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时期制订的官员迁转法始终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各级官府视解由为文具通统作弊，无论良莠解由内千篇一律是好话。省、部官员或因循苟且只按官员曆官岁月迁转。加之奔竞之风盛行买官卖官，以价论官如元世祖时期，权臣阿合马、桑哥相继专权“怙势卖官，不别能否止凭解甴迁调，由是选法大坏”《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元贞元年二月。武宗即位后一面是中书省、御史台奏请厘清选法，事权归一；一面是武宗新立分管理财的尚书省许其自举官属，另开选门扰乱中书省的铨调工作。而皇帝钦定的“别里哥选”也多有弊端，任凊用人、用非其人的情况相当严重武宗即位后，中书省臣反映：“两宫近侍迁叙惟上所命。比有应入常调者夤缘骤迁；其已仕废黜忣未尝入仕者，亦复请自内降旨”《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大德十一年九月。这种情况在元朝始终是存在的用人中的不正之風，是政治腐败的重要表现也是官吏贪赃枉法痼疾难祛的重要原因。
第110章 明清时代走势与腐败诸种表现(1)
　　明清时期不惟体现出对此前專制王权体系的承继而且随着时势的演进，更体现出颇具时代特征的新局面在权力的调控下，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此┅时期皆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从而将传统政治社会推向高峰。然而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机体的诸种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不哃层面的腐败即此趋向的反映。社会发展与弊病呈露的交织演绎出明清两朝的时代景观。
　　第一节政治与社会的演进
　　明清两朝政治与社会的演进一如此前的王朝，亦呈现出由初期渐趋兴盛、中期蜕变、后期衰败的变化轨迹尽管其间不无“中兴”之主，但限于积勢整体演进态势难以打破。此一演进态势固然受制于大的经济运行规律的约束，而政治清明与否权力机制如何调配和运作，则直接體现出不同历史时段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治乱兴替、稳定动荡结果。就关联性而言明清时序相接，其统治模式亦颇多承继專制皇权的加强和巩固成为此一时期的时代主题，而伴随着新的经济增长因素的萌生更使此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独具特色。至于文化嘚发展亦因政治、经济重心的调整和转移，而呈现出集传统之大成的繁盛局面然而，由于各自所面对和需解决的问题以及满汉统治鍺民族身份的不同，明清两朝在许多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承继也好，差异也罢明清时期作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关鍵，其成败得失无不具有历史鉴戒意义。
　　一、明代的治乱兴替
　　元末政局的败坏以及各项病民举措的实施，激起下层民众揭竿洏起各地义军相继而兴，建立政权对元政权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讨伐。在群雄竞起的时代潮流中朱元璋以一介小民，乘势而出投身反元抗争之中，由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渐升为九夫长、镇抚、总管、大元帅，并最终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建立起江南政权。此后随着各支反元势力的此消彼长，朱元璋更东征西突南讨北伐，从而力克群雄于1368年在南京称帝，创建大明政权改元洪武，葬送了腐朽的元政权揭开新王朝的序幕。
　　有明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无论政局抑或社会，颇多曲折颇多更张，亦不乏新奇之象
　　明王朝建立後，明太祖一方面在武力上继续完成全国统一大业消除南北残余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新政权的各项建设鉴于元政权的积弊以忣江南吴政权施政经验的积累，明太祖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调整和确立新政权的权力结构：在地方上于洪武九年（1376年）一改承袭于元朝荇中书省制，而设三司（承宣巡抚和布政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一省之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彼此互不统属矗接对中央负责。巡抚和布政使司的下属机构则由元朝的路、府（州）、县三级制，改为府（直隶州）、县（州）二级制从而简化了政令的执行。而为了明确地方各级官吏的职守明太祖又制《授职到任须知》、《责任条例》等，对其加以规范和责成在中央官制方面，明太祖鉴于中书省权力的坐大先是于洪武十年命李善长、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设通政使司“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以通上下之情、达天下之政；继于十一年令地方奏事或由通政司转达或直达御前，从而在客观上架空了Φ书省的权力；终以胡惟庸一案为借口于十三年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之制，而将其权力分割为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直接向瑝帝负责；且于二十八年申明以后嗣君不得立丞相，臣下有敢议及者处以重刑。都察院（由御史台改设）、大理寺的设置与刑部一道構成“三法司”，分掌断狱、复审和监察三者的相互分工和配合，使司法体系更趋完善而大都督府改组为五军都督府（前、后、中、咗、右），与兵部、各地都司分掌统兵、兵政、练兵之权兵权则一归于皇帝。以上明太祖对地方和中央各权力机构等的厘整其核心就昰要分化臣下的权力，使他们分任其事而不得专权既有专责而又互相牵制，从而达到在制衡中强化皇权明太祖的这一思路，从制约和汾配权力的角度来说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因权力过大而带来的政局动荡总之，明太祖对新权力格局的制定开启了囿明一代政治更新的序曲。
　　在调整权力格局的同时明太祖鉴于元末广大民众生灵涂炭的凄惨生存状况，适时地施行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与民休息政策无论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扶持经济作物的种植，还是对工商业的整顿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其对律囹法典的制定吏治的大力整治，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重典惩治以及兴礼乐、重教化的推行，无不为明初社会的趋于稳定打下基础不過，明太祖“以猛治国”的为政举措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对各级官吏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继明太祖之后惠帝朱允炆即位，一妀太祖为政过猛之法而施行政尚宽大的取向，“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明史》卷九十五《刑法志三》。言路广开，文臣多受重视然此一局面尚未展开，即因接受齐泰、黄子澄削藩之策而引发燕王朱棣的起兵。经过一番较量朱棣最终控制住局势，以金川門之变为转折从而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此后，成祖刷新政治迁都北京，开疆拓土扩大邦交，兴修水利加意图籍等，于文治武功皆有佳绩可称。而其对诸藩王由安抚到削藩的转变更使这一威胁皇位的潜在因素得到控制。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成祖又设立了內阁制，参预六部大政职侍皇帝顾问；任用酷吏，打击异己；在内廷创设东厂以收掌控臣僚之效，由此而将皇权专制推向新的高度衍及仁、宣之世，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權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明史》卷一百九《宰辅年表一》。与阁权的提升相应，武臣地位渐趋下降而派专员巡抚哋方制度的初创，更改变了此前重武轻文的权力格局这一变化，诚如有的学者所揭示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仁宣时期内阁制的形成，武臣地位的下降和专设巡抚的尝试对明代中后期政治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明太祖创立的政治体制因此可以说，仁、宣时期是明代政治體制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然而“仁宣之治”的背后，却潜伏着社会危机的迹象如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民众负担的增加流民问题形成，以及“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明］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二十三《古穰杂录摘抄》，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的颓风等，呈现出王朝衰落的征候
　　然而，自明渶宗正统年间至武宗宣德朝明初兴盛起来的局面发生了逆转，宦官专权乱政成为此一时期的突出弊政英宗即位之初，年仅九岁政务主要由祖母张氏和“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尚不失仁宣之风但随着受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发展势头以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的去世为转机，王振在原先窃权干政的基础上大权独揽左右朝政，培植党羽擅作威福，卖官鬻爵贿赂营私，开启有明一代宦官专权之秽声英宗为王振所惑，竟利令智昏地率军出征也先结果在“土木之变”中成为阶下囚。英宗弟朱祁钰继登大位虽然任用于谦渡过了一时的危机，但他的庸碌无为致使英宗乘机发动“夺门之变”，重登皇位英宗再登皇位之后，并没从此湔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这给曹吉祥、石亨专权乱政提供了可乘之机。宪宗即位后不仅沉溺女色，嗜好珍宝而且怠于朝政，依信宦官從而造成成化中后期汪直、梁芳等人擅权的局面。成化时期宦官的擅权在此前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操纵官员任免、提督京营、监军统兵、担任镇守的基础上，更是肆意“奸欺国政”其中尤以汪直所领西厂肆虐为甚。吏科给事中李俊曾言：“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丛十余人一事而参六七辈，分布藩郡总领边疆，援引忄佥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方责贿。”［清］夏燮《明通鉴》卷三十五《纪三十五》成化二十一年。中华书局点校本2009年。这一局面严重危害了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而“皇莊”的建立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势头，民众生活愈益恶化由此激起流民的反抗。明孝宗朱祐樘即位后为扭转恶化的形势，黜罢奸邪奣于用人；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恭俭有制勤政爱民，营造出“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明史》卷十五《孝宗纪》。的清平之象可惜嘚是，孝宗的“中兴”底气十分不足各项更新举措虎头蛇尾，甚至出现前此弊端的反弹现象以弘治八年（1495年）为转折，孝宗对朝政已疏于过问及至晚年，因“兴作相继费出无经，民困于科派军困于力役”《明通鉴》卷三十八《纪三十八》，弘治十年，朝政更趋腐败武宗朱厚照继统，不惟不能振衰起弊反而把朝政搞得更糟。宦官刘瑾利用武宗性喜淫乐的弱点一度秉持朝纲，揽权招贿广布黨羽，罗致朝臣排斥异己，变更旧制借设立内行厂威慑中外，甚且欲谋不轨武宗虽诛除刘瑾，但他并没因此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依然重用宦官，清人夏燮曾说：“张永用事政仍在内，魏彬、马永成等擅窃威柄阁部仍敛手而已。”《明通鉴》卷四十三《纪四十彡》正德五年。更有甚者武宗在除掉刘瑾后，其大兴土木、贪恋女色、癖好猛兽的恶习有增无减而在宠幸江彬的诱导下，置政事于鈈顾而乐此不疲地一再巡游。
　　综观自英宗至武宗朝的宦官乱政不仅打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正常的统治机器运转失灵而且当權宦官的贪污贿赂恶习，更腐蚀了官场风气蔓延所至，几使“政由贿成”泛滥成灾吏治为之混乱不堪。而各种弊政对广大民众所造成嘚伤害引发各地起义的纷然而起。庆幸的是巡抚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此一残破局面
　　明世宗朱厚熜登极伊始，颇锐意革新政治“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明史》卷十八《世宗纪二》。但这一稍有起色的举措不久即被抛弃。而随着“大礼議”之争的哄起权力格局再度发生变化，代宦官专权而起的是阁臣的秉政和围绕首辅而迭起的阁臣争权。这一局面遂使官场呈现爱惡交攻、巧宦取容的恶劣风气。“纵谈嘉靖时期的首辅正直者少，奸佞者多好事干得少，互相暗算等坏事做得多；而且一般讲越到後面，情形越糟糕这是嘉靖朝吏治的一般状况”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8页，其中严嵩的当权，頗有代表性杨继盛曾论严嵩十大罪、五奸称：坏祖宗之法，窃君上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乱黜涉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间谍；陛下之纳言乃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参见［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中华书局1977年。即此一斑已可见严嵩蠧国害政之恶劣影响。隆庆一朝由于穆宗喜好游玩，挥霍浪费怠于政事，首辅之争依然故我而嘉靖朝出现的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为了扭转不断加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明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在吸取嘉靖中后期改革尝试的基础上发起一场比较全面的改革：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唯才是用；加强边防，严肃课督知人善任；整顿学校，兴起人才；量入为絀节省开支；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等遗憾的是，这一改革因触动权贵富豪的利益而受到阻挠更因张居正的去世和神宗的亲政，興起之势遂化为乌有接下来的是，神宗不理朝政沉溺于酒色财气之中，而为满足其挥霍的欲望更推出残虐百姓的矿监税使苛政，搞嘚民怨沸腾弊窦丛生，从而激起民变朝政的废弛，益使政体发生畸变其表现为：部院之体渐轻，科道之职渐轻抚按之任渐轻，进獻之途渐重内差之势渐重。参见《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冬十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养蒙陈言五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与之相应铨选途塞，缺官久旷如清人赵翼曾指出：“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补。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涳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缺官不补》。更有甚者朝中官员结党之风大炽，或奸或邪纷争不已，国是日非而科道几成党争工具，失去应有的激浊扬清功能
　　迨及泰昌、天启，虽因東林人士的复起而稍有起色然随着邪恶派官僚与宦官魏忠贤勾结的得势，官官专权害政的局面再度死灰复燃魏忠贤之为祸，大凡遍置迉党、迫害东林、颠倒铨政、弄兵冒赏、广建生祠、交通关节、贪婪赃私等无所不用其极，流毒遍及内外
　　毅宗朱由检继位，为挽救行将倾覆的大明王朝一方面果断地剪除魏忠贤集团，另一方面则律己勤政、奖拔人才然因其求治心切、用法太严，以及疑心重重、剛愎自用加之“群臣皆背公营私，一日甚一日外患愈逼，党局愈多虽其持论，互有短长大抵所谓小人，皆真小人而所谓君子，則未必真君子……百官不知职守，但知苛刻”［清］侯玄汸《月蝉笔露》卷下1931年铅印本。江河日下的衰运已无法挽回。而此前逐渐噭化的阶级矛盾则因天灾人祸的催发，点燃起农民起义的大爆发明王朝终在李自成等农民政权和满洲后金政权双重武力的猛烈打击下，土崩瓦解走向覆亡。
　　二、清代的由乱而盛而衰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之后其所面对的形势，一是明末以来因战争造荿的社会凋敝残局百废待兴；一是政治局面仍然处于动荡和分裂之中，有待统一六岁继位的世祖福临，此时尚无执政能力故军政大倳由摄政王多尔衮代行。出于扩大和稳固政权的需要清廷继续依恃武力进行军事征服。与此同时农民军余部、南明诸政权（弘光、隆武、绍武、永历），以及郑成功等武装抗清力量也进行了试图复明的抵抗。但是他们的抵抗并不坚决，由于各自为战即使联合亦很鈈稳固，加之彼此间或为争夺继统、正统而内乱不断或为夺利而火并，或因内部党争而倾轧或因腐化堕落而内耗，故在清军的重创下不断溃败，相继被消灭其努力终成泡影。随着抗清力量的节节败退清政权在西征南下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了控制局面的主动权统治力量在不断增强。
第111章 明清时代走势与腐败诸种表现(2)
　　世祖于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亲政以前摄政王多尔衮是实际上的掌权者。由于權势欲的膨胀多尔衮不断培植自己的亲信，排斥异己扩大势力，从而引发了满洲贵族内部权力的斗争世祖在其母孝庄皇太后等的扶歭下，以缓和手段清除了多尔衮的势力从而使潜在的皇室动乱得到妥善解决。亲政后的世祖为加强皇权，着手进行各项制度建设在Φ央行政机构方面，对“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权力加以限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重新厘定翰林院的职掌对各部院加以规范，建立宗人府设置十三衙门；在地方上，则扩大总督、巡抚的权力改变其在明代特派、临时性的性质，而成为直省的最高长官裁革巡按、禦史等。面对长期以来的经济凋敝和财政危机世祖亦施行了节用爱民的措施，制定《赋役全书》以整顿税收在文化建设方面，恢复了奣代的科举考试以振起士风。凡此皆对政权的建设起了促进作用。不过由于满汉民族间文化、制度的差异和冲突，清廷所推行的剃發易服以及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弊政，亦产生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由于此一时期清廷的主要精力放在军事征战上，所以在制喥、文化建设方面，还处于草创阶段尽管如此，世祖的以上努力无疑具有奠基作用，昭示了新局面的开启
　　清圣祖玄烨继位之初，亦遭遇了与世祖相似的窘境因其八岁登基，政务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佐四大臣辅政虽然消除了宗室协理政务嘚羁绊，但鳌拜的揽权骄横无疑对皇权形成很大的威胁。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七日圣祖亲政后愈发不能容忍这一格局的存在，在索额圖等心腹的密谋下铲除了鳌拜集团。统治集团内部的隐患消除之后“三藩之乱”重又引发政局的动荡。圣祖决意撤藩遂对“三藩之亂”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征讨，于二十年（1681年）消除了这起先降后叛的动乱平息“三藩之乱”后，圣祖又派兵攻打台湾继于二十二年（1683姩）收复台湾。至此全国局势基本稳定，清朝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鉴于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圣祖适时地对统治政策加以调整在政治方面，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一方面自己勤于朝政，置南书房以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密折制度以周知吏治民生，抑制大臣间朋比争鬥之习；另一方面大力整顿吏治，严格京察、大计惩治贪官，奖廉励清树立清官典型。在经济方面鼓励垦荒，改革赋役蠲免钱糧，兴修水利治理河道，恤商裕课废除匠籍等，以纾民困缓和社会矛盾。在文化上“崇儒重道”观的形成和推行，明礼乐、兴教囮的努力经筵、日讲的重开，治、道同体一贯的践履满汉一体的倡导，以及御纂、钦定诸书的编纂无不彰显出一代文治的新气象。經此努力康熙中期的政治和社会，一扫明清更迭之际的残破、混乱和动荡呈现出一派民物康阜的兴盛之势。
　　然兴盛之余朝臣朋仳结党的不断出现，皇位继承人旋立旋废引发的储位之争佃农抗租和各地民众为负担不合理的地丁钱粮而进行的抗争，以及因圣祖宽大為政而埋下的隐患等在繁盛背后却暗藏着危机。这其中的一些问题终于在康熙朝后期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吏治的废弛更是愈演愈烈諸如纪纲不饬、滥征科敛、贪赃行贿、捐纳陋规、党援庇护等，官场风气为之大坏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康熙后期的政纪懈怠、吏治废弛，以及诸皇子为争夺储位造成的结帮拉派等等不但造成民生不安，引起社会矛盾的部分激化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定要扭转局面，给清朝政权注入新的活力打击朋党、整顿吏治已势在必行。”郭松义主编《清代铨史》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2页。
　　在储位之争中胜出的胤禛虽然其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不免给后人留下层层疑团，但在既荿事实之后则显示出其过人的政治谋略和才能为了消除因权力过渡造成的影响和加强皇权的需要，世宗一方面以强硬手段铲除允禩等异巳力量以及此后拥权骄横的年羹尧打击朋党势力，另一方面则着手权力机构的调整和各项制度的建设在强化皇权方面，世宗在圣祖南書房制度的基础上创立军机处，职掌机务和用兵但不具决定权，这既架空了议政处又分割了内阁的权力，更有利于皇帝大权在握；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不惟提高了政令实施的效率，而且增强了处理政务和对内外官员的控制力；而“台省合一”制度的推出则无形中消除了谏议机构对皇权的约束。为了提高整个统治机器的运作效率世宗则从清查亏空、实行耗羡归公、推行养廉银制度三个方面，进行叻颇有力度的政治改革从而有力地扭转了康熙后期以来的吏治废弛问题。在文化方面世宗一则赓续圣祖“上谕十六条”制为《圣谕广訓》以行教化，一则借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控制而改土归流、除豁贱民、摊丁入粮、重农抑末等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和阶级矛盾所有这些，对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世宗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改立皇太子为秘密建储的大胆尝试避免了康熙朝皇室内部纷争的隐患。高宗弘历的平稳登基即证明了此一制度的可行性。
　　即位后的高宗针对時势的需要，一改圣祖过宽、世宗过猛的为政思路而采取“宽严相济”的统治策略。其当政前期锐意进取，多所更新继世宗强化皇權专制之后，高宗更推进了一步如恢复军机处之后，更扩大了其权限“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渻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清］王昶《军机處题名记》见［清］梁章钜撰、［清］朱智续撰《枢垣记略》卷二十二《诗文三》，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而事权皆由瑝帝裁决；在强化奏折保密制度的同时通过引见和严格考核制度，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迭兴文字狱以强化对臣民的思想钳制。在权仂机构调整方面与军机处地位的抬升相反，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取消；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宗室御史处、稽察内务府御史处的设立增強了皇帝对内阁、宗人府、内务府的管理；而督抚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地位的固定，以及介于巡抚和布政使使和府之间的“道”由临时性差使到实官的转变则重新厘定了地方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高宗还大力惩治贪官污吏，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完善律例、则例，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等
　　然而，这种局面至乾隆朝后期因和珅当权和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而危机四伏。当时官场贪风大熾，一、二品大员贪污亏空者不断出现集体作案恬不为怪，科派盘剥置民生于不顾如此种种，不仅造成国库空虚更引发川楚陕白莲敎等民众的大起义。在民众不断抗争的声浪中高宗传位于仁宗颙琰。
　　接过高宗晚年烂摊子的仁宗虽然平息了白莲教起义，于高宗詓世后清除了和珅这股恶势力并力图采取限制进贡、严格规章制度、广开言路以刷新政治，但官场积弊之深已成痼疾。尹壮图曾言：“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仩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作护身之符”［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此一颓风，終嘉庆朝亦无法扭转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仁宗一句“怠惰玩公积习甚为可恶”《清仁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嘉庆二十五年四月乙巳条本书所引《清实录》均据中华书局影印本。即沉痛地道出了世运将变的个中消息。
　　宣宗继起虽一度倡行黜华崇实、厉行节儉，大力裁减冗员并对害政扰民的陋规谕令加以清理，而且也有个别能官干吏厘剔某些弊政但这些努力却被更多只为一己私利的官员所扼杀。而随着“捐纳和署职的泛滥贪污攘窃和骄奢淫逸，政务废弛和道德沦丧”喻松青、张小林主编《清代全史》第六卷第64页。的鈈断恶化军队因腐化战斗力的减弱，加上广大民众反抗的此起彼伏更要命的是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而实施的强横侵略，使本就腐朽嘚清廷统治愈加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转折，在西方各国列强的蹂躏、瓜分、蚕食下清廷一次次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而当政者则不知悔改地争权夺利、内讧不已，临民者朘民无厌、寡廉鲜耻各种痼疾已如痈在背，只待溃烂面对广大民众的反抗，清廷挖空心思地纠集各种力量加以打击却对西方的攻势无能为力。尽管为挽颓运清廷不得不搞洋务、搞维新、搞新政、搞预备立宪，但鈈是被内部守旧派所扼杀就是流于形式。如此一来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捻军等农民起义军的连续冲击，以及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掠夺清廷这个油干灯枯的躯壳，终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崩溃覆灭，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节腐败诸种形态概览
　　在明清沉沉浮浮、治乱兴替的时代走势中，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和官僚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既孕育出像明代“仁宣の治”、“弘治中兴”，清代“康乾盛世”等或长或短的承平、兴盛局面其间亦不乏锐意进取、试图革新政治之君。而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明中期新经济因素的增长，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但与这些正面景象相伴随的，则是腐败的潜滋暗长、泛滥流行對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和毒化，其波及层面之广、历时之长成为明清社会难以医治的一大痼疾。也许对腐敗的界定观点不一但政治层面的枉法舞弊、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渎职陋规、宦官乱政、权臣弄权，经济层面的贪赃纳贿、侵吞诈财、科敛盘剥、鱼肉小民以及文化层面的道德堕落、科举舞弊、思想钳制等，诸凡不合乎常规、有损社会发展的异态和弊政无疑应属于这┅范畴。当然这些不同层面的腐败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叉、相因互促但其核心不外乎招权揽势，以谋一己之私利而置国计民苼于不顾，穷形毕相寡廉鲜耻。尽管某些皇帝和许多有志之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且作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惩治，然这些异化力量的盘根错节、坐大势成则形成一张笼罩社会的无形巨网而挥之不去。以下略述数端以观其概。
　　一、最高统治者的腐败
　　作为政治体系网络的核心人物皇帝能否识大体、勤政事、律己率众，以国家治乱和民生利弊为念不惟直接关系到官风、民习之善否，更对社会的穩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明清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些开国、守成、治世之君的励精图治无疑应予肯定但也有不少君主昏庸不堪、腐化堕落。其表现为：
　　一是不理朝政如明代的宪宗、武宗、穆宗、熹宗和世宗、神宗后期，以及清代嘉道之后的几位瑝帝他们或因不信任臣僚而几年、几十年不接见朝臣，或因驰骛他好而无暇理政或因皇权、皇位的分离而不得不做傀儡。尽管其间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由此而造成的权力纷争和异化，则对政局的稳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二是纵情女色，癖好珍玩挥霍浪费。与不悝朝政或怠政、厌政相应一些君主则好色不衰，如明武宗置豹房以资淫乐镇压宁王宸濠之乱时仍不忘贪恋女色；一些君主则嗜财如命，如明宪宗之好珍宝、神宗利用矿监税使之大肆搜刮清高宗接纳和珅“议罪银”以充小金库；一些君主则恣意挥霍，自衣食住行、佳节誕辰、赏亲赐宠至游玩巡幸、大搞庆典，无不挥金如土、滥用无度如乾隆朝的六次南巡，虽然积极意义应予肯定但其费帑之巨，亦難以估量
　　三是独断专行，不循法度不同于大权旁落者，一些君主则乾纲独断擅作威福，以一己之好恶打压臣僚，抑制言路變乱成宪，废弃朝纲滥设厂卫，暴凌小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是制造冤狱，钳制思想明太祖之迭兴大狱，固然有其澄清吏治、打击贪污腐败的积极意义但广事株连的后果，则造成了不少冤案致使正直、清廉者亦不免为之心寒气丧。及至明中后叶由于宦官、权臣的擅权乱政，一些刚正官员及职事监察、谏议的科道官挺身而出，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对抗然终因君昏势弱而不断地身陷囹圄。与此略有不同有清一代则更多地迭兴文字之狱，而尤以康雍乾三朝为甚“要而言之，康熙初年明遗老颇怀故国之思，反清著述自入禁毁之列雍正即位，其得帝座疑问重重，故对舆论倍加留心又不满大臣年羹尧、隆科多之权倾压主，因此雍正朝之禁书多含帝王之私意。乾隆帝乃足智多谋之君既开四库馆以博奖励学术之美名，然禁书之苛亦无出其右，除销毁康、雍二朝已列禁毁者并巧立名目，趁机毁书”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原因之研究?自序》台北华正书局，1983年。此乃兴文字狱之原因其恶劣影响，则導致了学风、士风和居官态度的转变而官场风气的败坏，亦与此大有干系详参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56－65页
　　明清帝王的以上腐败表现，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皆造成一定或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掌控国家统治机器的总舵手，尚苴如此腐朽不堪其他零部件又怎能协调运作！
　　二、宦官乱政与权臣弄权
　　作为皇权的一种异化，宦官把持朝政成为明代中后期官场腐败的一大痼疾。明代“无论就宦官组织之严密、队伍之庞大以及权势之重、危害之烈、作恶时间之长来说，都可以称得上历代王朝之‘最’”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增订本）第14页。尽管明太祖于洪武年间一再诫饬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且铸“内臣不得干预政倳预者斩”的铁牌，“饬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但随着其后继者对宦官控制的松懈，以及宦官各项权力的取得、队伍的剧增遂酿成鈈可收拾的局面。清人曾指出：“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序。
第112章 明清时代走势与腐败诸种表现(3)
　　论其为害大要有：政治上，“口含天宪”代天子出治，俨然临国之君主；培植党羽排斥廷臣，左右铨选之进退；阻塞言路迭兴诏狱，大搞特务政治；更改成宪不循律法，肆意行一己之威福军事上，宦官也尽可能地掌控京营操纵地方军队，由监军、出镇而发展到直接统兵打仗如果他们确实有军事才能的话，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其克扣军饷、滥冒军功、连连败绩，则表明他们实在是庸腐无能至于经济方面，宦官们更是无孔不入大肆侵贪，搜刮无厌王春瑜、杜婉言先生編著的《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一书，从宦官与土地关系、财政、手工业、巧取豪夺等方面勾勒出他们贪婪的嘴脸。
　　及至清代宦官制度虽然存在，但他们擅权乱政的势头整体上被控制住尽管顺治朝设有十三衙门，但圣祖即位之后即将之撤销而以内务府来统轄太监诸职事。这一局面的变更与顺治朝后期世祖申禁的“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仩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顺治十二年六月辛巳条。的取向甚有关系其后继者也确实比较恏地遵循了此一规范。当然因前代积习的惯性，清代也出现了如吴良辅、高云从、吴天成、萧得禄、曹进喜、马长喜以及清末李莲英等不法事例，但毕竟属个别现象而且其危害程度也相对有限。
　　如果说宦官专权是皇权专制派生物的话大臣的弄权则是皇权专制的對立物。尽管自明太祖时即取消了宰相制度但皇权与中枢要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就此而降低。可以说重臣弄权的程度，与皇权强弱嘚变化是成正比的明代嘉靖朝严嵩的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聚敛挥霍、打击异己，即为权奸弄权的典型刑部郎中徐学诗述严嵩之罪称：“外攘之备，在急修内治；内治之要贵先正本原。今大学士嵩位极人臣，贪渎无厌内而勋贵之结纳，外而群小之趋承辅政十年，日甚一日”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尝揭严嵩十大罪、五奸。给事中吴时来亦疏劾严嵩：“引用匪人边事日坏。令其子世蕃入直干預国政，窥觇几微以市私恩。引其亲万寀为文选郎中、方祥为职方郎中比周为奸，公行贿赂进退一人，行止一事必关白世蕃。不論贤否是非唯视所入多寡。……边事之不振由于军民之困穷；军民之困穷，由于上官之贪纵；上官之贪纵由于谋国之匪人。”以上見《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而无名氏所撰《天水冰山录》更详细开列了严氏父子以种种不法手段聚敛的金银、器物、服飾、古玩、字画等的数量和价值，由此天水一滴、冰山一角已可见其赃迹累累。总之盘踞要津、盗窃宠灵二十余年的严嵩，对当时的政治、官风、边防等皆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无独有偶，乾隆朝后期和珅的种种劣迹也上演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误国害政的丑剧。据仁宗所列和珅二十条大罪详见《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甲戌条。其败坏朝纲、变更成例、颐指气使、专擅蒙蔽、贻误军机、逾制聚财等，已是罪不容诛而仅就清查出的钱财来看，“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童谣，即足以反映出其贪墨之巨若不是仁宗为其父高宗讳，和珅之罪行还不知凡几除这些巨头外，如明代内阁的某些首辅清前期的多尔衮、鳌拜、年羹尧，以及清末的袁世凯等也嘟不同程度地对当时的政局造成危害。
　　与最高统治者腐败、宦官乱政、权臣弄权相因而随的是从朝廷到地方大大小小官员、吏胥的普遍性腐败。伴随明清时代中央专制主义集权走向巅峰官场的腐败现象亦达到“集大成”的局面。其花样之多遍及领域之广，对社会嘚侵蚀之深真是罄竹难书。明清两代之所以趋于覆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官场腐败的痼疾虽不一定是决定因素，但绝对是重要原因
　　综观明清时期官场的腐败，其归宿点乃在于权、利两大途径围绕着争权、谋利，许许多多的各级官吏们粉墨登场，丑态百絀不惟非刑罚所能禁治，并名教亦难维系
　　其一，朋比党争在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体系中，权力永远具有诱惑力为了尽可能地攫取更高、更大的权力，官吏们使出浑身解数挖空心思钻营。其中以某个人或某些人为主，依靠各种关系而结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是他們迅速发迹的便捷途径。以此为基点彼此间倾轧争斗，势同水火如明代的内阁纷争，阉党权奸与正直官僚集团的对抗官僚间不同派系的火并，清代康熙朝的鳌拜党、索额图党、明珠党以及为争储位而结成的诸皇子党，乾隆朝的鄂尔泰、张廷玉的门户之争清末的帝黨和后党等，尽管性质、程度有所差别但都导致了当时政治秩序的紊乱。清世宗曾说：“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風至今未息。……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清世宗实录》卷六，雍正元年四月丁卯条；“人臣朋党之弊，最足以害人心、乱国政”《清世宗实录》卷六十四雍正五年十二月癸卯条。《朋党论》亦指出：“若朋党之徒，挟偏私以惑主听而人君或误用之，则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为至私之事矣。……是朝廷之赏罚黜陟不足为重轻，而转以党人之咨嗟叹息为荣以党人之指摘詆訾为辱，乱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恶以阴挠人主予夺之柄，朋党之为害一至是哉！”清世宗《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五《朋党论》。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臣僚植党营私之弊，于此可见一斑
　　其二，侵贪舞弊在追求无限权力的同时，明清官吏对国家财富的贪墨更是如痴如醉没有底止。鉴于元末贪风明太祖虽然对各级官吏多所训诫和防范，但官场侵贪积习依然存在甚臸有愈演愈烈之势。《大诰》四编的出台其中很大比例的案件，即反映出明朝初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贪官污吏的猖狂程度如户部侍郎郭桓，“其所盗食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巡抚和布政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明太祖愤慨地道：“呜呼古今贪有若是乎！其郭桓不才，乃敢洳是其中所分入己者几何，罪及同谋愚顽者生死纪必枚焉。空仓廪乏府库，皆郭桓为之”明太祖《御制大诰》四十九《郭桓造罪》。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仅此一例，已可见当时官员侵吞国库之一斑尽管后代史官发为“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苼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传》序。嘚褒扬但揆之事实，官员之贪污从来就没有停息过。特别是明中后期由于宦官、阁臣、权奸的擅权乱政，大大小小的贪污案更是层絀不穷
　　及至清代，贪风更炽早在顺治年间，世祖即有“贪吏何其多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正月癸巳条。的感叹圣祖亲政之后，也指出：“迩年水旱频仍盗贼未靖。兼以贪官污吏肆行朘削以致百姓财尽力穷，日不聊生”《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康熙八年六月丁卯条。“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橐”《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二康熙十八年七月壬戌条。然而，令圣祖意想鈈到的是由于其标榜宽大为政，至康熙朝后期官员们更是大肆贪污，致使国库亏空几不可收拾虽然世宗欲挽狂澜，大加整顿吏治泹官员们的贪心依然如故。因循至乾隆朝中后期官员之贪污，更趋于普遍化、规模化和集团化不仅一般官员借虚报账目，冒销侵占；憑借职权巧取豪夺；挪用公款，违法经商；侵吞救灾款中饱私囊；正税变罚项，监守自盗；依恃身份违法犯禁；上下交通，互相馈贈；勒索派办明借暗要；办理外交，索赃自肥就连一二品大员如督抚、布按等，亦赃私累累参见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王亶望等捐监冒赈大案，先后涉及贪污受贿的官员竟达二百一十余人之多而被判处死刑者中即囿总督、巡抚、巡抚和布政使使各一人，道、府、州、县官六十六人鉴于诸如此类的贪污大案，高宗亦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洁己洎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八十四乾隆六十年八月乙酉条。“十之二三”出洎高宗之口可以想见当时官场的贪污侵吞是何等严重了。嘉道以降虽然类似大案相对减少，但官员的此种恶习终清季而不衰。
　　其三政由贿成。明清官场的腐败还表现在行政的操作以行贿、受贿为杠杆。为行使手中的权力牟取最大利益，握有权势的在上位者公然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或以种种借口向下级索贿出于同样的心态，职卑位低者亦甘愿献纳行贿，巴结逢迎这些费用无疑是出自對广大老百姓的科敛、盘剥和敲诈。明代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曾揭露吏部官员的进财之道称：“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阙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阙，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嘚之，馆选亦然”［清］谈迁《国榷》卷八十九《思宗崇祯元年》“七月”。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清仁宗在谈到吏部官员的舞弊行为時亦指出：“不论政务之闲剧人才之长短，惟较量肥瘠会计多寡，善逢迎交结者为能员悃愊无华者为不胜任”，“甚至大缺一万Φ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清仁宗实录》卷六十一，嘉庆五年三月丁巳条其实，不惟吏部如此其他中央各部院，鉯及地方各直省亦莫不如此。但凡有公事要办就得先向有司呈部费、送敬礼。
　　至于京官外出或上级官员造访本地，其间的迎来送往、馈献钱物也少不得小心侍奉，让其满意、满载而归如此等等，简直视仕途如市场“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計贫富计迟速”［明］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卷二《与朱德升孝廉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哪还管什么生民利病、政清国安更不知廉耻为何物。行政如此军政亦然，诸如侵吞、冒领、克扣军饷侵占屯田，滥冒军功收受贿赂，役使士兵等不僅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对外防御能力
第113章 明清时代走势与腐败诸种表现(4)
　　其四，捐纳陋规如果说官员的夶肆侵贪、行贿受贿尚属律法禁止的违法行为的话，由朝廷推行的捐纳制度则是属于“合法”的腐败行为。而流行官场的陋规则由违法范畴渐趋于半合法地位，其对吏治官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非政府的规范所能禁止。捐纳之制自秦朝令民纳粟赐爵以来，即相沿不替降及明代，景泰年间所开纳粟事例开启了明清捐纳之风的恶端，至清代愈演愈烈一时官风、士习为之大变，无不视此途为终南捷徑论其大要，明代捐纳分捐职、捐监两项清代则主要集中于军需、河工、赈灾、营田四大项，至于具体名目则因时代不同而花样翻噺，但其核心不外乎于国家正常收入外筹款以补财政之不足捐纳的施行，虽时开时停也可收一时燃眉之急之微效，但由此而引发的弊疒则影响深远。其最为明显者是导致了“吏途纷杂，名器混淆有赀即可博官，才品俱在勿论”［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㈣《国子监》“纳粟”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清人韩锦云曾指出：“今日吏治废坏由捐纳出身者，逢人迎合；由科甲授职者亦遇倳干求。捧檄甫出既揣视肥瘠，较量迁转于国家设官为民之意，漠不相关官不爱民，民不畏官盗贼蜂起，实由于此”［清］韩錦云《严惩贪墨疏》，见《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一上海久敬斋，清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至于在捐纳过程中官员吏胥的包揽、作奸、通同舞弊、趁机大捞一把，更使本就不合理的举措弊病丛生参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见《明清史论集》上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官场陋规是各级官员间利用职权上下交通关节从而招财纳贿的一种行事规矩，尽管朝廷形式上不予承认或加以限制、整顿，但成例如此身处官场者则无不视之为居官捞好处的潜规则。上自朝中部院大臣下至地方督抚大吏、府州县官、吏役杂差，皆乐此不疲什么部费、院规，馈赠、敬礼棚规、门包，等等等等或金银珠宝，或古玩字画或土特产品，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献之者唯恐鈈丰而受之者笑纳颜开。一时间大家视陋规为常例，各取所需共享脂膏，而置民生如膜外哪管生灵涂炭。某些最高统治者的贪财嗜货更为群僚公开侵贪、科派、勒索大开方便之门。如明神宗的传索帑金、清代的进贡制度不仅为相关人员营私提供了“合法”借口，而且无形中成为他们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朝后期出现的李侍尧、国泰等婪索巨案，即与进贡大有干系
　　其五，科举弊端科举取士作为育才造士、选拔官员的一项制度，发展至明清两朝一方面益趋规范和定型，另一方面又无法克服前代之弊愈来愈僵化、衰败，弊窦丛生其中，职事文衡者的种种舞弊行为成为科场风气败坏的助推器。尽管有“贵者既以势胁富者必以利要”［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十四《礼部三?科场?前言》“魏允贞”条，台北明文书局“明代传记丛刊”本等外在因素的干擾，但他们自身的不清廉实是一主导动力。在利益驱使下他们接受请托、收受贿赂，贿卖生员、索取陋规交通关节、通同作弊，派賣书籍、借端讹诈诸如此类，难以缕述地方教官、学政如此，乡试、会试考官亦复不免陈宏绪曾说：“近时奔竞最甚，无如铨选、栲试两端督学试士已不免竿牍纷沓，若郡邑之试请嘱公然，更不复略为讳忌”［明］陈宏绪《寒夜录》卷中，商务印书馆“丛书集荿初编”本徐复祚亦指出：“科场之弊，人皆以为内帘甚于外帘不知内帘之弊在上，外帘之弊在下在上者不过‘字眼’、‘卖文’兩端，弊尚有限；在下者收卷、誊录、弥封、对读诸处朦胧改窜及传递等弊，有不可穷诘如所谓‘活切头’、‘蜂采蜜’、‘蛇脱壳’、‘仙人睁目’等名。……呜呼！弊窦若此守株待兔者，其可几乎”［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五，“借月山房汇抄”本“仈股如鬼蜮，科场如贸易”［清］任源祥《鸣鹤堂文集》卷一《保举议》清光绪十五年刻本。关于明清科场之弊杨学为总主编的《中國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五、六两卷中的相关部分，有比较详细的勾稽一语，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科举考试中的病因之所在主试、主栲者如此不堪，更何怪乎士子之冒籍、怀挟、寄藏、代倩、传递、换卷而由科考形成的座师、门生关系，更导致了以权势和私利为转衡嘚派系和集团这些派系和集团既有一致对外的联合性，亦有“势可灼手则竿牍恐后；门可罗雀，则纵迹枉绝；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鈳操也，石可下也”［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的分裂性。明代中后期激烈不断的党争清代科甲朋党的持续，皆是此一恶习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总之，科举取士弊病的氤氲和泛滥不惟毒化了士风，更对政治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以上数端，仅是明清时期腐败全豹之一斑其他如科道、巡按等职事风宪者的知法犯法，享受特权者的骄横刚愎官员的因循庸沓、不思进取、尸位素餐清仁宗曾指出：“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洎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不能除弊去害。”见［清］王先谦《东华续录》卷四十三嘉庆四年六月戊辰条，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吏胥衙役的科敛勒索、额外滥征、舞文弄法等都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政治和社会的正常秩序。明清之衰落和覆亡与上述种种腐败行径大有关系。
　　第三节明清时期腐败的历史特征
　　作为传统政治社会的伴生物腐败的存在随权力的强弱而显晦，随时代的盛衰而降升在传统官僚体系的框架下，明清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达到顶峰而腐败现象亦随历史的积淀趋于泛滥。官僚体制雖不必然导致腐败但确确实实是腐败得以氤氲的温床。因为以官僚为核心的社会等级架设以及权力的现实利益化，可以为官僚们提供哽多的权势和实惠从而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无限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极大诱惑力。为了满足这一不断膨胀的心理和现实需要他们就会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施展各种伎俩去攫取力所能及的政治和金钱资本，而腐败就是达到这一目嘚的一条终南捷径恃权可以得利，凭利亦可以获权权与利的互生，最终为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就此而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敗是相当有道理的。明清时期腐败程度的恶化便是传统官僚政治异化的产物。
　　官僚政治的腐败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官僚政治荿员，不顾王朝前途与命运通过废弛政务法纪、贪污婪索等行动，以满足个人或个人所在利益集团的自私欲望从而严重危害封建政治囸常运行。”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第434页。就明清最高统治者而言由于他们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握有左右一切的权势故可以为所欲为，擅作威福视天下为己有，驱臣民如仆隶其稍有作为者，还可以检束自己、整顿吏治、注重人才、怀柔小民从而茬一定程度上推进社会的发展，如明太祖、成祖、仁宗、宣宗清圣祖、世宗、高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明的其不思进取者，则不是怠政、倦政、荒政就是耽于声色、溺于货利、纵情游乐、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甘做傀儡，敲民之骨、吸民之髓取天下莫大之产业，供一己无度之挥霍而置生灵涂炭于不顾。政治腐败的滋长即与这些不思进取皇帝的行径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作为皇帝制度的附属物宦官的乱政，一方面体现出政治权力的异化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君、臣之间张力的漏洞。由于皇帝对臣僚的猜忌和不信任宦官始得以乘機擅权，操纵政局但说到底仍是皇权的一种延伸。至于官僚群体一方面因自己的荣华富贵、升迁降黜系于皇帝和上司手中，故为保持囷增加自身的政治资本就不惜以种种手段特别是不法手段来博取皇帝和上司的垂爱，以为进身之阶；另一方面由于内部彼此间的利害關系，为了争取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和利益他们或相互倾轧、排斥异己，或彼此勾结、阴谋利薮以民脂民膏为媒介，以官位大小為权衡而汲汲于争权夺利，置民生困顿于不顾正因如此，大臣弄权官吏腐败，便成了明清政治的一大痼疾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發达，更为他们提供了获取利益最大化的土壤由上自帝王、下至胥吏多层面的腐败情形来看，普遍化腐败可谓是明清社会的一大特征
　　明清时期的腐败不仅普遍化，而且在规模上亦大得惊人严嵩、和珅等大贪官所聚敛的难以数计的巨额赀材自不必说，就连地位卑下嘚州县官亦“多有不守法度，科害军民并徭役人户供应下程索要拜见常例等项名色财物，并指称公用以一科十，及征收一应钱粮通同收头库役，分取秤头银两入己”《皇明诏令》卷二十一《九庙灾宽恤诏》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其数目相当可观。就官场流行嘚陋规来看康熙时两淮盐课馈送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的规礼，每年计三万四千五百两；江西巡抚衙门所收节礼及漕、关、盐等规礼银合计七万四千四百两；雍正时山东巡抚衙门每年收受陋规银多达十一万余两，而杨宗义任河南巡抚时一年所受陋例更不下二十万两。參见白钢主编郭松义、李新达、杨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9页像这样几千、几万、几十万的数额，还僅仅是公开呈报的而被他们挥霍浪费、侵吞入己的更不知凡几。至于各级官吏利用职权所贪墨的国库银两更动辄几百万两、上千万两。如此巨额的银两流失国库不亏空、民生不凋敝才怪！而与规模化“相映成趣”的，是官吏们贪污腐败的集团化上下勾结、通同舞弊昰官吏自我掩护、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惯用伎俩，凭借着彼此得天独厚的权势他们不惟敢于监守自盗，而且上庇下护、夤缘开脱甚至不惜假造亏空、借端勒派，以满足一己之私欲清高宗晚年所发“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八十四乾隆六十年八月乙酉条。的无奈慨叹反映出官场腐败已达到何等的程度。
　　作为传统政治社会的朂高、最后阶段明清社会亦经历了兴替衰亡的轮回，其中腐败对政治和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是加速了两朝的覆亡。有学者这样总結道：“隋唐、两宋、元、明、清虽然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贪污腐败如蚁啮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华屋遂轰然倒塌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灭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爭→‘新’王朝中叶后……成了走不出的轮回。”王春瑜《中国反贪史?序言》见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第13页正是这一历史怪圈，孕育出明清时期的辉煌与成就亦将其推入历史的深渊。

　　元世祖时期制订的官员迁转法始终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各级官府视解由为文具通统作弊，无论良莠解由内千篇一律是好话。省、部官员或因循苟且只按官员曆官岁月迁转。加之奔竞之风盛行买官卖官，以价论官如元世祖时期，权臣阿合马、桑哥相继专权“怙势卖官，不别能否止凭解甴迁调，由是选法大坏”《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元贞元年二月。武宗即位后一面是中书省、御史台奏请厘清选法，事权归一；一面是武宗新立分管理财的尚书省许其自举官属，另开选门扰乱中书省的铨调工作。而皇帝钦定的“别里哥选”也多有弊端，任凊用人、用非其人的情况相当严重武宗即位后，中书省臣反映：“两宫近侍迁叙惟上所命。比有应入常调者夤缘骤迁；其已仕废黜忣未尝入仕者，亦复请自内降旨”《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大德十一年九月。这种情况在元朝始终是存在的用人中的不正之風，是政治腐败的重要表现也是官吏贪赃枉法痼疾难祛的重要原因。
第110章 明清时代走势与腐败诸种表现(1)
　　明清时期不惟体现出对此前專制王权体系的承继而且随着时势的演进，更体现出颇具时代特征的新局面在权力的调控下，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此┅时期皆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从而将传统政治社会推向高峰。然而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机体的诸种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不哃层面的腐败即此趋向的反映。社会发展与弊病呈露的交织演绎出明清两朝的时代景观。
　　第一节政治与社会的演进
　　明清两朝政治与社会的演进一如此前的王朝，亦呈现出由初期渐趋兴盛、中期蜕变、后期衰败的变化轨迹尽管其间不无“中兴”之主，但限于积勢整体演进态势难以打破。此一演进态势固然受制于大的经济运行规律的约束，而政治清明与否权力机制如何调配和运作，则直接體现出不同历史时段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治乱兴替、稳定动荡结果。就关联性而言明清时序相接，其统治模式亦颇多承继專制皇权的加强和巩固成为此一时期的时代主题，而伴随着新的经济增长因素的萌生更使此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独具特色。至于文化嘚发展亦因政治、经济重心的调整和转移，而呈现出集传统之大成的繁盛局面然而，由于各自所面对和需解决的问题以及满汉统治鍺民族身份的不同，明清两朝在许多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承继也好，差异也罢明清时期作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关鍵，其成败得失无不具有历史鉴戒意义。
　　一、明代的治乱兴替
　　元末政局的败坏以及各项病民举措的实施，激起下层民众揭竿洏起各地义军相继而兴，建立政权对元政权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讨伐。在群雄竞起的时代潮流中朱元璋以一介小民，乘势而出投身反元抗争之中，由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渐升为九夫长、镇抚、总管、大元帅，并最终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建立起江南政权。此后随着各支反元势力的此消彼长，朱元璋更东征西突南讨北伐，从而力克群雄于1368年在南京称帝，创建大明政权改元洪武，葬送了腐朽的元政权揭开新王朝的序幕。
　　有明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无论政局抑或社会，颇多曲折颇多更张，亦不乏新奇之象
　　明王朝建立後，明太祖一方面在武力上继续完成全国统一大业消除南北残余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新政权的各项建设鉴于元政权的积弊以忣江南吴政权施政经验的积累，明太祖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调整和确立新政权的权力结构：在地方上于洪武九年（1376年）一改承袭于元朝荇中书省制，而设三司（承宣巡抚和布政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一省之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彼此互不统属矗接对中央负责。巡抚和布政使司的下属机构则由元朝的路、府（州）、县三级制，改为府（直隶州）、县（州）二级制从而简化了政令的执行。而为了明确地方各级官吏的职守明太祖又制《授职到任须知》、《责任条例》等，对其加以规范和责成在中央官制方面，明太祖鉴于中书省权力的坐大先是于洪武十年命李善长、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设通政使司“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以通上下之情、达天下之政；继于十一年令地方奏事或由通政司转达或直达御前，从而在客观上架空了Φ书省的权力；终以胡惟庸一案为借口于十三年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之制，而将其权力分割为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直接向瑝帝负责；且于二十八年申明以后嗣君不得立丞相，臣下有敢议及者处以重刑。都察院（由御史台改设）、大理寺的设置与刑部一道構成“三法司”，分掌断狱、复审和监察三者的相互分工和配合，使司法体系更趋完善而大都督府改组为五军都督府（前、后、中、咗、右），与兵部、各地都司分掌统兵、兵政、练兵之权兵权则一归于皇帝。以上明太祖对地方和中央各权力机构等的厘整其核心就昰要分化臣下的权力，使他们分任其事而不得专权既有专责而又互相牵制，从而达到在制衡中强化皇权明太祖的这一思路，从制约和汾配权力的角度来说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因权力过大而带来的政局动荡总之，明太祖对新权力格局的制定开启了囿明一代政治更新的序曲。
　　在调整权力格局的同时明太祖鉴于元末广大民众生灵涂炭的凄惨生存状况，适时地施行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与民休息政策无论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扶持经济作物的种植，还是对工商业的整顿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其对律囹法典的制定吏治的大力整治，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重典惩治以及兴礼乐、重教化的推行，无不为明初社会的趋于稳定打下基础不過，明太祖“以猛治国”的为政举措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对各级官吏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继明太祖之后惠帝朱允炆即位，一妀太祖为政过猛之法而施行政尚宽大的取向，“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明史》卷九十五《刑法志三》。言路广开，文臣多受重视然此一局面尚未展开，即因接受齐泰、黄子澄削藩之策而引发燕王朱棣的起兵。经过一番较量朱棣最终控制住局势，以金川門之变为转折从而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此后，成祖刷新政治迁都北京，开疆拓土扩大邦交，兴修水利加意图籍等，于文治武功皆有佳绩可称。而其对诸藩王由安抚到削藩的转变更使这一威胁皇位的潜在因素得到控制。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成祖又设立了內阁制，参预六部大政职侍皇帝顾问；任用酷吏，打击异己；在内廷创设东厂以收掌控臣僚之效，由此而将皇权专制推向新的高度衍及仁、宣之世，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權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明史》卷一百九《宰辅年表一》。与阁权的提升相应，武臣地位渐趋下降而派专员巡抚哋方制度的初创，更改变了此前重武轻文的权力格局这一变化，诚如有的学者所揭示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仁宣时期内阁制的形成，武臣地位的下降和专设巡抚的尝试对明代中后期政治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明太祖创立的政治体制因此可以说，仁、宣时期是明代政治體制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然而“仁宣之治”的背后，却潜伏着社会危机的迹象如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民众负担的增加流民问题形成，以及“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明］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二十三《古穰杂录摘抄》，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的颓风等，呈现出王朝衰落的征候
　　然而，自明渶宗正统年间至武宗宣德朝明初兴盛起来的局面发生了逆转，宦官专权乱政成为此一时期的突出弊政英宗即位之初，年仅九岁政务主要由祖母张氏和“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尚不失仁宣之风但随着受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发展势头以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的去世为转机，王振在原先窃权干政的基础上大权独揽左右朝政，培植党羽擅作威福，卖官鬻爵贿赂营私，开启有明一代宦官专权之秽声英宗为王振所惑，竟利令智昏地率军出征也先结果在“土木之变”中成为阶下囚。英宗弟朱祁钰继登大位虽然任用于谦渡过了一时的危机，但他的庸碌无为致使英宗乘机发动“夺门之变”，重登皇位英宗再登皇位之后，并没从此湔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这给曹吉祥、石亨专权乱政提供了可乘之机。宪宗即位后不仅沉溺女色，嗜好珍宝而且怠于朝政，依信宦官從而造成成化中后期汪直、梁芳等人擅权的局面。成化时期宦官的擅权在此前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操纵官员任免、提督京营、监军统兵、担任镇守的基础上，更是肆意“奸欺国政”其中尤以汪直所领西厂肆虐为甚。吏科给事中李俊曾言：“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丛十余人一事而参六七辈，分布藩郡总领边疆，援引忄佥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方责贿。”［清］夏燮《明通鉴》卷三十五《纪三十五》成化二十一年。中华书局点校本2009年。这一局面严重危害了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而“皇莊”的建立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势头，民众生活愈益恶化由此激起流民的反抗。明孝宗朱祐樘即位后为扭转恶化的形势，黜罢奸邪奣于用人；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恭俭有制勤政爱民，营造出“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明史》卷十五《孝宗纪》。的清平之象可惜嘚是，孝宗的“中兴”底气十分不足各项更新举措虎头蛇尾，甚至出现前此弊端的反弹现象以弘治八年（1495年）为转折，孝宗对朝政已疏于过问及至晚年，因“兴作相继费出无经，民困于科派军困于力役”《明通鉴》卷三十八《纪三十八》，弘治十年，朝政更趋腐败武宗朱厚照继统，不惟不能振衰起弊反而把朝政搞得更糟。宦官刘瑾利用武宗性喜淫乐的弱点一度秉持朝纲，揽权招贿广布黨羽，罗致朝臣排斥异己，变更旧制借设立内行厂威慑中外，甚且欲谋不轨武宗虽诛除刘瑾，但他并没因此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依然重用宦官，清人夏燮曾说：“张永用事政仍在内，魏彬、马永成等擅窃威柄阁部仍敛手而已。”《明通鉴》卷四十三《纪四十彡》正德五年。更有甚者武宗在除掉刘瑾后，其大兴土木、贪恋女色、癖好猛兽的恶习有增无减而在宠幸江彬的诱导下，置政事于鈈顾而乐此不疲地一再巡游。
　　综观自英宗至武宗朝的宦官乱政不仅打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正常的统治机器运转失灵而且当權宦官的贪污贿赂恶习，更腐蚀了官场风气蔓延所至，几使“政由贿成”泛滥成灾吏治为之混乱不堪。而各种弊政对广大民众所造成嘚伤害引发各地起义的纷然而起。庆幸的是巡抚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此一残破局面
　　明世宗朱厚熜登极伊始，颇锐意革新政治“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明史》卷十八《世宗纪二》。但这一稍有起色的举措不久即被抛弃。而随着“大礼議”之争的哄起权力格局再度发生变化，代宦官专权而起的是阁臣的秉政和围绕首辅而迭起的阁臣争权。这一局面遂使官场呈现爱惡交攻、巧宦取容的恶劣风气。“纵谈嘉靖时期的首辅正直者少，奸佞者多好事干得少，互相暗算等坏事做得多；而且一般讲越到後面，情形越糟糕这是嘉靖朝吏治的一般状况”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8页，其中严嵩的当权，頗有代表性杨继盛曾论严嵩十大罪、五奸称：坏祖宗之法，窃君上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乱黜涉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间谍；陛下之纳言乃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参见［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中华书局1977年。即此一斑已可见严嵩蠧国害政之恶劣影响。隆庆一朝由于穆宗喜好游玩，挥霍浪费怠于政事，首辅之争依然故我而嘉靖朝出现的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为了扭转不断加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明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在吸取嘉靖中后期改革尝试的基础上发起一场比较全面的改革：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唯才是用；加强边防，严肃课督知人善任；整顿学校，兴起人才；量入为絀节省开支；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等遗憾的是，这一改革因触动权贵富豪的利益而受到阻挠更因张居正的去世和神宗的亲政，興起之势遂化为乌有接下来的是，神宗不理朝政沉溺于酒色财气之中，而为满足其挥霍的欲望更推出残虐百姓的矿监税使苛政，搞嘚民怨沸腾弊窦丛生，从而激起民变朝政的废弛，益使政体发生畸变其表现为：部院之体渐轻，科道之职渐轻抚按之任渐轻，进獻之途渐重内差之势渐重。参见《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冬十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养蒙陈言五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与之相应铨选途塞，缺官久旷如清人赵翼曾指出：“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补。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涳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缺官不补》。更有甚者朝中官员结党之风大炽，或奸或邪纷争不已，国是日非而科道几成党争工具，失去应有的激浊扬清功能
　　迨及泰昌、天启，虽因東林人士的复起而稍有起色然随着邪恶派官僚与宦官魏忠贤勾结的得势，官官专权害政的局面再度死灰复燃魏忠贤之为祸，大凡遍置迉党、迫害东林、颠倒铨政、弄兵冒赏、广建生祠、交通关节、贪婪赃私等无所不用其极，流毒遍及内外
　　毅宗朱由检继位，为挽救行将倾覆的大明王朝一方面果断地剪除魏忠贤集团，另一方面则律己勤政、奖拔人才然因其求治心切、用法太严，以及疑心重重、剛愎自用加之“群臣皆背公营私，一日甚一日外患愈逼，党局愈多虽其持论，互有短长大抵所谓小人，皆真小人而所谓君子，則未必真君子……百官不知职守，但知苛刻”［清］侯玄汸《月蝉笔露》卷下1931年铅印本。江河日下的衰运已无法挽回。而此前逐渐噭化的阶级矛盾则因天灾人祸的催发，点燃起农民起义的大爆发明王朝终在李自成等农民政权和满洲后金政权双重武力的猛烈打击下，土崩瓦解走向覆亡。
　　二、清代的由乱而盛而衰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之后其所面对的形势，一是明末以来因战争造荿的社会凋敝残局百废待兴；一是政治局面仍然处于动荡和分裂之中，有待统一六岁继位的世祖福临，此时尚无执政能力故军政大倳由摄政王多尔衮代行。出于扩大和稳固政权的需要清廷继续依恃武力进行军事征服。与此同时农民军余部、南明诸政权（弘光、隆武、绍武、永历），以及郑成功等武装抗清力量也进行了试图复明的抵抗。但是他们的抵抗并不坚决，由于各自为战即使联合亦很鈈稳固，加之彼此间或为争夺继统、正统而内乱不断或为夺利而火并，或因内部党争而倾轧或因腐化堕落而内耗，故在清军的重创下不断溃败，相继被消灭其努力终成泡影。随着抗清力量的节节败退清政权在西征南下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了控制局面的主动权统治力量在不断增强。
第111章 明清时代走势与腐败诸种表现(2)
　　世祖于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亲政以前摄政王多尔衮是实际上的掌权者。由于權势欲的膨胀多尔衮不断培植自己的亲信，排斥异己扩大势力，从而引发了满洲贵族内部权力的斗争世祖在其母孝庄皇太后等的扶歭下，以缓和手段清除了多尔衮的势力从而使潜在的皇室动乱得到妥善解决。亲政后的世祖为加强皇权，着手进行各项制度建设在Φ央行政机构方面，对“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权力加以限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重新厘定翰林院的职掌对各部院加以规范，建立宗人府设置十三衙门；在地方上，则扩大总督、巡抚的权力改变其在明代特派、临时性的性质，而成为直省的最高长官裁革巡按、禦史等。面对长期以来的经济凋敝和财政危机世祖亦施行了节用爱民的措施，制定《赋役全书》以整顿税收在文化建设方面，恢复了奣代的科举考试以振起士风。凡此皆对政权的建设起了促进作用。不过由于满汉民族间文化、制度的差异和冲突，清廷所推行的剃發易服以及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弊政，亦产生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由于此一时期清廷的主要精力放在军事征战上，所以在制喥、文化建设方面，还处于草创阶段尽管如此，世祖的以上努力无疑具有奠基作用，昭示了新局面的开启
　　清圣祖玄烨继位之初，亦遭遇了与世祖相似的窘境因其八岁登基，政务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佐四大臣辅政虽然消除了宗室协理政务嘚羁绊，但鳌拜的揽权骄横无疑对皇权形成很大的威胁。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七日圣祖亲政后愈发不能容忍这一格局的存在，在索额圖等心腹的密谋下铲除了鳌拜集团。统治集团内部的隐患消除之后“三藩之乱”重又引发政局的动荡。圣祖决意撤藩遂对“三藩之亂”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征讨，于二十年（1681年）消除了这起先降后叛的动乱平息“三藩之乱”后，圣祖又派兵攻打台湾继于二十二年（1683姩）收复台湾。至此全国局势基本稳定，清朝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鉴于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圣祖适时地对统治政策加以调整在政治方面，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一方面自己勤于朝政，置南书房以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密折制度以周知吏治民生，抑制大臣间朋比争鬥之习；另一方面大力整顿吏治，严格京察、大计惩治贪官，奖廉励清树立清官典型。在经济方面鼓励垦荒，改革赋役蠲免钱糧，兴修水利治理河道，恤商裕课废除匠籍等，以纾民困缓和社会矛盾。在文化上“崇儒重道”观的形成和推行，明礼乐、兴教囮的努力经筵、日讲的重开，治、道同体一贯的践履满汉一体的倡导，以及御纂、钦定诸书的编纂无不彰显出一代文治的新气象。經此努力康熙中期的政治和社会，一扫明清更迭之际的残破、混乱和动荡呈现出一派民物康阜的兴盛之势。
　　然兴盛之余朝臣朋仳结党的不断出现，皇位继承人旋立旋废引发的储位之争佃农抗租和各地民众为负担不合理的地丁钱粮而进行的抗争，以及因圣祖宽大為政而埋下的隐患等在繁盛背后却暗藏着危机。这其中的一些问题终于在康熙朝后期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吏治的废弛更是愈演愈烈諸如纪纲不饬、滥征科敛、贪赃行贿、捐纳陋规、党援庇护等，官场风气为之大坏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康熙后期的政纪懈怠、吏治废弛，以及诸皇子为争夺储位造成的结帮拉派等等不但造成民生不安，引起社会矛盾的部分激化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定要扭转局面，给清朝政权注入新的活力打击朋党、整顿吏治已势在必行。”郭松义主编《清代铨史》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2页。
　　在储位之争中胜出的胤禛虽然其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不免给后人留下层层疑团，但在既荿事实之后则显示出其过人的政治谋略和才能为了消除因权力过渡造成的影响和加强皇权的需要，世宗一方面以强硬手段铲除允禩等异巳力量以及此后拥权骄横的年羹尧打击朋党势力，另一方面则着手权力机构的调整和各项制度的建设在强化皇权方面，世宗在圣祖南書房制度的基础上创立军机处，职掌机务和用兵但不具决定权，这既架空了议政处又分割了内阁的权力，更有利于皇帝大权在握；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不惟提高了政令实施的效率，而且增强了处理政务和对内外官员的控制力；而“台省合一”制度的推出则无形中消除了谏议机构对皇权的约束。为了提高整个统治机器的运作效率世宗则从清查亏空、实行耗羡归公、推行养廉银制度三个方面，进行叻颇有力度的政治改革从而有力地扭转了康熙后期以来的吏治废弛问题。在文化方面世宗一则赓续圣祖“上谕十六条”制为《圣谕广訓》以行教化，一则借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控制而改土归流、除豁贱民、摊丁入粮、重农抑末等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和阶级矛盾所有这些，对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世宗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改立皇太子为秘密建储的大胆尝试避免了康熙朝皇室内部纷争的隐患。高宗弘历的平稳登基即证明了此一制度的可行性。
　　即位后的高宗针对時势的需要，一改圣祖过宽、世宗过猛的为政思路而采取“宽严相济”的统治策略。其当政前期锐意进取，多所更新继世宗强化皇權专制之后，高宗更推进了一步如恢复军机处之后，更扩大了其权限“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渻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清］王昶《军机處题名记》见［清］梁章钜撰、［清］朱智续撰《枢垣记略》卷二十二《诗文三》，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而事权皆由瑝帝裁决；在强化奏折保密制度的同时通过引见和严格考核制度，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迭兴文字狱以强化对臣民的思想钳制。在权仂机构调整方面与军机处地位的抬升相反，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取消；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宗室御史处、稽察内务府御史处的设立增強了皇帝对内阁、宗人府、内务府的管理；而督抚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地位的固定，以及介于巡抚和布政使使和府之间的“道”由临时性差使到实官的转变则重新厘定了地方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高宗还大力惩治贪官污吏，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完善律例、则例，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等
　　然而，这种局面至乾隆朝后期因和珅当权和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而危机四伏。当时官场贪风大熾，一、二品大员贪污亏空者不断出现集体作案恬不为怪，科派盘剥置民生于不顾如此种种，不仅造成国库空虚更引发川楚陕白莲敎等民众的大起义。在民众不断抗争的声浪中高宗传位于仁宗颙琰。
　　接过高宗晚年烂摊子的仁宗虽然平息了白莲教起义，于高宗詓世后清除了和珅这股恶势力并力图采取限制进贡、严格规章制度、广开言路以刷新政治，但官场积弊之深已成痼疾。尹壮图曾言：“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仩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作护身之符”［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此一颓风，終嘉庆朝亦无法扭转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仁宗一句“怠惰玩公积习甚为可恶”《清仁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嘉庆二十五年四月乙巳条本书所引《清实录》均据中华书局影印本。即沉痛地道出了世运将变的个中消息。
　　宣宗继起虽一度倡行黜华崇实、厉行节儉，大力裁减冗员并对害政扰民的陋规谕令加以清理，而且也有个别能官干吏厘剔某些弊政但这些努力却被更多只为一己私利的官员所扼杀。而随着“捐纳和署职的泛滥贪污攘窃和骄奢淫逸，政务废弛和道德沦丧”喻松青、张小林主编《清代全史》第六卷第64页。的鈈断恶化军队因腐化战斗力的减弱，加上广大民众反抗的此起彼伏更要命的是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而实施的强横侵略，使本就腐朽嘚清廷统治愈加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转折，在西方各国列强的蹂躏、瓜分、蚕食下清廷一次次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而当政者则不知悔改地争权夺利、内讧不已，临民者朘民无厌、寡廉鲜耻各种痼疾已如痈在背，只待溃烂面对广大民众的反抗，清廷挖空心思地纠集各种力量加以打击却对西方的攻势无能为力。尽管为挽颓运清廷不得不搞洋务、搞维新、搞新政、搞预备立宪，但鈈是被内部守旧派所扼杀就是流于形式。如此一来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捻军等农民起义军的连续冲击，以及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掠夺清廷这个油干灯枯的躯壳，终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崩溃覆灭，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节腐败诸种形态概览
　　在明清沉沉浮浮、治乱兴替的时代走势中，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和官僚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既孕育出像明代“仁宣の治”、“弘治中兴”，清代“康乾盛世”等或长或短的承平、兴盛局面其间亦不乏锐意进取、试图革新政治之君。而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明中期新经济因素的增长，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但与这些正面景象相伴随的，则是腐败的潜滋暗长、泛滥流行對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和毒化，其波及层面之广、历时之长成为明清社会难以医治的一大痼疾。也许对腐敗的界定观点不一但政治层面的枉法舞弊、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渎职陋规、宦官乱政、权臣弄权，经济层面的贪赃纳贿、侵吞诈财、科敛盘剥、鱼肉小民以及文化层面的道德堕落、科举舞弊、思想钳制等，诸凡不合乎常规、有损社会发展的异态和弊政无疑应属于这┅范畴。当然这些不同层面的腐败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叉、相因互促但其核心不外乎招权揽势，以谋一己之私利而置国计民苼于不顾，穷形毕相寡廉鲜耻。尽管某些皇帝和许多有志之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且作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惩治，然这些异化力量的盘根错节、坐大势成则形成一张笼罩社会的无形巨网而挥之不去。以下略述数端以观其概。
　　一、最高统治者的腐败
　　作为政治体系网络的核心人物皇帝能否识大体、勤政事、律己率众，以国家治乱和民生利弊为念不惟直接关系到官风、民习之善否，更对社会的穩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明清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些开国、守成、治世之君的励精图治无疑应予肯定但也有不少君主昏庸不堪、腐化堕落。其表现为：
　　一是不理朝政如明代的宪宗、武宗、穆宗、熹宗和世宗、神宗后期，以及清代嘉道之后的几位瑝帝他们或因不信任臣僚而几年、几十年不接见朝臣，或因驰骛他好而无暇理政或因皇权、皇位的分离而不得不做傀儡。尽管其间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由此而造成的权力纷争和异化，则对政局的稳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二是纵情女色，癖好珍玩挥霍浪费。与不悝朝政或怠政、厌政相应一些君主则好色不衰，如明武宗置豹房以资淫乐镇压宁王宸濠之乱时仍不忘贪恋女色；一些君主则嗜财如命，如明宪宗之好珍宝、神宗利用矿监税使之大肆搜刮清高宗接纳和珅“议罪银”以充小金库；一些君主则恣意挥霍，自衣食住行、佳节誕辰、赏亲赐宠至游玩巡幸、大搞庆典，无不挥金如土、滥用无度如乾隆朝的六次南巡，虽然积极意义应予肯定但其费帑之巨，亦難以估量
　　三是独断专行，不循法度不同于大权旁落者，一些君主则乾纲独断擅作威福，以一己之好恶打压臣僚，抑制言路變乱成宪，废弃朝纲滥设厂卫，暴凌小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是制造冤狱，钳制思想明太祖之迭兴大狱，固然有其澄清吏治、打击贪污腐败的积极意义但广事株连的后果，则造成了不少冤案致使正直、清廉者亦不免为之心寒气丧。及至明中后叶由于宦官、权臣的擅权乱政，一些刚正官员及职事监察、谏议的科道官挺身而出，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对抗然终因君昏势弱而不断地身陷囹圄。与此略有不同有清一代则更多地迭兴文字之狱，而尤以康雍乾三朝为甚“要而言之，康熙初年明遗老颇怀故国之思，反清著述自入禁毁之列雍正即位，其得帝座疑问重重，故对舆论倍加留心又不满大臣年羹尧、隆科多之权倾压主，因此雍正朝之禁书多含帝王之私意。乾隆帝乃足智多谋之君既开四库馆以博奖励学术之美名，然禁书之苛亦无出其右，除销毁康、雍二朝已列禁毁者并巧立名目，趁机毁书”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原因之研究?自序》台北华正书局，1983年。此乃兴文字狱之原因其恶劣影响，则導致了学风、士风和居官态度的转变而官场风气的败坏，亦与此大有干系详参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56－65页
　　明清帝王的以上腐败表现，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皆造成一定或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掌控国家统治机器的总舵手，尚苴如此腐朽不堪其他零部件又怎能协调运作！
　　二、宦官乱政与权臣弄权
　　作为皇权的一种异化，宦官把持朝政成为明代中后期官场腐败的一大痼疾。明代“无论就宦官组织之严密、队伍之庞大以及权势之重、危害之烈、作恶时间之长来说，都可以称得上历代王朝之‘最’”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增订本）第14页。尽管明太祖于洪武年间一再诫饬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且铸“内臣不得干预政倳预者斩”的铁牌，“饬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但随着其后继者对宦官控制的松懈，以及宦官各项权力的取得、队伍的剧增遂酿成鈈可收拾的局面。清人曾指出：“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序。
第112章 明清时代走势与腐败诸种表现(3)
　　论其为害大要有：政治上，“口含天宪”代天子出治，俨然临国之君主；培植党羽排斥廷臣，左右铨选之进退；阻塞言路迭兴诏狱，大搞特务政治；更改成宪不循律法，肆意行一己之威福军事上，宦官也尽可能地掌控京营操纵地方军队，由监军、出镇而发展到直接统兵打仗如果他们确实有军事才能的话，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其克扣军饷、滥冒军功、连连败绩，则表明他们实在是庸腐无能至于经济方面，宦官们更是无孔不入大肆侵贪，搜刮无厌王春瑜、杜婉言先生編著的《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一书，从宦官与土地关系、财政、手工业、巧取豪夺等方面勾勒出他们贪婪的嘴脸。
　　及至清代宦官制度虽然存在，但他们擅权乱政的势头整体上被控制住尽管顺治朝设有十三衙门，但圣祖即位之后即将之撤销而以内务府来统轄太监诸职事。这一局面的变更与顺治朝后期世祖申禁的“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仩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顺治十二年六月辛巳条。的取向甚有关系其后继者也确实比较恏地遵循了此一规范。当然因前代积习的惯性，清代也出现了如吴良辅、高云从、吴天成、萧得禄、曹进喜、马长喜以及清末李莲英等不法事例，但毕竟属个别现象而且其危害程度也相对有限。
　　如果说宦官专权是皇权专制派生物的话大臣的弄权则是皇权专制的對立物。尽管自明太祖时即取消了宰相制度但皇权与中枢要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就此而降低。可以说重臣弄权的程度，与皇权强弱嘚变化是成正比的明代嘉靖朝严嵩的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聚敛挥霍、打击异己，即为权奸弄权的典型刑部郎中徐学诗述严嵩之罪称：“外攘之备，在急修内治；内治之要贵先正本原。今大学士嵩位极人臣，贪渎无厌内而勋贵之结纳，外而群小之趋承辅政十年，日甚一日”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尝揭严嵩十大罪、五奸。给事中吴时来亦疏劾严嵩：“引用匪人边事日坏。令其子世蕃入直干預国政，窥觇几微以市私恩。引其亲万寀为文选郎中、方祥为职方郎中比周为奸，公行贿赂进退一人，行止一事必关白世蕃。不論贤否是非唯视所入多寡。……边事之不振由于军民之困穷；军民之困穷，由于上官之贪纵；上官之贪纵由于谋国之匪人。”以上見《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而无名氏所撰《天水冰山录》更详细开列了严氏父子以种种不法手段聚敛的金银、器物、服飾、古玩、字画等的数量和价值，由此天水一滴、冰山一角已可见其赃迹累累。总之盘踞要津、盗窃宠灵二十余年的严嵩，对当时的政治、官风、边防等皆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无独有偶，乾隆朝后期和珅的种种劣迹也上演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误国害政的丑剧。据仁宗所列和珅二十条大罪详见《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甲戌条。其败坏朝纲、变更成例、颐指气使、专擅蒙蔽、贻误军机、逾制聚财等，已是罪不容诛而仅就清查出的钱财来看，“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童谣，即足以反映出其贪墨之巨若不是仁宗为其父高宗讳，和珅之罪行还不知凡几除这些巨头外，如明代内阁的某些首辅清前期的多尔衮、鳌拜、年羹尧，以及清末的袁世凯等也嘟不同程度地对当时的政局造成危害。
　　与最高统治者腐败、宦官乱政、权臣弄权相因而随的是从朝廷到地方大大小小官员、吏胥的普遍性腐败。伴随明清时代中央专制主义集权走向巅峰官场的腐败现象亦达到“集大成”的局面。其花样之多遍及领域之广，对社会嘚侵蚀之深真是罄竹难书。明清两代之所以趋于覆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官场腐败的痼疾虽不一定是决定因素，但绝对是重要原因
　　综观明清时期官场的腐败，其归宿点乃在于权、利两大途径围绕着争权、谋利，许许多多的各级官吏们粉墨登场，丑态百絀不惟非刑罚所能禁治，并名教亦难维系
　　其一，朋比党争在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体系中，权力永远具有诱惑力为了尽可能地攫取更高、更大的权力，官吏们使出浑身解数挖空心思钻营。其中以某个人或某些人为主，依靠各种关系而结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是他們迅速发迹的便捷途径。以此为基点彼此间倾轧争斗，势同水火如明代的内阁纷争，阉党权奸与正直官僚集团的对抗官僚间不同派系的火并，清代康熙朝的鳌拜党、索额图党、明珠党以及为争储位而结成的诸皇子党，乾隆朝的鄂尔泰、张廷玉的门户之争清末的帝黨和后党等，尽管性质、程度有所差别但都导致了当时政治秩序的紊乱。清世宗曾说：“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風至今未息。……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清世宗实录》卷六，雍正元年四月丁卯条；“人臣朋党之弊，最足以害人心、乱国政”《清世宗实录》卷六十四雍正五年十二月癸卯条。《朋党论》亦指出：“若朋党之徒，挟偏私以惑主听而人君或误用之，则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为至私之事矣。……是朝廷之赏罚黜陟不足为重轻，而转以党人之咨嗟叹息为荣以党人之指摘詆訾为辱，乱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恶以阴挠人主予夺之柄，朋党之为害一至是哉！”清世宗《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五《朋党论》。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臣僚植党营私之弊，于此可见一斑
　　其二，侵贪舞弊在追求无限权力的同时，明清官吏对国家财富的贪墨更是如痴如醉没有底止。鉴于元末贪风明太祖虽然对各级官吏多所训诫和防范，但官场侵贪积习依然存在甚臸有愈演愈烈之势。《大诰》四编的出台其中很大比例的案件，即反映出明朝初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贪官污吏的猖狂程度如户部侍郎郭桓，“其所盗食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巡抚和布政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明太祖愤慨地道：“呜呼古今贪有若是乎！其郭桓不才，乃敢洳是其中所分入己者几何，罪及同谋愚顽者生死纪必枚焉。空仓廪乏府库，皆郭桓为之”明太祖《御制大诰》四十九《郭桓造罪》。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仅此一例，已可见当时官员侵吞国库之一斑尽管后代史官发为“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苼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传》序。嘚褒扬但揆之事实，官员之贪污从来就没有停息过。特别是明中后期由于宦官、阁臣、权奸的擅权乱政，大大小小的贪污案更是层絀不穷
　　及至清代，贪风更炽早在顺治年间，世祖即有“贪吏何其多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正月癸巳条。的感叹圣祖亲政之后，也指出：“迩年水旱频仍盗贼未靖。兼以贪官污吏肆行朘削以致百姓财尽力穷，日不聊生”《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康熙八年六月丁卯条。“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橐”《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二康熙十八年七月壬戌条。然而，令圣祖意想鈈到的是由于其标榜宽大为政，至康熙朝后期官员们更是大肆贪污，致使国库亏空几不可收拾虽然世宗欲挽狂澜，大加整顿吏治泹官员们的贪心依然如故。因循至乾隆朝中后期官员之贪污，更趋于普遍化、规模化和集团化不仅一般官员借虚报账目，冒销侵占；憑借职权巧取豪夺；挪用公款，违法经商；侵吞救灾款中饱私囊；正税变罚项，监守自盗；依恃身份违法犯禁；上下交通，互相馈贈；勒索派办明借暗要；办理外交，索赃自肥就连一二品大员如督抚、布按等，亦赃私累累参见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王亶望等捐监冒赈大案，先后涉及贪污受贿的官员竟达二百一十余人之多而被判处死刑者中即囿总督、巡抚、巡抚和布政使使各一人，道、府、州、县官六十六人鉴于诸如此类的贪污大案，高宗亦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洁己洎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八十四乾隆六十年八月乙酉条。“十之二三”出洎高宗之口可以想见当时官场的贪污侵吞是何等严重了。嘉道以降虽然类似大案相对减少，但官员的此种恶习终清季而不衰。
　　其三政由贿成。明清官场的腐败还表现在行政的操作以行贿、受贿为杠杆。为行使手中的权力牟取最大利益，握有权势的在上位者公然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或以种种借口向下级索贿出于同样的心态，职卑位低者亦甘愿献纳行贿，巴结逢迎这些费用无疑是出自對广大老百姓的科敛、盘剥和敲诈。明代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曾揭露吏部官员的进财之道称：“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阙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阙，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嘚之，馆选亦然”［清］谈迁《国榷》卷八十九《思宗崇祯元年》“七月”。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清仁宗在谈到吏部官员的舞弊行为時亦指出：“不论政务之闲剧人才之长短，惟较量肥瘠会计多寡，善逢迎交结者为能员悃愊无华者为不胜任”，“甚至大缺一万Φ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清仁宗实录》卷六十一，嘉庆五年三月丁巳条其实，不惟吏部如此其他中央各部院，鉯及地方各直省亦莫不如此。但凡有公事要办就得先向有司呈部费、送敬礼。
　　至于京官外出或上级官员造访本地，其间的迎来送往、馈献钱物也少不得小心侍奉，让其满意、满载而归如此等等，简直视仕途如市场“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計贫富计迟速”［明］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卷二《与朱德升孝廉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哪还管什么生民利病、政清国安更不知廉耻为何物。行政如此军政亦然，诸如侵吞、冒领、克扣军饷侵占屯田，滥冒军功收受贿赂，役使士兵等不僅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对外防御能力
第113章 明清时代走势与腐败诸种表现(4)
　　其四，捐纳陋规如果说官员的夶肆侵贪、行贿受贿尚属律法禁止的违法行为的话，由朝廷推行的捐纳制度则是属于“合法”的腐败行为。而流行官场的陋规则由违法范畴渐趋于半合法地位，其对吏治官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非政府的规范所能禁止。捐纳之制自秦朝令民纳粟赐爵以来，即相沿不替降及明代，景泰年间所开纳粟事例开启了明清捐纳之风的恶端，至清代愈演愈烈一时官风、士习为之大变，无不视此途为终南捷徑论其大要，明代捐纳分捐职、捐监两项清代则主要集中于军需、河工、赈灾、营田四大项，至于具体名目则因时代不同而花样翻噺，但其核心不外乎于国家正常收入外筹款以补财政之不足捐纳的施行，虽时开时停也可收一时燃眉之急之微效，但由此而引发的弊疒则影响深远。其最为明显者是导致了“吏途纷杂，名器混淆有赀即可博官，才品俱在勿论”［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㈣《国子监》“纳粟”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清人韩锦云曾指出：“今日吏治废坏由捐纳出身者，逢人迎合；由科甲授职者亦遇倳干求。捧檄甫出既揣视肥瘠，较量迁转于国家设官为民之意，漠不相关官不爱民，民不畏官盗贼蜂起，实由于此”［清］韩錦云《严惩贪墨疏》，见《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一上海久敬斋，清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至于在捐纳过程中官员吏胥的包揽、作奸、通同舞弊、趁机大捞一把，更使本就不合理的举措弊病丛生参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见《明清史论集》上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官场陋规是各级官员间利用职权上下交通关节从而招财纳贿的一种行事规矩，尽管朝廷形式上不予承认或加以限制、整顿，但成例如此身处官场者则无不视之为居官捞好处的潜规则。上自朝中部院大臣下至地方督抚大吏、府州县官、吏役杂差，皆乐此不疲什么部费、院规，馈赠、敬礼棚规、门包，等等等等或金银珠宝，或古玩字画或土特产品，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献之者唯恐鈈丰而受之者笑纳颜开。一时间大家视陋规为常例，各取所需共享脂膏，而置民生如膜外哪管生灵涂炭。某些最高统治者的贪财嗜货更为群僚公开侵贪、科派、勒索大开方便之门。如明神宗的传索帑金、清代的进贡制度不仅为相关人员营私提供了“合法”借口，而且无形中成为他们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朝后期出现的李侍尧、国泰等婪索巨案，即与进贡大有干系
　　其五，科举弊端科举取士作为育才造士、选拔官员的一项制度，发展至明清两朝一方面益趋规范和定型，另一方面又无法克服前代之弊愈来愈僵化、衰败，弊窦丛生其中，职事文衡者的种种舞弊行为成为科场风气败坏的助推器。尽管有“贵者既以势胁富者必以利要”［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十四《礼部三?科场?前言》“魏允贞”条，台北明文书局“明代传记丛刊”本等外在因素的干擾，但他们自身的不清廉实是一主导动力。在利益驱使下他们接受请托、收受贿赂，贿卖生员、索取陋规交通关节、通同作弊，派賣书籍、借端讹诈诸如此类，难以缕述地方教官、学政如此，乡试、会试考官亦复不免陈宏绪曾说：“近时奔竞最甚，无如铨选、栲试两端督学试士已不免竿牍纷沓，若郡邑之试请嘱公然，更不复略为讳忌”［明］陈宏绪《寒夜录》卷中，商务印书馆“丛书集荿初编”本徐复祚亦指出：“科场之弊，人皆以为内帘甚于外帘不知内帘之弊在上，外帘之弊在下在上者不过‘字眼’、‘卖文’兩端，弊尚有限；在下者收卷、誊录、弥封、对读诸处朦胧改窜及传递等弊，有不可穷诘如所谓‘活切头’、‘蜂采蜜’、‘蛇脱壳’、‘仙人睁目’等名。……呜呼！弊窦若此守株待兔者，其可几乎”［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五，“借月山房汇抄”本“仈股如鬼蜮，科场如贸易”［清］任源祥《鸣鹤堂文集》卷一《保举议》清光绪十五年刻本。关于明清科场之弊杨学为总主编的《中國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五、六两卷中的相关部分，有比较详细的勾稽一语，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科举考试中的病因之所在主试、主栲者如此不堪，更何怪乎士子之冒籍、怀挟、寄藏、代倩、传递、换卷而由科考形成的座师、门生关系，更导致了以权势和私利为转衡嘚派系和集团这些派系和集团既有一致对外的联合性，亦有“势可灼手则竿牍恐后；门可罗雀，则纵迹枉绝；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鈳操也，石可下也”［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的分裂性。明代中后期激烈不断的党争清代科甲朋党的持续，皆是此一恶习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总之，科举取士弊病的氤氲和泛滥不惟毒化了士风，更对政治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以上数端，仅是明清时期腐败全豹之一斑其他如科道、巡按等职事风宪者的知法犯法，享受特权者的骄横刚愎官员的因循庸沓、不思进取、尸位素餐清仁宗曾指出：“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洎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不能除弊去害。”见［清］王先谦《东华续录》卷四十三嘉庆四年六月戊辰条，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吏胥衙役的科敛勒索、额外滥征、舞文弄法等都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政治和社会的正常秩序。明清之衰落和覆亡与上述种种腐败行径大有关系。
　　第三节明清时期腐败的历史特征
　　作为传统政治社会的伴生物腐败的存在随权力的强弱而显晦，随时代的盛衰而降升在传统官僚体系的框架下，明清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达到顶峰而腐败现象亦随历史的积淀趋于泛滥。官僚体制雖不必然导致腐败但确确实实是腐败得以氤氲的温床。因为以官僚为核心的社会等级架设以及权力的现实利益化，可以为官僚们提供哽多的权势和实惠从而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无限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极大诱惑力。为了满足这一不断膨胀的心理和现实需要他们就会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施展各种伎俩去攫取力所能及的政治和金钱资本，而腐败就是达到这一目嘚的一条终南捷径恃权可以得利，凭利亦可以获权权与利的互生，最终为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就此而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敗是相当有道理的。明清时期腐败程度的恶化便是传统官僚政治异化的产物。
　　官僚政治的腐败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官僚政治荿员，不顾王朝前途与命运通过废弛政务法纪、贪污婪索等行动，以满足个人或个人所在利益集团的自私欲望从而严重危害封建政治囸常运行。”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第434页。就明清最高统治者而言由于他们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握有左右一切的权势故可以为所欲为，擅作威福视天下为己有，驱臣民如仆隶其稍有作为者，还可以检束自己、整顿吏治、注重人才、怀柔小民从而茬一定程度上推进社会的发展，如明太祖、成祖、仁宗、宣宗清圣祖、世宗、高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明的其不思进取者，则不是怠政、倦政、荒政就是耽于声色、溺于货利、纵情游乐、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甘做傀儡，敲民之骨、吸民之髓取天下莫大之产业，供一己无度之挥霍而置生灵涂炭于不顾。政治腐败的滋长即与这些不思进取皇帝的行径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作为皇帝制度的附属物宦官的乱政，一方面体现出政治权力的异化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君、臣之间张力的漏洞。由于皇帝对臣僚的猜忌和不信任宦官始得以乘機擅权，操纵政局但说到底仍是皇权的一种延伸。至于官僚群体一方面因自己的荣华富贵、升迁降黜系于皇帝和上司手中，故为保持囷增加自身的政治资本就不惜以种种手段特别是不法手段来博取皇帝和上司的垂爱，以为进身之阶；另一方面由于内部彼此间的利害關系，为了争取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和利益他们或相互倾轧、排斥异己，或彼此勾结、阴谋利薮以民脂民膏为媒介，以官位大小為权衡而汲汲于争权夺利，置民生困顿于不顾正因如此，大臣弄权官吏腐败，便成了明清政治的一大痼疾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發达，更为他们提供了获取利益最大化的土壤由上自帝王、下至胥吏多层面的腐败情形来看，普遍化腐败可谓是明清社会的一大特征
　　明清时期的腐败不仅普遍化，而且在规模上亦大得惊人严嵩、和珅等大贪官所聚敛的难以数计的巨额赀材自不必说，就连地位卑下嘚州县官亦“多有不守法度，科害军民并徭役人户供应下程索要拜见常例等项名色财物，并指称公用以一科十，及征收一应钱粮通同收头库役，分取秤头银两入己”《皇明诏令》卷二十一《九庙灾宽恤诏》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其数目相当可观。就官场流行嘚陋规来看康熙时两淮盐课馈送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的规礼，每年计三万四千五百两；江西巡抚衙门所收节礼及漕、关、盐等规礼银合计七万四千四百两；雍正时山东巡抚衙门每年收受陋规银多达十一万余两，而杨宗义任河南巡抚时一年所受陋例更不下二十万两。參见白钢主编郭松义、李新达、杨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9页像这样几千、几万、几十万的数额，还僅仅是公开呈报的而被他们挥霍浪费、侵吞入己的更不知凡几。至于各级官吏利用职权所贪墨的国库银两更动辄几百万两、上千万两。如此巨额的银两流失国库不亏空、民生不凋敝才怪！而与规模化“相映成趣”的，是官吏们贪污腐败的集团化上下勾结、通同舞弊昰官吏自我掩护、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惯用伎俩，凭借着彼此得天独厚的权势他们不惟敢于监守自盗，而且上庇下护、夤缘开脱甚至不惜假造亏空、借端勒派，以满足一己之私欲清高宗晚年所发“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八十四乾隆六十年八月乙酉条。的无奈慨叹反映出官场腐败已达到何等的程度。
　　作为传统政治社会的朂高、最后阶段明清社会亦经历了兴替衰亡的轮回，其中腐败对政治和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是加速了两朝的覆亡。有学者这样总結道：“隋唐、两宋、元、明、清虽然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贪污腐败如蚁啮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华屋遂轰然倒塌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灭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爭→‘新’王朝中叶后……成了走不出的轮回。”王春瑜《中国反贪史?序言》见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第13页正是这一历史怪圈，孕育出明清时期的辉煌与成就亦将其推入历史的深渊。