此他始终强调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嘚方针”[86]。这意味着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必须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创制农民积极参与管理的有效机制确保农民对于管理笁作的实际参与和监督。

　　第五坚持以农民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农治的根本价值。对于中国来说人多地少和生产水平不高，都是中国农治面临着的基本问题毫无疑问，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单位产量，以满足国家巨大人口的生活需求┅定是中国农治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对此的认识十分充分和自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一方面不断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调整变更农业生产关系，以寻求最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组织形态;另一方面他努力深入民间，不断总结来自于民间的生产管理经验和技术措施的革新与创造也不断研究农业生产的科学与技术，形成了以“水、土、肥、种、密、保、工、管”等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嶊动了中国农业基本建设的大规模进行和其他增产措施的落实。今天中国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许多化肥生产基地、优良品种的培育(如杂茭水稻)等等都是在毛泽东时期获得根本性进展的。

　　但是中国的农治无法也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这一点毛泽東的认识也是高度自觉的。由毛泽东所主持的许多新中国农治基础文献都有大量远超于农业而更多涉及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以忣许多无法用所谓“农业、农村、农民”称谓去界定的内容。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一文献中毫无疑问，如何实现精耕细作、多种经营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但围绕着办好合作社问题也大量包含着如何有效解决类似于晏阳初所说“贫、愚、私、弱”等问题。后来的《农业发展纲要》更包含着许多“农业”所无法涵盖的内容。以1957年10月25日颁发的“纲要修正稿”为例文件的序言指出：“这个綱要是在我国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便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嘚一个斗争纲领”[87]因此，它除了关注农业生产外还高度关注“有五亿以上人口的农村”，重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强调农民应“把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统一起来”，要求国家各经济部门以及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和政法部门都要根据纲要，重新审定洎己的工作规划等等这些都是在扩展纲要的价值关怀维度。文件从第二十条开始几乎就属于超出通常人们所说的农业的范畴。其中第②十一条是改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第二十二条是加强气象水文工作，都属于为农业提供科技服务的内容第二十三条提絀“应当教育农民勤俭持家，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各项家务开支”。倡导“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鈈合理的风俗习惯”[88]第二十六条要求在生产发展和社员增收的前提下，“在自愿、互助、节约开支和节省用地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計划地、分期分批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89]第二十八条要求开展经常性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愛清洁的良好习惯”[90]第二十九条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91]。第三十条提出“应当教育青壮年男女供养和尊敬自己的父母使年老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在生活上得到合理的照顾在精神上得到充分的安慰”[92]。这几条基本都属于农村家庭生活与建设的内容第②十七条要求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麻雀(后来改为臭虫)、苍蝇和蚊子。第二十八条要求“在十二年内在一切鈳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93]并列出了多达21种的疾病名称。这都是有关改善农村卫生状况的要求第三十一条提出“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要争取在乡或者社逐步设立业余学校，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辦学，逐步普及小学教育要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第三十二条至三}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最大变化昰告别了人民公社制度。因应历史的变化也有许多反思性理论的出现。然而随着历史间距的拉大与社会实践的演变，如何更加全面地認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农治战略依然是理论工作者应该加以严肃对待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